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学报主编是谁呀

发布时间：2024-06-14 10:27:17

广西大学学报主编是谁呀

是广西大学主办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报道校内外有关数学、物理学、化学、化工、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食品工程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包括原始研究论文、综述等。

梁启超在爱国救亡中的报刊活动及特色作者：管艳霞文章来源：傲视传媒网浏览：394 次中文摘要：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在爱国救亡的过程中，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该文分析了梁启超在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报刊活动，并总结了他在办报活动中体现的六种特色：形成时务文体；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近代宣传启蒙思想的先锋主力，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参与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民主化现代化运动。在追求民主化道路中，梁启超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他的报刊活动不仅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而且对社会起到思想启蒙和教育的作用，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报刊活动 (二)戊戌运动时期梁启超为推行变法，先行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他主编的近代中国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在京城引起轰动，“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①，后被查封。梁启超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②。梁启超又《时务报》为中心，宣传维新变法。数年之后，梁启超不无得意地回忆道：“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③自《时务报》创办至1898年3月梁启超在《时务报》论说中居于核心地位。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以《变法通议》一文最为著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二)启蒙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倡导民权，启发民智。《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冲破了康有为的束缚，他在《清议报》上大力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保皇党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叛逆集团，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但多数爱国华侨对革命尚缺乏明确认识，保皇维新的主张仍有很大市场，梁启超对以往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康有为又以师生之情感化他，梁启超那股革命热情逐渐淡化，从革命又变为保皇。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起了《新民从报》。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大力鼓吹民权、共和、革命和破坏，并且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到西方人物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等近百人。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毛泽东、郭沫若、胡适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颇有启迪。美国之行后，思想言论大变的梁启超不再谈种族革命，宣布与共和长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时，《新民从报》的宣传方针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和倒退。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发表了《新民说论私德》，公开反对革命。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此外，梁启超还主持创办了其他一些报刊。1903年，他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大部分用白话文写成，发起“小说界革命”，成为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次年，他在上海创办《时报》。《时报》版式新颖、格调高，内容丰富，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 (三)立宪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四)护国运动时期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从反袁世凯宣言书到各种护国的对外文件，梁启超的笔时刻指挥运动的进程，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在全国掀起反袁大浪。他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广泛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五)五四运动时期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坚持改良，反对革命，是梁启超一生基本的政治主张，晚年也不例外。时代在发展，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他对新时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等，都必然持对抗态度。二、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特色梁启超从《时务报》起，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梁启超自己总结说：“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一是“纵笔所致不检束”。即要求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舒服，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大解放。这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宣传的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新颖思想，为实行政治改革摇旗呐喊。而且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因此，旧的表现形式不仅无法容纳新的内容，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这就要求彻底摆脱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体的束缚，应于时势，用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屏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这是因为梁启超等报刊政论家，在自己的刊物上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引用了大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名词术语。对于这些外来的新鲜东西，不能削足适履，只能兼容并包，允许它存在。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打破陈规，采用能够和它的极其丰富、广泛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了。其三，“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行强，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他写出来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是最重视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全面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的各个方面，既有社会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而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二十年间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现代化运动的主将和推动者。他掀起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创了以报刊实行广泛社会教育的先河。在维新运动中，他不仅要变法，更重视宣传变革思想，以启迪民智、绅智；立宪运动中，他鉴于国民缺乏宪政知识，大力宣传有关知识；护国运动中，他通过报章阐述法的重要性，明确应具有的权利和尊严。而梁启超在宣传新思想、建设新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梁启超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与报刊活动紧密结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899年以前，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今文经学为主，在《时务报》时期开始编辑西方知识。第二阶段为1899——1907年，《清议报》和《新民从报》期间，以介绍西方学说为主，包括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达尔文、颉德的进化论，以及其他西方哲学、经济学等，同时基本完成了中国史学、法学、小说、诗歌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三阶段为1908年——1919年间，以政治宣传活动为主，结合政治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完成了宪政学、财政学、推行货币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阶段为1920——1928年间，引进西方大量原著和聘请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集中精力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引进西方大量名著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经籍作了许多总结性开创性的研究，其成果之丰硕琳琅满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最有影响者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佛家研究十八篇》、《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综观梁启超学术研究，他是中国几千年来旧学的总结者，中西结合新学时代的开创者，可称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大多具有较高的价值。 (四)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是由改良派到保皇派的转变；一是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梁启超的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报刊中反映出来。从创办《清议报》到《新民从报》停刊的10年中，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从维新到革命，从革命变到保皇，又从保皇变到立宪。这些转变都清楚地反映在上述报刊的文字中。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梁启超一生善变，但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救亡图存的理想始终没有变，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五)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尤其是《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在维新报刊外，大量的时政刊物，重庆的《渝报》、成都的《蜀学报》、广州的《岭学报》、福州的《福报》、桂林的《广仁报》、上海的《富强报》、《东亚报》、《求是报》等，此时也纷纷创刊。各类综合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及文摘性报刊，这时也不断出现，其中既有日报，也有旬报、月报，形成一股红红火火的办报热潮。如妇女报《女学报》，晚报《上海晚报》，译报《译书公会报》，文摘报《集成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跃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六、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梁启超以报刊为阵地，推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宣传上，他既狂热鼓吹革命共和，又一变而为君主立宪的旗手。从理论宣传及社会实践上，他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倡导者，是中国追求民主实现的先行者。他认为办报是强国的手段，把报馆作为治之具，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在近代社会为其他国家报人所普遍看重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则被明显忽略。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刚刚起步，对经济信息和广告推销的需求还比较少，报业的经济特性尚未充分显露，而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维新变法的迫切需求，当然使报刊的政治功能得以强化。他主持的报刊多以政论为主，新闻报道未能成为报刊的主角；即使新闻报道，也成为发表政见的工具，或夹叙夹议，或使用编者按语，寓评论于报道之中。梁启超还提出了利用报刊“制造舆论”的口号。在梁启超看来，事实为传达观点服务，只要实现了自己的意旨，新闻真实与否无大局。在梁启超之后，随着阶级、民族斗争的深化，报刊经常作为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 [注释]： ①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②梁启超：《在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③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之六，第52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参考文献： [1]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11月。 [2]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出版社1997年10月。 [3]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4]胡文龙等人著：《新闻评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5] 《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5期，2000年10月。 [6] 《梁启超与〈时务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年9月。 [7]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总第143期)。 [8] 《世俗化的理想与理想化的实效——浅析梁启超前期报刊文章盛行的原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9] 《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学术论坛》，05。 [10] 《维新志士与近代报刊发展》，《史学月刊》，04。 [11] 《20世纪初旅日华人所办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日本问题研究》，03。 [12]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年第4期。 [13]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河北学刊》，03。 [14] 《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09。参考资料：摘自中国学术论坛

广州大学学报主编是谁呀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综合性学术刊物，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就发表的学术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多家权威刊物转载，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本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发挥综合性理工院校特点，开展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党建、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研究，反映高教改革成果，促进学院教学、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由广州大学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社会科学版国际刊号为ISSN 1671-394X，国内刊号为CN 44-1545/C。刊物为大16开，每期内文96个页码。《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全面反映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术成果，注重学术价值和社会应用价值，重点研究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前沿问题。创刊四年多来，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历届主编和编辑部人员的共同努力，短期内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2003年社会科学版继被“中国学术期刊规范化与评价研究中心”评为《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后，又成为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2005年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年度报告显示，社会科学版的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均翻了一番。人权研究岭南文化主管单位：广州市教育局主办单位：广州大学主编：郑洁ISSN：1671-394XCN：44-1545/C地址：广州市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A213信箱邮政编码：510006

自然科学版国际刊号为ISSN 1671-4229，国内刊号为CN44-1546/N。两刊均为大16开，每期内文96个页码。编辑部设在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广州大学行政B后座二楼。广州大学是由广州多所市属高校于2000年月7月合并组建而成的综合性大学。学报编辑部由原广州师院、广州大学、华南建设学院（西院）、广州师专等四家学报编辑部合并而成。合并前的各刊都有较长的办刊历史和各自的特色。其中原《广州师范学院学报》创办于1980年，并于1999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社科期刊。学校合并初期，广州大学学报编辑部以《广州大学学报（综合版）》的形式在2001年出版了12期。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从2002年起，学报编辑部开始出版目前的《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月刊）和《广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双月刊）。《广州大学学报》坚持“二为”办刊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办刊方针，立足广州，面向海内外，重视基础理论探索，突出地方特色和应用研究。《广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着重推动科技创新，突出应用科学和技术研究，是展示自然科学各学科科研、学术成果的重要园地和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窗口。2002年社会科学版在第二届优秀社科学报评选活动中，获“优秀栏目策划奖”；2003年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继被“中国学术期刊规范化与评价研究中心”评为《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后，又先后成为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2004年，在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中，自然科学版荣获优秀出版编辑奖；2005年自然科学版成为美国《化学文摘》（CA）、俄罗斯《文摘杂志》（AJ）收录刊源，社会科学版在保持原有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良好转载的基础上，又有多篇文章被全国最高反馈刊物《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以及《中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2005年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年度报告显示，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的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均比上年翻了两番。《广州大学学报》拥有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编辑队伍，广州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陈永亨教授兼自然科学版主编，编辑部主任郑洁编审兼社会科学版主编，13位编辑中（含主编），硕士、博士学历4人，具有正高职称2人、副高职称6人。学报编辑部不断完善相关措施，通过采取对作者优稿优酬、对编辑优稿奖励等手段，充分调动作者及编辑写稿、组稿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双向互动，全面提升编辑人员素质和学报综合竞争力，以确保学报学术质量稳步提升，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办好一个刊物，需要获得社会各界，特别是专家、学者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多年来对《广州大学学报》所给予的热情关注与大力扶持，真诚地期盼各界朋友一如既往地对本刊给予热情关注与更大支持。

西藏大学学报主编是谁呀

（一）专著：1、《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合著，格勒主编，王川系该书编委会、执行编委会的编委），重庆出版社2000年9月；2、《清实录西藏昌都地区史料选》，独著，20万字，西藏昌都地区方志委员会刊行，2001年1月；3、《拉萨河畔六十日——拉萨河流域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独著，23万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4、《西藏和其他藏区特殊开发途径》，合著，副主编，20万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5、《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独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版。6、《学界泰斗——陈寅恪》，独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二）论文（凡未注明者均为独著）1、《清代昌都三岩地区政事拾遗》，《西藏研究》2000年4期，第55—61页。全文收入：①西藏昌都地区地方志总编室主编《昌都地区论文选》，2001年4月，第93—108页；②“中国西藏信息网”和“西藏网”两个中文简体网站均全文转载2、《西洋望远镜与阮元望月歌》，《学术研究》2000年4期，第82—90页（全文收入：①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明清史》2000年第4期第74—82页全文转载；②中国“新青年”网全文转载；- 2003-12-17）；3、《史学家陈寅恪在康乐园的生活情趣》，《岭南学报》（香港岭南大学学报）新第2期，2000年10月，第297—313页（刘克敌：《二十年来之陈寅恪研究述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5期评价了该文的观点，刘文又4、《民国时期西藏昌都地区的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及其活动》，《西藏研究》2001年1期，第85—90页；5、《陈寅恪与陈述的学术交往》，《史学史研究》2003年1期，第23—31页；6、《陈寅恪、冼玉清的纯阳观之游》，《岭南文史》2003年1期；7、《陈寅恪与蜀中诸儒的交往》，《文史杂志》2003年3期；8、《陈寅恪与岭南花木》，《中山大学校报》2000年6月15日51K 2005-1-18 及“国学网”等数个网站全文转载）；9、《“稳藏必先安康”的历史新启示——关于甘孜州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对策建议》（合作撰写），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委托课题，2002年4月；10、《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第198—118页；11、《“茶马古道”旅游品牌打造的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2期，第27—32页；12、《清及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丹达神崇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第76—84页（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中国近代史》2003年第7期第43—51页全文转载）；13、《晚清民国时期藏政要员的洋务背景》，《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13—19页（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中国近代史》2003年第8期第43—49页全文转载）；14、《近百年来中国对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保护》，《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64—69页；15、《历史学者陈寅恪姓名“恪”之读音》，《东方文化》2003年第6期，第146—148页；16、《研究中华传统政治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北京）2004年第1期第63页；17、《民国时期“西康农事试验场”的设置及其实际成效》，《西藏大学学报》（拉萨）2004年第1期第44—48、60页（①人大复印资料F7《经济史》2004年第3期第67—71页全文转载；②中国西藏信息中心全文转载见18、《西藏民俗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评<西藏民俗文化>》，《中国藏学》（北京）2004年第2期第113—114页（中国藏学网全文转载，见19、《藏区城市昌都在近代的变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106—114页；20、《民国三十六年西康省的植树节及其造林评价》，《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咸阳）2004年第3期第23—27页；21、《陈寅恪与伯希和学术交往述略》，《中山大学学报》（广州）2004年第5期第80—84页（教育部主办《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6期摘录主要观点）；22、《谈蕃说胡更上一层：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评议》，《西北民族研究》（兰州）2004年第3期第115—119页；23、《陈寅恪与伯希和》，载《文汇报》（香港）2004年6月8日（京港学术交流中心简报有报道，24、《略论汉藏教理院在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中的贡献》，《西藏大学学报》（合著，第二作者）2004年第4期第51—59页。25、《清末、民国时期西康地区的农业改进及其实际成效》，《民国档案》（南京）2004年2004年，第4期，第54—59页26、《陈寅恪与四川学者的交往述论》，《中山大学学报》（广州）2004年第5期，第107—113页；27、《民国后期“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设立始末及其历史意义——四川藏区农业近代化起源研究之一》，《西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28、《陈寅恪与藏学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咸阳）2005年第1期第18—23页。

①马晨明同志作为首届省高等学校“育人奖”候选人的公示接省委教育工委通知，经学校推荐、专家评审，省委教育工委研究，马晨明同志作为省高等学校“育人奖”候选人，现予以公示。②马晨明(1977-),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生。马晨明同志作为首届省高等学校“育人奖”候选人的公示接省委教育工委通知，经学校推荐、专家评审，省委教育工委研究，我校马晨明同志作为省高等学校“育人奖”候选人，现予以公示：作者单位：马晨明（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上海大学,上海,200072）。乐嘉春（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上海大学,上海,200072同济大学固体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200092）。戴世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上海大学,上海,200072）。③马晨明同志作为首届省高等学校“育人奖”候选人的公示接省委教育工委通知，经学校推荐、专家评审，省委教育工委研究，我校马晨明同志作为省高等学校“育人奖”候选人，现予以公示：马晨明(1977-),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生作者单位：马晨明（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上海大学,上海,200072）乐嘉春（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上海大学,上海,200072同济大学固体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200092）戴世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上海大学,上海,200072）就这些，没了！选我吧！

主要研究领域：近现代藏区及其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史、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近现代学术史。参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中国藏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格勒研究员主持）等多项，从1997年来数次进入各地藏区，进行社会调查与研究。在《民族研究》、《民国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藏学》、《西藏研究》、《宗教学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西藏大学学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广西民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中国史研究动态》、《史学史研究》》、《历史教学》、《学术研究》、《民国档案》、《海交史研究》、《香港岭南学报》、《香港文汇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几十篇，出版《神秘的宗教》（广州出版社1997年）、《拉萨河畔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西藏昌都――历史、传统与现代化》（合著，编委，重庆出版社2000年）、《南海神庙》（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西藏昌都地区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论著8种。新著《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即将出版。论文《藏区枢纽城市昌都在近代的变迁》获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2003年度一等奖；论文《晚清民国时期藏政要员的洋务背景》（《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13—19页，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中国近代史》2003年第8期第43—49页全文转载）获2004年四川民族学会三等奖；合编专著《西藏和其他藏区特殊开发途径》（主编为四川大学冉光荣教授，合著，副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获2004年四川省二等奖（联合获得）。）、《西藏昌都地区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获四川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四川省教育厅“第七届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二等奖。

山西大学学报主编是谁呀

主要从事宪法学、行政法学的研究，讲授宪法学、行政法学课程。曾获山西省直机关“一五普法先进个人”和“山西大学优秀党员”称号。2004年4月获“山西大学本科教学优秀奖”，所教授的《宪法学》课程被评为“山西大学优秀课程”。参编法学教材、著作共五部，在本专业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和参与山西省软科学课题各一项，主持横向科研项目三项，参与横向科研项目两项。论文1、行政公开的法律思考，《政法论坛》，2002年2期；2、WTO对经济行政法制度的影响，《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3期；3、对经济行政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理论探索》，2003年5期；4、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法治行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1期；5、行政机关层级监督的法律思考，《政府法制》2005年理论专刊；6、论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政府法制》2005年理论专刊；7、土地征收法律程序刍议，《政府法制》2005年理论专刊；8、以权利制约权力∶遏制公共权力异化的重要途径，《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2期；9、论迁徙自由在中国的实现，《山西高校社科学报》，2005年4期；10、论人民代表直接选举中程序的完善，《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3期；11、论依法治国的实现途径，《理论探索》 2001年1期；12、论在依法治国实践中律师的任务和使命，《山西高校社科学报》,2001年6期；13、论“法治”建设中“德治”与“人治”、“礼治”的关系，《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1期；14、晋商法律文化特点研究，《北京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2年1期；15、晋商诚实信用法律文化特点研究，《理论探索》，2002年4期；16、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理论与实践（副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11月；17、司法职业道德教程（撰写第九章：公证人员的职业道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9月；18、法律基础例论（参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19、法律基础（参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20、论迁徙自由在中国的实现《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5年4期；21、论我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程序的完善《山西大学学报》 2005年3期；22、论行政机关的层级监督《政府法制》理论专刊 2005年8月；23、土地征收程序刍议《政府法制》理论专刊 2005年8月。成果1、专著：《宪法》法律出版社 2006年1月主编。2、获奖：（1）2000年论文《依法治国与中国律师的跨世纪使命》获山西律师2000年大会一等奖，（2）2001年论文《以权力制约权力——遏制公共权力异化的重要途径》获优秀论文一等奖。3、项目：（1）党在基层政权组织中依法执政方式研究省社科“十五”规划研究项目 11，（2）以权利制约权力——遏制权力异化之研究山西大学社科研究项目 0109 2001，（3）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山西大学社科研究项目0109 2001，（4）山西城市法治建设研究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0105609 20016。

男，中共党员，湖南衡东人，大学本科文化，教授职称，硕士生导师。湖南商学院教学名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全国王维研究会理事，省古典文学学会、省屈原学会常务理事。科研成就突出，长期从事古代文学、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等方面研究工作，主持省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四项，省教育厅教改课题三项，重点课题一项，在《光明日报》、《文艺报》、《山西大学学报》、《中国文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0部，散文随笔集2部。主编教材2部，与他人合著合编著作、教材5部。多篇论文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主编教材1部，与他人合著合编著作教材6种。省教育厅重点科研课程1项，省教育厅教改课题3项，省教育科学“十五”重点课题1项。曾获省优秀社科奖1次，省教育厅教改奖2次，衡阳市优秀社科奖4次，衡阳市首届优秀社科专家，商学院教学名师。其研究成果为国内许多专家肯定、赞赏，尤其是对“中医文化与古典文学”的系统研究，把传统的中医理论与古典文学结合起来，探索医学、文学这二者交融的文化背景与发展轨迹，开创了古典文学研究新的领域，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被许多专家誉为“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