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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雄关“东望武昌云历历，西连巫峡路悠悠”。江汉平原西南，九曲回肠的荆江北岸，坐落着铁壁铜关荆州城墙。荆州，是上古大禹治水时“割地布九州”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之一，以当时境内荆山得名。春秋战国时期，荆州是楚国都城“郢”所在地，历经二十个楚王，达四百一十一年之久。公元前278 年，秦将白起拔郢，置南郡于荆州，同时建江陵县。公元前206年，项羽建临江国，都荆州。汉初复置南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公无前106年)，将全国分为十三州，设刺史部，荆州刺史部为十三州之一。刺史部始为中央监察机构，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汉元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 ，刺史改为州牧，地方政权遂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刺史改变其监察职权，而为地方大吏。荆州地处荆江北岸，上镇巴蜀之险，下据江湖之会，扼守长江天堑，是连接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荆州古城，又名江陵城，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千百年来，荆州城墙饱劲战火洗礼，历尽时代沧桑，几度平毁，几度重建，荆楚风骨永存，仍然以其威镇八方的雄姿，巍然屹立在荆江岸边。荆州城墙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现存明清重建城墙东西长75公里，南北宽2公里，面积5平方公里，城墙周长28公里，高9米。城墙现有八座城门，2座门楼。荆州古城分为三层，外面是水城，中间是砖城，里面是土城。水城（护城河）全长10500米，宽30米，水深4米，西通太湖，东连长湖，与古运河相连。明代时期建城时为防止城基下陷，洪水泛城，右城脚条石缝中浇灌糯米浆，因而城墙特别坚固。荆州城墙设有瓮城、敌楼、战屋、炮台、藏兵洞、复城门，防御体系完备，历来易守难攻，有“铁打荆州”之说。荆州古城不乏美妙佳话，传说当年三国蜀将关云长镇守荆州，忽遇九位仙女下凡，传王母娘娘旨意，说荆州刀兵频仍，民不聊生，欲收回置于神地，不准凡人争夺。关公忠于其兄刘备，不让荆州，于是想出一条妙策，说：“你们在西北，我在东南，各筑一城，城周五千步，天黑始，鸡鸣止，谁先筑好，谁就管理这个地方。”九仙女用衣裙兜土，关公伐芦苇筑城。关公城就，九仙女城差一隅，鸡尚未鸣。关公振动鸡笼芦席，公鸡啼鸣，九仙女羞愧地上天去了。这就是现在荆州城北门外九女琢的来历。又传说张飞也担土来帮二哥筑城，可是来晚了，便将土倒在东门外，现今人们都把这两座小山似的土堆叫“张飞一担土”。这些都是神话传说，然而关公为了防范东吴，在汉代旧城旁筑了一座新城，都是有史籍可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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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 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一百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东莞黄旗山公园： 东莞黄旗山公园位于东莞大道和东城中路交汇处，占地面积243公顷，园内有黄旗山顶灯笼、黄旗古庙等景点古迹，及新建旗峰公园广场、门楼、旗峰湖景点、餐厅等设施。 东莞黄旗山又名祖山、主山、镇山、文笔峰、朝山。唐以前，曾是岭南第一名山。唐一后，一直是东莞人民春游、踏青、登高的圣地。明以后为东莞八景之一。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张家玉九岁凳黄旗山顶，誓作第一流人，并一自己的生命实现这一诺言，鼓励东莞人民上进、奋发、图强，为国争光，走向时代的前列。 宋代以后，黄旗山修筑了廉泉、廉泉亭、廉泉亭寺、泉亭庵、廉泉亭水成了"神仙水"。民间传说，人民喝一口廉泉水会保持廉洁。人们游黄旗山后，都爱汲一壶泉水回家，与家人分享，以求共同富裕。同时，提倡廉洁奉公，提倡保护廉泉、发扬饮廉泉水、追求全家廉洁的好风俗。 观音庙、寺、遍及全国各地，但从宋代创建、重修、保存至今的却不多，黄旗观音古庙实属凤毛粼角值得东莞人民珍惜、保护。 黄旗山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亦是历代农民起义军进攻东莞城区的根据地。东江纵队游击队，也是先在唤起山设立据点。然后进军、解放东莞县城，使东莞县城免遭土匪的洗劫。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北接广州，南连深圳，毗邻香港。全市陆地面积2465平方公里，人口约700万。东莞有港澳台同胞70多万，海外侨胞20多万，是广东著名的侨乡。1985年撤县建市，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 东莞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是珠江三角洲著名的“鱼米果之乡”。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国民经济保持年平均增长20%以上，2004年综合经济实力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12位、地级市第1位，并先后荣获十大“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和十大“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等称号。 东莞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丰富，名胜古迹众多。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威远炮台、沙角炮台等鸦片战争古战场以及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是东莞最著名的旅游景区。近年来，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加快使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增添了无限魅力。2004年由市民评出的“东莞新八景”和“东莞文物八景”集中展现了东莞悠久的历史和恢宏的现代气派，成为中外游客和市民旅游观光和休闲度假的好去处；而绿色世界、同沙生态旅游区、黄旗山城市公园、水濂山森林公园等一大批生态旅游区的陆续建成又使东莞这座生态绿城更充满了生机，集旅游、休闲、购物于一体的大型主题购物公园华南MALL和将于2005年底建成开放的岭南风格的古典园林——粤晖园为东莞旅游更添吸引力。 东莞经济发达，交通便捷，长年商务繁忙，会展不断。酒店业发展迅猛，全市现有星级酒店88家，其中五星级13家、四星级22家、三星级28家。商务会展、休闲度假和购物娱乐是东莞旅游的三大产品，东莞的城市休闲产业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正在逐步发展。 目前，东莞正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向着现代制造业名城、生态绿城和文化新城的目标迈进。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 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一百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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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写错了，应该是1500字吧
论文是要自己写的,我可以告诉你一点点:写一个好开头,如“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写“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写“海上丝绸之路”为人们带来的好处结尾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我们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1）西域：两汉时期，人们把现今甘肃玉门关和嘉峪关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地区和更远的地方，称为西域。汉武帝以前，那里小国林立，天山以北的一些小国受匈奴的控制和奴役。 （2）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目的：汉武帝召募使者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张骞，毅然应募。 经过：公元前138年，他带着百余名随从从长安西行，在途中被匈奴人捉住，扣留了十年。他不忘使命，设法逃脱，辗转到达大月氏。那时大月氏西迁已久，无意再与匈奴打仗。张骞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见闻，以及他们想和汉朝往来的愿望。 （3）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使团，带着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访问西域的许多国家。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汉朝和西域和交往从此曰趋频繁。 （4）西域都护的设立： 2、 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纷纷东来。他们把中国的丝和纺织品，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又把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输入中国内地。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3、班超经营西域： 公元73年，东汉==派班超出使西域，他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他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湾。166年，大秦使臣来到洛阳，这是欧洲国家同我国的首次直接交往。商品交流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象征。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也是中国历朝政府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至君士坦丁堡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 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技术西传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刚经》就发现于敦煌。造纸术曾经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种技术似乎只有东亚及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随著丝绸之路的开辟，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在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而中亚地区虽然也是用纸，但没有发现造纸工业的证据。很多人认为造纸术的西传为欧洲及中亚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而最初这场变革却是残酷的：唐朝与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摩擦不断。在对中亚政治格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世界各地。 西域地区沙漠密布，各国的繁荣与水往往是脱不开关系的。天山与昆仑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补给水源之一。然而收集这些雪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后积聚在山脚的水很短时间就会被蒸发或渗入地下。自汉朝派遣军队囤积在西域发展农业时，流传于山区的坎儿井和井渠技术被同样需要水源的军人使用在西域，并逐步流传至更远的国家。早先西域地区坎儿井技术究竟是由中国还是波斯传入西域一直事件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井渠技术和穿井法被证实是用中国传向西方：《史记》中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断绝水源的方式围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坚持了很长时间。 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著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期，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出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传遍了整个欧洲。 宗教思想交流 唐朝（7世纪）时在中国北方发现的西方传教士像东汉初期，佛教自于闻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侧之“丝绸之路”子孔道，全面传到西域各国。关于佛教传人西域地区，目前尚有许多说法。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了”。据此，佛教公元前87年传入西域于阗以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阗向西或北方向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焉首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北路各地和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且末、若羌、米兰、楼兰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南北路诸地是理所当然之事。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并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传播到韩国、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 拜火教（一名为祆教）是中国人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这可能与西域地区与拜火教敌视的伊斯兰教有关。）的称呼，该教于前5—前1世纪沿丝路向东方传播，被认为是最早传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国教，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被迫东移。有记载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受到当时南北朝时代的北方各国皇帝的支持，唐朝时也有许多祆祠以备“胡商祈福”，地方统治者为控制拜火教的发展，设立萨薄一职，试图将宗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但该教宋朝以后则基本消失。其宗教风俗则被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风俗。 景教则是叙利亚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的一个分支，史料记载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徒伊斯曾协助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在会昌法难之后，景教慢慢走向衰弱，但一直延续到明朝天主教进入中国时。 从西方到东方丝路在元朝之后的逐渐不受注意后，间接刺激了欧洲海权兴起，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刊行后，中国及亚洲成为许多欧洲人向往的一片繁荣富裕的文明国度。西班牙、葡萄牙国家开始企图绕过被意大利和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旧有的丝绸之路，要经由海路接通中国，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一些国家也希望将本国的所信仰的宗教传至东方。1492年，哥伦布远航的一个目标就是最终能到达中国，并开创另一条比丝路更好的贸易要道，但他却在大的失望中带领欧洲发现了美洲这一块新大陆。于是哥伦布之后的探险家在美洲开启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时代，17世纪之后，荷兰与英国也陆续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扩展他们的势力。19世纪初期，尽管欧洲强权已在海上遍布，中国依然被西方认为是向往之地，是最兴旺与古老的文明，学者多认为这是丝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带来的精神性影响，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间，认为与中国交易能获得巨大利润的印象。
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名品荟萃，主要品种有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白茶、黄茶。茶有健身、治疾之药物疗效，又富欣赏情趣，可陶冶情操。品茶、待客是中国个人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坐茶馆、茶话会则是中国人社会性群体茶艺活动。中国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在唐代就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饮茶始于中国。茶叶冲以煮沸的清水，顺乎自然，清饮雅尝，寻求茶的固有之味，重在意境，这是茶的中式品茶的特点。同样质量的茶叶，如用水不同、茶具不同或冲泡技术不一，泡出的茶汤会有不同的效果。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讲究茶的冲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泡好茶，要了解各类茶叶的特点，掌握科学的冲泡技术，使茶叶的固有品质能充分地表现出来。 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有神思遐想和领略饮茶情趣之意。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浓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可以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也可以细啜慢饮，达到美的享受，使精神世界升华到高尚的艺术境界。品茶的环境一般由建筑物、园林、摆设、茶具等因素组成。饮茶要求安静、清新、舒适、干净。中国园林世界闻名，山水风景更是不可胜数。利用园林或自然山水间，搭设茶室，让人们小憩，意趣盎然。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很重礼节。凡来了客人，沏茶、敬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当有客来访，可争求意见，选用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时，要注意客人杯、壶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口味和点心之功效。 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利用茶叶和栽培茶树的国家。茶树的起源至少已有六七万年的历史。茶被人类发现和利用，大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茶的利用最初是孕育于野生采集活动之中的。古史传说中认为“神农乃玲珑玉体，能见其肺肝五脏”，理由是，“若非玲珑玉体，尝药一日遇十二毒，何以解之？”又有说“神农尝百草，日遇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两说虽均不能尽信，但一灵缕微弱的信息却值得注意：“荼”在长久的食用过程中，人们越来注重它的某些疗病的“药”用之性。这反映的是一种洪荒时代的传佚之事。 依照《诗经》等有关文献记录，在史前期，“荼”是泛指诸类苦味野生植物性食物原料的。在食医合一的历史时代，茶类植物油的止渴、清神、消食、除瘴、利便等到药用功能是不难为人们所发现的。然而，由一般性的药用发展为习常的专用饮料，还必须有某种特别的的因素，即人们实际生活中的某种特定需要。巴蜀地区，向为疾疫多发的“烟瘴”之地。“番民以茶为生，缺之必病。”（清·周蔼联《竺国游记》卷二）故巴蜀人俗常饮食偏辛辣，积习数千年，至今依然。正是这种地域自然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人们的饮食习俗，使得巴蜀人首先“煎茶”服用以除瘴气，解热毒。久服成习，药用之旨逐渐隐没，茶于是成了一种日常饮料。秦人入巴蜀时，见到的可能就是这种作为日常饮料的饮茶习俗。 茶由药用转化为习常饮料，严格意义的“茶”便随之产生了，其典型标志便是“茶”（cha）音的出现。郭璞注《尔雅·释木》“槚”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可见，汉时“荼”字已有特指饮料“茶”的读音了，“茶”由“荼”分离出来，并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但“茶”字的出现则是伴随茶事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直到中唐以后的事，也正符合新符号的产生后于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样一种文字变化的规律。 中国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西汉时已有饮茶之事的正式文献记载，饮茶的起始时间当比这更早一些。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 茶文化从广义上讲，分茶的自然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由于茶的自然科学已形成独立的体系，因而，现在常讲的茶文化偏重于人文科学。 ▲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不仅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荣，多效膏梁厚味。在此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养廉”的问题。于是，出现了陆纳、桓温以茶代酒之举。南齐世祖武皇帝是个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不喜游宴，死前下遗诏，说他死后丧礼要尽量节俭，不要以三牲为祭品，只放些干饭、果饼和茶饭便可以。并要“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在陆纳、桓温、齐武帝那里，饮茶不仅为了提神解渴，它开始产生社会功以有，成为以茶待客、用以祭祀并表示一种精神、情操的手段。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使用价值为人所用，而是进入了精神领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骚乱，各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玄学相当流行。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哲学思潮，主要是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玄学家大都是所谓名士，重视门第、容貌、仪止，爱好虚无玄远的清淡。东晋、喃朝时，江南的富庶使士人得到暂时的满足，终日流连于青山秀水之间，清淡之风继续发展，以致出现许多清淡家。最初有清谈家多酒徒，后来，清谈之风渐渐发展到一般文人。玄学家喜演讲，普通清谈者也喜高谈阔论。酒能使人兴奋，但喝了多了便会举止失措、胡言乱语，有失雅观。而茶则可竟日长饮而始终清醒，令人思路清晰，心态平和。况且，对一般文人来讲，整天与酒肉打交道，经济条年也不允许。天是，许多玄学家、清谈家从好酒转向好茶。在他们那里，饮茶已经被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 随着佛教传入、道教兴起，饮茶已与佛、道教联系起来。在道家看来，茶是帮助炼“内丹”，升清降浊，轻身换骨，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好办法；在佛家看来，茶又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秀之物。尽管此时尚未形成完整的宗教饮茶仪式和阐明茶的思想原理，但茶已经脱离作为饮食的物态形式，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功能，中国茶文化初见端倪。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 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自元代以后，茶文化进入了曲折发展期。宋人拓展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代茶文化深刻的思想内涵，过于精细的茶艺淹没了茶文化的精神，失去了其高洁深邃的本质。在朝廷、贵族、文人那里，喝茶成了“喝礼儿”、“喝气派”、“玩茶”。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虽喜欢茶，但主要是出于生活、生理上的需要，从文化上却对品茶煮茗之事举趣不大；另一方面，汉族文化人面对故国破碎，异族压迫，也无心再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通过饮茶表现自己的情操，磨砺自己的意志。这两股不同的思想潮流，在茶文化中契合后，促进了茶艺向简约、返璞归真方向发展。明代中叶以前，汉人有感于前代民族举亡，本趄一开国便国事艰难，于是仍怀砺节之志。茶文化仍承元代势，表现为茶艺简约化，茶文化精糖果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现代茶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宏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份份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总之，中国茶的历史及其发展，不仅仅是形成简单的一种饮食文化的过程，而同样映射出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特质。
浅谈中国茶文化 林馥茗 （福建农林大学园艺系 福州 350002） 摘要 我国是茶树发源地,也是发现和利用茶叶最早的国家。历史悠久，茶文化源远流长。中国饮茶之久、 茶区之广、茶艺之精、名茶之多、品质之好、堪称世界之最。中国茶文化有4000 多年的历史，内容广泛，它 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茶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清茶一杯”、“客 来敬茗”，既有物质上的享受，又“精行俭德”，陶冶情操。代表了高雅朴实的民族风尚。茶文化是华夏优秀 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十分丰富。一个茶字可以写一部文化史，可写一部外交史，又可写一部诗 史，还可写一部禅史。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对茶的熟悉，上至帝王将相， 文人墨客，诸子百家，下至挑夫贩夫，平民百姓，无不以茶 为好。人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由此可 见茶已深入人民各阶层。茶文化从广议上讲，分为茶的自然 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 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 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 茶文化如此博大精深，以下就是对其所做的概括介绍。 1 茶文化启蒙的时期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 年，其 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 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 “荼陵”，即湖南的茶陵。三国魏代《广雅》中最早记载了 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 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它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 化。 2 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 南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 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 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 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 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 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 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 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 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 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 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 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 初现端倪。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 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 的精神、社会作用。 3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时期 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 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 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 起，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 及其在780 年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 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 中，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 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奠定了 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 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 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 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 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 寺院茶礼、文人茶道。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 文化。 4 宋代茶文化的兴盛时期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 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 徒的“千人社”等。其文化较唐朝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一 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 茶之风的兴起。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 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 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 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 满意请采纳
茶道的载体－－茶的意境 黄 志 根 浙江大学茶学系 杭州 310029 摘 要 该文从茶道的由来，即茶的意境角度，论述茶事追求的本质内涵，并提出茶的意境是茶文化的由来与发展所不可忽缺。 关键词 茶道；意境；茶文化 1 最早的“茶道”两字因茶的意境而来．意境承 载茶之精神效用 “茶道”两字，在爱茶人心中是值得敬仰的一片 天地。它先出自诗僧和茶僧美称的皎然之诗作《饮 茶歌诮崔石使君》。诗的开头是茶事的描写，接着的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然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 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闷。”是茶事心 境的渲染，是茶事感受而来的非凡意境，“茶道”两字 在最后一句“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中 推出。通读该诗篇，感受最深的是茶事的意境：先从 一饮之前的茶事情景铺开，尔后逐渐深入，直至妙不 可言，才有“道”与”茶道”，意境高远，也真可谓“道可 道，非常道”。皎然的另一首诗怍(《饮茶歌送郑容》) “丹五羽人轻玉石，采茶饮之生羽翼……霜天半夜芳 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 荡忧栗。 日上香炉情未毕，醉踏虎云溪，高歌送君 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并把茶的蕴意与友情连在 一起，诗的意境也让人联想到皎然与茶圣陆羽的关 系(可有相关的茶诗为证)。陆羽与皎然是忘年交，皎 然所提茶道，自然受陆羽的影响。陆羽也正是在湖 州与皎然结识，进一步积累学识，并终成博学之士， 并完成《茶经》的最后定稿(颜真卿也受影响，并著有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源”的诗句)。 蕴含深厚民族思想和精华的茶文化，由历史沉 积而来，也与茶的意境相伴随，给人以潜移默化的积 极作用和影响。具体地说，是人们在经过茶事、茶文 化思想内涵的感受和体验后，受那由茶所带来的美 妙意境等影响而对人产生作用。深入茶事之奇妙境 界、体验茶的精神(如“精行俭德”般的内涵)．并把它 与人的精神追求相结合，这是茶之道的精髓。我们把 这种影响，以虚幻的方式来表示，可称之为与茶相关 的意境，是茶道的基础或重要内容；皎然所提茶道的 影响，也与其中的意境深远分不开。 2 茶的意境是茶道的构架，为不同时代茶事的共性 自皎然提出“茶道”以来，已历经·—千多年。当 今的茶文化专家设想从当代的实践出发、以不同的 角度对历史上以高深著称茶道作”见仁见智”的认 识，有简有详，认识深刻；但茶文化初识者较难把握 (客观上还受日本茶道的不同实践与理沦的影响)， 甚至有“茶道”一词内涵，不说还行。越说反而越模糊 的反映，这主要与茶事实践的程度与范围、研究者的 出发点、及价值取向有异所致，初学者难以觉察、认 识和把握，也就不足为奇。一般说来，茶道是人们受 茶事感受并进入较深意境而生发，茶道与茶的意境 密切相伴。相似的茶事，会因为个人(修养、兴趣和事 件背景等)的差异，产生不同程度的体验和感受，即 在茶的意境上有相似的认同感；如此，茶事常常可有 主题，引导人们参与其中。当然，要想从茶中得到深 刻的感悟和意界，还要求对茶与传统文化、乃至个人 的修养有较高的要求，皎然所提出的茶道正是如此， 也有人喻此为“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的情景，而欧阳修提出的“真善幻”亦属此意。人们对 广泛推崇的“精行俭德”(茶道精神)的领会．尽管因 人而异(如在程度上)，但仍是由茶事所承载可意会 而难于言传的意境之体验后，由茶而感发认识的进 步与修养的提高等。在当代，有人以杜甫的诗句“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来比喻茶事的美妙意境、以 及人文“观照”，也是通及茶道后的感应。与茶道精神相关的意境，自然不会偏离茶道。 由于社会的发展，茶道的形式、手段、社会环境 和对象等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皎然所“指定”的茶 道深意，现代人即使能“打造”，能体会到诸如”人与 大自然之间，人与历史之间的对话”的虚幻缥缈意境 的，也不在多数。但茶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史实已证 明：已经历数千年的茶事。人们想通过茶事来获得心 灵效应或人文观照，有必要刘茶道作与时俱进的认 识。即重要的是引导人们去感觉和体验茶能给人带 来的愉快和精神上的感悟，如人们通过茶而进入自 感美妙的、或意想中的理想意境及体会，并受其潜移 默化的影响，而不应该过多地讲究、追求形式。这就 是本文强调的，与茶道相联系的茶的意境，它能体现 茶道精神,顺应当代茶事的时代要求。如现代人喜欢 茶的香、茶水的清、茶烟的萦绕，人们因此会在茶中 停留，会有意无意地感受到茶的意境；在此基础上如 能引导有意识的茶事实践，寻找并获得感悟，就是我 们常说的由茶事而带来的精神欢愉。茶的意境．是不 同时代茶事的共同点。 3 在茶事体验中寻求意境，感悟人生的真谛顺应时代的进步 在茶事体验中寻求意境，代替具体的茶道程式， 从中获得感悟或精神的“纯化”等，是人们把茶道局 限在深层次或程式化的认识所作的修正。时代的发 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小桥流水的场景已退缩至公园 或家庭—‘角；人们为赶上经济大潮适应紧张的了作 节奏，即使留恋，也只能把诸如对传统文化等恪守深 刻于内心，换之以“浅然”来对待周围的人与事，花花 绿绿的消遣和娱乐也应运而生。显然，历史上文人雅 士式的品茶，会使年轻人感到气氛颇为严肃。它代表 的是延袭—种精深的、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和历史 沉积。人们对品茶已是小心翼翼，何况是高深或神秘 的茶道。好在历史的、文化的原因，是中国人就会喝 茶，人们喜欢茶的“可口、可乐”，由此而能带来的意 境，自然不会拒绝，毕竟，茶香在口，通过认识与引 导，还有助于为生活的诗化增光添彩，何乐而不为 呢!已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当代茶艺，也可理解为在茶 的“可口、可乐”的基础上，引导茶的意境与茶道相 通，展示“真、善、美”的内涵。 现代茶科学的发展，难以对历史上文人墨客或 得道高人专利式茶道的解释，但倒是有利于作“意 境”式的诠释。茶之感人是通过茶的色香味形的充分 发挥而绐人带来舒适的感受，而现代的科学技术可 以通过了解茶的自然科学性，如学习茶的自然品质 特性——茶理．来体会茶给人带来的妙趣，像如人希 望般的品性和情境——“茶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文 明饮料，是礼貌和精神的化身”(韩素音)。皎然所提 “茶道”诗句中的“全尔真”，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 是茶为真正健康文明的饮料。茶的自然科学性表明： 茶无愧于是21世纪的理想饮料，茶有助于养性、静 心。在健身方而有如中医般的功效和调理机能。二是 茶与“人的自然天性”相联系，也即人性中近于“道” 的本质(有“茶道即人道”的说法)。有人换了一种角 度说：当人们为诸如人性本善或本恶争吵不休，茶性 及与此相伴的意境却给人以启示：喝茶时人们所体 现的最初的一面却是最为“自然”的。 茶的意境，即与茶相伴而来的、给人以清新、淡雅、闲适、悠然，亲切而自然；因此，茶才不同于一般 口腹物欲。饮茶可以是一种习惯，给人以助思考、添情趣．如有人称举杯饮茶之“举”，理解为一种期待， 颇为形象；又如某文人所说：“茶之为物，能引导我们进入一个默想的人生世界。”这是由茶中的意境所引 导，让人们从茶的感觉中放松“心灵”，让人更睿智地领会世界上的人与事，或感受“心原本是一壶茶，包 容百味，因吐纳而常新。”这似乎又把茶的意境与“即茶即道”相联系了。 4 茶的意境的启示，俗及日常生活、深通传统文化精义，与茶道相通 茶的意境．能从平凡茶事中通及中国传统文化 的深层。茶的历史实践已表明：茶与儒、道、悱的境界 相互渗透，儒家之礼、佛家之养、道家之闲，在茶的氛 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儒释道三者之中．给人感觉 最为深切的是那种闲适的情感，所以许多隐士大多 有嗜茶的习惯，过闸云野鹤的日子当然少不丁具有 闲情雅志的茶了，手举一杯茶，神情清爽，荡涤心间 污秽，这可非一般饮料所能比。但闲情适意的消极生 活方式仍不全是茶的意境所体现的内容，它含有积 极的因素，如茶之精神，苏东坡也有“叶嘉传”之赋， 这是茶文化的支柱之一；茶不同于烟酒，可为过把瘾 就“死”的短暂性“解药”，从文化本义而言，茶不应该 是什么解烦之“药”。它只是赋予人一种“静”的心态， 在你的思绪随着茶的“性致”飘散开去的时候，喝茶 者的思想在“治愈”自己的烦恼。让你重新振作。茶在 这方面的功效被许多人认为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儒家尚守中庸和“礼”，应该说儒家这种源远流长的影 响还是对茶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无论是过去，还 是现在。中国人把茶事作为礼的一种形式，茶更成为 尚礼的一部分，如广泛存在于民俗民风中。这些可看作是儒家思想的影踪(或民族的“血液”所致)。至于茶事所能体现的“与人乐”这一儒家思想，早已实践于茶是人们沟通与联谊的理想媒介。 “茶道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修养和境界，借饮茶而 相互(还包括自己的身心———笔者注)交流，文明优 雅，而且与佛教的禅宗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例如，陆 羽、皎然的佛门渊源，以及深刻的“茶禅一味”之说。 这里所说的“深”，就是意境之不同。禅宗崇尚“顿 悟”，也即凡人也可以成佛，只要注意修行，且修行至 一定量时，“开窍”是迟早的事。它的修行远不是苦 行，后来还崇尚凡事皆是修行，就依所作所为的原因 (这不违背佛教创立者的初衷)。喝茶作为修身养性 的习俗流传至今，而茶的名贵与否也不为大茶人所 倚重，都可谓是茶与佛理相应，也如当今的“无我茶 会”所要求：人们应戒好恶之心，合茶之本意，并入茶 之意境。把喝茶与修行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在茶的 意境中遐想…… 茶之意境，与传统文化的“儒释道”内涵相通融， 是穿越时空的茶道构架。“茶道是一种产生于特定时 代的综合性文化形式。它基于儒家的治世机缘，倚于 佛家淡泊的出世节操，同时洋溢着道家羽化升天的 烂漫理想，追求清雅，向往和谐，”这也不正是一种与 茶相关的意境? 最后，引用一段与茶之意境相关的文字，以供欣 赏或助人感悟。 “喝茶是一种行为，在人们心目上的含义却早已 不是动作那么简单，它已经成为一种意境，一种文 化。有时候，喝茶是一种享受，它让你心情更加舒畅， 交流更为流利；有时候喝茶是一种思考，在遐想中回 到自我，也记起过去，还纯真是人的本质，只有在茶 叶那既苦又甜的滋味中，你才可以真正懂得人生；更 有时候，茶是一种激励，感受茶那一丝苦涩，抛弃那 一点惘怅，在茶水与心情共鸣的瞬间抬起迷惑的双 眼，让清新的空气吹过，你又可以站起来面对一切。 这就是茶，普通的茶，不普通的意境：平凡中显示出 超俗．淡雅中不乏激情，它让你更加清醒，也让你更 加从容。对于我们这些不会品茶的茶客，这种意境， 就是陶醉。”
安徽省是清代光绪年间从江苏省分离出来的
3000就写不了了~~~1500左右给你参考一下！关于徽州我也去旅游过~~对那里的历史文化也有了解~总结如下：徽州历史档案具有民间性、具体性、真实性、典型性、系统性等五大特点。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1．民间性：徽州历史档案的最显著特点，即是其民间性。从来源上看。徽州历史档案是在民间发现的，是从徽州平民家庭中流散出来的。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比如现存的徽州赋役、官府等方面的文书、档案，都是徽州民间家庭的一些抄本占大多数。不是抄本的，也是当时历史时期保存于宗族、家庭或基层乡村组织的那一部分文书、档案。以黄册为例，按其来源，在徽州，黄册就有保存在州县的正册和保存在里甲的底册或草册。徽州州县官府都设有专门保存黄册等簿籍的架阁库，正常情况下是应该能够保存下来的。但我们目前发现流传下来的徽州黄册大多是家庭抄本和里甲草册、底册。除黄册外，徽州告示、谕令、诉讼抄本、各种誊录簿等，几乎全是各个家庭和宗族保存下来的。至于文契、账簿、租约等更是徽州民间生活的各种伴生物，都是由徽州民间平民百姓保存下来的。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从徽州历史档案的内容看，它也是以反映民间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为主，记载的绝大多数是与平民百姓休戚相关的事情。如中国社会利·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徽州历史档案中，官府文书只占5．1％，其余的均为与地主、农民、商人有密切联系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材料。反映的领域以农村经济和社会关系为主。特别是经济文书，总数加起来占7％。因此，有学者一提到徽州历史档案，就认为那只是研究徽州社会经济的新材料。这种认识虽然有些偏颇，但徽州历史档案中反映农村经济材料占绝大多数却是事实。这在我国历史档案中是十分罕见和难得的。徽州历史档案同以往发现的重大历史文化遗产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突破了以王室部衙类政治史材料为主的局限，表现出厂鲜明的民间性和经济特色，十分具体和实用。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2．具体性：形成于平民社会的徽州历史档案，没有泛泛描述，有的只是具体的、微观的记录。例如，它对徽州大大小小家族的世系递嬗、家族教育、科举状况、土地积累、管理经营、宗祠创建、族产管理和运营、与官府和当地其他家族及农民的关系、商业活动和资产的积累等情况的记载，对徽州平民百姓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各种会社、风俗习惯等日常生活的记录，详细到每家每户，有的具体到每一个人。再如，宗族各式账簿，每天的开支、每月的开支到每年的开支，都有流水账和总账相互对应。宗族祭祀登记，更是细到每个支派和各个家庭支丁。土地管理，有的家庭收藏有每一块土地完整的文书、档案，有土地登记和赋税管理的，有税役征派的，有出租收佃和交租谷的，等等。徽州历史档案如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历史百科全书，对农村社会的各个历史领域都有所涉及。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徽州历史档案中，有许多内容如果在官方文书、档案或文献史籍中是不可能记载的。如歙县档案馆保存有一本《古松山舍风雪寒暑墨集》，记载了歙县崔氏平民道光十四年(1834)至咸丰四年(1854)每天生产生活基本情况，除自己每天的开支和活动外，还有一些民间重大活动记载，有民间教馆、冥寿、续弦、出阁、报讣、药帖、宴席等重大事务记录。通过这册文书，我们可以研究既是地主又是商人的崔氏日常生产生活轨迹，又可以弄清民间一些重大社会活动的真实情况。再如黄山市档案馆收藏有一册《复教馆记簿》，记录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民国六年(1917)一位师塾先生的详细收支账目，内有每年学生人数、组成、束修支付、教馆活动等情况，是研究民间师垫生活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这些有关千民生活的具体记载，正好填补了官方文书、档案和正史官书之空白，成为我们具体研究中国农村平民百姓和社会发展实态的宝贵历史材料。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真实性：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使契约文书真正合法有效，其中多载有公证事项，从而在徽州历史档案中留下了许多标识其真实性的地方。如契约文书中除了受契约条件约束的双方当事人外，还有中间人的见证鉴定，而这中间人大多则是由当地很有名望的长辈耆宿、族长房长等担任。税票、契尾、推单等有里甲组织中的公正、公副、弓手、算手、书手、画手、册里等共同立约或签押。乡约合同上则有全村成年男子的署名画鉴押。商业票据中更有许多票号或商人的钤印作为防伪标志。至于诉讼案卷、布告、租簿、实征册等，都有明显的可以鉴定其真实性的地方。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徽州历史档案的真实性，决定了它是一种记载历史实态的原始文书，其记载历史的真实性超过丁任何一种史料，因此，研究它，可以印证某些史籍记载的不实或不准确。比如，在封建社会中，族长是家族的首脑。从史籍上我们了解到族长由族中生活富裕者担任，在家族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在徽州历史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出明初族长的经济状况亦有与史籍记载并不相同的情况。如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初期的契约中，休宁县一位叫朱胜右的，在洪武三十年(1397)订立的卖田赤契中，是作为“主盟族长”具名的。然而从建文元年(1399)订立的另一件卖田赤契中可以知道，朱胜右租佃有他人土地，是一户佃户。在地主将这块土地的一部分出卖与他人后，朱胜右又成为另一家人的佃户。这说明了明初徽州的族长并不一定由族中的富户担任，一般的自耕农即可，甚至具备佃人(并非佃仆)的身份也不影响他的威望和地位。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典型性：徽州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政策贯彻十分彻底和最为典型的地方。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在徽州的历史积淀很深，因此，徽州历史档案所反映的内容在中国农村历史社会中也最为典型。比如，徽州遗存的赋役文书、档案，如亲供册、黄册、编审册、实征底册、易知由单、串票、滚单、完纳钱粮执照等，构成完整而典型的明清赋税制度，是中国明清赋役文书档案中的典型代表。徽商档案，更是中国封建商业集团传统经营和发展的典型反映。如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档案，形成于嘉庆至清末这段时期，其时正是徽州茶商由兴盛走向衰败的时期，也正是中同传统商业由兴盛走向衰败的时期，它所反映的商业资本形式、经营方式、利润分配和消费以及其衰落的原因等，是中国这—时期传统商业的典型缩影和反映。徽州历史档案的这种典型性十分明显，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它是“中国农村社会七个世纪的历史缩影-，是研究传统中国文化不可忽缺的典型档案材料。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系统性：徽州历史档案的系统性表现在全面性、连续性上。其全面性表现在横纵两方面。横向上，徽州历史档案对农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其种类之多，所涉范围之广，其他史料难以企及。具体来说，它重点涉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土地制度、政治制度、商业经营、文化、宗族、教育、风俗、人口、社会关系等方面，系统性很强。纵向上，具有连续性。所谓连续性，是指现存的徽州历史档案在历史年代上的长期性和连续不断。现已收藏的徽州历史档案，若论抄件，最早的是黄山市档案馆收藏的五代十同时期的南唐保大：年(945)渝祭文书，若论原件，最早年代的足黟县档案馆收藏的南宋嘉泰元年(1201)家祭龙简，最晚年代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时间连续跨度达千年，这在我国目前已发现的地方历史文书档案中是绝无仅有的。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如果把徽州历史档案分类别、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各种门类上，徽州历史档案都保持着长期的连续性。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最早年代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嘉定八年(1215)《祁门县吴拱卖山地契》抄白，最晚的是民国三十八年。其中有些土地的档案，从开垦到管理、买卖到过户、税契到赋粮，每一笔都注册清楚，历经十几个王朝而无一疏漏。诉讼档案，据我们所知较早的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明代宣德八年(1433)民事诉讼案件形成的状纸，最晚的有延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诉讼文书。有关赋役档案较早的有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元代泰定三年(1326年)祁门县谢智甫析税文书，最晚的亦有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文书。徽州宗族档案，最早的是黄山市档案馆收藏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保大三年(945)谕祭文书，最晚的是民国三十八年的。年代就像一条线索，把徽州历史档案紧紧相连，真实地记录了徽州长达千年的历史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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