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的含义及我国人口老龄化概况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二养老保险的类型浅析三国民众的参保意识四广泛关注的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五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总体覆盖面窄。2、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主要表现为地区间、行业间的制度不统一以及缴费率与支付标准的不统一。3、企业对参保养老保险态度不明确，依法缴费意识差。4、国家财政收支困难为养老保险的实施带来难度。
养老保险政策问题与对策研究四、大势情况：如果大盘当天急跌，破位的就更不好，有涨停也不要追在一般情况下，大盘破位下跌对主力和追涨盘的心理影响同样巨大，主力拉高的决心相应减弱，跟风盘也停止追涨，主力在没有接盘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第二天无奈立刻出货的现象，因此在大盘破位急跌时最好不要追涨停。而在大盘处于波段上涨时，涨停的机会比较多，总体机会多，追涨停可以胆大一点;在大盘波段弱势时，要特别小心，尽量以ST股为主，因为ST股和大盘反走的可能大些，另外5%的涨幅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抛压。如果大盘在盘整时，趋势不明，这时候主要以个股形态、涨停时间早晚、分时图表现为依据。五、第一个涨停比较好，连续第二个涨停就不要追了理由就是由于短期内获利盘太大，抛压可能出现。当然这不是一定的，在牛市里的龙头股或者特大利好消息股可以例外。
养老保险的含义及我国人口老龄化概况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二养老保险的类型浅析三国民众的参保意识四广泛关注的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五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总体覆盖面窄。2、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主要表现为地区间、行业间的制度不统一以及缴费率与支付标准的不统一。3、企业对参保养老保险态度不明确，依法缴费意识差。4、国家财政收支困难为养老保险的实施带来难度。
学术堂整理了十个养老保险方面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1、农村村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影响分析 2、政策性森林保险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3、企业养老保险档案信息化管理问题 4、浅谈保险分公司财务管理问题 5、应急管理下的责任保险的发展之需 6、实际运行中的养老保险问题思考 7、个人税收商业养老保险回顾及展望 8、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测算 9、怎样做好经济新常态下的养老保险工作 10、养老保险下调比例在国有企业的实施
一、引言 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老龄化人口最多的国家，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压力巨大。根据国际通用解释，若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总人口的7%，就是老龄化的社会；超过14%，就是老龄社会。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属于老龄化的社会，如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等。据统计，从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总人口的7%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4年，美国用了65年，英国用了45年，日本用了24年，而我国只用了20年，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将会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老龄化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两个：一为寿命延长，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达到现在的75岁，翻了一番还多，反映出祖国的社会变迁，这是国富民强的象征；二为非均衡生育，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中国“一家多胎”现象严重，自1983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减缓了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 如何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提出不同的对策。寿命延长导致的老龄化问题不可避免，由此带来的后果通常为养老金不足和养老保障措施不配套，只能通过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保障措施来解决；非均衡生育带来的老龄化问题，只能通过均衡生育来应对，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人口增加了7000多万，但是生育率却低于5，即每个负率平均生了不到5个小孩，远远低于1的更替生育率，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下一代人会比上一代人的数量少30%，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的时期，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更加突出。 二、城市老人生活现状 （一）家庭基本状况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年来，第一二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已经进入结婚和生育的年龄，在这种背景下，“四二一”家庭模式逐渐普遍起来，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模式。四个老人需要两个独生子女赡养，同时还要抚养一个孩子，加上独生子女本身存在的严重依赖性，在社会飞速发展、竞争压力剧增的今天，往往力不从心，照料不及。 另外，“空巢家庭”和鳏寡孤独家庭逐渐增加，其原因多种多样：（1）老年人希望独立生活，不愿离开久居的环境；（2）老人希望与子女住在一起，但由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为避免冲突矛盾而选择独立生活；（3）子女工作忙、住房紧张，客观条件不允许；（4）因子女婚嫁离开父母异地成家；（5）不愿赡养父母等。 （二）经济状况 与农村老年人相比，城市老年人退休后基本上都有退休金，加上普遍存在的储蓄习惯，因此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较高。据统计，城市中85%的老人退休后的主要来源为退休金，13%的老人依靠子女的资助。由此可见，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为退休金。但是，不同单位的退休人员在退休金待遇上有明显差距，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较企业离退休人员高很多。 （三）健康状况与医疗需求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老年人的寿命不断延长。但是，寿命的延长不代表健康状况的延长。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堪忧，只有1/3的老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其余2/3的老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所患疾病多以慢性病为主，其中较常见的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一半的城市老人还同时患有多种以上疾病，城市老年群体的生活自理能力、身体健康状况都不如人意。 老年人的医疗需求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经济因素，其次是手续繁琐，再有是行动和交通不便。除了上述因素，不同地区的老人还有不同的困难，在城区的老人还经常面临报销不便，挂号难、住院难等，而郊区的老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周围没有好医院，常常无法及时就医。调查显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危害城市老人健康的最大杀手，但是有三分之一的患病老人没有去治疗，而且有四分之一的患病老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就诊。因此，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点。 三、养老模式探析 （一）家庭养老模式 目前最适合中国国情且经济成本最低的养老模式为家庭养老。现阶段很多老人都由子女赡养，与子女吃住在一起，身体健康的老人通常还会帮衬带带孩子，甚至买菜、煮饭。但是还存在一部分身患疾病的老人，需要子女照顾，特别是患有半身不遂、瘫痪在床的老人，身边不能没有人照料，这对普通公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了改善家庭养老模式的现状，我们提出一种专业化家庭养老模式：中国城市中有40%的人群属于低收入群体，对于这类人群，可以给予选择提前退休去照顾自己家的老人，由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发放社会工资。这些回家照顾老人的劳动者，需要参加各种专业培训并与社区签订协议，通过社区的社会工作机构定期对劳动者的家庭照料做出评估，从而给予报酬。这样，不仅使老人得到悉心的照料，还解决了低收入群体的工作问题，一举两得。 （二）社区养老模式 社区养老模式是以老人的子女、亲戚、朋友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的服务队伍为依靠，为城市中在家居住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医疗保健以及法律援助的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的特点是老人住在自己家里，得到子女照顾的同时，由社区的服务机构和专业人士提供上门服务，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利，同时还弥补了因各种原因子女无法照顾老人的缺憾，并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建设养老院的资金。 社区养老模式不同于家庭养老模式，它的实质是社区中的家庭养老模式；与机构养老模式相比，将社会机构中的养老服务引入了社区，吸收了家庭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的优点，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对老龄化问题提出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 社区养老模式中主要服务群体为社工，目前我国社工的发展状况不尽人意，原因包括：（1）我国对社工这个职业的认识不到位，没有专门的机构对社工进行培训，内地大多数大学都没有社会工作会专业，而在香港和国外这个专业已经发展成熟；（2）政府对社工服务的投入不够，导致社会工作者没有良好的工资薪酬和福利制度，社会地位不高；（3）中国人传统观念严重，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通常不愿雇佣社工来解决家庭问题。 （三）机构养老模式 机构养老模式的主体是养老院、福利院、医院以及各种康复中心，老年人通过入住养老院、福利院等养老机构，进行集中供养和居住，由专人负责照料日常生活。这种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子女的负担，同时避免了因为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问题引起的生活冲突。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家庭的养老风险，实现了养老资源的共济和共享。 社区养老模式的成本很高，同时无法满足老年人对亲情交流的渴望，无法提供精神慰籍。我国的养老院大部分都是早期建立，其服务设施和专业服务水平很难跟得上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养老机构的设备条件普遍很差，专业服务人员水平不高，管理模式滞后，无法满足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 四、对养老问题的一些想法 在生活方面，政府可否对老年人方法生活补助费，每月300元，独立于养老保险之外。截止到2013年，中国有大约2亿的老龄化人口，2×12×300=7200亿，而我国的2013年GDP预计将达到10万亿美元，不会对我国财政造成很大负担。 在医疗方面，政府可否对老年人开放免费医疗。虽然全民医疗到现在还不现实，但只是针对老年人的免费医疗并非不可行。 在精神需求方面，政府文化部门应经常组织针对老年人的文化活动，组织老人观看电影、戏剧等活动，同时建设老年大学和老年娱乐活动设施。 五、结束语 在现阶段，笔者认为应加强对养老问题的政府投入，以家庭养老模式和社区养老模式为主，机构养老模式为辅，使养老医疗服务专业化，资源配置合理化、社区规模体系化、管理标准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更好的满足我国对养老问题的基本需求。
现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大连已经早于全国13年步入老龄化社会!据调查截至2009年底，大连60岁以上老年人口6万，占总人口的4%，比全国老年人平均比例高出近5个百分点。面对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城市，我在假期期间对于身边的老年人的养老情况和养老机构的建设做了调查。被询问的老人包括我的长辈，朋友家中的老人，邻居，以及养老院中的老人。调查方式包括向老人或老人的家人询问老人的养老情况，实地询问或上网查找各地养老设施的情况。 一、养老方式 目前我国存在的养老方式主要有三种：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一）、家庭养老 居家养老是中国最传统的养老模式，也是比较普遍的一种选择。尽管现在的敬老院数量不断增多，软硬件设施也不断完善，居家养老仍然是目前最为普遍的养老模式。 让老人首先选择居家养老的原因有许多。首先就是因为传统的习惯。老人家大都希望能和家人孩子在一起生活，一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天伦之乐。对于儿女来言，老人居家养老，由儿女来照顾老人是儿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回报，是对父母的孝顺。调查时，偶然得知我的同学的姥老爷生病卧病在床，行动十分不方便，现在在家中由儿女照顾。其实同学家的条件不错，完全可以将老人送到医院或者疗养院照顾。当我问到：“为什么不把你姥爷去疗养院呢？”同学的回答是：“送养老院那是人干的事么？”百善孝为先，照顾父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其次，老人在家里能住的更加舒适更加习惯，毕竟住了一辈子嘛。家里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想做什么都可以自己做主，不受限制，而且隐私性较好。相比之下养老院就远远比不上自己的家里了。而且除了家人之外邻里生活也同样吸引着老人，大家邻里邻居的住了几十年，有的时候相熟多年的老邻居之间甚至要比许久不见的亲戚还要亲密呢！俗话说的“远亲不如近邻”就是如此。 第三，老人们选择居家养老的原因与花销密切相关。居家养老花销相对于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而言要少不少。据调查现在大连养老院的价格在每月800~2000元不等。钟点工多为每小时15块钱，每天4个小时，按照一个月30天计算，一个月就是1800。个价格尚对于有退休金的老人来说这可以接受，但对于没有退休金的老人来说这每月的1000块钱无异于家庭的负担。有的有退休金的老人也表示不愿意把钱花在养老院里，倒不如留给儿女来的划算。 但居家养老也有缺点，随着现在人们越来越忙，老人自己在家的时间长，独居老人的安全得不到保证老人一旦发生意外，邻居、家人又没有及时发现，很可能耽误救治。 （二）、机构养老 机构养老是指老人在养老院、福利院、老年公寓等机构安度晚年。养老机构中老人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活动在一起。养老院中有专门医务人员定期检查身体，有专门的人员护理，还有各种老年活动场所和活动项目。养老院中居住的老人都表示住在养老院中各方面都很方便，吃饭不用自己做，家务不用自己做，东西坏了有人修，有哪里不舒服还有医生给看病，行动不方便的还有专业的护理人员照顾，过年过节还有些娱乐活动什么的。 虽然养老院里的生活很安逸很方便，但还是不难从谈话间感觉到老人们很怀念家的温暖。养老院中的老人多数都是因为儿女工作太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老人，而老人自己又不能很好的照顾自己的生活，才住进了养老院。住在甘井子区社会福利院里的韩奶奶退休前是一名小学老师，退休后有大概3000块钱的退休金，生活不错。但因为儿子工作太忙经常出差，没时间经常去奶奶家照顾奶奶，而奶奶近年又经常犯糊涂，没办法韩奶奶只好住进了养老院里。 （三）、社区养老 现在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街道、社区逐渐开设了老年人服务网点。通过社区对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一定的帮助，来弥补居家养老的不足。这就是所谓的社区养老。 安全性一直是居家养老的一大难题。老年人若没有子女相伴左右，最怕的就是突如其来的疾病或意外风险。“老人独自在家，突然倒下该如何求助”这样的问题困一直扰着很多人。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一些街道、社区开始为独居老人派发“爱心铃”。 爱心铃的一头安在老人家中，老人只要摁下按钮，另一头的邻居家中便会响起铃声，以便老人在紧急情况下向邻居求助。这样老人就降低了老人独自在家时的危险。还有的社区会向老人们提供订餐送餐服务和家政服务。只要打个电话，社区的工作人员就会上门为老人解决难题。 这样社区的加入大大增加了居家养老的便利性，随着上门服务项目的增多，老年人可以得到更多人性化的照顾。社区不仅仅具有居家养老的舒适还有机构养老的安全和专业，使老人在享受家的温暖的同时没有了后顾之忧。 （四）、其他养老方式 高级养老社区。这类高级养老社区或是采用买断养老专用产权房的形式，或是缴纳数额不菲的“会员费”，为老人搭建的生活环境和设备当然也是一流的。 “候鸟式”养老。 候鸟式养老是近来悄悄盛行的养老方式，老年朋友可根据季节转换、心情变化等来回就住于不同的城市和地区。最近几年，从“候鸟式”养老衍生出来的异地置业养老成了不少经济条件较好的退休族的选择。 当然， 少数喜爱旅行、经济条件较好的退休族还可以考虑环球旅游式养老模式，不过，经济成本会比较高，对老人的身体素质要求也较高。 姥爷的战友陈爷爷的养老方式就属于“候鸟式”养老。陈爷爷在厦门与大连两地都有房子，儿子又在北京工作并结了婚。于是陈爷爷便过着冬天在厦门过冬，夏天在大连避暑，偶尔去北京看看儿子的候鸟式的生活。 二、养老方式的比较 居家养老 舒适度：自由性较高、隐私受到保护。 便利性：视住房周围硬件、软件配套设施而定。 安全性：独居老人在家的安全性较低，一旦身体有恙或发生意外，容易耽误治疗时间。花费：衣、食、行等开销全部自理，但无护理费，花费整体不高。 机构养老 舒适度：高级养老院生活条件较好，普通养老院半集体化生活自由度不高，且很难保障隐私。 便利性：养老院中基本设施完备，老年人日常生活所需品齐全。 安全性：老年人安全系数较高。 花费：成本视养老院级别、床位级别而定，高级养老院成本较高。大连约为800~2000。 社区养老 舒适度：自由性较高、隐私受到保护、吃、住、行等方面可由社区提供帮助，生活较方便。 便利性：上门服务、就近网点服务对老年人有利，便利性较强。 安全性：独居老人在家安全性较低，但考虑到社区中有定点医疗机构，一般疾病可及时治疗。 花费：高低由于政府资助，个人承担的服务开支较低，花费不高。 三、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社区养老急需普及 从几种养老方式的比较不难看出每一种养老方式都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的方面。居家养老虽然舒适便宜但是安全性较低，而养老院虽然安全却比较贵。现在新兴的社区养老综合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很方便很安全，是很好的养老选择。但是在调查中发现社区养老的普及还仅仅出现在几个大城市中。社区养老在甘井子的社区中并不常见，即使存在的社区也未形成比较大的规模，服务专业化程度也不高，很难体现社区特点和多样化的需求。所以这种养老的方式还没有进入我生活范围内老人们的考虑范围。 （二）、困难老人养老 其实在我们除了调查中能够很好享受养老生活的老人，社会中还有许多老人的晚年生活并不舒适。有许多过着困难生活的老人需要社会的帮助，比如：低保老人，孤寡老人，或者是一些因为儿女不孝儿生活困难的老人。政府应该多开展爱心活动，出资帮助困难的老人，加大社会对老年的帮助。除此之外更应该呼吁人们尊老爱老，多多开展如学校组织的学生到养老院探望老人之类的公益活动。 百善孝为先，尊老爱老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传统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每个人都有父母，每个人也都会有老去的一天，每个人也都希望在老去之后能有着舒适安逸的老年生活。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美好的养老环境，让每个老人都能享受舒适的夕阳生活。
养老产业的发展研究可以和完成我来写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2亿老年人口和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 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8，甚至于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63到2000年的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88岁上升到2050年的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0，1987年又回升到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3左右，高的高到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岁，女性为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4岁，女性为4岁，男女合计为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9岁，其中男性为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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