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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投稿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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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投稿1年

一、杂志简介《国家人文历史》是一本以“真相、趣味、良知”为核心价值的国家级时事人文类半月刊,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以“人文家国、历久弥新”为理念,致力于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人文精神的支点。二、刊物定位 《国家人文历史》的主要阅读群体定位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精英人物、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关心时政、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城市中青年白领。他们爱好文史、关心国内及国际最新资讯信息,他们多数为年龄在35-55岁之间的成功人士。三、发行范围 《国家人文历史》每期发行54万份,连续四年成为“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除邮局系统订阅外,还在全国各大城市报刊亭、超市、书店零售;同时,在全国主要城市的机场、五星级以上酒店、高档写字楼、高档餐饮场所均有展示。四、主要栏目 封面故事 这是一个漫长而不冗长,庞大而不庞杂的故事。这是一篇高深而不艰涩,考究而不考据的文章。那些曾经震撼我们心灵的人和事,那些左右我们生活的人和事,那些影响我们未来的人和事,那些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用心思考、精心解读、诚信对待的人和事。我们抽丝剥茧,给您的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人文大餐、历史饕餮。 人物 网罗精英学者,汇聚文化名流。让我们带您与这个时代最聪明、最睿智、最有价值的人物,喝茶聊天、海阔天空。 旅行 走过一段恢宏的历史,观察一种文化的印记,感受一个文明的精神,记录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里矗立的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个国家的地标、一段历史的丰碑、一个文明的烙印。 唯物 洞悉策展人心中的美丽,探寻博物馆背后的玄机。 收藏家心中的天地,尽是珍玩;发烧友眼中的世界,全是宝贝。 吃喝玩乐的学问,笔墨纸砚的道理,酒色财气的真谛…… 别小看任何一个老东西!讲述那些寻常玩意儿里的大学问,传统手艺里中真智慧。 视听 一部一部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明星、剧情和特效; 一组一组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一位导演的小标签,一个明星的老套路,一类影片的旧情怀。 一曲辉煌乐章之前的人生悲喜,一段优美旋律背后的人文故事。

百科探秘 探索发现

历史类核心期刊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通讯地址 1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2 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3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4 世界历史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5 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6 史学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所 7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8 文博 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等 9 清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10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历史研究和各大学学报

历史研究投稿1年级

中国史研究投稿超过一年不通过应该是没有通过审核扩展资料:《中国史研究》是中国社会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主办的中国古代史领域的专业学术期刊。创刊于1979年,发表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论文、读史札记和书评。《中国史研究》注重学术的原创性和性,注重新出资料的研究,注重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中国史研究》多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评定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入选中国知网《中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2013年起,《中国史研究》接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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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谁的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69,及格率只有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排名:士 农 工 商 商业在那时的地位很低,在最后一名,之后到汉朝、三国、魏、晋一直到宋、元、明、清 商业一直在攀升。现在,商业几乎已经攀升到了最高点 人们对商业和经济的认可已经很高了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国与其他国打仗,不分上下,最后打了个平手。按古代的规矩,这种情况发生就会交换两国皇帝的儿子做人质。一来二去呢,秦国就选上了后来的秦庄襄王。那个国有个叫吕不韦的人,他是个商人,想帮助那位不速之客,便去给他钱让他回国。但是秦王的儿子却看不起他,不愿接受帮助还一看见他就生气就“破口大骂”。 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这不就是商业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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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的咯。。

可以在中国知网上订阅《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刊于1979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期刊[1]。据2019年第5期《中国史研究动态》期刊内页显示,《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有编辑4人[2]。据2020年3月31日中国知网显示,《中国史研究动态》共出版文献2780篇、总被下载659376次、总被引4931次,(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为359、(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为275[3]。据2020年3月31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中国史研究动态》共载文1817篇、基金论文量为72篇、被引量为2203次,2017年影响因子为12

具体可以看看这些内容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还有下面的这些观点: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概念严格说来,“近代”这个词,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指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使用上很不统一。一般而言,就欧美目前来说,是把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近代”的开始。所以世界历史是把最早的资 产阶级革命爆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但中国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端,并不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的封建生关系的程度,因而导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而主要是由于外来的侵略。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把中国推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封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个社会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曾有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但是难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资 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它约略地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样说来,就是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当然,国外有的历史研究者不这样看,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建立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与西欧历史分期的对应性,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着眼中国社会的特点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整个这一时期都算作“中国近代”史呢?从科学意义上讲,应该是这样。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就明确表示赞同中国近代史的断限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的意见)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现在看来,应该说得到了基本公认。但是从教学习惯上,一般还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这段历史划开,前半段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归入“中国现代史”。也就是说,只把旧民主主义阶级归入“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归入中国现代史。虽说这两个阶段确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革命领导力量不同),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变,都应划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曾这么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当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永远静止的人民”(见《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18-119)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来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可以分这么几点来大致看一下:(1)表现在生方式上。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末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末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应该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却主要又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份的资本主义等经济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2)表现在阶级结构上。正是基于上述一点,各种经济成份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二任。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单说资产阶级吧,阶层十分复杂,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3)表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4)还表现在中国是列强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特别状况。近代中国既不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象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国诸国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勾结又相争夺,都想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不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三)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胡绳同志于1954年在该年度《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统地提出的,该文题目就叫《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此以前,中国近代史著作一般没有作明确的历史分期,多是“纪事本末体”,就是:以重大事件为主干,分若干章分别交待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评述其成败利钝和历史意义等(像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基本就是这样)。这种体裁、体例的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某一特定史事的全过程有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为主题,从而易于忽略与此事件相联系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且不易显示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自胡绳同志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结果 ,胡绳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所谓“三个高潮说”,是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从中国近代历史划出三次革命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甲午战后的几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据此分别以每一次高潮为一个中心,将整个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从时间上能够衔接起来的三个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间不管是教科书还是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这个模式。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第二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以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为起点的。这篇文章是主张按照如其标题所示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旨在把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不过,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李时岳同志对将他的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数码“三”,至于“阶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赏),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四个阶梯说”。“三个阶梯”也罢,“四个阶梯”也罢,反正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这条线索,这一点很明显,这和“三次高潮说”大不相同,是对“三次高潮说”的挑战。具体历史事件上,两者的分歧和差异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说”中,没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四个阶梯说”中,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排去了义和团运动

历史研究审稿一年

历史研究毫无疑问是中国史学杂志中最牛的,主要发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史学史、各种专业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刊登史学研究动态、读史札记和史学著作评论等。

中国史研究投稿超过一年不通过应该是没有通过审核扩展资料:《中国史研究》是中国社会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主办的中国古代史领域的专业学术期刊。创刊于1979年,发表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论文、读史札记和书评。《中国史研究》注重学术的原创性和性,注重新出资料的研究,注重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中国史研究》多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评定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入选中国知网《中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2013年起,《中国史研究》接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普通人肯定可以的,和一般的投稿的格式应该没有区别。

历史研究投稿

看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咯,真实的可以去投《探索发现》,《解秘探索》虚构的《花火》《萌芽》都可以啊。

新浪

《历史学研究》是本核心oa,关于历史方面的文章挺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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