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料）学价值 音乐考古学以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为基本研究对象，其调查、发掘以及专题研究的资料与成果，作为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实物史料和当今学术界据之而获得的认识，在探讨人类古代音乐文化面貌及其演变过程与规律的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历史悠久、史料丰厚的中国，相对于以文献史料为基本研究对象的传统历史学研究而言，音乐考古学的资料及其史学价值，至少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证“史”之有：证明历史文献记载的正确——确有其人、确有其事。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两周时期贵族奴隶主有身份之别、等级之异，他们所使用的钟、磬乐器数量和设置方位也相应地存在“宫县（悬）”、“轩县”、“判县”和“特县”的差异。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擂鼓墩1号墓中室发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金石乐器组合，它们呈三面陈放，构成了一个“轩县”设置形式。而同墓出土文献资料表明，墓主人乙系诸侯国曾国的国君[19]。诸侯级别、“轩县”式陈列，不仅说明文献记载是史出有据，同时还为历史文献史料做了时代化、个性化的实物性具体阐释。 2）正“史”之误：纠正文献记载之史实的错误。作为对史实的记录，历史文献难免因作史者受到的时间、空间等客观条件限制和“世界观”、“方法论”等主观因素的制约以及时间的流逝所产生的损毁，而存在遗漏、阙如甚至错误。因此，正“史”之误、补“史”之无，当为出土文物史料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史记》记载，汉代武帝时期，创设了管理乐舞活动的最高行政机构——乐府。然而，1976年在陕西临潼秦皇陵出土了一件青铜钟[20]，钟钮铭文表明，乐府早在秦代就已经存在。“乐府”钟的出土，纠正了历史文献之误，将乐府的历史提前到了西汉之前。 3）补“史”之无：补充文献记载之史实的遗漏、模糊与阙如。尤其是作为对时间艺术——音乐的记录，一般意义上的音乐文献永远只能将人类古代音乐文化活动的实际音响置于阙如状态，必须通过出土器物给予一定的补充。湖北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钟磬乐器及其配件上，有铭文和墨书文字3756个，记录着同一律位在周、楚、申、曾等不同诸侯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名称及其相互关系、独特的“甫——曾”音名体系以及唱名在不同八度组别中的变异等乐律学理论[21]（，堪称对先秦中国音乐理论文献的全面补遗。而20世纪70年代关于先秦中国合瓦形青铜编钟一钟双音原理的认识，更是全面展示了音乐考古资料及其相关研究的补“史”价值——音乐考古工作者根据青铜编钟形制、纹饰等方面的形态变化及其实测音响的相关规律，揭示出先秦中国合瓦形青铜编钟的双音原理及其在古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本来面貌。但是，传世文献对相关的史实几乎未作记录，仅有的只言片语在一钟双音的事实被认证之后，方有学者予以解释，然其结论学术界仍存争议。[22] 4）创写“史”前史：创写人类尚无文献记载之前的历史。考古发现及其相关研究成果证明，在有文献记载之前，人类存在于地球的历史，至少有两百余万年！也就是说，假如将人类用文字记录、传播文化的发展阶段称为历史时期的话，那么，在人类进入所谓的历史时期之前，还曾经历过时间更为漫长的史前时期。而这一时期，直接关系着人类的产生，关系着文化的形成，关系着文明的诞生，关系着艺术的起源，关系着作为艺术的音乐的萌芽等众多方面问题的认识与研究。 在中国有史时期之前的人类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中发现了大量的音乐文化遗存。例如1985年以来，考古学家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骨笛就有数十件之多。这些骨笛制作规范、讲究，还保存有制器者有意设计、调整音孔距离的划痕，其中一支骨笛在七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能吹奏发音，其乐音至少能构成六声音阶[23]。它们的出土，不仅将中国音乐的历史提到了距今八千多年前的史前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围绕这些骨笛展开的系统性音乐考古学研究，将对全面认识当时人类音乐文化的历史面貌，具有其它任何类别的非考古资料都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从广义的历史学角度而言，作为探讨人类古代音乐文化面貌及其演变过程与规律的学问，音乐考古学的音响史料价值和史学意义是其它任何学科都难以替代的，具体而言，至少体现在“证”、“正”、“补”、“创”等四个方面。其中，前三个价值体现了音乐考古学与传统音乐史学的密切关系——在有“史”时期的人类文化历史研究工作中，它们宛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并相得益彰！音乐考古资料使历史文献记载的内容具体化、实物化，同时，音乐文献记载也使出土实物材料的内涵被揭示得更加全面、系统。二者相互印证，构成了近现代学术界开展史学研究工作的史料基础与学术基石。而第四方面的价值，则以其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展示了音乐考古资料与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特殊意义和学术价值。
后世在乐器考古方面，仍然沿着宋代金石学的途径研究。清代的乾嘉考据学派也有一定贡献。20世纪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文学家刘复所开创的古乐器测音工作，并有考古学家唐兰《古乐器小记》等著作。50年代以后，中国音乐史专著以及由音乐学家倡导的音乐考古调查研究活动中，充分重视了文献考证与实物考古相结合的研究工作。1978年曾侯乙墓乐器出土后，音乐考古学又出现了与音乐民族学相结合的新倾向，有了新的发展。近年来，中国的音乐考古学比较重视的工作之一是对古谱的发掘和翻译，目前对敦煌古乐、西安古乐、北京智化寺古谱、福建南音以及河南、山西、西藏、新疆的寺院音乐资料都在积极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提出了建立古谱学的新要求。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我对音乐与人生的感悟论文(2009-12-01 18:33:01) 标签： 音乐与人生论文作文音乐人生校园 分类：教育考试 音乐是一杯香醇的美酒， 你静静地倾听就能感受她的浓郁芬芳； 人生是一壶淡绿的青茶 你全心地品尝才能领略她的酸甜苦辣 无意中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首诗，感觉写地很舒心，很淡然，又很超脱！呵呵，因为我喜爱音乐，欣赏音乐带给人的美的享受！她的诗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共鸣，以致于我不得不拿出来给大家一起分享！ 虽然我的五音并不是很全，虽然我也没有向着音乐的方向发展，但是我喜爱音乐的感觉从未在人生中消失过！在欧洲维也纳古典乐派中我最喜欢的是作家是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我小的时候通常简称他为莫扎特，想必很多人都对他的音乐很了解吧，他是奥地利作曲家，一共创作了22部歌剧、41 部交响乐、42部协奏曲、一部安魂曲以及奏鸣曲、室内乐、宗教音乐和歌曲，我很倾佩他！ 在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他是英国伦敦的音乐神童8岁的他在羽管键琴演奏、视奏能力及运用各种乐器的即兴表演和作曲上，都使人叹为观止。 更令我记忆深刻的是，他的父亲为了金钱与荣誉，让莫扎特必须满足听从突如奇来、异想天开的种种刁难性提议，并且，这样的演出几乎每每长达四五个小时之久。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悲惨的童年，没有快乐、没有玩伴，留给我的都是家人的辱骂和家庭的悲剧，那个时候，我也只能在音乐中寻求自己灵魂的解脱，不过我是个男人，我是个坚强的男人，我会向莫扎特学习。莫扎特在16岁的时候结束了他长达10年之久的漫游生活，回到自己的家乡萨尔斯堡，在大主教的宫廷乐队里担任首席乐师。但事实上一点都不好过，在大主教眼中，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奴仆，在1781年6月的时候，莫扎特终于在忍无可忍当中与大主教公开决裂。我很倾佩他的勇敢！我希望终有一天的我也能勇敢地走出家庭的阴霾！ 我很喜欢老师的音乐与人生课，那不仅是因为我很喜爱音乐，还因为老师长地很有魅力！很多次回到宿舍的时候，室友上选修课还没有回来，感觉特别的安静，习惯性地打开音响，放着那些钟爱的欧美经典音乐，让自己沉浸在那如水如月的歌声中，细细地品味、慢慢地遐想。此刻，感觉世界是如此宁静、人生如此纯粹，远离了尘世的喧嚣，有的只是一种纯净的美。那些来自宿舍外、广场、后山、以及音响里的歌声，轻轻地在空气中划过，轻吻着我的脸颊，弥漫在我的四周，沁入我的心扉。让我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感动，那是一种岁月所无法触及的感动。默默牵引着我，去感受生命中那丝丝缕缕沉淀的情怀，荡涤着心中的尘埃，还心灵以宁静与平和。 还记得那次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放牛班的春天》，那是部关于师生的感人片子。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美，很美。 真的是一部典型的音乐与人生交织在一起的电影！我很庆幸那次我介绍给了老师这部电影，事实上除了看过它的简介外，我都没有好好看过。我很感激老师，感激的是她不仅采纳了我的意见，而且让我真正静下心来好好看了这部电影，让我懂得人生中很多的东西。^^ 在《放牛班的春天》里，我能看到有温暖的阳光，不经意地从某些细节中流露出来，还有迷离飘渺的林中的雾气，光被挑逗得温柔多情，细细密密地铺满法国郊野常见的树林，悄悄地爬上树干。那不是音乐里正想表现出的一种现象吗？这不是人生中一直追求的世外桃源么？对我来说，那真是一种难以忘怀的享受，那些被摄影师定格的美丽镜头，竟流淌成了一首诗。我不得不说，这部片子经典之一，就是那如水彩画般干净的画面，许多水彩画中都出现过的，洒满阳光的浪漫春野和山林，就像音乐从你的心里流淌过一样，特感动，特亲切！ 《放牛班的春天》是一部让人因为喜悦而泪流满面的电影。那小主角皮埃尔的歌声，简直就像从天堂飘出的天使的声音，悦耳动听如仙籁般；那可爱又可敬的马修老师，皮埃尔美丽的唇间流出的动人旋律让他惊讶不已，让我陶醉不已；还有孩子们的合唱，如教堂的唱诗班，将一首首歌唱出了令人景仰的神圣。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次机会，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人生定格在那个合唱班里！ 在马修老师老师离开的那一天，从窗口里飞出无数的纸飞机，孩子们把手举过头顶轻轻地摇着，于是楼下的马修老师没有看见孩子们或微笑或流泪的脸，只看见一只只轻轻摇动的手。马修老师说，我有点想哭。可他还是没哭。事实上，电影外的我，却止不住流泪了！真的，如果是我，我如何舍得这一群可爱的孩子们啊；如果是我，我如何咽地下这口气啊！我真的想问：马修老师，您还想哭吗？银幕外的我，替您哭了。 也许，在追求所谓的生之快乐的今天，我们已经在真理面前放弃了追求，在残酷的现实和美好的梦想冲突时，宁愿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庸之道。学会了割舍，不再为梦想执着，懂得了折衷，不再为真爱牺牲。于是，那些甘愿为情赴汤蹈火的可歌可泣，也只能停留在古人的传奇或作家的遐想中。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太多的无奈和遗憾。很多时候，我明知道这是和错误的人生观，但是我改变不了，我一直在试图改变！ 老师听过，一首歌么：叫《Everyday》，我最喜欢的英文歌之一。这首歌是《歌舞青春2》的插曲，由两位主角演唱的曲子！上次在课上看到的是《歌舞青春1》，但是由于影片不是高清电影，看上去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已经很不错了，因为这部音乐剧《歌舞青春》里充满活力的body,真挚的友情，珍贵的亲情，令人忍俊不禁的小聪明，热烈的舞蹈，动人的歌声！ 让我感觉人生完全可以像他们这样，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 我们都是平凡人,但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每个人都是一颗钻石,都有许许多多的面,只是,我们因为不自信或者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而隐却了许多光芒。每次我跟朋友们出去KTV的时候，我总会选这首歌，虽然我唱地并不是很好，但是我爱它，我喜欢它，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们的青春,就只有这么短短的一瞬间,为何不抓住她,做我们想做的事呢 有时候一切就可以那么纯粹，青春不会是灰暗的、无望的，只要我们愿意，青春可以是彩色的，可以唱歌、可以跳舞，一切的一切都值得我们去赞颂， 不是吗？呵呵！ 歌舞青春是一部让人无法忘怀的的“高校音乐剧”。 看了这部影片，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不要被局部影响而导致自己无法在竞争中真正快乐，只有勇于面对，才能得到自己希望的结果，才会知道友情、爱情、亲情、师生情的美妙组合该是什么样子。 静静的夜晚，与那些喜爱的音乐轻轻地对话和碰撞，忘却一切烦恼和忧伤，还自己一份宁静和真实。我喜欢这样的音乐人生，我爱这样的音乐人生！记得采纳啊
3000字的小论文，建议你题目最好小一点！不知道你是刚刚涉及考古还是怎么？所以给你几个建议找一个遗址中的一种遗迹或遗物进行探讨。这个相对专业，但上中国知网就有很多。如：半坡的环壕研究，看《西安半坡》;汉代桂宫瓦当研究，看《汉长安城桂宫 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讨论一下考古与其他专业的关系。如：中国考古学与文物学的关系（大一是我就写过类似的）看 中国考古学通论、中国考古史、考古十八讲、文物学概论之类的。这个相对简单。写一下区别、源流，写一下相互应该借鉴之处就可以了。
未发现文物在建设中的补救（目前各地建设部门与考古部门缺少沟通）城市化建设日益扩大，在开发建设中，施工单位缺乏考古常识，因此，有很多未发现遗迹极可能被永久破坏。如何补救成为焦点。供参考。
例如：古陶埙的研究可以借助陶瓷考古的手段及其已有成果来鉴定它的形制、年代、文化属性等；《曾侯乙钟铭》的研究必须借助于古文字考古与青铜器考古的成果；《敦煌古谱》的研究也必须依据于古谱原件的文物考古研究。但由此又引出古埙音阶问题,钟铭的先秦乐律学史问题,敦煌谱的译解问题等。因而，其研究范围常常涉及古代乐律学、音乐形态学、音乐民族学的许多具体问题；也能从音乐学的角度起反馈作用，以助益于考古学的研究。例如：对于商、周青铜编钟的音阶发展史的研究，可以反过来对发掘资料不全的古编钟提供断代根据。著名的信阳“□□”钟，首钟是否与其他十二件编钟同套的问题，即依据于编钟音阶结构及其声学方面的测音研究而得结论。因此，中国当代音乐考古学的内涵带有更多的综合学科、边缘学科的性质。
太广泛了吧、、、 给你一篇 不协和理念的变异论 一部完整的西方音乐的发展史；如果从某种角度上看也可以视为一部和声发展史；如果再从更细微、更具体的侧面上观察，其实也是一部不协和理念的发展史。从历史的历时态方面来考察，“不协和”的理念永不具备一种静止不变的特征，也绝不会体现着自然界存在的“能”的那种“守恒定律”。用今天符号论的术语来说：它们只是一种“漂浮的能指”；而从共时态方面来考察，“协和”与“不协和”虽然是来自于两极概念的矛盾体，但它们自形成以来就从未间断地在历史发展的“漂浮”运动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辅佐，甚至互为宾主。 不协和的理念在和声思维上主要是指和音或和弦在纵向结合时给人产生出的一种听觉上的反应，它的属性以及它的本质概念始终伴随着音乐历史发展的轨迹同步迁移，由于和弦结构复杂化而造成不协和理念的变异，对于多声部音乐语言的发展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 在音乐发展的最初阶段，音乐本身就指一种和谐的理论，古希腊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在音乐的研究中认为:“是数的比例构成了和谐，并将此应用到宇宙天体上，认为天体之间也是按照数的比例排列的，因此整个天体就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和谐体。”[2] 从古希腊一直到19世纪中叶，关于音乐美学的定义和本质上的概念虽然不断地发展着，但是“美”与“和谐”的统一这一传统的理念却没有实质上的变异。但是如果将视觉角度转移到和声意义的“不协和”理念上来看，“不协和”一词的实质性概念和人们听觉的心理反应始终在替换中发展。“不协和”的理念以及它的实质性差异，是由两方面因素导致的：一是音乐历史的阶段性；二是人们听觉习惯的可变性。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能动力，使音乐发展中的“不协和”理念不断更新和变异。 首先让我们讨论一下“纯四度”音程，它是一个由协和——不协和——协和，变异性最大的音程之一。在早期多声音乐时期，即“奥伽侬”时期，“纯四度”被认为是协和音程；而到了严格对位时期，它又变成了必须需要解决的不协和音程；即使到了古典音乐时期，如果低音形成的四度关系也通常被认为是不协和音程。[3]当然到了后来“纯四度”音程无疑已被认为是协和音程之一了。 再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三度音程的发展状况。从古希腊开始，八度、五度、四度的协和音程观念就已牢固建立了，在初期的‘奥伽侬’中所谓协和音程也仅限于此。直至13世纪，大三度音程才从不协和音程的行列中挣托出来。而小三度音程在中世纪音乐中，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个不协和和音；一直到巴赫时期，这种观点仍局部地表现出原来观念上的痕迹。如：通常在小调式的作品结束时，用以大三度来代替，形成所谓的“辟卡迪三度”。到海顿和莫扎特时期，才不再对小三度的协和本质发生任何疑问。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协和”，不过是随着音乐思维的发展与人们听觉习惯的改变而不断地对“不协和”音程的“解放”而已。”[4]由于三度音的解放，使传统三和弦的出现已成为了一种可能，直至18世纪法国作曲理论家拉莫（Rameau）1722年出版的《和声自然原理论述》总结了前几代人的理论与创作并随着数学、声学理论的发展，以三度叠置结构的和弦构成原则在理论上正式确立。 随着大、小调体系的形成以及和声功能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在以三和弦为统治地位的和声王国中人们就不断地尝试着对不协和音的使用，并且在无数作曲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音乐实践中日益复杂起来。正如勋伯格所说：“不协和音是作曲家们摆脱陈词滥调的原动力。”多声音乐在时间展开的过程中正是依靠和弦间的“协和”与“不协和”的对比获得的。在伯尼（Charles Burney）的《法国与意大利音乐的现状》（1771）中，有一段便是这样的看法。他写着:“不协和音在多声部音乐作品中是必需的，我相信现在没有人会否认了。看来，不协和音对音乐正如明暗色调对绘画同样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由于它的反衬与对比作用丰富了协和的声音，而尤其它还是注意力所必需的刺激物……。不协和音给听觉带来一种短暂的难受，留下不满足，甚至不舒服，直至听到某些较悦耳的和音为止……。我确信，只要听觉能力终于得到改进和提高，对它是不存在有什么太强烈的不协和的声音的
音乐的基本价值在于通过以聆听音乐、表现音乐和创造音乐为主的审美活动，使自已充分体验蕴涵于音乐音响形式中的美和丰富的感情，为音乐所表达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所吸引、所陶醉，与之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使音乐艺术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智慧、情智互补的作用和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以利于自已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为自己终身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和载体，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音乐课则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之一
中外音乐欣赏音乐，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伴随我们，音乐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 分，很难想象没有音乐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 筑。音乐是人类灵魂的艺术表现，从古典音乐中寻找精神寄托。 音乐，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伴随我们，音乐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 分， 很难想象没有音乐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绝大多数人偏爱于流行音乐， 它时尚， 动感，充满现代的活力与气息。但是提到古典音乐，大多数人认为离我的时代好 遥远。以前我只关注流行音乐，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交响音乐会，只是觉得气势磅 礴， 场面壮观而已， 对古典音乐只是些感性认识， 比较肤浅。 通过选修音乐鉴赏， 我开始真正接触到古典音乐。我发现古典音乐是完美，优秀，经典的。要真正听 懂古典，必须具备一定的音乐理论知识和西方历史背景知识，这样才能更理性， 更深刻的认识。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 ”音乐是人类灵魂的艺术表现， 从古典音乐中寻找精神寄托。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三位古典主义音乐大师， 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位大师是海顿， 他是交响音乐的泰斗。 他的音乐典雅、 华丽、 结构方整、 旋律流畅， 很少有戏剧性冲突， 使人飘飘欲仙。 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之父的美誉， 对海顿来说是当之无愧的。他奠定了古典乐派的形式和风格，并使其发扬光大。 在他创作的黄金期，对音乐的形式与语法的掌握已是炉火纯青，乐曲风格精致， 曲思丰富，似乎具有无穷无尽的想象力。许多作品在原创及精练技巧下，经常蕴 含着幽默感，表现为惊人的手法、出人意料的不同风格的同时呈现，还有精湛的 和声、 转调。 更重要的是他发展主题素材的形式， 延续巴洛克音乐的模拟对位法， 根据主题的轮廓而衍生出乐曲组织。他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是维也纳音 乐真正的奠基者。献给奥地利皇帝的《颂歌》亦是海顿的著名作品。如今，这首 颂歌的曲调变成了德国的国歌。柴可夫斯基说：“海顿是交响乐创作的锁链中一 个不可缺少的、牢固的环节。没有他，也就没有莫扎特、贝多芬了。” 第二位大师是“音乐神童”莫扎特。他的音乐细腻、华贵、含蓄、典雅，风 格明朗，旋律优美，结构严谨，具有强烈的古典色彩和超然物外的特点。莫扎特 的音乐创作完美地体现了歌德的一句名言，即“艺术就是自然，自然就是艺术”。 莫扎特是唯一可以在优美的乐曲中表现悲伤和痛苦的作曲家， 他能表现人类的灵魂。伟大的德国作家歌德，认为莫扎特是 “禀承了上帝旨意的创造力的化身。 ” 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 历久不衰，就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回避它的真正 魅力——自由与人性。 第三位大师贝多芬，他的音乐则升华为美中有“奋” ，乐中有“哲” ，激情洋 溢，形象鲜明，矛盾纷呈，英雄气势撼人，如同熊熊烈焰，无比辉煌。贝多芬被 后人评为“集古典派之大成，开浪漫派之先河”的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从古典走 向浪漫的进程中，贝多芬是一块里程碑。他亲自将《第六交响曲》注上“田园交 响曲：感情的表达胜于音画的勾勒” ，并在各乐章分别写出“到达乡间时的快感” “溪边景色”等大小标题，使它成为音乐史上第一部著名的标题音乐。由于他的 作品的英雄气概，奔放热情，幻想风格，复杂织体一级丰满的和声因素，并扩大 了交响乐队的编制，为浪漫主义音乐开辟了道路。贝多芬一生与苦难命运搏斗, 对人生的感触极深,因此在作品中融入了不少前人不曾想象的感情,处处充满自信 他的作品歌颂了生命的美好和对人类的爱 ,充满奋斗向上的精神"通过斗争,达到 胜利"这八个字可以说是贝多芬创作思想的概括。 中外音乐鉴赏这门课程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音乐本身， 更加包括如何以一个绅 士的姿态面对音乐、 面对艺术， 真正的静下心来感知和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激情 与安慰。 古典音乐艺术领域中有着无数的伟大作家，他们同样用他们的思想与精 神为我们诠释艺术的真谛， 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的心血集成，都是他们在挖掘内 心，挖掘社会，挖掘时代后的结晶。听古典音乐，它的每一个音符都好像是在你 的心头跳动， 每一个旋律都像是能踏入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的心境与思绪也 随着音乐的起伏而变化， 我想这就是古典音乐永远能带给我们奇妙的感受，也是 古典音乐亘古不衰的道理所在。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音乐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会欣赏音乐便走出了欣赏美的关键一部分。因此学习欣赏音乐是一门很重的课程！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学到很多东西。一． 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认识在这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古典音乐，体味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笛声的清脆，箫声的深沉，琵琶的铮铮之音，这些我们都从中感受到了华夏之音的美妙，体味到古典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以五音--宫商角徵羽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中国独特的音乐形式如今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是唢呐这种乐器，无论民间的喜事还是丧事唢呐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唢呐作为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优秀曲子如《百鸟朝凤》堪称经典。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感受最多的就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提升了对祖国的爱。二． 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命运交响曲》堪称经典，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唯独只有贝多芬用选取了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命运”这一主题在贝多芬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境地，成为了历史上无人挑战的经典。同时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还有欣赏了幽默曲、圆舞曲等，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幽默曲的欣赏，不但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时代的音乐更是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了追求理想的不放弃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断奋斗的高尚品格。三，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其音乐的发展历史更是一部丰满的史诗。在当今的乐坛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便是一位现代音乐的代表人，但是即使在人们看来如此现代的音乐人，在他的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传统的音乐元素，如在《菊花台》，这首曲子的结尾用的便是我国云南的传统乐器葫芦丝。再如当今的年轻人所喜欢的歌曲《苏三说》与《One Night in Beijing》更是大胆的吸取了我国传统艺术京剧中的音乐元素，受到人们的欢迎。回归传统是一种趋势，我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立足于传统并且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进行创新这是一种必然。有我国“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先生是将传统音乐用现代音乐元素演绎的典范，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四． 音乐对人的影响音乐由人创作自然表达的是人的情感，音乐的欣赏着便是要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体味创作者的情感，从而达到人与音乐的共鸣。《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内心的坚决，顽强的意志，作曲人满怀的崇高，神圣，庄严都融进那雄壮的旋律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听到都热血沸腾，充满希望，让听者蓦地升起对崇高的一团敬畏与仰望。又如在欣赏陈钢、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梁祝二人真挚的情感，音乐主要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 ”、“化蝶”为情节展开，大提琴与小提琴交相互应的音乐形式让人印象深刻，欣赏者可以从中清楚的体味主人公的情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的调和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音乐的意义所在。在情绪低落时适合听激情澎湃的音乐如交响曲与进行曲，在心情烦躁的时轻音乐是不错的选择能让人平静下来，认真的思索。五音乐与素质教育音乐的最大功能是从精神上让我们超越有限的生命的围墙，把视野投向另一个关于美的音乐世界。她最奇妙的力量在于让我们日益漂泊的灵魂有回家的感觉，扩充我们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寻找到生命的精神支柱，找到灵魂的归属。近年来，我国大学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其实是在追求自然科学教育和人文艺术教育的平衡。素质教育建立在和谐教育对素质的全面理解上。因此，素质教育本质上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从各方面全面的提升自己，而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其中一个要义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于是，我国的各个大学正逐步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同时，尤其注意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大学课程里，艺术不再只是艺术系学生的学习内容，也纳入了普系的教程，艺术成为公共必修课程。当代大学教育中强调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而艺术教育的关注正是人类感情的关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感情重要的存储和表达方式，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
音乐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我也从小就对音乐情有独钟。即便在学习异常紧张的高中，我也会经常听歌、唱歌。音乐可以让我浮躁的心灵安静下来，也可以让我内心的热情迸发出来。音乐所产生的魅力，是我无法阻挡的。于是上了大学，我义无返顾的选修了《音乐鉴赏》这门课程。而在这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我新接触的最令我欣赏的乐曲要数圣桑的《动物狂欢节》了。这部作于1886年的别出心裁、谐趣横生的作品，以其独有的魅力深深的吸引着我，也让我对这部作品作者的杰出音乐才能产生了崇敬之情。这位幼年丧父的音乐家，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音乐天分，五岁时写出附有钢琴伴奏的歌曲，十岁时就依靠出色的钢琴才能与比利时小提琴家贝塞姆斯合作演出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几个月后更举办首次钢琴独奏会。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佳作不断，包括C小调第三交响曲《管风琴》、F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埃及》等。在《动物狂欢节》中，作者以生动的手法，描写动物们在热闹的节日行列中，各种滑稽有趣的情形。整部组曲由下面十四曲组成：（一）序奏及狮王行进曲；（二）公鸡与母鸡；（三）野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