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严重的内忧外患 促使中国人逐渐觉醒,是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条件。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大致经过了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 主流的产生、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等三个阶段。它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国 家主权;另一方面使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中得到普及和被接受,对统治者的专制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 近代中国社会, 内忧重重, 矛盾纷起。政治上, 统治机构的腐朽堕落, 官吏的横征暴敛, 频繁的天灾人祸以 及土地的高度集中, 使农民生活困苦, 甚至无立锥之地, 被迫奋起反抗。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以及云南、四 川、台湾、两广、山西、湖南等地起义, 此起彼伏, 风起云涌。而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更将农民起义推向高峰, 引起清政府与广大士绅阶层的极大恐慌。经济上, 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地 位的格局, 因帝国主义的入侵而逐渐解体。一部分拥有财富的地主、官僚、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 促进了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同时, 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盘剥, 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不到应有 的保护与发展, 引起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于万死中求一生, 惟希望有善良之政府, 实行保护产业之政 策, 庶几有所怙恃而获即安。” 要求建立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型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 西欧及日美各国在 19 世纪以后, 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工业革命的发生, 使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他们野心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 地广人多而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成为其追逐的目标。先进的炮舰撞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 帝国主义一步步地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在这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才能“富国强民”, 不受列强欺侮, 就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考虑与探索的问题。 内忧外患使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国的迫切性。他们介绍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中国, 强烈揭露抨击清政府的腐败, 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国家, 在中国人中引起很大反响。如严复翻译大量外国政治书籍, 对封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 他介绍的学说“自有左右舆论之势力” ; 梁启超、杨度等人创办刊物, 揭露清政府“对于内惟知窃财, 对于外惟知赠礼, 人民之生命财产, 非其所 问”的真实面目 , 认为“苟欲救之, 舍立宪外, 既无他策” ; 而孙中山更为大胆地提出: “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 建设民国。……效法美国总统选举, 废除专制。” 在他们的大力宣传下, “自由民权之说, 膨胀于国民之脑中, 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 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 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 对于国家的认识较以往亦有所不同。旧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 而新的近代化国家观念则在孕育和形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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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交的实质 中国是外交战略学的发祥地，战国时即产生了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伟大战略思想。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但有别于内政。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学贯东西； 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而绝不可以一厢情愿、以己度人、或单纯地“以德报怨” 在国际斗争中，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在于该国运用何种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 外交的实质是各国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国家权力的极大化，即国家利益。因此，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最早产生于西方，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为争夺殖民地以及欧洲乃至世界霸权展开过激烈的斗争，欧洲各国为谋求自身最大优势，进行了频繁的战争和外交活动。对盟邦、敌国的判断和选择因时因地而异，完全取决于国家利益在当时的要求。 西方外交实践遵循的是马基雅维里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因袭了这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因此，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准则 。 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打破了西方列强长期主宰世界的局面，但这并未能根本改变大国、强国对世界的支配地位。所谓“弱国无外交”是就其静态意义而言。如果两国实力悬殊，弱国又缺乏足够的外交资源，则的确没有太多回旋余地，比如巴拿马对美国；若两国实力虽有差距，但弱国内部团结、意志坚强、国际影响广泛，反倒敢于与强国相抗，令强国占不到丝毫便宜，例如古巴。国家间强弱对比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构成绝对的差距，故弱国未必弱，强国未必强。强弱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也不妨碍彼此间一定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恰恰反映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不同国家在各种利益上的博弈关系，即一种在实力基础上的外交智谋的较量。 因此， 我们必须十分清晰地了解我们的对手国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思维方式、民族心理以及相应的外交战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和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 新中国外交仍不同程度地受到“重脸面而轻实利”、“和为贵”等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例如“搁置争议”就反映出中国在解决主权争端问题上一厢情愿的和平愿望，而他国则践行社会达尔文主义，“重实利而轻脸面”。他国对争议地区实际控制日久即为既成事实，从而令中国的愿望彻底落空 。 二当前我国的战略环境 我国的国际环境十分不利，强邻环伺。北有强邻俄国，东邻心怀敌意的日美同盟，西南有宿敌印度，东南及南部海洋国土屡遭侵犯，海上交通线处于日美潜在威胁之中。我国目前的策略是：以中俄对日美；在美俄之间搞等距离外交（经济外交重美、安全外交重俄）；在日美之间，我国的外交方略则并不明确，1996年以前一度采取过联日制美之举；对待其他周边邻国，则尽量避免冲突，主张以政治谈判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对争议中的海洋国土，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 中俄交好是出于双方内政外交的需要，是面对远东地区的共同威胁---日美同盟而暂时结成的有限度的合作关系。两国都处于改革的艰难时期，经济上均有求于西方，故在政治和外交上均保持较低姿态，都把发展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关系置于外交关系的首位。中俄各自与西方的经济利益关系远远超过两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故在全球性问题上，两国不可能全面呼应，除非两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受到来自第三国的严重威胁。 一九九九年三月，北约发动侵南的科索沃空中战争，这是对俄在东南欧安全利益的严重侵犯；从另一方面讲， 若美国以人道主义干涉的方式推行霸权处处得手，对多民族的、尚未统一的中国就意味着主权和领土完整将直接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也就是说，美国势必将如法炮制，在西藏、新疆和台湾等问题上进一步找中国的麻烦。如果中俄切实实践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应有的内涵，密切配合，迫使美国蒙羞罢兵、并接受中俄联合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样就将大大提高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沉重打击美国企图维持“一极独霸”的狂妄野心。这将对广大非西方世界的安全，推动多极化进程产生积极影响。然而 中方却对与自身有着重要间接利害关系的北约侵略行为采取了绥靖姿态。不仅如此，还以所谓“消气外交”的方式主动作出重大让步以换取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由此美国毫不费力地掌握了中方在科索沃战争和加入世贸问题上的底线，于是更加有恃无恐地加大了对南联盟的轰炸规模，并在世贸问题上对中国漫天要价、横加勒索；俄亦因此对中国充满疑忌，遂一改强硬态度，转而与西方合作 。美国也不愿意对十分虚弱但仍是军事大国的俄国逼迫过甚，旋即恢复贷款，支持俄在南联盟进行和平斡旋，并部分承认俄在巴尔干的特殊利益、包括默认俄军抢占科索沃机场，对俄加以安抚。 中美俄三方博弈的结果是，在美俄合作和西方七国加上俄八方达成外长协议的基础上，以安理会决议的形式体面结束了这场战争。中国则一无所获，被完全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其间还蒙受了驻南使 馆遭美国蓄意轰炸的屈辱。这是明显的外交战略上的短视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因为以外交空间被挤压和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为代价所换取的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都将是有限的，随之将面对的是西方压力不断加大的日趋严峻的国际生存环境。 与传统的以军事、政治为主要方式的国际斗争不同， 美国在冷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以维护人权为意识形态武器取得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同时以贸易和投资为诱饵使对手形成很强的经济依附性，从而有效地对潜在的敌对同盟实施分化瓦解。 对中国更加不利的是，俄新政府上台后，推行以内政为主，重点发展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治国方略。总统普京性格刚毅冷峻，谋略过人，抱负远大 。上台伊始即全面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而对“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仅作敷衍，反映出俄国长远的亚洲战略意图和对中国的不信任。 中国在科索沃危机中的行为既严重损害了自身利益，又疏远了一个关系尚不稳固但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成为中国重要战略盟友的合作伙伴 。综上可见，中俄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的基础实际上并不牢固。 两强相邻，长期的地缘政治目标不可能一致。俄国是一个具有扩张主义传统的国家，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十分浓厚，从长期来讲，俄国并不愿意看到在其南翼崛起一个强大的中国 。俄国一直积极支持印度从西南翼牵制我国。 韩国出于战略上稳定朝鲜半岛局势、进而谋求和平统一的考虑，积极发展与我国的关系。但它认为与我国存在着领土争端，其陆地疆界（指统一后的疆界）应延伸至我国东北的一部分，它认为中朝现有边界是北朝鲜在1950－53年朝鲜战争期间有求于中国而作出让步的结果。九十年代中，韩日两国私订协议，划分海洋专属经济区，将专属区中与我国相向部分大肆划入各自的管辖范围。 韩日专属经济区也有较大面积的重叠、相向，但两韩与日 本陆地面积相当，划分专属区的界限相对现国家统一必须争取中国的合作，日 本则是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但韩日在与我争夺海洋资源上彼此借重，互加筹码。 日 本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故意态度不一，笼络韩国，漠视中国，以分化二者，其实质是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 朝鲜半岛的局势充满了变数。虽然2000年6月南北方的首脑会晤明显带有排除大国干预，争取自主迈向和平统一的色彩，但周边四大国（中俄日美）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在未来相当时期内对于南北方各自的内政外交仍将产生重要影响。维持半岛现状、稳住朝鲜事关我国重大的安全利益。 自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和解、中韩建交和中国积极在半岛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引起朝鲜极大的不满和怨恨。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战略环境日趋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及时采取补偿措施，并果断抓住苏联势力退出朝鲜的良机，尽力紧紧拉住朝鲜，却惧于8 9年事 件和苏 东巨 变对内政的压力，眼光向内、埋头经济，外交上则“不打旗帜”，以退为进，在联合国出兵伊拉克等问题上与美国全力合作，以换取美国等西方国家早日解除经济制裁，对朝鲜日益增强的离心倾向漠不关心、不闻不问 。 但是，一旦朝鲜舍我而去，我安全屏蔽和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将彻底丧失。近来朝鲜外交新局面的开启已预示了这一前景。 在统一问题上，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长期目标是一致的，即以一个统一强大的朝鲜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但近期双方的意图南辕北辙，韩国希望通过和平交往尽快完成国家统一；朝鲜更可能是希望通过促统活动本身达到摆脱经济和外交上困境的目的。就朝鲜而言，统一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即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度提高，这符合朝鲜的现实利益，因为双方制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本身就足以构成统一较大的现实障碍，除非朝鲜甘愿被占有政治经济优势的南方所融合。在朝鲜，魅力型政治领袖、国家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融为一体的，由于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凋敝和外交孤立，在开放经济、放松社会控制与保持意识形态正确性之间如何平衡实乃决策上的两难。经济繁荣的实现必然要求改革现行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并逐步实行对外开放。这很快就会发展成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为防止社会失序，统治者又不得不隔断或限制外部思想的输入，致使统一进程时断时续。朝鲜能否实现在不失控的条件下逐步推行改革开放，或是否会出现政权突然崩溃以致统一提前实现的情况，目前尚为未知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一俟半岛统一完成，中国的东边将崛起一个民族主义的中等强国；中韩之间领土问题必然会突出，韩国从其自身的地缘战略考虑，定将引入美国的势力，以抗衡中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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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提出“百姓足。他“重本”，因而反映这个制度要求的各家经济思想以及以后的演变，就如欧洲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带来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的价值是儒家道德经济学与儒商的兴起，如不加限制。到宋代，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富国必须“重本”，著有《富国》专篇，他是法家富国理论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反光材料《管子》的富国思想，先义后利，要把合乎封建等级利益的规范，儒家的现代化改革将带来的是有社会责任和伦理约束的现代化后工业文明，上交国君，反对在当时日益发展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所说的“道”不单指自然界的道，但是儒家贵义贱利的理论，认为求利活动应受义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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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学报》每年都刊登少量的综述性文章。
国道质量差而且一县N收费高速质量好收费只比国道低那么一点点（也有比国道高的情况）铁路太挤，过年时“一般人”无权坐（“一般人”只在过年时坐一下）飞机没坐过，不知道
交通工程创立于20世纪30年代。1930年美国成立交通工程师协会，标志着交通工程学科的诞生。初期主要探讨有关减少交通阻塞、保障交通安全和交通管理等问题。40年代注意到交通规划问题。50年代注意研究道路交通中人、车、路三者的相互关系，创立了交通流理论。60年代开始在交通工程中应用计算机控制信号灯、处理资料和制订规划，并注意研究交通公害问题。70年代在交通工程领域引入系统工程的知识。我国交通工程学科的产生，美籍华人交通工程专家张秋先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78年以来，以张秋先生为代表的美、日、英、加等国的交通工程专家，先后在上海、北京、哈尔滨、南京、西安等城市讲学，系统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交通规划、交通管理、交通控制及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建设与管理经验。国内也派出了多个代表团出国参加由英、美、日、澳、德等国举办的交通工程学术会议，这些活动推动了国内交通学科的产生。1980年上海市率先在国内成立了交通工程学会，1981年中国交通工程学会成立，20多个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省级交通工程学会或交通工程委员会，有些早先成立的国家级专业学会也设立了交通工程分会。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安公路交通大学（现为长安大学）、哈尔滨建筑大学等院校相继设立了交通工程本科专业，并着手招收、培养交通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我国的新闻出版部门也相继出版了《中国交通工程》、《中国交通报》、《道路交通管理》、《红绿灯下》等杂志及一批交通工程方面的报刊，广泛传播交通工程方面的知识。我国交通工程学科的成立不像美国有明确的标志，但一般认为，我国交通工程学科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而美籍华人张秋先生是该学科的奠基人。
一，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形成和特点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 a Contrib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等。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 la 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 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scourse）等等。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 industry theory and false consciousness 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代理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 events: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 Media 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 prime 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 the message:news,truth and 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 export of 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 driven 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 sense of television:the psychology of audience 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 the LIne at 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36×196=7056参考论著：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中文版巴特（1999）：《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布尔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三联书店中文版。包亚明主编（1997）：《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包亚明主编（1997）：《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米勒（2000）：《组织传播：入门与程序》，华夏出版社中文版。刘北成编著（1997）：《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阮新邦（1999）：《批评诠释与知识重建——哈伯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版。陈学明等编（1998）：《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版。陈学明等编（1998）：《哈贝马斯论交往》，云南人民出版社版。林丽云（1999）：《一个英国传播研究左派重镇的崛起》，《传播研究简讯》20期。哈贝马斯（1995）：《交往行动理论》第一、二卷，重庆出版社中文版。席勒（1996）：《思想管理者》，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文版。殷晓蓉（1999）：《论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奥斯维特（1999）：《哈贝马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文版。赛弗林、坦卡德（2000）：《传播理论的起源、方法和应用》，华夏出版社中文版。潘忠党（1998）：《媒介、文化与社会译丛计划》，打印稿。
文献综述就是把其他文章的观点，重要假设，结论摘要性地罗列下，要写英文综述的话，我会先写个中文的再翻译。。。专业方面的没有办法帮你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 出版社:百花文艺 跨文化文学理论研究的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