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总目学”史研究》 （陈晓华），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文化世家·巴蜀卷》（陈晓华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华阳国志>研究》（陈晓华等），巴蜀书社，2008年版。 1．《卢作孚与北碚的教育建设》，《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2期合刊。2．《试论古代巴人的音乐》，《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3．《从<华阳国志>看常璩的民本思想》，《语言文史论集》，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8月版。4．《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5．《论卢作孚在北碚峡防局的廉政建设》，《重庆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2作者）。6．《历代整理与研究〈华阳国志〉综述》，《古籍研究》，2001年第4期。7．《前无古人的采风壮举——记〈西南采风录〉及其编者刘兆吉》，《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第2期。8．《闻一多、朱自清两篇珍贵手稿》，《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9．《一部宣扬大一统的地方史志——评〈华阳国志〉》，《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第12期。10．《二十世纪“四库总目学”研究述略》，《图书情报工作》，2002年第11期。11．《陈垣与<四库全书>》，《图书馆杂志》，2002第3期。12．《论卢作孚的农村金融建设思想与实践》，《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二作者）。13．《陈垣开设史源学实习课的启示》，《光明日报》，2002年5月18（第2作者）。14．《“四库总目学”的构想——〈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新论》，《图书情报工作》，2003年第9期。15．《〈华阳国志〉史学思想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16．《禁书书目编纂考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专刊。17．《世纪断想——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历史文献研究》，第22辑（第2作者）。18．《是丰富多彩还是无可记述——记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12期。19．《<四库全书>三种提要之比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20．《“总目学“史研究论纲》，《历史文献研究》，第24辑。《四库禁书书目源流考》，《江淮论坛》，2005年第4期。 《论<郑堂读书记>史学评论的特点》，《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章学诚与<四库全书>》，《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 《“四库总目学”研究述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第4期。《清代朱子学的命运》，《朱子学刊》，2006年第12期。 《历史文献学科建设及教学的思考》，《历史教学》，2007年第2期。 《续〈四库全书〉之〈郑堂读书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28．《读<四库全书总目>》，《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党政干部理论学习文选》，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29．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的考据方法，《文献》，2008年第1期。 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史学价值，《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 《论乾隆朝四库修书的失载》，《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朱筠与四库修书》，《历史文献研究》27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钱谦益论书画——以《绛云楼题跋》为本之考察，《中国书法》，2008年第5期。 《自我他者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从“全球史”视野的思考》，载《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会议论文）。 苏轼论书法——以《东坡题跋》为本之考察，《中国书法》，2009年第9期。《论<四库全书总目>补撰书目的史学价值》，《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38．《<四库全书总目>论书法》，《美术观察》2010年第10期。《论政府在构建世界城市中的角色》，《建设世界城市提高首都软实力文集》，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0年出版。40．从《绛云楼题跋》看钱谦益对禅的皈依，《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全球史视野下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国图所藏五部陈垣批注史籍，《文献》,2011年第3期。《元明清中西互动刍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及其辨证思想》，《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45《四库馆臣论西学——文明碰撞与冲突的抉择》，《光明日报》2012年3月22日第11版。《中西互动下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论破山禅师》，黄夏年编《中国禅学研究》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版。《论<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编撰》（《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7期转载），《全球史评论》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纪昀与狄德罗》，《文史知识》2013年第7期。 1．《庄子 众人皆醉我独醒》，《北京晨报》， 2007年3月4日 第3141 第14版。2．《司马迁 隐忍立言终成史家绝唱》，《北京晨报》，2007年4月1日 第3169 第14版。3．《〈世说新语〉 八卦亦可风雅如斯》，《北京晨报》，2007年4月15日 第3183第14版。4．《〈山海经〉荒诞之中呈现历史》， 《北京晨报》，2007年9月2日 第3323第14版。5．《〈菜根谭〉 平淡之处有真谛》，《北京晨报》，2007年9月23日 第3344 第14版。6．《〈儒林外史〉 人格比富贵可贵》，《北京晨报》，2007年11月11日 第3393期 第14 版。7．《期东山再起 不妨终南捷径》，《北京晨报》，2007年1月21日第3099第14版。8．《作新朝之臣 又为故主悲 钱谦益反复中不灭士人节气》，《北京晨报》，2008年1月6日第3449第14版。
《子夜》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它通过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真实、生动的描写，深入地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子夜》作为茅盾“细心研究”的力作，很能代表他的创作个性；作为“真能表现时代”的“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在茅盾6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子夜》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就《子夜》的艺术成就来说是多方面的，现在我谈谈其中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构思宏伟，深入地反映阶级矛盾和斗争，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子夜》有五条重要线索贯穿始终：即一是以买办资本家赵伯韬、金融资本家杜竹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等人为代表的公债交易所中“多头”和“空头” 的投机活动；二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及军阀混战等影响下的 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彻底破产；三是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 家残酷剥削的怠工、罢工斗争；四是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使吴老太爷仓皇 出逃、曾沧海暴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美梦彻底破灭；五是依附于资产阶 级的“新儒林外史”人物的空虚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寻求刺激的变态心理以及苦闷 抑郁的精神状态等。通观茅盾的全部作品，我们几乎可以窥见中国现代革命史的 全部复杂斗争，寻觅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倾向、各种代表人物的音容笑 貌。一九三○年的中国，充满着各种矛盾。第一，国民党内部争权的斗争，又一次发展为内战。汪精卫，�6�1冯玉祥、阎锡山为一方，蒋介石为另一方，沿津浦铁路一带作战，其规模之大战争之激烈，创造了国民党内战的记录。第二，欧洲经目录 内容摘要：关键词一、构思宏伟，深入地反映阶级矛盾和斗争，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二、结构严谨，背景广阔三、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多样化手法四、塑造了吴荪甫这样一个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典型五、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六、性格的塑造与环境的配置七、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参考文献参考资料 [1]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简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P[2] 颜玉宝浅论《子夜》中的吴荪甫形象[J] 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 (1)[3] 盛玉萍 《主题先行与图解概念化——再读《子夜》有感》[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1997年10月[4]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A] 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 孙中田,查国华茅盾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 韩侍桁《〈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A]《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6�1茅盾专集》第二卷[C]福建人民出版社, [7] 《茅盾全集》[M],作家出版社出版 1999年1月第1版[8] 颜玉宝 《浅论<子夜>中的吴荪甫形象》[J] 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 2001年第1期[9] 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下）[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5月第1版简单介绍 《子夜》作为茅盾“细心研究”的力作，很能代表他的创作个性；作为“真能表现时代”的“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首先，它完整概括中国现代革命的宏伟构思。通过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各阶段关系的真实生动的描写，深入地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其次，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多样化手段，注重在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的性格，再次就是“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塑造。茅盾在人物创造中，不仅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命运、精神状态、癖好等，而且表现出了他们所体现的时代特色，是时代、阶级和政治思想斗争在人物身上所铭刻的烙印，是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性。 参考资料：
《谈公仆意识的起源》，载《史学集刊》1989年第1期与人合作《文艺复兴研究五百年》，载《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但丁政治思想分析》，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西方史学中传统中世纪概念的形成》，载《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圣经〉与西欧史学》，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世界古代史导读》，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94年出版参与编写《当代世界百科全书》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90年出版参与编写《遗憾与教训总成》，人民日报出版社93年出版9．《中古西欧的政教冲突与民族国家的崛起》，载《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10．参与编写《世界近代史》，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11．参与写作《新世纪的的曙光：文艺复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2．参与编写的教材有《旅行社经营管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13．参与翻译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14．《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史传统》，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五期15．《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方法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六期16．《博学好古研究与西方史学》，载《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17．《博学好古研究与法兰西民族史学》，载《2003年环球回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出版18．《博杜安的整体史观念》，载《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19．独立完成专著《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
截至2012年，学校有专任教师700余人，其中正、副教授260余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教师320余人 ，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8人，曾宪梓教师奖获得者8人，全国和省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16人，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3人，后备人选1人，省有突出贡献专家5人，省级骨干教师12人，学院学术学科带头人21人，中青年骨干教师68人；兼任境外知名大学硕士生导师和高级 研究员2人、国内大学硕士生导师6人；12人分别在全国和省级学术团体担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成都师范学院校园环境参考资料来源： 截至2012年，学校建有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学生宿舍、运动场等教学和学生生活设施，建筑面积近40万平方米。拥有理科、工科和信息与计算三个实验中心，语言发展、教师职业技能、艺术与体育和管理类四个实训中心，共有专业实验（实训）室44个；校外教学实习（实训）基地120个；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价值8000余万元。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现值5万元，生均85元。建有计算机室、语音室、多媒体室、实验室和万兆核心、千兆骨干校园网，与中国教育网和中国网通网联通。学院还建有4873㎡的融普通话训练室、微格教室、课件制作室、网络远程教学室、心理学实验室等为一体的教师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有固定的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实习基地67（所）个。 学院学生分别获全国大学生艺术专业比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国际象棋比赛团体第三名、CCTV杯四川赛区英语竞赛特等奖、全省大学生汽车专业技能竞赛第一名、大学生乒乓球比赛一等奖等；2005-2008年连续四年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5%，两次被评为四川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教学科研成果获厅级以上成果奖33项；学院还连续获得近两届省政府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共10项；13门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有的艺术品在中国申奥过程中被国际奥委会洛桑总部永久收藏。学院被教育部选定为全国中小学校长、中小学校教师继续教育、中学英语教师三个国家级培训基地，被四川省确定为全省职业中学骨干教师培训基地、高等职业教育师资资格鉴定中心、教师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中职和中小学校长培训基地、教育系统公务员培训中心、中小学骨干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中心、民族地区中小学学科骨干培训基地等七个省级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师资培训基地。 校内研究机构：教师教育研究所、四川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农村教育与教师发展研究所、职业教育研究所、教育经济研究所、四川中小学教师师德研究中心、四川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心；省级研究机构：四川省心理学会、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国际研究机构：东南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 馆藏资源截至2013年，成都师范学院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馆藏纸质图书128多万册，各类报刊2200余种，电子文献2TB。该馆已与国家科技文献中心（NSTL）、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四川大学图书馆等签订馆际互借的协议，可通过原文传送、代查代检的手段帮助读者获取资源。 学院学报《成都师范学院学报》是四川省教育厅主管，成都师范学院主办的省级公开学术月刊，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NKI）和《中国数字化期刊群》（万方数据）、《维普资讯》等大型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本刊面向当代科学大发展、思想大解放，面向高教改革和腾飞，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教育科学进行综合性、多层次研究；曾发表有中科院院士对数学教育思想的研究论文和众多高影响学术论文；有全国诸多重点高校、科研机构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学术论文；期刊评价多项指标在国内教育院校类学报中名列前茅。
一般是不用纸质稿件的，我本人就是科技期刊编辑，你要了解他们的出版物你们学校或单位承认不承认，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像我们投稿的，QQ：150580718
《谈公仆意识的起源》，载《史学集刊》1989年第1期与人合作《文艺复兴研究五百年》，载《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但丁政治思想分析》，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西方史学中传统中世纪概念的形成》，载《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圣经〉与西欧史学》，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世界古代史导读》，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94年出版参与编写《当代世界百科全书》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90年出版参与编写《遗憾与教训总成》，人民日报出版社93年出版9．《中古西欧的政教冲突与民族国家的崛起》，载《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10．参与编写《世界近代史》，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11．参与写作《新世纪的的曙光：文艺复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2．参与编写的教材有《旅行社经营管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13．参与翻译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14．《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史传统》，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五期15．《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方法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六期16．《博学好古研究与西方史学》，载《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17．《博学好古研究与法兰西民族史学》，载《2003年环球回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出版18．《博杜安的整体史观念》，载《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19．独立完成专著《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投稿不容易被收。多从自身找问题，还有就是期刊本身风格特征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是系统投稿，但因为地处蜀地，他们收稿很多具有地方特色，所以很多稿子大家可能写得还不错，但不符合该刊物风格，所以未予采用！《成都师范学院学报》创刊于1985年，是成都师范学院主办的学术月刊，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数字化期刊群”“维普资讯”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以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获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刊扩展期刊、RCCSE中国准核心学术期刊（B+）、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全国教育院校名刊、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期刊等荣誉。本刊主要聚焦教育学科领域具有原创性、前沿性、学术性和探索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来稿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能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稿件字数须在8万字以上。本刊2022年重点选题包括：“双一流”建设与高教改革研究、思政教育与课程思政研究、新发展格局下的各类教育研究、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教育与乡村振兴研究、“双减”背景下的基础教育研究、早期教育与学前教育研究、教育心理学研究、“五育并举”、劳动教育、家庭教育等领域相关选题的研究。
《子夜》是茅盾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发表于1933年，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这是一部企图从正面展开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全貌并揭示出各个部分之间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的作品。 小说塑造了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等一系列具有个性特征和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作品把人物安置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通过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多侧面多层次地刻划人物性格，有血有肉，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吴荪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艺术典型。他精明强干，有雄心，敢冒险，兼并工厂不择手段，镇压工人冷酷无情，是一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铁腕人物。作品通过吴荪甫的遭遇命运和最后不得不走向破产的结局的描写，说明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依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且更加殖民地化了，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国民党政权统治下，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形象地驳斥了在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托派宣扬的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谬论。 《子夜》的重大成就显示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实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子夜》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现分析其中的几个特色 作品题材 《子夜》所概括的社会生活纷繁万状,事件如波,此起彼伏；场面如链,交叉出现；人物如星,忽闪忽逝,但整个人物事态的展开又条贯井然,纷而不乱《子夜》蛛网式的密集结构,表现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容,这种庞大结构所展示的组织人物与事件的办法之多,叙事角度的变化之繁,足以证明茅盾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对素材的驾驭能力《子夜》有五条重要线索贯穿始终；①以买办资本家赵伯韬,金融资本家杜竹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等人为代表的公债交易所中“多头”和“空头”的投机活动；②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军阀混战等影响下的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最后的彻底破产；③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怠工,罢工斗争；④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使吴老太爷仓皇出逃,曾沧海暴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美梦彻底破灭；⑤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新儒林外史”人物的空虚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寻求刺激的变态心理以及苦闷抑郁的精神状态等通过这五条重要线索,《子夜》试图概括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即包活城乡、工商、军政、劳资、新儒林人物及大家庭主仆关系等各个社会层面的生活图景 情节结构 《子夜》的情节结构,茅盾处理得相当成功的,各条线索齐头并进,中心突出,既相对独立,又纵横交织,使生活内容和众多的人物、事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像一座纵横交错又浑然一体的建筑群 完整概括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宏伟构思,茅盾是写历史画卷的大手笔,概括历史完整画卷的巨匠他的创作是艺术化的历史,历史化的艺术通观茅盾的作品,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复杂斗争,寻觅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倾向,各种代表心物的音容笑貌 茅盾创作《子夜》时,明确地提出要“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要以农村与都市的对比反映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正是出于对社会面貌整体把握的需要,他把吴荪甫设计成纱厂老板,因为这一角色便于“联系农村与都市” 《子夜》不仅顾及到社会空间上的全景展现,而且更注意社会结构的全景式表层模拟他把每一个都作为他所属的阶级的“标本”来塑造写出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角色特性像吴荪甫、赵伯韬、等不同类型的资本家,像吴老太爷、曾沧海、等不同特点的地主像李玉亭、范博文、等不同模式的知识分子,既是“单个人”,又都是带有特指意义的社会角色他们个人的命运、事实上反映了某一社会群类的基本状况 在进行大规模的全景式描写时,茅盾注意在具体的情节安排上虚实结合、远近结合,因为这样才能显示出作品的色彩与波澜,也才符合生活的实际 他以城市为近景,以农村为远景的布局,以光怪陆离的城市为主要的生活舞台,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谈论或政治形势的变化,起伏不断地引出农村这一条线索在围绕吴荪甫这个中心人物引出各种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时,采用不同的方法安排线索,形成虚实结合,疏密相间的布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茅盾与那些提笔一泻千里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这种阔大的构思,为我们贡献出《子夜》这样一部概括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的百科全书人物塑造 《子夜》中的人物塑造主要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塑造茅盾在人物塑造中,关注的不是人物的性格、命运、精神状态等,而是他们所体现的时代特色,是时代、阶级和政治思想斗争在人物身上所铭刻的烙印,是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性他笔下的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这种强烈的时代色彩,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是茅盾创造人物的根本原则 《子夜》之所以一发表就引起轰动,关键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吴荪甫这个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塑造过的民族资本家的人物典型,并以他为中心照亮了30年代整个上海的社会生活,照亮了在这里活动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的思想、性格、心理和命运,以及他们与历史纠葛的方方面面 吴荪甫生不逢时,在中国半殖民地的现实环境中雄心勃勃地企图发展民族工业,结果以破产的悲剧而告终茅盾一方面从政治上对个人物的阶级属性进行了深刻解剖,注意写出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毫不掩饰他在思想上的反动性,如骂共产党,搬兵镇压农民暴动等；但另一方面,茅盾对他的赞赏几乎不加掩饰,这个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即使倒台崩溃,也落得像个巨人,并因此而透出某些悲剧感他的悲剧是中国现代企业家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悲剧 吴荪甫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形象中出现得最早、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 茅盾塑造的人物,既是时代的、阶级的和一定思想倾向的代表,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他笔下的其他人们,如赵伯韬,静女士等都是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厚重的时代气息和自身鲜明的个性,构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艺术世界 真实准则 茅盾执著于现实人生,倾心于艺术的真实,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真实”永远是他的一条准则他对自然主义大加弘扬与倡导,并对与之相近的现实主义怀着虔诚的捍卫热情他力图避免当时文坛上的左倾机械论的通病生活实感正是茅盾最为关切的,在他看来,充实的生活,比正确的观念和纯熟的技术更重要 在茅盾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充分注意了生活的复杂性,尤其是注意了人及其关系的复杂性他在《子夜》的构思和搜集过程中反复调查研究,所以他对产业界、金融界的情况了然于胸,因而《子夜》能以生动的形象真实、细致地再现生活,在同一类作品中独领风骚 史诗性质 中国小说历来受到“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的深刻影响与渗透茅盾的《子夜》依然处在这两大传统互动的框架之中,一方面,茅盾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提供鲜明的、形象化的历史图景,深入地解释了30年代国内经济斗争、阶级斗争的现实,得出的是符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结论另一方面,茅盾也没有忘记“言志抒情”的“诗”的功能,他将个人的、感性的历史经验编织在对具体人物的塑造中,他在作品中寄予的人文反思、人道批评史诗性的现实主义创作有更大的规模与气势,反映一个历史时期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社会面貌,因而更能显示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 以《子夜》为起点的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大部分作品,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创作模式,一批作家开始认同和尝试这种创作模式,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社会现实,正面描写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人们称之为社会剖析小说30年代后,由茅盾所开创的这一种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渐渐地上升为主流,并在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高峰 《子夜》的艺术成就是最突出的,它以惊人的艺术力量表现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的矛盾与斗争,提出并回答当年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子夜》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第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作者对我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大贡献
本刊面向当代科学大发展、思想大解放，面向高教改革和腾飞，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教育科学进行综合性、多层次研究；曾发表有中科院院士对数学教育思想的研究论文和众多高影响学术论文；有全国诸多重点高校、科研机构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学术论文；期刊评价多项指标在国内教育院校类学报中名列前茅。
中日近代化改革之比较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 摘要：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起步相同，但结果迥异，其中原因很多。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是主要因素，领导人的因素一是不容忽视的，外部的列强对两国近代化进程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近二十年 中日 近代化 比较 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广泛展开的，在近代中外关系研究中是取得成果最多的一块，近二十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方面进行了大量论述。主要的论著有依田憙家著《近代日本与中国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等史学专著。论述的主要论文主要有，高旺著《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田毅鹏著《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董以山著《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刘越英著《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等。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5]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1〕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4]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二、传统和改革派的态度 从传统文化及改革派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来看，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由于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历史，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夷”，加上长期的出超，使统治者一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甚至资方的富裕也以来于中国。观念上的自大，一直束缚着统治阶层，改变现存的体制是难上加难。郭沫若曾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崇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文化为夷狄之邦。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然有它的固有文化，有外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些。” 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日本曾有过三次学习外来文化的高潮：一次是古代有选择地吸收我国古代文化、技术和政治制度，却没有完全“汉化”；一次是近代向西方学习，从中吸收和引进了近代文化思想与科技，但并没有完全“西化”；一次是二战后全面引进和吸收以美国文化思想和科技、制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和科技，但仍然未“美化”。[袁艳、胡汉昌：《中日近代化之制度模仿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vol57〕过去，日本一直都是以中国为师的，同时也从朝鲜、印度学到不少东西，幕府时期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仍从荷兰等国学到一些新知识，并形成了要求革新的“兰学”派，兰学家们主张学习西方制度的理论成了明治维新的舆论准备。[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1] 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为英国所败，1853年，美国佩理舰队打开了日本大门，日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直被日本人作为楷模的中国居然被西洋的船坚炮利所破，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先进文化伴随这殖民主义在古老的中国面前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廖丹青《试论近代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差异》]自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技术迅速被幕府和诸藩所引进。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为日本关注，并逐步引进吸收。 两国的文化传统对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西方诸国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时，中日等国东方国家要从封建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唯一途径进是吸收西方文化。因此，对西方文化吸取的方式，吸取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两国的现代化进程。 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历程来看，日本大致经理了“南蛮时期”（1543-1639）；“锁国时期”（1639-1720）；“兰学时期”（1720-1861）；“洋学时期”（1861-年以后）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是日本向西方学习层层推进的进程，其文化一步步西化，国内各阶层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6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消费品、文化传到日本，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引进西方的新科技，发展对外贸易，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于是西方问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热心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而中国只出现过向西方学习的高潮，而高潮之外的时期出现了文化学习的中断。[田毅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世界史地研究比较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第3辑]因此，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不连续而且不系统，受到影响的阶层也基本上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统治者由于传统的文化观，对西方较为“漠视”，而下层人民往往对统治者有盲从的习惯，对后来的历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阻碍。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属于“部分摄取型”，日本的“和魂洋才”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在坚持传统、学习西方上是相同的。但“和魂”强调的是精神上的“民族性”，而“中体”所体现的是封建制度，这也就限制了两国所能学习的内容。同样的形式大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田毅鹏：《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世界历史，3] 三、改革中的比较 在19世纪后办期，中日两国都大力推进了工业化政策。但其结果是，日本在9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20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却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进而在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前，增强了其半殖民地的程度。[依田憙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化文明中的制度、精神越来越成为日本人关注的对象。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政策、人文社会学说的倾向也日益增强。到了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从物质、制度、精神各阶层全面吸收西方。在政治方面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内阁制，由在国会里获得多数票的政党组成内阁；经济上建立西方现代化的银行制度，引进西方的工厂和企业制度；军事上，政府聘请德国陆军教官来教导日本军队，军队从原来的属于割地贵族变成属于国家；教育方面推行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袁艳、胡汉昌：《中日近代之制度模仿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vol57]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等改革也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对封建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上起了一顶的积极作用。然而最终都归于失败。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加强中央集权。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5]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 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5] 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罗肇前：《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原因》，史学月刊6] 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 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 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0页] （四）教育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6]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四、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5]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2]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 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1]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4] 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4] 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他们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化思想的启蒙，并对本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