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刑是刑罚吗？ 死刑消灭生命，那是因为它的前命题肯定是，只有消灭了肉体，才能消解罪犯的部分罪恶[3] 死刑认为，罪犯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存在[4] 这实质上是在说，行为人继续存在，就会继续犯罪，是命中注定要犯罪的，是不可救药的，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预防可能性的，所以只能推定其为天生犯罪人。天生犯罪人因为它是遗传学上人种中的坏种，是生存竞争中的应被淘汰者[5] ，是应该被剔除掉的。故而其生命权是不受保障的。另外，比较身体刑、自由刑、罚金刑、名誉刑，死刑犯绝对没有任何的再犯可能，因而，死刑对于犯罪人是最有效的“特殊预防”手段。这应当是死刑存在的逻辑。 但是，天生犯罪人是命运犯，该人意志不自由，没有罪责，没有可责性。不能用刑罚来对待，因为对其适用刑罚就像对疾病进行非难一样，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刑罚是和应该是什么？为什么要处以刑罚？刑罚的任务是什么？根据刑罚理论上最一般的理解，刑罚是根据不法和罪责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的一种可感知的痛苦和祸害，它表明了国家对行为的公开反对，是对严重违法行为的强制抵偿，以此证明法规范一如既往的有效性。另外，刑罚也应该对于行为人本人产生积极的效果，这样就有助于行为人的再社会化，或者说至少不会妨碍其再社会化[6] 刑罚在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对犯罪人必要而适当的制裁，使其痛苦地感受到过去行为给其在法律地位上带来的现实不利和污点状态。一方面表明国家对行为人的非难和警告，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强制向其弃恶从善的理智发出号召。刑罚的任务体现在所赋予刑罚的意义和目的上。刑罚的意义在于罪责抵偿、实现和解[7] ；刑罚的目的则是惩前毖后、预防犯罪[8] 片面的强调意义或者目的两者其一，就会要么导致不人道的刑事政策，要么导致不公正的刑事政策[9] 寻求罪责抵偿的刑罚意义和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之间的均衡关系，应该是人道理性而科学的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刑罚目的的二律背反关系上，重心应该向特殊预防方向上进行转移。这样，刑罚的目的定位就是：以罪责原则为刑罚的根据和界限[11] ，通过特殊预防（惩前毖后）来实现一般预防[12] ，而不是通过片面而纯粹的报应实现恐怖；通过特殊预防（教化行为人）而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13] ，而不是把犯罪人永远的开除出社会共同体。 所以，结论只能是： 不管是隆布罗索提出的天生犯罪人，还是东方神相言中的牢狱命相之人，皆是决定论上的天生罪犯； 天生罪犯是命运犯，没有意志自由，没有罪责，没有可责性，没有刑罚可罚性； 死刑以天生犯罪的假设为前提，但是天生犯罪人又不能以刑罚来对待，而且死 刑不符合刑罚的本质，完成刑罚的任务，死刑明显不是刑罚。 犯罪生物学尚未肯定天生犯罪人的存在。也就是说，死刑的预设的事实前提并未证成，那么死刑针对的就有可能是非决定论上的犯罪人。 非决定论上的犯罪人，有意志自由，就有作出不犯罪的可能，这样刑罚的预防目的就是可能实现的，死刑违背刑罚目的的，因而，非决定论的犯罪人预设断然不是死刑的前提。 如果死刑以命运犯为前提，则死刑不是刑罚，更何况命运犯的存在并未取得可靠的实证；如果以非决定论的犯罪人为前提，从刑罚的合法性、本质、意义和目的来看，死刑绝对不是和不应是犯罪行为人的命运。死刑不可能是刑罚。 退一步，死刑如果是刑罚，那么罪责全部由个人承担，在犯罪学上就可以推定，犯罪的原因仅仅在于个人的禀赋和天性，而与个体赖依生存的社会和环境等其他变量没有任何关系。这样死刑犯就是天生犯罪人。但是这样的论断，从来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 死刑不是刑罚[14] ，死刑是什么？这个问题只能留待主张死刑必要性的人们去回答。 二、死刑可以终结吗？ 主张死刑者的关键理据在于：对于严重犯罪的威慑，死刑是不可放弃的。经营黑色经济、威胁国家权力、瘫痪社会运转的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和结构性腐败犯罪，给人类带来灾难后果的恐怖犯罪与环境犯罪和整体犯罪率持续上升的严峻的安全形势，给这种主张的说服力提供了现实根据；危险刑法和敌人刑法的提出，似乎回应了平民主义严厉刑罚和甚至恢复死刑的要求；媒体和“舆论导向专家（Spin-Doktor）”塑造的假象世界加剧了人们的“道德恐慌（Moralische Panik ）”[15] 不可放弃死刑似乎成了理直气壮的时代精神。 我们反对死刑不可放弃论的主要理据在于： （1）如果存在刑罚的威慑效应，它只能被假定为针对故意和预谋犯罪。但是，在现行的实务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被死刑威胁的犯罪，却缺少这样的前提。比如由于义愤而冲动杀人的犯罪，死刑的威慑效应一开始就被排除了。 （2） 死刑的威慑效应是值得怀疑的。这主要在犯罪统计分析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反映。从不同国家公布的统计资料来看，至少可以看出，一方面，死刑废除后，投资犯罪率没有上升；另一方面，引入死刑后，也没有下降。在实证犯罪学上，塞林（Sellin）在二十世纪50年代在美国对死刑威慑效应做了第一次意义重大的实证检验，通过对一些特定的犯罪类型（杀人犯罪）在（有和没有死刑的）不同州和（废除前后的）不同时期的比较，得出的结论认为：死刑对于这类犯罪不存在威慑效应。之后的一些其他犯罪类型的经验研究也有与此相反的结论，但由于存在方法上的致命缺陷而丧失了可靠性和有效性。其次，在司法实务中已有充分的个案证明，死刑的存在，还有使犯罪高频升级而成就数罪的疯狂化可能 [16] 比如，在行为人在实施抢劫时，为了规避抢劫罪的相对死刑进而消灭可能成为证人的被害人，又实现了绝对死刑的杀人罪，抢劫升级而杀人。死刑事实上也在推动犯罪的严重化和频繁化（与其威慑效应的逻辑恰恰相反）；再次，死刑的执行虽然在公众意识中以最强烈地方式证实了规范的一贯有效性，但是它在制造恐怖的同时，在社会心理上也会助长暴力和残忍；尤其在犯罪致富已成风气、犯罪已经成为生活方式和职业的地方和群体中（比如走私犯罪，毒品犯罪发生率很高的地方；有组织犯罪和职业或习惯犯罪群体中），由于死刑过度频繁的适用，人们对死刑的感知会麻木到习以为常，对死刑执行的感受和对人的正常死亡的感受没有两样 [17]
刑法学毕业论文题目： 论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征 我国犯罪成立理论的体系性特点及其缺陷 论犯罪成立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异同 犯罪本质特征新说 “犯罪客体不要说”之检讨——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 关于犯罪客体的若干问题思考 论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之争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的新解读 论刑法中的人身危险性 试论不法侵害的认定 现代刑法中报复主义残迹的清算 我国法治视野下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 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之对峙及调和 论刑法中危害结果的概念 论刑法中的行为对象 试析刑法中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论 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 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研究 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情节犯研究 量刑情节适用的若干问题研究 论刑法适用中的隐性不平等：以刘海洋案为视角的考察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 罪行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及其发展趋势 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的得与失 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的冲突 善待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与自由裁量权 犯罪“故意”的学理分析 从主观要件中对“明知”的认定问题的探讨 明知必然发生能否放任? 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犯罪成立中的地位 违法性认识在故意犯罪中的地位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之合理性质疑 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不应考虑主观要素 论刑法适用解释 司法解释之刑法谦抑性的背离 狭义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中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演进过程之检视与反思 论司法解释的法律监督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性质问题初探 刑法有权解释主体辨析 间接故意犯罪的中止 犯罪中止若干问题思考 论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 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未遂立法的缺失、成因及其完善 结果加重犯基本理论研究 结果加重犯刑事责任根据及其合理性问题探讨 论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的完善 共犯的停止形态研究 共同正犯的若干问题研究 实行过限问题研究 共谋共同正犯问题研究 片面共犯若干问题思考 过失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思考 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 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构造及其适用 激情犯基本理论研究 过失危险犯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刑法上的新类型危险犯 论危险犯的危险状态 危险犯犯罪形态研究 刑法中的危险及其判断：从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出发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犯罪数额研究 不纯正数额犯略论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关于“单位累犯”问题的思考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 论单位犯罪停止形态 论单位犯罪主体消亡后刑事责任之承担 试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新复合主体论”之提倡 论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单位共同犯罪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 关于被害人承诺的若干问题思考 事后承诺与阻却犯罪成立 被害人的宽恕与死刑适用 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比较研究 建立“受害人谅解”相关制度的设想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 试论刑法中的被害者过错制度 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 试析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之不足 对弱势群体中犯罪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亲亲相隐”刑事立法化之提倡 “不认为是犯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对不能犯处罚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论未遂犯的处罚范围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若干问题思考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及其制裁的新理念 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浅析 完善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司法制度 将未成年人责任规则扩大适用于青年人 身份犯研究 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新论 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 吸收犯之生存空间论 论想象竟合犯——兼与法条竟合犯相区别 再论牵连犯 我国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研究 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 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兼论海外华侨的刑法保护 浅析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 刑法上的不作为研究 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兼评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先行行为可以为犯罪行为 法益状态说——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标准新探 论作为犯罪客体的法益及其理论问题 针对中国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 中国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 计算机犯罪之犯罪客体再研讨 论我国中国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中国络犯罪的立法现状 论计算机中国络犯罪 试论中国络共同犯罪 关于中国络空间中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论“黑哨”的立法定性 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再思考 我国刑法未设立无限防卫：对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定性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论“假想防卫” 业务过失犯罪研究 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正当化研究 论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 刑法竞合论 死罪、死刑与期待可能性 论死刑的具体适用——兼对新旧刑法中的死刑适用作一比较 论死刑罪名与死刑限制 试论死刑适用应设年龄上限的合理性 死刑不引渡原则探讨——以中国的有关立法与实务为主要视角 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的思考 行刑社会化及其理论基础探讨 试论非监禁刑及其执行体制的改革 保安处分的理论与实践 保安处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运用 大陆、台湾刑法中保安处分制度比较 大陆与台湾刑事责任年龄之比较 教唆犯罪的理论与实践 论未遂的教唆的可罚性 陷害教唆若干问题研究 间接正犯研究 论转化犯 我国刑法中的转化犯及其价值趋向 转化犯与结果加重犯——兼论刑讯逼供的立法完善 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困境与诠释 期待可能性事由在刑法规范中的具体适用 认识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 特别自首若干问题思考 对“以自首论”的理解和适用 余罪自首成立要件解析 单位累犯、数罪累犯及未成年人累犯问题 论量刑中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的适用 论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的改革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重新犯罪如何处罚 减刑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假释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论我国的缓刑制度及其立法完善 论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 论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进 浅议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 刑法中没收财物之分类研究 论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 论死刑缓期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若干问题探讨 论数罪并罚的根据：兼论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论酌定从轻情节 刑法中关于保护国有资产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惯犯问题研究 初犯的刑法学界定 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紧中国避险限度条件的
你从道德和法律入手，其实这并不负法律责任。哎~现在中国的法律并不健全，像这类的事有很多，但都不负法律责任。很多明明都是很过分的事，法律上却拿他毫无办法。我可以给你个好的建议，你从提高道德教育入手来写，再添加一些实例，实例很好找的，你在网上查，能查出很多。中心是要人们明白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也要建议加强道德教育。其实法律永远都有漏洞，没有十全的法律，刑法只能做到惩罚，可到底能不能使人悔改？你写的感情生动些。煽情些。题目我给你一个建议，就叫 刑法可否改变命运我只能给你提示，其他就要看你自己了，加油吧。你要明白一篇好的毕业论文不仅要写的好，也要让你的导师觉得写的好，多想想你们导师的想法再动手写。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
Klug， Ulrich： Die Todesstrafe – ein unmenschlicher A In： Klug， Ulrich ， Rechtsphilosophie， Menschenrechte， S Aufs??tze und Vortr??ge aus den Jahren 1981 bis A， S255- 全理其：《法学研究》1999年第18卷第5期，第81页。 一种不受目的构想所约束的正义诫命要求的纯粹的道义责任。 尽管在制度上不可能，但是假如让作出死刑判决的刑事法官来执行罪犯的死刑，不知道会对刑事法官对死刑的选择有何种影响？刑事法官会不会成为血腥恐怖的法官？ Jescheck/Weigend， Lehrbuch des S Allgemeiner Teil， A 1996， S 第一次变化是从死刑－肉体刑/无期向有期徒刑的转移[结束于19世纪末]，与寻找人的尊严有关；第二次变化是从自由刑向控制－罚金刑的转移[结束于20世纪中叶]， 与制裁的经济性有关。 关于反对死刑的理性理由，也可参考 Bockelmann， Paul： Die rationalen Gründe gegen die T In ： Maurach， R （H）。 Die Frage der T A， Bockelmann 的著名论断是：反对死刑的最重要的理性理由是死刑的存在没有理性的理由。S 对死刑基本问题的回答也可参考 R Maurach， E Schmidt， W Preiser， H-H Jescheck， A Portmann， E Kretschmer， A Huth， E Müller-Meiningen ， A Süsterhenn， P Bockelmann， W Künneth， K L??with （Zw??lf Antworten） 十二个回答者的一本书： Die Frage der T A， Radbruch， 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 in： SJZ， 1946， S Albrecht， H-J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 In： EU-China Human Rights D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EU-China Legal Expert Seminar held in Beijing on 19 and 20 October 公民个人对这种威胁程度的知悉权只能通过公布真实的死刑判处和执行统计数据信息予以保障；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得把该信息列为司法秘密。如果死刑判处和执行的统计数据不予公布或公布不实，有权公布的机关就会违反《刑事诉讼法》上死刑判处和执行应当公布（不仅仅是个案公布，关键是统计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义务。 Baumann/Weber/Mitsch， SAllgemeiner Teil，A，2003，§ 3 Rn 如果的刑法规范违反的刑法规范，在刑法学理上看来，前者应当是无效的，就得通过立法予以解决；但是在立法解决以前，针对已经确定的案件事实，法官如果在寻找要适用的规范时，不能证明所选规范的有效性（该规范是“罪行极其严重”的规范）而恣意适用之，就会出现适用法律错误或失当的问题，从而动摇判决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另外， “罪行极其严重‘’ 存在严重的不明确性， 它是指所有的犯罪类型中最严重程度的类型呢？ 还是指每一犯罪类型中具体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呢？ 或者是最严重的类型中的最严重的具体犯罪行为？（schwerste Verbrechen oder Tatschwere？） 通过对资深刑事辩护律师的访谈分析， Albrecht， Hans-J??rg教授认为当前死刑案件辩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 第一，律师将辩护过多集中于犯罪客观方面，主观因素重视程度不足，而实践中客观方面有时难以辩护； 第二，法官判决缺乏一些规范性指导，说理不够，自由裁量权有时过大； 第三，最好的辩护须建立在被告人与律师彼此的信任，这在中国有待加强； 第四，律师辩护活动不应过多集中在审判阶段，其他阶段均应有律师参与； 第五，律师获得的关于被告人的信息和资料十分有限； 第六，律师辩护有时很难影响法院定罪量刑； 第七，律师应运用各种辩护策略，如怀孕、不到18周岁等法定减轻情节等； 第八，律师应采取积极和消极的辩护技巧和方法。 这八个问题是Albrecht教授在指导 “加强死刑案件刑事辩护” 的实证研究项目的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 Weigend，Thomas： Unverzichtbares im Strafverfahrensrecht， ZStW 113 [2001]， S只要认为侦查程序澄清事实之后，有必要进行法庭审理，原则上应该坚持：仅仅是法庭审理所得对于判决才是重要的；而且只有所有的诉讼参与人同意，才能允许侦查程序的结果在法院的判决（Entscheidungsfindung）中直接予以采纳。直接把侦查程序的结果作为判决的基础是很危险的。 《刑事诉讼法》早就规定了死刑复核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到目前为止，只能是尽快结束这种复核现实的违法状态。 要制定具体明确而统一公开的核准与不核准的标准，使得辩护律师有机会和根据进行充分有效的辩护。当然，学术界主张废除死刑的专家学者只能为该指导标准提供不核准的苛刻标准，如果提供核准的标准或者充当核准程序的法官，势必会违背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学术信念，从而危及自己的学术信誉。 历史上有过赦免的先例，宪法上也有国家元首的赦免权规定，但是在实体和程序法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有争议的，不好出结果的，论据比较多的
1、有研究价值。它是指法学论文题目有学术价值,即有助于法律专业和法学学科的发展。 2、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指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指导或促进作用。 3、有创新性。它是指该题是前人没有研究过,根据这个题目写出来的法学学术论文,能填补本专业的空白。 4、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它是指自己选定的法学学术论文的题目虽然有人已经写过,但内容不深刻或不全面,或有疏漏甚至是谬误之处。 5、有强烈的创作欲。由于写作法学学术论文需要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要克服重重困难,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自己有主动的强烈创作欲望。 6、符合自己擅长的法学专业。这是指选定的法学学术论文题目,是自己擅长的法学专业内的题目。法学学术论文,是法学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文章。 7、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使法学专业知识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知识相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写出创新突出,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的学术论文。 （以上内容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Klug， Ulrich： Die Todesstrafe – ein unmenschlicher A In： Klug， Ulrich ， Rechtsphilosophie， Menschenrechte， S Aufs??tze und Vortr??ge aus den Jahren 1981 bis A， S255- 全理其：《法学研究》1999年第18卷第5期，第81页。 一种不受目的构想所约束的正义诫命要求的纯粹的道义责任。 尽管在制度上不可能，但是假如让作出死刑判决的刑事法官来执行罪犯的死刑，不知道会对刑事法官对死刑的选择有何种影响？刑事法官会不会成为血腥恐怖的法官？ Jescheck/Weigend， Lehrbuch des S Allgemeiner Teil， A 1996， S 第一次变化是从死刑－肉体刑/无期向有期徒刑的转移[结束于19世纪末]，与寻找人的尊严有关；第二次变化是从自由刑向控制－罚金刑的转移[结束于20世纪中叶]， 与制裁的经济性有关。 关于反对死刑的理性理由，也可参考 Bockelmann， Paul： Die rationalen Gründe gegen die T In ： Maurach， R （H）。 Die Frage der T A， Bockelmann 的著名论断是：反对死刑的最重要的理性理由是死刑的存在没有理性的理由。S 对死刑基本问题的回答也可参考 R Maurach， E Schmidt， W Preiser， H-H Jescheck， A Portmann， E Kretschmer， A Huth， E Müller-Meiningen ， A Süsterhenn， P Bockelmann， W Künneth， K L??with （Zw??lf Antworten） 十二个回答者的一本书： Die Frage der T A， Radbruch， 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 in： SJZ， 1946， S Albrecht， H-J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 In： EU-China Human Rights D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EU-China Legal Expert Seminar held in Beijing on 19 and 20 October 公民个人对这种威胁程度的知悉权只能通过公布真实的死刑判处和执行统计数据信息予以保障；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得把该信息列为司法秘密。如果死刑判处和执行的统计数据不予公布或公布不实，有权公布的机关就会违反《刑事诉讼法》上死刑判处和执行应当公布（不仅仅是个案公布，关键是统计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义务。 Baumann/Weber/Mitsch， SAllgemeiner Teil，A，2003，§ 3 Rn 如果的刑法规范违反的刑法规范，在刑法学理上看来，前者应当是无效的，就得通过立法予以解决；但是在立法解决以前，针对已经确定的案件事实，法官如果在寻找要适用的规范时，不能证明所选规范的有效性（该规范是“罪行极其严重”的规范）而恣意适用之，就会出现适用法律错误或失当的问题，从而动摇判决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另外， “罪行极其严重‘’ 存在严重的不明确性， 它是指所有的犯罪类型中最严重程度的类型呢？ 还是指每一犯罪类型中具体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呢？ 或者是最严重的类型中的最严重的具体犯罪行为？（schwerste Verbrechen oder Tatschwere？） 通过对资深刑事辩护律师的访谈分析， Albrecht， Hans-J??rg教授认为当前死刑案件辩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 第一，律师将辩护过多集中于犯罪客观方面，主观因素重视程度不足，而实践中客观方面有时难以辩护； 第二，法官判决缺乏一些规范性指导，说理不够，自由裁量权有时过大； 第三，最好的辩护须建立在被告人与律师彼此的信任，这在中国有待加强； 第四，律师辩护活动不应过多集中在审判阶段，其他阶段均应有律师参与； 第五，律师获得的关于被告人的信息和资料十分有限； 第六，律师辩护有时很难影响法院定罪量刑； 第七，律师应运用各种辩护策略，如怀孕、不到18周岁等法定减轻情节等； 第八，律师应采取积极和消极的辩护技巧和方法。 这八个问题是Albrecht教授在指导 “加强死刑案件刑事辩护” 的实证研究项目的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 Weigend，Thomas： Unverzichtbares im Strafverfahrensrecht， ZStW 113 [2001]， S只要认为侦查程序澄清事实之后，有必要进行法庭审理，原则上应该坚持：仅仅是法庭审理所得对于判决才是重要的；而且只有所有的诉讼参与人同意，才能允许侦查程序的结果在法院的判决（Entscheidungsfindung）中直接予以采纳。直接把侦查程序的结果作为判决的基础是很危险的。 《刑事诉讼法》早就规定了死刑复核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到目前为止，只能是尽快结束这种复核现实的违法状态。 要制定具体明确而统一公开的核准与不核准的标准，使得辩护律师有机会和根据进行充分有效的辩护。当然，学术界主张废除死刑的专家学者只能为该指导标准提供不核准的苛刻标准，如果提供核准的标准或者充当核准程序的法官，势必会违背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学术信念，从而危及自己的学术信誉。 历史上有过赦免的先例，宪法上也有国家元首的赦免权规定，但是在实体和程序法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死刑制度的刑（诉）法学和犯罪学审查报告 立法机关从来没有举证。 这可以通过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死刑制度与堕胎、基于他人要求的杀人以及参与自杀、死亡帮助的刑法规定上的比较得出结论，这里仅仅就此提出问题，不作展开。 因为还有死有余辜之说。 要不，为什么要立即执行？除过该原因，再也找不到其他更有说服力的理据；但是，消灭了个体的沉重肉身，并没有消灭罪恶的根源问题。 社会达尔文主义。 Jescheck/Weigend， Lehrbuch des S Allgemeiner Teil， A1996， S 处决和解一方就是排除和解的纯粹报应。 死刑消灭了行为人的将来；死刑犯不可能重新犯罪，再犯率为零。 参见注（6），第741页。如果国家对面临的犯罪仅限于防止，就不会满足社会成员的公正需要，必然会重新回到滥用私刑上去。 参见注（6），第64页。 指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的矛盾关系（Antinomie der Strafzwecke）。 可以推测但不可证明的是，抵偿罪责意义上的公正的刑罚以理想的方式考虑到了一般预防的愿望， 但是以威慑目的为重心纯粹以公众或政治所期望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结果来设计刑罚制度，会出现为了日益滋长的长治久安的公共福利思想而牺牲对于个体的刑罚公正的危险， 死刑制度正是这种危险的残酷现实。 Roxin， Claus： S Allgemeiner T Band I Grundlagen Aufbau der V A， 1997， S 他认为， 刑罚服务于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 刑罚的严重程度受制于罪责的程度， 只要这种刑罚的严重程度对于特殊预防的需要是必要的并且不阻碍一般预防的最低要求， 就不能超越行为的罪责程度。 一般预防以犯罪学理论上的学习论为根据，也就是说，犯罪人之外的人，从对犯罪者的惩罚中学习到教训，从而，影响本人行为的选择，然而，学习论本身并不是能够自圆其论的知识论，因为它不能回答行为的第一个人又是向谁学习的？另外，犯罪学目前还没能回答自己的问题：人为什么去犯罪？人为什么不去犯罪？不去犯罪的原因肯定不会仅仅是由于刑罚的存在，要不然，就没办法解释：既然刑罚存在了而且不断地处罚犯罪人，但是每天都有而且将来肯定会有犯罪的发生？同时，社会心理学上的 “心理强制论”和犯罪学上的经济理性人论也是一般预防理论的基础。 一般预防优先的刑罚理论容易导向治乱国用重典的重刑政策。 Weigend， Thomas： Resozialisierung –die gute Seite der Strafe？ In： Muss Strafe sein？ Kolloquium zum 60 Geburtstag von Herrn Professor Heike J A， 2004， S 181- 借助于刑罚的再社会化思想的实质在于，通过合比例的制裁来抵偿行为罪责并使得行为人得以改善。再社会化原则和思想，可以从国家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人权及人的尊严的根本原则中推导出来。再社会化，一方面是犯罪行为人对于国家的基本权利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它是国家的宪法义务。任何犯罪行为人可以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尊重其扎根于人的尊严中的人格发展权，这种人格发展权的尊重可以通过向其提供各种必要的帮助，使其重新融入社会并过上一种不再有刑罚的生活的方式得以实现。 Hoche， Die Todesstrafe ist keine Strafe， MschrK， 1932， S553- Antonia Seitz， Die Todesstrafe ist keine S Von der Beteiligung bedeutender Mediziner an Fragestellungen um Verbrechen und Strafe，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Todesstrafe 1865 bis 1933， im deutsch-italienischen V A， Albrecht， Hans-J?? ??ffentliche Meinung， Kriminalpolitik und K2004， S453- 这种疯狂化的一般现实程度还有待犯罪统计的进一步支持。 这种对死刑判处和执行的感受可以从社会心理学和法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实证调研分析。
你从道德和法律入手，其实这并不负法律责任。哎~现在中国的法律并不健全，像这类的事有很多，但都不负法律责任。很多明明都是很过分的事，法律上却拿他毫无办法。我可以给你个好的建议，你从提高道德教育入手来写，再添加一些实例，实例很好找的，你在网上查，能查出很多。中心是要人们明白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也要建议加强道德教育。其实法律永远都有漏洞，没有十全的法律，刑法只能做到惩罚，可到底能不能使人悔改？你写的感情生动些。煽情些。题目我给你一个建议，就叫 刑法可否改变命运我只能给你提示，其他就要看你自己了，加油吧。你要明白一篇好的毕业论文不仅要写的好，也要让你的导师觉得写的好，多想想你们导师的想法再动手写。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
价格也是第一哈哈写论文，到知道来很不明智，费劲，首先这事不够说事的，男方只是有过失，但没有什么其他法律责任。大主题只能框在，要不要为一句话负责。还是不够深。不够具体。此种论文，以实例入手也是必然，但是重在推敲。而不是分析权责上。
·试论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论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 ·刑事诉讼法原则宪法化的比较研究·刑事诉讼法律监督面临问题及对策·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刑事第二审程序的审判范围·完善检察权的组织保障·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被害人的关系研究·日本的被害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 ·抑制公诉权的东方经验·英国的刑事上诉制度研究 ·关于犯罪模式分析在我国应用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交叉询问规则之建构 ·论无罪辩护·谈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执行难·侦查阶段之利益冲突 ·认罪案件办理的四个机制 ·我国刑事审判中交叉询问规则之建构·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刍议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证研究·刑事证人义务与例外的价值权衡·完善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立法之思考·法律应该为“见义勇为”保驾护航·议刑事审判中的无罪推定原则·秘密侦查蕴藏的争议与风险分析·量刑建议制度全面推行的障碍及破解·审理死刑二审案件检察院应派员出庭
为什么要从定罪量刑的角度来分析呢？gai案的关注点也是争议点在于是否构成犯罪？
刑法学毕业论文题目： 论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征 我国犯罪成立理论的体系性特点及其缺陷 论犯罪成立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异同 犯罪本质特征新说 “犯罪客体不要说”之检讨——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 关于犯罪客体的若干问题思考 论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之争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的新解读 论刑法中的人身危险性 试论不法侵害的认定 现代刑法中报复主义残迹的清算 我国法治视野下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 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之对峙及调和 论刑法中危害结果的概念 论刑法中的行为对象 试析刑法中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论 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 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研究 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情节犯研究 量刑情节适用的若干问题研究 论刑法适用中的隐性不平等：以刘海洋案为视角的考察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 罪行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及其发展趋势 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的得与失 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的冲突 善待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与自由裁量权 犯罪“故意”的学理分析 从主观要件中对“明知”的认定问题的探讨 明知必然发生能否放任? 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犯罪成立中的地位 违法性认识在故意犯罪中的地位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之合理性质疑 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不应考虑主观要素 论刑法适用解释 司法解释之刑法谦抑性的背离 狭义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中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演进过程之检视与反思 论司法解释的法律监督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性质问题初探 刑法有权解释主体辨析 间接故意犯罪的中止 犯罪中止若干问题思考 论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 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未遂立法的缺失、成因及其完善 结果加重犯基本理论研究 结果加重犯刑事责任根据及其合理性问题探讨 论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的完善 共犯的停止形态研究 共同正犯的若干问题研究 实行过限问题研究 共谋共同正犯问题研究 片面共犯若干问题思考 过失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思考 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 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构造及其适用 激情犯基本理论研究 过失危险犯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刑法上的新类型危险犯 论危险犯的危险状态 危险犯犯罪形态研究 刑法中的危险及其判断：从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出发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犯罪数额研究 不纯正数额犯略论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关于“单位累犯”问题的思考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 论单位犯罪停止形态 论单位犯罪主体消亡后刑事责任之承担 试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新复合主体论”之提倡 论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单位共同犯罪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 关于被害人承诺的若干问题思考 事后承诺与阻却犯罪成立 被害人的宽恕与死刑适用 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比较研究 建立“受害人谅解”相关制度的设想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 试论刑法中的被害者过错制度 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 试析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之不足 对弱势群体中犯罪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亲亲相隐”刑事立法化之提倡 “不认为是犯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对不能犯处罚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论未遂犯的处罚范围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若干问题思考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及其制裁的新理念 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浅析 完善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司法制度 将未成年人责任规则扩大适用于青年人 身份犯研究 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新论 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 吸收犯之生存空间论 论想象竟合犯——兼与法条竟合犯相区别 再论牵连犯 我国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研究 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 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兼论海外华侨的刑法保护 浅析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 刑法上的不作为研究 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兼评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先行行为可以为犯罪行为 法益状态说——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标准新探 论作为犯罪客体的法益及其理论问题 针对中国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 中国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 计算机犯罪之犯罪客体再研讨 论我国中国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中国络犯罪的立法现状 论计算机中国络犯罪 试论中国络共同犯罪 关于中国络空间中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论“黑哨”的立法定性 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再思考 我国刑法未设立无限防卫：对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定性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论“假想防卫” 业务过失犯罪研究 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正当化研究 论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 刑法竞合论 死罪、死刑与期待可能性 论死刑的具体适用——兼对新旧刑法中的死刑适用作一比较 论死刑罪名与死刑限制 试论死刑适用应设年龄上限的合理性 死刑不引渡原则探讨——以中国的有关立法与实务为主要视角 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的思考 行刑社会化及其理论基础探讨 试论非监禁刑及其执行体制的改革 保安处分的理论与实践 保安处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运用 大陆、台湾刑法中保安处分制度比较 大陆与台湾刑事责任年龄之比较 教唆犯罪的理论与实践 论未遂的教唆的可罚性 陷害教唆若干问题研究 间接正犯研究 论转化犯 我国刑法中的转化犯及其价值趋向 转化犯与结果加重犯——兼论刑讯逼供的立法完善 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困境与诠释 期待可能性事由在刑法规范中的具体适用 认识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 特别自首若干问题思考 对“以自首论”的理解和适用 余罪自首成立要件解析 单位累犯、数罪累犯及未成年人累犯问题 论量刑中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的适用 论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的改革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重新犯罪如何处罚 减刑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假释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论我国的缓刑制度及其立法完善 论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 论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进 浅议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 刑法中没收财物之分类研究 论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 论死刑缓期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若干问题探讨 论数罪并罚的根据：兼论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论酌定从轻情节 刑法中关于保护国有资产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惯犯问题研究 初犯的刑法学界定 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紧中国避险限度条件的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好写的刑法论文题目供你进行参考： 1、论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2、从刑事责任理论到责任主义--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3、侵占罪疑难问题研究 4、中国逐步废止死刑论纲 5、论盗窃故意的认识内容 6、美国有组织犯罪观念的变迁及其启示 7、海峡两岸犯罪停止形态立法比较研究 8、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完善研讨 9、死刑实证研究之死刑观的调查报告 10、我国死刑适用标准的缺陷及其弥补方法 11、论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12、论犯罪构成与犯罪阻却事由的关系 13、中日涉罪之轻微行为处理模式比较研究 14、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15、非法实施专利行为入罪论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当初我们班写这个的基本都是高分。切入点很多、例如我国罪责刑原则的贯彻执行很不到位、究其原因、我国的程序审查和监督漏洞。要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现今社会背景下、如何认定社会危害程度。罪责刑中的刑事责任并非指犯罪的法律后果的刑事责任、而指的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重要意义、和对于解释刑法的制约作用。等等、很多……这个题目、经过查阅资料和归纳总结、还可以让你对整个刑罚体系和精神内涵有进一步的、清晰的了解。一举两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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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刑是刑罚吗？ 死刑消灭生命，那是因为它的前命题肯定是，只有消灭了肉体，才能消解罪犯的部分罪恶[3] 死刑认为，罪犯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存在[4] 这实质上是在说，行为人继续存在，就会继续犯罪，是命中注定要犯罪的，是不可救药的，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预防可能性的，所以只能推定其为天生犯罪人。天生犯罪人因为它是遗传学上人种中的坏种，是生存竞争中的应被淘汰者[5] ，是应该被剔除掉的。故而其生命权是不受保障的。另外，比较身体刑、自由刑、罚金刑、名誉刑，死刑犯绝对没有任何的再犯可能，因而，死刑对于犯罪人是最有效的“特殊预防”手段。这应当是死刑存在的逻辑。 但是，天生犯罪人是命运犯，该人意志不自由，没有罪责，没有可责性。不能用刑罚来对待，因为对其适用刑罚就像对疾病进行非难一样，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刑罚是和应该是什么？为什么要处以刑罚？刑罚的任务是什么？根据刑罚理论上最一般的理解，刑罚是根据不法和罪责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的一种可感知的痛苦和祸害，它表明了国家对行为的公开反对，是对严重违法行为的强制抵偿，以此证明法规范一如既往的有效性。另外，刑罚也应该对于行为人本人产生积极的效果，这样就有助于行为人的再社会化，或者说至少不会妨碍其再社会化[6] 刑罚在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对犯罪人必要而适当的制裁，使其痛苦地感受到过去行为给其在法律地位上带来的现实不利和污点状态。一方面表明国家对行为人的非难和警告，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强制向其弃恶从善的理智发出号召。刑罚的任务体现在所赋予刑罚的意义和目的上。刑罚的意义在于罪责抵偿、实现和解[7] ；刑罚的目的则是惩前毖后、预防犯罪[8] 片面的强调意义或者目的两者其一，就会要么导致不人道的刑事政策，要么导致不公正的刑事政策[9] 寻求罪责抵偿的刑罚意义和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之间的均衡关系，应该是人道理性而科学的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刑罚目的的二律背反关系上，重心应该向特殊预防方向上进行转移。这样，刑罚的目的定位就是：以罪责原则为刑罚的根据和界限[11] ，通过特殊预防（惩前毖后）来实现一般预防[12] ，而不是通过片面而纯粹的报应实现恐怖；通过特殊预防（教化行为人）而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13] ，而不是把犯罪人永远的开除出社会共同体。 所以，结论只能是： 不管是隆布罗索提出的天生犯罪人，还是东方神相言中的牢狱命相之人，皆是决定论上的天生罪犯； 天生罪犯是命运犯，没有意志自由，没有罪责，没有可责性，没有刑罚可罚性； 死刑以天生犯罪的假设为前提，但是天生犯罪人又不能以刑罚来对待，而且死 刑不符合刑罚的本质，完成刑罚的任务，死刑明显不是刑罚。 犯罪生物学尚未肯定天生犯罪人的存在。也就是说，死刑的预设的事实前提并未证成，那么死刑针对的就有可能是非决定论上的犯罪人。 非决定论上的犯罪人，有意志自由，就有作出不犯罪的可能，这样刑罚的预防目的就是可能实现的，死刑违背刑罚目的的，因而，非决定论的犯罪人预设断然不是死刑的前提。 如果死刑以命运犯为前提，则死刑不是刑罚，更何况命运犯的存在并未取得可靠的实证；如果以非决定论的犯罪人为前提，从刑罚的合法性、本质、意义和目的来看，死刑绝对不是和不应是犯罪行为人的命运。死刑不可能是刑罚。 退一步，死刑如果是刑罚，那么罪责全部由个人承担，在犯罪学上就可以推定，犯罪的原因仅仅在于个人的禀赋和天性，而与个体赖依生存的社会和环境等其他变量没有任何关系。这样死刑犯就是天生犯罪人。但是这样的论断，从来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 死刑不是刑罚[14] ，死刑是什么？这个问题只能留待主张死刑必要性的人们去回答。 二、死刑可以终结吗？ 主张死刑者的关键理据在于：对于严重犯罪的威慑，死刑是不可放弃的。经营黑色经济、威胁国家权力、瘫痪社会运转的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和结构性腐败犯罪，给人类带来灾难后果的恐怖犯罪与环境犯罪和整体犯罪率持续上升的严峻的安全形势，给这种主张的说服力提供了现实根据；危险刑法和敌人刑法的提出，似乎回应了平民主义严厉刑罚和甚至恢复死刑的要求；媒体和“舆论导向专家（Spin-Doktor）”塑造的假象世界加剧了人们的“道德恐慌（Moralische Panik ）”[15] 不可放弃死刑似乎成了理直气壮的时代精神。 我们反对死刑不可放弃论的主要理据在于： （1）如果存在刑罚的威慑效应，它只能被假定为针对故意和预谋犯罪。但是，在现行的实务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被死刑威胁的犯罪，却缺少这样的前提。比如由于义愤而冲动杀人的犯罪，死刑的威慑效应一开始就被排除了。 （2） 死刑的威慑效应是值得怀疑的。这主要在犯罪统计分析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反映。从不同国家公布的统计资料来看，至少可以看出，一方面，死刑废除后，投资犯罪率没有上升；另一方面，引入死刑后，也没有下降。在实证犯罪学上，塞林（Sellin）在二十世纪50年代在美国对死刑威慑效应做了第一次意义重大的实证检验，通过对一些特定的犯罪类型（杀人犯罪）在（有和没有死刑的）不同州和（废除前后的）不同时期的比较，得出的结论认为：死刑对于这类犯罪不存在威慑效应。之后的一些其他犯罪类型的经验研究也有与此相反的结论，但由于存在方法上的致命缺陷而丧失了可靠性和有效性。其次，在司法实务中已有充分的个案证明，死刑的存在，还有使犯罪高频升级而成就数罪的疯狂化可能 [16] 比如，在行为人在实施抢劫时，为了规避抢劫罪的相对死刑进而消灭可能成为证人的被害人，又实现了绝对死刑的杀人罪，抢劫升级而杀人。死刑事实上也在推动犯罪的严重化和频繁化（与其威慑效应的逻辑恰恰相反）；再次，死刑的执行虽然在公众意识中以最强烈地方式证实了规范的一贯有效性，但是它在制造恐怖的同时，在社会心理上也会助长暴力和残忍；尤其在犯罪致富已成风气、犯罪已经成为生活方式和职业的地方和群体中（比如走私犯罪，毒品犯罪发生率很高的地方；有组织犯罪和职业或习惯犯罪群体中），由于死刑过度频繁的适用，人们对死刑的感知会麻木到习以为常，对死刑执行的感受和对人的正常死亡的感受没有两样 [17]
浅论青少年犯罪浅论死刑复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