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原来有臧克和、刘志基、张再兴等本校学者，后来有吉大出身的董莲池、白于蓝（华南师大近年调入）、汤志彪等。有《中国文字研究》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陈伟先生主持，培养鲁家亮、何有祖等，还有原北大李家浩先生弟子宋华强，吉大林沄先生弟子李天虹，黄锡全先生弟子刘国胜。近年以秦汉简帛整理研究为主要方向，先秦古文字部分相对较少。经营简帛网，和《简帛》，也是出土文献一方重镇。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松长先生带头，拥有岳麓秦简，秦汉简新兴研究单位，不过先秦古文字方面好像还不太强大。中山大学文学院古文字研究室，与吉大一样历史悠久，积累比较深厚，容庚商承祚的学统。目前以陈伟武先生为首，有陈斯鹏、田炜、杨泽生等年轻新锐。古文字研究偏向于语言方面，老师不少能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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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开山的几位老师黄德宽（曾任校长、书记，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何琳仪（英年早逝）、徐在国都是吉大出身，关系密切。近年又培养了一些青年学者。又新买了安大楚简，内容重要，值得期待。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与李学勤先生齐名的裘锡圭先生十年前从北大中文系带弟子沈培（后去香港中文）、陈剑（很强大，同龄中列前茅）等整体到复旦，又招来吉大出身的刘钊，南师大施谢捷，力量强大。再培养出郭永秉、程少轩、邬可晶、张传官等青年新锐，实力雄厚，各方向都有擅长者。另外近年也比较活跃，比如微信公众号古文字微刊就是复旦学生经营的。
从中国城市发展阶段看：以宫殿城池阶段为城市主体的秦汉时期，以坊市制度为标志的隋唐时期，以坊市合一、临街设店为特征的宋以后时期。从中国都城史角度看：中国都城在两宋时期开始由中原型向近海型转移。从城市规模看：以隋唐两宋时期为界限，中国传统城市规模达到顶峰。城市人口达到一二百万。从城市布局、重心分布看：唐宋时期城市重心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转移。从城市观念看：宋以后，突破墙的观念界限，很多城市虽然人口增加使得城外居住了大批居民，但不再仅以扩建外城的方式把他们扩进来。南方市镇、草市的兴起，已经冲破围墙的桎梏。从城市人口构成看：两宋时期，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城市工商业人口比重加大。从城市文化结构看：市民文化是否成为宋以后城市文化的主流?主导?宋以后新兴的文学艺术——说话、话本、元曲、杂剧、小说、曲艺、戏剧，都是因市民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士大夫也因城居而更接近市民阶层。从不同角度审视唐宋城市变化，对研究中古时代城市应有很多启发。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城市变化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集中表现，城市的数量、空间分布、职能和类型、人口数量和结构、人口流动、人口文化结构、城市网络体系、城市市场商品流通和商品结构的变化是城市变化乃至社会变化的集中反映。 唐宋时期也是城市历史上人口流动频率较高的时期，大量、频繁的人口面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是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显著特征。从考察商品经济发展与城市变迁的互动关系人手，能进一步了解唐宋城市变迁过程的特点以及与城市生活各个层面及周边生态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 以都城社会为中心的研究，为不少学者所重视，以笔者管见，对研究进程影响比较大的有几个代表性研究：1．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为代表的城市社会经济研究；2．以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为代表的都城制度综合研究；3．以史念海“古都学”创立为起点的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交叉研究；4．以妹尾达彦系列研究为代表的都城研究新空间(全球视野、礼仪空间、宇宙都城等)体系。此外，李孝聪的城市地域研究，荣新江的长安研究及综述，辛德勇的历史地理文献释读考证等的多视角研究，阎文儒、李健超、杨鸿年等人对城市文献考实性著作，城市史比较研究等，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从近几年的研究侧重点看：1．都城研究长盛不衰，新的研究热潮不断涌现。2．城市比较研究更为宽泛，不仅包括相关时代城市的比较，还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关注城市研究的新课题。3．城市史研究已经全面展开，近几年更重视对地下遗址遗迹的考察，诸如城池、宫阙、墓葬、窖藏等。文物与文献的结合，考古与实地探察的结合，城市社会的研究重新成为关注热点。
凡是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均属于秦汉考古的研究对象。如果按大类划分有四类：一、遗址，二、墓葬，三、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四、货币、度量衡及印章，五、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秦汉时代起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迄于东汉灭亡,前后共约440年，其间包括秦、西汉、新、东汉4个朝代。秦汉时代文献记载详细，各种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研究工作在调查发掘的基础上，以遗迹和遗物为主要依据，并结合文献的记载，这使得秦汉考古不仅有广泛的课题，而且有充实的内容，是中国历史时代考古学的典型。 一、遗址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桥梁、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 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县邑 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聚落 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长城、鄣塞和烽燧 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二、墓葬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帝陵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 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贫民墓和刑徒墓 贫民墓 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葬具都很简陋，有的使用陶棺，有的则用瓦片覆盖尸体，有的根本没有葬具。随葬品极为贫乏。 刑徒墓 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 3批。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咸阳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西汉刑徒墓地。汉雒阳城遗址附近发现的洛阳东汉刑徒墓地。三、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 从各类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是研究秦汉时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重要资料。遗物的种类有农作物、纺织品、铁器、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砖瓦、舟车等，它们绝大多数为实物或实物的残迹，有的则为模型。遗迹有与农业有关的沟渠、与采铜有关的矿井、与冶铁有关的作坊和炼炉、与制陶有关的窑、与造船有关的工场，等等。汉墓中的壁画、石刻画像和随葬的陶质模型类明器等，又从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等方面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资料。 农业 根据出土的农作物、铁农具等实物，参考陶明器模型和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的图像，并结合经过调查发掘的有关遗迹，可以从农作物的品类、农具和耕作技术、水利灌溉、谷物加工、农副业以及庄园和屯田制度等方面加以阐明。 纺织 汉代纺织品有丝、麻、毛、棉四大类。丝织品主要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满城汉墓和新疆民丰尼雅汉墓等处。织品的种类，可分为平纹组织的绢、缣、纱，绞经组织的素罗和花罗，以斜纹显花的绮,多彩的锦和绒圈锦,编织的绦带等。 铁器 各地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铁器数量大，种类多，而作坊遗址的发现更为研究当时的冶铁业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近年来, 考古学研究与冶金史研究相配合，对秦汉冶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汉武帝以后,在全国设铁官40余处,由国家垄断冶铁业。铁官所属的作坊遗址在各地多有发现，其中河南省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等遗址经过大面积的发掘。铜器 和前代相比，秦汉铜器的特点是礼器的比重减小，日常生活用具的种类大增。兵器除弩机和矢镞外，多为铁器所取代。容器包括鼎、锺、壶、钫、樽、、卮、杯、鉴、、洗等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有、釜、甑、鍪、斗等炊具和温器。用具的种类如灯、熏炉、博山炉、案、熨斗、漏壶等，有的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有的则为汉代所创制。 漆器 秦汉是中国古代漆器制造业的全盛时代，所制漆器种类多，数量大，质量精美。特别是各种饮食器皿，由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漆器的种类有鼎、壶、钫、樽、盂、卮、杯、盘等饮食器,奁、盒等化妆用具,几、案、屏风等家具。 玉器 秦和汉初的玉器，主要是继承战国时代的传统。西汉中期以后，玉器的种类、花纹和治玉技术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战国时代有显著的不同。作为礼器的玉器，种类减少，仅有璧和圭两种。用于死者身上的玉衣、玉、玉塞、玉等所谓“葬玉”，显然增多。玉笄、玉带钩等日常装身具及铁剑柄端和鞘上的玉具相当普遍。此外,玉印、玉刚卯等亦为前代少见或未见。 陶瓷器 秦汉的陶器，除了实用的以外，还包括大量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铅釉陶器的盛行，是汉代陶业的特点之一。东汉后期出现的青瓷，更是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 秦汉的灰陶，火候较高，陶质较坚实；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基本上绝迹，一般器物大体上是素面的。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除灰陶外，还流行硬陶，烧制火候比灰陶高，器形和纹饰也与灰陶有异。 专为随葬而作的明器，可分模型和偶像两大类。秦和汉初首先出现的是模型类的仓和灶。从西汉中期以降，迄于东汉后期，除仓、灶以外，井、磨盘、猪圈、楼阁、碓房、农田、陂塘等模型及猪、羊、狗、鸡、鸭等动物偶像相继出现，时代愈晚，种类和数量愈多。 砖瓦 制砖造瓦是秦汉陶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前代相比，瓦的制作有了改进，除了战国时代以来的空心砖以外，还发明了以长方砖为主的小型砖，使得当时的建筑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舟车 秦汉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和船。车的实物遗迹，发现于临潼秦陵的兵马俑坑、满城汉墓、曲阜九龙山汉墓和北京大葆台汉墓；作为明器的车的模型，则有秦陵和武威雷台汉墓的铜车，云梦秦墓、长沙汉墓和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木车，广州汉墓和成都扬子山汉墓的陶车等,各地汉墓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车马图,也是研究车制的好材料。秦陵的铜车，为皇帝的专车，有其特殊的规格，但大体上是继承战国时代的车制。兵马俑坑中的木车，则为用于战争的兵车。汉代最常见的车为轺车，又有辎车、骈车、安车和高车，多为双辕，辕木多弯曲。各种车辆都用马驾引，运输货物则多用牛车。东汉后朝，统治阶级所乘的车亦常用牛驾引，影响及于后代，竟成长期的风尚。四、货币、度量衡及印章 货币和度量衡器代表秦汉时代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建立的最基本的制度。各时期所铸钱币质量的优劣，往往反映当时政局是否稳定，经济秩序是否正常。印章体现了当时的官制，而印章及封泥上的地名则又为研究各时期的行政区划提供材料。 货币 秦汉的铜铸币，主要可分“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钱”三大类。前两类都是圆形方孔。后一类品名繁多,形状不一。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曾铸“三铢钱”，但不久作罢，故发现甚少。 度量衡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度量衡制为标准。汉因秦制，基本上保持不变。王莽改变汉朝各种制度，但未改动度量衡制。东汉建武年间，整顿度量衡，由大司农颁发标准器，其标准仍与前代大致相同。 印章（附封泥） 秦汉的印章，可分官印和私印两大类。前者包括从皇帝、诸侯王到各级官员的印章，印文为称号和官职，不具姓名。后者不论是官是民，印文为姓名，不加职称。由于当时公文、书信都用竹简和木牍，所以印章多盖在简牍检木的封泥上。一般说来，封泥上的印文多为官印。 五、绘画、雕刻、书籍和碑碣 广义的绘画包括各种器物的图纹，但狭义的绘画在秦汉时代主要是帛画和壁画。帛画易朽，出土甚少，而壁画在坟墓中遗留，有大量的发现。秦汉雕刻艺术种类甚多，而以汉代画像石最具特色，它与壁画一样，是汉代考古的重要资料。汉代虽已发明造纸，但应用远未普及，所以秦汉的书籍主要是简册和帛书。中国古代的碑碣，开始于战国而盛行于秦汉，它们和石经相似，是刻于石材上的文献，可以补书籍记述的不足。参考资料：王仲殊：《秦汉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
武汉大学的秦汉史方向，是附属于先秦史专业之下的。研究的老师也多是由先秦而及秦汉，没有专门研究秦汉史的。此外，3至9所的个别老师，也会由魏晋追及秦汉，对秦汉史有一些研究，但主要集中于东汉时段。 整体而言，武大秦汉史专业方向不突出，也不独立，是附属在这一时段前后的断代史研究之中的。不过，这样的设置也有个好处，即利于从连贯的角度来考察秦汉史。而武大秦汉史的另一优点，则是注重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拥有强大的简帛研究中心予以支持。
都是事业编制，工资是按照职称来的，不是按照工作岗位来的，初级职称工资有5000多吧，增加一级职称加1000多
中国知网，是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由世界银行于1998年提出。CNKI工程是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始建于1999年6月。行行出状元，看你的兴趣和能力！1、不解决户口2、北京包住，不包吃，但每天有中餐补助3、工资待遇能者多得，如果你有才，肯上进，有年终奖金的
研究所就是国企，所以国企所有问题研究所都有，而且研究所干的活又跟技术有关，导致用国企方式干技术活，后果可想而知，不干活的，有关系的舒服死，老实人累死，我在一个海军所干了十来年，今年年底准备走人，我只想说，走晚了，但是一定要走。
自己想发展什么skill都是随自己，只要手头工作做完就好，目前会4门语言（中文，英语，法语还凑合，俄语才开始学）。4门编程语言（vb c python java），精通linux操作啥的都是我在研究所自己学的，还自学了各种经济学，会一点博弈论，重新拾起概率论学习，学习哲学等等，目前还对数学建模以及心理学有点兴趣。这些我相信如果你普通工作没办法或者没有时间去学习的。
武汉大学的秦汉史方向，是附属于先秦史专业之下的。研究的老师也多是由先秦而及秦汉，没有专门研究秦汉史的。此外，3至9所的个别老师，也会由魏晋追及秦汉，对秦汉史有一些研究，但主要集中于东汉时段。 整体而言，武大秦汉史专业方向不突出，也不独立，是附属在这一时段前后的断代史研究之中的。不过，这样的设置也有个好处，即利于从连贯的角度来考察秦汉史。而武大秦汉史的另一优点，则是注重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拥有强大的简帛研究中心予以支持。
很厉害。辛德勇，1959年8月生，辽宁铁岭开原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兼事地理学史研究，代表作为《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和《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专著1、《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10月；2006年1月第二版。2、《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7月。3、《黄河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8月。4、《未亥斋读书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5、《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2013年1月。6、《读书与藏书之间》，中华书局，2005年11月。7、《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1月。8、《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中华书局，2008年10月。9、《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9月。10、《困学书城》，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2月。
因未附上阅读题目，网上也没有相关题目，故附上相关文章参考： 在中国文学史上，每个朝代的文学都不可或缺，都有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我这里要说的是，秦汉这一段文学除了它固有的重要性外，还颇为特别，这是我们应当倾力研究它的基本理由。 （一） 秦汉文学的特别，就在于这两个朝代本身是特别的。具言之，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体制”的开端。这种制度的实际历史状况，就是以皇帝个人为核心的同时配以庞大官僚体系的一种直接统治全国的集权制度。这样的权力结构状况，不少历史学家更倾向于称之为“皇权体制”。在秦汉之前，无论商代或周代，实行的都是分封制，即封建诸侯的体制。商代社会有浓厚的部落联盟色彩，所以主要实行的是异姓封建；周代保留部分异姓封建的同时，又实行同姓分封制。当时各地方的实际统治者是诸侯，那些诸侯国的统治者是世袭君主，他们拥有相对自主的行政、赋税和军事大权，商王和周王，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共主”，周王甚至也称“周天子”，但对于诸侯的实际管束力有限，以致有的强大诸侯竟敢于到周王城洛阳来“问鼎小大轻重”（《史记·楚世家》），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弱，诸侯力政”（京房《易传》）。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废封建，立郡县，开始了皇权对全国直接统治的漫长历史时期。 汉初刘邦曾部分恢复封建制，封功臣韩信、彭越等为异姓诸侯王，所占地域将近全国之半，势力很大；但不到十年，汉朝廷与他们先后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他们几乎全归于灭亡。此后又有同姓诸侯王刘濞等，其封地也“分天下半”（《汉书·荆燕吴传第五》），他们在景帝时又掀起吴楚七国之乱，以失败告终。有鉴于此，皇权日益加强，而封建势力日渐式微。 在皇权体制中，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和利益，他是“天子”，具有半人半神性，其合法性来自于“天”，所谓“天授帝号”（胡煦《周易函书约存》卷一），或者“奉天承运”，意味着他基本上可以不受人间社会要素的制衡、约束。皇帝直接控制朝廷以及整个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只是皇权意志的执行者，皇室利益的捍卫者。所以皇权体制实际上就是皇帝独裁体制。“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而体制本身又具有调动和实行统治力的强大功能，所以古来几乎一切统治者都对这个体制最感兴趣，无不极力实行和强化这个体制。从骨子里说，谁都想当秦始皇。近代袁世凯已经当上了“大总统”，但他还要“复辟帝制”，就是看上了后者的权力可以不受制约，而且可以世袭，传诸永久。正因如此，皇权体制在中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绵延不绝两千馀年。后来的许多次改朝换代，尽管情况各异，究其实都只是皇权归属改易，是“山河易姓”，而非体制改变。这些都是从秦汉开始的，可知这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别之处。它们的历史重要性，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皇权体制的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在制止社会分裂和战乱局面方面，无疑是有效的，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年战乱杀伐局面来说，那是一种社会改善。而政治统一之后推行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措施，对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巨大好处。另外，皇权体制往往以统一大帝国的形式出现，凭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在对外关系上居于强势地位，不但能够消弭外侮，还经常充任宗主国，使“八戎来服”（《史记·商君列传》），国威远扬，汉、唐、清等朝皆是。但是皇权体制的“超稳定性”，决定了它必然要采取保守的社会政策，对于任何社会变革的潜在趋势持强烈的阻滞立场。而专制体制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必然日渐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些都使得任何皇朝难以长盛不衰，终归覆灭。而体制固有的强权性格，决定了朝代只能通过武力改变，结果是“丛林法则”盛行，成王败寇。于是我们看到，数十年或数百年一轮回的朝代更替，都伴随着一场大战乱、大杀戮、大破坏，遭殃的首先是广大百姓。 （二） 皇权体制既具有强权性格，它就要对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秦汉文化、文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形成了秦汉文学的一些特别状况。 秦汉文学的第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制式化朝政文章的完善和发达。朝政文章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其政治应用性很强，所以它自然受到皇权体制的特别重视。所谓“制式化”，就是通过对文章的格式化来体现等级规范和制度精神。中国朝政文章的制式化起源甚早，殷周时代即已滥觞，《尚书》中就有不少文章，已经具备初步的格式规范。但真正的文章制式化进程是从秦代开始的，原因就是皇权体制十分重视朝政文章制式化，视之为在文化领域体现皇权的首要配套事项。秦汉两朝，从皇帝到朝廷大臣，投入很大精力策划并践行此项事务。秦始皇本人在统一天下之当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名号”问题，要臣下议其事：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接着李斯等大臣便顺着他的意思，提出“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本人主要关心自己的“名号”问题，以示其尊贵；但是李斯等大臣却从名号问题直接联想到君臣关系问题，认为还必须对君主的“命”“令”之类也作出独尊式的处理，这就将朝政文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文章制式化的进程正式启动。经过君臣间反复讨论，秦朝初步确定了朝政文章的新制式。而“汉承秦制”，从汉初到汉末，不断完善其事。 文章制式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围绕着皇权，以写作者和接受者的身份以及文章的功用为准则，来划分其文类和体裁，确定专用的文体名称，使之类型化。这可以称为“文类的制式化”。文类制式化首先将文章划分为两大类，即君主（皇帝）文章和臣下文章。对此汉末蔡邕曾作阐述：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独断》卷上） 文类划定之后，还有制式格式的进一步细化，即将每一种文类在写法规格上作具体的厘定。这可以称为“写法的制式化”。对此，蔡邕也曾分别有所辨说，如关于臣下上书君主的四种文类，其写法是：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 其言密事，得帛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同上）蔡邕此处所说，皆相关不同文类的写法格式及功能规定，它们也都是上下尊卑等级制度的直接体现，界限分明，不容淆乱。君主固然不写“章”“表”，臣下则绝对不能写“诏”“册”。 要之，制式化文章成了皇权体制及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文士而言，只要他们怀有功名追求，仕途热衷，就必须学习、掌握并熟练运用制式文章这个必要的工具。这是文士走向皇权体制内、打开仕途之门的真正“敲门砖”。自李斯向秦皇帝“上书”，制式文章的实践就已经开始了。入汉，撰写制式文章更成为君臣间沟通的基本方式。例如汉文帝时开始实行“贤良文学对策”制度，而“对策”文章就是充分制式化的。汉武帝对于对策制度曾亲作说明： ……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 武帝认为，那些“贤良”“文学”人士，都应当了解“古今王事之体”，他们接受皇帝“策”问，并以“对问”（“对策”）文章回应。班固在记载武帝此段言论之后，紧接着就写道：“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是通过对策活动青紫加身的第一批儒者高官。这对于广大文士致力于制式文章的写作，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朝廷“对策”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之外，还有不少文士自动撰写“上书”之类，博取功名。前汉贾山屡“上书言事”，后汉傅毅“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文雅显于朝廷……”（《后汉书》本传）此外如“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文心雕龙·时序》），这些“上书”“奏文”“献诔”等等，都是按照相关制式撰写的。而一旦文士参政成功，成为各级官员，无论在朝廷或地方郡县，无论对上对下，他们在平常政事活动中所运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章”“表”“奏”“议”及“令”等。制式文章遂成为文士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文类，成为文章写作的主流。欲知制式文章在当时文士写作中的重要性，只需粗看一下萧统《文选》目录即可了然。这是一部以梁代之前文学为对象的精选本，其中包括各种文体的作品，而其中占有最大篇幅的，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由于制式文章与皇权体制的特殊亲密关联，故而自秦汉开始，制式文章长盛不衰，直到清末民初帝制终结，才戛然而止，与皇权体制同命运。要之，作为中国古代文章主流文体的制式文章，就形成于秦、汉。其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对此不能不予充分重视。 （三） 汉代另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就是赋（或称“辞赋”）这种文学体式的盛行。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辞赋著作，就有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刘勰在总结赋的发展源流时也说：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己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文心雕龙·诠赋》） 按照刘勰的叙述，汉初从陆贾算起，直到东汉末，凡两汉重要作家，几乎都有辞赋业绩，而且多有名篇问世。班固也说过成帝之前赋有“千有馀篇”（《两都赋序》），而同时期的诗歌作品数量，刘勰说“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文心雕龙·明诗》），考虑到赋的篇幅一般都明显大于诗歌，所以这个数量上的优势还应当放大数倍。至于东汉作者和作品的数量当更多。赋在汉代的“风头”明显压过了文人诗歌。在后人心目中，“汉赋”与“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等并列，成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系列中汉代文学的代表。又有“秦碑汉赋”之说（陈第《毛诗古音考》）。 赋在汉代盛况空前甚至绝后的事实，是众所公认的。我们在此须要思考的是：产生这个特别现象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这与赋的精神和体式特征有关。首先，赋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的精神特征，这两句话是说赋在精神上体现了汉代大帝国的宏伟的规模和盛大的气象，它的使命就是要赞美和颂扬皇权，证明其合法性和神圣性，即“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汉景帝有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汉书·景帝纪》）景帝明确提出礼乐制作的目的在于歌功颂德，这是皇家导向。而这种礼乐精神，在辞赋的“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等四大主题作品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这些作品一般篇幅巨大，所写场景宏伟，内容逞繁炫博，体现了一种“宏大叙述”的爱好。而无论它们所写题材是什么，其内涵有多么复杂，基本的旨归都是要颂扬和“光大”神圣的皇权，“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上林赋》），以“颂圣”体现礼乐精神。由此，辞赋受到统治者的正面支持，它的兴盛并且跻身于当时主流文学，乃是理所当然。 赋还具有铺张扬厉的体式特征。“赋者，铺也”，“铺采摛文”，“极声貎以穷文”，“品物毕图”，都是辞赋的惯常写法。这种特征的深层次含义，是对力量、财富的炫耀，铺张扬厉的目的在于突现主体的威势和优越，令客体（受众、读者）产生震惊、崇仰和敬畏心理。作为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之一的汉帝国，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社会，都弥漫着充沛的自信心，辞赋就以铺张扬厉的方式，成为展示社会自信的最适宜载体。“铺采摛文”、“品物毕图”，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炫耀。汉代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秦代开始的“书同文”强制性措施基础上，汉代基本统一了全国广大地区的语言文字，同时语言学、文字学也得到极大发展，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章》、扬雄《方言》等著作，尤其是许慎《说文解字》的完成，是语言文字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急就章》第一章谓：“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而这些显示“罗列诸物”“分别部居”的高超功夫，实际上也就是辞赋写作中经常运用的手法，“骋辞作赋”（王逸语），彰显自信。 至于赋在功能上的“劝讽”倾向，也适应了皇权体制的需要。“劝百讽一”之言由扬雄首先提出。他对前汉的辞赋创作似有不满，说那些“靡丽之赋”（《汉书·司马相如传》）“劝”太多而“讽”太少。不过稍后班固谓：“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指出扬雄自己也在劝百讽一。那么，班固自己是否就很重视“风谕”之义了呢？也不是。因为班固在自己的代表作《两都赋》内，同样表现了“劝百讽一”的鲜明基调。同时，东汉时期的一些代表性辞赋家如张衡《二京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几乎也都“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皇甫谧《三都赋序》），在实行着“劝”多“讽”少的写作方针。所以我们不能仅听扬雄、班固等人偶尔发出的“不满”言论，从汉代主流辞赋家（包括扬雄、班固在内）的创作实际看，“劝百讽一”是他们奉行的共同写作基调。辞赋家的这种实际表现，其缘由亦可以从制度中得到解释。统治者的本性当然是喜爱正面赞扬的“劝”，至于有一点“讽”作为点缀，也符合“润色鸿业”之需，并有助于其“明君”形象的树立。所以“劝百讽一”的汉赋，既符合礼乐制度精神，亦很投合帝王的胃口。司马相如、枚皋还有班固等人受到的青睐和宠信，就是明证。要之，辞赋以自身的体式特征，取得了制度的认可和重视；加上它与楚辞的先天血脉传承关系，得到楚人出身汉代皇室人物的特别钟爱和欣赏，这就使得辞赋在汉代取得了特殊的有利发展环境，其前景自然一派光明。(四) 秦汉文学的再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民间歌谣受到相当的重视，并且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严格地说，此事与秦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里指的主要是汉乐府歌辞。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及朝廷礼仪，同时也兼以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郑玄《仪礼注》卷四）。什么是“通情相风切”？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这是说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中的不少民间作品，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采集收纳进来的。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打击，至汉初早已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儒术独尊，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关承担。班固记载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 看来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颜师古注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所谓“遒人”，语出古文《尚书》之《夏书·甘誓》：“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看来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采取百姓讴谣的故事，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史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优秀民间作品，大多是以此种方式被保存下来的。如《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多数歌辞，还有《日出东南隅行》《伤歌行》（“昭昭素明月”）、《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巾舞歌诗》（“公莫舞”）、《艳歌行》（“翩翩堂前燕”）、《蜨蝶行》《昭君怨》等等。从中国歌诗史角度看，除了上古先秦时期有《诗经》民歌外，唯有汉代一大批乐府民歌，能够占有诗坛的半壁江山，这一景观，是其他朝代很少看到的。 以上所述朝政制式文章、辞赋、乐府歌辞三大类文学，搭起了秦汉文坛的基本框架。三大类文学的功能同中有异：制式文章是维系皇权体运转的直接手段，其工具性最强；辞赋的基本功能在于“润色鸿业”，它体现的主要是皇权体制的“颂圣”文化精神需求和享受；乐府诗歌是礼乐仪典的构成部分，起着教化兼娱乐的双重职能，而其中的民间歌谣则提供给统治者“观风俗”之用。三大类文学都充满了特色，而背后若隐若现的主导要素，就是皇权体制的文化政策和诉求。以上所说诸项内容，都是围绕着皇权体制所形成的文化——文学特色。此外，秦汉文学中尚有另一些重要特点，如知识化特征等等，它们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要之，秦汉文学从基本性格到文体面貌，都独具特色；它与前朝后代迥然有别，同时又影响巨大。如此文学，当然具有重大的关注和研究价值，需要探讨其前因后果，究明其底蕴了。
西周青铜器与铭文，西周史，战国秦汉出土简帛文献。从2009年初开始，先后参加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和秦简牍的整理工作。 编著《黄土与青铜——先秦的物质文明》（《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以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为基础编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老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 论文1．《对王国维“先公先王二考”的回顾和思考》，《中国学术》总第24期，商务印书馆，2007年5月。2．《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收入《宋韵——四川窖藏文物辑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关于绛县倗伯夫妇墓的几个问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建站五十周年会议论文（2006年10月）。4．《周原强家西周铜器群世系问题辨析》，《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3期。5．《眉县盠器群的族姓、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簋年代及相关问题》，北京大学古代文明中心编：《古代文明》第六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12月。《单逑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南开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6期。《册命铭文的变化与西周厉、宣铜器分界》，《文物》2009年第1期。《读〈首阳吉金〉琐记六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古代青铜器国际研讨会论文，2009年4月17日-18日。 修订稿收入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月。《西周金文中的“异人同名”现象及其对断代研究的影响》，《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北京大学新获西汉竹书概述》，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期，中华书局2010年4月（署名“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本人为实际执笔者）。《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本〈老子〉的文献学价值》，《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4期。《探寻西周王朝的衰亡轨迹——〈西周的灭亡〉读后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九州学林》2010年春夏季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14．《重论西周单氏家族世系——兼谈周代家族制度的一些问题》，收入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文物》2011年第6期。（署名“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与朱凤瀚、陈侃理共同执笔）16．《北大汉简〈老子〉简介》，《文物》2011年第6期。17．《册命体制与世族政治——西周中晚期王朝政治解析》，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九州学林》2011年春季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18．《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署名“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与朱凤瀚、陈侃理共同执笔） 19．《北大秦简中的数学文献》，《文物》2012年第6期。 1．参加李零教授主持的张政烺先生《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手稿整理工作，负责《周易·系辞》，成果收入《张政烺论〈易〉丛稿》，中华书局2011年1月。2．参加朱凤瀚教授主持的张政烺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批注》手稿整理工作，负责西周中晚期部分（约3万字），成果收入《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华书局2011年3月。 1．参与筹备2009年11月5日召开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情况通报暨座谈会”，并在会上做关于北大汉简《老子》的报告。2．2010年9月6日，参加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的“老子：文献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题为《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本〈老子〉的文献学价值》的主题报告。3．参与筹备2010年10月24日召开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情况通报暨座谈会”，并在会上做关于秦简牍《算数书》的报告。4．2010年11月5日至7日，赴美国芝加哥参加由芝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国古文字研究中心和芝加哥美术馆共同主办的“二十年来新见古代中国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首阳斋藏器及其他”，宣读论文：《新出金文与西周诸侯称谓的再认识》。5．2011年7月3日，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出土文献与古代思想记忆的新方位”论坛。6．2011年10月12-13日，在南京参加“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第三次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7．2012年5月12—13日，应耶鲁大学历史系金安平教授邀请，赴耶鲁大学参加“北大汉简工作坊”，发表报告“西汉竹书《老子》的文本特征与学术价值”。（与朱凤瀚教授、何晋副教授一起）8．2012年8月13日-15日，参加上海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横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问题的探讨》。9．2012年10月20日，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北京），发表报告：《北京大学藏秦汉简牍整理工作的进展和收获》。10．2012年10月27日-28日，参加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出土文献研究所主办的“简牍与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北京），宣读论文：《西汉竹书〈老子〉简背划痕的初步分析》。11．2012年11月17日-19日，参加由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2·秦简牍研究”（武汉），宣读论文：《北大秦简〈算书〉土地面积类算题初识》。12．2012年11月24日-25日，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道家研究——学术·信仰·生活”（厦门），发表主题报告：《西汉竹书〈老子〉的文本特征和学术价值》。 一、主持科研项目：1．2008年8月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二等资助，申报课题：“西周青铜器铭文所见世族的综合研究”。2．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综合研究”（09YJC770001），2009年11月——2012年12月。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周金文所见世族通考”（11CZS008），2011年7月—2014年12月。二、参加科研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周重要青铜器铭文综合研究”（07JJD770091），2007年11月——2010年10月（已结项）。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汉竹书整理与研究”（09JZD770041），2009年12月立项。个人负责“汉简《老子》整理与研究”子课题，参加“西汉竹书文字编及数据库”子课题，并担任项目常务秘书。3．科技部、国家文物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项目“古代简牍保护与整理研究”。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整理与研究”（10&ZD090），2010年12月立项。个人负责“秦简《算数书》整理与研究”和“秦简《道里书》整理与研究”子课题，参加“秦简牍文字编及数据库”子课题。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工程”重点教材编写专项“高校教材《中华文明史》”（09JZDMG010），2009年12月立项。个人负责撰写先秦历史与物质文明部分，约3万字。 本科生：简帛文献与学术史研究生：商周金文研读，简帛文献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