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道家。也许有人会怀疑是法家，但是如果要精确的说，中国的法治几乎从来没有法家思想在其中。多半是站在儒家学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而我们现在都还在拜孔夫子，都还在读文化教材，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儒家对中国人的影响。至於道家呢？为什麼选儒家与道家，这个要一起解释。因为中国文人同样也参与政治，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们，在政治的浮沈之中，通常会有两个选择：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受到重用，就想办法用儒家方式经世纪民，民胞物与；如果被贬谪在外，那麼便以道家（或佛家）的思想为精神主轴，思考人生真正的意义。这种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想法，是比较消极的，也是比较逃避的，但是面对被皇帝遗弃（贬谪）的痛苦，文人必须透过某些东西来调适自己，就像有人得了绝症然后信奉某个宗教是一样的，是精神上的依归。例子是很多的：苏东坡写过〈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面诠释以儒家思想去思考赏罚的问题，这个是中国的法律精神，所以中国自秦汉以后的法治，应该都属於儒家的系统。但是当苏轼被贬谪黄州的时候，竟然写出前后〈赤壁赋〉这类的文章，充满了「出世」的思维，里面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想要归隐和舍弃的念头交杂，很显然就是道家思想。所以是儒家与道家，这是中国文人士与隐的两个抉择，也是巩固中国文人的心的两个主要精神。
“外儒内法”的传承研究《红楼梦》中的哲学思想研究“玄”与“禅”的比较研究……
最好写清明节的，因为那样会觉得你比较怀念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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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礼教与礼仪之邦之间的联系与背离；一下就想到这个了。“礼”和“乐”的思想绝对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在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我们自称礼仪之邦，很大程度上有以儒家这两个思想为约束的关系，但是礼仪之邦，还有很多更丰富的内涵的。另一方面，儒家的“礼”也和礼仪之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内涵上的相异和背离，有约束人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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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教化、抗拒被化，迎接自化的新时代 与其说中国文化是儒释道互补，不如说中国文化是儒法道互补。 儒家推崇教化，道家推崇自化，法家呢？虽然没有明确地说什么“化”，但我们按照名实相符的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给它一个“推崇被化”的名分。 所谓教化，就是通过宣传教育、强制灌输、表彰先进、营造氛围（包括屏蔽过滤）等软性手段，形成某种社会秩序。 所谓被化，就是通过暴力惩治、权势威慑、阴谋诡计、法律制度等硬性手段，形成某种社会秩序。 所谓自化，就是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选择、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反馈、自我约束、自我控制，形成某种社会秩序。 不管是教化、还是被化，或是自化，都有化混乱为秩序的含义，都是面对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局面，力图重建社会秩序的产物。 显然，无论是教化的软性手段还是被化的硬性手段，都是强势一方针对弱势一方的，所形成的社会秩序，也是由强势一方单方面主导的人为秩序。而道家的自化，由于是自我的安排，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主导和垄断，所以形成的社会秩序是非人为的自然秩序。 通过被化的手段，可以快速地形成某种社会秩序，而且这种社会秩序具有定向和理想化的特征，但这种社会秩序，不管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都因为是强加在民众身上的，违背了人的自然天性，所以会受到民众的不断反抗和抵制，同时强势一方也会由于利益冲突开始内耗，结果其运行效率会不断下降，即使有教化和宣传作为粉饰，最后也免不了崩溃和瓦解，造成治乱的不断循环。 通过自化的手段，虽然不能迅速形成社会秩序，而且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具有易变、非定向的特征，往往与人们的理想（主要是与知识分子的理想）相反，但这种社会秩序因为是在民众共同的努力下自然形成的，是社会各阶层天性和利益长期磨合的结果，如同遗传基因一样，具有广泛、长期、顽强的适应性。所以更加稳定、也更符合人类社会的自然天性。 从历史上看，因为结果和目的相似，教化和被化这两种手段很快结成天然的亲家，形成“内法外儒”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迎合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政治传统，成为了我国专制统治者最为青睐的治国方式。 道家的自化虽然不受专制统治者的青睐，但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和自身能力的局限性，我国的专制统治者不得不默认它的存在。对化外之民，听其自然，无为而治；对化内之民，虽然严加控制，但对宗教社团、家族社会、地方团体、商业行会，也本着“有利于教化”（其实是这些民间团体的自化）的思想，或者清净自定、无为而治，或者对其进行扶持和诱导，以便为我所用。于是，在“内法外儒”之外，还形成了“道家为补”的管理方式。 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组织手段的现代化，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教化和被化结合得更为牢固，其运用也更为纯熟。而道家的自化，则被斥为“消极无为”，成为了权势精英和知识精英竞相抛弃的对象。 可喜的是，今天，人们终于认识到了道家自化的重要性，民众不但厌弃了居高临下的宣传和教化，而且开始抗拒充满暴力压制和阴谋欺诈的被化。不管是“被自杀”、“被自愿”、“被代表”、“被捐款”，还是“被就业”、“被增长”、“被小康” ，都成为了民众申讨的对象。有人还这样问道：“被”时代来临，我们该如何应对？ 我们的回答是：“被”时代早就存在，只不过在这个民权逐渐高涨的时代里，它的存在才如此荒谬、才如此扎眼、才如此被人憎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唯有抛弃教化、抗拒被化，迎接自化的新时代，才能赢得自己的自由、幸福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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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多极文化中，西方欧美文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便是主要的两极，亦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换句话说，两者正由于处处相反，因而才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道两家各有自己的经典，互不相借，唯有《周易》成为两家共同祟尚之典籍，这里面有着深刻的道理。《易经》成书于两家形成之前，《易传》形成于两家出现之后，虽是儒生所著，却大量渗透着道家思想，如形而上之道，阴阳化生之理，无往不复之运，顺法天地之行，皆采自考学，此其一。《易传》用阴阳两大概念表示宇宙间两种基本的对立力量，阳表示正面、主导、进取、雄性；显露……，可以综合为阳刚之性；阴表示负面、被动、退守、雌性、深藏……，可以综合为阴柔之性。阳刚之性正是儒家的特性，阴柔之性正是道家的特性；儒家与道家的对立与互融正体现了阴阳的交感相推之道，所以才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此其二。我们用阴阳学说分析儒道关系，便会抓住问题的根本，一系列特征的对比就有了贯通一气的基础。 (1)孔老比较。孔子孟子是儒家的宗师和代表，老子庄子是道家的宗师和代表。孔孟作为儒家的圣贤，给后世树立了道德(在伦理意义上)大师的形象，具有完善的道德人格，以救 世安民为己任，富于理想，谆谆教人，死而后已。老庄作为道家的至人，给后世树立了智慧大师(老子)和艺术大师(庄子)的形象，具有高度的悟性相思维能力，以宁静淡泊为操守， 冷淡世情，向往自得，其于外物，顺乎自然而已。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老子说：“上善苦水”(八章)，孔子以山自比，老子以水自比，生动地表现了仁者与智者之异。山的形象巍峨雄壮，草木兽虫以之生，云雨风雷以之出，仁慈而伟大。水的形象柔顺而处下．善利万物而不争，绵绵不绝而攻坚强考莫之能胜，谦虚而深沉。山岭育养生物，静中有动，水势任其自流．动中有静。孔子乐山．老子乐水，孔子好静(化人以德不以力)，老于好动(因势利导不阏滞)，不亦宜乎。 (2)人性论比较。儒家人性论有孟子性善说，苟子性恶论，董仲舒性三品说，杨雄性善恶混说，程宋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说，陆王良知良能说等，其共同点是强调后天道德教化，认为无礼乐法度之修饰，人性不能臻于完美，如苟子所说，人性“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苟于·性恶》)，而正治的标准在于合乎宗法伦理。道家人性论有老庄人性恬谈朴素论，描康人性清高自适论，郭象人性自足安命论，《列子》人性任情肆欲论等，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自然天真，排除人工的雕琢和礼法的强制束缚，越是自发自成，越是纯真完美，如《庄子》所说；“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骈拇》)。儒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看到了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道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生理与心理属性，觉察到虚伪而繁烦的宗法伦理对人性的桎梏相对个性的摧残，皆有所得，亦皆有所偏。 (3)人生论比较。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己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达则兼善天厂，穷则独善其身，亦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告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图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透外物面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一和谐宁静的社会，相孺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之情为最高目标。或院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4)思维方法比较。锦道皆糟于辩证思维，看到矛盾的对立运动与转化。但儒家的辨证法尚刚主动员有，注意生命的基勃前进之轨迹，人则以自强不息为务，易于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道家的涝证法则尚柔主静贵无，善于觉察事物发展中的曲折、反复和否定因素，重视生命内在底蕴的积累培育，对于负面的作用，无形的重要，柔静的品性，有深刻的把握。儒家之历短，正是道家之所长。儒家的思维比较肋近现实人生，哲学的思考不离人伦日用；道家的思维弘通开阔，调想于天地之先、六合之外，探究于生死之际、是非之上，思辨性极强。所以儒学的社会道德学发达，道家的自然宇宙学发达．换一种方式说，儒家长于实学，迢家长于虚学。 (5)治国论比较。儒家强调有为，道家主张无为。儒家的治国有为是指：导之以镕，齐之以礼，和之以乐，辅之以法，任之以贤，使之以惠，如韩愈在《原道2中所说：“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这就是用宗法主义治国。它必然繁为礼、重为教。道家不然，其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毫无所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最后要达到皆有所为的目的，无为的要求只是；一不违背事物自然本性而强行妄为．二不违背公众意愿利益而膨胀私欲，三不违背和谐宁静生活而滋彰礼法。执政者所要做的事是“捕万物之自然”，让众人各得其所，白化自官。所以道家治国，政尚简易，君道俭约．臣道守职，少扰少今，让百姓休养生息，让社会保持安宁。按照儒家的主张，就要表形明君贤相忠臣孝子，以为天下式，按照道家的主张，只须守静以待，因顺自然，息事宁人。盂子提出“仁者无敌”的命题，4B览·贵因》提出“因则无敌”的命题，可以精辟概括儒道治国原则的不同。 (6)理论倾向比较。儒家学说的重心在社会人生．阐述如何做人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后者也是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发达，哲学、伦理、政治是三位一体的状态，而沦理决定着儒学的特色，故儒家哲学可称之为伦理型哲学。孔孟的仁学，苟子的礼学，两汉的经学，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以及明中叶以后兴起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无一不是围绕着内圣与外王、性情与礼教这两对基本矛盾而形成与演变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就是解决个体的修身如何与群体的社会事业相联系的问题；而性情与礼教的矛盾就是解决主体的人性如何与客体的道德规范相协调的问题。儒家不同学派处理这两对矛盾的方式与侧重点各有差别，但都把主体的道德修养作为处理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关键。道家学说也关注社会人生，但它的眼界早巳大大突破了社会人生的范围，面向大自然，面向整个宇宙，宇宙论、知识论比较发达，讲究天道，热爱自然，尊重物理，包容厂较多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对于人的探究，也能够着眼于人的生理结构与持征，提出有价值的卫生健身之道。儒家重养性，道家重养生。道家对于古代生理学的发展有独特的贡献。道家学说要处理的基本矛盾，是人与天的矛盾，这里的人指社会与个体，这里的天指人的生存环境与自然状态，道家倾向于法天以成人道，反对用巧以违天道，其出发点在自然天迢，故道家哲学可以称之为自然型哲学。儒道两家皆以天人台一为最高精神境界，但儒家是以人道推论天道，将天道融入人道，道家是以天道推论人道，将人道融入天迢，形似而实异。 (7)气质与风度比较。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这是屑于整体的综合性的无形的精神风貌上助差异。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再具体点说，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惧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如贺鳞先生所说：“凡事皆能棺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便可谓为‘曲践乎仁义’、6A容手中道’，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了。”(《文化与人生》13页)古者有“儒风”、“儒士”、“捕雅”、“儒吏”、“儒臣”、“儒将”、“儒医”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抵、风度湿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内敛 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虚杯若谷、超然自得、从容深沉、高举远幕、留恋山水等，如贺龋先生所说：“我们发现老庄思想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逞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宾返朴，羡慕赤子曼儿式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绍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同上书169页)用语不多，生动勾画出道家人物的风貌。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道体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选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立的两极，因而可以互通有无、双向吸收，两家又是在中国这块共同的文化土壤上发育生长，有着相依沟通的基础。儒道之间的统一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思想观点上的共同性。儒道皆认为天人是一体的，人类来源于自然，又以自然为生存的依托，两者息息相关连，人应当爱护自然环境和资源．不可破坏天人的合谐，还要“资天地之化育”(儒)，‘辅万构之自然”(道)。在人际关系上，格道皆反对纷争对抗，主张和睦共处，“和为贵”(儒)，“安其居”(道)，“善战者跟上刑”(儒)，“夫兵者不祥之器”(道)。在人生态度上，儒道皆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提高，反对沉缅于物欲私利之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儒)，“圣人被褐而钎玉”(道)。在治国问题上，儒道都反对君主专制独裁，反对暴政，重视民心的向背，“民为贵”、“保民而王”〔儒)，“以百姓心为心”(道)。在真善美的追求上，懦道都希望达到三者的高度统一，并特别强调要格求真知的过程变成人生乐趣，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儒)，疤丁解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午，乃中经首之会”(道)。在辩证思维方面，儒疽都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与转化，主张随时调整矛盾关系，以保持统一体的适中和谐，避免向极端偏落，“时中”、“过犹不及”(儒)，“守中”、“去甚去奢去泰”(道)。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儒道都不热心于鬼神祭艳，而与之保持距离，“敬鬼神而远之”(桶)，“以道苍天下，其鬼不神”(道)。在对待阴阳五行学说的态度上，儒道皆借取之而为宇宙论的基石，o一阴一阳之为道”(儒)，“阴阳合而万物生”(道)。等等。上述共同点说明儒道两家并非处处对立，它们有着共同的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共性。 第二，学说内容上的互渗性。筋道两家皆以“我”为主，同时吸收改造对方若干成分，纳入自己体系之中。早期满学中期已经渗入道家成分，如孔子称赞舜“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对于自己的前途，作了伸卷随时的打算，“用之则行，舍之则蘸”(《论语·述而》)，“隐居以求其志”(8论语·季氏》)。汉代格学开始大量吸收道家学说，如扬雄的太玄之学借置于老学，王充的古文经学融治了黄者之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南方的儒家经学有以考庄注解五经的风尚，何县的《论语集注》和皇侃的《论语义疏》便是代表。唐初《五经正义》中，魏晋玄学家何县的《论语》注本，王拐、韩康伯的《周易》注本，都铰镇定为标准本。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推祟形而上之迟，防王心学推祟自然本心，皆以本体与功夫的合一为目越，其受启于道家哲学亦不为少。再看道家，先案老庄之学排击儒学．然 而老学之“爱民治国”，庄学之“安然顺命”，末始不接受格学的影响。秦汉以后，道家主流派转而肯定宗法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不改变自身基调的前提下，对于儒学公开予以接纳，如《淮南于》就是以老庄之学为哲学基础，博采桶、法、阴阳各家思想而成书的．书中大量引证儒典，《主术训》、《犯论训》、《泰族训》数篇，宣扬以仁为经，以义为纪．以礼乐化民成俗。魏晋玄学更兼综道儒，以孔子为圣人，王田郭象皆以扶树名教为己任。在宗法等级社会的中国，道家不与纲常名教作必要的妥协和贯通，简直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因而它与宗法夫义学说一一儒学携手并进即不足为怪。可以说，道家补充了儒学短于形而上本体之学的缺陷，儒学补足了道家漠视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偏失。我们说“儒家精神”、“道家精神”是就各自的主要、独特成分而言，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概括，若说到具体的儒家学撅， 都多少有着道家精神，具体的道家学派则多少具有儒家精神，都不那么纯粹。玄学使道家更接近于儒家，道学使儒家更接近于道家。越到后朔，儒道的互渗性越强。儒迟合流，彼此推扬．推动着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展。 第三，文化全局上的共建性。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三大箱神支柱，即儒、释、道(道家和道教)。三者之中，儒学是主于，释、道是辅翼。释道情形又有不同；道家是儒家的主要对立面，同时又是历家的主要补益者，与儒家相表里，相始终；佛教和道教是儒家在一定阶段和某些领域中的辅翼者与竞争对手，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普渗性比不上道家。中国传统文化暂时离开佛教道教，可以不失其本色，离开儒家或道家就不成其为中国传统文化。捕学在人生哲学、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学、典制礼仪、历史学、文献学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贡献，为古代社会所不可缺少。道家在宇宙论、理性方法、美学、自然哲学、批判精神、军事辩证法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员献。缺少了道家，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失衡，倾斜，变成狭随的层次极不完备的文化。中国封建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从思想文化上说，固然有赖于儒家对纲常名教的扶树，同时也得益于道家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使得社会机体有较大的弹性和韧性，再加上佛教和道教，形成文化的多元结构相丰富多采，人们可以在因迟时有多种选择的人生之路，以宽容的氛围缓解专制主义淫威对矛盾的激化。从而减少社会的大展动大毁坏。 第四，修习信仰上的兼容性。儒道两窄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统和严守门户的本派学者，但两家并不禁止本摄学者祟信对方学说，所以历史上儒道兼修的学者是很多的。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孔子)，“殊途同归”(《周易大传》)，道家主张“容乃公”[老子)、“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在信仰上都颇为宽厚。由此之故，汉以后儒道合流末受大阻，汉末魏晋以后儒释道合流更成风气。前已提到，扬维、王充兼修儒道，王两、郭象共祟儒经老庄。南北朝时期三教兼修之风更盛，南齐张融兼信三教，死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9(《南齐书·张融传》)；梁武帝深通儒道佛，主张三教会同；北魏孝文帝于“《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善谈庄老，尤秸释义”(《魏书·高祖纪》)，大儒沈重入北用后．讲三教义，各教人士都前来听讲(《局书·桶林》)。唐代的文化政策是三教并奖，士大夫纷起响应，或兼修儒佛，或俱信佛老，僧人亦同此风。华严五祖宗密说：“孔；老、择边，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原人论》)。有些儒者和佛憎排击道教，但倩通道家。宋元明时期，倡导三教会同最得力者为佛教道教。宋孤山智圆说；“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望乃通”(《闲居编》)，明释祖清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 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金元之际在北方形成的全真道，高唱三教归一。t性命圭旨》把三教归纳为心性之学，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佛曰明心见性，其义理是相通的。在儒、释、道三家四学之中，儒家、佛教、道教的门户意识较为强烈，讲师承，论世系，相比而言，道家的心胸更为博大宏远一些，包容精神更强烈一些，在文化上一贯主张兼容并包、博采众长，e8氏春秋·不二》、《庄子·天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淮南子》可作为代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许多士大夫随着境遇的变化其信仰重心在格道两家中摆动；得意时信儒家、失意时倍道家，在朗时信儒家，在野时信道家。达则兼善天下，救世治国需要儒家学问；穷则独善其身，远祸求慰需要道家学问。顾境里从儒学吸取舅进的力量，逆境里从道家寻找安抚心灵的妙药，精神皆有所归拢和寄托，因而增强了知识分子对挫拆、迫害的承受能力。道家的清静，再加上佛教的破执，使人在人事的纠纷和现实的利害面前看得开放得下，减少了许多烦恼和痛苦，遇到惨烈事变，精神不容易崩溃。这大概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追随孔盂的同时不愿放弃者庄和释迎的原因。
儒家与道家。也许有人会怀疑是法家，但是如果要精确的说，中国的法治几乎从来没有法家思想在其中。多半是站在儒家学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而我们现在都还在拜孔夫子，都还在读文化教材，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儒家对中国人的影响。至於道家呢？为什麼选儒家与道家，这个要一起解释。因为中国文人同样也参与政治，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们，在政治的浮沈之中，通常会有两个选择：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受到重用，就想办法用儒家方式经世纪民，民胞物与；如果被贬谪在外，那麼便以道家（或佛家）的思想为精神主轴，思考人生真正的意义。这种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想法，是比较消极的，也是比较逃避的，但是面对被皇帝遗弃（贬谪）的痛苦，文人必须透过某些东西来调适自己，就像有人得了绝症然后信奉某个宗教是一样的，是精神上的依归。例子是很多的：苏东坡写过〈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面诠释以儒家思想去思考赏罚的问题，这个是中国的法律精神，所以中国自秦汉以后的法治，应该都属於儒家的系统。但是当苏轼被贬谪黄州的时候，竟然写出前后〈赤壁赋〉这类的文章，充满了「出世」的思维，里面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想要归隐和舍弃的念头交杂，很显然就是道家思想。所以是儒家与道家，这是中国文人士与隐的两个抉择，也是巩固中国文人的心的两个主要精神。
里面有三篇道家思想的两篇作文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在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摘要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传统文化的两个学派，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在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儒家和道家思想中所包含的人生哲学做出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在我们当代思想和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中，儒家精神和道家精神就像两枝鲜艳的花朵，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竞相开放。它们用各自的姿态相互衬托，相互对立又相互吸引，在辩证统一中得以发展，并对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最根本的区别在对世界的认识上，道家认为大道是恍兮惚兮幽暗难明的，很难被人们（包括圣人）完全认识清楚，所以人们只能任物自化，靠万物和万民的自化无为无不为；而儒家认为圣人是全知全能的，他们完全掌握着真理，靠着他们的教化（和道家的自化形成鲜明对比），君主就可以成为明君，老百姓就可以各就其位，社会就会进入完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