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服饰图案与时装设计》内容简介：少数民族美术是我国民族艺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艺术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建设中始终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高等美术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门领域。我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我国当代艺术、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少数民族原生态艺术保护等众多领域的建设发展，其教学与科研成果也是支撑国家整体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周莹，黑龙江牡丹江人。2000年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获服装艺术设计学学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获艺术设计学硕士学位，主修服装设计；现任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讲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会员。设计作品除曾多次在“真皮标志杯”全国裘皮革皮服装设计大赛、中国服装设计电视大赛等重大赛事中获奖外，还远销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并多次参加中国北京、香港及意大利米兰等地的时装贸易展。多次应邀远赴意大利、韩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服装市场调研、学术交流和访问。2005年应邀赴丹麦哥本哈根的SAGA世家皮草设计中心进行专业学习和交流。曾在《北京皮革》、《服装时报》、《中国服饰报》、《纺织信息周刊》、《服装设计师》、《时尚一中国服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专业报纸和杂志发表了数十篇专业文章，并被多家媒体引用或转载，部分文章入选专业论坛及全国专业论文评选并获奖。主要获奖情况：2008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个人三等奖和团体一等奖2006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优秀党员”称号2005年参与编写《艺术设计服装本科专业培养方案》获得中央民族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2005年论文《时尚裘皮服饰品设计发展趋势研究》获得“中华杯”国际服装论文评选入围奖2005年设计作品《东风过》获得首届世界演艺服饰博览会民间民族服饰设计大赛国际优秀奖2003年论文《买得起的时尚》获得《裘皮革皮消费动向-技术变革引发新趋势》论坛征文三等奖2002年设计作品《轻触华美》获得第三届“黄金搭档杯”CCTV中国服装设计电视大赛优秀奖2001年设计作品《黑白显影》获得“真皮标志杯”全国皮革服装设计大赛二等奖2000年设计作品获得“真皮标志杯”全国皮革服装设计大赛二等奖2000年设计作品《绿野仙踪》获得首届“黎明杯”CCTV中国服装设计电视大赛优秀奖2000年北京服装学院优秀毕业生 绪论第一章 概述第一节 服饰图案概述第二节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与时装设计应用研究价值与方法第三节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概览第二章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基础第一节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概念与分类第二节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审美特点与应用意义第三节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形式美法则第三章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形象塑造与时装设计第一节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造型特征及手法与时装设计第二节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造型题材与时装设计第三节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组织形式与时装设计第四节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构成形式与时装设计第五节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装饰形式与时装设计第四章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色彩构成与时装设计第一节 色彩的基础知识第二节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色彩心理现象第三节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色彩创作原理与时装设计第五章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制作工艺与时装设计第一节 平面式第二节 凹凸式第三节 立体式第六章 时装图案设计第一节 设计原则与要领第二节 设计程序第三节 时装图案的分类设计第四节 现代时装图案设计的潮流趋势第七章 民族主题时装设计第一节 民族主题时装设计概述第二节 民族主题时装设计第三节 民族主题时装品牌与设计师参考文献
第1种：大理——白族服饰的故乡 我是白族！听妈妈说白族姑娘头上带的头饰有也有“风花雪月”不过具体是怎么个说法不太清楚不过一说到大理就可想到，上关的风，下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我的家乡很美有机会你可亲自去看看！白族：聚居于点苍山下、 洱海之滨的白族人民，在生活习俗和服饰等方面，一直保持着本民族鲜明的传统特点。白族男女普遍崇尚白色，以白色衣服为重。大理地区的白族男子喜缠白色或蓝色包头，多穿白色对襟上衣，外套黑领褂，下身穿宽桶裤，系拖须裤带，有的还喜佩带绣有美丽图案的挂包。其他一些地区的白族男子，则又喜欢头戴瓜皮帽，穿大襟短上衣，外套羊皮领褂或数件皮质和绸质的领褂，谓之“三滴水”。显得敦厚英俊，洒脱大方。享有“金花”美誉的白族妇女的服饰，更是色泽鲜美，绚丽多彩。大理一带的妇女多穿白上衣、红坎肩或是浅蓝色上衣配丝绒黑坎肩，右衽结纽处挂“三须”、“五须”的银饰，腰间系有绣花飘带，上面多用黑软线绣上蝴蝶、蜜蜂等图案，下着蓝色宽裤，脚穿绣花的“白节鞋”。手上多半戴纽丝银镯、戒指。已婚妇女梳发髻，未婚少女则垂辫或盘辫于顶，有的则用红头绳缠绕着发辫下的花头巾，露出侧边飘动的雪白缨穗，点染出白族少女头饰和发型所特有的风韵。剑川一带的年轻女子则又喜戴小帽或“鱼尾帽”。洱源西山及保山地区的白族妇女，常束发于顶，上插银管，再以黑布包头，穿右襟圆领长衣，系绣花腰带，衣袖和裤脚喜镶绣各色宽窄不同的花边，有的还喜束护腿，显得十分匀称协调和俊俏美观。总之，各地白族的服饰虽呈现出某些地区性的差异，但色彩明快、映衬协调、挑绣精美、古雅端庄等，则又是共有的特征。白族服饰因聚居地不同而略有差异，但所体现出的总体特征是：用色大胆，浅色为主，深色相衬，对比强烈，明快而又协调；挑绣精美，一般都有镶边花饰，装饰繁而不杂。将其地域特点与白族服饰特色联系考察大致可寻出这样的变化趋势：白族服装越往南显得越艳丽饰繁，越往北越见素雅饰简；就山区与坝区比较，山区白族穿着较艳，坝区白族相对较素。白族妇女的衣饰堪称造型与色彩调配的艺术杰作。青年女性的衣饰，主要有头帕、上衣、领褂、围、长裤几个部分。上衣多用白色、嫩黄、湖蓝或浅绿色，外套黑色或红色领褂，右衽结钮处挂“三须”、“五须”银饰，腰系绣花或深色短围腰，下着蓝色或白色长裤，或上下一体，色调一致，或衣、褂、裤、围腰各为一色，于多色块对比中求和谐。有的以嫩黄色上衣，配同样颜色的长裤，点缀大红丝绒的领褂，有的以湖蓝色或绿色上衣，配上黑色丝绒领褂，再以镶深色边、缀深色带的浅色围腰抬色，明快之中显素朴，秀艳之中见端庄，醒目大方，毫无细碎之感。白族妇女的头饰比较华丽，往往与其上身穿着相映成趣。不同地区的白族妇女所戴头饰有不同特点。大理的妇女皆戴头帕，未婚者编独辫盘于顶，辫上多缠红白绒线，左侧垂有红白绒线流苏；已婚者多挽发髻，用腊大理市白族姑娘绣花服饰。大理市白族中年妇女蜡染镶边服饰。染或扎染花布为头帕。洱海东部地区妇女爱梳“凤点头”的发式，用丝网罩住，或绾上簪子，用绣花巾或黑布包头；剑川的青年女子则喜戴小帽或布满玉兔银泡的“鼓钉帽”、“鱼属帽”之类；鹤庆一带的白族妇女所戴帽子像个大圆盘，形状别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各地妇女都爱佩戴耳坠，戴手钧镯。“要得俏，一身孝”。尚白的白族，以白色作为服饰的基色(大理)。白族男子一般穿白衫、长裤、裹腿、草鞋、外罩黑领褂，或皮质或绸缎，质料考究，俗称“三滴水”，腰系兜肚，下著黑色或蓝色长裤。剑川县白族服饰。白族服饰既是适应于白族人生产劳动、生活文化以及气候特点的产物，又是秀丽的湖光山色潜移默化地对白族人审美观念陶冶的结果，具有独特的风格。在服饰方面，白族男女都崇尚白色，以白色衣服为尊贵。大理一带的男子多穿白色对襟衣，外套黑领褂；海东(洱海东部地区)男子则外套鹿皮领褂，或数件皮质、绸缎领褂，俗称“三滴水”，腰系鹿皮或绣花兜肚，下著蓝色或黑色长裤。女子服饰则各地不同。大理地区多穿白上衣、红坎肩，或是浅蓝色上衣、外套黑丝绒领褂，右掖结纽处接“三须”、“五须”银饰，腰系绣花短围腰，下着蓝色宽裤，足穿绣花“百节鞋”。未婚妇女编独辫盘于顶，已婚者改为挽昌。海东则梳“凤点头”的发式，用丝网罩佐，或缩以管子，均用绣花巾或黑布包头。剑川未婚女子则戴小帽或布满玉兔银泡的“鼓钉帽”或“鱼尾帽”。大人小孩均喜报羊皮。约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内地城镇妇女，多有缠足者。后来，随着社会风气的进化，已逐步废弃。解放后，白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不断提高，民族服装也向着更有利于生产，更美观大方的方面发展。 我相信，我们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我们的祖国会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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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民族众多。由于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生活在各自不同环境区域中的各族人民，身着各式各样的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无不体现着所处的地理环境特色和民族风情。总体可以概括为北边长南边短，北边宽南边窄，北边厚南边薄。 同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在民族服饰情感语言文化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都体现着实用文化与审美文化的集中统一，体现着各自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 青藏高原地区，主要人口为藏族，他们生活的地方，海拔高，气温低，冬季漫长，夏季短暂，因而他们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袍，冬季皮袍，夏季棉袍，袖长宽松，白天当衣，晚上当被。为了生活方便不论男女都将右膊裸露在外，袖子别在腰间。每逢节会，欢歌四起，长空舞袖。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这是黄土高原的真实写照。由于这种恶劣的地理环境和严酷的气候条件，使黄土地上人们的服装另有一番情景。冬天人们穿着老羊皮袄，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夏季白布的尕汗褡儿，青布的黑夹夹儿，是这一地区典型的民族服装。 生活在新疆天山南北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俄罗斯等少数民族兄弟的服饰，则明显的带有西亚各国和俄罗斯的特色，这显然是由于地理环境因素而形成的。 例如：维吾尔族传统的民族服装为男子穿绣花衬衣，外套斜领、无纽扣的“裕袢”，“裕袢”身长没膝，外系腰带。在北疆因天气较寒冷，外套常常有纽扣，妇女则喜欢穿色彩艳丽的连衣裙，外面往往还套穿绣花背心。男女皆喜欢头戴绣花小帽，脚穿长筒皮靴。维吾尔族在此服装用料上喜欢选用纯毛、纯棉、真丝、真皮，妇女喜欢艳丽的衣物，并以耳环、戒指、手镯、项链等饰物点缀。手工刺绣是维吾尔族的传统工艺，衬衣、背心及小圆帽上所绣的花纹图案都十分精美。 居住在云贵高原的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也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习习相关。最具特色的是侗族，他们的蜡染闻名于世，成为贵州地区亮丽的风情线。由于这一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山大沟深，林木茂密，溶洞暗河遍布。长期以来与世隔绝，交通不便，为了生存，他们自己纺纱织布，加工洗染。这种用传统手工艺制作的布料厚实、美观、耐用，可穿、可佩、可戴、可提，不仅有实用价值，更有观赏价值，近年来又成为旅游开发项目之一。作为重要民族的傣族，他们的传统服饰，男子多穿对襟或大襟无领短衫，肥筒长裤，也有少数人穿深色筒裙，用白、青、浅蓝、淡黄色的布包头。女子服饰因地域不同而有明显差异。西双版纳的妇女上穿白色、绯色或淡绿色紧身窄袖短衫，下着各种花样的长及脚面的筒裙，束银腰带，喜欢留长发，并挽髻于顶，插上梳子或鲜花，典雅大方；也有用大布巾包头的。德宏和耿马的妇女上穿齐腰短衣，下着色彩艳丽的筒裙，发髻位于脑后，余发散拖一绺在背后。服饰衣料过去为土布，现多为丝绸、细花布，更显傣女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身材。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江南地区的形容和向往。河流密布，湖海相连，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地势平坦，植物茂盛。在这种地理环境中生活的各民族同胞，他们的服饰天人合一，环境造就，典雅别致，小巧玲珑，以薄、短、轻、柔、艳而著称。 彩云之南的傣族、僳僳族、白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由于生活在祖国的西南边疆，这里气候宜人，山川秀丽，天蓝水碧，风景如画。他们的服饰色彩艳丽，轻柔飘逸，女人们的裙子有摆裙，有长裙，有褶裙。特别是傣家妇女穿的筒裙，五颜六色，美丽得像孔雀开屏，不仅好看而且合身适用。由于这里地处边陲，过去封闭落后，观念保守，所以，很少有短裙。瓦族妇女的裙子也是筒裙，但没有傣族筒裙长，色彩以黑、红相间为主，这与她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 我国广大的平原和丘陵地区，是重要的农耕地带和人口集中区域，生活在这里的广大同胞以汉族为主，服饰介于高原和水乡之间。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渔民，服饰与其他各地区民族的服饰相比较，则是最简洁不过的了。渔民们长年生活在气候温热湿潮的水上作业，捕鱼打捞，穿着简练、轻便、易于晾晒的服装，这完全是由于地理环境而形成的。 贵州东南部地区的妇女，将多种图腾崇拜的形象融合于一体，以水牛的头和角、羊胡、虾须、蛇身、鱼尾等整合为意象中的“苗龙”形象，刺绣在自己的衣服和围裙上，表达自己的民族信仰。 这些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不仅对服装起着装饰美化的作用，使服装呈现千姿百态、靓丽夺目的艺术效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以形象化的创造性语言，记录下了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民族情感世界的演变，为研究民族服饰艺术提供了极具史料价值的佐证。同时，这些信息符号也反映了勤劳智慧的苗族超凡的艺术概括和对装饰艺术的大胆追求。 我国北方民族喜欢在嫁妆的鞋垫、肚兜上刺绣鸳鸯戏水、喜鹊登梅、凤穿牡丹、富贵白头、并蒂莲、连理枝、蝶恋花及双鱼等民俗图案，以隐喻的形式，将相亲相爱、永结同心、白头到老的纯真爱情注入到形象化的视觉语言之中，反映了朴素纯洁的民俗婚姻观，同时，赋予纹样造型以生命的律动，表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勃勃生机。而方胜、如意纹、盘长等造型符号和纹样，则反映广大劳动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真诚期盼，表达朴素纯真的审美情趣。 从上面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服饰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形象。它的功能一是遮风祛寒，二是装饰美观。但是，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情感的影响，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无不打上这一地区的烙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地理环境和情感造就了民族服饰。
^ “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史记正义》注“五帝本纪”） ^ 马端临《文献通考·王礼考·君臣冠冕服》 ^ （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 《大明会典》卷之六十•冠服 六十一，冠服二;《明史》卷六十六 志第四十二;舆服二 舆服三;《礼部志稿》卷十八;仪制司职掌 冠服}}
汉语，就是中国语言。汉服，就是中国服装。
【百度·汉服吧】;tn=&rn=&pn=&lm=&kw=%BA%BA%B7%FE&rs2=0&myselectvalue=1&word=%BA%BA%B7%FE&tb=on 汉服广东网站： 分清中国服饰 华夏衣冠论坛： 我们的民族服饰是怎么消失的? 百名学者：澄清汉服中的十个重大问题40种认识误区 ◆视频◆探索*发现(穿在身上的历史1-6) ◆视频◆百家讲坛谈剃发易服 服饰与中国文化 华梅著（扫描） 伟烨制服-旗袍知识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服装论文的参考文献供大家参考: [1]张文明 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N] 云南政协报,2020-08-26(006) [2]孟庆关于人物摄影与服装造型的关系探讨[J]轻纺工业与技术,2020,49(08):44- [3]李雯白裤瑶设计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探究[J]轻纺工业与技术,2020,49(08):193- [4]杨韶斐探析民族服装设计中蕴含的文化性和审美性[J]西部皮革,2020,42(15): [5]吴国华湖南民族服装产业网络定制营销的现状分析与对策[J]轻纺工业与技术,2020,49(07):73- [6]王丽霞民族服装的传承与创新--评《创意服装设计学》[J]印染助剂,2020,37(06): [7]吴国华湖南民族服装规模个性定制营销模式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0(11):13- [8]新华民族服装业中的销售问题初探--以呼和浩特蒙古族服装业为例[J]全国流通经济,2020(15):28- [9]郑天琪西南少数民族服装配饰功能与内涵研究[J]美与时代(上),2020(05):120- [10]张君浪中国民族服装品牌发展的国际化探索[J]国际纺织导报,2020,48(04):55- [11]新华民族服装加工业经营的调查研究--以巴林右旗为例[J]商场现代化,2020(06):16- [12]陈欢,卢菁菁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文化探析[J]智库时代,2020(09):275- [13]王俊伟闽南服装文化在展示空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工业设计,2020(02):146- [14]陈志军,蔡珍珍民族服装元素在影视服装设计中的创新研究[J]纺织报告,2020(01):72-73+ [15]陈莉芳民族服装元素在影视服装设计中的应用[J]轻合金加工技术,2020,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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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饰如同中国文化，是各民族互相渗透及影响而生成的。汉唐以来，尤其是近代以后，大量吸纳与融化了世界各民族外来文化的优秀结晶，才得以演化成整体的所谓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服饰文化。 服饰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批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 美国人类学家英菲有论断：“一个文化项目是外来渗透的结果，还是自然独立发明的产物，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注重历史遗产的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对于那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所有文化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最先都是以文化渗透的形式出现的。”要了解中国服饰那多样的款式、独特的风采、鲜明的色泽和精湛的工艺，首要的课题就应该浅知一点中华民族博大深邃的服饰文化发展轨迹，这样才能通过浏览，去着意开开掘中华服饰文化的底蕴。 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成就，已经把服饰文化的源流，科学地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阶段。在此以前更遥远的时间，人类开始用捕猎所获的兽皮来掩盖保护身体和保暖。夏天则拣取树叶遮掩阳光免受炎热。这标志着人类刚脱离了动物境界，原始服饰出现的雏形。而山顶洞人遗存中发现的利用缝纫加工为特征的服饰文化。这时候的衣饰已不再是简单的利用自然材料，而演变成合乎人类生活需要的构造，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 编辑本段中国服饰文化简史 我国服饰文化的历史源流，若从古典中寻找，总会将其归结于三皇五帝。如战国人所撰吕览和世本记述，黄帝时“胡曹作衣”；或说：“伯余、黄帝制衣裳。”这个时代，从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对照，应该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内出土的实物有纺轮、骨针、纲坠等，又出土有纺织物的残片。我国中原甘肃出土的彩陶上的陶绘，已将上衣下裳相连的形制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来了。 殷商时期 殷商时期社会生产力额定发展，在物质上又有许多物质文明的局措。从甲骨文中可见的象形文字就有桑、茧、帛等字样，可证明农业在当时的发展。又从出土的商代武器铜钺上存有雷纹的绢痕和丝织物残片等，可见那时的工艺水平的高超和精湛。殷商甲骨文中，可见王、臣、牧、奴、夷及王令等，衣冠服饰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开始打上了时代烙印，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兮、辨等威”的工具。尊卑贵贱的生产关系，促使服饰也开始形成其固有的制度。 周代 周代是中国冠服制度逐渐完善的时期。这时候，有关服饰的文字记载十分多见。青铜器铭文中，有关服饰的记载和“虎冕练里”（毛公鼎）、“女裘宝殿”（周、伯蔡文簋）等。随着等级制的产生，上下尊卑的区分，各种礼仪也应运而生。反映在服饰上，有祭礼服、朝会服、从戎服、吊丧服、婚礼服。这些服饰适应了天子与庶民，甚至被沿用于商周以来的二千年封建社会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不全遵周制度。七国崛起，各自独立。其中除秦国因处西陲，与其它六国有差异外，其它六国均因各诸侯的爱好和奢侈，以及当时兴起的百家争鸣之风，在服饰上也各显风采。春申君的三千食客中的上客均着珠履；平原君后宫百数。卫王宫的卫士穿黑色戎衣；儒者的缛服长裙褒袖、方履等等。汉初服饰，与民无禁。西汉虽有天子所服第八诏令的服饰制度，但也不甚明白，大抵以四季节气而为服色之别，如春青、夏赤、秋黄、冬皂。汉代妇女的日常之服，则为上衣下裙。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 以来，由于北方各族入主中原，将北方民族的服饰带到了这一地区。同时，大量民族服饰文化也影响和同化了北方民族的服饰。妇女的日常衣服仍以上身着襦、衫，下身穿裙子。襦、裙也可作为礼服之内的衬衣衫。 隋唐 隋统一全国，重新厘定汉族的服饰制度，然而也难以摆脱其由北向南统一而带来北族服饰形制的影响。只是到了唐代帝国的建立，才以其长时间的统治，加上其强盛的国力，令其服饰制度上承历代制度，下启后世冠服制度之经道，同其社会一样，呈现出繁荣景象。唐人与西北各民族的交往频繁，各民族同唐人杂居内地的也很多，因此，唐人穿胡服的装束常会在该时代的文物中见到。隋唐时妇女的日常服饰是衫、袄、裙，多见是上身着襦、袄、衫，而下身束裙子。裙子以红色最流行，其次是紫、黄、绿色。唐代妇女的鞋子多将鞋头作凤形，尺码同男子相似。宫人侍左右者均着红棉靴，歌舞者也都着靴。妇女的日常服饰名目繁多，有如袄、衫、袍、腰巾、抹胸、裙、裤、膝裤、袜、鞋靴等等。 宋 宋代北方大片土地沦为女真族贵族统治领地，服饰文化也因其政治和经济因素而发生交互影响。续资治通鉴记载：“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可见南宋京都也尚北服。宋代妇女的日常服饰，大多上身穿袄、襦、衫、背子、半臂，下身束裙子、裤。其面料为罗、纱、锦、绫、绢。尤其是裙子颇具风格，其质地多见罗纱，颜色中以石榴花的红色最注目。褶裥裙也是当时裙子中有特点的一种，有六幅、八幅、十二幅不等，贵族妇女着裙的褶裥更多。 元 元代是蒙古族入关统治中原的时代。其服饰既袭汉制，又推行其本族制度。元朝初建，也曾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蒙古族的衣冠，以头带帽笠为主，男子多带耳环。然至元大德年间以后。蒙、汉间的士人之服也就各从其便了。妇女服饰，富贵者多以貂鼠为衣，带皮帽。一般则用羊皮和毳毡作衣冠材料。当时的袍式宽大而长，常作礼服之用。元末，因贵族人家以高丽男子女子的装束为美，又流行起衣服、靴、帽仿高丽式样。 明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帝国后，先是禁胡服、胡语、胡姓，继而又以明太祖的名义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明朝的皇帝冠服、文武百姓服饰、内臣服饰，其样式、等级、穿着礼仪真可谓繁缛。就连日常服饰，也有明文规定，如崇祯年间，皇帝命其太子、王子易服青布棉袄，紫花布衣，白布裤、蓝布裙，白布袜、青布鞋，戴皂布巾，装扮成老百姓样子出面活动，然也印证了当时平民百姓的衣饰。明代妇女服饰规定民间妇女只能用紫色，不能用金绣。袍衫只能用紫绿、桃红及浅淡色，不能用大红、鸦青、黄色。带则用蓝绢布。明代的衣衫已出现用钮扣的样式。明代妇女的鞋式仍为凤头加绣或缀珠。宫人则着刺上小金花的云样鞋。 清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曾下令：“有效他国（指汉族）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清代又实行逼令剃发易服，按满族的习俗制度实行剃发改服。服饰制度坚守旧制，尤其在男子服饰上，保持满族特点而延续极长的时期。尽管清代三令五申废除明代服饰，然其官服上的补子仍采用了明朝的样制。命妇冠上所缀的金凤、金翟也仍承前制。清代的官服等级 差别主要反映在冠上的顶子、花翎和补服上所绣的禽鸟和兽类。若排列名次可从皇帝开始，依上而下有皇太子、皇子、亲王、奉恩将军、公主、驸马等皇族宗室戚属。异姓封爵的有公、候、伯、子、男、文武一品至九品官员，未入流的品官，以及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外郎蓍老、从耕农官。此外还有一等、二等、三等蓝领侍卫、侍臣等等，其官服均有严格区别。 清代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此风在康熙后期雍政时期最为流行。妇女服饰在清代可谓满、汉族服饰并存。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代中期始，满汉各有仿效，至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甚至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达官贵妇中流行。妇女服饰的样式及品种至清代也越来越多样，如背心、一裹圆、裙子、大衣、云肩、围巾、手笼、抹胸、腰带、眼镜……，层出不穷。 近代 1840年以后进入近代，西洋文化侵透着中国本土文化，许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因华洋杂居，得西方风气之先，服饰也开始发生潜在的变革。早期，服装式样变异甚少，民间仍然是长袍马褂为男子服饰；女子则上袄下裙。之后，商业贸易日渐昌盛，洋货大量倾入，羽纱、呢绒、洋绸、花布等充斥市场，使传统的服饰穿着有所变动。外国衣料因价廉渐为人所欢迎，费工费时，工艺考究的滚、镶、嵌、绣等传统手工艺渐渐为衰落，西方缝纫方式开始流行起来。尤其是女性的时装，由于缝纫精制、款式合乎时代潮流，影响尤大。风行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旗袍，脱胎于清代满族妇女服装，是由汉族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洋服装样式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尚无专业服装研究中心，服装式样的变化经过千家万户，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不断变化。从20世纪20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二十多年，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低，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以来束胸驼背的旧貌，让女性体态与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正适合当时的风尚，为女性解放立了大功。青布旗袍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欢迎，一时不胫而走，全国仿效，几乎成了二十年代后期中国新女性的典型装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领导服装潮流的十里洋场中摩登女郎、交际名媛、影剧明星等，在旗袍式样上的标新立意，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其中如交际花唐英等人，最早在上海创办的云裳时装公司便是。自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民间妇女、学生、工人、达官显贵的太太，无不穿着。旗袍甚至成了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后来，旗袍还传至国外，为他国女子效仿穿着。
我也不懂所以上来找
【摘 要】 我们应把现代服装设计作为一种文化标志来对待，它不再仅仅限于御寒的工具，而是高质量生活的体现。所以它理应由它的专属名称——品牌。 【关键词】 品牌效益 服装行业 市场需求 作为衣食住行之首，毫无疑问，中国服装行业是个永远的朝阳产业，因为人类对服饰的追求永远没有止境。如今，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发展，人们对服装服饰类产品已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服装不仅仅是要求能蔽体保温。谁都会希望自己拥有更多的漂亮、健康、个性化的衣裳，而且由于服装类产品更新换代的时间又比较快，所以服装市场的蛋糕将会越来越大。而中国服装行业要真正强大起来，必须创造世界级品牌，借助品牌效应可以形成具有无限活力的无形资产，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就品牌而已，中国服装在世界级的品牌上是少之又少，而世界服装品牌的制作和包装的过程绝大部分是在中国完成，也就是说，设计他们一直在做，而我们仅仅限于工艺。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但就市场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消费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生产国，但中国服装产业整体发展很不平衡。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上海等东南沿海省份所生产的产品占据了全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中西部地区的服装产业则还非常的落后。各服装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还停留在比较低层面上，主要还停留在价格、款式等方面的竞争，绝大多数服装企业的产品销售还是以批发市场的大流通为主。而近年来服装企业的品牌意识虽然不断加强，但中国服装行业目前还只有有限的几个中国驰名商标，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服装品牌，主要还是通过低成本优势在与国际品牌进行竞争，所以就这方面来说，中国服装品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相应的也有很大的困难要解决。而且，中国服装企业结构链停留在传统设计管理的模式，由于设计手段多停留在纸面放样的落后阶段，设计周期长，试制成本高，造成新产品创新能力弱，新品开发周期长，就不容易发掘适销对路的产品，进而造成库存积压，影响资金周转。服装的新产品周期(设计、成衣到进入销售)工业发达国家平均2周，美国最快4天，而我国平均是10周时间，差距非常明显，这是需要时间来改进的。 在服装设计方面，我认为，设计不是创造而是创新，这是个根本性的区别，我们的设计从来就不是创造出来的，创造是从没有到有的过程，而我们真正在做的是创新，在面料上的改造，在质地的考究以及在款式上的不断试探等等。对于现在的状况，如何把握服装的要领，打造自己的品牌关键在于如何与其他品牌区分开来，关注消费群的需求，在市场上占引领上风。国内许多大规模的服装企业，实际上是典型的“加工型企业”。其生产能力相对较强，设计能力和营销能力相对较弱。这类企业对生产管理和成本核算相对重视，但由于市场营销能力比较薄弱，难以承受较大的市场波动。同时，由于设计能力不足，也限制了这类企业的市场发展战略。所以，企业应该有强大的设计开发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这种企业的结构好象是一个杠铃，中间是生产开发和生产管理，两端是设计和营销，企业的运作就像杠铃一样，紧握中间的管理去平衡两端的能力，用两端的力量来显示企业的实力，这种企业的综合开发能力强，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服装企业由被动市场型的橄榄结构升级为主动市场型的杠铃结构，必须得到相应信息技术的全方位支持。 就中国服装行业的现状分析来看，其最为成熟和稍微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当属男装和羽绒服，这片领域诞生了杉杉、雅戈尔、波司登、雪中飞等众多的知名品牌，集中了好几家上市公司，他们品牌实力较强，规模和竞争力都处于服装行业前列。而女装、童装、睡衣等市场则相对发展还不成熟，强势领导品牌还很缺乏。 还有，服装企业的现状是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产品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造成的，产品往往是先制造出来再强加给消费者，消费者没有挑选的余地。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物质生活逐渐丰富起来，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需求，“顾客就是上帝”，服装企业的经营理念也逐渐转变为“以市场为中心”，开始意识到生产畅销对路的产品了。 所以在众多劣势的情况下，服装品牌效应越显重要，新时代的发展使服装企业以服装产品的功用为主要卖点的现象已经“过时”。服装品牌的广告作为一种长期被企业青睐的宣传方式一直没被冷落。新的服装现代广告已是人们生活中衣食住行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现代人在购买服装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那些有广告、有品牌的产品，感觉这些产品比较可靠，有保障，甚至可言穿衣穿的是一种品味。 面对这样的压力，我们如何打造世界级的中国服装品牌呢？ 纵观世界服装工业大国的发展历程，不外乎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来料来样加工；第二阶段占领国内市场；第三阶段打造出本国服装的世界名牌。不论从内在需求还是外部压力的角度看，中国都应迈出这关键的第三步。21世纪的服装理念已经大大区别于上个世纪，从蔽体的基础作用到今天的彰显身份地位，从追赶潮流到张扬个性、体现新文化，服装的作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凭心而论，我国目前仍未有如夏奈尔，LV，三宅一生等之类称霸世界的服装品牌。 就品牌定位来说，一定要有明确的定位，国内品牌核心价值定位相对来说模糊，缺乏灵魂。比如品牌雅戈尔（YONGER）从取名看是定位青春，但它却想卖给中国所有的男人，它在全国有2000多个专卖店，渠道覆盖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甚至落地到内地所有城镇，大有实现“村村通”之势。杉杉只扔下一句“不要太潇洒”的“主题”广告语，让人匪夷所思，无法认同。其它正装也没有让人产生共鸣的核心价值和口号。倒是体育服装和休闲服装有那么点意思。李宁的“一切皆有可能”和美特斯邦威的“不走寻常路”虽有抄耐克的“和不可能说再见”的嫌疑，但已经让中国的一些消费者眼前一亮。 因为没有明确的核心价值定位，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服装品牌没有鲜明的个性，没有一脉相承的风格。所以明确的定位是品牌的核心内容。 再就是形成特有的服装文化，提高设计水平，提升产品附加值。文化支撑着品牌的丰富内涵，品牌展示着其代表的独特文化魅力，文化与品牌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没有文化就不可能创造品牌，更不可能成就名牌。雅戈尔服饰公司董事长李如刚表示：“雅戈尔要稳步提升品牌附加值，每年销量递增10%，打造成百年企业。”品牌是服装最大附加值的体现，品牌又是靠服装文化和设计水平来支撑的。所以必须通过挖掘民族的、东方的服装元素，以增强品牌的特性和个性，充分提升品牌的影响力和附加值。我国有7000年服装文化史，丰厚的文化底蕴应该是中国服装设计师灵感的源泉，是建设未来时装王国的砥柱。特别是我国56个民族服装服饰，更是取之不尽、采之不绝的创作素材。意大利时装设计大师瓦伦蒂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哪一位艺术家在创作时能够不被中国艺术遗产的永久魅力所牵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更没有理由不重视自己民族的丰富遗产。 提起美丽的意大利及法国，人们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是浪漫、是情调、是香水、是服装。贴有意大利、法国的服装品牌已经成为了区位品牌、概念品牌。同样的，提起“皮尔卡丹”、“范思哲”又是什么概念呢？是世界超一流的设计大师，是时尚服装的鼻祖。想必每个爱美的女性都会认为，出自一流大师之手的作品也必然是传世之作。这就是服装最大的价值——附加值。 当然社会的环境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创建世界服装名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经济管理部门要从自身的职能上，找准服务的着力点，支持服装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加强名牌知识的深度宣传，增强服装企业名牌意识，引导企业实施名牌战略，有效地借鉴和学习外地创名牌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要健全争创服装名牌的激励机制，调动企业争创名牌的积极性。要完善服务体系，为企业运用现代营销手段创造良好条件，使优秀品牌地在海内外响牌扬名；要加大执法力度，切实保护名牌服装，维护名牌服装生产企业合法权益。要打破地区封锁、促进名牌产品流通，认真查处假冒侵权案件，加大处罚力度，保护企业创名牌的积极性。服装行业的其它配套企业要努力改善自己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争取为服装生产企业提供高品质的面料和辅料。营销和广告策划公司应和服装企业大力合作，共同打造世界品牌。作为我们消费者，应该大力支持国内品牌，国内的品牌只有卖的更多卖的更好，才有更多的资金去谋求更远的发展，才可以打造我们自己的世界品牌。 现在随着传媒的不断普及，人们的信息来源越来越多，给各个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商机，广告成了我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服装品牌广告的主要作用在于传达品牌文化价值和品牌形象, 通常出现在时尚杂志、影视媒体以及户外广告等载体上, 色彩丰富, 制作精良, 视觉表现力强。并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服装品牌广告在数量、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服装品牌广告基调必须与服装品牌理念相协调，为了清晰地传达特定的品牌理念, 一方面需在广告中突出品牌标志和广告语, 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相对固定的广告色彩特征。其中广告色彩应用中首先需要巧妙地强调标准色, 可以在图像中占据相对固定的位置和比例, 并且在一段时期内, 广告画面主体及背景的色彩关系可以具有固定特征, 与其竞争品牌保持一定差异。 我们希望我们的设计是围绕市场和链接未来风向的，而这个定位不是潮流的浪尖而是在市场中长期的存在，使之形成品牌效应。 参考文献： [1]丛 杉 。高级时装的品牌延伸策略及对中国成衣发展的启示。2001 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国际服饰论坛论文集 [2]姚钟华，张涛。世界著名服装品牌的市场定位策略。企业经济， 1998,(1!) [3]刘 晓 刚，陆乐:李峻。服装设计与大师作品。中国纺织大学出版 社， [4]夭 然 。国际营销。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5]肖 强 。中国服装市场分析与前景预测。中国对外贸易，1998,(印 [6]张 幼 文。加入WTO与全球化经营战略。ACEC [7]龚 建 培。中国服装业在知识经济时代生存与发展战略的思考。 CHICnet [8]毛 恺 ，许为民。中外品牌服装对比。山东纺织经济，1999,( 4) [9] 朱俊 服装博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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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平商品企划[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3[2]邓汝春服装业供应链管理[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9[3]赵洪珊现代服装产业运营[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3[4]宁俊服装生产经营管理[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5]宁俊服装生产经营管理（第三版）[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6]于建春服装市场调查与预测[J]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7]胡月亭论服装名牌战略的实施[J]中国纺织出版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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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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