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即儒道佛三家各自的核心价值观；其二，是指儒道佛三家共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道法自然，逍遥齐物。中国佛教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中国传统文化各家在处理与其他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时，普遍体现出融合会通、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一、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儒家非常重视仁，将仁视为“生生不已”的“天地之大德”。孔子甚至提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表现出强烈的生死以之的志趣和情怀。此德赋之于人，则成为人的本性。率性而行，即成为道。儒学就产生于对此道的传授与修习之中，因此儒学常被说成是“修己治人之学”，其所蕴含的即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修己”、“内圣”云者，就是说儒家学者应不断充实自己的仁爱之心，不断地加强自我修养，努力形成圣
就是我们一定要尊重生态，恢复生态原来的样子。
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2．以培育和保护森林生态系统为主的林业生态实践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了环境基础、物质保障和文化支撑3．建设生态文明要着力解决好生态建设中的经济外部性和公平性问题，在全社会树立一种生态有价、资源有偿的理念，建立一套完善的核算体系和补偿制度
我国自古一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可见这种“礼仪文化”深远，那些个前贤先哲们将“知礼”作为个人修身的重大命题，把做一名“君子”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我国传统礼仪称谓各异、形式多样，而其核心价值理念可归为孝、敬、雅三字。孝行孝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子女长大成人之后，理应用“孝行”来表达感恩之心。子女对于父母的孝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体现了不同的层次。《礼记》说：“父命呼，唯而不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走而不趋。”“唯”和“诺”都是应答他人召唤的声音，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比较短促，回应的速度比较快，而后者是拉长了腔调的应答，回应的速度也比较慢。很显然，前者的回应比较积极，后者比较怠惰。因此，孝顺的孩子对于父母的召唤，一定是“唯而不诺”。不但如此，如果手上正拿着“业”，就是写着老师传授的学问的木版，一定要先放下;如果正在吃东西，要先把食物吐出来;赶快到父母那里去，也许有急事，怠慢不得。如果内心没有敬意，就不会有这样的表现。传统文化“孝”《礼记》又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凡是深深敬爱父母的人，脸上必然会有和气、愉色、婉容，而不会有厌烦之心、恼怒之色。仅仅做到以上几点，还不是高层次的孝。高层次的孝，不仅要照顾好父母的生活，不让父母无谓地操心，还要为父母增光，不辱没父母的名声。《礼记》说：“善则称亲，过则称己。”有了善行就归功于父母，有了错误则要归咎于自己。敬尊《礼记》言：“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这里的“自卑”是自我谦卑的意思。“自卑而尊人”，是中国人彼此交往的重要原则，只有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处处尊重对方，社会才会进入高度和谐的境界，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平等。人们所谓的尊敬这一思想贯穿了古人生活之中的各种行为礼仪。比如，对于人的容貌、神色等方面的要求，古人称之为“礼容”。《礼记·玉藻》中说：“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君子居闲的时候，体态舒缓平和。如果要去见自己尊崇的人，立即会整肃仪容，容色谦敬无比。说到做客，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着对带着礼物去见朋友的记载。《仪礼》当中的《士相见礼》中说，士与士初次见面，一定要带着礼物，常见的礼物是雉(野鸡)。原因是，雉一旦被人包围、无法逃脱时，既不会惧怕人的恐吓，也不吃诱饵，而是迅速自杀，所以人很难抓到活的野鸡。用雉作为见面礼，是借此表达彼此要用“守节死义”的精神相互砥砺的意思。在先秦时期的礼仪活动中，礼物常富于道德隐喻，礼物不怕菲薄，礼仪的核心是增进彼此的情谊。雅言中国的礼貌用语大多是从经典里面提炼出来的，不仅言简意赅，而且有着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一个有教养的人，在礼仪场合说话，善于使用雅言，不仅得体而且有书卷气。文明雅言传统的雅言当中，祝人长寿常用的词语之一是“竹苞松茂”，这个词出自《诗·小雅·斯干》中的“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苞”是竹根。竹子是连根丛生的植物，一荣俱荣。而松树则能凌寒斗雪，四季常青。后人取此句成“竹苞松茂”一词，比喻人的根基像竹子那样稳固，枝叶像松树那样茂盛。晚辈每每用“竹苞松茂，日月悠长”为长辈祝寿。古人不仅在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中处处渗透着“自卑而尊人”的君子气象，在书面交流中也十分注意礼仪规范。比如魏晋时期的书信写法，一般包括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正文、祝愿语、署名等几个部分。由于收信人年龄、身份的不同，用语会有相应的区别。比如，《孝经》说：“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曰严。”所以给父母写信，常把“膝下”一词转化为对父母的提称语。传统书信的落款也大有讲究，一般需要在自己的名字之前注明身份，如儿、学生等。此外，还要根据彼此的关系再缀上“启禀词”，比如对长辈用“叩禀、拜上”，对平辈用“谨启、手书”等。
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生态整体观古已有之，古希腊的“万物之一”“存在的东西整个连续不断”等可谓生态整体主义的最早发端。作为一种系统理论，生态整体主义形成于20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是利奥波德和罗尔斯顿。利奥波德提出了“和谐、稳定和美丽”三原则：罗尔斯顿对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系统论证，并补充了“完整”和“动态平衡”两个原则，深层生态学代表人物奈斯叉补充了“生态的可持续性原则”。国内外有一些学者把生态整体主义称为“生态中心主义”。这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是用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误解生态整体观。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它的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把整体内部的某一部分看作整体的中心。中心都没有，又何来中心主义? ’生态整体超越了以人类利益为根本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了以人类个体的尊严、权利、自由和发展为核心思想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颠覆了长期以来被人类普遍认同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它要求人们不再仅仅从人的角度认识世界，不再仅仅关注和谋求人类自身的利益，要求人们了生态整体的利益而不只是人类自身的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求、经济增长和生活消费。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其中有四个思想最为重要，也最有概括性。这就是： 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 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 三、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 四、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这四个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渗透至各个文化领域、各种文化表现之中，并起着指导作用。 同时，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四个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试想一个人活在世上，他总要对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变化有个基本看法，这就是基本哲理。其次，这个人又是存在于大自然中，所以他必须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所认识。再其次，这个人又是生活在社会上，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社会问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最后，这个人的自身也是一个存在，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自身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所以总起来看，可以说“四个重要思想”是一种全方位的概括，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重要文化课题来讲。 第一个重要思想是“阴阳五行”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 阴阳和五行本是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现在为讲述方便，仍分为两部分来讲，先讲阴阳思想。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这显然是朴素的辩证法，但朴素的东西未必没有深度和特色。 阴阳思想有个模式，就是《太极图》。此图长期被人作了神秘的解释，成为宗教和迷信活动的标志物。实际上《太极图》是一个哲学模式的形象表现，把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表现得非常简洁明白。 阴阳对立统一的模式有丰富深刻的含义： 首先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两种对立因素的统一。 其次两种对立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对立双方始终处于消长交替的不停运动之中。《太极图》中有一条S形曲线，把一个圆形分为两条鱼形，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两种因素的运动变化。而且，正是在“阳”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阴”的生成；又正是在“阴”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阳”的复生。自然现象中的“日中则仄，月满则亏”、“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等等，正证明了这种辩证的运动变化。还有，《太极图》中的黑白“双鱼”，黑“鱼”有个白“眼”，白“鱼”有个黑“眼”，这正说明阴中始终含着阳，阳中始终含着阴；而这正是阴阳各向对方转化的内在根据。 以《太极图》为标志的阴阳思想告诉人们：强弱盛衰都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人类居安应该思危，绝处可以逢生。强者要谦虚谨慎，韬光养晦；弱者要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尤其是安富尊荣、处于强势的人更应有忧患意识，严于律己；切不可骄奢淫逸，任性妄为。 再次，事物内部虽然都包含对立因素的统一，但对立不一定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华民族至晚在汉代已经认识到阴阳之间可以有四种关系，即“阴阳磨”、“阴阳争”、“阴阳和”、“阴阳合”。之所以会有多种关系，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阴阳对立有种种不同的性质，其相互作用当然会有差别。例如大家都知道“夫为阳，妻为阴”，夫妻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他们之间当然有可能发生磨擦、争吵、打架乃至于离婚；但大多数夫妻关系不至于发展到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多数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天长地久相依为命。 第二，对立统一还要看运动变化的各个阶段，其相互作用的主导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例如买一辆新汽车要经过“磨合”阶段，在这个阶段，部件之间是以“磨”为主的；等到磨合完成正式启用了，部件之间虽然仍旧有“磨”，但却是以“合”为主了。正因为如此，这辆汽车可以行驶30万公里以上。假如这汽车的部件之间从头到底都以“磨”为主，那么这辆车连3万公里都走不了，根本就是个不合格产品。所以，要注意区分对立统一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其相互作用究竟以何者为主；不要一说到对立统一就理解为一斗到底。 第三，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方式，还往往取决于当事人采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事情。例如“人民内部矛盾”，照理并不具有对抗性；但有的因为处理不当却导致严重的对抗。相反，有的对抗性矛盾却因处理得当而不一定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例如现在世界上有种种对抗性矛盾，所以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但中国人却始终反对诉诸武力，主张和平共处，有问题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事实上也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 阴阳思想的这些含义给人以警示与启迪，使中华民族从群体到个体都深受教益，有助于长达五千年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它的传播与弘扬，显然也能对全人类起到有益的作用。 下面讲一讲五行思想。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阴阳和五行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是朴素的辩证法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生是指生成、促进、助长、发扬等作用。克是指克制、束缚、挫折、摧毁等作用。生的模式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画出来就是一个圆圈。克的模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画出来成为一个星形。 在历史上，五行思想曾被作过“神学目的论”的曲解，又被用于迷信活动。这是应该剔除的糟粕。 五行思想不仅指明宇宙统一于以“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物质运动，而且通过五行之间的生克作用表明世上任何事物都是被其他事物所生，也被其他事物所克；同时，任何事物本身也都生着或克着另外一种事物。所以，世界上决没有任何事物或力量能够凌驾于其他一切事物与力量之上而独霸天下；谁想独霸天下，必然狼狈不堪。而且，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生或者克，做过了头又都会引发反生或反克。这更加发人深思。 直接的反生：如水生木，但如果灌水太多，也能把植物（木）淹死。又如父母爱子女是生，但如果是溺爱，反而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 直接的反克：如用斧劈柴，劈多了，斧也受磨损。又如一味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必然为群众所不容。 间接的生克后果更加复杂多变：例如水克火，火却可以生土，而土却可以克水。又如木生火，火太旺了又生土，而土却是木的克制对象。 在各种生克关系中，克之反以生之的现象更发人深思：如金克木，木因而成器。火克金，金因而成为纯金、精钢。做人“修身克己”可以提高自身的素养与价值。这都说明克可能导致更高境界的生。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中国人为此一再明确声称“不称霸”，主动坚持韬光养晦，大力宣扬和而不同，不论国力多么强大也决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中国就成为世界上非常真诚的巨大和平力量。这种真诚是深深植根于传承悠 久的民族智慧之中的，是决不会动摇的。 第二个重要思想是“天人统一” 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有双重含义。一是有意志、人格化的“天”，其实也就是上帝；其意志即为“天命”。二是无意志、非人格化的天，其实就是大自然。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我们现在是对“天人统一”作新的诠释，当然主要是讲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拿“天”来指大自然的观念的确占有一定的文化比重，这不是偶然的。从文化比较来看，世界上多数民族和所有的宗教都认为最初是上帝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但中华民族却没有得到全民族信仰的宗教，所以对“上帝”的观念比较淡薄。 中国有道教。道教出于道家，当它在汉代后期正式成为宗教时，当然也宣扬上帝及其统属的仙官与神将。但道教推尊道家学派的代表老子为教祖，而老子早在春秋时代就指出是“道”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是指事物运动的规律，或有规律的运动。这种运动创造了宇宙本体（“道生一”）；这个本体一分为二，成为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一生二”）；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事物（“二生三”）；这种新的事物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的（“三生万物”）。在这种说法中没有“上帝”存在的余地，一切都是事物运动的结果。 既然道教的祖师都不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所以道教宣扬上帝就远不及其他宗教宣扬上帝那样有力度和影响了。 不过，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统治者都曾以“神道设教”，竭力宣扬“上帝”和“天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把“天”解释为“上帝”这种观念在传统文化中还是相当多见的；并且这种观念还往往和天就是大自然的观念纠缠在一起。对此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下面还要作一个文化比较。 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传统节日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 在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因而对它既恐惧又依赖，从而产生崇拜自然的观念。到了17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致力于依靠科学技术去征服大自然，予取予求，为我所用。但征服自然又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人口膨胀等等。于是才认识到不能只想征服自然，必须保护环境和生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这种认识是到了近现代才逐渐形成并日益加深的。 中华民族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我想在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肯定也有崇拜自然的倾向。因为你没办法，只能既赖以为生，又畏其巨大威力。故而拜倒在地，势所必然。但接下来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也没有明显的征服自然的观念。 有人也许会说，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岂不也是想战胜大自然吗？这话不对。“人定胜天”的“天”不是指大自然，而是前面说过的“天”的另一种含义，就是“上帝”或“天命”的意思。“人定胜天”就是不怕“上帝”、不信“天命”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当然是积极的。 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顺应天时”的思想在社会诸多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 一是用于政治机制的设置。《周礼》设定的官制是“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在古人心目中，这“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各朝设置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有《周礼》“六官”的遗意。 另外，各朝的行政措施也有“顺应天时”的特点。如“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春日劝农，秋日点兵”之类。 二是用于经济。封建时代主要是农业经济，那时农业基本上“靠天吃饭”，所以事事处处必须“顺应天时”。中国长期通用“农历”（阴历），现在已不通用；但“农业”所遵循的“二十四节气”，仍为农业生产者所重视。 早在战国时代，孟子说过一段名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从农业“顺应天时”进而涉及正确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这在全世界是最早提出来的。孟子的本意只是强调农业生产（也包括渔业和林业）要“顺应天时”，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的作用。可见“天人和谐”的思想的确与环境学说有逻辑的联系。 三是表现于民俗。各种民俗都与“天时”有关系。例如春节庆寿（“天增岁月人增寿”），春季婚嫁（因春为生发季节），清明扫墓（利于植树、除草；也利于上坟的人踏青春游，感受春意）。 在民俗中，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是传统节日活动。这些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例如春节，以旧历而言正值旧年过去，新年到来，所以特重除旧布新之意。传统春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等名句，都突出了这层意思。新年到来，对个体和社会群体而言，有可能打开新的局面,带来新的机遇，萌发新的希望，从而满怀信心展望未来。这种与“天时”相应的除旧布新的心态，对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而言极为重要。正因为年年都有除旧布新的感觉与心态，所以中华民族虽历经五千年之久，却仍然毫无暮气，充满活力，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创造新的美好前景。除此以外，春节还有凝聚家族、念祖追远、敦亲睦邻、和谐人际关系等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团结进取，争取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又如端午节，主要意义在于消毒、驱邪、健体。因为此时天气热了，细菌滋生，容易得病。所以端午要喝雄黄酒，熏艾条，挂菖蒲，都为了杀菌消毒。小孩额上写王字，戴虎头帽，穿虎头鞋，那是为了借老虎的威风压邪去病。端午还要赛龙舟，船旁有健儿游泳，桥上有健儿跳水。这都有益于强身健体，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 又如中秋节，此时月亮最亮最圆，举办夜宴象征“天上月圆，人间团圆”，而团圆正是中华民族最重视和向往的。 另外各大节日都重视吃食，要尽量花样翻新吃好一点。现代青年看不起这一点，那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穷困，全靠节日补充营养，以迎接农忙。如春节以后是春耕大忙，端午以后是夏季“双抢”，中秋以后是秋收大忙。所以必须吃好一点，以增强体力。同时节日聚餐也是为了家庭凝聚，增强团结以利战斗。 四是用于人体保健。传统文化认为天时变化在人体上有反应，所以节令交替要特别注意保健。过去老年人都重视“两至两分”（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认为这是大节气，对人体有大影响。医生治病用药也要考虑天时节令，力求因时制宜。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问题。这种节律是在人类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现在人类生活的环境（包括自然的与社会的）都在很短时期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显然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难以立即适应。所以必须用种种方法来调剂，使人不致因环境变化而影响健康。 第三个重要思想是“中和中庸” “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和”也简称为“和”。“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现在常有人提到“中华‘和’文化”。 《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中和中庸”思想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许多方正有序的建筑更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以中庸为手段，达到中和的目的。 但是中庸常被人误解，以为是折中调和、庸庸碌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中庸之“中”，的确要求事物出现平衡状态，但它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犹如一杆秤，秤锤必依所秤之物的轻重而在秤杆上移动，才能找准平衡点，从而把秤杆摆平，把重量搞定。假如中庸之“中”固定为折半以取中，那就犹如把秤锤固定在秤杆的中点，那你这杆秤就只能添乱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当然，处理矛盾交错，情况复杂的社会问题，要做到准确把握一个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中庸》）在这里，孔子明明白白把中庸与平均主义对立起来，可见决不是“折中”的意思；再则中庸如果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那是任何一个蠢才都会干的，怎么会比上刀山还难？怎么会断言“不可能也”？ 当然，中庸虽然很难很难，但如果不要求把握绝对准确的度，而只要求处理问题大致把握一个度，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有度”总比“无度”更能促成整体的平衡与和谐。 作为一个现代人，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与冲突，更必须具有“度”的意识，注意把握分寸。假如事事处处都趋于极端，态度绝对化，做事没商量，一味任性妄为，那无论对人对己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中庸应是人类的明智抉择，对解决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都是很有用的。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 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双赢”虽好，但有时实在做不到；为了避免冲突的恶性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时就只能单方面让步，达成某种妥协。无论“双赢”或单方面让步都需要一定的忍让。忍让的精神在东方文化中往往受到赞扬。 我说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六尺巷的故事”：清朝时，安徽桐城有一个著名的家族，父子两代为相，这就是张家张英、张廷玉父子。康熙年间，张英在朝廷当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他家在桐城的老宅与吴家为邻，两家府邸之间有个空地，后来吴家建房，要占用这个通道，张家不同意，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门。 在这期间，张家人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当大官的张英，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张英收到信件后，给家里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明白其中意思，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出动让出三尺房基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六尺的巷子。两家礼让之举传为美谈。 另一个是“日本白隐禅师的故事”：有一对夫妇在白隐禅师住处附近开了一家店，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但女儿没结婚就怀孕了。震怒的父母逼问女儿那个男人是谁，女孩指了指寺庙说：“是白隐的。”她的父母怒不可遏地去找白隐理论，但这位大师不置可否。孩子生下来后就被送给白隐，此时白隐名誉虽已扫地，但却非常细心地照顾孩子。后来那家的女儿不忍心欺瞒下去，向父母吐露真情：孩子的生父是另一个青年。她的父母将她带到白隐那里道歉，白隐只是在交回孩子的时候，轻声说：“就是这样吗？” 这些事例都表明忍让的结果很好！ 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第二章）可见要做到适度与和谐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还与人的品格、修养有关系。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致力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第四个重要思想是修身克己 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并强调“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大力宣扬可作为修身样板的人与事;还有许多有关修身的警句格言,包含了丰富的思维成果。修身思想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
我国自古一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可见这种“礼仪文化”深远，那些个前贤先哲们将“知礼”作为个人修身的重大命题，把做一名“君子”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我国传统礼仪称谓各异、形式多样，而其核心价值理念可归为孝、敬、雅三字。孝行孝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子女长大成人之后，理应用“孝行”来表达感恩之心。子女对于父母的孝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体现了不同的层次。《礼记》说：“父命呼，唯而不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走而不趋。”“唯”和“诺”都是应答他人召唤的声音，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比较短促，回应的速度比较快，而后者是拉长了腔调的应答，回应的速度也比较慢。很显然，前者的回应比较积极，后者比较怠惰。因此，孝顺的孩子对于父母的召唤，一定是“唯而不诺”。不但如此，如果手上正拿着“业”，就是写着老师传授的学问的木版，一定要先放下;如果正在吃东西，要先把食物吐出来;赶快到父母那里去，也许有急事，怠慢不得。如果内心没有敬意，就不会有这样的表现。传统文化“孝”《礼记》又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凡是深深敬爱父母的人，脸上必然会有和气、愉色、婉容，而不会有厌烦之心、恼怒之色。仅仅做到以上几点，还不是高层次的孝。高层次的孝，不仅要照顾好父母的生活，不让父母无谓地操心，还要为父母增光，不辱没父母的名声。《礼记》说：“善则称亲，过则称己。”有了善行就归功于父母，有了错误则要归咎于自己。敬尊《礼记》言：“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这里的“自卑”是自我谦卑的意思。“自卑而尊人”，是中国人彼此交往的重要原则，只有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处处尊重对方，社会才会进入高度和谐的境界，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平等。人们所谓的尊敬这一思想贯穿了古人生活之中的各种行为礼仪。比如，对于人的容貌、神色等方面的要求，古人称之为“礼容”。《礼记·玉藻》中说：“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君子居闲的时候，体态舒缓平和。如果要去见自己尊崇的人，立即会整肃仪容，容色谦敬无比。说到做客，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着对带着礼物去见朋友的记载。《仪礼》当中的《士相见礼》中说，士与士初次见面，一定要带着礼物，常见的礼物是雉(野鸡)。原因是，雉一旦被人包围、无法逃脱时，既不会惧怕人的恐吓，也不吃诱饵，而是迅速自杀，所以人很难抓到活的野鸡。用雉作为见面礼，是借此表达彼此要用“守节死义”的精神相互砥砺的意思。在先秦时期的礼仪活动中，礼物常富于道德隐喻，礼物不怕菲薄，礼仪的核心是增进彼此的情谊。雅言中国的礼貌用语大多是从经典里面提炼出来的，不仅言简意赅，而且有着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一个有教养的人，在礼仪场合说话，善于使用雅言，不仅得体而且有书卷气。文明雅言传统的雅言当中，祝人长寿常用的词语之一是“竹苞松茂”，这个词出自《诗·小雅·斯干》中的“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苞”是竹根。竹子是连根丛生的植物，一荣俱荣。而松树则能凌寒斗雪，四季常青。后人取此句成“竹苞松茂”一词，比喻人的根基像竹子那样稳固，枝叶像松树那样茂盛。晚辈每每用“竹苞松茂，日月悠长”为长辈祝寿。古人不仅在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中处处渗透着“自卑而尊人”的君子气象，在书面交流中也十分注意礼仪规范。比如魏晋时期的书信写法，一般包括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正文、祝愿语、署名等几个部分。由于收信人年龄、身份的不同，用语会有相应的区别。比如，《孝经》说：“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曰严。”所以给父母写信，常把“膝下”一词转化为对父母的提称语。传统书信的落款也大有讲究，一般需要在自己的名字之前注明身份，如儿、学生等。此外，还要根据彼此的关系再缀上“启禀词”，比如对长辈用“叩禀、拜上”，对平辈用“谨启、手书”等。
中国传统文化四大核心价值观念：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三、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四、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传统价值观的现代传承和转化：我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形成于西周春秋时代，定型在孔孟荀早期儒家思想。在春秋时代，已经就有很多关于价值的观点产生。这个时期，没有一个主导的观念可以带领各种价值观。但是，在春秋后期比较流行的道德，一个是“忠信”、一个是“智仁勇”。当时在整个中原文化里，比较流行的就是忠信和智仁勇。到春秋末期，在孔子思想中，“仁”是最重要的德行，最重要的道德。“义”应该说在春秋的时候也受到重视，但地位不太突出。包括孔子思想里，仁和义也差很多。到墨子时代突出了“义”，这影响到孟子，孟子发展了“义”，跟“仁”并列，形成仁义。所以从孟子开始，仁义成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孟子又把仁义礼智四者并列，成为四德，这是大家熟知的，经过汉代推崇，加了“信”，成为我们历史上中国人道德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仁义礼智信。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即儒道佛三家各自的核心价值观；其二，是指儒道佛三家共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道法自然，逍遥齐物。中国佛教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中国传统文化各家在处理与其他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时，普遍体现出融合会通、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一、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儒家非常重视仁，将仁视为“生生不已”的“天地之大德”。孔子甚至提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表现出强烈的生死以之的志趣和情怀。此德赋之于人，则成为人的本性。率性而行，即成为道。儒学就产生于对此道的传授与修习之中，因此儒学常被说成是“修己治人之学”，其所蕴含的即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修己”、“内圣”云者，就是说儒家学者应不断充实自己的仁爱之心，不断地加强自我修养，努力形成圣
就是我们一定要尊重生态，恢复生态原来的样子。
我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就是尊重友爱，互帮互助。
中国传统文化四大核心价值观念：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三、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四、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传统价值观的现代传承和转化：我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形成于西周春秋时代，定型在孔孟荀早期儒家思想。在春秋时代，已经就有很多关于价值的观点产生。这个时期，没有一个主导的观念可以带领各种价值观。但是，在春秋后期比较流行的道德，一个是“忠信”、一个是“智仁勇”。当时在整个中原文化里，比较流行的就是忠信和智仁勇。到春秋末期，在孔子思想中，“仁”是最重要的德行，最重要的道德。“义”应该说在春秋的时候也受到重视，但地位不太突出。包括孔子思想里，仁和义也差很多。到墨子时代突出了“义”，这影响到孟子，孟子发展了“义”，跟“仁”并列，形成仁义。所以从孟子开始，仁义成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孟子又把仁义礼智四者并列，成为四德，这是大家熟知的，经过汉代推崇，加了“信”，成为我们历史上中国人道德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仁义礼智信。
就是我们一定要尊重生态，恢复生态原来的样子。
中国传统文化四大核心价值观念：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三、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四、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传统价值观的现代传承和转化：我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形成于西周春秋时代，定型在孔孟荀早期儒家思想。在春秋时代，已经就有很多关于价值的观点产生。这个时期，没有一个主导的观念可以带领各种价值观。但是，在春秋后期比较流行的道德，一个是“忠信”、一个是“智仁勇”。当时在整个中原文化里，比较流行的就是忠信和智仁勇。到春秋末期，在孔子思想中，“仁”是最重要的德行，最重要的道德。“义”应该说在春秋的时候也受到重视，但地位不太突出。包括孔子思想里，仁和义也差很多。到墨子时代突出了“义”，这影响到孟子，孟子发展了“义”，跟“仁”并列，形成仁义。所以从孟子开始，仁义成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孟子又把仁义礼智四者并列，成为四德，这是大家熟知的，经过汉代推崇，加了“信”，成为我们历史上中国人道德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仁义礼智信。
我国自古一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可见这种“礼仪文化”深远，那些个前贤先哲们将“知礼”作为个人修身的重大命题，把做一名“君子”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我国传统礼仪称谓各异、形式多样，而其核心价值理念可归为孝、敬、雅三字。孝行孝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子女长大成人之后，理应用“孝行”来表达感恩之心。子女对于父母的孝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体现了不同的层次。《礼记》说：“父命呼，唯而不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走而不趋。”“唯”和“诺”都是应答他人召唤的声音，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比较短促，回应的速度比较快，而后者是拉长了腔调的应答，回应的速度也比较慢。很显然，前者的回应比较积极，后者比较怠惰。因此，孝顺的孩子对于父母的召唤，一定是“唯而不诺”。不但如此，如果手上正拿着“业”，就是写着老师传授的学问的木版，一定要先放下;如果正在吃东西，要先把食物吐出来;赶快到父母那里去，也许有急事，怠慢不得。如果内心没有敬意，就不会有这样的表现。传统文化“孝”《礼记》又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凡是深深敬爱父母的人，脸上必然会有和气、愉色、婉容，而不会有厌烦之心、恼怒之色。仅仅做到以上几点，还不是高层次的孝。高层次的孝，不仅要照顾好父母的生活，不让父母无谓地操心，还要为父母增光，不辱没父母的名声。《礼记》说：“善则称亲，过则称己。”有了善行就归功于父母，有了错误则要归咎于自己。敬尊《礼记》言：“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这里的“自卑”是自我谦卑的意思。“自卑而尊人”，是中国人彼此交往的重要原则，只有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处处尊重对方，社会才会进入高度和谐的境界，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平等。人们所谓的尊敬这一思想贯穿了古人生活之中的各种行为礼仪。比如，对于人的容貌、神色等方面的要求，古人称之为“礼容”。《礼记·玉藻》中说：“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君子居闲的时候，体态舒缓平和。如果要去见自己尊崇的人，立即会整肃仪容，容色谦敬无比。说到做客，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着对带着礼物去见朋友的记载。《仪礼》当中的《士相见礼》中说，士与士初次见面，一定要带着礼物，常见的礼物是雉(野鸡)。原因是，雉一旦被人包围、无法逃脱时，既不会惧怕人的恐吓，也不吃诱饵，而是迅速自杀，所以人很难抓到活的野鸡。用雉作为见面礼，是借此表达彼此要用“守节死义”的精神相互砥砺的意思。在先秦时期的礼仪活动中，礼物常富于道德隐喻，礼物不怕菲薄，礼仪的核心是增进彼此的情谊。雅言中国的礼貌用语大多是从经典里面提炼出来的，不仅言简意赅，而且有着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一个有教养的人，在礼仪场合说话，善于使用雅言，不仅得体而且有书卷气。文明雅言传统的雅言当中，祝人长寿常用的词语之一是“竹苞松茂”，这个词出自《诗·小雅·斯干》中的“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苞”是竹根。竹子是连根丛生的植物，一荣俱荣。而松树则能凌寒斗雪，四季常青。后人取此句成“竹苞松茂”一词，比喻人的根基像竹子那样稳固，枝叶像松树那样茂盛。晚辈每每用“竹苞松茂，日月悠长”为长辈祝寿。古人不仅在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中处处渗透着“自卑而尊人”的君子气象，在书面交流中也十分注意礼仪规范。比如魏晋时期的书信写法，一般包括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正文、祝愿语、署名等几个部分。由于收信人年龄、身份的不同，用语会有相应的区别。比如，《孝经》说：“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曰严。”所以给父母写信，常把“膝下”一词转化为对父母的提称语。传统书信的落款也大有讲究，一般需要在自己的名字之前注明身份，如儿、学生等。此外，还要根据彼此的关系再缀上“启禀词”，比如对长辈用“叩禀、拜上”，对平辈用“谨启、手书”等。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其中有四个思想最为重要，也最有概括性。这就是： 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 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 三、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 四、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这四个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渗透至各个文化领域、各种文化表现之中，并起着指导作用。 同时，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四个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试想一个人活在世上，他总要对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变化有个基本看法，这就是基本哲理。其次，这个人又是存在于大自然中，所以他必须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所认识。再其次，这个人又是生活在社会上，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社会问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最后，这个人的自身也是一个存在，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自身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所以总起来看，可以说“四个重要思想”是一种全方位的概括，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重要文化课题来讲。 第一个重要思想是“阴阳五行”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 阴阳和五行本是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现在为讲述方便，仍分为两部分来讲，先讲阴阳思想。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这显然是朴素的辩证法，但朴素的东西未必没有深度和特色。 阴阳思想有个模式，就是《太极图》。此图长期被人作了神秘的解释，成为宗教和迷信活动的标志物。实际上《太极图》是一个哲学模式的形象表现，把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表现得非常简洁明白。 阴阳对立统一的模式有丰富深刻的含义： 首先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两种对立因素的统一。 其次两种对立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对立双方始终处于消长交替的不停运动之中。《太极图》中有一条S形曲线，把一个圆形分为两条鱼形，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两种因素的运动变化。而且，正是在“阳”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阴”的生成；又正是在“阴”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阳”的复生。自然现象中的“日中则仄，月满则亏”、“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等等，正证明了这种辩证的运动变化。还有，《太极图》中的黑白“双鱼”，黑“鱼”有个白“眼”，白“鱼”有个黑“眼”，这正说明阴中始终含着阳，阳中始终含着阴；而这正是阴阳各向对方转化的内在根据。 以《太极图》为标志的阴阳思想告诉人们：强弱盛衰都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人类居安应该思危，绝处可以逢生。强者要谦虚谨慎，韬光养晦；弱者要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尤其是安富尊荣、处于强势的人更应有忧患意识，严于律己；切不可骄奢淫逸，任性妄为。 再次，事物内部虽然都包含对立因素的统一，但对立不一定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华民族至晚在汉代已经认识到阴阳之间可以有四种关系，即“阴阳磨”、“阴阳争”、“阴阳和”、“阴阳合”。之所以会有多种关系，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阴阳对立有种种不同的性质，其相互作用当然会有差别。例如大家都知道“夫为阳，妻为阴”，夫妻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他们之间当然有可能发生磨擦、争吵、打架乃至于离婚；但大多数夫妻关系不至于发展到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多数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天长地久相依为命。 第二，对立统一还要看运动变化的各个阶段，其相互作用的主导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例如买一辆新汽车要经过“磨合”阶段，在这个阶段，部件之间是以“磨”为主的；等到磨合完成正式启用了，部件之间虽然仍旧有“磨”，但却是以“合”为主了。正因为如此，这辆汽车可以行驶30万公里以上。假如这汽车的部件之间从头到底都以“磨”为主，那么这辆车连3万公里都走不了，根本就是个不合格产品。所以，要注意区分对立统一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其相互作用究竟以何者为主；不要一说到对立统一就理解为一斗到底。 第三，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方式，还往往取决于当事人采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事情。例如“人民内部矛盾”，照理并不具有对抗性；但有的因为处理不当却导致严重的对抗。相反，有的对抗性矛盾却因处理得当而不一定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例如现在世界上有种种对抗性矛盾，所以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但中国人却始终反对诉诸武力，主张和平共处，有问题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事实上也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 阴阳思想的这些含义给人以警示与启迪，使中华民族从群体到个体都深受教益，有助于长达五千年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它的传播与弘扬，显然也能对全人类起到有益的作用。 下面讲一讲五行思想。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阴阳和五行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是朴素的辩证法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生是指生成、促进、助长、发扬等作用。克是指克制、束缚、挫折、摧毁等作用。生的模式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画出来就是一个圆圈。克的模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画出来成为一个星形。 在历史上，五行思想曾被作过“神学目的论”的曲解，又被用于迷信活动。这是应该剔除的糟粕。 五行思想不仅指明宇宙统一于以“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物质运动，而且通过五行之间的生克作用表明世上任何事物都是被其他事物所生，也被其他事物所克；同时，任何事物本身也都生着或克着另外一种事物。所以，世界上决没有任何事物或力量能够凌驾于其他一切事物与力量之上而独霸天下；谁想独霸天下，必然狼狈不堪。而且，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生或者克，做过了头又都会引发反生或反克。这更加发人深思。 直接的反生：如水生木，但如果灌水太多，也能把植物（木）淹死。又如父母爱子女是生，但如果是溺爱，反而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 直接的反克：如用斧劈柴，劈多了，斧也受磨损。又如一味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必然为群众所不容。 间接的生克后果更加复杂多变：例如水克火，火却可以生土，而土却可以克水。又如木生火，火太旺了又生土，而土却是木的克制对象。 在各种生克关系中，克之反以生之的现象更发人深思：如金克木，木因而成器。火克金，金因而成为纯金、精钢。做人“修身克己”可以提高自身的素养与价值。这都说明克可能导致更高境界的生。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中国人为此一再明确声称“不称霸”，主动坚持韬光养晦，大力宣扬和而不同，不论国力多么强大也决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中国就成为世界上非常真诚的巨大和平力量。这种真诚是深深植根于传承悠 久的民族智慧之中的，是决不会动摇的。 第二个重要思想是“天人统一” 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有双重含义。一是有意志、人格化的“天”，其实也就是上帝；其意志即为“天命”。二是无意志、非人格化的天，其实就是大自然。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我们现在是对“天人统一”作新的诠释，当然主要是讲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拿“天”来指大自然的观念的确占有一定的文化比重，这不是偶然的。从文化比较来看，世界上多数民族和所有的宗教都认为最初是上帝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但中华民族却没有得到全民族信仰的宗教，所以对“上帝”的观念比较淡薄。 中国有道教。道教出于道家，当它在汉代后期正式成为宗教时，当然也宣扬上帝及其统属的仙官与神将。但道教推尊道家学派的代表老子为教祖，而老子早在春秋时代就指出是“道”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是指事物运动的规律，或有规律的运动。这种运动创造了宇宙本体（“道生一”）；这个本体一分为二，成为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一生二”）；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事物（“二生三”）；这种新的事物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的（“三生万物”）。在这种说法中没有“上帝”存在的余地，一切都是事物运动的结果。 既然道教的祖师都不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所以道教宣扬上帝就远不及其他宗教宣扬上帝那样有力度和影响了。 不过，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统治者都曾以“神道设教”，竭力宣扬“上帝”和“天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把“天”解释为“上帝”这种观念在传统文化中还是相当多见的；并且这种观念还往往和天就是大自然的观念纠缠在一起。对此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下面还要作一个文化比较。 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传统节日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 在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因而对它既恐惧又依赖，从而产生崇拜自然的观念。到了17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致力于依靠科学技术去征服大自然，予取予求，为我所用。但征服自然又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人口膨胀等等。于是才认识到不能只想征服自然，必须保护环境和生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这种认识是到了近现代才逐渐形成并日益加深的。 中华民族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我想在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肯定也有崇拜自然的倾向。因为你没办法，只能既赖以为生，又畏其巨大威力。故而拜倒在地，势所必然。但接下来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也没有明显的征服自然的观念。 有人也许会说，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岂不也是想战胜大自然吗？这话不对。“人定胜天”的“天”不是指大自然，而是前面说过的“天”的另一种含义，就是“上帝”或“天命”的意思。“人定胜天”就是不怕“上帝”、不信“天命”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当然是积极的。 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顺应天时”的思想在社会诸多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 一是用于政治机制的设置。《周礼》设定的官制是“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在古人心目中，这“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各朝设置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有《周礼》“六官”的遗意。 另外，各朝的行政措施也有“顺应天时”的特点。如“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春日劝农，秋日点兵”之类。 二是用于经济。封建时代主要是农业经济，那时农业基本上“靠天吃饭”，所以事事处处必须“顺应天时”。中国长期通用“农历”（阴历），现在已不通用；但“农业”所遵循的“二十四节气”，仍为农业生产者所重视。 早在战国时代，孟子说过一段名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从农业“顺应天时”进而涉及正确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这在全世界是最早提出来的。孟子的本意只是强调农业生产（也包括渔业和林业）要“顺应天时”，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的作用。可见“天人和谐”的思想的确与环境学说有逻辑的联系。 三是表现于民俗。各种民俗都与“天时”有关系。例如春节庆寿（“天增岁月人增寿”），春季婚嫁（因春为生发季节），清明扫墓（利于植树、除草；也利于上坟的人踏青春游，感受春意）。 在民俗中，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是传统节日活动。这些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例如春节，以旧历而言正值旧年过去，新年到来，所以特重除旧布新之意。传统春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等名句，都突出了这层意思。新年到来，对个体和社会群体而言，有可能打开新的局面,带来新的机遇，萌发新的希望，从而满怀信心展望未来。这种与“天时”相应的除旧布新的心态，对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而言极为重要。正因为年年都有除旧布新的感觉与心态，所以中华民族虽历经五千年之久，却仍然毫无暮气，充满活力，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创造新的美好前景。除此以外，春节还有凝聚家族、念祖追远、敦亲睦邻、和谐人际关系等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团结进取，争取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又如端午节，主要意义在于消毒、驱邪、健体。因为此时天气热了，细菌滋生，容易得病。所以端午要喝雄黄酒，熏艾条，挂菖蒲，都为了杀菌消毒。小孩额上写王字，戴虎头帽，穿虎头鞋，那是为了借老虎的威风压邪去病。端午还要赛龙舟，船旁有健儿游泳，桥上有健儿跳水。这都有益于强身健体，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 又如中秋节，此时月亮最亮最圆，举办夜宴象征“天上月圆，人间团圆”，而团圆正是中华民族最重视和向往的。 另外各大节日都重视吃食，要尽量花样翻新吃好一点。现代青年看不起这一点，那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穷困，全靠节日补充营养，以迎接农忙。如春节以后是春耕大忙，端午以后是夏季“双抢”，中秋以后是秋收大忙。所以必须吃好一点，以增强体力。同时节日聚餐也是为了家庭凝聚，增强团结以利战斗。 四是用于人体保健。传统文化认为天时变化在人体上有反应，所以节令交替要特别注意保健。过去老年人都重视“两至两分”（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认为这是大节气，对人体有大影响。医生治病用药也要考虑天时节令，力求因时制宜。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问题。这种节律是在人类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现在人类生活的环境（包括自然的与社会的）都在很短时期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显然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难以立即适应。所以必须用种种方法来调剂，使人不致因环境变化而影响健康。 第三个重要思想是“中和中庸” “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和”也简称为“和”。“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现在常有人提到“中华‘和’文化”。 《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中和中庸”思想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许多方正有序的建筑更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以中庸为手段，达到中和的目的。 但是中庸常被人误解，以为是折中调和、庸庸碌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中庸之“中”，的确要求事物出现平衡状态，但它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犹如一杆秤，秤锤必依所秤之物的轻重而在秤杆上移动，才能找准平衡点，从而把秤杆摆平，把重量搞定。假如中庸之“中”固定为折半以取中，那就犹如把秤锤固定在秤杆的中点，那你这杆秤就只能添乱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当然，处理矛盾交错，情况复杂的社会问题，要做到准确把握一个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中庸》）在这里，孔子明明白白把中庸与平均主义对立起来，可见决不是“折中”的意思；再则中庸如果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那是任何一个蠢才都会干的，怎么会比上刀山还难？怎么会断言“不可能也”？ 当然，中庸虽然很难很难，但如果不要求把握绝对准确的度，而只要求处理问题大致把握一个度，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有度”总比“无度”更能促成整体的平衡与和谐。 作为一个现代人，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与冲突，更必须具有“度”的意识，注意把握分寸。假如事事处处都趋于极端，态度绝对化，做事没商量，一味任性妄为，那无论对人对己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中庸应是人类的明智抉择，对解决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都是很有用的。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 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双赢”虽好，但有时实在做不到；为了避免冲突的恶性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时就只能单方面让步，达成某种妥协。无论“双赢”或单方面让步都需要一定的忍让。忍让的精神在东方文化中往往受到赞扬。 我说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六尺巷的故事”：清朝时，安徽桐城有一个著名的家族，父子两代为相，这就是张家张英、张廷玉父子。康熙年间，张英在朝廷当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他家在桐城的老宅与吴家为邻，两家府邸之间有个空地，后来吴家建房，要占用这个通道，张家不同意，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门。 在这期间，张家人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当大官的张英，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张英收到信件后，给家里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明白其中意思，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出动让出三尺房基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六尺的巷子。两家礼让之举传为美谈。 另一个是“日本白隐禅师的故事”：有一对夫妇在白隐禅师住处附近开了一家店，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但女儿没结婚就怀孕了。震怒的父母逼问女儿那个男人是谁，女孩指了指寺庙说：“是白隐的。”她的父母怒不可遏地去找白隐理论，但这位大师不置可否。孩子生下来后就被送给白隐，此时白隐名誉虽已扫地，但却非常细心地照顾孩子。后来那家的女儿不忍心欺瞒下去，向父母吐露真情：孩子的生父是另一个青年。她的父母将她带到白隐那里道歉，白隐只是在交回孩子的时候，轻声说：“就是这样吗？” 这些事例都表明忍让的结果很好！ 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第二章）可见要做到适度与和谐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还与人的品格、修养有关系。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致力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第四个重要思想是修身克己 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并强调“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大力宣扬可作为修身样板的人与事;还有许多有关修身的警句格言,包含了丰富的思维成果。修身思想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
我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就是尊重友爱，互帮互助。
一、作为根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三、指点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四、引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前提是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那些具有民主性精华、与当代文化相适应和现代社会相协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继承弘扬,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如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地的爱国传统；逗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的民族精神；逗仁者爱人地、逗民胞物与地的大爱情怀；逗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地的忧患意识；逗人无信不立地、逗诚实守信地的做人准则；逗和而不同地、逗执两用中地的思维方式等等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具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不尽适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继承的目的在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 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一是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含思想道德营养,只要结合时代要求加以延伸阐发,不难发现其现代价值如儒家强调逗仁者爱人地、逗博施济众地、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地仁爱本意是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如果深入挖掘,则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以人为本、平等博爱、和谐友善等现代价值将它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大力培育人们的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精神,形成相互友善的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改造逗天人合一地体现古代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古代先民认为：天人关系犹如父子关系,人由天派生,天与人共存天人和谐,则万物兴盛；天人相逆,则人要受到天的惩罚如果抛弃逗天地的人格神含义,完全可以将逗天人合一地改造为现代生态文明思想,即人们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三是直接赋予中华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地、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地,体现了古代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揭示了一个真理：老百姓是社稷的基础、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稳定,社会才能繁荣,统治者地位才能巩固如果直接将民本思想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就是我们党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普及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宣传,让优秀传统文化走出象牙塔先进的文化只有走向民间,普及大众,为群众喜闻乐见,才能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功能一是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通俗解读对一些较难懂的古文,组织有关专家编写文字浅显易懂、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使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二是在国民教育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作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书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帮助广大学生普遍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树立文化自信与价值自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人才辈出
人与自然荣辱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