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第五长河 黄河，世界第五长河，一条5464公里长的大河，在中国北方 蜿蜒流动。从高空俯瞰，它恰似一个巨大的"几"字，又隐隐就是我 们民族那独一无二的图腾。 二、黄河的表征 它不仅仅是一条大河。黄河，黄土地，皇帝，黄皮肤，这一切黄色表征，把这条流经中华心脏地区的浊流升华为圣河。《汉书．沟洫 志》就把黄河尊为百川之首："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 为宗。" 三、黄土风成说 在久远的地质年代，在亚洲内陆的沙漠戈壁，遍地砂石在骤冷骤 热的严酷环境中被支解粉碎，直至形成粉末。内陆盛行的西北气流， 经年累月地把它们吹向东方，粗砂落于蒙古高原，最细腻的粉末随风 飘落到今天甘肃、陕西、山西、青海、宁夏、河南6省。千百万年的 搬运堆积，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长城，南至秦岭，西抵日月山，东达 太行山的黄土高原。 四、深厚广阔的黄土层 这是一片无与伦比的黄土，它的面积广达41万平方公里，黄土 覆盖厚度一般在100米以上。而陇东、陕西、晋西等地，黄土深达 100到200米，兰州地区更厚达300米以上。 五、六千年前的伊甸园 植物学家们研究发现，虽然黄土高原的降水不如南方丰沛，但养 分的淋溶损失也较少，非常适合杨树、桦树、栎树、油松、云杉和酸 枣、黄荆条等生长。那时繁茂的植被，涵养着一个温暖多雨的伊甸园。 今天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份，分布着大片原始森林。地处中 原的河南省简称为"豫"，显示在仓颉造字的时代，它仍是大象出没 之地。 六、历史兴盛的基础 地质学家们发现，黄土具备优良的解理性，适合开掘窑洞居住； 农学家们发现，黄土中各种矿物营养物质丰富，具有较高的天然肥力。 先民们渐渐在这片黄土地上开凿窑洞居住，种植五谷为生。5000 多年前，皇帝、炎帝的部落兴盛起来，华夏先祖的足迹踏遍了黄土地。 随后的日子里，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兴盛于此，立国800年的周朝源 起于此，而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秦帝国也勃兴于此。 七、远古时代文明的启蒙 在160多万年前的山西芮城西候度人类活动遗址中，人们找到 了被火烧过的动物化石和鹿角化石，在100万年前的山西蓝田人类遗址中，人们找到了多处碳末堆积。 从那以后，蓝田人、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都在黄河的臂湾里繁衍生息。直到6000年前，黄土地上出现了以半坡文明为代表 的母系氏族文化。 我们的祖先，就在这样一片绿野间狩猎采集，度过了华夏文明 的金色童年。 八、历史记述改造自然的功绩 这里确实最早沐浴了文明之光，这里也难免最早被受了文明之火。 上古传说，神农氏曾教民稼穑。耐人寻味的是，神农就是炎帝，也就 是火神，他所传授的实际上是焚林垦殖。 《孟子》中记载了三皇五帝烧山林的"功绩"： "当尧之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在诗经中，我们听到了先民们砍伐时的吟唱： "侃侃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伐木叮叮， 鸟鸣嘤嘤。" 九、黄土高原植被第一次受大损 始皇帝统一六国，大量人口随之进入关中，垦殖面积大增。与此同 时，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陵寝，大肆砍伐关中山地森林，始皇三十三 年（公元前214年），蒙恬击溃匈奴，取得河套地区大片土地，随后 实行屯垦戍边，多次向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移民，每次人数多达数十万， 原本一望无际的草原变成了农耕区。 十、黄土高原森林第二次受大损 西汉时期，天下大治，中国人口激增至6000万。向西北开拓移 民成为解决人口膨胀压力的主要手段，仅汉武帝时期，就向西北边塞迁 徙了70余万人口。西汉将匈奴赶到遥远的漠北，将大片林牧区变成了 农耕区。西汉在河套开发的引黄灌溉工程，是以宁夏内蒙的贺兰山森林 和陕北森林的大破坏为代价的。 十一、黄土高原森林第三次受大损 唐朝立国之初，励精图治，经济迅速恢复。由于其经济贸易外交 的中心皆偏于西北，因而西北地区的屯田垦殖搞得有声有色。黄土高 原的林牧区开辟了大片农田，垦田数十万亩。每丁耕田有二三百亩， 广种薄收，造成植被大面积破坏。 唐代定都黄土地的中心城市－长安。盛唐气象，国力达到顶峰， 都城的规模当然前无古人，耗用木材无数。仅就长安附近而言，唐代除了在宝鸡、眉县、周至、户县等邻近山中采伐外，还远到岐山、陇山和当时岚州（今岚县）、盛州（今内蒙额尔多斯高原一带）采办。 十二、黄土高原森林第四次受大损 宋代建都开封，因为洛阳附近黄河南北的山岭早被砍伐一空了， 不得不远去吕梁山采伐，当时渭河上游林区也横遭暴劫。史载北宋刚 刚立国，就在秦陇之间大肆采伐。陕西秦岭、子午岭、罗山，宁夏贺 兰山、大盘山，甘肃沼河、陇南山地，森林先后遭到破坏。宋朝官商 每年仅从陕甘间的陇山就采得大木万株以上，竟使当时开封城内良木堆积如山，私商采卖木材更是不计其数。 十三、黄土高原森林第五次受大损 明朝重得西北，重视屯田，以便以屯养军，以军隶民。当时"屯 田普天下"，"而西北为最"。明初驻屯雁门、偏关长城附近时，那 里因山势峭壁拔，林木茂盛，"人鲜径行，骑不能入"。到了明中叶， 北京的高官显贵，边关将士，当地居民，群起砍伐，"百家成群，千 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单是每年贩运到北京的林木，就不 下百万根。 十四、黄土高原森林第六次受大损 满清入关，短短几十年休养生息，人口由8000万增至两亿。 华北、江南人满为患，于是大量流民自发涌向西北。黄土高原又一次成为破坏的重灾区，祈连山、六盘山明代以前尚有巨木参天，此时完 全成了光山秃岭。 十五、六千年后的今天森林由69％降至6％ 六千年后的今天森林由69％降至6％成了名副其实的一片黄土。 黄土本身土质疏松，没有任何抗冲性，完全依靠地面植被及其根系的保 护。植物的水土保持作用，森林为最，草原次之，农作物则几乎为零。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扫平具备保护能力的天然植被，代之以没有保护 能力的农作物。 十六、呜呼！黄河！ 呜呼！千百年来，我们就这样在刀斧和战火中毁灭了黄河中下游的 天然植被。可叹伐尽林木营造的无数恢宏殿宇，而今安在哉？ 黄土地是深厚的，也是脆弱的。因为它土质疏松，颗粒细腻，植被 一经破坏，水土流失就极其严重。很快我们就听到了哀婉的叹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十七、黄土高原植被破坏沟壑纵深 目前高原上长度在1公里以上的沟壑有30多万条，1公里以下的 支沟、毛沟更是不计其数。一道道沟壑最终的归宿都是黄河，它们不停 地切割着黄土高原，成为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 十八、黄土高原植被破坏，生态环境今非昔比 走在我们今天称之为黄土高原的莽原之上，满眼是嶙峋干裂、支离 破碎的黄土，没有树，甚至没有草，多少人曾深深感叹：人类的先民们， 怎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发出如此灿烂的文明？ 它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直到6000年前，绿色还是这里的主色调， 那时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9％。 十九、一场暴雨地形巨变 随着植被覆盖率的下降，高原上河流沟壑强烈下切，在向上延伸的同 时，两侧也在拓宽，并且发展出支沟，支沟又发展成毛沟。这样的变化， 往往只需要数年、数月、数天甚至一场暴雨过后就能完成，因此黄土高原 也被称作世界上地形改变最为迅速的地区。 二十、年倾泻16亿吨泥沙90％来自黄土高原 每年倾泻16亿吨泥沙，90％来自黄土高原这些沟壑。每年流失的 16亿吨泥土，绝不仅仅是把一条河染成触目惊心的黄色。它随水而下， 淤塞了湖泊，冲决了丘陵，抬高了河床，涤荡了平原。 二十一、三年两决口，百年大改道 黄河一天天暴虐起来，"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次大改道"，母亲河 终于成了"中华之忧患"。与黄河水患的搏斗，成了中原大地上生死存 亡的头等大事。 二十二、守着黄河缺水，郑州可为中游一例 郑州本来因水而兴，它依傍黄河，还有贾鲁河、熊耳河、金水河从 城中流过。但随着工农业的巨大发展，污染日趋加重，引水渠道纵横交错，三条曾经流淌不尽的河流先后枯竭。至70年代，郑州已完全依赖 黄河供水。 二十三、山东缺水，越近黄河越缺水 山东的水资源情况更加紧张，人口和耕地分别占到全国的7．2％ 和7．3％，而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1．2％。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有30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水平的13．3％。每公顷耕地占有水量4560立方米，是全国的17．3％。是越接近黄河水资源越短缺， 到黄河一带径流深降到只有60毫米，到鲁西北的临清、冠县一带竟只 有25毫米。
震惊哪！！！读了《让人心痛的母亲河》这篇文章，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出那种莫名的激动，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只想对全世界炎黄子孙说：口口声声地说爱祖国母亲，而真正对于祖国又做出了什么？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在一开头写的一句话：“黄河让人心痛，这钟心痛要站在黄河岸边才能深切感受到。”或许真的是这样吧，我从没到过黄河，对于黄河有着太多太多美好的想象，也许是我太纯真，没有像作者那样身临其境，而看了作者对黄河的描述，我的眼前浮现了黄河的真正面孔。“河床底的淤泥形成一块块鬼裂状的干泥，两岸的崖壁经过千年雨水冲刷，日光风沙侵蚀，形成一道道巨大的沟坎，极目望去，几乎看不到绿色，船不是在水里划，而是在旱地上走…”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啊！ 不难想象过去它那慈祥而美丽的面孔，然而那已成为一段永久的历史，展现在面前的却是被儿女们折腾成的千苍百孔的模样。我们可以为过去的历史所骄傲，而不能忘却如今，永远也逃避不了现实。难道炎黄子孙后代们就真的见不到神话般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大海不复回”的气势了？ 历史上的农耕民族都是河流用它们的乳汁哺育出来的与其说挽救黄河，不如说挽救我们的整个民族。 黄河在呻吟，或许挽救黄河真的太难太难了，不过把它作为一次教训，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铭记。
摘要：黄河的十分复杂，蕴含着广泛而深刻的。黄河应该是一个性的课题。本文试图针对黄河相互关联的几个方面的一些问题，由社会层面向技术层面进行审视和思考，着眼于研究视角而不是解决问题。思考的基点是：黄河需要长治久安。长治久安首先是国家意志应得到充分的体现。长治久安是一个过程，只有长治才有可能久安；黄河的稳定有赖于我们采取积极能动的对策与措施，充分体现社会的进步、的和生产力水平；治理黄河要与时俱进。以往治黄主要体现的是人与的斗争，现实黄河问题的解决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出发，更多地表现出人类战胜自己的能力。 关键词：黄河 问题 治理 稳定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既未从事过治黄专业技术方面的研究，也未从事工程技术实践工作。本文仅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黄河的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与中华民族的相终始的。早在大禹治水的，以抵御黄河水害为标志，先民们就已经树立了强烈而持久的水患意识，治理黄河成为古代人民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缩影。九曲黄河百折不回，是中华民族英勇无畏精神的象征；数千年治理黄河的历史，又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团结奋斗、智慧和能力的真实写照。古代形成的治河思想和大量典籍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黄河的水患、变迁和水资源的利用等问题，萦怀于历代统治者，甚或决定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社会、经济和人文环境。治理黄河一向是国家意志的有力体现，黄河的长治久安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不懈的追求与期盼。 黄河这个“中国之忧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一方面人民治黄的伟大成就，使洪水为害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和缓和；黄河正在用其有限的径流量，以极大的限度支撑着中国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资源用水防线。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黄河总的自然形态和基本演变的不可主导性，洪水问题并未得到根本上的解决。特别是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稳定，水灾害的内涵、特点和意义亦有新的变化。而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保护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水资源保障供给矛盾的涌现，又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都潜在并产生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今日黄河之忧患，表现的是它可贵的贡献之后对人类的自然索取和迫切期望。黄河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决不只是某一领域的问题，蕴含着更为广泛和深层次的课题。 黄河需要长治久安，因为黄河的稳定是区域稳定的前提。翻开中国地图，很容易发现黄河的位置。审视一下黄河灾害和水资源危机可能影响到的区域，大概正是中国的东南部与西北部的交汇地区，即中国经济文化发达与欠发达地区间的过渡区，这种地理位置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黄河在这一区域的兴利，将转化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灾害和水资源危机，又将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产生一种“屏障”效应，这对实现国家西部开发的发展战略是极为不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中，到21世纪中期，要实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目标。江河治理开发程度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黄河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们采取积极能动的对策与措施，体现出现代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 一、关于黄河防洪问题 防御黄河洪水无论过去或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是黄河问题中第一位的问题。黄河洪水灾害主要是在下游。70余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几乎全部集中于黄河的中上游，而下游是一条上宽下窄、绵延八百公里的“悬河”，这种河流形态恐怕是中国乃至世界大江大河中仅有的。洪水在短时间内大流量、强冲力、长距离由平原地区“悬河”入海，十余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数千万人口面临可能的灭顶之灾，其防洪难度及任务的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携带大量泥沙的黄河洪水，泛滥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也是其他河流洪水不可比拟的。1938年花园口扒决形成的黄泛区，至今仍是中国贫困的地区之一。对黄河洪水灾害的评估，要用历史的、发展的和系统的思维方式加以认识，如对人文环境、社会进步、政权建设和国家发展战略影响的研究等。单纯以经济的、区域的观点进行和判断是很不够的。 黄河下游防洪存在的问题较多，最现实的问题首先是要对中常洪水进行再认识。所谓中常洪水，是一个从预见期上界定的概念，表现为流量特征上区别于大洪水和中小洪水。中常洪水对黄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输沙入海、冲蚀河道和稳定河槽；二是下游补源，满足环境和生态用水需求。从历史上来看，黄河下游每一个大的河道演变周期，都是一个河道逐渐淤高、河口抬高延伸的过程，也是纵向比降趋缓而横向比降增大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孕育了非常洪水发生河道变迁、中常洪水三年二决泛滥的结果。现行河道维持100多年后，长时期安澜的今天，1996年8月中常洪水情况下出现的下游异常高水位和行洪过程，提醒人们应当对中常洪水进行重新认识。中常不常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仅仅以预见期和流量界定、区别和认识黄河可能发生的洪水是不客观的，相对而言水位有了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游荡性河道内洪水小流量、高水位漫滩可能无序性演进，河道工程功能大大减弱，进而出现河势急剧变化危及堤防安全。因此，对黄河洪水尤其是中常洪水不能只进行一般意义的水文分析。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建立起高效、精确的监控体系，对河道形态时空变化、洪水演进等实施即时监测和控制，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其次是通过对中常洪水的再认识，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对黄河下游构成威胁的已经主要不是大洪水而是高水位。因此，对非常洪水和中常洪水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小浪底水库防洪效益与运用方式等相关问题，也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再认识。特别是中常洪水可能出现的问题，使我们对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防御非常洪水以往的概念和意义，显然需要有新的理解和评价。 三是分滞洪的问题。分滞洪区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在与洪水抗争中的能动性和策略性，并已为防洪实践所证明是成功的。人类与洪水的斗争也是人与自然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黄河分滞洪区（包括滩区）日益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愈来愈让人不得不思考这一能动的策略性防洪措施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仍将运用分滞洪区。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牺牲某一区域长远的、整体和根本的利益，与长治久安的概念是越来越不相称的，发展地看不应是首选的策略。因而积极谋求新的策略和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二、关于黄河下游改道 河道稳定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前提，也是实施治黄策略的先决条件。伴随着洪水泛滥下游发生改道的可能性，是谋求长治久安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比较乐观和一致的看法是现行河道还可以维持几十年时间，如果考虑到中游水库的拦淤调控运用，尤其是进行的调水调沙实践，现行河道稳定百年似乎是可能的。人民治黄半个多世纪以来进步、稳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特别是战胜1958年和1982年实测大洪水的成功实践和较完备的工程体系，以及可依赖的国家相当长时期的稳定发展，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下游河道可以维持百年稳定的观点是成立的。考虑到黄河下游河道“悬河”善徙、上宽下窄以及比降和输沙能力不平衡等河道变迁因素，短时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加之滩区人类活动等因素，现行河道维持百年稳定无疑将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程。而脆弱的百年稳定与长治久安也未必是同一层次的问题。 对黄河下游改道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应当是共识：即黄河下游改道指的是下游河道某一基点开始，长时间较为稳定的流路变迁，并对相关区域的地理社会环境产生显著。由此我们想到河口三角洲的流路问题，它是针对黄河入海问题而提出的。黄河与其他入海河流不同，多沙特性决定了河道在三角洲地区因淤积抬高周期性地变化频繁。黄河三角洲的面积和河道长度在增加，河道变化的起点也极可能上延。河口抬高是河道变迁的主要诱因之一，河口地区的河道演变是整个下游河道变化的反射，并对下游河道整体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时期或地看，黄河河口地区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与目前本地区的环境、资源性和社会发展形成的矛盾，决定了黄河河口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流路概念所能容纳了的。对河口的治理，不能只从河口流路这一专业层面去认识。若把河口流路问题上升为下游改道层次加以认识，由此得出黄河下游潜在着较大改道可能性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对黄河下游改道可能性的，令我们至少应增强治黄的紧迫感，并表现出更大的能动性。 三、关于黄河泥沙问题 黄河为害的根本症结是泥沙问题。异常的泥沙含量和淤积、冲蚀，不仅给防洪带来极大的困难，大大加重了洪水灾害后果，长期的河道淤积又构成了下游改道的可能性。同时也给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许多问题。目前黄河泥沙的处理主要的还是依靠河水（主要是洪水）携沙入海，这显然是以浪费大量可贵的水资源为代价的。已付诸实施的工程和技术措施，包括水库拦沙、放淤改土、淤筑堤背和挖沙疏浚等，只能是延缓泥沙的河道淤积。泥沙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或控制，长治久安也就无从谈起。 黄河泥沙主要来源于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治理，是一项恢宏而艰巨的国土整治、生态环境工程，因其直接减少泥沙入黄而成为治黄体系中的治本部分，受到治黄的高度重视。水土保持的工程、生物和农业等措施是相辅相成的，但工程措施有着更直接现实的、基础性的意义。遍布黄土高原的大小水库和坝系等，不仅直接拦蓄泥沙、改变微观地貌，而且直接改善微观生态环境，保证生物和农业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在强烈的重力侵蚀状态下，非工程措施显得更为苍白无力；粗沙多沙来源区因人口和环境因素，水土保持治理更有赖于工程措施。可见无论是从国土整治生态建设出发，还是从水土保持减少入黄泥沙来看，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都应是第一位的。这并不否认生物等措施的最终根本性的作用和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经济效益对水土保持的反作用会越来越显著。特别是我国进入WTO后农业的变化对水土保持的影响，应进行专题。尽管水土保持工作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取得一定的成效，入黄泥沙也有明显的减少，然而水土保持巨大的经济和投入，特别是缓慢的时效性、复杂的历史社会、人文背景因素，不能不令人感受到黄河问题的复杂与深沉。黄河不可能变清，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开始于地质时期，黄河演变的背后是自然的演变过程；黄河不需要变清，通过水土保持配合水沙调节实现有效的控制，对黄河而言也许就是治本的唯一途径。 黄河水少沙多的观点，开始是从输沙减淤的角度分析得出的。进而又提出了外流域调水输沙和调水调沙的设想，目的是控制处理泥沙，消除或延缓泥沙在下游河道的淤积。长远考虑，通过南水北调增加黄河水量，更加有利于调水调沙提高黄河干流输沙能力。目前从外流域调水，显然没有利用黄河自身调节解决输沙问题更为现实和经济。调水调沙应当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广义上讲，人为径流变化形成的河道良性水沙运动过程都属于调水调沙的范畴。即将实施的调水调沙应当是狭义的概念，即为调沙而调水，是对水沙运动直接能动的反映。这一是要以牺牲相当量的宝贵的黄河水资源为代价；二是对下游河道整治工程有很大的依赖性。综合分析，调水调沙要做到四个同时：一是调水调沙要同时兼顾到下游及河口生态和社会用水等，为调沙而调水不应是一个孤立的实践过程。二是调水调沙要与河道整治工程规划和调整同时进行。调水调沙河床与水沙演变规律应在一定的河道整治工程作用范围内呈现，否则，调沙只能是简单的输沙尝试过程。三是调水调沙要与下游特别是河口地区的主动疏浚导流同时进行。下游的疏浚特别是河口的疏浚，对调水调沙实践有可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四是远期南水北调参与黄河下游调水调沙实践的方式和有关技术问题，要同时提前进行研究。调水调沙不是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唯一的手段。我们需要的应是：宏观上目的性很强、微观上多目标的、综合有效的调水调沙措施，亦即科学化、系统化的调水调沙实践。 四、关于黄河与南水北调的关系问题 前边已经谈到，最早设想从外流域调水解决黄河水少沙多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从长江上游调水入黄河，即相当于现在的西线南水北调。目前的南水北调已经成为国家调整南北方水资源不平衡，解决北方地区缺水状况的一个长期战略性规划。试想，如果黄河的年径流总量能够增加一倍（相当于长江的十分之一），即由现在的500多亿立方米增加到1000亿立方米以上，那么南水北调规划也许就要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了。从这一点上来看，现在南水北调的前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河水资源的供应不足，也意味着南水到达黄河也就完成了北调，事实上西线南水北调正是这样一个概念。 承认黄河与南水北调以上的关系，就不能把黄河与南水北调的关系，仅仅局限于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加以理解。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直接入黄，而东、中线工程也不是“穿黄”而是“会黄”。首先是南水北调与黄河的互相调节和补位。目前承担黄河下游调洪任务的天然的东平湖，以及与东平湖有联系的其他湖泊和运河水系等，本身就是东线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干流及其水利枢纽体系，更是在西线南水北调工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而中游干支流已建和将建的水利枢纽工程，对南水北调工程的调节能力和调水效率，也应起到巨大的支持和保证作用。其次是黄河下游大规模的调水、供水和灌排系统的潜力，应当承担北调水资源再分配和利用的任务。同时，外流域调水也形成了黄河下游调水调沙实践的有利态势。可见规划中的南水北调工程无论是西线、中线和东线，都与黄河有着直接的甚至是依赖的关系，也可以讲黄河是南水北调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从水资源层面上来看，黄河与南水北调应当是叠加和补位的关系；从黄河的治理层面上来看，南水北调开辟了解决黄河问题的新途径。 五、关于黄河水资源利用问题 水资源短缺和洪水并存，亦即水量时空分布不平衡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特点之一。历史地看，黄河流域的水旱灾害无论是数量、频率还是灾害程度，都是等量齐观的,一些旱灾的影响和损失还远大于洪灾。只是由于洪水灾害的直接性和为害的直观性，人们往往不把洪灾与旱灾相提并论。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黄河下游断流问题，只是这一特点新的呈现形式。黄河断流意味着泥沙输送海洋的停止，无疑将加大河道的淤积；更为现实的是下游地下水补源中断、湿地减退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而资源性供水还在其次。考虑到黄淮海地区对黄河水资源长期的依赖性，仅仅维持一种不断流的状态（实践证明是可以实现的），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与黄河的地位不相称的。之所以黄河断流在各方面产生了不亚于一次罕见洪水的影响，原因也正在于此。黄河水资源的调配利用与解决黄河断流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解决断流的工作目标应是维持生态用水最低径流量；只有在大于生态用水最小径流状态下才能谈水资源的利用问题。黄河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手段与措施。黄河的治理开发是一个持续的系统工程，对水资源匮乏带来的问题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解决水资源问题要与黄河治理的其他方面同时考虑。 从地质年代上看黄河曾经是一个内陆河流，流域本身应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环境系统。今天的黄河是历史黄河的发展，维持生态环境系统本身就是黄河稳定的重要标志。黄河造就了华北平原，也造就了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今天黄河河口及下游湿地生态就是这一生态环境的自然表现。而宁蒙河套地区之所以能够与沙漠抗争维持至今日，与黄河的存在和不懈的滋润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让人不能不思考宁蒙地区持续了2000余年的引黄灌溉方式，是否有着更为重要的环境生态意义。目前黄河水资源的调配利用过程中，对黄河生态系统的考虑至少是不够的。而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又必须以可靠的水资源保护为前提。从目前黄河水资源污染状况和发展趋势看，未来水质污染极有可能超过水资源浪费，成为与洪水并存的两大水资源损失之一。如果说防御洪水主要是人与自然的抗争，那么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主要是体现人类战胜自身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可能更难于前者。 现在实施的黄河水资源调配，主要是借助于中上游水利枢纽工程对水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调节，同时对干流引水进行节制。黄河上最大的水资源损失是丰水入海造成的水资源浪费，即保证下游与河口生态用水前提下，资源性用水以外的入海径流资源。目前只是从排沙和泄洪出发，并未把这部分水资源视为可利用的丰水资源。随着黄淮海地区水资源危机的日益严重和科技的进步，应从经济、技术和实践上积极寻求黄河下游这部分水资源的利用途径，作为上中游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配合和补充，进一步提高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联想到黄河历史上经常性的夺海、淮入海，在调水调沙的同时，可否分流、分沙、利用黄河下游的丰水，有必要进行一些可行性的研究。事实上目前黄河下游两岸已建和拟建的大量平原水库，正起着分流、分沙、利用黄河丰水的作用。如果把黄淮海地区持续的水资源需求和地下水补源等因素，与引黄济卫、引黄济津、南水北调等工程和措施相联系，可设想在黄河下游沟通黄淮海水系，并与中、东线南水北调工程体系相结合，实现对黄河下游丰水的分流、分沙与利用。此设想如能实现，长期地看南水北调黄淮海用水截流可能会大大减少；黄、淮、海水系径流丰枯可能会得到一种有效地平衡；黄河下游调水调沙与分水分沙等措施并行，必要时亦可为分沙而分水。使水沙得到长时期稳定有效的调节，进而形成稳定的河道。黄河的泥沙，因上拦（水土保持、水库拦蓄）和下排（调水调沙、分水分沙等）而得到有效控制；黄河丰水资源又较为充分地在黄、淮、海地区加以利用。使黄河形成内陆河向海洋部分输沙和生态供水、非常洪水排泄入海的局面，这既是愿望，也有希望。 黄河的现实问题决定了长治久安有着新的内涵。防御洪水和解决流域水资源与生态危机，是黄河长治久安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长治久安的标志。长治久安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只有做到长治才有可能得到久安。防御洪水、稳定和改良下游河道，以及水资源保护利用和流域生态建设的过程，既是长治久安的过程，也是长治久安的途径。调水调沙实践和“数字黄河”等工程的建设，将体现现代治黄的最新水平。目前调水调沙还只是即将进入实验阶段，由实验到真正意义的实践阶段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小浪底工程的建成总体上给我们提供了探索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实践成果、经验的积累，将标志着在黄河的长治久安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主要资料： 1、《黄河水利史述要》 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作者：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 2、《黄河的治理与开发》 上海出版社1984年月12月第一版 作者：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治黄研究组 3、《当代治黄论坛》 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作者：黄河水利委员会《当代治黄论坛》编辑组 4、《黄河河防典》 黄河水利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 作者：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主编：岳崇诚） 5、《黄河三百问》 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主编：朱兰琴
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流域的中游则是中华文明史的主要发祥地。但是现在，关于黄河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她日深一日的泥沙与日甚一日的干涸。河床不断抬升，乃至黄河河底的沙土竟然开始在城市的上空漂浮。这是多么严峻的现实！黄河流域曾经是森林密布，土地肥沃，气候湿润的优良居住地，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黄河断流，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和水污染。现在如果你亲眼目睹这样的情景的话，就会感到十分可惜。黄河的水已经被“染”成黄色。黄河已没有昔日的英雄气魄、磅礴的气势、黄河滚滚也不在是浩浩荡荡的了。与李白《赠裴十四》中的诗句“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已不相符了。但在我的心中，黄河却永远都是那么伟大与壮观。我以一个小公民的身份呼吁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们：行动起来，拯救黄河！我相信，只要每一个炎黄子孙行动起来。那么，伟大的母亲河一定能焕昔日光彩。黄河，母亲河，她怀抱婴儿，让甜甜的乳汁流淌，哺育了一代有一代中华儿女，造就了华夏灿烂的文化。她以其巨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带领中华民族像长流不息的滔滔河水，奔向美好的未来。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流。她绵延千里，从西流向东，从古流到今。哺育和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炎黄子孙的母亲。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黄河昔日的容颜渐渐老去，取而代之的是满目的疮痍。抚摸着母亲河干涸的手。我忍不住从心中发出一声怒吼“保护黄河，善待母亲”。 如今的黄河已被糟蹋的面目全非，黄河河水中的泥沙使的曾经清澈的水变成了泥浆，据统计，黄河下游每年输沙量为16亿吨，多么令人震惊的数字。为什么昔日温顺的黄河的今天却这样的暴躁，她呼啸着，蛮横的把黄河两岸肥沃的土地变成泥沙，带入大海。让两岸的丰腴的土地变成河泽。我想：是黄河在抱怨，抱怨我们这些不肖的子孙，仰或她是在伤心，看着儿女们对自己所做所为，黄河在暗自哭泣。 觉醒吧！！黄河母亲无知的孩子们！看看你们都做了些什么？那里以前是郁郁葱葱的树林，现在光秃秃的只剩下了黄土。这里过去是一望无边的田野。现在工厂林立，污水无日无夜的流进黄河。 我们是喝黄河水长大的，看着黄河母亲一天天的苍老，瘦削，我们心如刀绞，黄河母亲天天忍受着人类对她的折磨，喝着人类排放的污水，吃着人类的生活垃圾，却仍然为人类灌溉农田，滋润万物。我不禁要说：“给黄河一块洁净的土，还母亲一片明朗的天，让母亲永远年轻。让我们共饮黄河水，共赏黄河美。让黄河清澈的流水流向千秋万代。” 我心中的黄河 我心中的黄河是有着汹涌澎湃的气魄，因为黄河拥有着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 望着黄河滚滚的奔向东南，惊涛澎湃着的黄河，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你，黄河。是一个坚强而又伟大的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 啊！黄河，你正面临着严重的水土流失，泥沙淤积，生态环境便遭受着严重破坏。你正在疯狂的叫，好似如钢似铁的一样，你像烧着漫天大火，在烧着。 所以，黄河啊！你要坚持住，千万不要放弃了，但你所流经的脚印，却都会有沧海桑田之感，你有时像个活泼的小孩在自由自在的穿梭在壶口瀑布之间。我黄河雄浑博大的身驱突然被痉挛收缩，黄河似地下奔突出来的岩浆，发出无尽的雄伟轰鸣。黄河在历经九曲回肠的磨难后，带着生命的重负，跳荡中完成与病魔生命的格斗。 我心中的黄河一定要是十全十美的，在为着自己作斗争，我们的母亲河啊！你哺育了非常多的人，而你却像一位慈爱的老母亲，把很多人养育成人，而你却在岁月中渐渐地衰老了。 俗话说的好“岁月不饶人”。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也一天天长大，我们的母亲河——黄河
壶口瀑布，不亲自来一回就不可能领略到它的风采。不说瀑布因季节、气候的不同会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即使是同来的人群中，面对壶口，都会在内心深处激荡起各不相同的感受。 壶口瀑布，被印在50元人民币的背面，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识。它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可以体味到人类文明的漫漫踪迹。 壶口岸边有一道长达75公里的长城，据说是清军为防止捻军东渡而设的，是全国建造最晚的一段长城。壶口附近又有很多与大禹治水有关的民间传说，河边的“禹帽山”据说是大禹治水时休息过的地方，瀑布岸边因河水冲刷而成的小石窝，又被老百姓看成是大禹留下的足迹。 长期以来，对两岸的普通百姓而言，壶口瀑布是一个难以跨越、无法绕过的难关。在陆上交通不发达时期，黄河航运是沟通西北与华北的重要途径，而任何船只行至壶口，都不得不弃水上岸，于是这一带就是有“旱地行船”的奇观。数十人直至上百人在靠岸船只下垫上滚木，拖牵着船只行走，拉至小河口入水，重新装货后再下水前行，以此避开瀑布的阻断。对这些人来说，壶口并不是一个多么有诗意的地方，“旱地行船”记载着黄河人的艰辛。 壶口又是艺术家们心向往之的地方。千百年来，歌吟壶口瀑布的诗文不计其数。现代诗人光未然、音乐家冼星海因受壶口悲壮、雄浑之势的感染，写下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壶口所拥有的艺术灵气已被激扬到了极致。 壶口瀑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景观，它是一处流动的风景。壶口瀑布今天的方位与《水经注》的记载相比较，由于河水的冲刷，在大约1500年的时间里，已经向后撤了大约5公里。撰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洪迈的《元和郡县图志》，距离郦道元的《水经注》成书时间（公元527年）为286年，专家根据两书对壶口瀑布位置的记载推算，仅在这286年间，壶口就向上推移了1475米。最早壶口瀑布的方位据推测，应在今天的河津县龙门附近。不过壶口的风采，却不因它的变动而减损。不定的壶口，永动的壶口，悲壮的壶口，给军事家形成防御、给艺术家带来灵感、给船民们带来艰辛、给现代人带来美感的壶口，就这样无所顾忌地奔流着，不知疲倦地呼啸着。 揭底，黄河的未解之谜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心里还回荡着壶口的轰鸣，我们又到了龙的出处——龙门。传说鲤鱼逆流而上，跃过此处就能变成龙，腾云升天。我们此次来这里并没有追踪龙的行踪，而是来探访黄河的又一奇观——揭底。 在黄河龙门河段，当河水流量很大、水里泥沙含量很高时，河床底部的泥沙会被大块大块地掀起来，抛出水面。当地人说，有一次大雨过后，黄河水猛涨，河边的人看到1米多厚成块河底被汹涌的河水带到水面。我们没有亲眼看到，实在难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但在短短几个小时里，这里的河床确实被冲刷深了近10米！ 这种现象的成因至今未能分析清楚，但它一定发生在河水含沙极多时。我们在老乡家看到，从黄河打上来的一桶水沉淀后竟有一厚层黄土。我们正感叹河水里竟有这么多土时，附近水文观测站的工作人员笑问我们，知不知道河流揭底发生时的泥沙含量。他说，发生河流揭底时，1立方米的黄河水里往往有500—600公斤的泥沙，他们测到的最多一次有上千公斤！那感觉根本不是水里含沙，而是沙土里含水了。 河东，人杰地灵 山西，位于太行山之西，故称山西，又处黄河之东，古称河东。“河东”一词在战国、秦、汉时期特指山西西南部，以现今的运城市所辖区域为主，唐以后指山西全省。在山西本省人的心目中，河东，还是特指运城地区的市县。运城诸县的人们也都以“河东人”自称。 河东地区不但是山西农业经济的重心，而且是文化积淀深厚、文化传统悠久、文化名人辈出的地方，用人杰地灵做比喻，一点都不过分。我有机会走访这些古代名人的踪迹，从心底里对这土地产生尊敬之情。 在万荣县的里望乡，有一个叫平原村的村庄。那里的居民一多半姓薛。他们都是明代大学者薛（王宣）的后代，官至礼部左侍郎的薛宣，因秉公廉明而数度退隐和复出。他是宋明理学的传人，又独树一帜，成为“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如今的薛家后代，从薛宣算起，已传至20几代，仅在平原村就有两千多后人。 万荣的通化镇是王通、王绩、王勃这几位隋唐诗人的故里，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更使这祖孙三代的诗文世家名声显赫。镇上的王氏后代们在努力搜寻和保护着先人的遗迹，村里还特地成立了民间“三王研究会”，组织大家一起来研究“三王”的诗歌。他们自费印刷了《“三王”学刊》，整理家故成为这些衣着朴素的村民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名人辈出的河东大地，到处可以感受到这种文化传承的气氛。仅就黄河边上的永济市一地，就云集了众多的人文古迹，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文武名人。这里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诗品》 作者司空图的故里，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鹊楼正在修复中，开放在即，到此游览的人们，可以登高远望，体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位于永济市的普救寺是《两厢记》故事的发生地。莺莺塔上传出的奇妙回声，还有那种清脆的蛙声，吸引着四方游人。 这就是黄河，它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火种，北自河曲凄婉动人的民歌，南到河东如醉如痴的蒲剧，那种散发了民间的动人旋律，让这片苍凉的大地回响着生命的活力。古塔、戏台、寺庙、楼台，自然的胜景，先人的遗迹，无一不在告诉我们，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蕴含着巨大无比的魅力。而那巍峨的群山、沟川峁梁、羊肠小道以及裸露的荒原、漫起的风沙，又记录着黄河儿女的艰辛与生命的顽强。时代的步伐迅猛向前，黄河人的生活在宁静中变化着，只有那条黄色的巨龙，携泥沙而卜，日夜不停地流动着，告诉你时间的永恒。“逝者如斯夫！”这千年的感慨，哲人的叹息，穿越古今。
摘要：黄河的十分复杂，蕴含着广泛而深刻的。黄河应该是一个性的课题。本文试图针对黄河相互关联的几个方面的一些问题，由社会层面向技术层面进行审视和思考，着眼于研究视角而不是解决问题。思考的基点是：黄河需要长治久安。长治久安首先是国家意志应得到充分的体现。长治久安是一个过程，只有长治才有可能久安；黄河的稳定有赖于我们采取积极能动的对策与措施，充分体现社会的进步、的和生产力水平；治理黄河要与时俱进。以往治黄主要体现的是人与的斗争，现实黄河问题的解决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出发，更多地表现出人类战胜自己的能力。 关键词：黄河 问题 治理 稳定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既未从事过治黄专业技术方面的研究，也未从事工程技术实践工作。本文仅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黄河的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与中华民族的相终始的。早在大禹治水的，以抵御黄河水害为标志，先民们就已经树立了强烈而持久的水患意识，治理黄河成为古代人民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缩影。九曲黄河百折不回，是中华民族英勇无畏精神的象征；数千年治理黄河的历史，又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团结奋斗、智慧和能力的真实写照。古代形成的治河思想和大量典籍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黄河的水患、变迁和水资源的利用等问题，萦怀于历代统治者，甚或决定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社会、经济和人文环境。治理黄河一向是国家意志的有力体现，黄河的长治久安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不懈的追求与期盼。 黄河这个“中国之忧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一方面人民治黄的伟大成就，使洪水为害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和缓和；黄河正在用其有限的径流量，以极大的限度支撑着中国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资源用水防线。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黄河总的自然形态和基本演变的不可主导性，洪水问题并未得到根本上的解决。特别是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稳定，水灾害的内涵、特点和意义亦有新的变化。而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保护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水资源保障供给矛盾的涌现，又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都潜在并产生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今日黄河之忧患，表现的是它可贵的贡献之后对人类的自然索取和迫切期望。黄河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决不只是某一领域的问题，蕴含着更为广泛和深层次的课题。 黄河需要长治久安，因为黄河的稳定是区域稳定的前提。翻开中国地图，很容易发现黄河的位置。审视一下黄河灾害和水资源危机可能影响到的区域，大概正是中国的东南部与西北部的交汇地区，即中国经济文化发达与欠发达地区间的过渡区，这种地理位置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黄河在这一区域的兴利，将转化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灾害和水资源危机，又将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产生一种“屏障”效应，这对实现国家西部开发的发展战略是极为不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中，到21世纪中期，要实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目标。江河治理开发程度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黄河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们采取积极能动的对策与措施，体现出现代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 一、关于黄河防洪问题 防御黄河洪水无论过去或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是黄河问题中第一位的问题。黄河洪水灾害主要是在下游。70余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几乎全部集中于黄河的中上游，而下游是一条上宽下窄、绵延八百公里的“悬河”，这种河流形态恐怕是中国乃至世界大江大河中仅有的。洪水在短时间内大流量、强冲力、长距离由平原地区“悬河”入海，十余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数千万人口面临可能的灭顶之灾，其防洪难度及任务的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携带大量泥沙的黄河洪水，泛滥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也是其他河流洪水不可比拟的。1938年花园口扒决形成的黄泛区，至今仍是中国贫困的地区之一。对黄河洪水灾害的评估，要用历史的、发展的和系统的思维方式加以认识，如对人文环境、社会进步、政权建设和国家发展战略影响的研究等。单纯以经济的、区域的观点进行和判断是很不够的。 黄河下游防洪存在的问题较多，最现实的问题首先是要对中常洪水进行再认识。所谓中常洪水，是一个从预见期上界定的概念，表现为流量特征上区别于大洪水和中小洪水。中常洪水对黄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输沙入海、冲蚀河道和稳定河槽；二是下游补源，满足环境和生态用水需求。从历史上来看，黄河下游每一个大的河道演变周期，都是一个河道逐渐淤高、河口抬高延伸的过程，也是纵向比降趋缓而横向比降增大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孕育了非常洪水发生河道变迁、中常洪水三年二决泛滥的结果。现行河道维持100多年后，长时期安澜的今天，1996年8月中常洪水情况下出现的下游异常高水位和行洪过程，提醒人们应当对中常洪水进行重新认识。中常不常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仅仅以预见期和流量界定、区别和认识黄河可能发生的洪水是不客观的，相对而言水位有了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游荡性河道内洪水小流量、高水位漫滩可能无序性演进，河道工程功能大大减弱，进而出现河势急剧变化危及堤防安全。因此，对黄河洪水尤其是中常洪水不能只进行一般意义的水文分析。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建立起高效、精确的监控体系，对河道形态时空变化、洪水演进等实施即时监测和控制，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其次是通过对中常洪水的再认识，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对黄河下游构成威胁的已经主要不是大洪水而是高水位。因此，对非常洪水和中常洪水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小浪底水库防洪效益与运用方式等相关问题，也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再认识。特别是中常洪水可能出现的问题，使我们对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防御非常洪水以往的概念和意义，显然需要有新的理解和评价。 三是分滞洪的问题。分滞洪区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在与洪水抗争中的能动性和策略性，并已为防洪实践所证明是成功的。人类与洪水的斗争也是人与自然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黄河分滞洪区（包括滩区）日益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愈来愈让人不得不思考这一能动的策略性防洪措施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仍将运用分滞洪区。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牺牲某一区域长远的、整体和根本的利益，与长治久安的概念是越来越不相称的，发展地看不应是首选的策略。因而积极谋求新的策略和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二、关于黄河下游改道 河道稳定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前提，也是实施治黄策略的先决条件。伴随着洪水泛滥下游发生改道的可能性，是谋求长治久安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比较乐观和一致的看法是现行河道还可以维持几十年时间，如果考虑到中游水库的拦淤调控运用，尤其是进行的调水调沙实践，现行河道稳定百年似乎是可能的。人民治黄半个多世纪以来进步、稳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特别是战胜1958年和1982年实测大洪水的成功实践和较完备的工程体系，以及可依赖的国家相当长时期的稳定发展，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下游河道可以维持百年稳定的观点是成立的。考虑到黄河下游河道“悬河”善徙、上宽下窄以及比降和输沙能力不平衡等河道变迁因素，短时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加之滩区人类活动等因素，现行河道维持百年稳定无疑将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程。而脆弱的百年稳定与长治久安也未必是同一层次的问题。 对黄河下游改道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应当是共识：即黄河下游改道指的是下游河道某一基点开始，长时间较为稳定的流路变迁，并对相关区域的地理社会环境产生显著。由此我们想到河口三角洲的流路问题，它是针对黄河入海问题而提出的。黄河与其他入海河流不同，多沙特性决定了河道在三角洲地区因淤积抬高周期性地变化频繁。黄河三角洲的面积和河道长度在增加，河道变化的起点也极可能上延。河口抬高是河道变迁的主要诱因之一，河口地区的河道演变是整个下游河道变化的反射，并对下游河道整体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时期或地看，黄河河口地区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与目前本地区的环境、资源性和社会发展形成的矛盾，决定了黄河河口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流路概念所能容纳了的。对河口的治理，不能只从河口流路这一专业层面去认识。若把河口流路问题上升为下游改道层次加以认识，由此得出黄河下游潜在着较大改道可能性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对黄河下游改道可能性的，令我们至少应增强治黄的紧迫感，并表现出更大的能动性。 三、关于黄河泥沙问题 黄河为害的根本症结是泥沙问题。异常的泥沙含量和淤积、冲蚀，不仅给防洪带来极大的困难，大大加重了洪水灾害后果，长期的河道淤积又构成了下游改道的可能性。同时也给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许多问题。目前黄河泥沙的处理主要的还是依靠河水（主要是洪水）携沙入海，这显然是以浪费大量可贵的水资源为代价的。已付诸实施的工程和技术措施，包括水库拦沙、放淤改土、淤筑堤背和挖沙疏浚等，只能是延缓泥沙的河道淤积。泥沙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或控制，长治久安也就无从谈起。 黄河泥沙主要来源于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治理，是一项恢宏而艰巨的国土整治、生态环境工程，因其直接减少泥沙入黄而成为治黄体系中的治本部分，受到治黄的高度重视。水土保持的工程、生物和农业等措施是相辅相成的，但工程措施有着更直接现实的、基础性的意义。遍布黄土高原的大小水库和坝系等，不仅直接拦蓄泥沙、改变微观地貌，而且直接改善微观生态环境，保证生物和农业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在强烈的重力侵蚀状态下，非工程措施显得更为苍白无力；粗沙多沙来源区因人口和环境因素，水土保持治理更有赖于工程措施。可见无论是从国土整治生态建设出发，还是从水土保持减少入黄泥沙来看，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都应是第一位的。这并不否认生物等措施的最终根本性的作用和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经济效益对水土保持的反作用会越来越显著。特别是我国进入WTO后农业的变化对水土保持的影响，应进行专题。尽管水土保持工作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取得一定的成效，入黄泥沙也有明显的减少，然而水土保持巨大的经济和投入，特别是缓慢的时效性、复杂的历史社会、人文背景因素，不能不令人感受到黄河问题的复杂与深沉。黄河不可能变清，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开始于地质时期，黄河演变的背后是自然的演变过程；黄河不需要变清，通过水土保持配合水沙调节实现有效的控制，对黄河而言也许就是治本的唯一途径。 黄河水少沙多的观点，开始是从输沙减淤的角度分析得出的。进而又提出了外流域调水输沙和调水调沙的设想，目的是控制处理泥沙，消除或延缓泥沙在下游河道的淤积。长远考虑，通过南水北调增加黄河水量，更加有利于调水调沙提高黄河干流输沙能力。目前从外流域调水，显然没有利用黄河自身调节解决输沙问题更为现实和经济。调水调沙应当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广义上讲，人为径流变化形成的河道良性水沙运动过程都属于调水调沙的范畴。即将实施的调水调沙应当是狭义的概念，即为调沙而调水，是对水沙运动直接能动的反映。这一是要以牺牲相当量的宝贵的黄河水资源为代价；二是对下游河道整治工程有很大的依赖性。综合分析，调水调沙要做到四个同时：一是调水调沙要同时兼顾到下游及河口生态和社会用水等，为调沙而调水不应是一个孤立的实践过程。二是调水调沙要与河道整治工程规划和调整同时进行。调水调沙河床与水沙演变规律应在一定的河道整治工程作用范围内呈现，否则，调沙只能是简单的输沙尝试过程。三是调水调沙要与下游特别是河口地区的主动疏浚导流同时进行。下游的疏浚特别是河口的疏浚，对调水调沙实践有可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四是远期南水北调参与黄河下游调水调沙实践的方式和有关技术问题，要同时提前进行研究。调水调沙不是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唯一的手段。我们需要的应是：宏观上目的性很强、微观上多目标的、综合有效的调水调沙措施，亦即科学化、系统化的调水调沙实践。 四、关于黄河与南水北调的关系问题 前边已经谈到，最早设想从外流域调水解决黄河水少沙多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从长江上游调水入黄河，即相当于现在的西线南水北调。目前的南水北调已经成为国家调整南北方水资源不平衡，解决北方地区缺水状况的一个长期战略性规划。试想，如果黄河的年径流总量能够增加一倍（相当于长江的十分之一），即由现在的500多亿立方米增加到1000亿立方米以上，那么南水北调规划也许就要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了。从这一点上来看，现在南水北调的前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河水资源的供应不足，也意味着南水到达黄河也就完成了北调，事实上西线南水北调正是这样一个概念。 承认黄河与南水北调以上的关系，就不能把黄河与南水北调的关系，仅仅局限于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加以理解。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直接入黄，而东、中线工程也不是“穿黄”而是“会黄”。首先是南水北调与黄河的互相调节和补位。目前承担黄河下游调洪任务的天然的东平湖，以及与东平湖有联系的其他湖泊和运河水系等，本身就是东线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干流及其水利枢纽体系，更是在西线南水北调工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而中游干支流已建和将建的水利枢纽工程，对南水北调工程的调节能力和调水效率，也应起到巨大的支持和保证作用。其次是黄河下游大规模的调水、供水和灌排系统的潜力，应当承担北调水资源再分配和利用的任务。同时，外流域调水也形成了黄河下游调水调沙实践的有利态势。可见规划中的南水北调工程无论是西线、中线和东线，都与黄河有着直接的甚至是依赖的关系，也可以讲黄河是南水北调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从水资源层面上来看，黄河与南水北调应当是叠加和补位的关系；从黄河的治理层面上来看，南水北调开辟了解决黄河问题的新途径。 五、关于黄河水资源利用问题 水资源短缺和洪水并存，亦即水量时空分布不平衡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特点之一。历史地看，黄河流域的水旱灾害无论是数量、频率还是灾害程度，都是等量齐观的,一些旱灾的影响和损失还远大于洪灾。只是由于洪水灾害的直接性和为害的直观性，人们往往不把洪灾与旱灾相提并论。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黄河下游断流问题，只是这一特点新的呈现形式。黄河断流意味着泥沙输送海洋的停止，无疑将加大河道的淤积；更为现实的是下游地下水补源中断、湿地减退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而资源性供水还在其次。考虑到黄淮海地区对黄河水资源长期的依赖性，仅仅维持一种不断流的状态（实践证明是可以实现的），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与黄河的地位不相称的。之所以黄河断流在各方面产生了不亚于一次罕见洪水的影响，原因也正在于此。黄河水资源的调配利用与解决黄河断流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解决断流的工作目标应是维持生态用水最低径流量；只有在大于生态用水最小径流状态下才能谈水资源的利用问题。黄河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手段与措施。黄河的治理开发是一个持续的系统工程，对水资源匮乏带来的问题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解决水资源问题要与黄河治理的其他方面同时考虑。 从地质年代上看黄河曾经是一个内陆河流，流域本身应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环境系统。今天的黄河是历史黄河的发展，维持生态环境系统本身就是黄河稳定的重要标志。黄河造就了华北平原，也造就了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今天黄河河口及下游湿地生态就是这一生态环境的自然表现。而宁蒙河套地区之所以能够与沙漠抗争维持至今日，与黄河的存在和不懈的滋润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让人不能不思考宁蒙地区持续了2000余年的引黄灌溉方式，是否有着更为重要的环境生态意义。目前黄河水资源的调配利用过程中，对黄河生态系统的考虑至少是不够的。而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又必须以可靠的水资源保护为前提。从目前黄河水资源污染状况和发展趋势看，未来水质污染极有可能超过水资源浪费，成为与洪水并存的两大水资源损失之一。如果说防御洪水主要是人与自然的抗争，那么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主要是体现人类战胜自身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可能更难于前者。 现在实施的黄河水资源调配，主要是借助于中上游水利枢纽工程对水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调节，同时对干流引水进行节制。黄河上最大的水资源损失是丰水入海造成的水资源浪费，即保证下游与河口生态用水前提下，资源性用水以外的入海径流资源。目前只是从排沙和泄洪出发，并未把这部分水资源视为可利用的丰水资源。随着黄淮海地区水资源危机的日益严重和科技的进步，应从经济、技术和实践上积极寻求黄河下游这部分水资源的利用途径，作为上中游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配合和补充，进一步提高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联想到黄河历史上经常性的夺海、淮入海，在调水调沙的同时，可否分流、分沙、利用黄河下游的丰水，有必要进行一些可行性的研究。事实上目前黄河下游两岸已建和拟建的大量平原水库，正起着分流、分沙、利用黄河丰水的作用。如果把黄淮海地区持续的水资源需求和地下水补源等因素，与引黄济卫、引黄济津、南水北调等工程和措施相联系，可设想在黄河下游沟通黄淮海水系，并与中、东线南水北调工程体系相结合，实现对黄河下游丰水的分流、分沙与利用。此设想如能实现，长期地看南水北调黄淮海用水截流可能会大大减少；黄、淮、海水系径流丰枯可能会得到一种有效地平衡；黄河下游调水调沙与分水分沙等措施并行，必要时亦可为分沙而分水。使水沙得到长时期稳定有效的调节，进而形成稳定的河道。黄河的泥沙，因上拦（水土保持、水库拦蓄）和下排（调水调沙、分水分沙等）而得到有效控制；黄河丰水资源又较为充分地在黄、淮、海地区加以利用。使黄河形成内陆河向海洋部分输沙和生态供水、非常洪水排泄入海的局面，这既是愿望，也有希望。 黄河的现实问题决定了长治久安有着新的内涵。防御洪水和解决流域水资源与生态危机，是黄河长治久安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长治久安的标志。长治久安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只有做到长治才有可能得到久安。防御洪水、稳定和改良下游河道，以及水资源保护利用和流域生态建设的过程，既是长治久安的过程，也是长治久安的途径。调水调沙实践和“数字黄河”等工程的建设，将体现现代治黄的最新水平。目前调水调沙还只是即将进入实验阶段，由实验到真正意义的实践阶段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小浪底工程的建成总体上给我们提供了探索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实践成果、经验的积累，将标志着在黄河的长治久安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主要资料： 1、《黄河水利史述要》 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作者：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 2、《黄河的治理与开发》 上海出版社1984年月12月第一版 作者：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治黄研究组 3、《当代治黄论坛》 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作者：黄河水利委员会《当代治黄论坛》编辑组 4、《黄河河防典》 黄河水利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 作者：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主编：岳崇诚） 5、《黄河三百问》 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主编：朱兰琴
现在免费的哪里有啊，唉，社会不一样了。
还没写吗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母亲河文化，是黄河古今流域多民族人民在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中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的中心和重心所在地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
一。黄河文明的特征。二。黄河文明对强国的作用。三。提升黄河文明在强国方面作用的建议。大概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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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作业？
这个要写出它的特点和特色。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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