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主要的三大刊物：《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考古刊物。月刊。出版地点北京。 第一任主编、副主编为夏鼐、 陈梦家。内容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简报，考古研究的一般性论述，考古工作简讯，考古技术工作，书刊译介，学术动态等。创刊于1955年，原名《考古通讯》。1955～1957年为双月刊，1958年为月刊。1959年改名《考古》，出至1966年第 5期停刊（其中1960年出10期）。自1972年复刊至1982年为双月刊，1983年改为月刊。《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主办的学术性、资料性刊物。月刊。出版地点北京。原名《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初，本是文物局资料室编辑的内部通讯性刊物，内容包括文物保护、博物馆和图书馆 3个方面。1951年，编者改为文物参考资料编辑委员会，并公开发行，但有关考古的内容仍然较少。从1956年开始，内容不再包括图书馆方面。1959年改名《文物》，有关考古的文章进一步增多。1966年6月停刊,至1972年复刊，内容改为专一于古代文物，不再刊载革命文物方面的文章。该刊与《考古》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在于除刊登考古发现与研究外，还注重碑帖、书画、版刻和各种传世文物。《考古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考古刊物。季刊。出版地点北京。夏鼐主编。内容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报告,考古研究的专题论文,以及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的其他重要论著。它的前身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6年出版的《田野考古报告》第 1册。该刊1947～1949年改名《中国考古学报》，出版了第2～4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考古研究所编辑,于1952年出版了第5册。1953年改称《考古学报》,为半年刊，至1955年出版了第6～10册。1956～1960年改为季刊,1962～1965年复为半年刊。1960年下半年、1961年和1966～1971年停刊。1972年复刊至1977年为半年刊（其中1972年仅出1期），1978年起重新改为季刊。其他：刊名 创刊日期 出版频率 主办单位 附注考古与文物 1980年1月 双月刊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华夏考古 1987年7月 季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脊椎动物学报 1957年 1967-1972 年停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于1957年创刊英文版季刊，刊名为Vertebrata PalAsiatic, 1959年创刊中文版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两刊合并，刊名沿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年停刊，1973年复刊（1966和1973年均只出版了两期），1984年起刊名改为《古脊椎动物学报》江汉考古 1980年4月 季刊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考古学会 农业考古 1981年 季刊 江西省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 史前研究 1986年4月20日 季刊，停刊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 人类学学报 1982年8月 季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化石 1972年 季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1953年 年刊 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编辑委员会 辽海文物学刊 1986年5月 半年刊 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辽宁省博物馆 江西文物 1989年8月 季刊 江西省文化厅 由《江西历史文物》与《江西革命文物》合并而成。1992年起改名《南方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79年 半年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方文物 1985年2月 季刊 黑龙江文物管理局 原名为《黑龙江文物丛刊》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1年10月 1984年11月停刊 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 改名为《北方文物》 四川文物 1984年1月 双月刊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世界 1999年11月 季刊 山西省文物局 原名为《文物季刊》 文物季刊 1989年5月 季刊 山西省文化厅文物局 1999年11月改名为《文物世界》 中原文物 1981年3月 双月刊 河南博物院 原名为《河南文博通讯》 广东文物 1996年8月 半年刊 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58年 双月刊 故宫博物院 博物馆研究 1982年12月 季刊 吉林省博物馆学会，吉林省考古学会 东南文化 1985年10月 月刊 江苏省考古学会 原名为《文博通讯》 文博通讯 1975年5月 1984年停刊 南京博物院 1985年10月改名为《东南文化》 文博 1984年7月 双月刊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1989年6月 半年刊 上海博物馆 鉴赏家 1995年5月 半年刊 上海博物馆，《鉴赏家》编辑部 收藏 1993年1月 月刊 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新疆文物 1985年 季刊 《新疆文物》编辑部 福建文博 1979年8月 半年刊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省文博编辑组 故宫文物月刊 1983年4月 月刊 国立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史文物 2002年2月 双月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 原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在北京的郊区，清华路28号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与颐和园紧相毗邻。它始建于康熙46年（1709年），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组成。有园林风景百余处，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1860年10月，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此事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页屈辱史。
《南方文物》期刊基本信息：主办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周期：季刊ISSN：1004-6275该刊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因此是中文核心期刊。
《南方文物》期刊基本信息：主办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周期：季刊ISSN：1004-6275该刊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因此是中文核心期刊。
北京海淀区鐧惧害鍦板浘 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最新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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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较场四标营遗址 广州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国民革命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部。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大雷、工农红军总指挥叶挺等人前往此处召开誓师大会，广州起义正式爆发。 位于北较场横路与建设大马路交界处2 肇庆会馆遗址 广州起义爆发时，为国名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部，后被起义军攻克，是广州起义重要的战斗遗址。 海珠广场东侧，已毁。今华侨大厦所在地3 第一公园 广州起义爆发后，起义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战斗的重要战场之一，中共广东省军委负责人聂荣臻亦曾在此指挥和参加战斗。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曾计划在此召开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 今人民公园4 西瓜园遗址 1927年12月12日中午，广州市工农兵群众300多人，在此召开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亲自前往主持，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 位于广州市人民中路与同乐路的交界处，今广州日报社所在地5 四方炮台遗址 广州起义爆发后，四方炮台阵地迅速被起义军占领。在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的指挥下，教导团战士、广州工人赤卫队员，在此遇敌展开激战，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是起义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激战的主要战斗遗址之一。 位于越秀山蟠龙岗顶，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6 观音山战斗遗址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后，起义军迅速解除了驻观音山敌军武装，并以镇海楼为据点，在东西两线，沿明代城墙遗址构筑工事，与敌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12月，在帝国主义炮火的掩护下，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一万多兵力，对观音山阵地进行了十数次轮番进攻，均被起义军击退，战斗极其激烈。 今越秀山镇海楼东西两翼7 广州公社旧址 广州起义爆发后，公安局被起义军占领，并在此建立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后被人称为“广州公社”。广州公社旧遗址分中楼、北楼、南楼，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分别为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总指挥和警卫连所在地。旧址东北角有广州市公安局拘留所，起义军攻占后曾于此解救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00多名，后为苏维埃政府扣押反动派人员的拘留所。 广州起义路200号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 红四师成立遗址 1927年12月16日，在袁国平、徐向前等人的率领下，撤退到花县的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1000多人，在此举行营、连长联席会议、将队伍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 今花都区花城中学9 广东财政厅大楼 1927年12月16日黄昏、由于广州起义局势不断恶化，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中共中央省军委负责人聂荣臻前往广东财政厅天台观察敌情，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为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遂决定将广州起义部队撤出广州。 北京路北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10 中共广州市委第一机关阳址 张太雷的秘密住所和策划广州起义的秘密据点之一。1927年11月25日，张太雷与黄平、吴毅等人在此召开会议。草拟《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号召暴动宣言》。 广大路广大二巷4号11 广州市郊一区农会阳址 广州起义工农联队的主要集结地和训练地。 谢家祠（芳村区花地中市），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2 中共银行大楼 广州起义爆发后，中央银行大楼是起义军主要进攻的敌据点之一，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负责顽抗，后在教导团与广州工人赤卫队的联合进攻下被攻占，为广州起义重要战斗旧址之一。 位于沿江路193号。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13 广东咨议局阳址 广州起义爆发前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所在地。1927年12月11日，被工农红军总参谋徐光英率领的教导团第一营 位于中山三路烈士林园内，今为广州近代史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 天字码头 广州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在天字码头一带构筑工事，顽强反击企图强渡珠江侵犯市区的国名革命军第五军李福林部。13日，教导团女兵班在班长的带领下在此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反复搏斗，除一人外，全部壮烈牺牲。 市区北京路南端珠江堤岸处15 燕塘战斗阳址 广州起义前，此处为国名革命军第二方面第四军炮兵团驻地。1927年12月11日，被教导团部分起义军占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及广州省军区一带16 周文雍、陈铁军革命活动据点阳址。 1928年初，周文雍与陈铁军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下重回广州发动工人进行斗争（又称“春骚”）时的秘密据点。 荔湾和平中路荣华西街17号2楼，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7 南石头监狱遗址 国民党广东省公安局南石头惩戒场，广州起义失败后，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这里被反动派杀害。 位于今五羊摩托车厂内18 西濠口码头 广州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在西濠口码头一带构筑工事，与河南的国名革命军第五军李福林部隔江对峙。1927年12月13日，起义军主办部队撤出广州，但100多名人赤卫队员仍坚守在西濠口太平南路一带，继续顽强阻击敌人。 人民南路西濠口，今一号码头19 喜南堂南楼、西楼、南华第一楼 广州起义重要战斗遗址 人民南路西濠口。分别为今新华酒店、新华书店和新亚酒店，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 大新公司 广州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在大新公司天台架起迫击炮，严防敌军强渡珠江。 今南方大厦，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1 龙藏街太丘书院 起义前，广州工人赤卫队临时总指挥部旧址 今已毁22 黄花岗 1927年12月4日。中共广州省委召集教导团，警卫以及黄埔军校特务营的革命骨干200多人，在黄花岗举行秘密会议，进行起义的动员工作，起义失败后，教导团等部队撤出广州，在这里集结。 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内23 明星戏院 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中共广州市委设于惠爱路明星戏院内 今已毁24 渭滨书院 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广州工人代表会设于学宫街渭滨书院 今已毁25 广州省长公署 广州起义爆发后，工人赤卫队指挥部设在广东省长公署。 今广东省民政厅26 八旗会馆遗址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时，为起义部队警卫团团部，是广州起重要战斗遗址。 今已毁请采纳
1973年江西发现的是江西省樟树市商代遗址。同年开始发掘。这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其发现、发掘标志着江西早期文明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揭开了南方地区商代考古的新篇章。吴城遗址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遗址内发现有陶窑区、冶炼区、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石器等遗物数千件。其中烧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地区即是青瓷器发源地之一。吴城遗址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发掘历史：吴城遗址是1973年秋兴建吴城水库时发现的。年 代：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1世纪。遗址经过六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厚2至3米不等，划为七层，分三期文化。共清理房基2座，窑址12座，灰坑55个，墓葬16座。出土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900余件，特别是陶文、原始瓷、铸铜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发现。出土文物：在古肖江的上游，距樟树市城区西南44公里的山前乡吴城村，有一个著名的方国（都邑），这就是吴城商代遗址。 有专家认为，传说中的太伯奔吴，这里曾是路经之地，太伯先奔荆蛮，从这里下赣江，再到吴越。据吴城黄村族谱记载，吴城早年曾有吴王庙，后被废。1973年9月吴城遗址被发现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实地指导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先后与省、市文物主管部门一起，进行了九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整理。揭露面积6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基3座、陶窑12座、灰坑和窑穴92个、墓葬20座、水井2口、铸铜遗迹一处、道路1条以及完整而宏大的宗教祭祀场所，出土了较完整的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余件。吴城遗址中陶文、原始瓷、铸铜遗迹、龙窑的发现为江西省考古史上重大发现，标志着吴城地区早在3500多年前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大量的陶文和符号等实物资料，论证了殷商时期赣鄱地区不是“荒服之地”，而是高度的文明区域；铸铜遗迹、工具和精美的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这里就和中原一样，能熟练地掌握铸造技术，生产高质量的青铜器，解决了南方地区殷商时期能否铸造青铜器的重大学术问题。大量的完整器物，特别是四十多种印纹陶纹样，是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和年代学的"标尺"，结束了江南考古长期存在的文化年代上的紊乱。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也是迄今江西境内唯一的一处内涵具有较多中原商文化因素的遗址，现已命名为吴城文化，直至仍是国内外考古界、史学界研究的热门，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文化研究：【吴文化发祥赣中】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三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祥地在何处历来受到史学界、文化界的关注，更为海内外吴氏宗亲所看重。早在1907年，蔡元培、吴梅、柳亚子、田汉等人就开始研究吴文化；1937年，蔡元培、吴梅、顾颉刚等人发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开始出版《吴越文化论丛》，掀起了吴文化研究的高潮。1984年，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吴泽的倡导下，在苏州成立了中国吴文化研究会，重提吴文化研究与构建。樟树市境内的吴城遗址，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省、市文化工作者的8次发掘，发现了龙窟、水井、墓葬、铸铜、“逥廊式”路面、宗教场所等重要遗迹，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多件较完整的文物、文字和符号200个、纹样40余种，尤其是商代龙窑的发现，属我国早期龙窑的首次发现，把我国的龙窑历史推前了近千年，成为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引起了史学界、文化界的极大兴趣，围绕吴城文化专题的论文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上百篇。不仅如此，樟树市境内的筑卫城遗址和新干县境内商代大墓也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顾颉刚在研究清代乾隆年间江西临江府出土的11件吴国第十五民王宫重器“者减钟”时就指出：“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城远在江西”，“临江府治今为清江县（现樟树市），在赣江西岸，又江西新建县北一百八十里有吴城镇，当赣江入湖之口，疑当时吴都即在此，其傍鄱阳湖犹之迁苏后傍太湖也。”1991年，中国吴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卢水石先生在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上，正式提出了吴文化发祥地在江西的观点；1992年，原江西省博物馆袁进同志在《南方文物》上发表了“吴城文化族属句吴说”，其主要观点是吴城文化是先吴文化，早于太湖流域的吴文化。吴文化发祥地究竟在何方？素有“吴头楚尾”之称的江西已成为有关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江西吴城遗址惊现大量商代人头骨：继1995年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吴城商代遗趾西面城墙进行解剖时发现4具商代人头骨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对该段城墙进一步挖掘时，在近4米 深的外城壕中发现了密集的商代人头骨——不到10平方米内发掘了近20具头盖骨和部分肢骨，专家据此推测城壕两侧还有大量头盖骨。此次发现的近20具头盖骨上依稀可见清晰的纹路。据江西省考古专家介绍，在考古中被发掘出的头盖骨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战俘被割首；一种是祭祀中猎头仪式的产物。就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些头盖骨很有可能是大量战俘被割首所至，每具头盖骨的死亡年龄、身份等还有待进一步的测量和考证，此次头盖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战争的规模、方式和惨烈程度，对于研究商代城邑攻守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已发掘的头盖骨已被妥善保管。吴城遗址位处樟树山前吴城乡吴城村，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73年修水库时被发现，是江南地区首次被发现的商代遗址，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大考古发现”。至今，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其先后进行了9次考古发掘，曾发掘出青铜器、陶瓷、窑炉、祭祀广场等古文物，其中，陶瓷中出现了大量的原始瓷，中国有考古专家认为中国原始瓷就源于吴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吴城遗址设立了专门的考古工作站，他们认为吴城遗址是探寻赣鄱流域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文明模式、文明物化形态的权威之地。吴城遗址发现“中国分裆鬲王”：鬲,古代一种炊具，似鼎、圆中、足中空而曲。在吴城商代遗址10次发掘中，已出土几百件、大小不一、形态千姿的鬲。2001年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樟树市博物馆在该遗址进行第10次发掘时，在遗址高地岭区清理出一件大型商代陶鬲，经过一年多的晾干和修补，已复原完整。它高8厘米，口径2厘米，腹径7厘米，为灰色夹细砂陶质，敞口，弧腹，三袋足，通体饰粗绳纹，颈部附加一道宽带绳索堆纹，腹至腿部亦附加绳索堆纹。伴着出土的还有吴城二号鬲，它距今3500多年，出土的一号鬲比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三期最大的陶鬲、河南二里冈文化上层一高2厘米，口径7厘米，腹径35厘米，陶质陶色纹饰均与一号鬲相同。其时代为吴城商代遗址一期早段，期最大的两件陶鬲都大，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一件，专家们称之为“中国分裆鬲王”。吴城一号鬲的修复问世，是继吴城遗址获20世纪中国百年考古发现殊荣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吴城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复原保护：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既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该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吴城遗址先后在1984、1987年分别列为市、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城商代遗址已成为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基地，江西省博物馆已在吴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个农村考古站。“殷墟文化过长江，江南又一春”，面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苏秉琦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根据地层迭压关系和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吴城文化分为商代中期、晚期以及商末周初三个时期，这儿是吴城文化的都城所在地，前后延续整整400年。4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但它却成为打开江南古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和研究年代学的一把“标尺”。据考察，在这个被誉为“赣之魂”的商代城邑遗址，有城墙、房址、陶窑、墓葬、水井、宗教祭祀场所等，是相当完整的都邑结构。已出土完整的石器、青铜器、陶瓷与玉器等文物4000余件，刻化陶文或符号200余个，几何印纹陶纹样40余种。樟树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决定从现起全面展开对吴城遗 址的保护和展示工作。“古文化、古城、古文明”，是再现吴城文明的“三部曲”。按照保护展示的规划，将兴建吴城遗址博物馆，建设吴城商代遗址保护展示园区，较全面而形象地展示吴城遗址研究成果及重大文化价值；2003年至2005年，复原商代房址、冶铸作坊、祭祀场所、制陶作坊等重要遗址，进行地面展示；2006年至2010年，逐步恢复符合吴城文化时期的生态环境，或有利于现存遗址保护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从而建立永久性的国家历史文化遗址园区。作为国家文物局“十五”计划的重点保护项目，吴城遗址保护展示的工程浩大恢宏，将历时10年，预计将投资近6000万元，主要由国家拨款。而其中要做的工作也相当复杂，为保护遗址和建设博物馆，不仅需要资金的投入，而且需要运用高科技攻破各项难关。到2010年，吴城遗址将成为中国的“黄石公园”，依托其现存的历史遗迹，结合修复的吴城风貌，成为一个半封闭的公园景区，对外展示商代吴城的风采，让逝去的吴城文明再现于世。
吴城遗址。1973年在江西发现了吴城遗址，吴城遗址位于江西省樟树市，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被发现的商代遗址。吴城遗址的总面积达到了4平方公里，是我国南方地区规模较大的遗址之一，到目前已经出土了1100多件完整文物、200个文字和符号。扩展资料：吴城遗址的总面积达到了4平方公里，是我国南方地区规模较大的遗址之一，遗址内发现了陶窰区、冶炼区、居住区、墓葬区等多个功能区，是江南地区首次发现较为完整的大规模人类居住商代遗址。吴城遗址前后经过8次发掘，发现了龙窑、水井、墓葬、宗教等多个重要遗迹，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土1100多件完整的石器、陶瓷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文物以及200个文字和符号、40多种纹样。
陕西昭陵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咸阳城西北40公里处礼泉县烟霞乡九山上。唐太宗李世民（597～649）墓。昭陵，依山建筑，开创了我国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先例。陵园面积2万公顷，周长60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有陪葬墓180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15人之墓。 昭陵依九峻山峰，凿山建陵，开创了唐代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据说是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临死时给唐太宗说要俭薄，“请因山而葬，不需起坟”。（《旧唐书》卷五）文德皇后死后葬于昭陵。关于以山为陵制度的原因，在同年十一月文德皇后葬后，唐太宗撰文刻石的碑上写着：“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这里所说因山为陵，不藏金玉，与其说是为了俭薄，不如说是为了“好盗息心”更恰当些；虞世南上书唐太宗时就说过：“自古及今，……未有不掘之墓。”因此，唐初以山为陵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利用山岳雄伟形势和防盗掘而已。 昭陵工程是由唐代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座西向东，也不是南北朝时期“潜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长安由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组成。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是皇帝起居的地方，皇城在宫城之南，为百官衙署(即政治机构)，外廓城从东南北三方拱卫着皇城和宫城，是居民区。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比拟皇宫内宫。在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堆成建为方型小城，城四周有四垣，四面各有一门。据史书记载，昭陵玄宫建筑在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初建时驾设栈道，栈道长400米，即230步，文德皇后先葬于玄宫，而栈道并未拆除，就在栈道旁之上建造房舍，供宫人居住，象对待活人一样对待皇后，待太宗葬毕，方拆除栈道，使陵与外界隔绝。玄宫深75丈，石门五道，中间为正寝，是停放棺椁的地方，东西两厢排列着石床。床上放着许多石函，里面装着殉葬品。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 用三干块大石砌成，每块石头有二吨重，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据《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陵墓的外面又建造了华丽的宫殿，苍松翠柏， 巨槐长扬。杜甫在《重经昭陵》诗中说：“灵寝盘空曲，熊黑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在主峰地宫山之南面，是内城正门朱雀门，朱雀门之内有献殿，是朝拜祭献用的地方，与门阙距离很近，整个遗址约10米见方，加门阙南面约20米见方的场地，仍然是一个狭小的遗址。在这里曾出土残鸱尾一件，经复原后高1．5米，宽0．6米，长11米，以此件的高度来推想，献殿的屋脊，其高应在10米以上，应该是重檐九间，才能合于比例。门阙之间约5米，恰在献殿正中。由此可推想这座殿堂是多么高大；所有这样的殿宇楼阁构成的建筑整体，又是多么宏伟。献殿南面过20米的场地，是横向的一条深沟，可证这里不可能有别的石刻，也不可能再有别的建筑物。九嵕山属石灰岩质，长期遭受高空风雨的剥蚀，山洪冲刷，不仅山陵建筑无存，就连原有的山势形体亦改变了不少。但仍可略辨当年陵寝构造遗留之痕迹：山势外形逞马鞍形（当地俗称笔架山），南面山体两侧岩层伸出，逞簸箕形状；山腰残存有窑洞。窟窿等痕迹，可能与当年栈道建筑有关。根据文献记载，昭陵建筑时，在南面山腰凿深75丈为地宫，墓道前后有石门5重；墓室内设东西两厢，列置许多石函，内装随葬品。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记载有“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这都可想象这个“山下宫殿”内部寝殿层层窍深和宏丽的情景。 当时地宫外面还有许多木构建筑,建有房舍和游殿等。由于地宫前面四周山势陡峭凸凹不平，往来不便，又“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仍，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用栈道连结上下左右，通达地宫的道路。但山上栈道建筑又不能垂直上下，必须左右回绕旋转，这从杜甫所写的《重经昭陵》“陵寝盘空曲”诗句中得到证明。虽然前人的这些记载未必绝对可靠，但从中却可看出其规模的富丽堂皇和工程繁难的程度。昭陵四周当时建筑，根据宋敏求《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峻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周围12里”。 在主峰地宫山之北面，是内城的北门玄武门，设置有祭坛，紧依九嵕山北麓，南高北低，以五层台阶地组成，愈往北伸张愈宽，平而略呈梯形，在南三台地上有寝殿，东西庑房，阙楼及门庭，中间龙尾道通寝殿，是昭陵特有的建筑群。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十四国君长的石刻像：突厥的颉利、 突利二可汗，阿史那社尔、李思摩、吐蕃松赞干布，高昌、焉耆、于阗诸王，薛延陀、吐谷浑的首领，新罗王金德真，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帝那优帝阿那顺等。这些石像刻立于高宗初年，反映了贞观时期国内各民族大团结、唐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邻邦关系的盛况。这些石像在早年已遭破坏，今可见者有七个题名像座，几躯残体和几件残头像块。前人曾说这些石像，“高逾常形，皆深眼大鼻，弓刀杂佩，壮哉，异观矣!”从发现的残体来看，石像高不过六尺，连座约9尺许，并未超过常形，头像残块可以看出确有深眼高鼻者，有满头卷发者，有辫发缠于头者，有头发中间分缝向后梳拢者，有戴兜鍪者，但未见有弓刀杂佩者。服装有翻领和偏襟两种，其余则不能确知。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这些石刻像也应属于写实之作。在祭坛东西两庑房内置有6匹石刻骏马浮雕像，驰名中外，曾有诗云：“秦王铁骑取天下，六骏功高画亦优。”这是李世民自己选定的题材。他在隋亡以后，为统一割据的局面，巩固唐王朝新建的政权，南征北战，驰骋疆场，他骑过的六匹马，联系他的战叻。据说当时担任营山陵使、工部尚书、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起图样，由筑陵石工中的高手雕镌而成的。这六具石雕骏马是在平面上起图样，雕刻人马形状的半面及细部，并使高肉突起，称之浮雕，也叫“高肉雕”。每边三具，皆背靠后檐墙而立。居记载，原石在每块上角有欧阳询书太宗自撰的马赞诗，随后另有殷仲容隶书刻于座上，这些今俱不可见，原诗收入《全唐文》中。六骏的名为“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马呙”、“白蹄乌”。现存西安市博物馆，其中“飒露紫”、“拳毛马呙”二骏，于1914年被盗运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昭陵六骏刻于贞观十年，各高2．5米，横宽3米，皆为青石浮雕，姿态神情各异，线条简洁有力，威武雄壮，造型栩栩如生，显示了我国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在“飒露紫”中表现了唐太宗在与王世充作战时为流矢所中，丘行恭进前为他拔箭那种亲切形象。昭陵的这些石刻在品类、造型及题材上，既不取生前仪卫之形，也不用祥瑞、辟邪之意，独具一格，所有石刻都是写实，富有政治意义的不同凡响之作。 昭陵的寝宫，是供奉墓主饮食起居的地方，起初建筑在陵墓旁边的山上，后因供水困难，移到山下，称“陵下宫”，在山陵的西南脚下，与南面的朱雀门大致在一条线上，后因山火焚毁，就移于封内的西南方的瑶台寺，距陵18里。据瑶台寺遗址出土的题刻残石看，晚唐时期与建陵同祭于此。这里是守陵宫女住宿之处，不但是皇帝谒陵、公卿巡陵必到之处，也是春秋祭、朔望祭、节日祭、日进食、朝夕祭之处，不是宫人供养如常制之处。今昭陵下宫遗址未作清理，其规模不可知。 昭陵还分布有功臣贵戚等陪葬墓167座， 已知墓主姓名的有57座，形成一个庞大的陵园。这是援引汉代的制度，唐代从献陵开始。起初只限于赐葬，随后允许申请陪葬，渐次扩到子孙亦可从葬陪陵。据昭陵有碑及出土墓志记载：陪葬者或享受国葬，丧葬所需概由官府；或官为立碑；或赠米粟布帛；或赐衣物；或给羽葆鼓吹等。还有预赐茔地，以便生前就修造坟墓。也有为纪念战功而起冢者，如李靖墓起冢象阴山、积石山；李绩(徐懋功)墓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犍山(即郁都斤山)；阿史那社尔墓起冢象葱山；李思摩起冢象白道山等。再还有皇帝亲为撰书碑文者：如魏征碑为唐太宗撰书；李勋碑为高宗撰书，更足以说明他们所受的宠荣。陪葬墓的石刻也极为精美，温颜博墓前的石人，魏征墓碑首的蟠桃花饰、尉迟敬德墓志十二生肖图案和石椁，的仕女线刻图等，皆为当时艺术精品。从墓内还发现大量的精致的工艺品，例如李绩墓中出土的“三梁进德冠”，花饰俊美，据说唐太宗亲自设计了三顶，赐予最有功之臣，李勋得了一顶。众多陪葬墓衬托了陵园的宏伟气势，加之各墓之前又多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石碑之属，更能点缀陵园繁华景象。同时也反映了唐太宗时君臣之间‘义深舟楫”的关系。有“荣辱与共，生死不忘”之意。唐太宗能与功臣“相依为命”，既不滥杀功臣，且妥善安置，使能保持晚节，死后还能安葬在一起，这种做法在帝王中实属罕见。 昭陵地面建筑虽被毁坏了，又屡遭战乱的破坏，但陵园遍布着丰富的古迹和文物，还藏有大量的古代美术工艺品及其他文物，有待发现。昭陵博物馆里展示了许多墓碑和墓志，保存了大量的有关唐代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史料，为我们展示了初唐书法艺术的高度水平。北京十三陵中的昭陵 明昭陵位于大峪山东麓,是明朝第十二位皇帝穆宗朱载垕及其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是目前十三陵中第一座大规模复原修葺的陵园，也是陵区正式开放的旅游景点之一。 自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五日,明神宗下诏在大峪山建陵,声势浩大的地面建筑工程就开始了。工部尚书朱衡被委任总督山陵事务,工部左侍郎赵锦负责督催木石,工部右侍郎熊汝达和内宫监太监周宣等在工所提督施工。另外还有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佥书杨俊卿等在现场往来监工。 工程进展十分迅速,仅仅一年时间,昭陵的工程就全部结束。为此,神宗特赐工部尚书朱衡等人银币若干,还恩准侍朗熊汝达一子入国子监读书。 但好事多磨,由于施工不细,才过了一年的时间,陵园建筑便出现了地基沉陷的问题。万历二年(1574年)七月,昭陵神宫监官陶金等上奏说:“六月以来,阴雨二日,本陵棱恩门里外砖石沉陷。”工部主事王淑陵奉旨查看，回来后与陶金反映一致。并说棱恩殿、明楼、宝城等紧要处没有损伤。于是,工部又向神宗反映,陵寝重地,鼎建未及一年便出现事故,内外经管官员都应究治。辅臣张居正也引湖北显陵殿阁渗漏,降罚经管官员的事例,要求对此进行查处。为此,神宗对王淑陵的回奏进行了批评,说陵寝重地,怎能说沉陷处不紧要?并决定对欺慢误事，造作不精的提督工程太监周宣、左监丞郭全革恩一等,管工主事易可义、员外郎石汉降俸一级,官匠王宣等下法司提问。事情还没处理完,工科给事中吴文佳又对神宗说:“棱恩门、殿等处沉陷甚多,至于宝城砖石翻塌损伤,更为可虑。”神宗随即命工部侍郎陈一松、给事中胡汝钦再去陵园察勘。回来后报称:陵园沉陷严重,棱恩殿丹陛、方墙等处都有程度不同的沉陷、闪动,与陶金、王淑陵所奏相差悬殊。神宗览奏十分生气，马上命都察院会同工部对肇事人员进行参处。这次处罚比上次更为严厉,周宣、郭全各降三级,革去管事职务；熊汝达已致仕，着冠带闲住，恩荫罢革；易可义、石汉各降三级,调外任；等法司从重问拟；朱衡着以尚书致仕；杨俊卿等监工人员四人各降一级，郭元相夺俸半年；马录等法司提问。陶金、王淑陵因报告的时间与陈、胡二人察看的时间相差一月，其间大雨连绵,沉陷陆续增多,免以虚报处罚。由于昭陵棱恩门、棱恩殿、垣墙等处严重沉陷，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神宗不得不委派工部左侍郎陈一松等提督再修昭陵。七月,陵工告竣。由于昭陵多次兴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第一次兴工(指地面建筑),万历元年十月工部盘查营建所用钱粮数，计用库银390932两，还不包括其中神木等三厂的木植用银、大通桥厂的白城砖用银、大石窝等厂旧石料的折银及户、兵二部雇抵班军工食行粮等用银。万历元年十二月，巡视厂库工科给事中梁式等查盘营建昭陵所用钱粮数，除工部上述实用银外，又有户、兵二部银110119两,总计用银50105O两有奇。其中；营缮司用银204422两，虞衡司13145两,都水司118854两，屯田司164628两。第二次接修用银数,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前后两次修建共用银150余万两。这还不算嘉靖时营建玄宫的费用。如算上嘉靖年间营陵的费用，其总用度至少在200万两以上，几乎相当于隆庆时一年的财政总收入（隆庆年间岁入约230余万两)。由于营建昭陵需要庞大的钱粮开支，工部库银匮乏到了极点。万历二年八月修缮涿州桥，工部拿不出银两，兵部派不出军匠,不得不由辅臣张居正请求万历皇帝恳请母亲解囊捐银，雇工修建。陵园建筑的特点与修复开放(一)十三陵中首创“哑巴院”之制昭陵的陵寝制度在十三陵中属中等规模。其神道的设置，从长陵神道七空桥北向西分出,长约2公里。途中建有五空、单空石桥各一座。近陵处建碑亭一座,亭后建并列单空石桥三座。陵宫建筑,朝向为南偏东38度,占地约46万平方米。其总体布局亦呈前方后圆之形,宝城前设两进院落,方城下甬道作直通前后的方式,以及棱恩殿、配殿为五间,棱恩门为三间的规制均如泰、康诸陵制度。昭陵的最大特点,是率先形成了完备的“哑巴院”制度。明朝的帝陵从献陵到康陵前后六陵。宝城内的封土都是从宝城内环形排水沟以内开始夯筑“宝山”(墓冢)的,其形状呈自然隆起之态。《昌平山水记》记之为“甬道平,宝城小,冢半填”。昭陵则不同,宝城内的封土填得特别满,几乎与宝城墙等高,正中筑有上小下大的柱形夯土墓冢,封土的前部有弧形砖墙拦挡封土, 并与方城两侧的宝城墙内壁相接,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月牙形院落,人们俗称为“哑巴院”,并称院外月牙形的墙体为“月牙城”。宝城封土的排水系统也十分讲究。宝城为前低后高形式,城内的封土则是中高外低。宝城的内侧设砖墁凹形水槽,左右两侧稍前处又各设方井两眼,井上覆盖凿有漏水孔的水蓖子,井下有暗沟前通哑巴院内的两侧排水孔道。每当大雨降后,城内雨水能顺利地从哑巴院两侧的排水暗沟排出,有效地保证了玄宫上面封土的干燥。方城后的琉璃影壁也改泰、康等陵依墙而建的方式,为一半嵌入墙体之内的随墙而建的方式。昭陵的宝城与泰、康等陵宝城模式相比较,显得更加精致壮观。 那么,为什么昭陵会采用这种“哑巴院”的形制呢?这还要从昭陵宝城培土一事谈起。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九年(1581年)五月十五日,工部上一道奏章。说:“永陵宝城黄土,自嘉靖十八年以来，至今四十二年，不为不久，乃十分尚亏其八。”还提出六条意见请神宗批答。神宗览奏后下旨说：“皇祖宝城培土如何四十余年尚未完？就这工程重大,若用陵军、班军未免耽延时月,终无完局,依拟通行雇募,刻期报完。”又说：“朕前恭 陵寝,见昭陵宝城亦欠高厚,着一体加培,俱不许苟且了事。”这样一来,永、昭二陵宝城的黄土同时加培，大臣们恐洛下“苟且了事”的罪名,自然就按同一规制培筑了。这就是昭陵宝顶与永陵相同,却与长、献、景、泰等陵都不同的原因。由于封土的培高,冢前拦土墙、排水系统、照壁形式,与宝城、方城的关系都要重新考虑,于是形成了陵区内第一座“哑巴院”。这种形制由于冢前拦土墙的大幅度增高,不仅可以满足以永陵位模式在宝城内填满黄土的需要,而且方城下的甬道和宝城内通向明楼的左右转向礓 也可以继续使用,而不致被封土掩埋。这种月牙城、哑巴院的方式为后来的庆、德二陵所沿用。也许有人会问,昭陵的月牙城、哑巴院会不会是原设计就是这样,是原来拟定好的创新之举呢?从昭陵营建的历史背景看,不会是这样的。因为从整个陵寝建筑的规制看,昭陵是按泰、康等陵形制建造的。而且昭陵营建时,正是明代中叶著名政治家张居正执政期间。张居正受孝定皇太后李氏之托,辅佐年幼的神宗皇帝,正身体力行以务实的精神锐意改变时弊,他虽对先帝陵寝的建造态度也十分认真，但却绝不会将精力花在陵制的创新上。因为这样的创新只会增加陵工的工程量,加大用度,而当时张居正却是千方百计在考虑着如何开源节流,从各个方面节省国家的财政支出。这点从神宗隆庆六年七月 谕工部尚书朱衡的内容也可看出。神宗的 谕说，昭陵的营建“固不可因陋就简,以天下而俭其亲,亦不宜浪费糜财，饰文而鲜实……”可见,昭陵“哑巴院”是在一个偶然因素影响下形成的。(二)陵园的残坏与修复开放明朝灭亡后，昭陵先后遭到两次破坏。公元1644年，战乱中明楼遭火焚；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三月五日，大雨滂沱，列颠交加，陵恩殿和两庑配殿又遭雷击起火，陵卒拼命扑救，只救下了两庑配殿，陵恩殿被彻底烧毁。随着岁月的推移，到了乾隆年间，两庑配殿和陵恩门又相继残坏。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清政府为缓和民族矛盾，重新修葺明十三陵。昭陵也在修葺之中。从遗址分析，当时修茸的项目只有明楼、棱恩门、棱恩殿三项工程。这次重修，虽然使陵园制度稍趋完备,但却改变了原有建筑的规制。 明楼的斗拱,依明朝制度各陵均为上檐单翘重昂七踩斗拱，下檐重昂五踩斗拱。而修葺后的昭陵却变成了上下檐均为单翘单昂五踩斗拱。明楼内还增加了条石券顶。恩门、棱恩殿虽然重建时间数没有大的变动，但都缩小了尺度。棱恩殿,原制面阔五间(38米),进深四间（77米）；清代重建后,面阔间数没有改变,尺度却缩小为3米。进深改为三间,尺度缩小为92米。棱恩门,原为面阔三间（44米），进深二间(04米)；清代重建后面阔缩小为52米,进深缩小为77米。陵内的两庑配殿和陵前的神功圣德碑亭不仅没有重建,而且残垣断壁也被拆除。只在碑石周围旧亭基上修建了一周宇墙。此后,长达200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修缮。昔日壮丽的陵园建筑满目凄凉,只剩下残坏的明楼和陵墙了。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开辟新的旅游景点，丰富旅游内容,经有关部门批准,十三陵特区从1985年6月开始筹备昭陵的复原修缮工程,1987年4月正式动工。修缮的主要工程有：明楼木架结构和瓦饰的更换,棱恩殿、棱恩门、两庑配殿、神功圣德碑亭、宰牲亭、神厨、神库的复原修建等。1990年8月，完成了宰牲亭、神厨、神库以外的全部工程，9月1日，做为旅游景点正式对外开放。1992年,宰牲亭、神厨、神库也相继竣工。按《昌平山水记》:“十三陵各有宰牲亭，在陵恩门之左，西向,厅五间,厢各三间,亭一座,有血池。外有周垣黄瓦，惟长陵止一亭,无厅厢。”遗址清理的情况表明，昭陵宰牲亭、神厨、神库的规制与文献记载一致。其中,厅五间即神厨正房，厢即神库。《大明会典》记昭陵以前各陵神库“或二座，或以左”，昭陵则为两座。重修后的昭陵建筑宏伟,金碧辉煌，具有陵制完整的特点。棱恩殿内还举办有“明昭陵秋季复原陈列”，昭陵石桥与新复建的神功圣德碑亭再现了明代秋祭时殿内供品丰洁、乐器齐备的隆重场面。左右配殿分别有“明昭陵帝后史料陈列”和“明代皇族墓葬史料陈列”介绍埋葬在昭陵内的隆庆皇帝和孝懿、孝安、孝定三皇后的有关情况,以及明代亲王、妃嫔的墓葬规制。沈阳昭陵 清昭陵位于沈阳,是清朝第二代开国君主太宗皇太极以及孝端文皇后博乐济吉特氏的陵墓，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是清初“关外三陵”中规模最大、气势最宏伟的一座。昭陵除了葬有帝后外，还葬有关睢宫宸妃、麟趾宫贵妃、洐庆宫淑妃等一批后妃佳丽，是清初关外陵寝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帝陵，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墓建筑之一，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昭陵始建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至顺治八年（1651年）基本建成，后历经多次改建和增修而呈现现在的规模。陵寝建筑的平面布局遵循“前朝后寝”的陵寝原则自南向北由前、中、后三个部分组成，其主体建筑都建在中轴线上，两侧对称排列，系仿自明朝皇陵而又具有满族陵寝的特点。 昭陵全陵占地18万平方米，共分三大部分。由南至北依次为：前部，从下马碑到正红门，包括华表、石狮、石牌坊、更衣厅、宰牲厅。；中部，从正红门到方城，包括华表、石象生、碑楼和祭祀用房。；后部，是方城、月牙城和宝城，这是陵寝的主体。 方城正门称为隆恩门，上有门楼。方城四角有角楼。方城内有隆恩殿、东西配殿、东西晾果房和焚帛亭。隆恩殿后面有二柱门、石五供和券洞门，券洞顶端是大明楼。方城之后是月牙城和宝城，在宝城中心，上为宝顶，下为地宫。宝城后面是隆业山，登山俯视，陵园风光可尽收眼底。 昭陵前部在缭墙外，参道两侧有华表、石狮、更衣亭等，而正中是牌楼。牌楼是前部主体建筑，系青石建成，四柱三层，雕刻得玲珑剔透，精美无双，为罕见的艺术珍品。游罢牌楼，即可至正红门，这是游中部的开始。正红门为缭墙的正南门，层楼高耸，十分庄严，而其两翼所装饰的五色琉璃蟠龙壁，因造形生动，更引人注目。正红门内的参道两旁，有华表、石兽和大望柱，它们两两相对。既整饬又肃穆。石兽中最值得欣赏的是"大白"和"小白"。这两匹石马形象逼真，栩栩若生，据说是以墓主生前最爱骑的两匹骏马为原型雕琢而成。欣赏罢石马，即可至碑亭。碑亭与正红门相对，为颂扬墓主而建，里面所竖碑称"昭陵神功圣德碑"。 出碑亭即至隆恩门。隆恩门是方城的正南门，与碑亭相对。方城为后部，它建造得如同城池一般，位于缭墙，仿佛是城中之城。游方城先要游隆恩殿。隆恩殿居于方城中心，前有隆恩门，后有明楼，左右有配殿，四隅有角楼，犹如众星拱月一般，故显得异常雄伟。隆恩殿以雕刻精美的花岗岩台阶为底座，以金光闪闪的黄琉璃瓦为屋顶，再加上画栋雕梁、金匾红墙，故又显得异常华丽。隆恩殿后经过明楼，即可至宝城。宝城在方城北端，为月牙形。宝城又称宝顶，其下即地宫，安置着墓主夫妇的棺椁和陪葬品。登上宝顶，向四下一望，绿树环合，景色清幽，宛若置身于城市山林中，一种恬适之感油然而生。 民国十六年五月（1927年），以陵寝为中心辟为“北陵公园”，如今占地面积330万平方米。其总体规划是以陵寝为中心，分陵寝、陵前和陵后三部分,现在北陵公园已是闻名中外的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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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博物馆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周一全天休息（国定假日除外）; 参观时间：9：00-17：00（停止发票时间为16:00）。拓展资料：概况：开封博物馆坐落于风景秀丽的包公湖畔，是一座集陈列展览、文物收藏、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宣传教育为一体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馆藏文物80000余件，其中尤以陶瓷器、铜器、书法、绘画、石刻为特色，于2008年被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其藏品之丰富、质量之精湛，在全省乃至全国享有盛誉。开封博物馆先后被授予“全国重点博物馆”、“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市级文明单位标兵”等荣誉称号。开封博物馆建馆历史悠久，自1962年建立以来，通过博物馆人的不懈努力，逐渐形成了一支业务水平高、学术研究能力强的专业队伍。陈列展览方面，每年举办各类展览30余个，先后与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等全国各大馆进行合作，部分特色藏品如年画等还远赴美国、日本、加拿大、香港、澳门等地进行展出，获得了国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学术研究交流方面，基于大量的文物藏品，馆内专业技术人员先后于《文物》、《考古》、《中原文物》、《华夏考古》、《中国文物报》等数十家学术刊物发表高质量论文数百篇；此外，还通过举办中国收藏文化论坛、世界客属第27届恳亲大会等，与国内外博物馆学届人士进行交流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民间民俗文化，是民间工艺美术中的一支奇葩。2004年于开封市博物馆成立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中心，2006年木版年画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有“中国民间艺术家”之称的郭太运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人，并在馆内收徒传技，一起致力于古版年画的发掘、整理、保护、研究和传承。为促进开封市博物馆事业的继续发展繁荣及开封市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建设，2014年3月开封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开工建设，2016年底对外开放。开封博物馆新馆位于开封新区五大街与六大街之间的郑开大道北侧，众意湖东临，建筑总面积54286㎡，共分为陈列区、公共服务区、藏品保管区、文物修复区、学术研究区、行政办公区、后勤设备区等七大功能区，设有贵宾室、会议室、青少年活动室、学术报告厅、5D影院等服务设施，是一座基础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博物馆。参考资料：开封博物馆概况
开封博物馆发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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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博物馆网站， 这里面详细介绍了博物馆的全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