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以五千年文明为积淀，以百余年磨难为基点，以五十余年发展为基石，多少荣辱悲欢，多少兴衰成败，成就了中国这只浴火重生的凤凰！说起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可真是数不计数。如:中国陶瓷、文房四宝、四大发明、皮影、乐器等等。今天，我就着重说一说元杂剧和文房四宝。元杂剧第一人是关汉卿，这位中国第一位戏剧作家一生写了60多种杂剧，是元杂剧的奠基人。他的部分剧作700年来一直上演不衰。关汉卿的剧作有描写社会矛盾、歌颂人们斗争的《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等。文房四宝就是人们说的笔墨、纸、砚。笔因王羲之的缘故，李渡毛笔名声大振。墨：具有“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纸：明代《天工开物》中记载了铅山造纸状况，对连四纸作了说明，并给予很高评价。砚：星子的金星砚和婺源的龙尾砚都具有1000多年历史。是啊，中国的传统文化可真是历史悠久呀！篇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开放的世界里，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要大力弘扬华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健康地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才能更加地充满生机和活力。小时候，每当大年三十晚，村里便鼓声四起，霎时间村当街便挤满了人，有敲锣打鼓的，有扭秧歌的，有踩高跷的，有玩龙的，村里好不热闹。小孩子穿着棉袄在街上你追我赶的，不时地放着炮，老人们聚成一堆儿聊天，年轻小伙儿，俊俏姑娘则在给人们表演节目。而清明节，人们总会把嫩绿的柳枝插在门上；端午时，奶奶总会给我们系五线绳，煮鸡蛋、煮大蒜，包粽子……到了中秋节呢，我们一家老小坐在院子里，举头望明月，低头吃月饼，真是人间一大乐事。可现在呢，“洋节”来袭，西方的情人节代替了我们的七夕节。洋节风靡而传统节日却逐渐被人们淡忘，身为一名中国人，你难道不应为此做些什么吗？现在，每当过年时人们总是出去大吃一顿，守在电视机旁看春晚，有许多人在叹气，说：“怎么一点年儿都没有？”孰不知扭秧歌，敲大鼓等这些文化习俗正在挥手向我们告别。清明节人们哪还会在自家门前插一枝嫩柳呢？仅仅去坟里扫扫墓，仅此而已。端午节，还有谁会安分地在家包粽子？中秋夜圆之夜，又有谁会和家人们惬意地坐在院子里手拿月饼，抬头赏月呢？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慢慢被人们所淡忘。传统佳节在现在社会里日益冷清，怎能不令人担忧？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呢？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无形财富，传统佳节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这些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劳动成果和智慧的结晶。作为一名中学生，我能倡议大家为弘扬传统文化而贡献一份微薄之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属于这个民族，它更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尽全力把我们的传统佳节推广到世界上，让世界变得更加炫彩多姿。保卫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你还等什么？快行动吧！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你去参考下（社会科学前沿 ）这本期刊，找一些自己想参考的论文，参考下吧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你去参考下（社会科学前沿 ）这本期刊，找一些自己想参考的论文，参考下吧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看看（社会科学前沿）吧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那你直接去找下（社会科学前沿）上的文献吧
我国是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然，我们中华民族有着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 在我眼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根。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予了我们现代文明的全部。从道德反面看，我国古人就提出了各种思想，引导人们向着健康，有秩序的生活迈进，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前思想达到了一个高峰，出现了各种学说，有道家，儒家，法家等等，而最著名，对后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了。儒家先贤提出的各种思想学说对于后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儒家推崇孝道，推崇尊老爱幼，这在当前社会都是十分前卫的思想，如今也发展成为了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在治国方面，儒学也有得道之处，比如论语当中提到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著名学说，给无数后世君皇一治国方针。论语当中还提到了很多关于为人处世之道，比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这句话，简单数十字，就将诚信这一理念阐述得淋漓尽致，将失信于人的人比喻为失去了轮子的车，其严重程度不言而喻；还有关于学习的，比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等。儒家学说几乎涵盖了生活的全部，对当今社会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而不是儒学一家独大，道家法家各自的核心思想也颇具参考价值。这些思想对于当今的发展而言依旧具有其道理所在。这就是财富，我们应当珍惜之。 古代圣贤提出的思想，那仅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除了这些思想，我们还有生活习性之类的文化。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有了自己生活方面的习惯，比如，我们吃饭都使用筷子，这在西方国家是绝对没有的；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节日，比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这些节日怎么来的？这些节日都是5000年历史里沉淀出来的最精华的文化所在，这些节日浓缩了中华民族的期盼，向往，还有思考，探索，怀念等等一系列感情，这些节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标志。 在古时候，我国劳动人民就用智慧，在农耕时代，经过长期的观察，总结出了经验，最后浓缩成为二十四节气，这对于农民的劳动生产而言，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祖先还用自己的智慧，得到了各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发明。这些发明创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让我们中华民族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国，一个以五千年文明为积淀，以百余年磨难为基点，以五十余年发展为基石，多少荣辱悲欢，多少兴衰成败，成就了中国这只浴火重生的凤凰！说起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可真是数不计数。如:中国陶瓷、文房四宝、四大发明、皮影、乐器等等。今天，我就着重说一说元杂剧和文房四宝。元杂剧第一人是关汉卿，这位中国第一位戏剧作家一生写了60多种杂剧，是元杂剧的奠基人。他的部分剧作700年来一直上演不衰。关汉卿的剧作有描写社会矛盾、歌颂人们斗争的《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等。文房四宝就是人们说的笔墨、纸、砚。笔因王羲之的缘故，李渡毛笔名声大振。墨：具有“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纸：明代《天工开物》中记载了铅山造纸状况，对连四纸作了说明，并给予很高评价。砚：星子的金星砚和婺源的龙尾砚都具有1000多年历史。是啊，中国的传统文化可真是历史悠久呀！篇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开放的世界里，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要大力弘扬华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健康地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才能更加地充满生机和活力。小时候，每当大年三十晚，村里便鼓声四起，霎时间村当街便挤满了人，有敲锣打鼓的，有扭秧歌的，有踩高跷的，有玩龙的，村里好不热闹。小孩子穿着棉袄在街上你追我赶的，不时地放着炮，老人们聚成一堆儿聊天，年轻小伙儿，俊俏姑娘则在给人们表演节目。而清明节，人们总会把嫩绿的柳枝插在门上；端午时，奶奶总会给我们系五线绳，煮鸡蛋、煮大蒜，包粽子……到了中秋节呢，我们一家老小坐在院子里，举头望明月，低头吃月饼，真是人间一大乐事。可现在呢，“洋节”来袭，西方的情人节代替了我们的七夕节。洋节风靡而传统节日却逐渐被人们淡忘，身为一名中国人，你难道不应为此做些什么吗？现在，每当过年时人们总是出去大吃一顿，守在电视机旁看春晚，有许多人在叹气，说：“怎么一点年儿都没有？”孰不知扭秧歌，敲大鼓等这些文化习俗正在挥手向我们告别。清明节人们哪还会在自家门前插一枝嫩柳呢？仅仅去坟里扫扫墓，仅此而已。端午节，还有谁会安分地在家包粽子？中秋夜圆之夜，又有谁会和家人们惬意地坐在院子里手拿月饼，抬头赏月呢？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慢慢被人们所淡忘。传统佳节在现在社会里日益冷清，怎能不令人担忧？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呢？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无形财富，传统佳节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这些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劳动成果和智慧的结晶。作为一名中学生，我能倡议大家为弘扬传统文化而贡献一份微薄之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属于这个民族，它更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尽全力把我们的传统佳节推广到世界上，让世界变得更加炫彩多姿。保卫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你还等什么？快行动吧！
米的时候回来吧友圈发红包
可以写
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充分利用其中的精华因素来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文化资源和动力。只有这样传统文化才能够生生不息，也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我国的传统文化非常丰富，有对联、生肖、剪纸、国画等，其中我对国画最感兴趣。平时没事时，我就拿起笔来画国画，画时，总是先画上一间房子，房子旁边加上一个葡萄架，再画上一大串一大串的葡萄，要是你不认真画，一不留神，会把葡萄画成樱桃的。国画就是这样，看着简单，画着难，要注意干湿，浓淡的变化……国画要是画的好的人，一定觉得很容易，要是刚学的话就有点难。画熟了，也就不会画错了。国画是我国的传统艺术，历史悠久，也是中国最引以为豪的文化瑰宝之一，它包括了中国远近闻名的美丽景像和图案，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 目前在中小学生中，广泛存在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缺乏，兴趣不浓，传统文化意识淡薄的倾向，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如：传统美德、传统节日、文学名著、诗歌词赋、成语典故、毛笔字等没有兴趣，缺少教育，而对洋节日、洋快餐，日韩明星，流行音乐，网络游戏等倍加热门、推崇。众所周知，中小学生是国家的未来，这样的情况如任其发展下去，将导致文化断层、精神缺氧、社会道德缺失，后果非常严重。国家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适时制定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纲要》对在中小学生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中小学各学科课程要融入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在学校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等。那么，如何加强中小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开设传统文化教育课。按照《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的要求，在中小学生中开设传统文化教育课，将传统文化教育做为学生必修课程，纳入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学习传统文化知识，领悟传统文化精华，弘扬传统美德，激励传统民族精神，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优秀学生。 2、加强教师队伍培养。传统文化教育质量取决于教师水平。由于多年忽视传统文化教育及教师队伍建设，目前教师的自身文化素质和教学水平难以承担传统文化教学任务，因此搞好传统文化课教学，必须从培训教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入手。通过培养训练，形成一支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熟悉传统文化教材，熟悉教学方法，有独立教学能力的中小学教师队伍。 3、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材的编制。要集中人才，结合我地区特点，编写中小学传统文化教材，并不断加工修改、提高教材质量。为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好的素材。 4、发挥我地区传统文化教育基地作用。我们这里有许多著名的传统文化教育资源。要充分利用本地的博物馆、展览馆、革命烈士陵园、文化大家及爱国人士的故居等教育场所，带领广大中小学生定期学习参观，并以此开展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5、营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舆论环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要有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在学校及社会上的各种社会公共场所，设置标语、图片、宣传画等载体，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设专栏、办专刊、学校广播站等载体，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要开展以弘扬传统文化为题材的校园、社区等文娱活动，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小学生学习接受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而我们在学校中最需要继承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抽象整合出来的价值体系的精华，在具体操作时，应把继承学会做人、学会学习的传统作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因为学会做人、学会学习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两种基本素质，这两种基本素质是一个人不断成长发展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基础，因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首先继承学会做人、学会学习的优良传统。 1、学会做人 学会做人既是学生成长的基础与保证，也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学会做人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到人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具体表现为爱国、自尊、尊敬、知礼、遵规、反省、改过，诚信、持节、厚仁、贵和、求新等。我们要使我们的学生做到：(1)学做一个爱国的人。爱国就是对祖国的热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2)学做一个既自尊又尊敬人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一个人要自尊、知耻，这是做人的底线之一。(3)学做一个知礼、遵规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非常重视知礼和遵规。(4)学做一个反省、改过的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大力倡导的一种道德修养，就是一个人要不断地反省和改正过失或错误。(5)学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一种人格境界，是一种个人修养，也是一种道德行为。(6)学做一个持节的人。持节就是保持气节，具体指志气和节操，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品质。(7)学做一个勇于创新、奋发向上的人。求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求新就是要与时俱进。没有求新，社会就不能发展，人类就不会进步。(8)学做一个务实践行的人。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讲究实际、崇尚实干的精神，注重“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2、学会学习 学习是学生的基本任务，学生最重要的学习是学会学习。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教导学生学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直接或间接教导学生学习的论述，涉及到学生学习的立志、自强、惜时、毅力、好学、善学、求索、实践等各个方面。在学会学习方面，我们要使我们的学生做到：(1)学会立志，做一个有志向的学习者。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很重视人生志向的确立。(2)学会自强，做一个自强不息的学习者。自强即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努力进取，昂扬向上。(3)学会惜时，做一个有效利用时间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对珍惜年华、时间的论述是形象动人的。（4)学会勤学，做一个好学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大力赞扬勤奋学习的人，极力提倡好学的品质，关于勤学，好学的论述和故事是很多的，也是很感人的。(5)学会方法，做一个善学的人。善学是指能采取正确的学习方法，掌握学习的规律，多方面高效率的学习。(6)学会求索，做一个不断探究实践的人。除了向书本学习、向他人学习之外，还要不断地向实践学习，去实践，去探索。 这一看就不想是你写的啊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一、我国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内涵和基本作用 形成过程：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在改造生存环境、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和建设祖国的奋斗中，逐步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内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基本作用：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力的核心，具有对内凝聚和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 二、民族精神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 民族精神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在战争年代，“井岗山精神”、“抗战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都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在当代，民族精神得到了发扬光大。“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展现了中华民族坚强的脊梁和不可战胜的雄姿，成为新时期弘扬民族精神的旗帜。 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义 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力的核心，具有对内凝聚和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只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披荆斩棘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只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效抵制腐朽文化的入侵，吸纳现代文明成果，促进民族文化的创新和进步。 四、我们应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需要发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作用；需要充分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博采各民族之长，汲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营养；需要坚持不懈地在全体民众中开展民族精神的教育；需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需要青少年自觉履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自尊、自立、自强，确立符合时代潮流的理想和奋斗目标等。 内容较多，自己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