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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论参考文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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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论参考文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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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压岁钱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经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 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新朋好友家和邻那里祝贺新春,旧称拜年。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已有。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必亲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东汉时称为"刺",故名片又称"名刺"。明代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簿"。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  【摘 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佛教艺术 飞天形象的变迁。  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  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  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  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  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  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  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  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  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  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  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  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  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  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  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  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  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  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  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参考文献:  [1]王志强《美术大观》10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  [2]陈剑《艺术探索》21(2)飞天的美学意蕴。  [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中国文化概论参考文献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压岁钱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经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 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新朋好友家和邻那里祝贺新春,旧称拜年。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已有。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必亲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东汉时称为"刺",故名片又称"名刺"。明代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簿"。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  【摘 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佛教艺术 飞天形象的变迁。  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  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  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  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  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  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  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  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  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  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  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  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  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  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  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  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  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  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  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参考文献:  [1]王志强《美术大观》10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  [2]陈剑《艺术探索》21(2)飞天的美学意蕴。  [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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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参考文献有哪些

有一本书,就叫《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 阮仪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家建委、国家文物局、国家城建总局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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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压岁钱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经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 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新朋好友家和邻那里祝贺新春,旧称拜年。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已有。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必亲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东汉时称为"刺",故名片又称"名刺"。明代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簿"。

中国传统文化参考文献有哪些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试概括出几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继承是必要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但要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还要虚心学习。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别人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别人不来向我们学习,是别人的愚蠢。而我们不去学习别人,则是我们的愚蠢。学习永远不是一件丢面的事,而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赶上别人,超过别人。即使已经超过别人,也要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别人总会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些。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这是肯定的。不同在哪里?人口多一些,生产力起点低一些,文化教育落后一些,人均资源少一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特殊性。但是,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如:都要发展经济,都要科学、民主,都热爱美好生活,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要讲道德和法律。因此,别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应积极借鉴。有些人动不动以中外国情不同为由,千方百计为学习别人先进文化设置障碍。中外国情不同,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人权,不能普选,不能倡导思想自由,不能搞股份制,等等。这与其说是重视本国国情,不如说是自甘落后。许多别人文明的先进成果,被排斥在一边。害了谁?害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害了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若以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民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必然越来越大了。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前进是最明智的。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向我学一点东西,我也向你学一点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文明,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前进,才能发展更好,也才能使各个民族更快地进步。关于创新。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旧事物不会灭亡,新事物不会发展,世界永远原地踏步,不能前进。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或仅仅中只有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创新不易。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根深叶茂。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二要明确方向。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三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四要有勇气和意志。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时代不同了。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有人把千古罪学当成国学,其实把自己也变成了千古罪人。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  【摘 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佛教艺术 飞天形象的变迁。  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  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  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  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  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  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  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  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  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  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  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  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  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  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  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  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  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  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  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参考文献:  [1]王志强《美术大观》10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  [2]陈剑《艺术探索》21(2)飞天的美学意蕴。  [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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