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素描是一种绘画方式，广义上指使用单一色彩表现明度变化的绘画，狭义上指用于学习美术技巧、探索造型规律、培养专业习惯的绘画训练过程。[1] 素描是绘画的基础，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艺术形式。它注重线条表现方式，以线条的粗细轻重来描述物体的明暗深浅，并且不须顾虑物体细节的色调色值，画面借由明暗光影的衬托来突显主题。大多数画家在从事一幅油画或壁画之前，会先绘画雏型，而这个简单几笔的雏型画，便是素描。
乡村素描 ■ [俄国]屠格涅夫这是六月的最后一天。在周围一千俄里之内，便是俄罗斯——我的故乡。 整个天空染满均匀的蓝色；天上只有一片云彩——不知它是在飘浮呢，还是在消散。没有风，天气晴和……空气呢——像刚刚挤出的牛奶那样新鲜！ 云雀在高声鸣叫；鼓胸鸽在咕咕低语；燕子在静悄悄地飞掠；马儿有的在打着响鼻，有的在嚼(jiáo)草；狗儿没有发出吠声，站在一旁温驯地摇着尾巴。 空气里呢，散发着烟和青草的气味——还夹杂着一点儿松脂和一点儿皮革的气味；大麻田里大麻花盛开，散发着浓郁的令人愉快的芳香。 一条深深的，但缓缓倾斜的沟壑(hè)。两边长着好几行爆竹柳，枝叶婆娑(suō)，下边的树干却已龟(jūn)裂了。一条小溪顺着沟壑流去；透过碧清的涟漪，溪底的小石仿佛在颤动。远处，在天空和大地尽头的边缘上，闪现着一条大河的碧流。 沿着沟壑——一边是整齐的小粮仓，门儿紧闭着的小贮藏室；另一边是五六间木板屋顶的松木小农舍。每个屋顶都竖着一根装有鸟巢的高高的杆子；每家的小门廊上，都装饰有一匹铁铸的短鬃(zōng)小马。粗糙不平的窗玻璃上，辉映出七色彩虹。木板套窗上描绘了花瓶。每座小农舍前，都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张完好的条凳；几只猫儿在墙脚周围的小土堆上蜷成一团，耸着透明的耳朵；高高的门槛后边，现出凉爽、幽暗的前室。 我铺开马衣，躺在沟壑的边缘；四周围——一堆堆刚刚割下的干草，散发着使人懒洋洋的芳香。机灵的主人们，把干草散放在小农舍前边：让它在向阳处晒得更干透一些，然后再从那儿放到草棚去！要是睡在那上面，再舒服不过了！
线条的粗细搭配，色调的明暗变化，人物素描还要了解人的皮下肌肉的状态
（1）：以肖像和风景为主素描原是为绘画、雕刻等艺术服务的，后因其流畅、充实和美观，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其题材可以取自任何事物，不受拘束，一般以肖像和风景为主，而西方的素描常是人物和静物。（2）：日常生活、抽象素描、艺术性建筑素描19世纪出现了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素描。其它还有想象和抽象素描、艺术性建筑素描等。（3）：立体派、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素描20世纪的素描似乎是反映不安、动荡和科学进步的。其中一些以表现线条豪放为特色。还有一些画家试图把生活纳入几何图形中 (立体派)。 在20世纪各流派中也有X射线式的技法，即同时看到外部和内部。表现主义画家追求表现一个场面的感情而不是描绘事物的现实外表，超现实主义者则着重表现潜意识心理。（4）：实用性和技术性素描实用素描要清晰地记载一件客观事物，从总体上说，它不重审美，而突出技术设计。实用素描包括为科学目的而作的插图与说明。很多艺术家作过科学说明的素描。文学作品中的素描插图，一般是为某段文字描写而作的图画说明，但因它表现了画家特有笔法风格，至今还享有崇高的艺术声誉。与此相关的还有漫画，这是用于社会批评而创作的一种假定性图画。并由此而发展成连环图画，进而演变成现代卡通动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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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
首先你了解什么叫新世纪文学不？先推荐一篇论文给你做个小参考。具体的作家、作品你再找。 新世纪十年文学：断裂的美学如何整合？ 没有人能否认，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生态所呈现出的空前多样繁复的格局。新媒体、新世代、新文类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学在美学上呈现的“断裂”乃至“深刻的分裂”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所言:“今天，我们再强调断层、分裂，已经没有意义，如何扩大视野，将断裂的文学进行整合，使整个文学生态成为一种新的文学。这才是我们今天探讨新世纪文学十年的意义。”这里选取部分“知名评论家”与“新锐批评者”各具特色的观察视角和视点，为我们打开与众不同的视野。——编者 知名评论家观点 从“青春情怀”到“中年危机”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很多人认为新世纪十年文学没有什么特点，跟上世纪90年代拉不开距离。这是事实。对新世纪文学的起点在上世纪90年代的观点，我比较赞同，因为新世纪文学的基本特点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到新世纪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20年，中国社会空前平静，这也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文学似乎没有很大的发展。新世纪十年文学正经历“从青春情怀到中年危机”。 纵观现代史，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动荡中，差不多十年一际，社会为之一变。这也造成文学一直处在后浪推前浪的进程中。20世纪开始，以“五四”新文学为特征的中国新文学基本上是青春文学，是一种激情洋溢，对时代造成冲击力，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文学。“五四”崛起是以反对前辈为目标的，十年之后，“革命文学”兴起时批判的矛头指向胡适、鲁迅、叶圣陶等；又十年后，“抗战”崛起，清算的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后浪推前浪，文学以不断通过否定前人的方式来推动自身发展。这一特征造成我们的文学始终处在“青春文学”这个维度上。它的特征是我们的作家始终是青年作家，处女作往往是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最典型的是曹禺23岁发表《雷雨》，巴金30岁左右发表《家》，等等。很多作家在青年时期发表了重要作品之后，就很难超越自己。其实仔细去看，有的作家在晚年发表的作品比早期成熟，但是时代在发展，在客观效应上，在学术界的评介上，这些作品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他早期的优质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那个时代是“青春”的时代。 这种情况到新世纪之后突然发生了改变。王安忆、莫言、余华等作家，他们的青春年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但到今天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还是把目光投向这些最优秀的作家身上。这也掩盖了一个问题，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都不在我们的视野中。这就造成一种断裂。 而“80后”作家的文学状态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他们成了一种崭新的力量。今天，我们再强调他们的断层、分裂，已经没有意义，意义在于我们如何扩大视野，使整个文学生态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将断裂的文学进行整合。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新世纪文学十年的意义。 何为“传统文学”？ 李敬泽(《人民文学》主编) 如果新世纪十年有个起点的话，我愿意把这个时间点定在1998年，那一年，出现“断裂”事件，那一年，网络文学真正兴起，在那之后，“美女作家”事件发生。在这之前和之后，确实有些事情不同了。其中有一点，让我感受特别深刻。在那之前，当我跟别人讲我是从事文学的，所有人都会不言自明地明白你的职业。十多年过去了，当面对媒体和不熟悉文学的人，如果我说是搞文学的，我一定要给自己加一个困难的界定，不然对方就会追问你是搞网络文学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十年之前不言自明的文学，现在不得不面对一个自我言说、自我辩护、自我指认的困境。 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有时被叫做“纯文学”，有时被叫做“严肃文学”，有时被叫做“主流文学”，有时被叫做“传统文学”。每个名字都让我有点不甘心。我们真的就纯成蒸馏水了吗？严肃文学是相对于什么而言？我们是不是就真的严肃得那么僵硬？我们是主流文学？那也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说，如果是在市场意义上，我们还真不是主流文学。至于最通用的说法传统文学，我觉得更奇怪，奇怪在哪儿呢？前几天我遇到几个搞网络文学的朋友，我跟他们说，在我看来，你们才是传统文学，我才是新文学。为什么呢？类型小说、黑幕小说、官场小说、志怪小说、言情小说、狭邪小说，在“五四”之前都有，是我们已有传统中的一部分。我从事的文学倒是新文学，是在传统之后的“五四”新文学。怎么就在100年之后，之前的传统文学变成了新文学？ 当然在中国现在的语境中常带有一种价值判断，通常认为传统是不好的、落后的、消亡的。其实也不一定。就像我刚提到的几种类型的小说，它们是如此传统，这种传统代表着人性的基本需求，以至于历史的野火烧不尽它们，一百年后市场的春风一吹，又生了。它们依然有巨大的生命力。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巨大的生命力，意味着人性的基本需求。但同时，新也不再仅仅是进化论上的意义，也不完全是褒义的。也可能恰恰证明了，“五四”新文学依然是如此地新，依然在经受考验。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经历的不仅是美学的断裂，还有美学的深刻的分裂。说实在的，我从来不认为我们一定要对消费性、娱乐性采取敌视的立场。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在这儿，而在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共同开创的这样一个传统，“五四”所确立的一整套文学的基本价值，五四与现代中国的约定，对新的民族精神、对中国现代性所作的承诺，是不是现在就终结了？如果说终结了，我们所从事的文学，文学面对历史的合法性在哪儿？真正的强大的精神资源在哪儿？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终结，如果还有信心，“五四”的志向还在，我们面对的可能就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这样的志向如何实现？如何面对既分裂又断裂的美学？甚至是如何去描述、判断？我满怀困惑。 新世纪文学十年的“常道”与“变道”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据我的感觉，文学的断裂真正发生在“80后”作家的兴起。为什么？“80后”之前起码有五代作家还在写，从30年代出生的到70年代出生的。观察后你就会发现，只有“80后”与前五代作家没有清晰的内在传承关系。在前五代作家的压力之下，“80后”作家要出场，必须采取一种特殊方式。这种断裂有一很鲜明的标志，就是出场方式不一样，前五代作家的出场和成名，基本上是由期刊、评论家、文学史三位一体的力量共同塑造的，而这对“80后”作家几乎没有作用，出现新的三位一体:出版社、媒体记者和读者见面会。完全不同的塑造作家力量的形成，构成了新一代作家不同的出场方式。这种断裂方式非常明显，文学生态的变化包含着作家心态、作品趣味的变化。将他们与前五代作家相接时，你会发现里面有接不通的东西。“80后”这一代新作家出现，断裂这种事实才真正发生。 由此我在想，过去我们谈论很久的消费社会在这一代人身上可能真正来临了。但是，我并不认为所有新的东西都是好的。每个作家的写作黄金期都很短，十年基本可以反映一个作家的写作面貌，把目光聚集在年轻人身上可能更能看出一种变化。对这种变化，我是有疑虑的，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我们在认识、研究、传播年轻一代文学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可能很狭窄，这种狭窄包括“80后”写作者所描写生活的狭窄，还有我们关注到的“80后”作家面可能也很狭窄。这让我产生一种疑虑，我把它称为生活的殖民。观察浮在面上的“80后”，你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写的都是都市生活，比如喝咖啡的生活和吃哈根达斯的生活，这种生活成了主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想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这个时代，他会觉得那个时期的年轻人天天都在喝咖啡，在吃哈根达斯。这其实是用了很少人享用的生活，殖民了更多的沉默的在隐秘中的生活。铁皮屋的生活、打工者的生活，这些人的生活有谁来书写？ 我还觉得现在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文风过于华丽和幽默。华丽和幽默不是坏事，但它可能代表一种倾向:可能遮蔽甚至卸下“五四”以来或20世纪现代文学以来所留给我们的那笔沉重遗产。文学想要影响社会，影响自我，对一个我们认为狭窄的空间发言，我们还真卸不下这笔沉重的精神遗产。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一点都不幽默，我不知道很多作家的那种华丽、幽默、轻松感是如何获得的。一代作家的崛起是事实，但是通过这一代作家反观出的值得我们警觉的问题，同样在紧迫地压迫着我如何去面对他们的未来。 新锐声音 “80后写作”的几个问题 杨庆祥(198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做班主任。一次在开班会时，我问学生:你们看郭敬明的作品吗？下面立即是一片“90后”女生的尖叫声。我意识到，郭敬明对这一批年轻的读者而言，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符号。同时我也想到一个问题，“80后”中这样一批在市场意义上取得成功的作家，对我提出了怎样的挑战？我觉得这种挑战是双重的，第一是怎样在世俗意义上理解他们的成功，第二是怎样在专业的意义上来理解他们的作品。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后一种挑战，也就是怎样寻找一种非传统的、新的、有效的批评方式对他们的作品做一种有意义的定位和分析，因为这批人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忽略的历史存在。最近我正好读了三部“80后”的作品，一部是郭敬明的《小时代》，一部是张悦然的《家》，还有一部是颜歌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声音乐团》。我认为这三部作品从不同方面对我们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部是郭敬明的《小时代》，虽然它的故事很好读，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它会占据畅销书的榜首？前阵子有媒体约我写文章，一开始我想在文章里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但是我很快发现这种态度不对，我觉得我应该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去思考他的作品。所以，后来我就在反思自己，郭敬明在《小时代》中所提供的这种表层的、去深度化的故事、人物主体，是不是也是一种有意义的主体？ 第二部是张悦然的《家》，小说讲述了一对很注重生活享受的小夫妻，有一天突然觉得生活无趣就各自离家出走，最后在四川地震现场相遇，他们都做了志愿者。这让我想起张爱玲的经典文本《倾城之恋》，一个城市的沦陷成全了一场不存在的爱情，那么，一场大地震成全了一对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这里的问题是，那种自恋的、单向度的主体是否可以置换、膨胀和更新？《家》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但同时也必须追问的是，这种解放是否一定要借助巨大的灾难来完成？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一代青年作家从单一的主体，虚伪(我是在完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经验、表层的经验中解放出来以后，是否可以生成一种更丰富、更庞杂的写作经验。在颜歌的《声音乐团》中我读到了叙述的复调，多重的声音，庞杂而清晰的叙事结构和故事逻辑，我觉得这是一部很有挑战性的小说。据我了解，一些“80后”的作家在近两年都会拿出新的长篇，我觉得会有新的变化发生。尽管文学的断裂正在进行之中，但在断裂之后有前景。我对此还是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 年轻一代的困境 金理(1981年生，复旦大学博士后) 其实每一代人都面临着具体的困难。但相比较之下，可能今天的年轻一代更不容易。余华、莫言、王安忆们以先锋姿态进入文坛，当时的文学体制比如重要的纯文学刊物等都提供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后当代文学转型为常态的中年期(借用陈思和老师的说法)，他们构建了今日中国文坛的中流砥柱，在稳定的环境里，他们磨砺写作技艺、丰富世界观、摸索读者的口味，不断推出的作品是主流奖项的候选者、学院批评家的关注对象和图书市场的看点。可是今天的青年作家就没有这样的际遇，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压力以及文学边缘化的不可逆转，极大挤压了年轻的文学后继者的空间，他们一出道就投入到市场大潮中肉搏。人们往往强调文坛外生存的可能性，但长期僵在媒体包装与市场逻辑中也许很快就会气血耗尽。我们往往以为那些获得市场成功的“80后”作家就是今天青年人的文学；而那些无法在市场大潮中浮出水面的作家就无缘被读者、研究者所认识。年轻一代的困境在于，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没有任何回旋、缓冲的地带。 前段时间我参加上海青年作家的一个讨论会，会上听到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武平先生的发言，值得人深思，赵先生在运作一系列国外年轻人的文学，我已经读到过几种日本“80后”的小说，就我的体会而言，与日本的同龄人相比，与那些史上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相比，我们中国的一些“80后”一点不差。赵先生觉得奇怪的是，在国外“80后”作者的写作中，对于人的命运、对于终极关怀的思考十分常见，他们不迎合出版社、不讨好市场，因为有公共图书馆、学院和大量基金会都能够给他们提供写作资助，这为他们的独立写作提供了良好基础。我们总觉得接受资助就是写作独立性的丧失，其实也未必这么简单。比如你接受公共图书馆提供的资助，然后定期去该图书馆面对其读者作几场讲演，就完成了你的义务。我们是否也能借鉴这种经验，在天然的市场化之外还提供积极的扶助，不管是“有形的手”还是“无形的手”，总得让年轻人看到有一只手在为他们的写作创造稳定的空间。 断裂与承续 甫跃辉(1984年生，《上海文学》编辑) 我编过郭敬明的《爵迹》，像这样的作品在当下影响确实非常大。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已经浮在水面上的这一批“80后”年轻作家，他们是怎样进入公众视野的？他们的写作从开始到现在基本没有太大变化，都是“青春写作”，我所说的“青春写作”有两个特点:一写作的人是年轻人；其次小说的人物是与作者年龄接近的，也很年轻。在这个意义上说，“80后”写作的主要方式就是青春写作。 回顾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前辈作家们，他们刚开始进入所谓文坛或在文坛成名时是以怎样的方式？“30后”作家王蒙，开始写作时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40后”作家路遥写了《人生》；“50后”王安忆最开始引人关注的作品是《雨，沙沙沙》，“60后”的余华和苏童最初引人注目的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少年血”系列等作品；“70后”的徐则臣最初引起关注的是《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花街系列”作品。这些作品都写的是年轻人，都是在一个连续的传统里。这些都没有被冠以“青春写作”，可到了“80后”就变了。 刚才提到的“70后”的徐则臣属于成名较晚的，比较早成名的像卫慧、棉棉，她们作品中的年轻人与徐则臣作品中的年轻人截然不同。徐则臣是与前几辈作家一脉相承的，而卫慧、棉棉是另外一副样子。卫慧、棉棉和之前的“传统写作”断裂了，却又被后来的徐则臣等人接续上了。 我觉得“80后”目前进入公众视野的这一批人承袭了卫慧、棉棉这一脉，尽管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些人只是“80后”中的一部分，——但在许多人想象中的“80后”却全都成了这样的。我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做编辑，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是从期刊发表作品起步的，和已经进入公众视野的“80后”写作者决然不同，这一拨人将会像徐则臣他们那样，接续上被同辈人扯断的传统。反叛然后回归，常常是一代人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70后”还是“80后”的写作者，在与所谓“传统写作”发生断裂的同时，也暗暗地有了承续。
愉快的寒假生活寒假生活就要结束了，回想这三十多天的生活，还真是有很多难忘而又愉快的事。“过年好！过年好啊！”几声吉祥话第一个飘入我的耳朵里。这就是我这几天寒假生活的最深刻的印象：热闹！大年初一，我从热乎乎的被窝里爬出来，经没有感到任何的寒冷。放眼望去，满村红彤彤的一片——放过的爆竹纸皮、家家高挂的大红灯笼、还有满大家走着的穿着红唐装的乡亲们，喜庆的气氛随之即来。我穿好了衣服，和家人们一起吃热腾腾的早饭。普通的稀粥、咸菜，还有昨夜剩下的饺子，全家人在一起吃，也格外的香。刚吃完饭，就有人过来拜年。他们脸上洋溢着笑容，双手握在一起，向大家拜年，说着吉祥话。走前还往小孩手中塞压岁钱。小孩儿们则是瞪大眼睛，看着大人们推推嚷嚷时红包的位置，最终接到红包以后，也不敢擅自妄为，一切都看父母的眼色行事。寒假和暑假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寒假里会过新年，亲人重聚，享受天伦之乐。今年过年，我远在外地姨、哥哥、弟弟们，都来到了我们家。我们家的人气一下子增高了，并且过了个热热闹闹的兔年。大表哥带回来优异的学业成绩；二表哥带回来适合的工作；小弟也带回来了口才班的学习成果。大家各有所得，互相交流着，十分融洽。这也许就是过年时的特殊气氛吧。我过了一个愉快，平凡，但有充实的寒假。我乐在其中。这个行吗?
可以说寒假是一个新的起点,正在离我们不远处等着我们全市界的小朋友们当然,还会有我们学校的一些大同学 我们喜爱寒假,可以随身所欲同学们在一起玩耍永远都是高兴和快乐的,即使有一些小矛盾,一会儿就会没事儿了的因为我们大家的交情真的特别特别高兴 记得有一个朋友,她叫郭月(对不起,我们家的电脑上打不出来那个带王字旁的月字,多多体谅!)大家都希望我们两个人和好,尤其是李泽和肖昕露因为我们四个是最好的好朋友,现在我们两个又闹别扭,我们在私下就和好了寒假我们四个人还准备再一起一块玩儿哩! 我们喜爱寒假,你是我们的大福星! 同时,我也爱我的老师,同学,父母
寒假里的一个早上，我揣着十块钱出了门，想买点好吃的东西。北风刺骨，寒气袭人，街上的人并不多，我想，人们一定都躲在家里，穿着厚厚的衣服，围在火炉旁。我双眼搜寻着向前走。我前面出现的一个人让我的脚步慢了下来：一个没有双腿的残疾人，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臀部下垫着橡胶皮，靠两只手支撑着一点一点艰难地向前挪动。他来到一个店门前，向店主人伸出了脏兮兮的手。主人会给他吗？我想。主人很快地从柜里取出了五块钱递给了他。残疾人手握那五元钱不停地说着感激的话。这时周围又来了几个人，他们也都纷纷掏出一块、二块送到了残疾人手里：“拿着去吃点东西吧，这大过年的。真可怜啊！”人们都叹着，议论着。我看了看手中的十元钱，抽出了五块钱递了过去。这时我看到了他湿湿的眼眶里充满了感激。他又用手支撑着冰冷的地面向前挪动。在下场口的一个店里我买到了我想吃的肉凇面包。在回来路上再一次看到了那个可怜的残疾人。他还在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但脸上却不再是刚才的感激而是一脸的尴尬。从他的身后传来了一串骂声：“滚，快点滚！哪有钱给你，大过年的就到我店门前来。真晦气。都成这样了，活着也没意思，你不如早点死了算了。还到处去要钱！”我心里真是热血上涌，恨不得马上冲过去给那个骂人的家伙几拳头。有没有同情心啊，连残疾人也骂，还骂得这样恶毒。
今天我回到了老家。来岗南水库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时间去看爷爷奶奶，今天，我回到了老家，开始了我的农村生活。在奶奶家，我看到了从我六岁起奶奶便养着的一群老母鸡，看到了爷爷威严的面孔，看到了奶奶慈祥的面庞。一群小鸡在母鸡的带领下，在院子里嬉戏着，枝头小鸟在欢快地歌唱，小狗在院子里蹦来跳去，好像在欢迎我，估计是它没忘记去我五月份我给的它那些好吃的。五月份来的时候在房檐上搭窝的鸟，也不见了，但我相信，明年它一定还会来的，给了我一个长久的期盼。小猫懒洋洋地卧在向阳的干草堆上晒太阳爷爷把西瓜从井里提了上来，说是专门为我弄得，我非常高兴，与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瓜是那么地甜，那么地凉，比吃冰箱里的瓜爽得多。我拿了西瓜便上了房，服、俯视整个村子，看到了地里的农民在干活；大大小小的山，树。河流萦绕着许许多多的平房和人家。我下了房，直奔大伯家，大伯家的牛，猪，猫，狗等一些事物都使我发了一番感慨。 美丽的家乡，勤劳朴实的人，还有让我感慨的奶奶家和大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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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了解什么叫新世纪文学不？先推荐一篇论文给你做个小参考。具体的作家、作品你再找。 新世纪十年文学：断裂的美学如何整合？ 没有人能否认，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生态所呈现出的空前多样繁复的格局。新媒体、新世代、新文类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学在美学上呈现的“断裂”乃至“深刻的分裂”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所言:“今天，我们再强调断层、分裂，已经没有意义，如何扩大视野，将断裂的文学进行整合，使整个文学生态成为一种新的文学。这才是我们今天探讨新世纪文学十年的意义。”这里选取部分“知名评论家”与“新锐批评者”各具特色的观察视角和视点，为我们打开与众不同的视野。——编者 知名评论家观点 从“青春情怀”到“中年危机”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很多人认为新世纪十年文学没有什么特点，跟上世纪90年代拉不开距离。这是事实。对新世纪文学的起点在上世纪90年代的观点，我比较赞同，因为新世纪文学的基本特点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到新世纪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20年，中国社会空前平静，这也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文学似乎没有很大的发展。新世纪十年文学正经历“从青春情怀到中年危机”。 纵观现代史，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动荡中，差不多十年一际，社会为之一变。这也造成文学一直处在后浪推前浪的进程中。20世纪开始，以“五四”新文学为特征的中国新文学基本上是青春文学，是一种激情洋溢，对时代造成冲击力，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文学。“五四”崛起是以反对前辈为目标的，十年之后，“革命文学”兴起时批判的矛头指向胡适、鲁迅、叶圣陶等；又十年后，“抗战”崛起，清算的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后浪推前浪，文学以不断通过否定前人的方式来推动自身发展。这一特征造成我们的文学始终处在“青春文学”这个维度上。它的特征是我们的作家始终是青年作家，处女作往往是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最典型的是曹禺23岁发表《雷雨》，巴金30岁左右发表《家》，等等。很多作家在青年时期发表了重要作品之后，就很难超越自己。其实仔细去看，有的作家在晚年发表的作品比早期成熟，但是时代在发展，在客观效应上，在学术界的评介上，这些作品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他早期的优质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那个时代是“青春”的时代。 这种情况到新世纪之后突然发生了改变。王安忆、莫言、余华等作家，他们的青春年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但到今天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还是把目光投向这些最优秀的作家身上。这也掩盖了一个问题，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都不在我们的视野中。这就造成一种断裂。 而“80后”作家的文学状态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他们成了一种崭新的力量。今天，我们再强调他们的断层、分裂，已经没有意义，意义在于我们如何扩大视野，使整个文学生态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将断裂的文学进行整合。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新世纪文学十年的意义。 何为“传统文学”？ 李敬泽(《人民文学》主编) 如果新世纪十年有个起点的话，我愿意把这个时间点定在1998年，那一年，出现“断裂”事件，那一年，网络文学真正兴起，在那之后，“美女作家”事件发生。在这之前和之后，确实有些事情不同了。其中有一点，让我感受特别深刻。在那之前，当我跟别人讲我是从事文学的，所有人都会不言自明地明白你的职业。十多年过去了，当面对媒体和不熟悉文学的人，如果我说是搞文学的，我一定要给自己加一个困难的界定，不然对方就会追问你是搞网络文学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十年之前不言自明的文学，现在不得不面对一个自我言说、自我辩护、自我指认的困境。 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有时被叫做“纯文学”，有时被叫做“严肃文学”，有时被叫做“主流文学”，有时被叫做“传统文学”。每个名字都让我有点不甘心。我们真的就纯成蒸馏水了吗？严肃文学是相对于什么而言？我们是不是就真的严肃得那么僵硬？我们是主流文学？那也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说，如果是在市场意义上，我们还真不是主流文学。至于最通用的说法传统文学，我觉得更奇怪，奇怪在哪儿呢？前几天我遇到几个搞网络文学的朋友，我跟他们说，在我看来，你们才是传统文学，我才是新文学。为什么呢？类型小说、黑幕小说、官场小说、志怪小说、言情小说、狭邪小说，在“五四”之前都有，是我们已有传统中的一部分。我从事的文学倒是新文学，是在传统之后的“五四”新文学。怎么就在100年之后，之前的传统文学变成了新文学？ 当然在中国现在的语境中常带有一种价值判断，通常认为传统是不好的、落后的、消亡的。其实也不一定。就像我刚提到的几种类型的小说，它们是如此传统，这种传统代表着人性的基本需求，以至于历史的野火烧不尽它们，一百年后市场的春风一吹，又生了。它们依然有巨大的生命力。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巨大的生命力，意味着人性的基本需求。但同时，新也不再仅仅是进化论上的意义，也不完全是褒义的。也可能恰恰证明了，“五四”新文学依然是如此地新，依然在经受考验。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经历的不仅是美学的断裂，还有美学的深刻的分裂。说实在的，我从来不认为我们一定要对消费性、娱乐性采取敌视的立场。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在这儿，而在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共同开创的这样一个传统，“五四”所确立的一整套文学的基本价值，五四与现代中国的约定，对新的民族精神、对中国现代性所作的承诺，是不是现在就终结了？如果说终结了，我们所从事的文学，文学面对历史的合法性在哪儿？真正的强大的精神资源在哪儿？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终结，如果还有信心，“五四”的志向还在，我们面对的可能就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这样的志向如何实现？如何面对既分裂又断裂的美学？甚至是如何去描述、判断？我满怀困惑。 新世纪文学十年的“常道”与“变道”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据我的感觉，文学的断裂真正发生在“80后”作家的兴起。为什么？“80后”之前起码有五代作家还在写，从30年代出生的到70年代出生的。观察后你就会发现，只有“80后”与前五代作家没有清晰的内在传承关系。在前五代作家的压力之下，“80后”作家要出场，必须采取一种特殊方式。这种断裂有一很鲜明的标志，就是出场方式不一样，前五代作家的出场和成名，基本上是由期刊、评论家、文学史三位一体的力量共同塑造的，而这对“80后”作家几乎没有作用，出现新的三位一体:出版社、媒体记者和读者见面会。完全不同的塑造作家力量的形成，构成了新一代作家不同的出场方式。这种断裂方式非常明显，文学生态的变化包含着作家心态、作品趣味的变化。将他们与前五代作家相接时，你会发现里面有接不通的东西。“80后”这一代新作家出现，断裂这种事实才真正发生。 由此我在想，过去我们谈论很久的消费社会在这一代人身上可能真正来临了。但是，我并不认为所有新的东西都是好的。每个作家的写作黄金期都很短，十年基本可以反映一个作家的写作面貌，把目光聚集在年轻人身上可能更能看出一种变化。对这种变化，我是有疑虑的，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我们在认识、研究、传播年轻一代文学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可能很狭窄，这种狭窄包括“80后”写作者所描写生活的狭窄，还有我们关注到的“80后”作家面可能也很狭窄。这让我产生一种疑虑，我把它称为生活的殖民。观察浮在面上的“80后”，你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写的都是都市生活，比如喝咖啡的生活和吃哈根达斯的生活，这种生活成了主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想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这个时代，他会觉得那个时期的年轻人天天都在喝咖啡，在吃哈根达斯。这其实是用了很少人享用的生活，殖民了更多的沉默的在隐秘中的生活。铁皮屋的生活、打工者的生活，这些人的生活有谁来书写？ 我还觉得现在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文风过于华丽和幽默。华丽和幽默不是坏事，但它可能代表一种倾向:可能遮蔽甚至卸下“五四”以来或20世纪现代文学以来所留给我们的那笔沉重遗产。文学想要影响社会，影响自我，对一个我们认为狭窄的空间发言，我们还真卸不下这笔沉重的精神遗产。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一点都不幽默，我不知道很多作家的那种华丽、幽默、轻松感是如何获得的。一代作家的崛起是事实，但是通过这一代作家反观出的值得我们警觉的问题，同样在紧迫地压迫着我如何去面对他们的未来。 新锐声音 “80后写作”的几个问题 杨庆祥(198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做班主任。一次在开班会时，我问学生:你们看郭敬明的作品吗？下面立即是一片“90后”女生的尖叫声。我意识到，郭敬明对这一批年轻的读者而言，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符号。同时我也想到一个问题，“80后”中这样一批在市场意义上取得成功的作家，对我提出了怎样的挑战？我觉得这种挑战是双重的，第一是怎样在世俗意义上理解他们的成功，第二是怎样在专业的意义上来理解他们的作品。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后一种挑战，也就是怎样寻找一种非传统的、新的、有效的批评方式对他们的作品做一种有意义的定位和分析，因为这批人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忽略的历史存在。最近我正好读了三部“80后”的作品，一部是郭敬明的《小时代》，一部是张悦然的《家》，还有一部是颜歌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声音乐团》。我认为这三部作品从不同方面对我们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部是郭敬明的《小时代》，虽然它的故事很好读，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它会占据畅销书的榜首？前阵子有媒体约我写文章，一开始我想在文章里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但是我很快发现这种态度不对，我觉得我应该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去思考他的作品。所以，后来我就在反思自己，郭敬明在《小时代》中所提供的这种表层的、去深度化的故事、人物主体，是不是也是一种有意义的主体？ 第二部是张悦然的《家》，小说讲述了一对很注重生活享受的小夫妻，有一天突然觉得生活无趣就各自离家出走，最后在四川地震现场相遇，他们都做了志愿者。这让我想起张爱玲的经典文本《倾城之恋》，一个城市的沦陷成全了一场不存在的爱情，那么，一场大地震成全了一对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这里的问题是，那种自恋的、单向度的主体是否可以置换、膨胀和更新？《家》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但同时也必须追问的是，这种解放是否一定要借助巨大的灾难来完成？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一代青年作家从单一的主体，虚伪(我是在完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经验、表层的经验中解放出来以后，是否可以生成一种更丰富、更庞杂的写作经验。在颜歌的《声音乐团》中我读到了叙述的复调，多重的声音，庞杂而清晰的叙事结构和故事逻辑，我觉得这是一部很有挑战性的小说。据我了解，一些“80后”的作家在近两年都会拿出新的长篇，我觉得会有新的变化发生。尽管文学的断裂正在进行之中，但在断裂之后有前景。我对此还是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 年轻一代的困境 金理(1981年生，复旦大学博士后) 其实每一代人都面临着具体的困难。但相比较之下，可能今天的年轻一代更不容易。余华、莫言、王安忆们以先锋姿态进入文坛，当时的文学体制比如重要的纯文学刊物等都提供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后当代文学转型为常态的中年期(借用陈思和老师的说法)，他们构建了今日中国文坛的中流砥柱，在稳定的环境里，他们磨砺写作技艺、丰富世界观、摸索读者的口味，不断推出的作品是主流奖项的候选者、学院批评家的关注对象和图书市场的看点。可是今天的青年作家就没有这样的际遇，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压力以及文学边缘化的不可逆转，极大挤压了年轻的文学后继者的空间，他们一出道就投入到市场大潮中肉搏。人们往往强调文坛外生存的可能性，但长期僵在媒体包装与市场逻辑中也许很快就会气血耗尽。我们往往以为那些获得市场成功的“80后”作家就是今天青年人的文学；而那些无法在市场大潮中浮出水面的作家就无缘被读者、研究者所认识。年轻一代的困境在于，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没有任何回旋、缓冲的地带。 前段时间我参加上海青年作家的一个讨论会，会上听到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武平先生的发言，值得人深思，赵先生在运作一系列国外年轻人的文学，我已经读到过几种日本“80后”的小说，就我的体会而言，与日本的同龄人相比，与那些史上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相比，我们中国的一些“80后”一点不差。赵先生觉得奇怪的是，在国外“80后”作者的写作中，对于人的命运、对于终极关怀的思考十分常见，他们不迎合出版社、不讨好市场，因为有公共图书馆、学院和大量基金会都能够给他们提供写作资助，这为他们的独立写作提供了良好基础。我们总觉得接受资助就是写作独立性的丧失，其实也未必这么简单。比如你接受公共图书馆提供的资助，然后定期去该图书馆面对其读者作几场讲演，就完成了你的义务。我们是否也能借鉴这种经验，在天然的市场化之外还提供积极的扶助，不管是“有形的手”还是“无形的手”，总得让年轻人看到有一只手在为他们的写作创造稳定的空间。 断裂与承续 甫跃辉(1984年生，《上海文学》编辑) 我编过郭敬明的《爵迹》，像这样的作品在当下影响确实非常大。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已经浮在水面上的这一批“80后”年轻作家，他们是怎样进入公众视野的？他们的写作从开始到现在基本没有太大变化，都是“青春写作”，我所说的“青春写作”有两个特点:一写作的人是年轻人；其次小说的人物是与作者年龄接近的，也很年轻。在这个意义上说，“80后”写作的主要方式就是青春写作。 回顾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前辈作家们，他们刚开始进入所谓文坛或在文坛成名时是以怎样的方式？“30后”作家王蒙，开始写作时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40后”作家路遥写了《人生》；“50后”王安忆最开始引人关注的作品是《雨，沙沙沙》，“60后”的余华和苏童最初引人注目的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少年血”系列等作品；“70后”的徐则臣最初引起关注的是《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花街系列”作品。这些作品都写的是年轻人，都是在一个连续的传统里。这些都没有被冠以“青春写作”，可到了“80后”就变了。 刚才提到的“70后”的徐则臣属于成名较晚的，比较早成名的像卫慧、棉棉，她们作品中的年轻人与徐则臣作品中的年轻人截然不同。徐则臣是与前几辈作家一脉相承的，而卫慧、棉棉是另外一副样子。卫慧、棉棉和之前的“传统写作”断裂了，却又被后来的徐则臣等人接续上了。 我觉得“80后”目前进入公众视野的这一批人承袭了卫慧、棉棉这一脉，尽管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些人只是“80后”中的一部分，——但在许多人想象中的“80后”却全都成了这样的。我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做编辑，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是从期刊发表作品起步的，和已经进入公众视野的“80后”写作者决然不同，这一拨人将会像徐则臣他们那样，接续上被同辈人扯断的传统。反叛然后回归，常常是一代人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70后”还是“80后”的写作者，在与所谓“传统写作”发生断裂的同时，也暗暗地有了承续。
我目前只有这几张不知道你对不对得上
墨西哥的第一国花是仙人掌。墨西哥主要居民是印第安族的阿斯特克人。相传最初部族神指点他们向南迁移，并说，当看到一只老鹰站在仙人掌上啄食一条蛇的地方，就证明那里富足、吉祥、可定居下来，会繁荣兴旺。他们走到墨西哥，果然看到预示的景象，便在那里定居。仙人掌成为他们坚强不屈，为捍卫自己民族利益而英勇斗争的标志。
傻孩子，不要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