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城市的崛起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整个中国需要均衡发展不能仅仅发展沿海城市，中部也是需要发展的。
西部有大开发，东部有区位优势，中部决定了国家的兴旺发达。
中部城市的崛起有利于中国的全面发展，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用平和的心态看待中部的崛起。
文化是民族的符号。一个民族的崛起，除了经济的强盛外，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文化的复兴也随之摆在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面前。中华民族的悠久的文明史，虽历尽沧桑，仍然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的薪火相传居功厥伟。文化不绝，民族就不灭。在这个意义上，传承、弘扬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首要任务。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增，对经典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神州大也，处处弦歌之声，诵读经典，蔚然成风。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时代正在悄然来临！所谓文化自觉，是指认识并继承民族文化的精髓，在新的时代加以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与其他文化展开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和谐共处。文化自觉带来的将是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将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空间活跃、文化极度繁荣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等诸子并作，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百家蜂起，出现了中国文化史的第一个高峰，也由此奠定了中华古文化坚实的基础。其中，儒家学说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派学说。儒家学派是春秋末期孔子所创立的学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的重要一家，居十家之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论语》、《孟子》、《荀子》等著作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论语》是最适合我们八年级学生的著作，。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译：有同门师兄弟从远方来(与我探讨学问),不也很快乐吗？学了并时常温习它，不也很高兴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而自己又没什么不满，不也算得上君子吗？”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译：孔子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不解，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在学业上陷入困境。”，五千年悠悠华夏文明史，孔子就站在它的中间点上他一手创建了影响身后二千五百多年的儒家和儒家学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和开山鼻祖。孔子之前的中国文化，赖孔子而传；孔子之后的中国文化，赖孔子而开。儒家思想是真正傲视百代的大智慧。了解儒家精神，就能透彻地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哲理内核，就能了解中国人丰富玄奥的内心世界，更能了解中华民族历劫不灭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动源。
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国民在歌颂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时，也对改革开放进行着反思。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路途上我们遇到的核心问题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民族性。张宏杰的《中国人的性格历程》一书，从世界和历史两个维度对中国国民性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探求决定中国历史大势的国民性格，以及国民性格的演变轨迹，并从中寻求改造国民性格的契机。努力寻求中国人的生存坐标，寻求中国崛起的根本力量。 在大国与小国的对比中，作者重点把中国与日本、韩国两个国家进行了对比。历史上，这两个国家都曾是强大的中华帝国的附庸，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从外表、文化到精神气质，都遗传了中国。但是，随着清王朝的腐朽和堕落，国家命运在这里出现分野。特别是二战后的日本和朝鲜战争后的韩国，经济基础甚至比中国更糟糕，但是短短的几十年时间，日本和韩国都迅速崛起，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中国依然在发展中国家行列步履蹒跚地前进。如此相近的民族，站在统一起跑线上的国家，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造成这种反差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决定这种历史的国民性格又有怎样的不同？ 在分析比较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性格优点、缺陷后，作者指出：“日本人学什么都非常认真，他们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不足，总是试图用外来的先进的东西彻底取代自己体内落后的部分。他们学什么总要彻底学透才算罢休，所以他们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总是喜欢挑毛病，总是不愿承认自己的落后，想对外来的东西修修补补，所以什么东西一旦进入中国，总是变得面目全非。”面对自己的弱势，日本人有着强烈的修正意识超越意识，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 而韩国人的国民性格也让我们认识到韩国崛起的必然。“韩国人的急性子和勤奋是经济发展的内燃机。”“韩国人的认真专注，一丝不苟，使他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从不应付苟且，而且做就要做到最好。”“视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正是凭着这种精神，韩国在短短时间内成长为经济巨人，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第11个经济大国。韩国足球、汽车、三星手机在国际上声名显赫。 对比日本和韩国的锐气与霸气，中国更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5000年多灾多难的历史，把中国人的性格打磨得富于忍耐力与麻木，形成了反抗无用的条件反射，形成了强大的惰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变得越来越从容、优雅、世故、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安于现状、与世无争，面对外部的刺激反应迟钝、应对乏力。这种国民性格决定的国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在“羊性与狼性”篇章中，作者又把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和以女真、鲜卑、蒙古族、满族为代表的草原民族、游牧民族的民族性格作了比较。通过不同的命运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中国人国民性格的演变轨迹。蒙古族曾叱咤风云，铁骑横扫六合，并吞八荒。但在入住中原后，野蛮、落后的蒙古人很快被汉族文明吸引，尚武精神在汉族物质文明的熏染下逐渐丧失了它进取的精神，活力消失殆尽，最终走向覆亡。女真、鲜卑也主动融进中原先进文明，但就像滴水融进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满族人为避免重蹈女真、鲜卑、蒙古民族的覆辙，一开始就对汉族文明这个温柔的陷阱保持着警惕，在吸收汉文化优点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拒绝。在创造康乾盛世的辉煌之后，还是没能摆脱从武勇到优雅的蜕变，并在汉化过程中失去“狼性”，一步步走向败落。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中华民族身上携带者“过滤性病毒”。而姜戎的《狼图腾》对国民性格探讨后指出，中国人的性格中缺乏“狼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格被酱缸腐蚀、被病毒侵蚀，逐渐失去现实、理性与活力而陷入僵化、保守和昏聩，由狼性向羊性退化。柏杨和姜戎从不同的视角对国民性格进行反思，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崛起的呼声中，他们的声音振耳发聩，引起国人深刻反思。如何改造国民性，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对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反过来影响性格。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历史。”独特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落后的社会制度，造就了我们的国民性格。但中国人性格中的缺陷，甚至劣根性，并非无药可治。只要我们像日本、韩国那样，以决绝的态度去改变影响我们国民性格的社会机制中的种种不合理，才能更好地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国民性改造。
我是一学习文化产业的人！ 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化产业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科技、科学可以和世界接轨，但是文化是不能和世界接轨的。文化是要好好保护的，但是文化也不能一味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发展，与时俱进，那就是要发展文化产业！ 中国文化产业还处在起步阶段，虽然近些年来很重视，发展也很快，但还是发展的不够好！还需要好好发展！加强文化产业的硬件建设文化产业硬件的建设是文化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首先,要注意优化文化设施布局要根据文化产业发展需求兴建文化设施国家和省要对导向性,标志性,基础性设施加大投入力度,各地方要对群众性,娱乐性,普及性的文化设施进行重点建设,合理布局,科学安排其次,鼓励社会各种融资手段的运用,注意吸引社会各方力量来投资建设文化设施,建立起多渠道,全方位的投资机制,是文化产业的阵地建设也逐步走向产业化之路最后,要注意文化设施的长期效益和日常效益的发挥文化设施建成后,不能长期闲置,更不能转作他用,而要真正用在发展文化产业上要加强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充分发挥其功能这是一片不错的！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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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rticle/1e/html环渤海物流业市场空间巨大 文章来源：物流天下 添加人：56885 添加时间：2007-11-29 15:07:00 人民网·天津视窗11月29日电：天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级——天津是环渤海的经济中心。随着滨海新区的发展已纳入国家“十一五”计划战略布局中，天津迎来了全新大发展时期。滨海新区将作为天津发展的新引擎，使天津成为全国第三个拉动区域的龙头型城市。 天津毗邻首都，面向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北方对内外开放两个扇面的轴心，是欧亚大陆桥中国境内距离最短的东部起点。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大京津经济圈总体规划中，天津已被列为“制造中心和物流中心”。 北方最大的物流基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上升期，港口和港口城市发展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港口的地位将更加突出。同时，区域发展也将为港口城市以及港口周边城市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渤海湾地区港口在布局上目前初步形成了以天津港、大连港、秦皇岛港、青岛港4个亿吨大港为主体、中小港口如营口港、鲅鱼圈港、唐山港、黄骅港等快速发展的港口群。 特别是濒临渤海湾的天津港，港区现有水陆域面积近200平方公里。随着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了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布局。目前已基本具备国际航运服务中心的基本条件，港口吞吐量位居全国第四位，集装箱吞吐量全国第五位，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和对外贸易口岸。根据新的规划，天津港将建成面向东北亚、辐射中西亚的国际集装箱枢纽港，中国北方最大的散货主干港，国际物流和资源配置的枢纽港。今后10年，天津港仍将保持每年10亿元以上的基建投资额度。到2020年，天津港年货物吞吐量将达到4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00万标准箱，航道等级达到30万吨级。目前天津港已同世界上的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 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巨大的货物吞吐量带来了巨大的运输需求和巨大的物流设备及配件市场，为各类相关企业带来了空前的商机。 巨大市场空间 现代物流是天津经济发展的新支柱产业。今年以来，开发区工业物流园、保税区国际物流运作区、南疆散货物流中心、空港国际物流区等工程已相继完工，使天津的物流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尤其天津港保税区被业内人士誉为“现代工业物流园区、临港工业加工中心、货物大进大出的绿色通道”。保税区内聚集了97个国家和全国27个省市区的5000家企业，世界500强占36家，其中有2000多家物流企业和贸易企业，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国际跨国物流公司如德国奥迪、 新加坡叶水福、丰田通商、住友商事、香港嘉里、韩国三星等均在此建立亚洲物流中心。 同时天津是我国的商业基地，商业流通业十分繁荣是所有从事此行业商家在北方的首选地域。近年来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法国欧尚超市、荷兰万客隆、德国欧倍德、上海联华、国美电器、苏宁电器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纷纷入驻津门。 天津是我国北方的航运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造船工业也加速发展，为更多国内外制造商和供应商涉足中国市场制造了大量机会。中国期望在2005年第一次建造超过1千万吨的载重量的船舶，这代表中国占据世界造船市场的18%，较2004年上升4%。随着中国每年造船产量增加26%的比例，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造船国家。环渤海湾地区有众多的港口和船厂，是我国重要的船舶生产区域。
一、电子汽车衡的安装 电子汽车衡的安装首先应该根据承重台尺寸、技术要求和当地环境地质情况,设计建造基础,基础两端有不小于承重台长度1/2的平直段,承重点高度一定要在一个水平面上,并且基础最好高于地面,以便于排水。 1、承载力对基础的要求。 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施工,各承重点承载力必须大于计量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最大超载荷量。电子汽车衡安装后占地长度大,所以选址时一定要避免车辆上下时形成急转弯,尽可能使车辆直上直下,否则将影响车辆上下安全并影响电子汽车衡的计量性能和使用寿命。电子汽车衡的基础应设计为一个整体结构,基础要夯实,要保证基础有较大的承载力,承重点高度一致。基础建造过程中,最好几个承重点建筑结构在一个总体上,一般情况下,也可以将两个承重点建筑在一块混凝土基础上,每块基础的承载力在受力情况下,绝对不能产生单独下沉的变化。 2、传感器基础板的安装。 传感器基础板安装处应预留出预留孔。首先,先将地脚螺栓用混凝土按基础图的技术要求固定,用螺母将单块基础板调整至图纸要求,再用不收缩混凝土将基础板底部完全充实,不得留有空隙。 3、承重台的吊装。 安装电子汽车衡时,应考虑承重台的节数,并按照其结构合理选择安装每节的顺序。吊装前,首先在基础之上垫上高于千斤顶的垫板,以便随后安装传感器。 4、称重传感器的安装。 承重台吊装完毕后,用千斤顶将其顶起,在基础板和承重台之间安装传感器。称重传感器安装过程中,应将压头和称重传感器在基准面平衡垂直的位置上,以避免侧向力的影响。 5、承重台摆动的限制。 电子汽车衡必须限制载重车辆上承重台而引起的承重台的摆动量,以确保计量准确。调整涂抹黄油后的纵、横向防撞螺栓,使其同止动板(限位架)间隙为2-3毫米,承重台在水平上能自由摆动。 二、电子汽车衡的调试 安装后,检查秤体的各个部位连接是否完好,秤体与四周护边铁间距为10mm~15mm。调试前,须先接通电源预热30分钟,并尽量用载重量接近最大秤量的车辆,往返多次通过和在承重台上急刹车,用力矩扳手拧紧各称重传感器高强度螺栓。 1、用数字电压表依次测量各个称重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如存在不一致,可分别调整接线盒中相应两只精密可调电阻,以减少相互间差异量。但调整量必须注意,两只可调电阻的旋转方向要一样,旋转量也要一样,顺时针转动时其电阻减小,输出电压变大,显示值增加,否则反之。直至调整到各只称重传感器输出一致。 偏载测试,一般用1/(n-1)最大秤量的砝码(n为传感器数量),依次放至各只称重传感器的承重点上,并用加差砝码准确测出各只称重传感器输出的差异量,分别调整各个承重点称重传感器相应的两只精密可调电阻,保证旋转方向和旋转量也一样。 2、承重点调试好后,将接近于最大秤量的砝码均匀地加到承重台上,按照各种称重显示器的说明书所介绍的位置和方法,使显示值与砝码值一致后,取下砝码,并确认空秤显示为“0”即可。最后,将最大秤量分为若干份一次卸载,其中须包括该秤的最小秤量、最大秤量及允差改变的各个称量点,要求各点的称量误差不大于各称量点的最大允差要求。 3、参考称重显示器使用说明书(专业技术手册),检查各种功能键的正确性,提高电子汽车衡的称量准确度。 电子汽车衡的安装与调试工作,是一项复杂、环环相扣的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错误,都无法实现汽车衡的正确计量,所以一定要谨慎细心。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2％。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中国航天事业自1956年创建以来，经历了艰苦创业、配套发展、改革振兴和走向世界等几个重要时期，迄今已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水平：形成了完整配套的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体系；建立了能发射各类卫星和载人飞船的航天器发射中心和由国内各地面站、远程跟踪测量船组成的测控网；建立了多种卫星应用系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立了具有一定水平的空间科学研究系统，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培育了一支素质好、技术水平高的航天科技队伍。中国航天事业是在基础工业比较薄弱、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和特殊的国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独立自主地进行航天活动，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的时间里，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和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中国在卫星回收、一箭多星、低温燃料火箭技术、捆绑火箭技术以及静止轨道卫星发射与测控等许多重要技术领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遥感卫星研制及其应用、通信卫星研制及其应用、载人飞船试验以及空间微重力实验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
中国人靠智慧苦干牺牲， 闯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中国崛起 不是一般国家的崛起，而是占世界人口 五分之一人民的崛起， 中国崛起不是 一般国家的崛起，而是占世界人口五分 之一人民的崛起，是 一个历史悠久、 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们 今天遇到的问题， 一个历史悠久、幅 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们今 天遇到的问题，西 方历史上也都曾遇 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 之大 社会公正之少、 之大、 方历史上 也都曾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 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 贪污 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腥，令人发 指。 贪污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 腥，令人发指。 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 比，当时这些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化 解” 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当时这些 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 矛 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 ，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 矛盾，如英 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 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 口到美洲 ，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所有 “游戏规则” 口到美洲，还能自己制订世 界政治和经济的所有“游戏规则”，其贫 富差距大 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 么问题， 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 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 力都是合法 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 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 的。而中 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 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 各种矛 盾和难题。 世纪工业革命时， 多万人 ， 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 18 世纪工业 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 1000 多万人 ，少 于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 纪 工业革命时， 多万， 于今天中国任何 一个大城市。法国 19 世纪工业革命时 ，人口也只有 2000 多万， 亿人口的大 国。 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 13 亿人口 的大国。 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 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 ， 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 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 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发动战争 ，没有对外进行掠夺， 己境内消化所 有的问题，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进 行掠夺，而是给大部分国 人和全球百 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人和全球 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使中国 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 头。正 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 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硬是靠 正是 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 的意义非同寻常。 自己的智慧、苦干 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 式。 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 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美刊： 3 美刊：为什么我们害怕崛起的中国 显然中国的崛起整体而言对全球经济是 有益的。 亿人获得新的财富 显然中国 的崛起整体而言对全球经济是有益的。 中国 13 亿人获得新的财富， 意味着多 了 13 亿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购物的人 ，为美国实验室和日本工业区乃 亿可 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购物的人， 至巴西 的矿井创造就业。 至巴西的矿井创造 就业。不再完全依赖于美国消费者的全 球经济可能会更加稳 定和繁荣。 定和 繁荣。 但几乎没有人是这么看待中国 的会。不过即便是那些意识到、甚至直接 受益于中国发展的人， “偷走”的就业机 去。不过即便是那些意识到、甚至直接 受益于中国发展的人， 也无法不对中 国的发展感到不安。
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举例子。这些方面都证明了中国的一步步崛起，同时已发了我们对崛起的政治学思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的优点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法律的完善化，监督方式的多样化实现“走出去”战略的高瞻远瞩总结，中国的崛起是本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相对完善，以及社会稳定等各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当代的社会，中国某些领域虽有所欠缺，但只要集中精力干大事，调和各方面的矛盾，与时俱进，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更大的崛起是不远的目标。
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此议论纷纷。在此，我就“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这个总命题，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我的一些思考：—— ——怎样看中国的发展，—— ——怎样看中国的崛起道路，—— ——怎样看中国崛起与中欧关系。 （一） 第一个方面，怎样看中国的发展。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5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进步和发展。但是，中国远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面临一系列大规模发展难题的发展中国家。 什么叫“大规模发展难题”呢？ 这可以用两道最简单的数学题来说明。一道乘法题，一道除法题。 乘法题是：无论看似多么小的、甚至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我这里指的是中国的人口），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 而除法题是：无论绝对数量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相当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实践证明，中国活跃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愈益充分地调动起来，那么中国人的劳动力、创新力、购买力，中国的凝聚力和增长动力，以及由此而给世界带来的增长动力，又是联系于13亿的另一道数学题。 总之，中国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一切努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使我们的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人，从领导层到全体人民，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 单单这件事，就够我们从现在算起的两到三代中国人，很忙很忙的了！ （二） 第二个方面，怎样看中国的崛起道路。 这里根本之点是在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5年来，已经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征的战略道路。这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和平崛起新道路。 关于这条道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这本身就是中国人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战略抉择。 这个抉择，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当时，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蓬勃兴起，中国领导人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把全部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面临又一次历史性战略抉择。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同反全球化两股潮流的对抗，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领导人果断地确定了进一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又“趋利避害”的战略方针，又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新的水平。 关于这条道路，其次我要强调一点：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像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起来，不应当也不可能设想依赖任何别的国家，而必须也只能把事情主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就是说，更加充分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依靠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并以此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来解决我们的“超大规模发展难题”，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关于这条道路，我还要强调一点：这是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 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 因此，我们的抉择只能是：和平地崛起。就是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 围绕这条道路，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有三条：一是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 最后，我还要强调指出：义无返顾地坚持和发展这条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就是21世纪中国人的使命。 （三） 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于欧洲意味着什么？这是我要谈的第三个方面。 我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欧洲以及中欧关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这样说主要有三点依据：首先在发展的问题上，欧洲和中国一样，都处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欧洲和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付出过沉重的血的代价，因而更加深知和平的珍贵。欧洲正在走向联合和统一，欧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雄厚的国家联合体。中国希望，和平崛起的统一的新欧洲，特别是欧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在国际战略观上，欧洲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点。 欧洲与中国都希望营造一个和平发展、互信互利、造福人类的国际环境。我们都赞成多边主义，主张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要求维护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法治的精神改革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成分，以长远的眼光推进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 其三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利于中欧之间的互利合作。 我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欧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这些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欧盟国家对华投资也不断扩大，中欧贸易发展迅速，中欧经济的互补性与合作的潜力已成为双边关系最重要的纽带和基石。 中欧之间发展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无论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我认为，在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不仅不会发生冲突，而且将交相辉映，共同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中国人靠智慧苦干牺牲， 闯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中国崛起 不是一般国家的崛起，而是占世界人口 五分之一人民的崛起， 中国崛起不是 一般国家的崛起，而是占世界人口五分 之一人民的崛起，是 一个历史悠久、 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我们 今天遇到的问题， 一个历史悠久、幅 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们今 天遇到的问题，西 方历史上也都曾遇 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 之大 社会公正之少、 之大、 方历史上 也都曾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 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 贪污 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腥，令人发 指。 贪污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 腥，令人发指。 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 比，当时这些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化 解” 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当时这些 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 矛 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 ，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 矛盾，如英 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 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 口到美洲 ，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所有 “游戏规则” 口到美洲，还能自己制订世 界政治和经济的所有“游戏规则”，其贫 富差距大 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 么问题， 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 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 力都是合法 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 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 的。而中 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 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 各种矛 盾和难题。 世纪工业革命时， 多万人 ， 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 18 世纪工业 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 1000 多万人 ，少 于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 纪 工业革命时， 多万， 于今天中国任何 一个大城市。法国 19 世纪工业革命时 ，人口也只有 2000 多万， 亿人口的大 国。 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 13 亿人口 的大国。 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 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 ， 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 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 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发动战争 ，没有对外进行掠夺， 己境内消化所 有的问题，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进 行掠夺，而是给大部分国 人和全球百 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人和全球 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使中国 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 头。正 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 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硬是靠 正是 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 的意义非同寻常。 自己的智慧、苦干 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 式。 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 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美刊： 3 美刊：为什么我们害怕崛起的中国 显然中国的崛起整体而言对全球经济是 有益的。 亿人获得新的财富 显然中国 的崛起整体而言对全球经济是有益的。 中国 13 亿人获得新的财富， 意味着多 了 13 亿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购物的人 ，为美国实验室和日本工业区乃 亿可 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购物的人， 至巴西 的矿井创造就业。 至巴西的矿井创造 就业。不再完全依赖于美国消费者的全 球经济可能会更加稳 定和繁荣。 定和 繁荣。 但几乎没有人是这么看待中国 的。 但几乎没有人是这么看待中国的 。许多人根本不承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 发展的人， “偷走”的就业机 会。不过即便是那些意识到、甚至直接 受益于中国发展的人， 也无法不对中 国的发展感到不安。呃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