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外无物。1、王阳明的哲学主体是“心本体论”，也就是说，你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你脑子里的全部，就构成了你的全部世界。除此以外，对你来说，不存在另外一个什么世界。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所谓的客观世界对你来说不存在任何意义。王阳明有一个著名的关于花的段子。有一次，王守仁和友人一起游南镇。此时正是百花盛开的春天，一路上，只见一丛丛艳丽的花树在山间时隐时现，飘来阵阵的芳香。朋友不禁指着岩中花树问：“你说天下没有心外之物，可是这些花树在深山中总是自开自落，和我的心又有什么关系呢？”王守仁回答：“当你没有着到此般花树时，花树与你的心一样处于沉寂之中，无所谓花，也无所谓心；现在你来看此花，此花的颜色才在你心中一时明白起来，可见，这花并不在你的心外。”他的意思是，你没看见花之前，花的存在与否，你既不能肯定，对你来说也不存在任何意义。你现在看到花了，花在鲜艳在你心中留下了印象，让你感到很开心，这时花对你来说，才是存在的，才是有意义的。2、你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构成了你世界的全部，那么，是不是你见到的越多，你的世界就越大？也未必如此。什么是你真实的世界？你能够把握的世界，才是你真实的世界。必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你把握的确定性越高越好，越高越真实。二、良知。如果用我们平常定义各种概念的方法来定义“良知”，还真难说得清楚。王阳明的方法是，随时随地捡现在的例子给弟子们讲解，让他们从例子中去了解什么是“良知”。王阳明的“良知”类似孟子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或“隐恻之心”，说得现代一点，就是心对善恶的基本判断，或“大脑的基本机能”。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良知，都能做出自己的正确的判断，所以，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尤其不要轻易迷信权威。任何时候，别人的话，尤其是权威的话，都要经过自己思考，要过自己“良知”这一关。每人都有“良知”，但有些人受欲望、贪婪、虚荣心等的蒙蔽，没有发挥作用。三、本然与明觉。那为什么每个人成长以后各有所长，所取得成就不一样呢？王阳明用“本然”和“明觉”两个概念来区分。所有的电脑，出产时都附带装上“WINDOW××××”的软件，这就是“本然”。有些人，只是把电脑当打字机使用，基本上就使用“文本文件”，进步一点的使用“WORD”文档的基本编辑功能。他们的“明觉”就一直停留在只使用“本然”小部份功能的程度。有些人，电脑买回来就注册激活了，随着“WINDOW××××”不断升级，同时不电业局摸索使用功能，可以把“EXCEL”当数据库使用，甚至把“EXCEL”改编成新的软件。一样的“本然”，最后的功能不一样，就是说“明觉”是不一样的。本然是人刚一出生的“良知”，“明觉”是经过不断的“致良知”、“事上磨练”后达到的境界。四、致良知。如何把软件升级，如何不停探索开发软件新的功能，发挥它的最大功用？这个过程就是“致良知”。“致良知”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向内求索，一个是向外求索。向内求索是“内省”，向外求索是“事上磨练”，用我们现代的话说是“实践”。1、“内省”是做减法，减少欲望，减少各种梏桎对内心的束缚，拂除各种灰尘对内心的蒙蔽，回归“本真”。“内省”有两种，一种是“冥思”、“打坐”，就是寻找自己的潜意识、寻找自己的内心，“聆听内心的声音”，弄清楚自己的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真正生活的目的、生命的目的。有一个富翁和渔翁的故事：一位渔翁在海边悠闲地晒着太阳。一位老富翁看见了，奇怪地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工作挣钱？渔翁回答说，为什么要去赚钱呢？富翁说，赚到很多钱之后，你就可以悠闲地在海边晒太阳了。渔翁回答说，我现在不就在晒太阳吗？是呀，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只是悠闲地晒太阳，现在就可以晒了。很多人，奋斗了一辈子，最后才发现，自己奋斗来的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问问你的内心、“聆听你内心的声音”很重要。别一种内省就是反思、反省、总结。善于总结的人才会进步。总结就是学习，也是“致良知”的一种途径。2、“事上磨练”就是践行自己的“良知”，使自己的行事和自己的认识协调和谐。知而不行，不是真知；行而恰当，才是真知。一个只是在理论上学习掌握了知识的人，与一个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知识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从书本上学到游泳的知识，这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一个人学习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又到水里了呛了水，掌握了游泳的实际技能，这种技能就是“良知”，他学习游泳的过程就是“致良知”。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用四句话就可以阐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从字面上理解，阳明心学似乎是唯心主义，实际上阳明心学是不折不扣的唯物主义 ，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跟西方的黑格尔哲学如出一辙，更精妙绝伦的是阳明心学不仅适用于哲学范畴，在心理学方面也是符合现代心理学的大部分理论。由于王阳明是以儒家为核心，同时精通释，道，兵等等。可以说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式的思维跟方法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至于对学前教育的影响，我觉得从知行合一上来讲：可以身体力行，教孩子从实践中学习，并且理解事物的逻辑，掌握解读或者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从致良知来讲:要教育孩子要善良，遵循自己的内心。
如果没有王琼，就没有先生后来的建功立业，或许会在南京鸿胪寺卿的闲职上致仕，然后在王门一二三期弟子的烘托下自成心学体系，充其量也只是个思想家。胸有沟壑的先生在悟道后，修齐治平的信仰，所缺的只是一个平台…但没有贵人相助，是万万不能的。王尚书巴结江彬取消了监军太监，准请先生所有的要求，一句“便宜行事”让先生轻松上阵施展才华…在平定南赣的民乱后，祖母岑氏100岁已经弥留之际，极为想见孙子最后一面，先生上书请辞…而王尚书更是顶撞杨廷和批准的同意致仕疏，硬把先生的提督军务保留并在手下郎中的献策下，指派先生去福建平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千户所哗变…遂达成平宁王叛乱的丰功伟绩。先生的讲学，极为注重实践，宁王被手下知县擒住后送到先生处，先生正在讲学…与宁王的对话，所有弟子都是亲历者…而我对先生最为佩服的是抱着病体去平那历任总督都无法平定的广西土司叛乱时，那些土司竟然听到王守仁的名字后就到总督衙门自缚请罪…这是何种的霸气？？？悟道，没有实践的平台，说服力会弱很多，但一旦有了这个平台，悟道后所爆发出的能量，是可怕的。套用当面明月的一句话，此时的先生，天下已无人匹敌。仅此而已。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 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好多人认为心学是空谈，实在是被歪曲的太厉害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孝顺父母，心中有这个意念还不能算作孝，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并且在孝顺父母的过程中，奉养得宜，让父母舒适满意，这就是实践。表面上看这个实践好像是在对客观的父母进行作用，其实是对自己的本心进行作用，万物皆在本心。这个孝顺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没有教我们要我们孝顺他，这是纯粹发乎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后，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因此消失。讲究名正言顺是中国的特色，思想家们都想争儒家正统的地位。朱熹为了宣扬他的思想，减少反对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学》，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其实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离了。 同样聪明的王阳明的心学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刚开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扬镳，因为当时的程朱理学是主流，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些东西，为了减少阻力，他写了几本书，《大学古本》，说心学才是儒家的嫡传。《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已经逐渐象心学靠拢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学理论进行解释。举一个例子，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罗钦顺就对此进行了质疑，王阳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迹说道 孟子辟杨、墨，至於「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後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於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於已坏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於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虽同於己，适损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损於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於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这里，王阳明已经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彻底划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另一篇王阳明 心外无物 1．基本含义：也即是“意之所在便是物”，指事物不能离开人的知觉意念而存在。 立言宗旨：他的心外无物说及其中所有对“物”的解说都是针对自青年时代面竹格物以来一直困扰他的“格物”问题。他的“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命题根本正是要把物归结为意念，只有把格物的物归结为意念，才能把“格物”解释为“格心”，心外无物的意义就是要人在心上做格物功夫。 2．典型表述：“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日：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为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分之物。” 这表明，在王守仁关于心、意、知、物四句话的解说中，“意之所在便是物”具有重要的地位。“意之所在便是物”是要为‘物”下一个定义，照整个问答特别是“物字即是事字”的说法，这里的“物”并不是泛指山川草木等物，而是指“事”。就是说，“心外无物”这个命题在一开始提出来时，主要是指“事”而言。 然而，尽管阳明曾肯定心外无物的“物”是指“事”而言，但他始终没有明确地把实在的客观物体(如山川草木)排除在心外无物这一命题的适用范围之外。由于“物”的通常意义包括山川草木乃至人与万物，这使得王守仁心外无物说必然会面对外界事物客观实在性的挑战。《传习录》(下)：“先生(王守仁)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末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守仁回避了花是否不依我们的意识所在而自开自落的问题，只是用“你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说明意向作用与意向对象的不可分离性（当然也可以说是事物对人的表象不能离开人的意识结构。） 然而，如果宇宙中每一存在物及其属性都是必不可少的结构成分，那么不但无人的良知即无天地，无禽兽之恶亦不可为天地，因而，这种说法并不是哲学的论证，只是换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或者提升了一个理解世界的境界而已。 评价说明：对王守仁宋来说，心外无物说的提出本来不是面对外在的客观存在的物体，而是着眼于实践意向对“事”的构成作用，因而心外无物说本来与那种认为个体意识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思想不相干，至少对于一个儒家学者，决不可能认为父母在逻辑上后于我的意识而存在，也不可能认为我的“意之所在”不在父母时父母便不存在。然而，心外无物这一命题的形式本身超出了王阳明应用这一命题的特殊意旨，王守仁又没有选择其它的命题，由此产生山中观花—类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他不能完满回答关于外界事物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本来不是面对这一问题的。
王阳明在母亲去世以后，更加的奋发图强，每天都在努力读书，后来明英宗被俘虏刺杀以后，他就专心研习兵法，后来在他18岁的时候，接触了朱熹的文学，对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后来他在弘治五年参加了乡试，中了举人之后，他又考近士，但是却落榜，虽然两次科举没有中，但是他却得到了李东阳的赏识，参加了会试，他凭借着特别优秀的成绩，成了进士，后来刘瑾被除掉，他也因此开始走向了人生巅峰。
《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陈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第一版《心海禅舟-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赵伟 著 人民出版社 200804-第一版《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一月第一版《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 》 陈忻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06年11月第一版《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 王国猛,徐华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年6月第一版《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 杨国荣 三联书店 《冲决名教的羁络--阳阴心学与明清文艺思潮 》潘运告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一版《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任文利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年1月第一版
王阳明靠的是自己的坚持，以及自己对梦想的追求，还有就是知己的帮助，最终让他走向了人生巅峰。
致良知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因曾筑室于会稽阳明洞，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 王阳明王阳明少时也颇有与众不同之处。据《年谱》记载，阳明原名为王云，五岁仍不能言，后遇一僧人，说原因在于名字中的“云”字将一切说破，建议改名。家人取《论语》“仁能守之”之意，更名为“守仁”。阳明十一岁时就能与客人作诗对答。其后在京师就读，曾问老师说：“何为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耳”。他却不以为然，说登第恐怕未必是第一等事，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学圣贤吧。 王阳明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古人将“立德、立言、立功”视为可彪炳史册的“三不朽”事业，王阳明则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将这三者合于一身的儒家人物。从立德上看，阳明同那些真诚的道学家一样，是一个身体力行的道德家，虽命运多舛，但终不移其志；从立言上看，阳明为“破心中贼”，而综合和发展了朱陆的学说；从立功上看，阳明由科举登第而进入仕途，他通晓兵法，善于用兵，屡平少数民族起义和王室的叛乱，建立起他所谓的“破山中贼”的功绩。 王阳明的学术生涯，是从曲解朱子的格物之说开始的。王阳明连续七日去“穷格”官署里的竹子，不想“劳思致疾”，于是感叹圣贤太难做了。由此对朱子之学产生怀疑，转向象山的心学一系。 王阳明的著作经后人不断的整理，在清代汇刊为《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 陆象山并未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心学。王阳明则明确地表明，“圣人之学，心学也”，把象山之学作为心学的代表。 孟子的心性之学对象山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象山自己说，他的学说是因读孟子而得。象山以继任孟子之学而自居。他发挥了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则知天矣”的“尽心知性知天”的思路。 孟子讲心，都是人皆有之的个体之心。如果心只是个体之心，象山对心的概念进行了改造，把人皆有之的个体之心，发展为不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同心”。 “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 王阳明继承了陆象山的同心说，他也同样强调心的普遍性。“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圣人无二教，而学者无二学。”编辑本段学说内容心即理 “心，即理。” 心即理，理又作何解呢？王阳明则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认为，所谓理也就是心之条理，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可见，理也就是儒家的伦理。由此，阳明还把理等同于礼，作为儒家伦理具体体现的礼，也就是理，或者说也就是天理。把理作伦理性的解释，心学家与道学家是相同的。 心即理的命题，使作为一个知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心，成为一个与具有伦理含义的义理之心。在心学家看来，因为心本身就包含着义理（伦理），所以首要的问题并不是道学家所说的格物穷理，由外而内，而是如何“发明本心”，由内而外，把人人同有的义理之心发散于外，付诸实践。心外无物 “心外无物” 为了说明儒家伦理是根于人心的，其根据在于内而不在于外，“万物皆备于我”，心学家还提出了“心外无物”的命题。为了说明“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象山和阳明各有一个在哲学史上著名的比喻：镜中观花和岩中花树。 有一天，象山问学生徐仲诚他：“《孟子》领会得怎样了？”仲诚答：“如镜中观花。”意思是在说自己还并不清楚。象山说：“我看也是这样。”他认为仲诚说“镜中观花”别有含义，说明仲诚已经领悟了。过了一会儿，仲诚问《中庸》的要旨在哪里？象山说：“我给你说的是内，你却说外。” 批评徐仲诚只知外不知内。 象山对于镜花的理解，正如心与万物。万物并不是独立于心而自在，而是由心发育出来的。因为心本身具有天理，所以由人之本心出发而看待万物时，万物莫不具有此理。 王阳明则用“岩中花树”的比喻来说明相似的道理。 王阳明游南镇，一个朋友指着石头中的花树，问他说：“你说天下没有心外之物，那么这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和我心有什么关系？” 王阳明回答说：“你见到这花之前，花与你的心各自寂静；你来看此花时，花进入我们的内心，此花便在心头显现出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岩中花树对于心来说，其存在本身及其意义的被确认，在于花在人心中的显现。 心外无物的观点，是对心即理的进一步发挥，也是对心即理的进一步论证。通过此论证，可以得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的结论，为心学接下来所提出的道德学说作准备。致良知 程朱的性，负载的是理，那么陆王的心，负载的是什么？是良知。 心学家以良知作为人性本善的证明，以良知的蒙蔽或污染作为后天之恶的来源，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作为复心的具体方式。 象山认为，人的本心（即良知）是至善的，后天的不善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物欲对于本心的污染，这种说法和道学一系的观点一样。其二是本心的“放失”，人心只向名利上求索，故而失掉了人之本心。名利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物欲。 人心先天是本善的，后天虽然受到污染或“放失”，但人先天之善是可以恢复的。在象山看来，恢复的方法就是发明本心。发明本心，就是使每个个体都自觉认识到自己的本心是善良的，每个人都有成贤成圣、明德求善的自足的根据，率性而行，则无有不善。象山有时也按照孟子的说法，把发明本心称作求其放心，其意为通过修养寻找回放失的本心。 要发挥自身先天的善性，就要把自身内在的善性付诸于道德实践，外化于心外的事物。知行合一 在心学家看来，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病症，在于人们缺少道德实践的勇气，能知而不能行。儒家的伦理及其道理在圣贤留下的经典中说得真切明白，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去书册上体认儒家的伦理，而在于把儒家的伦理用之于道德践履。象山把儒学的实践工夫称之为尊德性，阳明则以知行合一论之。 《中庸》中有“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象山之学强调尊德性的一面，即强调道德的实践，朱子则强调道问学的一面，强调对于伦理的认识。在象山看来，由于人的本心是善良的，圣贤教人做人的道理也是清楚明白的，虽然人的本心在后天会受到污染或放失，但只要人能够认识到其本心中的善性，加以发扬和扩充，以之为指导去做事，就能够行善而不作恶。所以，道德修养的功夫，不在于向书册以及外在事物上求索，而在于向人的内心深处发掘。基于此，象山批评朱子的为学方法是“支离事业”，学生从中得到的只是关于儒家伦理以及圣贤言语支离破碎的知识，而在道德实践上却无甚益处。象山的批评点到了道学一派的要害所在，正象后人所讽刺的那样，“孔子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未见行”。在朱子一系中，儒家的学说发展成为一种学问和知识，为学变成了做学问，而不是和个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实践之学。 心学家们认为朱子学派把知与行割裂开了。象山的心学则强调了道德践履的一面。不过有一个问题，人虽然在先天本性或本心上是纯善而无恶的，但是人性或人的本心在后天上既然已经受到污染，那么发明本心，率性而行，如何能保证自己的行动是符合伦理的呢？显然，象山之学在道德实践中有流于自然放任的“危险”。 于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解决以上两问题。在他看来，朱子与象山的错误，都在割裂心与理。朱子是把理与心为二，象山则是把心与理为二，知行合一则可使心与理或理与心合而为一。 阳明强调知与行合一，但对于知的解释，却不同于朱熹。他从心学的立场上给予解说。他认为，与道德实践相对应的知，并不是对于外在事物之理的认识，而是对于引起或指导道德实践的主观意念的克制与省察。知行合一，就是“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万一有不善之念，就将不善的念彻底克制掉。王阳明把“一念发动”的促使行为的意识，纳入道德实践的范围，道德修养从道德行为本身扩大到道德意识，这是道德主义发展到极至的一种表现。 前面讲过，象山认为人之所以在后天有恶，根源在于善良的本心为物欲所害，那么若想恢复先天的本心，就要存心而去欲。这同道学没有太大的差别，同样是受到佛家禁欲思想的影响。具体修养方法 具体的修养方法，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居敬存养。按王阳明的解释，“居敬”便是存养工夫，亦即“存养此心之天理”。第二是省察克治。道德修养先是反省思诚，识得病根所在，接着要做真实切己的“克己”工夫，克除人欲，这也就是“破心中贼”。第三是事上磨炼。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还必须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得到实际的运用和体认，例如在事亲上才能真正体会什么是孝，在事兄上才能真正体会什么是悌。
知行合一， 致良知。1疑问：守仁的思想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不过里面似乎也存在辩证法的成分，他提倡的知行合一似乎也很接近马哲的唯物论。 那么他的心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他的哲学体系在现在有什么意义？是否已经过时了？答：首先，可以肯定在说，阳明先生的哲学思想永远也不会有过时的时候，因为他的所有思想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实际体验，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中。 其次，他的心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阳明先生一生都在倡导的事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样，那就是“致良知”。有人怀疑说“知本无不良，何须加个良字”。这只是个教学方法上的问题，因为要是不加上个良字，便不能很好地给学生解释八条目里的“致知”。这是外话，且不说。“致良知”的工夫在“存善去恶”，在时时省察克制，就是要时时注意自己心中孳生出来的“恶”，一旦意识到自己生了“恶”，就要毫不留情地克去。这样日积月累就能达到“明明德”的境界。明明德就能无善恶。“无善无恶心之体”，因为善恶相对，无恶自然也就无恶。无善恶也就无私欲，无私欲就是廓然大公，廓然大公者合于天道，合于天道者，圣人也！ 简单概括地说，阳明的心学体系就是成圣成贤的心法。 另外，。“知行合一”是阳明针对当时出现的“知而不行”“行而不知”“吾必先知而后行”的不良学习风气而提出的“补时救弊”的一个观点。其实也是从心上说来。因为他自己也说了“（知行合一）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便自有个行在……”。要点在“会得时”三字。要心中真正知道才行。要说“似乎也很接近马哲的唯物论”不准确，但也不是错。 心学在现在有什么意义？我认为现如今正是非常需要阳明心学的时候。阳明最重要的哲学观点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个观点可能会让外人难以接受。但是其实很好理解。给个例子：先生游南镇，一友指院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干？”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心之外”－－传习录下。这个例子说明阳明并非否认客观事物的存在而是从此物与我心的关系来解释事物的存在。他认为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我心内之事物。既然所有都在我心，那么“亲民”“爱物”自然就是然自然而然的事了。（这里补充一下，民不是与官相对的民，而是一国之人为民的民） 若真能人人都做到“亲民”“爱物”那么这个世界会美丽到什么样子? 现实一点说，若是当官的能够学习并接受一点阳明的思想，日思“为善去恶”，那么我们社会中的官场腐败当然就能够少一点！ 阳明先生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圣贤吗？别人说的永远不算，你要真正想知道答案就认真地去读下《传习录》并真正试着照先生所说去做一下看看吧！个人补充：知行合一讲的是注重实践。与唯心唯物哲学基本立场（意识决定物质还是物质决定意识）无关。2疑问：何为致良知答：阳明先生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在王守仁看来，心是无所不包的。物、事、理、义、善、学等都不在“吾心”之外，亦即是“心即理”。但他又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人生而俱来的，先验的，普遍的“知”，对于现代意义是让人懂得名事理，讲仁义。个人补充： 1心学中：心，指的是思想意识，指的是世间万物的道理。并非器官心脏或个人内心。 2心学之前儒学发展历程简述： （1）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学。 A核心思想：主张“仁”和“礼”。即a“仁者爱人”和b“克己复礼”。要实现“爱人”，必须遵从“忠恕”和“孝悌”之道。 a1忠恕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a2孝悌为对长者孝，指还报父母的爱。悌，指兄弟姊妹的友爱，也包括了和朋友之间的友爱。 b1礼则是守周礼。b2为了实现礼，则要“正名”。（以匡扶混淆的社会秩序，达到“名正言顺”和“贵贱有序”。） B政治主张：“为政以德”和“以礼治国”。 C鬼神观：持怀疑态度，提倡注重人事，对鬼神敬而远之。 D教育：提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当仁不让于师”。（2）战国时期，孟子荀子继承发展孔子学说，使得儒学成为“显学”。 一 孟子 A政治思想：提倡实行“仁政”（思想核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B道德主张：性善论。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仁义礼智等天赋道德意识。 C人格精神：义利观：倡导“养浩然之气”。强调“先义后利”和“舍生取利”。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 二 荀子 A哲学思想：“天行有常”（后半句：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和“制天命而用之”。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 B道德主张：性恶论。人性本恶，凭借后天教育可以转恶为善。 C政治主张：“礼法并施”和“以礼为主”。（3）西汉时期，董仲舒创立新儒学，确立了儒学正统思想地位。 A来源：以《公羊春秋》学说为主，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 B核心：“大一统”学说。认为《春秋》推崇的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如果各师其道，各执一端，就无法维护统一。因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C基础：“天人感应”学说。 Da宣扬君权神受。b提出三纲五常。c强调君王应“以德为主，以刑辅德”。b1“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道”；b2“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王道之纲”。c1君王人君受命于天，统治天下，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c2同时提出，如果人君无道，天将降灾，因此人君必须遵循天道，实行仁政。（4）宋明之时，陈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皆称为宋明理学，儒学至此发展到理学阶段。（二者为儒学中理学的不同流派） 一 程朱理学： （1）代表人物：“二程”：程颢程颐。 朱熹（继承二程思想并集大成者），著《四书章句集注》。 （2）思想： A“理”（程朱理学）/“心”（陆王心学）是产生万物的本源，是世界的本源，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宋明理学中：“理”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道德伦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由此将个人，社会及宇宙联系起来，构建了理学的世界观。首次弥补了儒学较佛学道学在对世界认知上的不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此根本思想相同，只是方法不同） B提倡：“存天理，灭人欲”。 C方法：格物致知。认为“理”是先天存在的，接触世间万事万物是为了加深对“理”的体验和理解。实践出真知，实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出失误发生发展的规律。既这一理论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整理出的。 二 陆王心学 （1）代表人物：陆九渊 王守仁（字阳明，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 （一） 陆九渊： A“心即理”。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B方法：“发明本心”。进行内心的反省。 （二）王守仁（字阳明，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 A致良知。良知是本心，是“理”。 B方法：克服私欲，回复良知。知行合一3疑问：他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圣贤么？答：圣贤是人们对于值得尊敬的人的评价，我们认为他是他就是圣贤。无论，思想，人品，才能，性情，志向，成就，影响。千古能有几人！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拓展资料王阳明（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幼名云，字伯安，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王阳明在20岁时步入仕途，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54岁时，王阳明辞官回乡讲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谥号文成，后又追封为新建侯。王阳明（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他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词条 王守仁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 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好多人认为心学是空谈，实在是被歪曲的太厉害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孝顺父母，心中有这个意念还不能算作孝，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并且在孝顺父母的过程中，奉养得宜，让父母舒适满意，这就是实践。表面上看这个实践好像是在对客观的父母进行作用，其实是对自己的本心进行作用，万物皆在本心。这个孝顺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没有教我们要我们孝顺他，这是纯粹发乎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后，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因此消失。讲究名正言顺是中国的特色，思想家们都想争儒家正统的地位。朱熹为了宣扬他的思想，减少反对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学》，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其实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离了。 同样聪明的王阳明的心学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刚开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扬镳，因为当时的程朱理学是主流，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些东西，为了减少阻力，他写了几本书，《大学古本》，说心学才是儒家的嫡传。《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已经逐渐象心学靠拢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学理论进行解释。举一个例子，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罗钦顺就对此进行了质疑，王阳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迹说道 孟子辟杨、墨，至於「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後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於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於已坏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於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虽同於己，适损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损於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於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这里，王阳明已经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彻底划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另一篇王阳明 心外无物 1．基本含义：也即是“意之所在便是物”，指事物不能离开人的知觉意念而存在。 立言宗旨：他的心外无物说及其中所有对“物”的解说都是针对自青年时代面竹格物以来一直困扰他的“格物”问题。他的“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命题根本正是要把物归结为意念，只有把格物的物归结为意念，才能把“格物”解释为“格心”，心外无物的意义就是要人在心上做格物功夫。 2．典型表述：“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日：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为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分之物。” 这表明，在王守仁关于心、意、知、物四句话的解说中，“意之所在便是物”具有重要的地位。“意之所在便是物”是要为‘物”下一个定义，照整个问答特别是“物字即是事字”的说法，这里的“物”并不是泛指山川草木等物，而是指“事”。就是说，“心外无物”这个命题在一开始提出来时，主要是指“事”而言。 然而，尽管阳明曾肯定心外无物的“物”是指“事”而言，但他始终没有明确地把实在的客观物体(如山川草木)排除在心外无物这一命题的适用范围之外。由于“物”的通常意义包括山川草木乃至人与万物，这使得王守仁心外无物说必然会面对外界事物客观实在性的挑战。《传习录》(下)：“先生(王守仁)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末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守仁回避了花是否不依我们的意识所在而自开自落的问题，只是用“你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说明意向作用与意向对象的不可分离性（当然也可以说是事物对人的表象不能离开人的意识结构。） 然而，如果宇宙中每一存在物及其属性都是必不可少的结构成分，那么不但无人的良知即无天地，无禽兽之恶亦不可为天地，因而，这种说法并不是哲学的论证，只是换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或者提升了一个理解世界的境界而已。 评价说明：对王守仁宋来说，心外无物说的提出本来不是面对外在的客观存在的物体，而是着眼于实践意向对“事”的构成作用，因而心外无物说本来与那种认为个体意识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思想不相干，至少对于一个儒家学者，决不可能认为父母在逻辑上后于我的意识而存在，也不可能认为我的“意之所在”不在父母时父母便不存在。然而，心外无物这一命题的形式本身超出了王阳明应用这一命题的特殊意旨，王守仁又没有选择其它的命题，由此产生山中观花—类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他不能完满回答关于外界事物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本来不是面对这一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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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古文水平不是一天能提升的。多读多看就行了，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建议看先秦古籍，那是最纯粹的。
《又重游开先寺题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处看山复寻寺。 尚为妻孥守俸钱，到今未得休官去。 三月开先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 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 君不见， 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须五斗。 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迹何有！ 《龙潭夜坐》 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 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 草露不辞芒履湿，松风偏与葛衣轻； 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 “心学”精髓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全集 卷一 知行录 知行录之一 传习录上 知行录之二 传习录中 知行录之三 传习录下 知行录之四 公移一 知行录之五 公移二 知行录之六 公移三 知行录之七 三征公移逸稿 知行录之八 征藩公移 卷二 静心录 静心录之一 文录一 静心录之二 文录二 静心录之三 文录三 静心录之四 外集三 静心录之五 续编二 静心录之六 续编二 静心录之七 外集一 静心录之八 外集二 静心录之九 诰命·祭文 增补·传记·增补 静心录之十 序说·序跋增补 卷三 悟真录 悟真录之一 文录四 悟真录之二 文录五 悟真录之三 外集四 悟真录之四 外集五 悟真录之五 外集六 悟真录之六 外集七 悟真录之七 续编一 悟真录之八 续编三 悟真录之九 续编四 悟真录之十 补 录 悟真录之十一 世德纪 悟真录之十二 世德纪 附录 卷四 顺生录 顺生录之一 别录一 顺生录之二 别录二 顺生录之三 别录三 顺生录之四 别录四 顺生录之五 别录五 顺生录之六 别录六 顺生录之七 别录七 顺生录之八 年谱一 顺生录之九 年谱二 顺生录之十 年谱三 顺生录之十一 年谱附录一 顺生录之十二 年谱附录
王阳明的著作：一、文学《古文观止》中收录有王守仁的名篇《瘗旅文》、 《教条示龙场诸生》。二、著作《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传习录》、《答顾东桥书》、《传习录》、《答友人问》、《大学问》、《语录》;三、诗歌《立春》、《观傀儡次韵》、《舟山除夕》拓展资料1、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2、功绩：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恩威并施，平定为患江西数十年的民变祸乱。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在鄱阳湖中仿效赤壁之战，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嘉靖七年（1528年），平定西南部的思恩、田州土瑶叛乱和断藤峡盗贼。3、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资料来源：王阳明——百度百科）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 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好多人认为心学是空谈，实在是被歪曲的太厉害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孝顺父母，心中有这个意念还不能算作孝，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并且在孝顺父母的过程中，奉养得宜，让父母舒适满意，这就是实践。表面上看这个实践好像是在对客观的父母进行作用，其实是对自己的本心进行作用，万物皆在本心。这个孝顺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没有教我们要我们孝顺他，这是纯粹发乎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后，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因此消失。讲究名正言顺是中国的特色，思想家们都想争儒家正统的地位。朱熹为了宣扬他的思想，减少反对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学》，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其实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离了。 同样聪明的王阳明的心学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刚开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扬镳，因为当时的程朱理学是主流，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些东西，为了减少阻力，他写了几本书，《大学古本》，说心学才是儒家的嫡传。《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已经逐渐象心学靠拢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学理论进行解释。举一个例子，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罗钦顺就对此进行了质疑，王阳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迹说道 孟子辟杨、墨，至於「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後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於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於已坏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於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虽同於己，适损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损於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於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这里，王阳明已经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彻底划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另一篇王阳明 心外无物 1．基本含义：也即是“意之所在便是物”，指事物不能离开人的知觉意念而存在。 立言宗旨：他的心外无物说及其中所有对“物”的解说都是针对自青年时代面竹格物以来一直困扰他的“格物”问题。他的“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命题根本正是要把物归结为意念，只有把格物的物归结为意念，才能把“格物”解释为“格心”，心外无物的意义就是要人在心上做格物功夫。 2．典型表述：“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日：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为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分之物。” 这表明，在王守仁关于心、意、知、物四句话的解说中，“意之所在便是物”具有重要的地位。“意之所在便是物”是要为‘物”下一个定义，照整个问答特别是“物字即是事字”的说法，这里的“物”并不是泛指山川草木等物，而是指“事”。就是说，“心外无物”这个命题在一开始提出来时，主要是指“事”而言。 然而，尽管阳明曾肯定心外无物的“物”是指“事”而言，但他始终没有明确地把实在的客观物体(如山川草木)排除在心外无物这一命题的适用范围之外。由于“物”的通常意义包括山川草木乃至人与万物，这使得王守仁心外无物说必然会面对外界事物客观实在性的挑战。《传习录》(下)：“先生(王守仁)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末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守仁回避了花是否不依我们的意识所在而自开自落的问题，只是用“你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说明意向作用与意向对象的不可分离性（当然也可以说是事物对人的表象不能离开人的意识结构。） 然而，如果宇宙中每一存在物及其属性都是必不可少的结构成分，那么不但无人的良知即无天地，无禽兽之恶亦不可为天地，因而，这种说法并不是哲学的论证，只是换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或者提升了一个理解世界的境界而已。 评价说明：对王守仁宋来说，心外无物说的提出本来不是面对外在的客观存在的物体，而是着眼于实践意向对“事”的构成作用，因而心外无物说本来与那种认为个体意识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思想不相干，至少对于一个儒家学者，决不可能认为父母在逻辑上后于我的意识而存在，也不可能认为我的“意之所在”不在父母时父母便不存在。然而，心外无物这一命题的形式本身超出了王阳明应用这一命题的特殊意旨，王守仁又没有选择其它的命题，由此产生山中观花—类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他不能完满回答关于外界事物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本来不是面对这一问题的。
王阳明（王守仁）的著作有哲学著作《答顾东桥书》、《传习录》、《答友人问》、《大学问》、《语录》；诗歌有《立春》、《观傀儡次韵》、《舟山除夕》；散文有《瘗旅文》、《与毛宪副》；散曲《归隐》；作品集有《王文成公全书》亦称《阳明全集》等。 王守仁｛1472年—1528年｝，字伯安, 号阳明, 明代浙江余姚人。其父王华为成化十七年状元, 官至吏部尚书。王阳明自幼好学,18岁开始研究朱熹学说,28岁中进士, 任刑部主事等职。正德元年, 因与当朝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谢迁（余姚泗门人, 成化十一年状元）等人一起力谏弹劾宦官刘瑾, 触怒了刘瑾, 被谪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五年, 刘谨被诛, 王阳明复职, 迁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后又辞官讲学, 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 以良知之学创立“阳明学派”，其学说被后人崇仰, 广为传颂。 王阳明的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38卷，其中《传习录》和《大学问》是主要的哲学著作。蒋介石对王阳明学说也十分推崇, 他到台湾后, 将台湾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并建立了王阳明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