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吉他的起源及发展简史，我个人认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八个阶段：1、有根据的吉他的远祖应该是公元前1400年前生活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北部的古赫梯人城门遗址上的“赫梯吉他”。这是考古学家找到的最古老的类似现代吉他（一样具有内弯的琴体）的乐器，是。8字型内弯的琴体决定了吉他属乐器特有的声音共鸣和乐器特点，这也成为吉他与其它弹拨乐器所不同（如琴体是半梨形的鲁特属乐器）的最显著特点。2、吉他一词最早出现为西班牙文吉他（Guitarra）一词,最早出现在十三世纪的西班牙。当时，已经出现“摩尔吉他”和“拉丁吉他”。西班牙语吉他（Guitarra）是由波斯语逐渐演化成的， 其中摩尔吉他琴体为椭圆形背部鼓起，使用金属弦，演奏风格比较粗犷；拉丁吉他琴体为与现代吉他类似的8字型平底结构，使用羊肠弦，风格典雅。如图：摩尔吉他 拉丁吉他3、吉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是文艺复兴时期。四对复弦的吉他演奏高峰的出现是吉他进入第一个鼎盛时期的标志。（1）文艺复兴是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个思想文化运动，进而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 （2）文艺复兴发端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一词就源于意大利语Rinascimento，意为再生或复兴），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16世纪达到鼎盛。1550年，瓦萨里在其《艺苑名人传》中，正式使用它作为新文化的名称。此词经法语转写为Renaissance，17世纪后为欧洲各国通用。19世纪，西方史学界进一步把它作为14至16世纪西欧文化的总称。西方史学界曾认为它是古希腊、罗马帝国文化艺术的复兴。 3、十六世纪（1500年-1600年）四对复弦的吉他和它的近亲──用手指弹奏的比维拉琴，在演奏与创作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吉他和比维拉琴不仅深受广大欧洲民众喜爱，而且还常常成为宫廷乐器。当时的吉他、比维拉大师有米兰（Luis milan）、纳乐瓦埃斯（Luys de Narvaez）、穆达拉（Alonso mudarra），以及十七世纪时五组复弦的巴洛克吉他时代大师桑斯（Gaspar Sanz）、科尔贝塔（Cor betta）、维赛（Vi see）等。他们的许多作品现在仍是现代古典吉他作品宝库中的不朽财富。当时吉他、比维拉琴等乐器所使用的记谱方法还不是现在的五线谱，而是用横线来代表各弦，用数字或字母表示音位和指法，与现在民谣吉他中使用的六线谱类似的图示记谱法。如图：四弦复弦吉他 （比维拉）当时十分兴盛的乐器还有被认为是吉他同宗的鲁特琴（Lute）。鲁特琴前身是阿拉伯的乌德琴（UD的原意是木头）。当时著名的鲁特琴大师道兰（Dowland）和魏斯（Weiss）等人的作品经后人改编，在今天的古典吉他曲目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伟大的巴洛克音乐集大成者巴赫所创作的不朽作品中如大提琴、小提琴组曲、奏鸣曲的吉他改编曲，在古典吉他曲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尽管有学者对巴赫有没有创作过鲁特作品提出疑问，但他所传世的四首鲁特琴组曲和少量鲁特作品，首首都具有不朽的价值。巴洛克时期的其他一些作曲家如维瓦尔弟的鲁特琴、曼陀林协奏曲，和D斯卡拉第的古钢琴奏鸣曲的吉他改编曲都在古典吉他曲中占有重要位置。4、吉他发展史上的的黄金时代出现在十八世纪后期。六弦吉他的出现，标志着吉他的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当时鲁特琴和比维拉琴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五对复弦和其后出现的六对复弦的吉他也渐渐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1800年前后，全新的六根单弦的吉他以其清晰的和声及调弦方便等优点很快得到了几乎全欧洲的青睐五对复弦吉他 六对复弦吉他六根单弦吉他5、有“吉他音乐的贝多芬”之称的索尔的出现，标志着六弦吉他发展到了颠峰。十九世纪初，活跃在当时古典吉他音乐中心巴黎、维也纳、伦敦的最著名的古典吉他大师有索尔（Sor），阿瓜多（Aguado），朱利亚尼（Giuliani），卡鲁里（Carulli），和卡尔卡西（Carcassi）。其中索尔和朱利亚尼除了是古典吉他大师外还是出色的音乐家，他们以杰出的才华为六弦古典吉他创作了包括协奏曲在内的第一批大型曲目，为六弦古典吉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索尔，他在创作上承袭海顿、莫扎特的古典音乐传统，除写作歌剧、舞剧音乐外，还为古典吉他创作了包括系统的练习曲、教程在内的大量优秀作品，被音乐评论家称为“吉他音乐的贝多芬”。阿瓜多、卡鲁里、卡尔卡西的重要作品和他们所作的大量练习曲与吉他教程至今仍是古典吉他中的经典。在十九世纪还有不少音乐家喜爱并演奏古典吉他，如舒伯特、韦伯和柏辽兹，小提琴魔王帕格尼尼不但擅长演奏吉他，而且还曾放弃提琴演奏，献身于吉他达三年之久，为吉他写下了大量作品。十九世纪后期著名的吉他音有乐家科斯特（Coste）、默茨（mertz）、卡诺（Cano）、雷冈第（Regondi）等，他们为吉他创作的很多优秀作品都成为了十九世纪古典吉他音乐的经典。6、十九世纪中叶，由于钢琴和提琴乐器出现了一批名震青史的演奏大师，吉他逐渐受到冷落，进入历史上第一个低潮。在钢琴、管弦乐、歌剧音乐发展的巨大冲击下，吉他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演奏与创作一度处于低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吉他才再度复兴。7、泰雷加的《大霍塔舞曲》的创作成功，标志着古典吉他发展的再度复兴。古典吉他在十九世纪末再度复兴的生命力是在西班牙获得的。吉他能在二十世纪蓬勃发展并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近代吉他之父”泰雷加对吉他从制做、乐器性能、演奏技术直至曲目等各方面的深入研究和革新。泰雷加和他的老师阿尔卡斯一直致力于与吉他制作家托雷斯（Torres）合作，并最终生产出了琴体扩大、音量增大、乐器性能明显改善的现代古典吉他。毕业于马德里音乐学院和声与作曲专业，并且是位出色钢琴家的泰雷加尽管公开演出不多，但一生潜心研究吉他，创立了全新的演奏方法，创作了大量糸统和科学的练习曲与出色发挥吉他乐器性能的不朽名曲，其中，《大霍塔舞曲》被广泛流传，为复兴古典吉他作出重要贡献。除此之外，他还选择改编了许多适合吉他演奏的古典音乐名曲，以扩大古典吉他的目曲范围。由于泰雷加的杰出贡献以及他的学生、后继者柳贝特（Llobet）、普霍尔（Pujol）等人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古典吉他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为二十世纪古典吉他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托雷斯（Torres）古典吉他 二十世纪古典吉他8、塞戈维亚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古典吉他的辉煌二十世纪古典吉他强大的生命力是由伟大的吉他大师－－塞戈维亚（&127;Andre Seqovia 1893-1987），以其近七十年的演奏和探索一步步推向高潮的。塞戈维亚以他超凡的天才、坚定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吉他最终摆脱了沦为酒店、咖啡馆民间乐器的命运，使古典吉他作为音乐会独奏乐器的魅力被音乐界与世人所公认，最终使吉他克服了种种偏见，成为了和钢琴、小提琴一样被人们广泛喜爱的高雅乐器。塞戈维亚遍及世界各地的频繁演出不但使全世界了解了古典吉他，使吉他在全世界流行开来，还吸引了许多专业作曲家为吉他写下了大量高水平的音乐作品。这些作曲家中最著名的如：为吉他写下《五首前奏曲》与《十二首高级练习曲》的巴西作曲家维拉-罗伯斯（Villa-Lobos），《阿兰胡埃斯》吉他协奏曲的作者罗德里戈（Rodrigo）等。塞戈维亚还为吉他改编了大量著名音乐作品，如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作品《恰空》等，大大丰富了古典吉他的曲目，最终使古典吉他的曲目在二十世纪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和其他重要乐器一样的水平。在上世纪初几乎没有一个音乐学院开设吉他专业，塞戈维亚不但积极从事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年青的吉他演奏家，他还积极呼吁世界各大音乐学院开设吉他专业，并鼓励他的学生们从事教学工作，至此，目前世界著名的音乐院校不仅开设了古典吉他专业，而且把其列为重要的学科加以建设。这是塞戈维亚对古典吉他的又一巨大贡献。现在活跃在世界各地音乐舞台上的无数优秀的吉他演奏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受过塞戈维亚的教诲或影响的。虽然大师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每当我们演奏起古典吉他、或是学习古典吉他、或是观赏古典吉他演奏、聆听古典吉他音乐，甚至仅仅是谈论起古典吉他时，我们实际上都是走在大师以毕生的功绩铺就的宽阔大道上和不朽的光辉中，尽管我们末必能时刻意识到这一点。 对二十世纪吉他音乐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音乐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拉圭吉他奇才巴利奥斯（Agustin Barrios Mangore 1885-1944）。这位具有印第安血统的巴利奥斯自称为“吉他中的帕格尼尼”而且毫不为过，他除了是位出色的吉他演奏家和作曲家外，还是位哲学家、画家、宗教学者和诗人，除了在世界各地成功地巡回演出外，他还是第一个为古典吉他录音的演奏家。巴利奥斯出色的艺术才华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末得到世人的公认，在上世纪后期，巴利奥斯以多种风格创作的大量丰富多彩的吉他曲逐渐被发掘出来，并成为了古典吉他音乐作品中最重要和最受人喜爱的曲目之一
去买本书，名字叫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这本书`作者是尤静波的，我就有本，都看完了，从里面写了从中国流行音乐起源-早期流行音乐，各个地区的流行音乐及内地流行音乐`
论文：中国风音乐 近几年来，形式新颖的“中国风”音乐大行其道。从传统审美角度来看，这种音乐形式无论在歌词、编曲、演唱方法还是整体风格上都符合中国古典审美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有密切关系。但在这种音乐形式广泛流行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真反思，探索传播传统文化的最佳途径。 近几年来，一批新生代音乐创作人和歌手将中国的一些民族文化的元素融合在自己的歌曲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流行音乐。这种新奇、独特的音乐形式很快席卷了流行乐坛，受到了听众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大众的追捧。也正是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歌手为了迎合大众，将“中国风”音乐的风潮推到了极致。同时，这种“中国风”也在广告、电影、服饰、建筑等各种艺术中大放异彩，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文化。可以说，“中国风”的流行，与在儒、道、佛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审美精神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这种现象也源自中国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 一、何谓“中国风”音乐 “中国风”，如果按字面上解释，即有中国特点的音乐风格。当然，这并非是指中国的传统音乐，而是指在流行音乐领域的一种融合传统音乐的独特音乐形式。关于“中国风”音乐的定义，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音乐人黄晓亮在博客中说道:“中国风就是三古三新(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和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结合的中国独特乐种。歌词具有中国文化内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编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围，歌曲以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代节奏的结合，产生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歌曲风格。”也有人曾经试着给“中国风”音乐下过如下的定义:“中国风”的歌曲多采用“宫调式”的主旋律;在音乐的编曲上大量运用中国乐器，如二胡、古筝、箫、琵琶等;在唱腔上运用了中国民歌或戏曲方式;在题材上运用了中国的古诗或传说故事。虽然这两种说法还有待商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风”音乐的特质。 (一)歌词包含中国古典文化 “中国风”音乐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歌词中包含中国古典文化。有的作品直接把古辞赋拿过来运用，如王菲的《水调歌头》、蔡琴的《如梦令》、伊能静的《念奴娇》等，即是把古典诗词直接谱曲并融入现代配乐来重新演绎。有的作品则是借用古典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意象如“月”、“水”、“镜”、“梅”、“竹”、“兰”、“茶”、“杨柳”等融人作品，如《东风破》、《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等。还有的作品传达了中国传统的情感内容，如周杰伦的《以父之名》、《听妈妈的话》、《蜗牛》等，这些歌曲显然和中国传统的重亲情的伦理情感紧密契合。有音乐人指出:“‘中国风’音乐作品的歌词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歌词整体营造古典民族的文化氛围，运用大量的古典意象;二是歌词中带有一些鲜明的民族符号，以此来体现民族特色。 周杰伦的代表作《东风破》，其歌词是:“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重游月圆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人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烟漫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歌名本身就是词牌名，其中“离愁”、“烛火”、“古道”、“思念瘦”等充满古典意象的词语更是营造出悲凉的气氛。((青花瓷》中的“素胚”、“釉色”、“临摹”、“窑烧”等描述青花瓷制作工艺的词被巧妙融合在歌词中，同时极力渲染江南雅致淡然的景色，构成了极具画面感的内容。《本草纲目》借用了李时珍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来传达古典情怀，胡彦斌的《曹操》则描述了一代袅雄曹操的故事。因此，包含传统文化是“中国风”音乐在歌词内容上的主要特点。 (二)编曲和唱法融合大量的民族音乐特征 一般来说，当代流行音乐习惯以西洋键盘乐器、打击乐器和电子音乐为主，而“中国风”音乐使用传统的乐器，如二胡、琵琶、竹笛、古筝等，使中国韵味被积极地呈现出来，是一种全新而且独特的音乐表达。如周杰伦的《东风破》主要运用了二胡;《霍元甲》则主要融入琵琶和大鼓，沉闷而厚重的鼓声阵阵，表现一代宗师的武学气概，全曲气势十足。林俊杰的《江南》主要运用了箫，箫声绵绵，流畅抒情，委婉动听。民族乐器与现代音乐元素巧妙地揉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江南水乡的雅致淡然。 除了配乐和编曲之外，很多“中国风”音乐大胆地运用了传统音乐的演唱方法，如民族唱法、戏曲唱腔等。如陈升的《北京一夜》用老生腔演唱，之后有《霍元甲》中的花旦腔，《红尘女子》、《以父之名》中的青衣腔，《在梅边》里的昆曲，陶品的《SUSAN说》则引用了京剧《苏三起解》中的唱段。《千里之外》两种音乐形式和唱法的交替使音乐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变化，让人耳目一新。随着200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周杰伦和宋祖英两种不同音乐形式的巧妙融合，这种“混搭”的音乐形式越来越受到欢迎。 (三)整体风格追求古典意境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意境是艺术家创作的重要标准，也是中国古典审美精神的重要体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古典艺术作品无论是诗词还是曲乐，都讲究含蓄、淡泊，追求意境的绵长深远，含蓄朦胧。 “中国风”音乐无论在歌词、编曲、唱法、旋律还是MV的拍摄上，都注重使音乐整体上能够展现出典型的东方古典意境。“中国风”音乐多采用古典诗词作为题材，情感表达符合“中和”的审美标准。同时，曲调的悠扬和谐也体现了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儒家美学观。除此之外，MV的拍摄也体现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含蓄蕴藉的古典美学要求。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存在着诸如“落花”、“大雁”、“春”、“暮”等具有特定含义的意象，在美学的层面上，它们是一些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独立的艺术符号。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将审美意象作为“情感符号”和“艺术幻象”来考察。她说:“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对于这种意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符号。朗格从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出发，认为艺术意象也是一种情感的符号。在“中国风”的音乐中，充满了类似的传统意象，如周杰伦的《青花瓷》，与其说是一首歌，不如说是一出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山水，水云萌动之间依稀可见伊人白衣素袂、群带纷飞。“烟雨”、“青花”、“素胚”、“芭蕉”、“门环”等古典意象配上悠扬的曲调和水墨风格的唯美的MV，组合成了独特的意境。这种欲说还休、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正是符合了“含而不露”这一中国传统的审美要求。 二、“中国风”音乐背后的古典审美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积淀 所谓审美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审美文化所独自具有的内在审美气质和性格，它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意识、艺术态度的核心因素，属于一个民族文化比较深沉的东西，与一个民族的哲学精神相一致。审美精神一旦形成便会融合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地影响着民族文化、艺术及审美的发展。中国古典审美精神是在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融合以及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哲学精神中逐渐生成、建构出来的。音乐学者林华先生就曾在其论著中提到:“在我们的审美个性中，既有来源于人类共有的审美经验积淀成份，同时又有受到民族审美意识影响的成份……”。 在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其核心的哲学基础。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促使中国古典艺术强调“道”、“气”贯穿的生命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宇宙意识，注重直观感悟的生命体验，同时还追求“内在超越”的理想价值。生命精神和宇宙意识构成了中国艺术审美精神的内在特质。中国艺术所注重的不是孤立的个体生命和对象，而是生命的整体感、流动感和蓬勃的生命力，这种审美精神导致中国古典审美重神韵、气韵、气势、气脉、气象和意境等，也就是重生命精神，要求表现宇宙无限的生机活力。这种审美精神必然会影响中国人的审美实践。尽管中国的流行音乐是以西方音乐形式为主流，但这种根植于民族心理的审美精神要求也呼唤符合中国人审美特点的音乐形式出现，而“中国风”音乐正是符合了中国人内在的审美要求。 同时，中国人长久以来受儒、道、佛思想的影响，其中，礼义廉耻、中庸之道、重亲情、尊伦理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中的情感表达，由此产生的审美方式使人们在潜意识当中钟情于写意的古典歌词，倾心于传统的民间乐器，醉心于含蓄、内敛的情感等等。在欣赏“中国风”流行音乐时，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怀旧”情怀，使听众很容易就和音乐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三、“中国风”音乐带来的反思 对于艺术领域中的这种“中国风”现象，很多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全球化的日益加剧，今天，更多的文化形式和审美标准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审美实践。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传承五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消费时代，任何文化行为只有在转化为商业行为的消费中实现对文化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才能被公众更多地关注与接受。而“中国风”音乐无疑是传播传统文化的新途径。它通过特定的商业传播手段和商业行为方式，使文化消费群体在文化消费中得到审美的愉悦，最终实现传统文化和古典文明的传播。由此看来，这种独特的音乐形式不失为一种传播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音乐形式时髦有余，真诚不足。这些歌曲在商业动机的操控下，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内涵被那些流于表面的歌词拆解得略显破碎和浅薄。同时，由于歌曲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缺失导致传统文化的错误传播。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就曾经指出周杰伦的《青花瓷》歌词中有两处错误，其中一处错误堪称“谬误”。这首(青花瓷》，马未都认为其中谬误最重的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他解释说:“青花瓷自诞生之时便迅速成为中国瓷器的霸主，七百年来无人撼动。可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显然写词者并不太懂瓷器。另一处错误则是那句“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马未都解释说，这句歌词的错误之处在于“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此外，还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歌手伊能静在《念奴娇》中将“羽扇纶巾”的“纶”念成“伦”，戴佩妮在新歌《一个人的行李》中，唱“我要一个人通宵看完鲁迅的背影”，但《背影》的作者是朱自清……这种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谬误，对文化传播、也对社会会产生不良影响。 由此可见，在“中国风”音乐大热的同时，我们应该有所思考。真正的“中国风”是可以用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要选择最佳的传播方式和准确的转播内容，而不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任意粘贴一些传统文化的标签作为嚎头来吸引听众，获取经济利益。
音乐专业的论文题目有很多，下面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好写的论题，供大家参考： 1、多媒体技术在视唱练耳教学中的应用 2、高校音乐专业合唱训练与视唱练耳的关联互动 3、公民社会塑造过程中的高校职能研究 4、冷爵士的艺术风格研究 5、论歌唱中“声”与“情”的关系 6、论民族声乐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7、论声乐学习和演唱中心理调适的作用 8、论西方音乐剧的发展脉络 9、论中国传统音乐中“和”的审美内涵 10、论中国近现代声乐演唱发展的多元化 11、论中国艺术歌曲的风格及演唱特点 12、浅述抗战时期在重庆创作的音乐 13、浅谈“微笑”在声乐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14、浅谈西方民族音乐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影响 15、如何将视唱练耳与基本乐理教学相互渗透 16、如何提高即兴伴奏的能力 17、印度宝莱坞电影音乐的特点 18、由中国好声音引发的思考 19、《试论民歌演唱方法训练与民歌地域风格把握——以陕北民歌为例》 20、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暴风雨》第一乐章中减七和弦的使用技法及其审美
流行歌曲并非今天才有，而我国古今流行歌词的传播状态却截然不同，古代流行歌词往往能够吸引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流行歌词则越来越成为传播媒介的附庸，无法独立地实现其文学价值，更无法引导当代的主流文学创作。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对古今流行歌词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今天的歌”是否就是“明天的诗”，对于当代文学和当代流行歌曲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 “流行歌曲”一词来源于popular music，西方学者popular定义为“大众”；而目前国内却没有人对流行歌曲做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流行歌曲”、“大众歌曲”、“通俗歌曲”等概念相互混用。因此有必要在本文开头对“流行歌曲”进行定义，即“词曲的内容与形式迎合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当数量群众的心理需求，创作状态自由活泼，无需国家或其他社会机构的强行介入便可以自由地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广泛传播的歌曲”。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流行歌曲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为什么古今的流行歌词有这么大的变化，却鲜有人探索，甚至更有人提出“今天的歌”或许就是“明天的诗”的看法。而实际上，当今的流行歌曲已经成为体现当代社会群体文化生活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歌词的内容所表现的到底能否与诗歌的内容相一致？歌词的文学价值又能否独立存在？导致当代流行歌词的这种尴尬境地的原因何在？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传播情境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传播活动离不开传播情境的变化, 古今的流行歌曲在传播的过程中之所以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古代的流行歌曲的创作状态是自由的, 这些歌词创作者赋予歌词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个性，而非迎合市场的需求，放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为广大受众接受的同时，也容易得到文人的认可和借鉴,这就为古代流行歌词走向案头文学提供了可能。 而当代流行歌词所处的传播情境使得音乐文化具备了一种特有的运作模式，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成为当代人们消遣娱乐的主要手段和方式。这种“商品”属性的形成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大的环境下一种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与客观存在。一旦这些素来为人们众口传唱的流行歌曲成为了商品，歌词创作者就必须要遵循市场规律来办事，写什么样的歌词要由市场的需要来决定，歌词所要表达得也不再是创作者的心声，它消融了作者的个性，取而代之的是要帮助广大的受众来宣泄他们心中的欲望，来满足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流行歌词所承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歌曲的质量在逐年地下降。它已经逐渐地脱离了文学创作的最起码的要求，人们不会特别地去关注歌词。 另外，欧美流行音乐也给中国当代流行歌曲以很大影响，曲风、词风以及歌曲表现形式等诸多方面都对欧美的流行歌曲借鉴不少，从而更确定了当代流行歌曲在大环境下的商品性质。这种古今创作环境的差异很直接地决定了流行歌词是因“个性创作而流行”还是为了“流行而创作”。 2．传播者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2．1创作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古今创作主体的创作态度、动机、知识结构以及能力的发挥有很大的不同，这使得古今流行歌词在表现手法与表现风格上有了很大的差异，“诗言志”、“诗言情”的创作动机和实现歌曲商品价值的创作动机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单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的流行歌词可以吸引官方和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旋律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的流行歌词则只能依附于歌曲包装本身，而无法走向案头了。 2．2 接受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受众不仅是有分析、有选择地接受媒介，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信息的采集、编制和传递过程，对传播的质量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接受者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而受众不同的地域、年龄段、文化水平以及职业结构也会对流行歌词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在调查统计（调查统计图表于此略）中发现：古代社会群体并不需要过多的对于个人欲望的宣泄与表达，民间流行的更多的是对民风民俗乃至民声的生动表达和反映，对歌词的认识在于“诗言情”、“诗言志”；而当代受众对于流行歌曲的认识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歌词已经成为商品，成为他们消遣放松的主要方式，这无疑对歌词的内容以及表现手法有很大的影响。 3．传播媒介分析 3．1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引起歌词创作的变化 古代的流行歌曲中，词与音乐旋律紧密结合，从《诗经》起都是先有词再谱曲，唐代曲子词始“以辞从乐”；而当代则多依词谱曲，一词只能配一曲，在客观上也加强了歌词对曲调的依赖性，且当代歌词要求的节奏性与当代白话诗歌的自由化无法相一致，因此二者相互借鉴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样的“今天的歌”无法成为“明天的诗”。 3．2 古今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演变 1、古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从示现媒介到再现媒介 古代流行歌词最初处于自然传播状态，不依靠任何传播技术和手段。这种示现媒介有着传播过程的接力性，传播效果的模糊性，传播关系的透明性，示现媒介的传播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面对面的传播，亲切、自然，容易与受众产生最大的“话语空间”，获得最多的共鸣。 乐谱、词谱等再现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流行歌词的传播与保存，也为歌词增添新的魅力。歌曲创作与歌舞表演产生了专业分工，这在相当程度上促使了流行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另外，这种再现媒介的出现也使原创者原有的风格和理念得以很好的保存，同时也为民间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提供了必要的载体。 当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高度发达的机器媒介 机器媒介相对于前两种媒介来说更发达，也极大地推动了流行歌曲的迅速传播。广播、CD光盘、电视、网络等机器媒介都给人听觉、视觉上的全方位享受，高科技手段及展现方式吸引了人们原本给予歌词的关注，这种传播方式使得流行歌曲更依赖于一种符号的转换，更依赖于技术上的精湛与高超，而不是歌曲旋律与歌词内容本身，这便使得创作者很难再有将歌曲还原为再现媒介的冲动，而歌词也只能以简单、直白的方式才能获得最大范围内的广大受众的喜爱，才能实现当代流行歌曲的商业价值。 传播话语分析 1 创作者假定的话语对象的差异 创作者要根据与接受者之间的身份地位关系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话语风格，古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写歌词的时候往往会把话语对象默认为某个人，他所写所唱的，是针对这个人或借描述某事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进行的。这种对接受话语对象的分析和定位，使他们在创作中把重点放在抒发个人情感、展现个性上，一首歌词不用每个人都懂，但他的话语对象一定要明白，他所要抒发的也只是创作者与话语对象几个人的情感，而非众多接受者。 而当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创作之前所假定的话语对象是广大的受众，他不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而写歌，而是为了迎合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而参与创作的。当创作主体需要用自己的文字去表达某个特定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情感时，自然是越直白越明了越好的。 2歌词话语文本的文学性探寻及其归宿 歌词话语文本本身与文学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也正因为如此，古代的流行歌词才能脱离音乐旋律而走向案头文学。歌词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歌词的意境以及自身的语言风格等方面。相比较而言，当代流行歌词对于话语文本文学性的探寻缺失了许多，这自然也是与机器媒介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当然当代流行歌词中也存在一些堪称经典的作品，但从宏观上来说，今天的流行歌词失去了对于文学的研究与探询，而且它也不再是流行歌曲中最主要的因素，只能在机器媒介的操作下才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商业性远远多于文学性。综观当代大的市场环境和趋势，笔者认为，当代的流行歌词再也无法承担起古代流行歌词所担负的使命，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也成为歌曲传播过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符号，而缺失了之于文学的探寻，最终只能将自己融化在机器媒介的数字和符号里，无法脱离音乐和机器媒介而独立存在，也就更不可能走向案头文学了。这样的“今天的歌”，是不能够成为“明天的诗”的。 参考文献： [1] 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 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 冯明洋知识经济的文化分流与传统音乐的文化守护[J]中国音乐，2000年第3期 [4] 赵志安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5] 捕风音乐：耳朵的快感消费 [6] 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7] 宋玉对楚王问——文选[C]萧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9] 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 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9 [11]刘勰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2]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3]元稹元稹集[M]冀勤校点第2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2 [15] 付林，王雪宁流行歌词写作新概念[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16] 曾遂今音乐创造灵感：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 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17] [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8] 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和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19] 修海林音乐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20] 包兆会我动我晕眩——流行音乐[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21] 赵晓辉，韩乔最新统计数据:目前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9880万 [22] 李广平李广平的现代歌词论 [23] 欧阳友权文学原理[M]海口：海南出版社，9 浅谈流行歌曲歌词与古典诗词 内容摘要:流行歌曲发展到今天，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主动地将流行歌曲和古典诗词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古典诗词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关系。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精华加以借鉴发扬，使之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精神快餐；古典诗词从遣词造句，主题营造以及铺陈，情感把握等方面，为现代流行歌曲的词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和借鉴，它将会是流行歌曲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 关键词:流行歌曲； 歌词； 古典诗词； 关系； 交错 On the words of popular songs and classical poem Abstract:Today, though the popular songs keep developing,few people link popular songs with classical poem by Maybe they see them as it indeed connect with each Some popular songs borrow from the classical poem and make it become one kind of popular spiriture fast-Classical poem offers a great number of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modern lynies creator in the respects of wording and phrasing,making the theme as well as controlling emotion,it will be one of the theme which can’t be given up in creating the words of popular Key Words: Popular song; Word; Classical poem; Concern ; Interlock 引 言 中国的流行歌曲，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国流行歌曲产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等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后“迁移”港台，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又逐渐北上，回归到大陆，并从当初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发展到如今的“风风火火闯九州”。可以这样说，作为一种词曲交辉、诗乐合壁的音乐体裁和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流行歌曲已经不仅仅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重要的精神食粮，而且成为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先进的文化手段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它为商品交换原则在文化领域的无限扩张创造了条件。文化艺术不再是独立的艺术创造，它不得不受市场供求的制约。”[1]流行歌曲得以流行就是市场的产物。可是，“老百姓并不是把流行歌曲作为一门什么艺术来接受的，而是作为生活来接受的，把它看作属于自己的一种文化。举止行停，起居之中，有形无形俱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取决于他们内心的自然，人为制选的引导或有强烈的终止都不易改变他们的选择。于是，不甚承认权威，也没有考虑那么多，直截了当的承认自己的感受。”[2]因此，这种大众化市场化的精神快餐，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主动地将它和古典诗词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一个是高峰上的千年积雪，相距太遥远。但是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古典诗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关系。本文拟探讨当下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关系。 一、当下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关系示例 流行歌曲作为现今社会的一套大众快餐，已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喜好，所接受。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剖析过：“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的变成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3]这大概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尽管如此，那些盛行的流行歌曲，却有很大的一部分和我们传统的古典诗词紧密联系，成为流行歌坛上的生力军，这又似乎使它远离了媚俗。我们知道古典诗词意境很深，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微处，而只有在生活化极度而开的时候，古典诗词才禀为经典盛才。而唯一不同的是，越以前的文字越拘板、越咬口，而越以后的，文字形式越开放、越广阔，这大概也就是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有着如此紧密联系的原因。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结合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直致所得的流行歌曲 “直致所得”一词出自于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他强调诗歌创作要做到“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也就是说诗歌意境的创造贵在自然真实,而无人工矫揉造作之弊，而诗境的获得，完全是自然的。这里我们把它借鉴到对流行歌曲的研究中来，也就是直接从古典诗词中引用其诗句或者标题的流行歌曲。古典诗词本身对遣词造句的要求就非常的高，有韵律，句尾压韵，而且他们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音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很适合吟唱，因此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流行歌曲突变的今天，都有部分的留心能够歌曲直接取材于古典诗词，吸收其精华。 1．对古典诗词全文诗句的引用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要算是《淡淡幽情》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戏楼），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 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秦少游的《桃园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4]（这个琼瑶也用过，用在她为《烟锁重楼》还有《新月格格》所写的插曲《鸳鸯锦》里），柳咏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等，加上台湾名声卓著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杨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使这张专辑成为现代音乐史上传颂的极品，《音像世界杂志》曾将该片评为“十张最适合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就是后来由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倒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现代版的诠释了。这首词其实在大陆也有多个谱曲版本，印象最深的是在83、84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武松》中，张都监家的丫鬟，后来为武松跳楼的那个，就曾弹唱了这一曲。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它说明了经典诗词与音乐的融合性。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流行歌曲多表现一种通俗文化，而古典诗词的介入，恰好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这也正说明了，艺术其实并无雅与俗不可逾越之鸿沟，关键在于融合的手段了。还有家喻户晓的安雯的《月满西楼》，乃是将婉约派词人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配以清新伤感而又略带忧伤的音乐，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受大众的喜爱并广为流传，远远胜出了单纯词的表现功能，这也恰好说明了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积极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拿来主义的诗词歌曲，较为普遍地被运用在反映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恰到好处来表现或烘托剧中人物的一种情绪或胸怀。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岳飞的《满江红》，在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和其他一些与岳飞相关的影视作品中都曾被谱曲配唱，最有名的可能要数张明敏的那个版本了。香港的武侠剧和历史剧中是最爱用这类作品的。而大陆方面，则多在表现某一主题的文艺活动中，喜欢将一些相关的古典诗词谱曲演唱，比如孟郊的《游子吟》等，来表现一种既定的主题，借诗词的影响力与歌曲的感染力来引导听众进入状态，从而收到预定的效果。另外一首广为传唱的则是徐小凤的那首《别亦难》，用的是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由此我们可以说，古典诗词为流行歌曲提供了主题和内容，它们是一脉相承。 2．对古典诗词标题与名句的引用 有一些流行歌曲喜欢用古典诗词的标题或名句来作为歌词，其出发点就在于古典诗词的标题简短但具有深度，能够恰如其分的表达歌曲所要传达的意境和情感，这也正好符合流行歌曲对歌词简练的要求。古典诗词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既然“能够称得上具有审美价值的，就必定是合乎人道的，是与人的审美需求相吻合的……这是由美的价值属性所决定的。”[5]故词作者们也喜欢借用古典诗词的这些审美价值。这方面的例子就比较多了，有刘海波的《人面桃花》（红唇那样激动，笑容那样朦胧，眼神那样的伤感，象那岁月正在流淌，记忆正在遗忘，桃花依旧笑春天），白雪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AGIN乐队的《烽火扬州路》，陈明的《回首灯火阑珊处有你》，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月梦》等等，这些歌词创作只是借用古典诗词或其中某个著名词语，其实与原诗词并无太大关联，但却提示了现代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那种丝丝缕缕，扯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这些也是直致所得的流行歌曲。 （二）离形得似的流行歌曲 “离形得似”一词来自司空图,他在《诗品》中提到具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诗歌意境在艺术创作方法上有自己的特点,而“离形得似”就是其中一点。所谓“离形”,即是不受“形”的束缚,不拘泥于形似; “得似”,即是要传神,得神似而非形似。通俗的说法就是重在传神,这是对诗歌意境来说的,这里我们借鉴到对流行歌曲的研究上来,也就是说从古典诗词中提取其神韵的流行歌曲。上面我们说到的是直接取材于古典诗词的流行歌曲，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从古典诗词中提取其神韵的流行歌曲。他们不用古典诗词原句或标题，而是从中吸取精华。 1． 对古典诗词意境和情调的借鉴 文学创作素来讲究一个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体的广泛性。“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6]因此许多现代的流行歌曲词作者,更是希望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而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拓宽他们的创作思路。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这与她一贯苦心经营的古典婉约女子的形象是十分吻合的，也非常符合她所创作出的各种形象，一派的诗情画意，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的领军人物。他有一个颇有影响的 “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毛宁）、《白云深处》（廖百威）和《巴山夜雨》（李进），单从歌名上来看，已经是和古诗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由毛宁唱红了的《涛声依旧》，其精彩之处就在于词作者把传统的古典诗词的意境与现代人的爱情感受有机的结合起来。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是老少熟知的一首名作：“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人抓住“月落乌啼”、“渔火”、“钟声”、“客船”等特定景物，描述旅客夜宿舟中辗转难眠，凄凉冷落的情景。《涛声依旧》的作者也紧紧抓住这些重要的字眼，引用古典诗词的美妙意境，并赋予它们以深刻的含义，籍以表达对已离去的恋人的思念和重归于好的企盼。虽然说古典诗词与这首流行歌曲的主题相去甚远，但是两者在情调上却有着相似之处，古典诗词为流行歌曲提供了借鉴。《白云深处》则用到“白云深处有人家”，还有杜牧的《山行》中的“坐在路口对着夕阳西下，白云深处没有你的家，你说你喜欢这枫林景色，其实这霜叶也不是当年的二月花”（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等车的你走不出你心中的那幅画，卷起这片秋色才能找到你的春和夏”，“等车的你为什么还惨不破这一霎那？别为一首歌把你的心唱哑”。后来他又写了《烟花三月》，《朝云暮雨》（均为吴涤清演唱），还有一首毛宁的《大浪淘沙》（一样的月色洒满你双肩，霓虹灯下看不清你的脸，穿过了岁月织成的网，你是否愿意陪着我回到从前）。他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最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过演绎与归纳，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流行歌曲的创作树立了一个典范。不过他主要是以描写个人情感为主，这也是现代流行歌曲的主流。 除了对个人情感，还有对家国情怀进行借鉴的。冯小泉就是一个代表，因为他本身是学民族乐器出身的，所以对民族文化有很深的兴趣与植根，他的词作中也较多运用古典诗词典故或名句，多是以古典诗词来营造一种氛围，表现一种气魄，表达一种情怀，更偏重于一种社会责任和民族情怀的东西，比较熟悉的有《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还有《秋水长天》等。我们还可以拿现在很火的刀郎来说，他的歌并没有很明确的引用古典诗词，但是让人首先联想到的是盛唐时期的边塞诗，因为边塞诗是盛唐诗歌中最能体现大唐盛世时代风貌的代表性作品，一提起盛唐边塞诗派，总能让人想到那大漠风尘中的热血男儿，无奇不有的绝域景色，以及边关将士旁若无人的大无畏气概和回肠荡气的儿女柔情，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情怀，惊叹于在环境如此恶劣的边塞，竟也有这等美丽壮阔的异景，这种在艰苦中感受美的精神应该就是所谓的盛唐时期积极乐观的向上精神。这些就是我们从古典诗词中吸收的家国情怀的意境。 上述这些例子都很好的说明了当下流行歌曲在意境和情调上对古典诗词的借鉴。 2． 对古典诗词语言风格和形式的借鉴或套用或模仿 用古典诗词的风格和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精练与表达方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儿女情思，还是家国情怀，又亦或是什么
音乐甚至耳聋的人也能够通过感觉自己身体的震动来体验音乐，最著名聋音乐家的例子便是贝多芬，其绝大部分著名的作品都是在他完全丧失听力后创作的。人们想学习音乐的时候会去上音乐课。音乐学是一个历史的科学的研究音乐的广阔领域，其中包括音乐理论和音乐史。音乐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各文化也都有其独特的音乐系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以该领域为讨论对象的学科。音乐是一种符号，声音符号，表达人的所思所想。是人们思想的载体之一。音乐是有目的的，是有内涵的，其中隐含了作者的生活体验，思想情怀。音乐从声波上分析它介于噪声和频率不变的纯音之间，从效果上讲它可以带给人美的享受和表达人的情感。 音乐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通过音乐人们可以互相交流情感和生活体验。这在歌曲中这种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
流行歌曲并非今天才有，而我国古今流行歌词的传播状态却截然不同，古代流行歌词往往能够吸引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流行歌词则越来越成为传播媒介的附庸，无法独立地实现其文学价值，更无法引导当代的主流文学创作。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对古今流行歌词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今天的歌”是否就是“明天的诗”，对于当代文学和当代流行歌曲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 “流行歌曲”一词来源于popular music，西方学者popular定义为“大众”；而目前国内却没有人对流行歌曲做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流行歌曲”、“大众歌曲”、“通俗歌曲”等概念相互混用。因此有必要在本文开头对“流行歌曲”进行定义，即“词曲的内容与形式迎合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当数量群众的心理需求，创作状态自由活泼，无需国家或其他社会机构的强行介入便可以自由地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广泛传播的歌曲”。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流行歌曲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为什么古今的流行歌词有这么大的变化，却鲜有人探索，甚至更有人提出“今天的歌”或许就是“明天的诗”的看法。而实际上，当今的流行歌曲已经成为体现当代社会群体文化生活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歌词的内容所表现的到底能否与诗歌的内容相一致？歌词的文学价值又能否独立存在？导致当代流行歌词的这种尴尬境地的原因何在？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传播情境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传播活动离不开传播情境的变化, 古今的流行歌曲在传播的过程中之所以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古代的流行歌曲的创作状态是自由的, 这些歌词创作者赋予歌词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个性，而非迎合市场的需求，放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为广大受众接受的同时，也容易得到文人的认可和借鉴,这就为古代流行歌词走向案头文学提供了可能。 而当代流行歌词所处的传播情境使得音乐文化具备了一种特有的运作模式，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成为当代人们消遣娱乐的主要手段和方式。这种“商品”属性的形成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大的环境下一种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与客观存在。一旦这些素来为人们众口传唱的流行歌曲成为了商品，歌词创作者就必须要遵循市场规律来办事，写什么样的歌词要由市场的需要来决定，歌词所要表达得也不再是创作者的心声，它消融了作者的个性，取而代之的是要帮助广大的受众来宣泄他们心中的欲望，来满足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流行歌词所承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歌曲的质量在逐年地下降。它已经逐渐地脱离了文学创作的最起码的要求，人们不会特别地去关注歌词。 另外，欧美流行音乐也给中国当代流行歌曲以很大影响，曲风、词风以及歌曲表现形式等诸多方面都对欧美的流行歌曲借鉴不少，从而更确定了当代流行歌曲在大环境下的商品性质。这种古今创作环境的差异很直接地决定了流行歌词是因“个性创作而流行”还是为了“流行而创作”。 2．传播者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2．1创作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古今创作主体的创作态度、动机、知识结构以及能力的发挥有很大的不同，这使得古今流行歌词在表现手法与表现风格上有了很大的差异，“诗言志”、“诗言情”的创作动机和实现歌曲商品价值的创作动机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单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的流行歌词可以吸引官方和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旋律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的流行歌词则只能依附于歌曲包装本身，而无法走向案头了。 2．2 接受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受众不仅是有分析、有选择地接受媒介，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信息的采集、编制和传递过程，对传播的质量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接受者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而受众不同的地域、年龄段、文化水平以及职业结构也会对流行歌词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在调查统计（调查统计图表于此略）中发现：古代社会群体并不需要过多的对于个人欲望的宣泄与表达，民间流行的更多的是对民风民俗乃至民声的生动表达和反映，对歌词的认识在于“诗言情”、“诗言志”；而当代受众对于流行歌曲的认识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歌词已经成为商品，成为他们消遣放松的主要方式，这无疑对歌词的内容以及表现手法有很大的影响。 3．传播媒介分析 3．1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引起歌词创作的变化 古代的流行歌曲中，词与音乐旋律紧密结合，从《诗经》起都是先有词再谱曲，唐代曲子词始“以辞从乐”；而当代则多依词谱曲，一词只能配一曲，在客观上也加强了歌词对曲调的依赖性，且当代歌词要求的节奏性与当代白话诗歌的自由化无法相一致，因此二者相互借鉴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样的“今天的歌”无法成为“明天的诗”。 3．2 古今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演变 1、古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从示现媒介到再现媒介 古代流行歌词最初处于自然传播状态，不依靠任何传播技术和手段。这种示现媒介有着传播过程的接力性，传播效果的模糊性，传播关系的透明性，示现媒介的传播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面对面的传播，亲切、自然，容易与受众产生最大的“话语空间”，获得最多的共鸣。 乐谱、词谱等再现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流行歌词的传播与保存，也为歌词增添新的魅力。歌曲创作与歌舞表演产生了专业分工，这在相当程度上促使了流行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另外，这种再现媒介的出现也使原创者原有的风格和理念得以很好的保存，同时也为民间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提供了必要的载体。 当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高度发达的机器媒介 机器媒介相对于前两种媒介来说更发达，也极大地推动了流行歌曲的迅速传播。广播、CD光盘、电视、网络等机器媒介都给人听觉、视觉上的全方位享受，高科技手段及展现方式吸引了人们原本给予歌词的关注，这种传播方式使得流行歌曲更依赖于一种符号的转换，更依赖于技术上的精湛与高超，而不是歌曲旋律与歌词内容本身，这便使得创作者很难再有将歌曲还原为再现媒介的冲动，而歌词也只能以简单、直白的方式才能获得最大范围内的广大受众的喜爱，才能实现当代流行歌曲的商业价值。 传播话语分析 1 创作者假定的话语对象的差异 创作者要根据与接受者之间的身份地位关系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话语风格，古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写歌词的时候往往会把话语对象默认为某个人，他所写所唱的，是针对这个人或借描述某事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进行的。这种对接受话语对象的分析和定位，使他们在创作中把重点放在抒发个人情感、展现个性上，一首歌词不用每个人都懂，但他的话语对象一定要明白，他所要抒发的也只是创作者与话语对象几个人的情感，而非众多接受者。 而当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创作之前所假定的话语对象是广大的受众，他不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而写歌，而是为了迎合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而参与创作的。当创作主体需要用自己的文字去表达某个特定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情感时，自然是越直白越明了越好的。 2歌词话语文本的文学性探寻及其归宿 歌词话语文本本身与文学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也正因为如此，古代的流行歌词才能脱离音乐旋律而走向案头文学。歌词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歌词的意境以及自身的语言风格等方面。相比较而言，当代流行歌词对于话语文本文学性的探寻缺失了许多，这自然也是与机器媒介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当然当代流行歌词中也存在一些堪称经典的作品，但从宏观上来说，今天的流行歌词失去了对于文学的研究与探询，而且它也不再是流行歌曲中最主要的因素，只能在机器媒介的操作下才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商业性远远多于文学性。综观当代大的市场环境和趋势，笔者认为，当代的流行歌词再也无法承担起古代流行歌词所担负的使命，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也成为歌曲传播过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符号，而缺失了之于文学的探寻，最终只能将自己融化在机器媒介的数字和符号里，无法脱离音乐和机器媒介而独立存在，也就更不可能走向案头文学了。这样的“今天的歌”，是不能够成为“明天的诗”的。 参考文献： [1] 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 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 冯明洋知识经济的文化分流与传统音乐的文化守护[J]中国音乐，2000年第3期 [4] 赵志安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5] 捕风音乐：耳朵的快感消费 [6] 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7] 宋玉对楚王问——文选[C]萧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9] 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 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9 [11]刘勰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2]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3]元稹元稹集[M]冀勤校点第2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2 [15] 付林，王雪宁流行歌词写作新概念[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16] 曾遂今音乐创造灵感：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 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17] [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8] 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和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19] 修海林音乐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20] 包兆会我动我晕眩——流行音乐[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21] 赵晓辉，韩乔最新统计数据:目前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9880万 [22] 李广平李广平的现代歌词论 [23] 欧阳友权文学原理[M]海口：海南出版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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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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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甚至耳聋的人也能够通过感觉自己身体的震动来体验音乐，最著名聋音乐家的例子便是贝多芬，其绝大部分著名的作品都是在他完全丧失听力后创作的。人们想学习音乐的时候会去上音乐课。音乐学是一个历史的科学的研究音乐的广阔领域，其中包括音乐理论和音乐史。音乐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各文化也都有其独特的音乐系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以该领域为讨论对象的学科。音乐是一种符号，声音符号，表达人的所思所想。是人们思想的载体之一。音乐是有目的的，是有内涵的，其中隐含了作者的生活体验，思想情怀。音乐从声波上分析它介于噪声和频率不变的纯音之间，从效果上讲它可以带给人美的享受和表达人的情感。 音乐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通过音乐人们可以互相交流情感和生活体验。这在歌曲中这种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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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艺术考试取得中国传媒大学的有效艺术合格证，文化课达到艺术类本科线，志愿填报中国传媒大学音乐学。中国传媒大学本科课程班（插班）和统招生一起上课住宿，统招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