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最为我国最早的朝代，关于它的文献记载很少，主要分布于尚书和诗经的一些篇章中。关于它的考古资料则更少，二里头被普遍认为是夏文化遗址，不过尚待详细考证。
这段历史都不准，即使回答你，也是复制粘贴，没多少人研究过，太神话色彩了，也极其不准确，百度百科的相对准点，在百度知道问这个问题，估计也是复制百度百科的
原始文字的雏形，从仰韶文化到大汶口文化等文化遗存看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河南安阳商都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中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从殷墟时代上溯到夏初，不过八九百年，夏代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商朝的文字是成熟的，夏朝的文字也是成熟的，因为历史上已有夏篆的记载，夏禹书、禹王碑则是夏朝的传世文字，是夏篆。提到篆字，自然会想到大篆和小篆，所谓大篆，即指周篆；所谓小篆，即指秦篆。篆字，就是官方文字。历史上还有夏篆一说，由于人们未发现夏朝文字，所以一直对夏篆有不同看法，如：‘夏篆，传说中夏代的文字。一般以为周宣王太史籀着《大篆》十五篇，始为篆字，此‘夏篆’所言之‘篆’，泛称也。从考古实物来看，尚未发现确切可靠的夏代文字；如有之，则必较甲骨文更原始一些。古人多有以金文大篆附会夏篆之说，凡此种种，皆依托之伪说’在这里夏篆被认为是‘附会’‘伪说’其根据是夏朝文字不存在，就还谈得上夏篆了。夏朝文字是否存在，是否没有流传下来一直有争议，由于某些历史学家、文人如胡适、顾颉刚等否认夏朝的存在，而郭沫若则随声附和，引起了学术界的混乱，夏朝不存在，夏朝文字也就不存在了，另外滞后的考古工作，还未挖出夏朝文物，也未挖出夏朝文字，所以在一些人眼里，夏朝和夏朝文字，仅仅是神话传说而已。 夏朝没有文字直接流传下来，所以，长期以来对其了解还主要依赖古代文献的记载，包括夏朝的国王、官吏、军队以及刑狱情况。现代以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区二里头村遗址中大型宫殿、墓葬以及许多青铜器的出土，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作为新石器晚期部落联盟夏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有关夏代社会发展的情况，古代文献记载既少，又多模糊不清。关于夏代的地下考古工作，还在继续探索中。经过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等地，发现了一种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以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内涵较典型，称为“二里头文化”。这一文化遗存的时间，据测定，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属于夏代纪年范围内。当前，虽然还没有足以确定它是夏代文化的直接证据，但所提供的丰富考古资料，有力地推动了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 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骨角器和蚌器也还在使用，在一些房基、灰坑和墓葬的壁土上留有用木质耒耜掘土的痕迹。当时的劳动人民使用这些比较原始的工具，发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平治水土，发展农业生产。 已知还没有在夏代的遗址中发现较大的青铜器，但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镞、戈、爵等工具、武器和容器，同时还发现有铸铜遗址，出土有陶范、铜渣和坩埚残片。出土的铜容器系采用复合范铸成，反映当时的铸铜工艺已有一定规模和水平。于2006年被国务院授为“华夏第一王都”。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造酒，夏王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农历就是那个时代发明的。 夏朝人使用的工具都是以石器为主。夏朝都城出现了车，但还不能确认是人力车还是马车，因为车辙只有1米宽，和商朝的2米宽车辙不同，商朝已经确认使用马车了。
夏朝（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既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信的朝代，夏朝国号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夏国号的意思，从古到今出现过十几种说法，其中最为传统的、最为普遍的说法，见于《说文解字》，它是中国的第一部字典，作者是东汉的许慎，夏字的解释是这样的：“夏，中国之人也，。从交、从页、从臼。臼，两手交，两足也。”甲骨文“夏”有三个部分组成，上部是“页”（读xie），它指的是人头。两边象手一样（读ju），下面是（sui）是脚的意思。在《说文解字》里的“夏”，是居住在中国的人，称夏人，夏人有头、有手、有脚。这不是中国之人独有的特征，而且许慎说，夏为中国之人，其实夏朝还没有出现中国这个名号，中国名号确见于西周武王时期，也可能出现于商朝，既然如此夏国号到底什么意思呢？要想明了这一点，最好能找到“夏”字最初的写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公认的夏朝的字，但是晚一些的字是有的，这就是商朝的甲骨文，非常幸运的是在商朝的甲骨文中，找到了一连串这样的字，其实他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文字发展的早期，一个字有不同写法是正常的，象形稍微有一点差距也是正常的。这个字象什么，学者解释很多，有人说是蟋蟀，有人说是天牛，有人说是蝗虫，还有其他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字都是画的蝉的象形，也就是知了的样子，它就是春夏秋冬的“夏”，主要有两点理由：1、形似。2、义合。形似：商代的甲骨文有很多象形字，不是图画，象形就是把字，要指代的事物的特征把它表现出来，比方说要表现牛，就画一个牛头，要表现羊，就画羊角，按照这个原则，去认甲骨文上很多字，就能判断出来。具体到蝉，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它有触须，宽宽的额头，另一个特征是网络状得、纱一样的薄翼，这一批字已经具备了这两个特征。义合：蝉在夏天是常见其形，唱闻其声一种昆虫，作为夏天的特征之一，确实可以用蝉来表示夏天，甲骨文的“春”字，表示的草出生的样子，“秋”是庄家成熟的样子，“冬”是枝果折落的样子，“夏”是蝉的意思。表示四季的，都是用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来表达的，具体到夏，就是在夏天里叫着得知了，这也符合我们所说的蝉鸣夏的意思。时代早于夏朝的辽西红山文化中，江南良渚文化中，已经有了玉蝉，可能当时人们意识到了，蝉——蛹，这种周而复始的，不断循环的神秘现象有关系，这种神秘现象，无疑象征着生命的延续不断。在商周时代，在青铜礼器上，大量地雕缕蝉纹图像，按照清朝冯云鹏兄弟所写的《金石索》的解释蝉纹的意思是取居高饮清之义。两汉时期，在丧葬的仪式中往死者嘴里放玉蝉，以寄托生命如蝉，获得再生的希望。从很久远的时代，蝉能够蜕变、转生，蝉处于污秽而化成高洁，蝉居高而鸣远，蝉饮露而清高等等，已经逐渐的丰富和明显了起来，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启以蝉形的夏字作为国号，大概正是看中蝉代表这些神秘而美好的意义，反映了启仿佛秦始皇帝嬴政那样，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愿望。也可以反映全新意义上的，确立了世袭制的夏朝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崇高地位。那个君王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延绵不绝、世代永存、居高鸣远呢？
夏代最为我国最早的朝代，关于它的文献记载很少，主要分布于尚书和诗经的一些篇章中。关于它的考古资料则更少，二里头被普遍认为是夏文化遗址，不过尚待详细考证。
哎呀，中国5000年历史，只有中国自己这么认为！没几个国家承认的，根本没什么证据，东北的三江平原地区，还有6000-8000多年前的石屋呢，地方台播过，央视为什么不播？封锁消息？要是在中原地区发现早就播个百八十遍了！
没有具体文献，都是后代史书写的夏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 [1][2][3]）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4]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5][6]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河南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一般认为，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7][8]（夏朝统治者在位时称”后“，去世后称”帝“），延续约471年[9]，为商朝所灭。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10]。经夏商周断代史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初步勾勒出了公元前2500至前1500即尧舜时代到夏商之际的社会图景。中原地区包括禹都阳城（今河南郑州登封王城岗遗址）在内的夏朝时期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都邑，被列入了研究重点。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在河南省西部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一直未能出土类似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文字记载。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斟鄩（河南洛阳偃师夏都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是夏朝都城的遗迹
夏朝（约为前2050年—约前1600年） 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根据史书记载，夏朝是禹的儿子启废除了传统的部落“禅让”制，杀死益而称王，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禹传子代替了以前的禅让制度，由禅让制变成王位的世袭制。夏朝共传13代，16王。夏朝其中心区域在今天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据说启死后，太康即位，出现了一时的政权更迭，即所谓“失国”。再经少康中兴，重建夏朝。到孔甲统治时，夏朝走向衰落。此后，三传至桀，夏朝灭亡。约400年，后为商朝所灭。 由于夏朝没有文字直接流传下来，所以，长期以来对其了解还主要依赖古代文献的记载，包括夏朝的国王、官吏、军队以及刑狱情况。现代以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遗址中大型宫殿、墓葬以及许多青铜器的出土，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作为奴隶制的夏朝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生活等等方面的情况。 夏朝都城的变更 夏朝都城几经变更。 斟鄩 洛阳偃师二里头 太康、仲康、孔甲、帝皋、夏桀 前2070年—前1600年 夏世系 夏朝君主于古籍中被称为后、夏后、夏后氏，亦有称之为帝者。自启至桀凡十三代，十六传，历四百七十二年（一说四百三十二年），是为后人所推算。如夏代的开始从夏禹算起，自禹至履癸（桀），则共十四代、十七王，前后经过了四百余年． 1、启——2、太康——3、仲康——4、相——5、少康——6、予——7、槐（芬）——8、芒（荒）——9、泄（世）——10、不降——11、扃（局、禺）—— 12、胤甲——13、孔甲——14、皋（吴、皋苟）——15、发（发惠）——16、履癸（桀） 夏朝的建立 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社会所替代，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必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夏启即位后，在钧台大宴各地首领，以期对他的地位予以确认。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不出席钧台之享。夏启发兵对有扈氏进行征伐，大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被灭。这次战争的胜利，使新生的政权得到初步巩固。 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一个新政权的产生，也面临缺乏统治经验的问题。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权，即使是在起进步作用的上升阶段，也改变不了统治者剥削、掠夺和贪图享乐的本性，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权和利的争夺成为不可避免。因此，夏启死后，出现了五子争权斗争。太康即位后，政事不修，沉湎于酒色之中，有穷氏的首领羿乘机夺取了政权。直至后羿被他的大臣寒浞所杀，相之子少康逃到有虞氏，得到有虞氏的帮助，组织夏的旧部，积蓄力量，乘寒浞内部混乱之时，出兵打败了寒浞父子的力量，夺回了政权，才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就是夏代历史上出现的「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和「少康中兴」的事件。 夏代末年，夏王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夏桀即位后不思改革，骄奢淫逸，筑倾宫、饰瑶台，挥霍无度。他日夜与妺喜饮酒作乐，置百姓的困苦于不顾，百姓指着太阳咒骂夏桀。大臣忠谏，他囚而杀之。四方诸侯也纷纷背叛，夏桀陷入内外交困的孤立境地。商汤看到伐桀的时机已经成熟，乃以「天命」为号召，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要求大家奋力进攻，以执行上天的意志。鸣条之战，商汤的军队战胜夏桀的军队，桀出逃后死于南巢，夏王朝从此灭亡。一个强大的国家经历了四百余年历史，却被一个小国所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震惊与思考，所以后来出现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告诫。 由于流传至今有关夏代的史料十分匮乏，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许多人怀疑。但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该书《殷本纪》中记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这样，在考古学家对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商代的物质文化遗存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课题，希望用考古手段去找到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 古史学家依据文献资料，提出有两个地区可能是夏人的活动地区：一个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县和洛阳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因为传说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大多同这两个地区有关。1959年开始「夏墟」调查，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四十年来在豫西、晋南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使夏文化探索的目标逐渐缩小。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包括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和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并对夏文化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证据，目前学术界对哪种遗存是夏代文化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无论是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还是「二里头文化」，均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它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夏朝的疆域 夏朝的疆域西起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起湖北省，北至河北省。当时夏的势力延伸到黄河南北，甚至长江流域。夏王朝建都阳城（今河南省登封的东部）、酌鄩（今河南省登封的西北部）、安邑（山西省夏县西北部）等地。 夏朝的科学技术 在夏代，农业文明到了很高的程度，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造酒，夏王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农历就是那个时代发明的。 畜牧业有一定发展。有一大批奴隶从事畜牧工作，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马的饲养得到很大重视。此外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至于青铜器，中国已经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铜刀。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夏朝时期的。夏代青铜器的形式非常接近陶器，它铸造青铜的历史不长，所以青铜器没有形成一个好的规范，所以它有点像陶器的样子，跟夏代出土的陶器一模一样，比较原始，它没有好多花纹，有小圆点，刻画简单的线条。 夏代晚期 镶嵌十字纹方钺 夏朝人使用的工具都是以石器为主。夏朝都城出现了车，但还不能确认是人力车还是马车，因为车辙只有1米宽，和商朝的2米宽车辙不同，商朝已经确认使用马车了。 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 1、夏朝的建立 相传尧、舜、禹时，部落联盟间采用“禅让”的方式“选贤与能”，推举天下的共主。尧老时，把“王”位禅让给了贤能的舜，舜老的时候，把“王”位禅让给了禹，但禹老时却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从此，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禹是来自中原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在成为天下的“共主”之后，组建军队，南征三苗，修建城池，制定刑法，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 2、夏朝的巩固 夏朝建立不久，太康失国，为羿所夺。羿信寒浞，为其所杀。四十余年，政局动荡。相子少康几经艰辛，在有虞等部帮助下，攻杀寒浞，使夏王朝重新复苏。此后，经几代努力，夏王朝日渐强大，以中原为中心，疆域东到大海，西到西河，北及燕山，南至长淮。 3、夏朝的灭亡 孔甲乱政，夏王朝江河日下。至桀时，统治阶级腐朽不堪，造倾宫、瑶台，宠妺嬉，不理政事，不听忠言，赋敛无度，民怨四起。商汤兴兵讨伐，桀逃往南巢而死。夏自禹至桀，历十四世十七王，存在了将近五百多年时间。 夏朝建立者大禹是治水安民的历史英雄人物。夏的国土由原来的中原地区扩充到了黄河流域和大江南北，各民族部落在大禹的统领下，以一种联盟的形式存在，大禹的儿子启即位后，经过甘之战消灭了有扈氏，又在西河之战中取胜杀掉武观，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成了一统天下的天子。 后羿即是夏朝时的人物，他驱逐了启的儿子太康摄政，但后羿却沉溺于射猎，不理朝政，最后 也被杀死了。 夏的最后一个国王是桀，他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自大禹至桀共有十七个王。桀虽然有智有勇，但很残暴凶残，杀人成性，加上酗酒好色，劳民伤财，残害百姓。东边的商国便趁机骑兵伐桀，灭掉了夏朝。 大禹治水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从禹开始。禹的父亲崇伯鲧，是雄据大河南岸位于嵩山中的有崇氏部落首领。有崇氏与在大河北岸太行山东麓的共工氏，都是富有治水经验的部落。在尧舜时期，为了争夺王权，鲧与共工先后对尧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都失败了。 后来，禹又继续联合共工氏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逐步展开治水的工作。他们纠正了过去以塞为主的错误作法，改为以疏导为主，就是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使肥沃的平原能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 经过治理之后，原来大都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纷纷迁移到比较低平的原野中，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那些草木茂盛、禽兽繁殖的薮泽地，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涂山之会 禹在确立王权的过程中，又继续征伐三苗。他统领众多邦国君长，并以奉行天命自居，这表明他已掌握了最高的王权，取得了“夏后”的地位。经过激烈的战斗，三苗战败了。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武力征伐，通过这些征伐活动，不断加强了夏禹的王权。 禹在确立王权后，就在有崇部落所在地——嵩山之阳建立了阳城(河南登封县告成镇)作为都城。后又迁往阳翟(河南禹县)。 为了巩固王权，禹又沿颍水南下，在淮水中游的涂山(安徽蚌埠西郊怀远县境)，大会夏、夷诸部众多邦国或部落的首领，这就是“涂山之会”。原来的众多部落首领，到此时大都转化成世袭贵族，分别成为各个邦国的君长。这次大会，是夏王朝正式建立的重要标志。 夏代的国家制度 夏奴隶制国家是在原始公社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的过程中，父权家长制家庭成为它的一种对抗力量。而奴隶制国家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就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 由于奴隶制国家组织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不断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国家形成之后，各级贵族组织仍然要保持旧的血缘联系，严格区分姓氏。王室分封诸侯，除保持它所由出生的姓之外，又以封国建立新氏，大夫以邑为氏。在各级贵族之间，就依姓氏的区别建立了各自的宗族关系。 这种宗族关系，虽然沿袭了旧的氏族组织的遗制，但在实际上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按其班辈高低和族属亲疏等关系来确定各级贵族的等级地位的。 夏朝军队 夏朝军队，是维护暴力统治的重要手段。禹征三苗，称他所统领的军队为“济济有众”；启征有扈，严厉告诫所属的军队要严格听从他的指挥。足见当时已有强大的军队。 奴隶制刑法 到夏王朝建立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就在以往的基础上制定了《禹刑》，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奴隶制法典。 太康失国 当夏王朝的统治基本稳定之后，以启为首的贵族统治者，就肆意奴役和剥削广大庶民群众，放纵于“淫湎康乐”的生活。启死之后，由子太康继立，夏王朝内部发生内讧。 先有“五子”（太康的兄弟五人）争立，接着又有武观叛乱，广大庶民群众就借此展开了强烈的反抗斗争。这就使有穷后羿有机可乘，他“因夏民以代夏政”，一度夺取了夏王室的统治权力。 有穷后羿，以善射见称，是东方夷人诸部势力比较强大的首领之一。当夏王室发生内乱，统治力量大为削弱的时候，他攻入夏都，赶走太康。但后羿也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他自恃有强大的武力，“不修民事”，只管田猎游乐，把政事交给寒浞经营。后来，寒浞又勾结后羿的“家众”，杀死后羿及其家属，篡夺了统治权。 夏代中期的发展 季杼彻底肃清了寒浞的残余势力，又大力征伐东夷各部，一直打到东海。后来，又还都伊洛之间。在季杼统治时期，形成为夏代中期的极盛时期。 季杼以后，到孔甲以前，在这期间经历了五代六帝，夏王朝的统治一直是比较稳定，基本上保持着向上发展的趋势。 夏王朝以伊、洛一带的河南地为中心，东通东海，西连西河，北及燕山，南逾长淮，所有夏、夷诸部的众多邦国，大都臣服在它的统治之下。 二里头文化 有关夏代社会发展的情况，古代文献记载既少，又多模糊不清。关于夏代的地下考古工作，目前还在继续探索中。经过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等地，发现了一种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内涵较典型，称为“二里头文化”。 这一文化遗存的时间，据测定，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属于夏代纪年范围内。目前，虽然还没有足以确定它是夏代文化的直接证据，但所提供的丰富考古资料，有力地推动了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 干支纪年纪日法 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纪日法，起源是很早的。夏代末期的帝王有孔甲、胤甲、履癸（桀）等，都用天干为名，说明当时用天干作为序数已较普遍。 夏代的历法，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它按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保存了我国最古的比较珍贵的科学知识。 原始文字 从仰韶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国现已发现的较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从殷墟时代上溯到夏初，不过八九百年，夏代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 诸侯的叛离 夏王朝到了帝孔甲时，开始转入后期，《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他的淫乱暴虐激起了群众的反抗斗争。夏王朝的统治制度从此遭到破坏，引起不少诸侯国的叛离。从孔甲开始，夏朝逐步走上了衰乱的道路。 孔甲三传到桀（履癸），桀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桀继立时，为了制服叛离的诸侯，以武力威逼东方的许多邦国，在仍举行朝会，结果反而激起了有缗（山东金乡东北）等更多诸侯的叛乱。夏桀出兵征讨有缗，有缗虽然战败了，但夏朝也为之元气大伤，加速了它的灭亡。
夏朝，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一般认为夏朝是一个部落联盟形式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就是从夏朝的建立开始的。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分封建藩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根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将天下分作冀、兖、青、徐、豫、扬、荆、梁、雍九州，又从九州攫取金属石矿，铸造九鼎作为国家权利的象征，因此九州成为中国国家的代名词。传至夏桀时，被商汤所灭。官职制度：夏朝是在原始社会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原始部落制度逐渐解体的过程中，父权家长制家庭成为对它的一种摧垮力量。世袭制国家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就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国家形成之后，各级贵族组织仍然要保持旧的血缘联系，严格区分姓氏。王室分封各部族，除保持它们所由出生的姓之外，又以封地建立新氏，大夫以邑为氏。在各级贵族之间，就依姓氏的区别建立了各自的宗族关系。这种宗族关系，虽然沿袭了旧的氏族组织的遗制，但在实际上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按其班辈高低和族属亲疏等关系来确定各级贵族的等级地位的。 《礼记·祭义》言，“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反映夏人对官位的重视，也从侧面说明夏代的职官已有明显的高低等级区别。 夏后是夏朝的最高统治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下属的军队、官吏和监狱等，是维系国家政权的支柱。 夏朝军队的组织形式，在启讨伐有扈氏时，于甘地誓师所作的誓词中，可略见端倪。《史记·夏本纪》云：“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汝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子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启在战争开始之前，召集臣属，声讨有扈氏的罪行，并告诫将士，要忠于职守。立功者赏，违命者严惩不贷。启灭有扈氏之后，诸侯皆臣服。誓词中提及的六卿、六事之人、左、右、御等，皆军队将士的称谓。 “六卿”，《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也。” “六事之人”，集解引孔安国曰：“各有军事，故曰六事。”“左”、“右”，集解引郑玄曰：“左，车左。右，车右。”“御”，集解引孔安国曰：“御以正马为政也。” 九州的五服贡赋是夏后氏的主要经济来源，“夏后氏官百”中当有诸多官员专司赋役征发事务。 车战是夏代的主要战斗形式。蔡沈《书经集传音释?甘誓》云：“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此种由左、右、御三人组合而成的车战形式，一直延续至商、周时期。 正，是夏代掌管具体事务的官吏之通称。见诸文献的有车正、牧正、庖正等，分别为管理车辆、畜牧和膳食的官吏。《左传·定公元年》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曾为有仍氏牧正。后“逃奔有虞，为之庖正。” 夏朝设置太史令。太史令终古以谏桀无效而奔商闻名于世。 《墨子·耕柱》记载夏后启铸造陶鼎于昆吾时曾通过他的卜官，翁难乙，求问天神。 《夏书》载，“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夏后向四处巡征诗歌和意见的官员称作“遒人”、“瞀”、“啬夫”应该都属于“工”级的小吏。夏后可能还有专司占卜卜筮的“官占”。 《夏书》又载，“辰不集于房，瞀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讲述发生日食的时候，有“瞀”官击打大鼓以示于众，官吏和庶民各自奔走相告。 夏朝有监狱。《史记·夏本纪》云，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索引曰：“狱名”。 夏朝有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吏。《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云；“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时之官。” 《尚书·夏书》中有关于设官分职过程的概述，载道“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夏王还临时委任臣属执行专门的使命，犹如后世之钦差大臣。《史记·夏本纪》云：“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集解引孔安国曰：“胤国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郑玄曰：“胤，臣名也。”夏朝已制定刑罚。《左传·昭公六年》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史记·夏本纪》所载《甘誓》，对军队的刑罚有具体阐述。“用命，赏于祖。”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即赏祖主前，示不专也。”“不用命，僇于社。”集解引孔安国曰；“又载社主，谓之社事。奔北，则僇之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也。”“子则帑僇女。”集解引孔安国曰：“非但止身，辱及女子，言耻累也。”文化：夏朝的文字：原始文字的雏形，从仰韶文化到大汶口文化等文化遗存看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河南安阳商都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从殷墟时代上溯到夏初，不过八九百年，夏代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马贺山认为：商朝的文字是成熟的，夏朝的文字也是成熟的，因为历史上已有夏篆的记载，[夏禹书]、[禹王碑]则是夏朝的传世文字，是夏篆。 二里头文化：夏朝没有文字直接流传下来，所以，长期以来对其了解还主要依赖古代文献的记载，包括夏朝的国王、官吏、军队以及刑狱情况。现代以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区二里头村遗址中大型宫殿、墓葬以及许多青铜器的出土，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作为新石器晚期部落联盟夏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 。夏朝经济：农业：从很早的古代起，聚居在黄河两岸的夏部族，就已经以农业生产作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到了夏代，农业有了明显的进步。水利是农业的基础。鲧和禹曾相继治水，其治水区域大致在当时夏部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省和山西省南部。有人认为主要在今伊、洛河流域、济水流域和颍、汝河上游，以及山西省晋南的汾水和浍水流域。禹治水以导为主，依据地势高低排除积水和疏浚滞淤，使原来的沼泽“渥地”改变成“桑土”良田。结合河南豫西地区的考古发掘材料看，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早期的人们聚落遗址，还多分布在浅山区和丘陵地区河谷两岸的台地上，而龙山文化中期与晚期的聚落遗址，不但数量较前显著增多，而且在靠近河岸两侧地势比较低的地带，特别是在河南豫东大平原地区，也多有分布。这很可能和禹治理水患，使农业生产发展有关。《论语·太伯》说禹“尽力乎沟洫”，《国语·周语下》“嘉祉殷富生物”和“养物丰民人”，都是追述夏禹的治水，不仅减少了洪水泛滥的灾害，而且又引水灌溉农田，使夏代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为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考古发现在夏代已经有谷、稻、麦、菽、瓜等多种农产品。夏实行“五十而贡”的税收制度，各部落都要按收入的一定比例向中央政府纳税。后世的井田制度在夏代也已经存在，只是还没有大规模推广而已。 夏代农业生产工具以木石工具为主，兼有一部分骨器与蚌器。出土的石制农业生产工具中，石铲和石刀的数量为多。石铲皆为扁长方形，多在中部钻有一个或两个圆孔。这种带孔石铲安上直柄可作掘地翻土的石锸，绑在前端带有钩状的木柄上，就可作为松地锄草的石锄。锄耕用于农业生产，无疑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大变革与改进。用于收割农作物使用的工具中，以石刀数量最多，石刀较以前的改进之处也是在石刀中部钻出一个或两个系绑木柄用的圆孔。工具的改进，使夏代的农业生产得到明显的提高。 河南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出土的陶器中，有较多制作精致的斝、鬶、盉、觚、杯、小壶等酒器。文献中也多有贵族饮酒成风的记载。酒在中国古代向来都是用谷物酿造的。只有在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与提高的基础上，才能用剩余的谷物进行酿酒。 在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有些草拌泥中夹杂有黍壳和稻壳的遗存，说明夏代已有黍和稻等粮食作物。手工业：随着夏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部门的分工，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分工。在烧制陶器方面，当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而且在烧造方法上，又多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又质地坚硬。陶器表面除多施用篮纹、方格纹与绳纹等装饰外，还有精美而细致的指甲纹、羽毛纹、划纹、圆圈纹和镂刻等装饰。器形品种如炊器、饮器、食器和盛储器等达三十多种。特别是有些造型美观，制作精湛，胎质细腻、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发亮的磨光黑陶器，只有具备烧陶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人才能烧制出来，故制陶业大概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在石器制造方面，以钻孔石铲与石刀为主。各种石器磨制精致，几乎没有钻孔损毁或重钻的现象，表明制作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少数靠近山区的遗址中，有较多的石器成品出土。而在远离山区的地方半成品和打下来的石片则不多见。说明这些地方出土的石器都是由制造石器的地方交换而来；还说明当时石器的专门加工和交换已经出现。在文献中，有夏代冶铸青铜器记载。如“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如在临汝县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遣址中，出土了炼铜坩埚残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3、宽1、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六层冶铜痕迹。郑州牛砦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块炼铜坩埚残块，残块上还粘附有铜碴与铜锈，经化验是属于铜锡合金的青铜遗存。特别是1980年在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残片，残宽约5、残高约7、壁厚约2厘米，经化验是包含有锡、铅、铜合金的青铜。其器形有可能是青铜鬶，有些学者认为，夏代已经铸造铜器，并进入了青铜时代。 此外，制造木器、玉器、骨器和蚌器，以及纺织和酿酒等，在夏代都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畜牧业：在夏代，农业文明到了很高的程度， 畜牧业有一定发展。有一大批奴隶从事畜牧工作，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马的饲养得到很大重视。此外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至于青铜器，中国已经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铜刀。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夏朝时期的。夏代青铜器的形式非常接近陶器，它铸造青铜的历史不长，所以青铜器没有形成一个好的规范，所以它有点像陶器的样子，跟夏代出土的陶器一模一样，比较原始，它没有好多花纹，有小圆点，刻画简单的线条。
没有具体文献，都是后代史书写的夏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 [1][2][3]）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4]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5][6]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河南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一般认为，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7][8]（夏朝统治者在位时称”后“，去世后称”帝“），延续约471年[9]，为商朝所灭。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10]。经夏商周断代史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初步勾勒出了公元前2500至前1500即尧舜时代到夏商之际的社会图景。中原地区包括禹都阳城（今河南郑州登封王城岗遗址）在内的夏朝时期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都邑，被列入了研究重点。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在河南省西部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一直未能出土类似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文字记载。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斟鄩（河南洛阳偃师夏都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是夏朝都城的遗迹
哎呀，中国5000年历史，只有中国自己这么认为！没几个国家承认的，根本没什么证据，东北的三江平原地区，还有6000-8000多年前的石屋呢，地方台播过，央视为什么不播？封锁消息？要是在中原地区发现早就播个百八十遍了！
《夏商周历史与考古》 作 者： 程平山 著 丛 书 名： 出 版 社： 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049946 出版时间：2005-06-01 版 次：1 页 数：310 装 帧：平装 开 本： 所属分类：图书 > 历史 > 中国史 编辑本段内容简介 《夏商周历史与考古》收录取了作者在过去十多年间的研究文章十五篇，按照课题而言包括了对于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研究。 《夏商周历史与考古》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夏代纪年、都邑与文化的探究：关于夏代纪年研究；关于早期夏文化问题；关于二里头遗址的性质。 二是对先商暨商代历史与文化的考察：关于契至汤八迁考；阏伯相土所居商丘考；商汤居毫考；释“三毫”；商周管邑地望考；关于漳河型文化；探索先商文化的途径与方法；关于先商文化；关于二里冈文化渊源；关于先商暨商代历史与文化。 三是对周代历史与文化的探讨：北赵晋侯墓墓主考；关于鄂西地区西周春秋楚文化。 对西周时期楚居所，作者的结论是：楚在西周之时为汉南之国，周平王之时楚人犹在彭水以地、江陵以北地区，南漳一带应为西周楚人始封地。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胡厚宣等《殷商史》，杨宽《西周史》，朱顺龙等《战国史》，以上几部代表目前中国关于那几段历史的最高成就。
胡厚宣、胡振宇所著《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是胡厚宣、胡振宇。该书充分体现了著名甲骨学、古文字学专家胡厚宣先生的研究成果，对处于中国历史远古时期的殷商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等方面作了系统、详细、深入的考释与阐述。李学勤、郭志坤主编《殷商史》。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和著名出版家郭志坤联合主编，由12位学者合力奉献。以专题的形式，全面介绍了商代的历史变迁、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经济发展、信仰体系等内容，既吸收了学界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汇聚了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本书尤其注重使用甲骨文、考古资料。作者对甲骨文的产生过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还提到了一些重要的甲骨文著录书籍，从而为学习者提供了门径，而甲骨文分期的知识可以使读者对商代甲骨文的时代有更具体的认识。此外，作者还对几个比较重要的、有特色的商代考古遗迹，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江西新干商代大墓、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李学勤、郭志坤主编《西周史》。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和著名出版家郭志坤联合主编，由12位学者合力奉献。分别从西周历史、制度、社会生活等方面着手，结合考古遗址、出土文物以及传世文献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予以深入浅出的全面展现。作者希望能够以一种更为容易接受的方式告诉读者：西周历史的重要，主要在于它对后世历史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上。杨宽所著《西周史》。中国断代史系列丛书之一，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积半个世纪研究、历时近二十载完成的一部西周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系统论述了自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叶周武王克商、创建周朝，迄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被杀、平王东迁洛邑西周时代约280年历史。对西周的井田制度、社会结构、军事制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作了细密的考证和深刻的论述，全面、系统、准确地阐述了中国奴隶社会在西周时代从发展到衰亡的过程。李学勤、郭志坤主编《夏史》。自“五帝时代”起，依次讲述了鲧、禹、启以下夏的建立、兴盛到衰亡的过程，介绍了夏代的政治体制、文明程度、礼制文化、民众生活，从文献与二里头遗址两个方面论证夏代历史的真实性。本书将传世文献、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结合起来进行叙述，详细介绍了中华文明的礼仪之源。神话传说虽然并非真实的历史事实，但却残留着上古社会的若隐若现的遗迹，可以从中窥见上古人真实的信仰与思想。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研究古代社会和古代人的思想，不能离开神话传说”。
现在能看到的反映汉语词汇最早状况的文献是殷代甲骨卜辞。从中已经认识的甲骨文字有1000个左右。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许多属于基本词汇之列的词当时已经出现。就词性看，它们绝大多数是实词，其中名词最多，动词次之，形容词很少。就语义内容看，它们包括的范围颇广，涉及自然现象、生产劳动、物质文化、社会关系、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等方面。以一部分名词为例，如关于自然界的名称：天、日、月、星、风、云、雨、雪、雾、 雹 、虹、山、阜、丘、陵、陆、岩、岳、河、川、泉、州、沚、涧、谷、土、石、水、火；季节和时间的名称：年、岁、春、秋、时、旬、今、昔、翌、晨、旦、朝、昃、 昏、 暮、夕；方位的名称：上、下、右、中、左、内、外、东、西、南、北；动植物的名称：马、牛、羊、豕、 豚、 彘、犬、兔、兕、象、狼、狐、虎、鹿、麋、牝、 牡、 鱼、龟、蛇、鸟、雏、雀、雉、鸡、虫、蠋、螽、木、 林、杞、栗、杏、桑、竹、禾、粟、稷、麦、秫、穈；人体和器官的名称：人、身、首、面、眉、目、耳、 鼻、 口、舌、齿、肘、趾、心、腹、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名称：田、畴、圃、囿、宫、室、宅、寝、门、户、 仓、廪、窌、牢、圂、井、舟、车、舆、刀、斧、斤、 耒、 犁、弓、矢、网、罗、毕、阱、鼎、鬲、尊、俎、 卣、斝、簠、甗、皿、盘、壶、爵、米、羹、酒、鬯、 丝、 帛、衣、裘、巾、带、旂、橐、玉、贝、角、磬、 鼓； 武器的名称：戈、矛、钺、介、盾；人伦和身分的名称：祖、妣、父、母、兄、弟、妻、妇、嫔、妾、子、 侄、 孙、宾、臣、宰、民、奴、俘、奚、众、工、畯、 君、 王、侯、伯、尹、卿、巫、史；天干地支的名称； 甲、 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 寅、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甲骨卜辞里双音组合很少，但在传世今文《尚书》的《商书》里却为数较多，构成格式主要是偏正式和并列式。如：天命、天时、王庭、少师、冲人、百姓、师长、邦伯、众庶、谗言、神祇、奸宄、法度、心腹、田亩、津涯、老成、笃敬、先后、远迩、安定、震动、颠越、攘窃、殄灭。其中有一些已经可以看作复合词。 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化较大较快，诸如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基础的变动、政治制度的演进、学术文化的进步，都促使汉语词汇迅速发展，主要表现为新词大量产生和双音节化倾向渐趋明显。古代汉语词汇的基本规模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这个时期实词中的各类名词、动词和形容词都大为增加。以反映物质文化的一部分词为例，如农作物的名称： 谷、稙、稺、穜、稑、秬、秠、芑、粱、穄、?、麻；农具的名称：?、耨、铫、?、钱、镈、枷；田地和耕作的名称：畎、町、畦、畔、畛、畹、菑、畲、垦、耕、稼、种、获、穮、耘、耔；金属和冶铸的名称：金、铁、铅、镠、锻、 铄、冶、铸；衣着的名称：裳、衮、祎、袗、襦、袍、 袢、褐、襁、襟、衽、袂、冠、冕、屦、舄；乐器的名称：琴、瑟、笙、竽、箫、管、簧、壎、篪、钟、镛、鼗、柷、敔。在反映上层建筑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政治、职官、礼制、军事和刑法的词；关于伦理道德的词陆续增多，如：孝、弟（悌）、德、忠、信、仁、义、知（智）、勇、廉、耻。其他词类也有比较充分的发展。诸如指示代词、人称代词和疑问代词，表示时间、范围、程度、方式、状态和语气的副词，表示并列、承接、转折、选择、因果、假设和让步的连词，以及各类介词、语气词和叹词，大都具备。后世书面语里的一套“文言虚字”这时已经基本形成。这个时期又出现了许多双音单纯词（叠音字、联绵字）和大量复合词。前者多见于《诗经》、《楚辞》等韵文作品，如：夭夭、菁菁、冉冉、嫋嫋、喈喈、坎坎、萧萧、飒飒、黾勉、 邂逅、栗烈、窈窕、婆娑、缤纷、缱绻、滂沱；后者普遍见于各类典籍，如：角弓、金罍、羔羊、鲂鱼、旭日、寝衣、蛾眉、云梯、良人、赤子、玄鸟、白茅、二毛、三星、四海、五谷、九有、万舞、处士、征夫、支解、草创、燕居、伫立、宫室、道路、丘陵、声音、朋友、宾客、爪牙、干戈、社稷、缧绁、爵禄、婚姻、奔走、征伐、扶持、教诲、修饰、束缚、恐惧、离别、变化、瞻望、纯粹、悠远、劬劳、枯槁、恭敬。复合构词法在周秦时代的广泛应用为此后汉语创造新词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在这个长时期里，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文化学术的发达 、 民族接触的频繁和中外交通的兴盛，汉语词汇相应地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的情况是：新词继续产生，书面语和口语词汇的差异逐渐加大，双音词的构成格式多样化，以及外来词成批出现。这个时期产生的新词里还不乏单音词，以魏晋以后出现的为例，如：店、?、滩、觅、趁、透、蓦、硬、摊、㧐、噇、怕、闹、 帖、剩、懒、瞎、爷、娘、哥、侬、这。但双音词为数更多，特别是表示抽象概念的词大为增加，如：情形、意义、操行、神气、风采、情绪、性质、威信、权力、本领、举止、异同、界限、比喻、考验、揣度、商量、通融、醒悟、差异、均等、错乱、繁华、安稳、光荣、敏捷、冷淡、质朴、公正、风流、仔细、透彻。同时双音虚词也陆续增多，如：往往、常常、每每、渐渐、一再、一向、向来、当即、立地、登时、随时、毕竟、终归、从来、元本、一齐、非常、极其、公然、果然、必定、未必、千万、互相（以上副词）、如若、若或、如其、倘若、假使、设使、虽则、无论、不问、除非、因为、所以、因而、不但、不唯、宁可（以上连词）。这都是汉语词汇进一步充实的明显标志。就构词法看，这个时期产生的双音词以偏正式和并列式复合词为主，但述宾式和述补式也已出现，如：努力、注意、知心、拼命、下手、障泥、隔壁、临时、吃苦、矫正、制服、说合。此外，魏晋以后出现了一些类词缀成分，如前加的“ 阿”、“ 老”，后加的“子”、“儿”、“头”，从而构成一批附加式双音词。例如：阿大、阿五、阿母、阿谁，老鼠、老鸦、老兄、老姊、老奴、老伧，兔子、鹞子、燕子、蚁子、果子、竹子、刀子、亭子、艇子、袋子、巾子、冠子、帽子、鞋子、眼子、面子、合子、拂子、托子，婆儿、猪儿、狗儿、猫儿、雀儿、鱼儿、花儿、衫儿，阶头、䦆头、膝头、舌头、骨头、手头、心头、地头、日头、东头、前头。 书面语和口语渐渐脱节，词汇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六朝时代的一些文献已经或多或少透露这方面的消息。到了晚唐五代，禅宗语录（如《六祖坛经》、《祖堂集》）和通俗文学作品（如敦煌变文）比较充分地反映出当时口语的面貌 ， 其中出现了大量的不见于“正统文言”的词语，是研究近代汉语前期词汇发展的重要资料。外来词的成批出现是这个时期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早在先秦时代汉语词汇里就有从亲属语言和非亲属语言吸收的外来成分，但它们大都跟固有成分融为一体，难以辨别。西汉以后，由于民族关系的密切和国际交往的频繁，汉语里陆续加入了一些明显可辨的外来词，主要是从西域南海传来的物名，如：蒲陶、苜蓿、涂林、仁频、 槟榔、烟支、茉莉、琉璃、琥珀、氍?、毾?、白叠、箜篌、觱篥、师比、郭洛、??。通过从东汉后期开始的佛典翻译，汉语又从古印度语言（梵语、巴利语和古中亚语言（如焉耆语、龟兹语）吸收了跟佛教有关的大批外来词，如：般若、菩提、南无、伽佗、羯磨、涅盘、阎罗、菩萨、罗汉、比丘、阇黎、头陀、和尚、沙弥、夜叉、泥犁、伽蓝、兰若、招提、袈裟、贝多、摩诃、刹那。其中一部分应用较广，进入了汉语的一般词汇。有一些复音节的词因常用而省缩为单音，如：僧伽（sa凚gha）/僧、魔罗（m╣ra）/魔、塔婆（thūpa）/塔、劫波（kalpa）/劫、忏摩（k▄ama）/忏、禅那（dhy╣ na）/禅、比丘尼（bhik▄u╯ī）/尼、钵多罗（pātra)/钵，而这些单音词又可以作为语素造出许多复合词，如：高僧、僧徒、恶魔、魔鬼、宝塔、浩劫、劫数、忏悔、参禅、禅师、尼姑、尼庵、钵盂、衣钵。此外，在佛典翻译中还出现了大量“义译词”，如：法宝、世界、天堂、地狱、因果、信心、真理、变相、圆满、平等、慈悲、方便、烦恼、金刚、庄严、报应。其中一部分产生引申义，也成了汉语里的通用词。 宋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继续进步，农副业、手工业、商业和贸易都有较大发展，学术和文艺（包括自然科学和通俗文学）也颇为发达。跟经济、文化的进展相适应，汉语词汇里出现了许多变化和创新。主要表现为：反映生产、生活和学艺的新词大为增多；口语词更为丰富并大量进入白话文学作品；在新产生的词里双音词占明显优势，三音词也有所增加。在反映生产和生活方面，由于宋代工商业和都市生活繁荣，有关作坊、市场、商行、店铺的词语空前增多。例如：木作、竹作、油作、砖瓦作、裁缝作、碾玉作，米市、肉市、花市、金银市，鱼行、菜行、果行、麻布行、骨董行，面店、酒店、茶店、馄饨店，针铺、漆铺、药铺、绒线铺。同时各种日用消费品的名目也大为增加。以食品中的面、糕、饼、糖为例，如：三鲜面、鸡丝面、炒鳝面、笋竦面、??面，糍糕、蜜糕、豆糕、玉屑糕、镜面糕、重阳糕，烧饼、炊饼、月饼、荷叶饼、菊花饼、芙蓉饼，姜糖、麻糖、乳糖、乌梅糖、鼓儿糖、五色糖。由于农业生产的进步，有关作物品种的词语明显加多。以稻米名称为例，宋代就已有几十种，如：早稻、旱稻、赤稻、小香稻、杜糯、蛮糯、糯米、粳米、红米、黄米、黄籼米、箭子米、黄芒、上秆、冬舂、早占城。又如关于蚕桑业的词语，在宋元时代也已积累得十分丰富，如：桑几、桑笼、桑网、蚕宅、蚕屋、蚕箔、蚕槌、蚕椽、蚕架、茧瓮、茧笼、火仓、抬炉、热釜、冷盆、丝籰、绵矩、络车、缲车、絮车、纬车、经架、捻绵轴。宋代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如天算、律历、土木建筑、农田水利）进步较大，有不少发明创造和专门著述，元明时代又从近东伊斯兰世界传入一些科技知识和观测仪器。与此相应，汉语里出现了一批新词。到了明末清初，欧洲来华耶稣会士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译述了许多西方科技书籍（包括数学、天文、历法、乐律、舆地、水利、机械制造等），从而汉语里又增添了一批近代科技术语，如：天顶、日球、月球、地球、经度、纬度、仪器、远镜、测算、测量、算术、几何、界说、推论、比例、对数、象限、割圜、直角、椭圆、平面、面积、体积、容积、等边、多边、三角、八线、机器、射线、透视。自宋代迄明初，由于对外贸易发达，汉语里出现了一些从阿拉伯语、马来语等语言吸收的外来词，大部分是域外特殊物产的名称，如：俎蜡（长颈鹿）、花福禄（斑马）、马哈兽（大羚羊）、金颜香、笃耨香、打麻儿香、祖母绿、唢呐、火不思、沙糊、考黎（海蚆）、押不芦、巴旦杏、荜澄茄、腽肭脐。但通行开来的只有一小部分。在元代，由于汉蒙民族接触密切，不少蒙古语词渗入汉语，见于杂剧等作品，如：抹邻（马）、兀剌赤（马夫）、米罕（肉）、答剌孙（酒）、铁里温（头）、撒因（好）、牙不（走）、约儿赤（去）。其中作为外来词在汉语词汇里巩固下来的不多，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如驿站的“站”、好歹的“歹”。此外，今天还在使用的把势、胡同、蘑菇、褡裢，大约也是元代以后从蒙古语吸收的外来词。这个时期是汉语口语词汇大发展并源源进入语体文学的时期。从南宋到清代，各种体裁的白话作品（如南戏、诸宫调、杂剧、平话、小说）与日俱增，较为完全地显示出近代汉语各个发展阶段的词汇面貌。从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所反映的当代口语状况可以清楚看到汉语词汇一步一步接近它的现状的历史进程。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历急剧的变革，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的巨大深刻的变化推动着汉语词汇迅速发展，不断创新。从1898年戊戌变法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50年间，汉语里增加了许多新词，其中绝大部分是双音词，小部分是三音词，也有少数三个音节以上的词。词汇增补的主要来源是：①自创新词。例如：总统、国会、法院、公司、火车、轮船、飞机、炸弹、水泥、纸烟、罐头、电影、钢琴、邮票、执照、拍卖、汇兑、民工、机车、壁报、剧本、金笔、胶卷、部门、机构、集体、骨干、阶段、功能、因素、总结、精简、显微镜、收音机、消炎片、降落伞、羽毛球、游击队、儿童节、意识形态、唯物史观。②借用日语汉字词。例如：总理、议会、政党、主义、代表、干部、协议、选举、否决、机关、法庭、警察、宣传、讲演、情报、标语、时事、银行、企业、市场、学位、权威、课程、美术、讲座、会话、座谈、演奏、喜剧、标本、图案、索引、出版、现实、环境、要素、前提、作用、性能、原理、积极、绝对、肯定、场合、手续、引渡、打消、取缔、俱乐部、混凝土。③吸收印欧语词。例如：沙发（sofa）、扑克（poker）、咖啡（coffee）、可可（cocoa）、 苏打（soda）、吐司（toast）、吉他（guitar）、尼龙（nylon）、坦克（tank）、雷达（radar）、绷带（bandage）、引擎（engine）、逻辑 （logic）、幽默（humour）、摩登 (modern）、维他命（vitamin）、模特儿 (model）、托拉斯（trust）、布尔乔亚（ bourgeois）、歇斯底里（hysteria）、卡片（card）、雪茄烟（cigar）、法兰绒（flannel）、吉普车（jeep）、蜜月（honeymoon）、超人（╇bermensch）、下意识（subconsciou-s）、闪电战（Blitzkrieg）、时代精神（Zeitgeist ) 、黑客 （hacker)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社会政治状况变更之大之快为历史上前所未有，诸如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列主义的传播、经济建设的开展、文化教育的普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往来的频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风貌的改变 ， 无不促使汉语词汇发生种种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①政治、哲学用语大普及，有的成了常用词。如：政策、策略、方针、口号、阶级、成分、党派、民主、协商、谈判、立场、观点、思想、意识、理论、实践、现象、本质、抽象、具体、主观、客观、相对、绝对、量变、质变、感性、理性、对立面。②科技、卫生用语大发展，有的进入了一般词汇。如：宏观、微观、塑料、磁带、电脑、软件、频道、激光、扫描、遥控、缩微、复印、录像、半导体、显像管、溃疡、血栓、发炎、休克、抗体、疫苗、镜检、输液、造影、免疫、气功、理疗、抗菌素、心电图。③不少词语的意义或用法有了新的扩展。如：“革命”可指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任何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斗争”可指用体力或脑力来解决问题或克服困难；“同志”可指人民群众的任何一员；“群众”可指人民中每一个人，又为“领导”或“党团员”的对称；“集体”可指每一个人所在的若干人组成的总和，又为“全民”或“个体”的对称；“单位”可指机关、团体，或属于一个机关、团体的各部门；“叔叔”可指跟自己父母同辈的任何男子；态度可指一个人对任何事情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精神可指重要文件或高级领导人讲话的要点。在构词法上也有一些新的趋势：①复合词仍以偏正式和并列式为主，如：工地、车间、能源、侨胞、国格、新秀、普查、扩建、赊销、空投、筛选、项目、环节、效益、拼搏、离休。但述宾式、述补式和主谓式也有发展，特别是述宾式出现较多，如：供电、分洪、截流、脱粒、投料、待业、夺魁、投标、合资、创汇、挂钩、牵头、保健、务虚、碰硬。②一些构词成分词缀化，由此构成的附加式复音词逐渐增多。以带后加的性、化、员、“家”的词为例，如：计划性、技术性、趣味性、知识性、全民性、综合性、可行性、主观能动性，绿化、老化、大众化、绝对化、一元化、年轻化、专业化、制度化，炊事员、饲养员、邮递员、售货员、驾驶员、理论家、实干家、改革家、美食家、社会活动家。③简称不断出现，不少简称因常用而转化为词。如：统一战线/统战、武装警察/武警、化学纤维/化纤、民用航空/民航、电视大学/电大、体格检查/体检、空气调节/空调、展览销售/展销、旅行游览/旅游、表示态度/表态、节约能源/节能、失去控制/失控、少年先锋队/少先队、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会。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巨大进步，语言中便产生出大量的新词语来反映新事物、新风貌，如“爆棚、复读、家教、军嫂、另类、特首、体彩、外企、知本家、自驾游、公众人物、观光农业、远程教育”等。当然也会有腐朽思想沉渣泛，语言中也同样会出现一些词语对其加以反映，如“二奶、人蛇、色狼、血头、一夜情、暗箱操作”。现在，全球化、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已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语言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青少年中的“新新人类”、“e一代”。如果说网络传播的快捷性加速了新词汇的发展，那么就是网络交互的隐蔽性滋生了新词汇的胚芽。在全世界文化趋同的趋势下，其中不甘平庸的“新新人类”们为了凸显自己独特的个性而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或是出于吸引他人注意的心理，于是就对我们的规范字大动手脚，并在网络上大肆传播。另一类人，则是出于保护自己隐私的原因，就即兴发明了一种作为相互之间身份辨别的符号，如同学之间聊天用的符号。还有一类人则是在聊天的过程中出于简单便捷的目的而使用这些已被大家所熟知并认同的新词汇。“这种由于语言的历史积淀，语言间的接触影响，语言要素创新时的冲动，语言使用者和语言使用场合的千差万别等因素的影响，语言实在不容易纯洁。但是语言生活应当健康，也有可能健康。”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现象，因而多元文化思潮或许可为我们科学看待和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新词汇“入侵”了传统的媒体。“PK”（英文单词或词组的缩写，目前常指Player Kill，网语词汇之一，意为两人对决）一词，要是五年前出现在大众媒介上，所有受众都会感到云遮雾罩，不知所云。可是，随着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节目风靡各地，其中一个叫“PK”的环节，使“PK”一词在大众传媒上频频出现，并逐渐演变成包括单挑、搞掂、末位淘汰等多重延伸意义的新词。如果加上诸如“秀”“歇菜”“粉丝”“雷人”等层出不穷的网络语言，对社会新闻进行归类提炼的“被就业”“口头捐”“钓鱼执法”等新词，以及“WTO”“CEO等外来词、缩略词，“大拿”等方言，再加上纸媒以外传统媒体大量新词汇的使用，目前各地、各媒体中没有使用新词汇的恐怕已难找出几家。可以说，新词汇“入侵”新闻报道已成不争的事实。这给广大新闻工作者出了一道难题：如何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其作出合乎理性的取舍。对这些建立在动态语言系统之上、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新词汇，其甄别和适用范围，国家语委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未作出专门规定。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不少专家学者对此做过深入探讨和研究。目前新闻业内人员对新闻报道中使用新词汇孰是孰非也尚无定论，但多数意见是：那些具有典型性、便捷性、形象性、诙谐性、不可替代性，较符合语言发展规律、规范，并符合社会需求的新词汇，才有可能被认可、吸收到主流语言体系中，才能供新闻报道筛选采用，反之，就只能是短期小范围流传，也会被大众传媒摒弃。摒弃不良新词汇。新词语就是这样随着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波一波地出现在我们的语言生活中。正是由于词汇的这种生命律动，才使得我们的语言在与社会的因应中获得吐故纳新的发展。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汉语词汇经过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发展到现在已是面目全新，无比丰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前进，汉语词汇将越加丰富。
D D山东嘛 D A A C D A D D 我是山西的……呃 有这么个吃的B
1、D 《朴通事》和《老乞大》一样,是元末明初以当时的北京话为标准音而编写的,专供朝鲜人学汉语的课本。BDBDCDCD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