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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科论文和理科论文的联系与区别 经常听人说，理科论文难写；文科论文好写，文科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文科中（我且以中文系为例），语言觉得他们和数学类似，语言的传播和流行病的传播，大致可以用同一个公式概括，所以瞧不起文学；文学中，古典文学又觉得自己历史最长，是国学的主干，瞧不起历史短的现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觉得我们是母语文学，瞧不起不可能对国外有那么了解的外国文学，如此种种，都是误解。 什么是研究？我们首先应该把研究的性质和意义弄清楚。所谓研究，都不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什么，而是在前人理论或实验的基础上，把研究对象的真理性、客观性向前推进一步的工作。我们的研究，都只是整个研究的一部分，是前面有人，后面也有人的接力运动。 有人以为，理科研究不用翻阅前人的文献资料，有实验室就行了；其实，在进实验之前和进实验室之后，理科对文献资料的依赖，和文科具有同一性，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文科论文，要在大量调查和统计数字的基础上，揭示事物内部的规律。说花“好看还是不好看”的，并不是文科论文（有人误解这就是文科论文了）；文科论文应该研究花是“什么颜色的，为什么是这种颜色的”。譬如枫叶，到秋天颜色渐渐变红。枫叶为什么到秋天颜色变红呢？这和花青素有什么关系？花青素变化，与土壤、气候、温度有什么关系？文学研究，是一种追问的研究。不仅应该和历史、哲学不分家，也应该和地理、天文、生物、环境等科学交叉起来。 其实，许多研究都有一条潜在的“研究链”，譬如，我们从“化学”这条道路出发，从“无机化学”走到“有机化学”；再从“有机化学”走到“生命科学”，此时，人和人脑，便是“生命科学”的核心，而人脑产生的“意识”，又是“生命科学”中最奇特、最珍贵，其复杂性可与地球和外宇宙媲美的神奇事物；而在人的“意识”中，“文学”又是其中最鲜丽的花朵之一；研究“文学”，就是研究人类特有的“意识花朵”，不仅很有意思，而且，也与“无机化学”在同一条“研究链”上，从这角度说，文科、理科，是分工不同的研究。 文科论文和理科论文，就科学性说，应该是一样的。真正研究出来的论文，都应该有很强的客观性。 二、写作文科论文的原则与方法 写作论文，特别是写作学位论文，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既是态度，也是方法。 王运熙老师对我们说，以前郭绍虞先生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他这么大的学问，他也只写他所熟悉的诗文部分。不写小说、戏曲。后来周扬一定要求他写，他写一点，就请专治小说、戏曲的赵景深先生看一点，最后请赵先生把关，才敢拿出去。 实事求是还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态度上，文学研究因为有“人”在，有“情”在，就容易把“研究对象”看成是“崇拜对象”，正确的态度，应该把研究对象看是“调查对象”和“解剖对象”。 古代诗人、作家经常受到贬谪，我们采取的态度，经常是站在诗人作家一边，因为喜欢他的诗歌或文学作品，就以为该诗人是受了诬陷，非常同情。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从当时的法律来看问题。要区分受诬陷打击和确实是犯了经济或其它错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 譬如对苏东坡的经济问题，辛弃疾的经济问题和对下级过于粗暴的问题。譬如，范仲淹《岳阳楼记》里写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确有贪污问题才贬到巴陵郡的，范仲淹的文章，有为他说好话的意思等等，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方法，是一种传统的理性精神。乾嘉学派的研究者，为了探求真理，有时甚至会批评自己父亲的文章，说：“家大人之说非也。”这种精神，是研究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首要条件。 实事求是研究，必然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他的研究，是“即山铸铜”式的，即是从深山开采矿石，提炼精铜，以备铸造鼎彝或钱币之用。这句话被不少学者引用，清代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把他们的研究归结成一句话：即后人的研究，绕不开他们的成果。因为他们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这是“二王”不被人忘记和他们自豪的原因。后人前进，必定要在他们的基础上起步，这样，事业才会趋新，研究才有价值。 我们是后之来者，应该继承前人一切优秀成果，包括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由此开创新气象，拓展新局面。除了像乾嘉学派那样重视材料，认真细密、实事求是的方法和风格（由此派生出日本的“京都学派”）以外，我们还要注入新的思路和新的时代精神。程千帆先生说过：学术也像体育，也有记录；作为学者，不仅要打破前人的“学术记录”，创造“新的学术记录”；还要打破自己创造的学术记录，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我们既要身体力行，培养研究生时，要积火传薪，金针度人。 理科的论文往往是世界性的。文科的论文，也应该是世界性的。随着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意识形态、心理特点、文化方式上互相渗透融合，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财富都在迅速世界化，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早已不是中国学者的专利，故当今之世，要把过去视为国粹的中国文学研究，放在“汉字文化圈”的平台和世界汉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这种开放型的研究，和理科精神是共通的。 三、写作论文前，先问几个为什么 对一篇论文，先问自己几个为什么： 第一，你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 第二，你这篇论文解决了什么问题？ 第三，对这个问题，你解决到什么程度？解决得可靠不可靠？ 第四，你写这篇论文的意义在哪里？ 笔者多次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或论文评奖，以上几点，都是评委评审优秀论文的标准和要问的问题。 写一篇文科论文，就像做一道几何题；已知什么？求证什么？已知条件是你收集来的文献材料，你的结论就是论文要证明的问题。做几何题时，要有大前提、小前提和推论；推理要符合逻辑，得出的结论要可靠。因此，每一篇合格的文科论文至要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其然”（该事物是怎么样的）；二是“其所以然”（为什么是这样的）；三是这篇文章意义何在？要很明确。 四、文科论文的选题 在复旦大学时，我的导师王运熙教授反复对我们说，写好一篇文科论文（这里以中文系为例），第一步是选题。题目选好了，论文就成功了一半。 论文的题目，有大小之分；有宏观、微观之分；有生、熟之分。作为初学，我对研究生的希望是，题目先小一点，微观一点，生一点；以小见大，先微观，后宏观。 题目有很多类型，如作家、作品研究；某种文学思潮的研究；某一作家群体、文学集团的研究；某一体裁、题材、主题、类型的研究；专书研究；某一文论范畴、概念、术语以及意象的研究；比较研究（有影响比较或无影响比较）；跨学科交叉研究（如历史与文学、地理与文学、天文与文学、文字学与文学、语言学与文学、哲学美学与文学等等）。 选题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定，自己擅长什么，有人擅长文献考证，有人擅长理论分析，选题时有所侧重，才可以扬长避短，发挥自己，把论文写好。 题目的来源，可以是导师上课，你突然有了心得，产生灵感。最好的方法是划定一个范围读书，在阅读中积累心得，做成读书札记，然后整理札记，写成论文。写的时候，不是全面展开写，而是写自己的见解。凡是别人说过的，别人写过的，就不必再写。立题的技巧也不能忽视，要把你论文中的思想，最精彩的观点放在论文题目里，表述的时候要新颖，要陌生化，让人看了眼睛一亮。 五、文科论文收集资料的方法 写好一篇文科论文，收集材料很关键。有人收集材料很容易，有人收集资料很困难，什么原因？问题出在会不会使用工具书？有没有学会在网上查找各种资料？ 工具书分好几类：如版本学、目录学、如书目解题、年谱综录、论文目录索引、类书、方志、家谱等等；网上有各种书籍、期刊。文科的期刊网，学校图书馆基本上都买了，你可以上学校图书馆网连接，找你要的资料。 收集材料也有学问：收集材料时，不能单一收集某种材料，而要注意材料之间的“联系”。要注意某作家此作品与彼作品、不同体裁作品间的联系；注意一个作家与其它作家的联系，同时代尤要注意朋友、师生、亲戚等关系；如收集白居易的材料，也要注意元稹的材料；研究谢灵运的时候，同样要注意颜延年的材料；研究苏轼，更要看看他们父子兄弟的材料；要注意作品与同时代评论之间的材料；要将作品和当时的理论互相参读；将文、史、哲互相参读；将地下出土的材料与纸质的文献材料相参读。注意作家、作品与当时社会、时代风气、当时审美意识的联系；注意时代横的联系和历史纵的联系。如与前后时代作家、作品和理论的联系。 我们往往觉得自己的论文写得单薄，没有厚度和深刻性，就是因为你在收集材料的时候，没有注意以上几种联系。 六、要建立自己材料的“根据地” 真正做学问的人在收集材料的时候，还有一个诀窍，即建立自己材料的根据地。前人的体会是熟读一种书，你的许多学问都和那一本书有关，随时可以回到那一本书里去，找你要的材料。 陈寅恪虽然博通中西典籍，但最熟悉的还是新旧《唐书》。他的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都与新旧《唐书》有关；直到陈晚年双目失明，写文章，做学问的时候，还经常对女儿说，某段话在两《唐书》中那一段，叫女儿帮他校对。 杨树达熟读《汉书》，他就以《汉书》为根据地做学问。写了《论语疏证》（汉人对《论语》的看法），《婚俗考》（汉人婚嫁习俗）等。取得很高的成就。他的侄儿杨伯峻，也从杨树达的读书方法中得到启发。做了《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系列著作。 熟读的书，不必是僻书，可以是常见的书。但要处于学问要路津上的书，或历史，或哲学，或文学，最好是材料信息丰富，又文、史、哲结合的书。所以，余嘉锡说：“要读常见的书。”西方谚语说：“要注意对一本读得很深的人。” 七、对材料要正确读解 对收集来的材料，要正确读解，要注意它是否可靠。这就要注意查前人补正的书。二十五史、《四库全书》，都有补正、辨伪的专书，后者纠正了前者的错误；国外材料也一样，譬如，黑格尔的美学固然是权威，但是在德国，辩证、补充黑格尔书中错误的著作，也成了经典；读黑格尔，要了解这一情况，并读一读辩证的书。当然，有可能这些书还是德文，还没有翻译过来。再如美国理论家韦涅克·沃伦写过《文学原理》，里面有几处错误，他在第二本著作《诗学》里已经作了订正，你如果不注意他的《诗学》，就不知道他错在哪里？《诗学》尚未翻译，要看英文原版才行，所以，文科学术研究也是艰难的工作。有些人看外国文艺理论只看译本，看中国古典也只看白话文翻译就进行比较研究，实在是很危险的事情；有条件的同学，应该尽可能地看原版书，至少核对原版原文。 八、创新思维加文献实证 写好一篇论文，第一种功夫是努力发现新材料，尽可能让新材料说话；第二种功夫是运用新思维，让常见的材料说话，让旧材料出新观点。发掘新材料，靠文献学功底；在常见材料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靠创新思维；这是新与旧的辩证法。文科论文在用文献学的方法收集材料的同时，还要学习新理论，特别是国外的哲学、美学等等。二十世纪王国维用尼采、叔本华的理论研究中国词学，发明地下发掘与典籍记载互证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以诗证史”和“以史证诗”，都是创新思维和文献实证的典范。最近，有人用荣格的原型理论研究曹植的《洛神赋》，有人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研究《孔雀东南飞》，都获得了成功。 九、写作的语言和技术性问题 写作的方法，尤其初写论文，先立个提纲，再分段论证；为求清晰，每段文末可以用几句话小结一下，归纳一下；一篇论文完成后，最后再用几句话总结一下，就像实验完毕填好数据、报表，让人看起来眉目清楚，主题突出。 论文的语言，可以风格多样，什么样的语言都可以。但要简洁、明白、晓畅，“达”而已。“达”就是“语言到位”，“语言到位”其实是写作中一种很高的境界，是很难做到的。 写科学论文，追求的应该是论文的逻辑意义，在文字上不必作过分的修饰；有文采当然好，但不要以文害意；最忌把简单的道理用很“深”的语言说得人们看不懂。 论文的引文要可靠，要规范；要尽可能用第一手资料；如果用了第二手材料，一定要核对第一手原文，要符合学术规范。 最后的注释要注意“十大要素”：（1）时代或国别；（2）作者；（3）译者；（4）书刊名称；（5）卷次；（6）章节；（7）出版地点；（8）出版单位；（9）出版时间；（10）页码。 由此你知道，写好一篇文科论文，其实与理科在实验室里得出结论一样难。尽管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方法、手段有所不同，文科不进实验室，理科要进实验室，但社会也是文科的大实验室，因为文科和社会科学是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在研究中，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一点上，文科、理科、工科都是一致的。最后论文的写作，都是试验报告和研究的结果，是对前人的总结，更是新的开拓，通过学位论文的写作，对获取的知识进一步升华，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优秀人才。
网上百度模板呗···文科论文基本上是提出一个论点，然后各种举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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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正确格式写
问题在于你对那个作家了解的更多一点。找个角度，新颖一点的。最简单的是哪两个作家作比较
论点、论据、论证，又要有说服力，鲁迅比较好
a类b类c类 是某单位 或某省地区规定的，中国的期刊分为核心期刊，和费核心期刊，核心期刊，里面有分 北大核心，南大核心，A类 应该就是南大核心，B类应该是北大核心。
论中国的死刑废除 〔摘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 〔关键词〕 中国 刑罚 死刑 废除 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 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 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 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 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 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 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 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 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 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 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5%，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 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 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 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 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 [参考文献] 1、崔敏：《死刑考论—历史 现实 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陈琴：《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黄晓亮：《暴力犯罪死刑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载《现代法学》2005年版。 6、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期刊投稿格式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有兴趣的话可以搜索下期刊云，论坛里面有各种期刊的投稿格式，应该对你投稿有所帮助。
你所说的“C类”应该是CSSCI收录的期刊吧？请对比下面的两种核心期刊中法学学科。《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4-2015来源期刊拟收录目录》法学学科拟收录来源期刊名单（21种）1 中国法学2 法学研究3 中外法学4 法学家5 法商研究6 法学7 现代法学8 清华法学9 政法论坛10 法律科学11 法制与社会发展12 政治与法律13 法学论坛14 政法论丛15 法学评论16 知识产权17 环球法律评论18 比较法研究19 当代法学20 法学杂志21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版）D9 法律(共28种) 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 法商研究 法学 政法论坛 现代法学 法律科学 中外法学 法学评论 法制与社会发展 比较法研究 法学家 环球法律评论 法学杂志 法学论坛 当代法学 政治与法律 行政法学研究 中国刑事法杂志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河北法学 法律适用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人民检察 知识产权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清华法学
1学习《未成年保护法》的一点体会 2007年6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要实施，这次修订是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出发，针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权利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原则，凸显了政府执法主体的地位，全面充实了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四大保护的内容，强化了法律责任。 关注青少年儿童成长，维护青儿童少年的合法权益，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大量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现象，维护青少年儿童的合法权益还有许多需要我们的社会努力去做的事。 作为高中学生，一、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二、通过自己学习法律知识来影响带动家人，传播法律知识。三、通过学习法律知识，纠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习惯。 我认为要从几个方面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 一是要提高学生自身的法律意识，使学生们自觉遵守法律规定。了解法律并遵守法律，应落实到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中。 二是要教师了解并尊重未成年人的客观需要，不以教师的主观意愿去要求孩子。未成年人正处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有其自身的需要和特点。比如孩子好动，不可能像成年人那样长时间安静地坐着不动。 因此，教师应充分认识和理解未成年人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凭者自己的主观意愿去看待孩子、要求孩子。 三是要充分认识不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的危害性。不尊重为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会使学生未成熟的心灵受到残害，形成不健康的心理。如受侮辱的幼儿会形成懦弱或强烈逆反的性格，将来可能成为对自己和社会都不利的人；受体罚的孩子为了躲避受罚，可能会养成说谎的恶习。因此，教师对孩子人格尊严的侮辱，可以说是残害儿童幼小心灵的无形杀手，必须坚决予以杜绝。 四是教师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工作中，要讲求合理有效的方法，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教师既要严格管理，又要耐心教育，对学生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师生之间建立一种互相尊重、信任、平等的关系，以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五是对于存在缺点、错误的未成年人，教师更应对其进行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鼓励和帮助他们改进。 未成年人是中华民族未来的脊梁，教育培养好他们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针对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过程和思想行为特点，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有效的教育。未成年人保护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婚姻法等相关法律的实施，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实施这些法律，能够帮助未成年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文化发展，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对于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认真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使我对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对未成年人有哪些权益受到国家的保护、当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怎么办有了一定的了解。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的特殊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养、被监护、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 在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常常受到监护人、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在此，我只想谈一谈关于学生考试自己的一点想法：应试教育下的学生们一心只为学习，一直以来，学生们考完试后的轻松完全被等待排名揭晓的紧张所代替。 因此，对于考试他们总有着本能的畏惧。考得好则万事大吉，考得不理想则像“过街老鼠”到处喊打。 长期以往下来，学生们饱受学习压力的折磨，无论从身心和心理健康方面受到了不良的影响，最近几年从媒体方面看到多起未成年学生因承受不了过重的压力而自杀的事件。由此充分体现了现行社会或多或少的忽视了对未成年学生的心理健康的保护。家长们在给孩子提供富裕的生活物质方面的前提下，一味的要求孩子在学业上出人头地，处处争优，对孩子的期望过高。而学校的老师也因为工作性质等因素对学生也采取的态度是喜优厌差。无形之中对一部分学生的心理造成了打击，其实这样后果很严重。 学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后，我从思想上有了一定的改观，作为一名学生，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去发现和实践法律精神。社会复杂的，人总会受环境影响，因此我们要重视道德修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自觉遵守法律，谨慎交友，防微杜渐，防患与未然，即使如此，如果我们面对犯罪时，利用法律武器对付他们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了。法律具有保护作用，日常生活中里不开法律，法律是我们的“卫士”法律通过解决纠纷和制裁违法犯罪，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享受权益，需要法律的保护。 希望对你有帮助O(∩_∩)O~
朋友你好，如果投稿更有针对性，命中率会更高一些。这就关系到，你是哪里的？干什么的？写的稿件是什么体裁？什么内容？如果说投稿的话，最好投当地的报刊、网络或者是你从事的职业报刊发表，要投哪个媒体首先要研究哪个媒体，看它需要什么内容、什么体裁、什么格式的稿件，“对症下药”，这样会更轻松一些、方便一些，命中率会更高一些。如果你能够告诉我你的具体情况（干什么工作，哪里的，写的小说的大致内容等），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我1993年开始在部队时开始发表各类文章，包括：报告文学、新闻、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体裁的，到目前发表的大约5000篇左右吧，有40多篇获奖。另外：投稿时，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投对报刊媒体，这两点非常重要。祝你成功！
这个简单啊，我这里有一篇现成的，你可以拿去参考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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