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写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和谐社会的创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种种社会系统的变迁——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都构成了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不同图景，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我们的社会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文化教育既要传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成果，又要结合现代社会的客观情况。大学生是社会上极其特殊的一个群体，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离不开大学生的积极参与。传统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并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延伸，传统文化教育和大学生认知的关系也必然是丰富的，复杂的，不断变化发展的。 本课题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发放问卷300份，回收300份，发放对象为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上海市高校在校大学生。 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当代大学生认知的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而大学生作为社会上最富有朝气、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群体，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往往影响着社会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求当代大学生要具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较高的道德素质，这就要求大学生要不断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通过调查，从总体上来看，大学生都肯定传统文化在社会的影响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但是，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大学生肯定传统文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 当代大学生，基本上成长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从整体上看，他们较之父辈拥有相对充裕的物质条件、多元的价值取向和多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统文化在他们的认识和观念中也逐渐被淡化。但是，总体上大学生还是肯定传统文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 大学生认为，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教育在社会上有一定的认知程度及影响力。数据显示，认为认知程度“很高”的有1%；认为“一般”的最多，有30%；而认为“很低”的只有6%。在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进行评价时，选择“比较大”的比例（37%）最多。 调查发现，大学生普遍认为有必要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其中，认为“十分必要”的占41%，位居第一位；认为“有必要”的占39%，位居第二位。在“大学生是否会主动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问题上，有50%的同学表示“肯定会学习”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有30%的同学表示“也许会学习”。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洗涤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将走向何方？为此，我们调查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与全球化关系的认识。结果显示，大学生总体上对传统文化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选择“全球化与传统文化并行不悖”的有7%，位居第一位，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会保持自身的内涵，与全球化的发展并不矛盾。还有20%的学生认为“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洗礼下将会完成转变”，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适应全球化的形势，吸取百家之长，去其糟粕，实现合理的转变。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4%的学生认为“全球化将导致传统文化衰微”。 （二）课堂教育是大学生获得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主要途径，但效果不尽如人意 大学生获得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途径和方式很多，如课堂教育、课外阅读、媒体、课外辅导和课外活动等。但最主要的途径还是课堂教育，获选率高达1%。我们认为，这与中学教育有很大关系。在中学时代，作为承载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教育的语文课和历史课是学生的必修课，因此许多学生通过学校的课堂教育获得了大量的此类知识。调查同时显示，课外阅读、媒体等选项也占了一定的比例，这与近年来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和课堂教育改革有很大的关系。在新一轮的课堂教学改革中，加大了对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使学生能有充分的时间来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另外，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广大学生的视野也有了很大的开阔，他们可以在网上获得相关知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选择“课外辅导”的比例很低，这可能与现行的考试制度有很大的关系，许多学生会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用在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课的学习中，还会请家教老师进行课外辅导，但对历史课等其它课程的学习却是忽视的。 虽然课堂教育是获取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主要途径，但从调查结果看，这种方式的效果却不尽人意。我们选取了三个历史典故——“闻鸡起舞”、“投笔从戎”、“三顾茅庐”进行调查，有5%的同学仅仅是“了解一些”，还有%的同学甚至“不了解”。 我们还就大学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进行了调查。以“对武则天评价”为例），选择“没考虑过此问题”和“不清楚的”分别为15%和17%，“完全否定”的占16%，“完全肯定”的占20%，而选择“功过参半”的占31%。由此可以看出，在对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评价方面，大学生主观性比较明显，客观性和理性化有待提高，这是思维和认知不成熟的表现，同时与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也有关系。社会环境日益多元化，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使他们对历史的关注越来越少，再加上一些以历史题材为主的影视剧对历史真相叙述的误差，也对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没有与自身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 调查发现，大多数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感兴趣，只有5%的人“不感兴趣”或者“完全没有兴趣”。这就为对大学生更好地开展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教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引导大学生将这种兴趣化作动力，去自觉地接受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教育，以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我们选择了传统文化典籍（以四大文学名著为例）、传统礼仪道德和传统文化艺术（以戏曲为例）等三个方面来了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兴趣。 对四大文学名著，“都没有看过”和“没有看过并且也不打算看”的受访者共计5%，而“多次看过”、“都看过”和“看过其中一两部”的比例分别有7%、5%、8%。这说明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典籍还是有较大兴趣，这很大程度上与大学生所接受的语文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在语文教育中，有许多课文都出自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中。 在大学生对传统礼仪道德认知的调查中，“自小耳濡目染”和“课外书上看过”的受访者分别占38%和40%，这一方面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日常交往中时时处处都受到中国传统礼仪道德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对形成这种观念也有很大的作用。但也有7%的人认为这是过时的东西，还有15%的人对其难以判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传统的礼仪道德也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继承中创新。 在对传统文化艺术（以戏曲为例）的调查中，有2%的大学生对戏曲不感兴趣，非常喜欢和非常讨厌的人都不多，分别占0%和5。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时代的急剧变迁，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表现形式和手法较慢的戏曲已经难以与此相适应；二是文艺创作的形式和空间不断扩大，新的时尚艺术形式尤其是流行歌曲、舞蹈等更为广大青年人所喜爱，更适合他们的口味；三是社会的多元化使广大的大学生心理需求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这也会使他们对传统的戏曲艺术有一定的排斥心理。 总体来看，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是有兴趣的，但这种兴趣没有与自身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没有把兴趣内化为行动。调查显示，40%的大学生认为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帮助一般”，认为“帮助很大”和“帮助比较大”的分别只有6%和4%，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与国家提倡对大学生开展人文教育，提高其自身的内在素质的初衷不相符。 三、对策建议 当代思想家任继愈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国家兴亡之学，民族盛衰之学”，必须重视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工作，发挥其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加强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大众化教育是提高全民历史意识，弘扬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举措，也是现代化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要改变全社会轻视传统文化的风气 一种文化形式得以保存不能离开人民大众这片广阔而厚重的土壤，在民众的关注下形成的文化环境是传统文化得以薪火传承的最重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首先，传统文化教育与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密不可分。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共同发展，而历史感、历史知识、历史智慧是精神文明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师承文化传统，创造民族文化的现代形态，并传承给民族的将来，这是教育的使命，责无旁贷。其次，培育民族精神离不开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人们从长期实际生活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中华民族能几千年生存发展、没有中断而在今天又能重新复兴的重要原因，要培养国民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就必须藉由历史教育。再次，综合国力的竞争也与历史教育有关。文化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注意保持并努力发展文化的民族性，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合理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资源，轻视传统文化，势必难以培养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因此，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历史文化教育，使公众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在全社会形成重视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风气。 第二，传统文化教育和历史教育的形式亟待改革 从目前我国的历史教育教学形式来看，缺乏大众化的历史教育是导致社会文化氛围薄弱的重要原因，目前历史教育的研究状况是：学校历史教育谈得多，社会历史教育谈得少；中小学历史教育谈得多，其他层面的历史教育谈得少；实践问题谈得多，理论问题谈得少；提出批评的问题多，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少。因此有必要加快历史教学改革的步伐，推动历史教育的大众化水平。首先应加快中学历史教材编写改革，增加能激起学生学习兴趣、紧密结合社会现实的内容，尽量呈现生动的史实，避免过多的结论，避免将中学历史教材变成大学历史教材的压缩本，使之更适合学生的思维特点、学习特点和时代要求。其次教学方式多样化，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历史实物材料，将理论环节和实践环节结合起来，并改革考试方式，使之与历史教育的育人目的结合起来。此外，还可以设立历史教育专项课题研究项目，并对有关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行、推广应用提供必要的条件，重视学校教育系统与社会教育系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推动历史教育工作的制度化建设。 第三，注重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 从制度上对传统文化加以保护有助于增强公民和政府部门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感，能够提高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促进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在我国，长期存在着对自然科学成果和人文科学成果的重视程度不一，对人文知识的普及贡献更是缺乏相应的提倡和奖励，这严重挫伤了许多人文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社会文化氛围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可以考虑设立专项基金给予传统文化普及成果以恰当的评价，并将其与其他科研成果等同视之，使普及工作者的努力得到承认，从而激发他们做好工作的积极性。为保证普及成果的质量，应将其评估事宜交由科研部门管理。此外，还应当重视传统文化在民间的生存状态，给予民间文化艺术表演者以物质上的保障，同时通过适度市场化的运作使他们获得一定回报。物质生活提高了，将有助于他们安心坚守这块阵地并吸引新生力量的加入，进行传统文化的创新，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第四，重视传媒在弘扬优良传统文化、传播历史知识中的作用 在社会公共舆论的领域内，要鼓励电视、电影、报纸等传媒严肃地、有责任感地负起推进传统文化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责任。为避免媒体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社会责任，应加强文化界对它们的批评和监督机制。 第五，大学生应更加全面地塑造自己成才 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趋势表明，单纯的技术型、经济型人才已经不是适应社会发展的综合型人才，文明的前进呼吁更多不仅具有专项技能，同时更具备良好的道德、文化修养的高素质人才，如果连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都不知道，不仅仅会闹笑话和犯简单的错误，甚至对国家的荣誉及形象也会带来损失。清末文人龚自珍曾说：“灭其国不如先灭其史。”可见历史对一个国家来说有多么重要。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应该努力学习人文知识，自觉吸收传统文化精髓，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更加全面地塑造自己成才。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也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但是现在不少人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文化遗产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还安安稳稳地存在着，甚至是发展着，不管是令人欣喜地还是令人讨厌地。所以我们会同时听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和“走向开放的中国仍然面临铲除封建主义的重任”的声音。可是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说法的共同前提，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生生的存在，几乎快要消失了。
那你直接去找下（社会科学前沿）上的文献吧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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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一直都很热衷，但是我最喜欢的要算中国结了，中国结精致喜庆，让我觉得爱不释手手。中国结是一种装饰手工艺品，也是一种中国民间艺术形式。它是用一根根五彩的丝线编织成的。别看这小小的中国结，它可是一种非常潮流的艺术品，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它。它可以做为汽车挂件，室内挂件。。。。。。也可以编织成手链，腰带，戒指。。。。。。带在身上非常漂亮。特别在过新年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挂着中国结。因为它为主人祈福来年的平安富贵，也体现着主人的不同审美观念。中国结有很多不同的名字，有盘长结，吉祥结，如意结。。。。。吉祥结一般装饰在扇子上，代表大吉大利，吉人天相。如意结一般装饰在玉佩上，代表称心如意，万事吉祥。中国结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代表着中国几千年文明，我喜欢中国结，希望中国结可以继续给人们带来喜庆吉祥!
话说，我也要啊，周六就要交撒。你给我一篇，我给你悬赏50分……
当今，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要求大学生尽快成才。大学生能否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才，能否为社会发展作出自身应有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责任的履行。 一、大学生的责任 责任是对承担一定角色的人所应当担负的任务、职责、使命等方面的规定。人所承担的角色不同，责任也就不同，责任总是与人的角色紧密相连。大学生的责任就是从大学生作为一个特定的责任主体出发，分析他们行为的价值取向，引导他们关注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起自己所应尽的责任、从而形成自觉的责任意识的一种理论形式。大学生尚未走向社会，许多方面尚未定型，所以大学生的责任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责任或者说是向未来敞开的责任，因而大学生的责任更多地所表达的就是国家、社会对大学生一种社会使命或历史任务的期许和引导。 从伦理的角度来审视，大学生应当从如下维度来关注自己行为的价值取向：关心国事、关心民生、关心家庭、关爱自身、关心自然。 二、大学生的责任现状 (一)责任意识淡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的个性独立化程度越来越高，加之不良的社会风气使社会失去了过去那种强大的凝聚力，权力金钱化现象也使人们对社会的离心力逐渐增大，个人只要权利，不要责任、义务，这对大学生的影响是必然的也是严重的。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有89．3％的学生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是“为自己”，在人生奋斗目标上表现出日益增强的个人意识逐步取代了整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社会责任感淡漠已渐成必然，突出表现为“无兴趣、无所谓、无意义”的“三无’现象。第一、“无兴趣”。即有些大学生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没有劲，表现在行动中就是情绪冷漠、消极，情感萎顿、空虚，整天无精打采、懒洋洋的。第二、“无所谓”。就是学习无所谓，工作无所谓，成功无所谓，失败无所谓，赞扬无所谓，批评无所谓。一切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虚无主义态度。第三、“无意义”。有些学生似乎看破了红尘，将社会发生的一切都看成是“演戏”，将人们的活动都看成争名夺利，因而对他人、对社会都看得很黑、很阴暗，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毫无意义，心态渐渐变得冷漠起来，严重者则走上出家乃至轻生的道路。 (二)人生价值错位 人生的价值取向是贯穿于人生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个人价值评价和选择的倾向性，主要取决于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关系。由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调整和变革，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价值主体日益由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化，从注重理想到更多地注重现实和功利、从无私奉献或奉献与索取并重到更多地注重金钱的价值、感官的享受，淡化了社会责任和集体观念。具体表现在：一是重个人利益，轻集体利益。目前，有一部分大学生只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忽视社会需要，更有甚者以牺牲集体利益来获取个人利益。更多的大学生表现为关注自身发展和现时利益，如获得奖学金、困难补助、评先评优、入党、担任主要学生干部等等，而很少关心他人、集体和社会，且对别人的要求十分苛刻。二是重物质享受，轻精神追求。大学生中对物质生活和个人需要过分看重，对精神生活和集体事业普遍冷淡，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学习目标短浅，缺乏远大志向，学习目的功利化，在就业选择时，以单位所在地、经济待遇、工作环境等作为重要条件。三是重索取，轻奉献。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过分强调权利强调所得，而忽视责任忽视奉献，他们不再赞赏只讲耕耘、不问收获的观念，而把工作的付出和取得视为等价。捞党票，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就业；当学生干部，是为了给自己积聚资本；获得奖学金，只认为是自己努力所得。只愿从社会、集体中索取，只要求他人、群体、社会对自己负责，奉行利己主义；而不讲奉献、不愿为他人、群体、社会负责，没有履行自己责任、义务的自觉意识。四是感情冷漠、极端自私、以自我为中心。大约有占大学生总人数6．5％的学生暴露出的首先是个体的感情冷漠、极端自私，责任意识淡漠。 (三)道德缺失 在公共生活中，文明礼貌、说话和气、待人热情、自觉维护公共秩序等道德行为和伦理规范，会令人满意并受到赞扬。但有少数大学生连起码的社会公德都没有。一是表现在伦理道德方面的某些缺陷。比如，在校内反映在：教室垃圾视而不见、墙上脚印无故出现、桌上涂写、图书撕页、购饭插队、水电浪费等缺乏文明的倾向；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乘车无序、待人无礼、随心所欲、自私自利等社会公德的缺失行为。也有的大学生明哲保身，面对他人不文明的行为往往不闻不问、熟视无睹、甚至见怪不怪。二是表现在法纪规范方面的意识不够。譬如大学生刘海洋公园硫酸泼熊事件，曾一度引起社会轰动和高校反思。三是在道德信仰上，一些大学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迷失了自我，信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人生信条，为谋求金钱和私利不择手段，损害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甚至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四是心理耐受力、意志力、抗挫折能力较低，不能正视人生矛盾，无力排除人生困境。自杀和伤人事件并不罕见，缺乏健康、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 (四)行为失范 大学生的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日常行为失范。不遵守公共秩序、不爱护公物、出言不逊、恶语伤人、失礼不道歉、与异性交往缺乏分寸等等。二是学术行为失范。有的大学生混文凭、信奉“60分万岁”，把许多宝贵的时间消磨在吃喝玩乐之中；考试舞弊、科研造假、抄袭论文等现象已严重影响到大学生的声誉和发展。三是就业行为失范。有的大学生一切以个人的得失为出发点：如少数大学毕业生毁约现象，在职业选择上不愿意从事收入较低、条件艰苦的工作：甚至为了博得用人单位的好感，昧着良心制造假证书、编造成绩单。四是网络行为失范。部分学生沉溺网络之中，废寝忘食，甚至忘记上课、考试，导致学业荒废。五是竞争行为失范。有些大学生缺少良好的竞争风范甚至无视校纪校规。 总之，由于大学生自身责任感的缺失，对社会义务和责任存在一种淡漠态度，一方面导致自我评价降低，缺乏信心、勇气，学习自觉性差，不要求上进；另一方面导致社会信任度降低，近年来，许多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人才质量纷纷提出质疑，纷纷批评大学毕业生在高校没有学会做人，如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感；不会合作，欠缺团队精神；缺少学习的动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等等。 三、大学生责任的道德引颁 (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来说，爱国主义就是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民族利益为先，具有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应当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大力宣传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们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二是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许多优良的道德传统值得继承发扬，大学生要深入学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明确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将传统优良品质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三是要注重历史教育，引导大学生了解中国的国情。只有铭记历史，记住封闭、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把改革开放视为己任，树立赶超意识，振奋民族精神，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二)坚持养成教育 对大学生进行道德习惯养成教育，也就是要逐渐培养大学生守规矩的良好习惯，是对大学生开展责任教育的重要环节。一旦养成了良好行为习惯、责任习惯，大学生就能够做好本职工作，产生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目前，一些大学校园里的不文明行为，虽不成气候，但却严重影响当代大学生的整体形象，因此，大学生应加强道德行为习惯训练，提高文明素养，树立大学生的良好形象。第一，大学生必须以公民道德建设为己任，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既对自己也对别人负责，犯错时不推诿、不找借口，要敢于承担责任：要讲诚信、重承诺，不能说话不算数；要尊师崇道和关爱身边的人与事物；对人要有礼貌，要文明修身，谦虚谨慎，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积极参与和管理校园的各级各类活动，在承担责任中锻炼自己，养成大处着眼、小事着手的思维方法，“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第三，树立节约意识，从小处着手，从小事做起——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度电、节约一滴水、节约一滴油、节约一粒米、节约一块煤，要养成“饭菜不剩、钱不乱花”的好习惯，培养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切不可舍“小”求“大”。 (三)深化实践教育 在大学教育中，大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技能，也不仅仅要具有承担责任、奉献社会的意识和品质，还应采取措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技能力所能及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大学生承担责任的落脚点就是要运用所学所知，即学以致用。社会实践活动是在校大学生承担责任、奉献社会的途径，也是磨炼意志、砥砺品格的重要条件，团中央16号文件明确提出，社会实践对于增强大学生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践使大学生了解国情、社情、民意，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和体会，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服务群众，锤炼出敬业、奉献、爱民、亲民的优良品格；也使大学生能进一步树立孝敬、友善、勤劳的传统美德。大学生通过实践教育，还可校正价值观，找到社会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结合点，在实践中校正就业、服务理念。 (四)强化榜样示范作用 榜样是人们模仿的对象，榜样教育的效果是通过向榜样学习而实现的，这种学习主要是靠大学生个人对榜样行为的模仿，从而转化为自觉、自愿、自发的自我行为。第一，“感动中国”的人物、道德楷模、抗冰抗洪英雄等等，是青年大学生最崇敬的榜样，先进典型的道德力量和伦理精神，使大学生不仅学到了优良的精神品质，更重要的是可以由人及己，体会人生真义，发掘自身的道德潜能，自强自立，积极进取，无私奉献。第二，家长和教师，是青年大学生最接近的榜样。勤劳善良的家长是青年学生最先模仿的对象，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不仅在于养，更在于育；爱岗敬业、严谨治学的教师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对青年学生起着感化、熏陶和示范的作用。第三，青年学子中的优秀典型，如“三好学生”、“自强之星”等，都是青年学生最熟悉的榜样。这些榜样跟青年大学生生活在一起，年龄相近，经历相同，有共同的语言，具有强烈的可比性，容易激发大学生的上进心。 (五)突出艰苦奋斗教育 邓小平同志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今天提倡艰苦奋斗，并不是要我们再去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菜、穿草鞋。艰苦奋斗首先是指在思想上、工作上和学习上要有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自觉抵制各种奢靡之风，增强艰苦创业的意识。其次，当代大学生要有正确的消费观念，抑奢少费，崇俭守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提倡艰苦奋斗，大兴勤劳节俭之风，人人奋发努力，个个勇于负责，才能生生不息，蓬勃发展。据调查，湖南某高校学生月消费一般在400---600元之间，月消费在iooo元以上的约占18．2％，消费在3000元左右的竟达4．1％，大学生还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主要经济来源还是来自父母的供给，要培养他们的节俭观念，教育他们消费要恰到好处，不能攀比、更不能挥霍、浪费。艰苦奋斗是当代大学生成才的必由之路，当代大学生要真正担负起振兴中华的责任，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勇气是不行的。 青年大学生只有牢记使命高于生命，责任重于泰山，具备良好的责任意识和伦理品质，培养德性，把个性的发展与社会要求联系起来，使自己的成才目标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振兴祖国、强国富民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提高个人修养，使学业、德业得到不断更新，“德”才不会苍白，“育”才不会显得乏力，“以德治国”才能深入人心。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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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并不难写啊，你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入手，无包容不成团体，歧视文化贯穿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然后在晚清的时候玩脱了，包容是多么重要，就这样扩展，结合自己的知识，1500字一会就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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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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