歌德1749年8月28日出生于法兰克福镇(位于现在的黑森州)的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曾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法律，也曾短时期当过律师。他年轻时曾经梦想成为画家，在绘画的同时他 歌德也开始了文学创作。但是在他看到意大利著名画家的作品时，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与那些大师相提并论，于是开始专注于文学创作。1775--1786年他为改良现实社会，应聘到魏玛公国做官，但一事无成。1786年6月他前往意大利，专心研究自然科学，从事绘画和文学创作。1788年回到魏玛后任剧院监督。 歌德是德国狂飙运动的主将。他的作品充满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反叛精神，在诗歌、戏剧、散文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未完成的诗剧《普罗米修斯》和诗剧《浮士德》的雏形《原<浮士德>》，此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和评论文章。 歌德在魏玛市的最初十年，歌德埋头事务，很少创作。到意大利后，他陆续完成了早已开始的一些作品，写出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和《哀格蒙特》等作品，也写了《塔索》和《浮士德》部分章节。 歌德晚年的创作极其丰富 ，重要的如自传性作品 《诗与真》、《意大利游记》、长篇小说《亲和力》和《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抒情诗集《西方和东方的合集》，逝世前不久，又完成了《浮士德》第二部。这些作品表现了歌德重视实践、肯定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思想，说明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比前一时期有所增长。 《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尤其突出的表现了歌德晚年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新发展。 1832年3月22日，歌德病逝。他的临终遗言是：“给我更多的灯吧。”，这体现了他作为大文豪的乐观精神。歌德是德国民族文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提高到全欧的先进水平，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歌德1749一1832年 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布，家境富裕，从小受文学熏陶，然而兴趣却是多方面的；他除了有诗歌、戏剧和小说等创作外，还是一位科学家，在解剖学和植物学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写作上。 1774年，歌德的浪漫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问世，轰动了文坛，他也因此名闻欧洲的文学界。歌德最著名的作品是〈浮士德〉，还是一部颇富哲学意味的诗剧，描写一个屡遭挫折，但仍然坚信正义和善良的人的故事。〈浮士德〉分成上、下两部，从构思到完成，前后共经历六十年。诗剧反映的是人类追求生命意义的伟大精神。也由于此书，奠定了歌德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剧作家、诗人、思想家。歌德除了诗歌、戏剧、小说之外，在文艺理论、哲学、历史学、造型设计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歌德是魏玛的古典主义最著名的代表。当时以莱辛为代表的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潮正孕育着一场更大的运动，即德国文化思想史上有名的“狂飚突进”运动，歌德以他有力的创作成果投入了这一运动，并成为前期的主要代表，这一时期他的力作是：“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的历史剧《葛兹·封·伯里欣根》；以个性自由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冲突为主题、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希腊神话为题材，通过对天神宙斯统治宇宙的权威的否定，表示向统治人间的封建暴君宣战的抒情长诗《普罗米修斯》等。这些作品具有冲决一切封建罗网的气概，充满着叛逆和反抗精神。
可小莲LV1 2013-04-05歌德1749一1832年 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布，家境富裕，从小受文学熏陶，然而兴趣却是多方面的；他除了有诗歌、戏剧和小说等创作外，还是一位科学家，在解剖学和植物学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写作上。1774年，歌德的浪漫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问世，轰动了文坛，他也因此名闻欧洲的文学界。歌德最著名的作品是〈浮士德〉，还是一部颇富哲学意味的诗剧，描写一个屡遭挫折，但仍然坚信正义和善良的人的故事。〈浮士德〉分成上、下两部，从构思到完成，前后共经历六十年。诗剧反映的是人类追求生命意义的伟大精神。也由于此书，奠定了歌德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我重新走进学堂成为一名学生、捡起久违的语文课本时，心情是十分激动的，这不仅意味着我可以重温儿时的梦想，而且意味着我得到了一次充实自我的机会。然而，面对细腻、优雅的汉语言文字，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典籍，在兴奋之余，年届不惑的我也不禁暗自担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否能够学好这门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如果要学好这门课，只有明确了主攻方向，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我们学院的宗旨是为了加速四化建设，培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的，具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经济师、会计师。我们的学习必须围绕这个中心，由此我们学习大学语文也应该以此为立足点并结合自己的专业。为此，我将学习的方向确定在：首先，要进一步的学习、掌握好汉语言文字，提高文学素养，打好写作基础。其次，扩大知识面，学习借鉴一些历史教训，领悟一些思想和工作方法。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思路，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觉得获益匪浅，感受颇多。下面就谈谈我学习《大学语文》所得、所感。从最早有记录的汉语文字殷商甲骨文一直到现代，随着3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汉语言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通过大学语文课，我得以比较全面的接触祖国的文字遗产，使得我对于祖国优美的文字、灿烂的文学成就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从先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到现代文化的各类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是我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智慧的结晶和产物，经过岁月的凝练和升华，代表着汉语言的魅力和水准。透过学习、欣赏这些前人的优秀作品，我学习到许多汉语修辞和结构方面的知识，使得我懂得如何更好的选择、运用词汇来准确的描述事物、恰当的抒发情感。比如朴实无华的《项脊轩志》(归有光），展现如何通过一些普通的琐事来抒发真挚的感情，大气磅礴如辛弃嫉，巾帼不让须眉如李清照，雄辩滔滔、感请充沛的贾宜（过秦论），华丽优雅如司马相如，拳拳报国如范文正（岳阳楼记），愤世嫉俗如杜少陵。“文以载道也”。我们国家历来就有文、史、政不分家的传统。作为古老文明的载体，一篇篇经典诗词文章清晰的呈现出祖国的发展历程、历史的前进脉络。正是在通过学习《大学语文》的过程中，使得我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同时也接触、学习到了相当多的历史、政治、哲学知识，甚至做人的道理、管理的理念等等。有人云“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比如学习《秦晋崤之战》，让我不仅看到秦穆公不听忠告，听信谗言，骄纵轻敌导致失败的教训，还看到他对于失败敢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风度；学习《燕昭王求士》使得我懂得四化建设需要千千万的仁人志士，而且仅有思贤若渴的愿望还不够，必须要拿出求贤的具体办法和行动来，不然贤士门是不会聚集在四化建设的大旗下的；《谏逐客书》告诉我们干工作，一定要团结同志，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宗派主义，更不能妒贤嫉能；《召公谏历王弭谤》告诫我们广开言论与压制言论将引起两种不同的结果。大到国家的政策小到公司内部的制度，只有允许人们自由的评论才能不断完善；《谏太宗十思疏》让我们懂得谦虚谨慎、戒骄戒奢的重要性。特别是透过一些经典古文名篇，结合自身的经历，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在那些黑白颠倒的岁月里，文字成了灌输、攻击的政治工具，祖国古老、灿烂的文学艺术被不加区别的冠以封建糟粕加以否定、鞭挞。这种对传统文化片面的绝对否定，所造成的人文精神上的伤害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所受到的最严重的伤害之一。然而，正是通过学习大学语文我得以比较系统、正规的学习一些儒家经典。在这些古老文章中透出的智慧，在今天对我今天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对国家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比如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卫灵公》），能面向所有学生，不分贫贱、地域，一视同仁。这在今天恐怕都是我们这个社会要追求的目标；比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提醒我们要善于根据学生实际相机而发，注重引导学生去“乐学”；比如孟子说“夫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不正是这种对国家、社会强烈的责任感，激励着千百劳动人民积极投身到四化的建设中去的吗？有人形容人的无知时说到：“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那么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可以同样形容那些无知的人：“中国人不知道孔子”呢？当然，有得必有失，在我提高文学修养，丰富自身知识的同时我失去了什么呢？回顾这一段的学习，我想我失去了许多家人团聚的机会，失去了一些球场上的欢乐。但是，我不感到后悔，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确实充实了自我。世上有什么东西比知识更有价值呢？
经典文学作品赏析论文怎么写？一个字，抄。经典文学的赏析论文太多了，如果自己写不出独特的观点出来，干脆找几篇赏析文章拼凑一下。正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A．G．斯蒂芬斯：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奠基人 论文摘要：评论家A．G．斯蒂芬斯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他向澳大利亚国内介绍欧美同时期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他提携了国内众多的作家。在其大量的编辑手记和专栏评论中，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问题，如澳大利亚文学的创作标准和文学民族化以及文学经典等。他对这些问题的创见性认识奠定了他在20世纪初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的地位：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奠基人。 论文关键词：A．G．斯蒂芬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标准；文学经典；文学民族化 在短短一百余年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评论家A．G．斯蒂芬斯(AlfredGeorgeStephens，1865—1933)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位饱含民族主义激情的文学评论者，A．G．斯蒂芬斯提携了众多与其同时代的澳大利亚作家和诗人，向其国人推介了许多同时期的海外文坛作家，并终其一生坚持倡导其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普遍标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澳大利亚文学指引了明确的方向：文学创作的民族化。然而，他的努力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人误解和忽视。不过，他毕其一生的努力为他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一位坚毅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学旗手。 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利安·坎垂尔(LeonCantrel1)在其1978年整理出版的《A．G．斯蒂芬斯写作选集》(A．G．Stephens：SelectedWritings，1978)一书中这样评论斯蒂芬斯：“澳大利亚产生这样的一位知识广博的评论家还是尚属首次，他深谙文学创作的标准，并且从不慑于将它援用到文学评论中去”…”，“他的批评与编辑工作，尤其是通过悉尼《公报》杂志着名的红页专栏，成就了他在澳大利亚文学界无与伦比的地位”…；“从1890年到本世纪(20世纪)头几年走红的每一位重要的澳大利亚作家都在A．G．斯蒂芬斯的作品中被评论过”，“都与他有来往”…。另一位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汤姆·英格利斯·摩尔(TomInglisMoore，l90l—I978)则将A．G．斯蒂芬斯描述为“澳大利亚文学形成过程中最强有力的孤军”。这样的评价得到了澳大利亚着名文学评论家万斯·帕默(VancePalmer，1885-1959)的认同他认为，斯蒂芬斯的文学评论是给其同时代作家的“一份十分幸运的礼物”。这些评论之所以给予A．G．斯蒂芬斯如此之高的地位，原因主要是：作为一位文学编辑，他慧眼独具、成竹在胸；作为一位文学评论者，他恪守标准、坚毅不拔；作为一位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他审时度势、洞察内外。 1865年8月27日，A．G．斯蒂芬斯出生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图乌姆巴(Toowoomba)，是家中13个孩子中的长子。父母均是英国移民，1863年在英国结婚后来到澳洲。1877年，A．G．斯蒂芬斯成为其父创建的图乌姆巴语法学校的第一位报名入学的学生。14岁时，他通过了悉尼大学的入学考试，第二年就跟随当地的一位印刷师当学徒。1886年，他从悉尼技术专修学校毕业后成功加入新南威尔士州印刷者协会。1888年，在从事印刷业和写作与出版的兴趣方面略有所成后，斯蒂芬斯回到北部，加入了昆士兰印刷者协会，并且担当起《金皮采矿者》(TheGympieMiner)杂志的编辑一职。由此，他开始了一生在澳大利亚从事新闻和文学工作的事业。 此后，他担任过多家杂志和报纸的编辑，其中，他供职最长的一家杂志是《公报》(hTeBulletin)，从1894年起到1906年11月，长达12年之久。1893年至1894年间，他用卖出自己所拥有的《阿耳戈斯》(TheArgus)杂志的股份所得，去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海外旅行。此次旅行加深了其爱国情结，使他成为慷慨激扬的民族主义者，并开始了他一生创立澳大利亚民族文学事业的活动。供职于《公报》杂志期间，他于1896年8月29日出版的新一期《公报》杂志中设立了着名的文学专栏“红页”(RedPage)。此前，此专栏只是该杂志前内页的新书介绍列表，有时附有简短的评论。“红页”专栏设立后，斯蒂芬斯将其改为周刊，一方面，它向读者介绍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它推介国内的文学新作。“红页”专栏很快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之窗”…。1906年11月，由于与当时的杂志经理不和，他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公报》杂志。此后，从1907年至1933年他去世时止，斯蒂芬斯只是零星地供职于各家杂志和报纸，靠从事自由撰稿和演讲得来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斯蒂芬斯1894年结婚，婚后生有6个子女，家庭负担沉重。他于1933年4月15日去世，去世时负债巨大。 A．G．斯蒂芬斯一生着述颇多，其文论思想散落于他所编辑的各类文集的引言或杂志专栏评论中，没有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其成为l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奠基人和旗手的地位。他对文学创作、文学经典以及文学民族化的真知灼见时刻闪现在他那文笔精炼而又观点独到的字里行间。 一、A．G．斯蒂芬斯的澳大利亚文学创作标准论 自1788年首批欧洲白人移民定居澳大利亚后，有笔头记载的澳大利亚文学主要是殖民文学。一个世纪后的1888年，当移民们庆祝定居澳大利亚整整100年时，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活动不断风起云涌，此时的澳大利亚文学正处于一个由殖民文学走向民族文学的分水岭。1901年，澳大利亚宣布结束殖民统治，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国家。作为编辑兼文学评论者的A．G．斯蒂芬斯正生活于这样的年代。他以其敏锐的眼光提出了澳大利亚国内文学创作的标准论：澳大利亚文学必须有自己的普遍性标准(universalstandards)，那就是，澳大利亚的文学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或本土特色。A．G．斯蒂芬斯曾分别于1901年、1907年和1922年发表了三篇题为《澳大利亚的文学》(AustralianLiteratureJ、盯、II)的短论，专门论述澳大利亚的文学状况及其文学创作，并提出了自己对新兴的澳大利亚文学该向何处去的看法。 三篇论文的核心正是澳大利亚的文学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或本土特色。在《澳大利亚的文学(II)》一文中，他指出：“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文学繁荣是靠掠夺希腊的文学宝库而形成的。大批的形象、大量的情感以及众多的想法——所有从古典文学中重新发掘的财富都被那些中世纪的精英所利用。他们窃取了现成的笤帚。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其说是激发灵感的时期，倒不如说是一个大规模盗窃的时代。” 对澳大利亚而言，他认为，作家不能像欧洲白人前辈那样去窃取他国的文学经典，而应该“将已有的技法应用于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我们的作家可以在自己的新环境中去重复古老的故事——这是这个时代和澳大利亚所要求的全部。创新是文学的魅力，多变是艺术的调味品，因此一本书不经意地提及了金合欢树就给它打上了澳大利亚的印记”。还是在此短论中，斯蒂芬斯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学与另一国文学的不同在本质上只是因为地方特色不同而不同，而文学的激发手段仍然相同并且一直是占优势地位的。他很形象地借用酒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所有酒精带来的不同愉悦感仅仅是因为酒中所含百分之二的香料物质的不同，不同国别的文学也无外乎于此。法国白兰地与澳大利亚威士忌的不同也只是地方特色的不同。我们只能用新瓶装旧酒，如果我们酿了新酒，那还是古老的酒精给了新酒以酒效。“那么，我们就应该用澳大利亚来重述这个熟悉的世界，我们的文学才是澳大利亚的文学，才会成为世界性的文学。” 在有关澳大利亚文学创作标准的讨论方面，斯蒂芬斯评论的一个典型就是澳大利亚着名作家亨利·劳森(HenryLawson，1867-1922)。斯蒂芬斯曾多次撰文评论劳森及其作品，观点中肯。在评价劳森及其作品时，斯蒂芬斯认为，“作为澳大利亚作家的代表，劳森是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培育出的最具原创性和特色的澳大利亚作家之一”“，其作品的价值就在于他的作品是个人的、地方性的，体现了澳大利亚的价值，但其“卓越的澳大利亚特色削减了其作品的世界性文学的力量。他的眼界狭小。这也就增加了他对澳大利亚的诉求，但却降低了他对文学的诉求”。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斯蒂芬斯在用一种双重的文学标准衡量劳森，其实，斯蒂芬斯在用十分恳切的态度批评劳森及其作品，他意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眼界狭隘’的文学可以传播极为重要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而无需成为伟大的作品。依照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劳森显然失败了。但依照澳大利亚体验的最高标准，他的‘短处’和其功劳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作为一位澳大利亚作家，劳森对于澳大利亚读者来说，显然要比其他国家的作家更重要。这是因为劳森在用自己视野中的澳大利亚阐释这个为人熟知的世界，他的文学作品首先必须是澳大利亚的，然后才能成为世界性的。斯蒂芬斯在《澳大利亚的文学(III)》一文中指出，“尽管那些历史久远的国家自然而然在艺术的开发和对美的认识上比澳大利亚走得更远，但没有哪个国家的地方文学比澳大利亚的地方文学更具活力。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地方文学比澳大利亚的地方文学被倍加审视和珍惜”。由此，澳大利亚作家创作的文学首先就应该是具有本土特色或民族特色，这就是20世纪初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标准。 二、A．G．斯蒂芬斯的文学经典认识论 A．G．斯蒂芬斯的视野非常开阔，他总是用“向外看”的方法来“向内看”，引领澳大利亚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以，他非常留意国外作家及其作品。这些作家，无论是欧洲的还是美国的，如勃兰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罗伯特·彭斯、罗素、斯蒂芬·克莱恩等等，无一不在其审视和评论的范围。这些欧美作家的作品在A．G．斯蒂芬斯生活的年代有的虽然还未成为文学经典，但他利用“红页”专栏及时绍介，不吝提出自己的看法，言辞肯切。他认为，夏洛蒂·勃兰特“有着非凡的观察和分析力、颇为引人瞩目的才智，以及敏锐而带有强烈感情的语言天分……她的洞察力和行文能力使其成为天才”在评论罗素时，斯蒂芬斯认为罗素的行文风格就如其大脑一样玄不可测。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的作品《红色勇士勋章》，在他看来，更像是托尔斯泰和左拉的作品。他认为，斯蒂芬·克莱恩“意在呈现事物本来的面目，呈现本真的男女。他从不赋予其作品中的对象任何诗化的痕迹，从不使用花哨的修饰语，除非它能更准确地反映事实。他认识世界的能力与其语言表达能力相当：他的语言使其思想活灵活现”，但他“缺乏史诗般的理性，而想象力对于这种理性十分重要……他的思维太过靠近描写的对象；而它需要宽广的视角。他的小说都是些精美的图案或轮廓的描绘，与外在的世界断裂”。我们可以看到，A．G．斯蒂芬斯始终以批评者的眼光审视这些欧美作家。 关于文学经典问题，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会对其阐释一番独到的观点，A．G．斯蒂芬斯也不例外。在他看来，诗歌中的时尚就如同服装中的时尚一样，但不同的是，在诗歌领域，我们的祖辈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荷马、但丁、弥尔顿对于后人的影响深远，尽管他们的诗歌，按照现在的创作标准，已经倍显沉重、落伍，但他们依然被人崇敬，这是因为“我们从父辈们那里继承了崇敬的传统，我们很难强大到将它从我们的思想中抖落”“。这样的传统已经深深地刻印在后来的每一代作家心中，他们无法摆脱。因此，“只有那些口味很差的人才会拒绝承认《失乐园》和《得乐园》是人类诗歌史上的两首最伟大的诗歌成就之一”。 尽管如此，斯蒂芬斯还是指出，今人对荷马和但丁的态度只不过停留在口头上而已，人们关心更多的是现在的诗人和作家。他在《诗歌中的时尚》(FashionsinPoetry)一文中这样写道：“即使你去问那些应该具有品味和经典口味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正在阅读的却是济慈、海涅，或是斯蒂芬·菲利普斯；如果你去留意他们正在不厌其烦地着述哪些作家的话，你会发现是勃朗宁、马拉美，或是吉卜林。但丁与荷马毫无疑问都是大家；但他们的作品却是与雷德的《地方政府议案》一起被束之高阁。”…这是因为“荷马毫无疑问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位或几位伟大的诗人，但那不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有其它的想法、其它的品味、其它的需求。荷马的魅力和人文主义将会一直有其价值，但是使2700年前希腊人欣喜若狂的直白情感和单一场景并不是现代读者所期待的富于诗意的最高恩赐”。
在那段最困难的长征岁月中有这样几个人，他们虽小，却舍身忘死，敢于担当，坚韧不拔，他们的红色基因，是那样炽热，被历史铭记在了心灵深处。而站在新时代的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缅怀逝去的艰难岁月，向长征路上的几位勇敢小将看齐，将珍贵的红色基因传承下去。长征的雪地里，纷扬的大雪铺染了世界，瘦弱的女孩搀扶着伤员艰难前行，眼前就是汹涌的金沙江，女孩吃力的前行，脚步趔趄，在寒风中的栈桥，飘摇。扑通一声，是物体坠江的声音，女孩看着自己分配的干粮渐渐浸入翻涌的江水中，顿了顿，忍住眼睛里泛起的浪花，安全过桥之后，女孩装作无事一样，采来大把的野菜，将自己的挎包装得鼓鼓的，正在长身子的年纪，野菜根本无法支撑，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后来随军的护士长发现，将士们纷纷将自己的干粮均出些，救了女孩岌岌可危的姓命。那个女孩正是我们现在花一样的年纪，却有着不怕苦，敢担当，坚韧不拔的红色精神，篆刻在她的心上，也篆刻在我们的心上。在她的渲染下，自觉的传承起红色基因下所深埋的红色精神，像一朵永生花，盛开在时空深处，亘久不谢。雷锋叔叔这个七岁就成了孤儿的少年，奉献了太多。一天傍晚，天下起大雨，雷锋见公路上一位妇女怀里抱着小孩，手里还拉着小孩，身上还背着包袱，在哗哗的大雨中，一步一滑地走着，雷锋忙上前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大嫂从外地探亲归来，要去十几里外的樟子沟去，她着急地说：“同志啊，今天雨都把我浇糊涂了，这还有孩子，我哭也哭不到家呀！”雷锋把雨衣披在大嫂身上，抱起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冒雨曹彰子沟走去，宁可自己淋得湿透，一直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她们母子送到家。历史的长河无尽，有多少像雷锋同志这样的人，或被历史铭记，抑或是消失在一朵朵浪花中，但他们忘我的精神不朽，一切的一切，总结起来就是“雷锋精神”。红色基因，是忘我，五私奉献，无怨无悔。一代又一代青年，一代又一代人才，牢记着信仰，忠诚，追求，忘我，目光远大，爱党爱国，勇于拼搏，无私奉献，争做时代新人，争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发扬者！红色精神将永远流传。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参考一下/f?kz=221266053希望对你有用(*^__^*)
假如有人问你：“看到红领巾，你会想到什么?”你们会是怎样回答?假如有人这样问我，我一定会说：“我会想到革命战士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情景，会想到革命先辈们那种宁死不屈的伟大精神，会想到…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什么抛头颅、洒热血是不可能再现了的，那么，去哪儿感受这些呢?对了!那就是书了!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有许多写革命先辈们英勇事迹的书籍，如：“《红岩》、《永远的丰碑》等。因为我热爱红领巾，所以我也就爱上了这些红色经典书籍，与它们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永远的丰碑》中的赵一曼烈士所受得刑法，惨不忍睹，什么：老虎凳啊、电击呀、灌辣椒汤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些并没有使她屈服，她宁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泄露半点机密，时刻将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她那宁死不屈的精神，人们永远铭记在心，不会忘记她为我们付出的一点一滴，她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这种精神是不会朽的。虽然像她这样的事迹是不会再发生在现在这样的和平年代中了，可是在生活中这样的精神还是存在的。就像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那些武警官兵、医务人员们，他们奋力战斗在生命战争的第一线，奋不顾身，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他们也是时刻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利益丢在一边，奋力抢救灾区人民，在多少次的余震中，他们不怕困难，不怕危险，抢救了多少人民，从死神的手中拉回了多少条生命。不管而自己受了多少伤，不管肚子多么饿了，也还要去抢救别人。不耽误一分一秒、只为多救一个人。宁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别人的生命，这种精神是不朽的，会永远刻在人们心中，会继续发扬光大会变得更美、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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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可以写
论可比性——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可比性是关系到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能不能建立、比较研究能不能有效进行的重要理 论问题。文学现象之间实际存在的亲缘关系、价值关系和交叉关系是可比性的客观基础。 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为掌握好可比性，必须做好发现、考察、抉择这样三个方面的工作。 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的特征 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在当今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它的历史类型学思想、文学影响的规律性的思想、总体文学建构的思想和跨学科研究的思想都有着有别于西方比较文学思想的独特视角和观点，这些视角和观点对于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影响。 从比较文学角度谈《药》的深刻意蕴 鲁迅的《药》从选材、 构思到人物形象、主题和艺术风格均烙有鲜明的西方文学印记，说明鲁迅对西方文学极为倾情。植根于鲁迅灵魂深处的时代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使他自觉地将唤醒国民、振兴国家作为自己的根本使命;而他的社会理想和坚韧个性，又使他始终不渝地呐喊、战斗;同时，他的悲剧心理和独特审美观，使他的笔端自然地流露出阴冷的艺术风格，既有对安德列耶夫的借鉴，又有自己的再创造 。两次伟大的“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很少将注意力投注于意大利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中。本文旨在通过“文的自觉”和“人的发现”两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文学的影响，从而比较探讨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学的价值意义。林黛玉和道纲母 本文在中日比较文学的视野中，从多愁善感与倔强的性格特质、感情专一与嫉妒排他的情感特点、不平等的情爱关系和悲剧命运的实质三个层面比较、分析和论证了道纲母和林黛玉这两个中日悲剧女性形象的同中之异，剖析了古代社会女性的心理特征和不平等的情爱关系，揭示了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实质原因。动荡年代的幽玄之美 “幽玄”这一美学理念起源于中国，是中国的诗歌创作理念之一，后经汉译佛经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和歌的最高美学理想。对中国魏晋南北朝和日本中世纪这相距整整一千年的两个动荡年代的诗歌进行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跨越时空的距离探寻中日两国诗歌中既相通又相异的幽玄之美。
一直以来，我都深深的热爱着中国古典文学，他凝重，醇厚，蕴含着历史文化积淀，凝聚着文人墨客的魂灵。 所以，我爱读书，更爱书中作者所倾注的心情。 所谓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一位诤友。因此，我常常留连于唐诗宋词的世界。一唱百回的是怒发冲冠的豪情壮志；是金戈铁马的奋战沙场；是傲射天狼的潇洒无羁；是提携玉龙的视死如归；一咏三叹的是乱红飞零的泪眼朦胧；是人比黄花瘦得难解情思；是铜雀深锁的叹息扼腕；是离愁如丝的凄凉忧伤。 黛玉葬花，是行为艺术，它表达了对美丽生命的赞美与飞燕泣残红；埋葬，既热烈又绝望，既优美又凄凉，曹雪晴用高超的技艺描绘了“世外仙姝寂寞林”，造就了古典文学的巅峰。 古典是多么博大，多么精深，多么让人迷醉，它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文化的家园啊！ 作家巴金在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时，曾经深有感触的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将我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是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的读着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是我看到了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种传给别人，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 巴金爷爷之所以成为国内外著名作家，是因为他从小就爱读书，读的是一些有知识，有内涵的书籍。 “读一本好书，就好像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这句名言告诉我们书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乏味，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陶冶我们的情操，使我们的志趣更高洁。 都德说：“书籍是最好的朋友，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他求助，他永远不会背弃你。” 高尔基也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在这个日益发达的社会，人是需要不断进步的，靠什么？靠的是书籍。 太阳照亮世界，知识照亮心灵。此名言传承的就是书的重要。 有些书光读还不行，还要用到生活中去。如果能把书中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那是很不简单的，如果你做到了，那么要恭喜你，因为你不但读书了，而且还运用了，将来你的人生即使不会放出强烈的“光”，但也绝不会是“阴天”。 一个成功的人生是靠自己争取的，所以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怎么样求得真知？答案在书中。 书就是求得真知的最好屏障。 怎么样做成功职业人？就看你会不会读好书。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 与名著为伴，迎接美好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