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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论文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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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论文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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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概论 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西厢记简说 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诗的形象及其他 长江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白居易诗选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1版。《滹南诗话》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5月出版。《瓯北诗话》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2月出版。《原诗》、《诗说晬语》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文艺散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文艺学简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唐宋诗文鉴赏举隅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唐音阁吟稿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唐音阁诗词集 台北百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出版。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唐诗精选评注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唐宋名篇品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历代好诗诠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唐音阁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出版。唐音阁诗词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出版。唐音阁鉴赏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出版。唐音阁随笔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出版。唐音阁译诗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出版。唐音阁影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出版。唐音阁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出版。绝妙唐诗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序言 《明人小品选》序(《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82年01期) 《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序(《人文杂志》1986年 06 期) 《古代戏剧赏介辞典·元曲卷》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01期) 《文学社会理性研究》序(《人文杂志》1987年05期) 简论李调元《诗话》——《李调元诗话评注》序(《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01期) 唐代绝句的魅力与全面整理——《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前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03期) 漫谈绝句和绝句鉴赏——《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前言(《唐都学刊》1991年04期) 唐人咏陕诗简论——《陕西省志·诗歌志》唐代部分前言(《渭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01期) 《唐诗风流佳话》序(《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05期) 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诗论——《当代少数民族诗人论》序(《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01期) 《世纪颂》序(《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05期) 《元稹集编年笺注》序(《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4期) 《邱星作品集》序(《杜牧文学成就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 何金铭《乐在傻等》序(《杜牧文学成就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 《王锋旧体诗选》序(《陕西日报》2003年7月6日) 《中国诗歌理论史》序(《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3期) 《三馀诗词选》序(《中华诗词》2006年01期) 《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序(《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1期) 《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序(《长江学术》2006年03期) 论文 从《北征》看“以文为诗”(《人文杂志》1979年01期) “诗述民志”——孔颍达诗歌理论初探(《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01期) 反阉党斗争的赞歌——评《五人墓碑记》及其他(《人文杂志》1981年01期) 其事何长其言何简——说杜甫《石壕吏》(《名作欣赏》1981年02期) 说李白送友人入蜀(《名作欣赏》1981年04期) 说杜荀鹤《再经胡城县》(《名作欣赏》1981年05期) 含蓄蕴藉寄托遥深——说张九龄《感遇》(十二首选二)(《名作欣赏》1982年01期) 含蓄一例——说杜甫《曲江二首》(《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01期) 论白居易的田园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03期) 说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名作欣赏,》1983年01期) 说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02期) 感觉、视觉和听觉的交替与综合——说陈与义《早行》诗的艺术特色(《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02期) 陆诗鉴赏两题(《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04期) 苏诗例释(《文史哲》1983年06期) 绝妙的讽刺小品——说朱熹《记孙觌事》(《名作欣赏》1984年01期) 江湖夜雨十年灯——黄庭坚的《寄黄几复》(《古典诗词名篇鉴赏集》,《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4年) 宋诗鉴赏二题(《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05期) 甲光向日金鳞开——说李贺的《雁门太守行》(《唐都学刊》1985年01期)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说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文史知识》1985年01期) 韩偓年谱(与邓小军合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3期、04期、1989年01期) 论宋诗(与邓小军合撰,《文史哲》1989年02期) 两种思维的冲突与史学家的苦闷——司马迁天人观与思维方式论略(与尚永亮合撰,《人文杂志》1989年01期) 意境幽瑟尺幅千里——潘牥《南乡子·题南剑州妓馆》赏析(《名作欣赏》1991年01期) 司马相如赋的主体特征和模式作用(与尚永亮合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01期) 《阿房宫赋》鉴赏(《中华文学鉴赏宝库》,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关于李商隐《夜雨寄北》的理解——答丘汝腾先生(《运城学院学报》1998年01期) 杜甫与偃师(《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01期) 韩文阐释献疑(《文学遗产》2000年01期) 试论词的创新——关于创作“自由词”的浅见(《中华诗词》2002年01期) 简论近体诗格律的正与变(《文学遗产》2003年01期) 《柳笛集》漫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 论《孟子》、《庄子》中的孔子形象(与霍建波合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4期) 杜甫卒年新说质疑(《文学遗产》2005年06期) 试论王绩诗文的独特意蕴(与梁静合撰,《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 纪行诸赋的启迪,五言古风的开拓——杜诗杂论之一(《文学遗产》2006年04期) 论王安石的晚年禅诗(与张小丽合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6期) 书评 对句、楹联仍有生命力——读《中国文学的对句艺术》随感(《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02期) 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评王锺陵著《中国中古诗歌史》(《学术月刊》1990年10期) 评吴功正著《六朝美学史》(《文学评论》1996年03期) 评吴功正《唐代美学史》(《文学评论》2000年04期) 评徐宗文著《三馀论草》(《文学评论》2005年06期) 评陈文新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文学评论》2007年01期) 杂文 论于右任诗的创新精神(《人文杂志》1984年03期) 研究韵文,开创一代新诗风(《中国韵文学刊》1987年创刊号) 论素质教育与中华诗词进校园(《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03期) 霍松林治学录(《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1期) 绝句“易作而难工”(《中华诗词》2002年04期) 古典文学与素质教育(《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 试作新声新韵律绝的体验和感想(《中华诗词》2004年01期) 人物评价霍松林数十年如一日,刻苦治学,献身教育,培养后学,勤奋著述,赢得了国家、人民和海内外文化界的赞许。1985年被评为陕西省优秀教师,1986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87年应客员教授之聘,赴日本明治大学、信州大学等校讲学,在东京作唐诗研究公开讲演,载誉而归。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90年,被选为世界杰出领先人物。1991年,荣获国家特殊津贴。其治学经历和学术成就,载入国内各种社会科学家传略、文学家辞典、《中国当代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大洋洲及远东地区名人录》、美国国际传记中心《世界杰出领先人物名人录》。现任陕西师大文学研究所所长,中文系名誉主任。兼任青岛大学、西安联合大学教授。其学术职务,主要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主席,陕西省诗词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诗人词家代表作大观》编委会顾问,美东诗友会顾问、纽约四海诗社名誉社长,美国国际传记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副主席、及顾问委员会顾问等等。霍松林年近古稀,依然奋进不已。指导六名博士生撰写论文。他主编的《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 《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 《中国诗歌理论史》、 《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 《辞赋大辞典》、 《戏曲大辞典》、 《风俗大辞典》等或即将出版,或接近完成。他主持的《新编全唐五代文》,含校勘、·编年、补遗各项;经普查文献,广搜金石,在请编《全唐文》基础上可补入上万篇文章,全书约四千万字,将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重大贡献。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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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学报有三个版,分别是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以及医学版(即汕头大学医学院学报),但无论哪个版都不是核心期刊,请你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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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的探索,《教学与研究》,2001年2月; 积极探索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11; 构筑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网上空间,《网上唱响主旋律》高教出版社,2002年4月; 网络环境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社科版); 西部大开发中的人才资源战略「竞争力评论」2003年第5期 非正式组织的利弊分析,《企业改革与管理》2003年第7期; 用企业文化塑造员工,《商业时代》理论版2003年第18期; 我国公共部门实行目标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理论导刊2004年(此文被《新华文摘》检索) 人员培训:挑战、需求与创新,理论月刊2004年 电子政务产品质量评估初探,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 N3(CSSCI)12 企业危机预警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危机预警的启示 中国行政管理2005(2)34-36(CSSCI)13、 国家人口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开发初期报 朱正威,肖群鹰等 人口研究第29卷增刊(“人口安全与社会发展-多学科视野”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58-6214、中国退休返聘公共政策环境分析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5, N2(CSSCI)15、基于熵权夹角和的企业经济效益诊断模型 运筹与管理 2005(2)142-14816、供应链管理思想在电子政务发展中的应用 中国行政管理2005(10)53-55(CSSCI)17、构建人口结构安全预警系统初探 汕头大学学报 2005(6)60-6418、中国区域公共安全评价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中国行政管理2006(1)39-42(CSSCI)19、国际公共安全评价体系:理论与应用前景 公共管理学报 2006(1)20、发达国家公共安全管理机制比较 朱正威 张莹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06(2)(CSSCI)21、朱正威、张莹发达国家公共安全理念述论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CSSCI)22、我国地方政府灾害管理能力评估体系的构建--以美国、日本为鉴 朱正威 胡增基 学术论坛 2006 (5)23、论政府危机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应对框架与程式 朱正威 吴霞 中国行政管理2006(12)(CSSCI)24、在能力与脆弱性评价框架下培育政府公共安全治理能力 朱正威 肖群鹰 中国应急管理 2007(2)25、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演化轨迹 朱正威 黎亮等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07(3)(CSSCI)

《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正补编)》《中国文化史要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孔子思想体系》《蔡元培》《王船山思想体系》《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礼教思想史》《周易思想要论》《蔡尚思自传》《论语导读》《墨子思想要论》《蔡尚思选集》《蔡尚思全集》(共8册)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再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四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读陈旭麓同志的“辛亥革命后的梁启超思想”(《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论章炳麟的思想面貌及其变化原因——章炳麟思想研究之二(《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谈谈过去、现在和今后对于孔学问题的争论(《学术月刊》1962年第7期)康有为黄金时代的思想体系和评价(《学术月刊》1963年第9期)论孔子中庸及其变革思想的实质(《学术月刊》1963年第11期)论宋恕的思想(蔡尚思、金冲及合撰,《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辞书建设是当务之急(《辞书研究》1979年第1期)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对几种有关孔子思想评价的看法(《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论佛教的三纲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我苦学的一些经历(1979年10月)陈垣同志的学术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论清末佛学思想的特点(《学术月刊》1981年第3期)顾颉刚创建的新疑古派——《古史辨》派作用的具体分析(《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顾颉刚先生治学的几个特点(《文史哲》1981年第6期)论公孙龙的违反辩证法——与冯友兰先生论“白马非马”(《哲学研究》1981年第7期)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运动——资产阶级各派主要的反孔反封建思想(《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1年》我和词典(《辞书研究》1982年第1期)孔子思想问题的百家争鸣(《哲学研究》1983年第2期)哪些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编辑之友》1983年第2期)我的一种治学方法——以《王船山思想体系》为例(《文史哲》1983年第6期)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4年第1期)研究船山思想应当实事求是(《船山学刊》1984年第1期)上海大教联与信史实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傅山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晋阳学刊》1984年第5期)回顾 总结 探索——我对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看法(《教育发展研究》1985年第2期)嵇文甫同志的治学和为人(《文史哲》1985年第6期)我党系统传播列宁建党学说的第一人——论蔡和森建党理论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贡献(《湘潮》1985年第6期)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研究述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孔子思想体系属于哪种类型?(《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中国现代文化与向西方求真理——谈谈中国文化应走的道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对孔学的争鸣是发展中国文化的关键——孔学研究的历史回顾(《哲学研究》1986年第3期)孔子一生都尚礼(《哲学研究》1986年第6期)朱熹的书院教育与礼教思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黄宗羲学术思想的独特地位——纪念他逝世二百九十周年(《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6年第S1期)王国维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探索与争鸣》1986年第6期)孙中山的中心思想和历史地位(《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黄宗羲反君权思想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87年第2期)朱熹思想的来源、核心和评价(《哲学研究》1988年第4期)一位被冷落的大思想家——袁枚(《文史哲》1988年第5期)司马迁是寓思想于历史的模范——表面尊孔实则反儒(《学术月刊》1988年第9期)朱子学研究的新方向(《朱熹与中国文化——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大会论文集》,1988年)我对杜国庠同志的回忆与评价——纪念杜老诞辰一百周年(《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孔子的礼学体系——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朱子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朱子学新论——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0年)孔子论“仁”的重点和范围——析孔子宗法名分性的仁学(《孔子研究》1991年第1期)墨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文史哲》1991年第5期)中国思想文化形成儒墨两大系统(《中国哲学史》1992年第1期)天人合一论即各家的托天立论——读钱穆先生最后一篇文章有感(《中国文化》1993年第1期)中华文化的过去与今后(《哲学研究》1993年第12期)我要为中国大思想家李贽呼冤──李贽的批孔堪称天下第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5期)中国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读三篇有关文化的大文章有同感(《江海学刊》1995年第3期)我的四点看法──关于“天人合一”及其他(《瞭望》1995年第9期)我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河北学刊》1995年第4期)今后新文化应当是“辩证发展”(《文史哲》1996年第1期)儒学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文史哲》1998年第3期)辩证发展的新世纪学术(《学术月刊》2000年第1期)我的学术之路(《学术界》2000年第6期)杨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纪念杨时诞辰950周年专集》,2003年)儒教是宗教(《文汇报》2001年7月28日)中国礼教思想之我见(《学术界》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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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9月,75000字[2]韩非子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273000字[3]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205000字;(台湾)丽文文化公司,1994年7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189000字;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 200000字;(韩国)理论与实践出版社(全弘哲等译),1993年8月;(日本)勉诚出版社(高津孝译),2007年7月[4]韩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44000字[5]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115000字[6]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7月,536000字[7]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213000字[8]唐诗大辞典(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1月,1490000字[9]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293000字[10]唐人轶事汇编(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1736000字[11]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230000字[12]诗仙李白之谜,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11月,14000字[13]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246000字[14]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7月[15]周勋初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2600000字[16]罗根泽说诸子(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274000字[17]李白研究(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406000字[18]师门问学录(余历雄记),凤凰出版社,2004年12月,230000字[19]李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350000字;2006年7月第二次印刷[20]《册府元龟》校订本(主编),凤凰出版社,2006年12月,15777000字[21]馀波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365000字[22]胡小石文史论丛(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278000字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9月,列入“参加本书编订工作的主要编写人”[2]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增订本,后记中云“曾在一段,时间内参加编写”[3]韩非子校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后记中云“全书的文字统一和校勘工作是由周勋初同志负责的”[4]辞海·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列入主要编写和修订人,新一版、新二版均参加编写 [1]谈谈汉字简化的历史(中国青年报,1956年3月24日)[2]评汉字笔顺排检法(中国语文,1957年1期)[3]携手并进(小说),(雨花,1958年5月号)[4]评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根本观念”(火箭,1959年1期)[5]禹鼎考释(与谭优学合写〉,(南京大学学报,1959年2期)[6]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1964年6月)[7]关于宫体诗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65年3期)[8]韩非与百国春秋(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3期)[9]《战国策》与《韩非子》(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2期)[10]高适生平若干问题的探讨(文学评论,1979年2期)[11]陈奇猷《韩非子刻本源流考》商兑(群众论丛,1980年第1辑)[12]《韩非子·十过》非韩非作(活页文史丛刊,第1辑,1980年)[13]叙《全唐诗》成书经过(文史第8辑,1980年3月)[14]王充与两汉文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2辑,1980年7月)[15]谈“唐十二家诗”(学林漫录2集,1981年3月)[16]魏晋南北朝人对文学形象特点的探索(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4期)[17]刘勰的两个梦(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1期)[18]《文赋》写作年代新探(文学遗产增刊第14辑,1982年2月)[19]阮籍《咏怀》(其二十)诗新解(文史知识1983年1期;《古典诗词名篇鉴赏集》,中华书局1984年)[20]学习古代文论随感(光明日报,1984年1月24日;《文学遗产》622期)[21]皇甫冉《秋夜有怀高三十五兼呈空和尚》诗发微(《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22]胡小石师的教学艺术(学林漫录9集,1984年12月)[23]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1期;《建安文学研究文集》,黄山书社1984年11月)[24]柳珵《刘幽求传》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1辑)[25]开拓型的学者罗根泽(光明日报,1985年6月18日;《文学遗产》,683期)[26]程千帆教授的学诗历程(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4年号,1985年)[27]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评论,1985年5期)[28]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草堂,1985年2期)[29]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1辑,1985年)[30]罗根泽先生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8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31]《(唐语林〉原序目》考辨(唐代文学论丛总8辑,1986年12月)[32]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文学遗产,1987年1期)[33]卢言考(学术月刊,1987年4期)[34]罗根泽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9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35]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2、3期合刊)[36]王堂闲话考(西北师院学报,1988年3期)[37]潘勖《九锡》与刘勰崇儒(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1期)[38]周勋初同志在委员会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高校古籍整理工作通报20期,1989年)[39]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的特色和人才培养(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9期,1989年)[40]就《唐语林校证》事答客问(书品,1989年2期)[41]《明皇十七事》考(古籍整理与研究4期,1989年)[42]赵璘考(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1集,1989年)[43]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5期;《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44]论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文学遗产,1989年5期)[45]开阔视野实中出新(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2期)[46]身在庐山之外的人反易看清庐山真面目(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0年2期)[47]释“赋”(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4期(总31期〉)[48]司马相如赋论质疑(文史哲,1990年5期)[49]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香港〉中华国学2期,1990年5月)[50]“芳林十哲”考(唐代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51]顺其自然地登攀(文史知识,1991年4期)[52]写作《高适年谱》的机缘与甘苦(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2期(总第35期〉)[53]《隋唐嘉话》“拾补”商兑(书品,1991年2期)[54]中国古籍在大陆(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台湾]国文天地,7卷三期,1991年8月)[55]元和文坛的新风貌(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1991年5月)[56]王粲患麻疯病说(学林漫录13集,中华书局1991年5月)[57]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58]目录学家对文学批评的认识和著录(文学研究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59]“三教论衡”与文士心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廿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60]《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刘勰《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文心雕龙研究荟萃》,上海书店1992年5月)[61]张骘《文士传》(辑本〉(古典文献研究1989年─199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62]韦绚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6期)[63]敬业小言(南大书友总3期,1993年4月上旬)[64]李白在诸王分镇问题上遭致失败的内在原因(文学研究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65]论李白对唐王朝与边疆民族战事的态度(文学遗产,1993年3期)[66]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之考察(中国文化,第8辑,1993年6月)[67]张晖《宋代笔记研究》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68]隋唐嘉话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1993年9月)[69]严杰《欧阳修年谱》序(南京出版社,1993年11月)[70]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江海学刊,1993年6期;《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71]《唐语林校证》惨淡经营始末(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2期(总53期〉)[72]赋体评议(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2期)[73]唐代笔记小说的校雠问题(古典文献研究1991──1992,1994年6月)[74]李白两次就婚相府所铸成的家庭悲剧(文学遗产,1994年6期)[75]周明《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76]《酉阳杂俎》成书考(《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77]中日友谊之树长青(桔颂(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1995年)[78]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辑,1995年2月)[79]日本访书散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1、2期,1995年4月)[80]康熙御定《全唐诗》的时代印记与局限(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5年6月)[81]《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写作中的点滴心得(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5期(总第62期〉)[82]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古典文献研究1993—1994,1995年10月;《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83]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3辑,1995年12月;唐代文学研究,1996年9月)[84]《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文选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85]文化同根倍情亲(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4期)[86]“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文心雕龙研究第二辑,1996年9月)[87]读《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感(复旦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88]怀念老校长匡亚明同志(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7年第一期(总314期〉;《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89]读稿杞忧(文学遗产,1997年第二期)[90]朱东润先生治学的特色(复旦大学学报,1997年第二期)[91]勋初自白(《当代百家话读书》,广东教育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92]周老任职南京大学时的高风亮节(高校古籍工作通报第54期)[93]陈寅恪研究方法之吾见(《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94]季振宜《唐诗》的编纂与流传(学术集林11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11月)[95]御定《全唐诗》的疏误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文学评论丛刊1卷1期,1997年12月)[96]御定《全唐诗》的疏误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97]《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周年纪念有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98]王青《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序(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8月)[99]文献学与综合研究(《文学遗产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100]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101]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2期)[102]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思考(中国政协报,1999年6月2日学术家园总64期)[103]我所了解的胡小石先生(《胡小石研究》,东南文化1999年增刊)[104]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学林春秋》二编下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105]左思《三都赋》成功经验之研讨(《辞赋文学论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106]开湖泊志之先河的《太湖备考》(新华日报,2000年1月15日)[107]评刘勰文学观的双重标准(镇江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文苑出版社2000年2月)[108]李白屡遭挫折与倍受赞誉之两面观(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2000,年,2月)[109]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1期)[110]传统文化就在我们身边(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1,期)[111]胡小石先生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林往事》上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3,月)[112]罗根泽先生在学术领域中的多方开拓(《学林往事》中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3月)[113]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序(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114]《唐钞文选集注江存》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7月)[115]纪念程千帆先生(江苏文史研究,2000年3期)[116]李白剡中之恋放谈(中国李白研究1999年集“李白与天姥国际会议专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117]纪念古道热肠的洪诚先生(文教资料,2000年6期)[118]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序(黄山书社,2000年12月)[119]楚辞研究的传承与发展(《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重庆出版,社2000年12月)[120]《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6月)[121]有关“选学”珍贵文献的发掘与利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4期)[122]梦断黄金台(文史知识,2001年10期)[123]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原论》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124]先进文化与古典文献研究(《先进文化与建设江苏文化大省——第一期(政协委员论坛〉论文汇编》,2002年3月)[125]我与《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的文字因缘(书品,2002年2期;《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5月)[126]李白族系之争的时代背景(古典文献研究总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127]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128]魏晋南北朝时文坛上的摹拟之风(《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129]姚曼波《(春秋〉考论》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130]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序(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1月;古典文献研究,2003年1月)[131]孙望先生的人格魅力(《诗海扬帆——文学史家孙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132]武秀成《(旧唐书〉辨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133]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134]我与李珍华教授的四次相聚(《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135]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136]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与清代朴学的关系(古典文献研究总第7辑,凤凰出版社2004年7月;《古典文献研究》总第8辑,2006年1月)[137]谈笔记在唐代文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7月)[138]异曲可以同工——评两种研究六朝江东士族家学家风问题的著作[署名古愚](书品,2004年5辑,2004年11月)[139]唐诗之路唐诗总集序(江苏文史研究,2004年4期)[140]党银平《崔致远研究》序(江苏文史研究,2004年4期)[141]探索与困惑——研究宗教与六朝文学的一点思考(《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142]《永志无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文集)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143]《翰墨激情》(纪念抗日胜利60周年文集)序(自印本)[144]李白“三拟《文选》”说阐微(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一期;《沧海求珠》——张文勋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145]西学东渐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艰难处境(社会科学论坛,2006/2〔上半月刊〕;文学评论丛刊第9卷第1期)[146]匡亚明校长在人才问题上的巨大贡献(南京大学报2006年3月28日匡亚明百年诞辰纪念专刊)[147]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特点的研究(文学遗产,2006年2期)[148]由《九歌新考》所想起的(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总第181期])[149]李白与羌族文化(中华文史论丛2006第一期[总第81辑])[150]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151]三教论衡的历史发展(古典文献研究总第9辑,2006年1月)[152]文化建设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光明日报,2006年8月28日第12版《学术副刊》)[153]李白诗原貌之考索(文学遗产,2007年1期)[154]《百年汉学论集》序(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1期;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2月)[155]《唐代乐人考述》序(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1期,东方出版社,2006年11月)[156]我与傅璇琮先生的文字姻缘(宁波晚报,2007年8月12日;《傅璇琮学术评论》,宁波出版社2007年7月)[157]凤凰出版集团的骄人业绩(《凤凰情缘》,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158]古籍整理:“考文献而爱旧邦”(光明日报,2007年10月25日《国学副刊》32期[总56期])[159]《文心雕龙》书名辨(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4期;文学遗产,2008年1期)[160]李白的晋代情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0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161]“兴、观、群、怨”古解(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1期)[162]关于《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的流传(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一辑,2008年4月)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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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我讲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大数据不能替代企业家”。马云这个讲话,大家都知道,不用多讲。首先我们要理解究竟什么叫计划经济?我还是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我引用了这样一个东西概括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本质特点就是系统的、制度性的暴力,用强制力量否定企业家精神,剥夺个人选择的自由,创业和创新的自由。通过任何强制的、系统的力量去否定企业家精神,都可以叫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任何企业家精神,任何创造性的思维都是不可能的。下面我从四个角度来谈一下我的观点:第一个从知识的本质;第二个从企业家精神;第三个从风险和不确定的区别;第四个从人的行为受到理念、观念的支配。这四个方面不是独立的,是相互依赖的。第一个方面,上个世纪30年代大辩论,就是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一方和兰格、勒纳为另一方的辩论。这个辩论其实在没有真正定论的情况下,兰格等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单方面宣布自己赢得了大辩论的胜利。所以熊彼特就讲过,“作为一种逻辑上的蓝图,不可否认,社会主义蓝图在更高水平的理性下描绘出来了。”布里耶克说兰格等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理解米塞斯和哈耶克讲了什么?传统的标准解释,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行,是因为中央政府缺乏这种计算能力,没有办法在成千上万的数据上进行瓦尔拉斯方程求解。只要这些问题能解决,那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兰格当然知道这个很难的,用一种试错的方式模拟市场,认为这个可以达到计划本身想达到的目的。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对于米塞斯、哈耶克来讲,计划经济真正的困难不是计划能力的限制,而是因为经济运行所依赖知识的特定本质决定了计划经济是没有办法成功的。知识的本质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静态的角度,一个是动态的角度。从静态的角度,可以说人类的知识简单概括为两类,一种是硬知识,一种是软知识。所谓硬知识是什么?你可以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等表达和传递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一旦创作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并且可以传播,甚至可以集中使用。比如流动力学。软知识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表达和传递的知识,例如诀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像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当然这两类知识人类都是需要的,但对创造性的决策而言,软知识更重要。这就是迈克·博兰尼所讲的,第二种软知识叫默性知识,它是所有知识的支配原则,甚至最形式化的与科学化的知识也是无一例外地遵循某种自觉或创造行为,体现的完全是默性知识。举一个简单例子,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就是硬知识,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是硬知识,再说他们怎么发现的?牛顿怎么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怎么发现相对论?这是个软知识,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通过文字、图表、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至于爱因斯坦和牛顿本人也是讲不清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计划经济的失败不在于硬知识,而在于软知识。尤其是软知识,它一定是分散的、局部的、主观的,而且在实践当中创造的,不可言说的。因而只能由当事人自己使用,不可能由其他人获得,当然也不可能被计划当局获得。你在这个位置上可以使用这个知识,不在这个位置上不可能使用这个知识。如果你获得这个知识,就像水中捞月,你能看得见,但是拿不出来。简单说,马云怎么创造阿里巴巴?即使把他每天的日记写出来,做了什么决策,甚至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等等都记录下来。其他人能由此复制马云的决策吗?不可能!马云的大部分决策都是基于他的灵感,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他日记中写的“为什么”不可能包含他实际决策时的所有所思所想,而这些没有写下来的默性知识才是最重要的。计划经济不可能模拟出来一个阿里巴巴。另一方面看知识的动态性,甭管是硬知识还是软知识,知识不是一个固定的存量,是在过去当中不断地创造出来的。这个创造力依赖于人的主动性,依赖于经济活动本身。如果这种活动不存在,那这种知识也就不存在了。米塞斯说,“市场不断地产生的信息源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它与特定的时空环境相联系,并且只能被每一个在这个环境中行动的个体所感知。他说企业家的经营态度和活动,源于它在经济过程当中的位置。假如这个位置消失了,那么他的经营态度和活动也就随之消失。”这强调的都是知识的一个动态性。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并没有大数据,但是米塞斯和哈耶克有关计划经济不行的论证已经告诉我们,即使有了大数据,有了人工智能,计划经济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知识本质所决定的。计划机关没有办法获得制定这种计划经济所必需的默性的软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只有在动态过程中才能创造出来。计划经济从本质上存在于这样一个悖论。大数据是市场经济当中千千万万交易者自发行动的结果。那么搞计划经济是什么意思?让每一个人听命于政府安排,给他安排什么,生产什么,消费什么。这时候大数据的本质就没了。如果你说大数据可以提出来搞计划经济,大数据本身就消失了,这完全是一个逻辑下的悖论。在市场上产生了这些信息,假定没有这个市场时候,用计划手段还能够获得这些信息,这个显然是非常荒谬的。第二个理由,我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谈一下,按照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就是发现、创造以价格或非价格的方式传递信息,是人类企业家精神的体现。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每个人都具有一定企业家精神。按照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这类人是创造性特别强的人。主流经济学认为,个人决策的目标和手段都是给定的,就是资源给定、技术给定、偏好给定,最后怎么配置资源?这和企业家决策相差非常远。实际上企业家决策不是给一个目标和手段,然后寻找一个最好的手段来实现给定的目标。而是寻找、选择目标和手段本身!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手段并不是给定的,并不是能选择的结果。这个就不是一个计算问题,它是一个判断问题。简单地说,按照过去所有资源给定、技术给定、偏好给定的话,这是计算能力问题。也就是我们所有学生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作业,所有人都会得到一样的结果,如果你跟正确结果不一样那你就错了。但是企业家的决策不是这样的,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判断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企业家精神一定是超越大数据的,企业家要做的事一定是大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他的。这个在创新中尤其如此。简单举例来讲,发明汽车的卡尔·奔茨和戴姆勒,这些人不是做马车的,如果数据能告诉我们未来能做什么,显然发明汽车的应该是在马车行业的企业家,而不是卡尔·奔茨、不是戴姆勒。同样计算机这个数据,没有办法告诉比尔·盖茨为什么要创办微软,软件产业。如果数据可以告诉他,创造微软的一定是IBM,创造软件的不会是比尔·盖茨。同样数据也没有办法告诉马化腾为什么要创造微信。如果数据可以告诉他的话,发明微信的一定不是马化腾,而是中国移动,因为他们拥有最多最新的数据。我们还可以列举好多,比如电影行业,那么哪一个电影最卖座?过去任何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电影制片公司可以获得过去几十年所有影片的大数据,包括每个影片的观众人数,观众的年龄结构、地域分布、时段分布,票房收入,但是所有大数据不能告诉我,下一个最卖座的电影是什么?举一部电影,《星球大战》当时被环球影业公司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没有人知道,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哪一部电影最卖座。图书市场也是一样。亚马逊拥有最大的图书市场数据,亚马逊可以按照每个人的购书习惯推荐给你,但是没有办法按照亚马逊的数据来计划下一个写一本什么样的书。如果一个作家、一个学者要根据亚马逊数据来写书,那十有八九他一定会失败。所以,所有的数据都是过去的,为未来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我刚才谈到计算机的问题,为什么大型计算机企业在微型计算机上没有市场,为什么微型计算机的企业在个人电脑上没有市场?这显然不是数据能够回答的问题,如果数据能回答的话,那IBM从大型机、微型机、笔记本一直到智能手机一定是决策领先的,但数据是没有办法告诉这些东西的。最终结论是什么?不是说大数据没有用,大数据非常有用,大数据对决策很有帮助。但是真正决定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企业家要做的那些事情,这些是大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企业家的。第三个我讲一下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问题。要理解大数据、计划经济不可行,必须要认识到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我们知道1921年弗兰克·奈特在他书里明确了这个区分。可惜他的理论至今没有改变经济学把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同的状况,所以还有必要更明确提一下。根据奈特的观点,风险是可以量化的,不确定性是没有办法量化。风险是根据概率论或者统计规律服从于大数定律,可以降低、可以被保险,可以分散。而不确定性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先验概率,更没有统计概率,没有分布函数,因而是不可降低、不可被保险的。这就是说风险是外生的,今天是不是下雨是外生的,不确定性是内生的,依赖于企业家行为。人本身在做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整套概率统计理论不适用于未来。概率统计学中讲的参数估计、中心极限定理、最小二乘法估计、线性因果关系等等,这些都只适应于解决风险问题,不适应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刚才谈到企业家,企业家不是给定资源、给定偏好下分配,而是有创新。因为创新本身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在很多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包括技术上的。奈特兄弟他在发明飞行的时候,比空气重的东西能不能飞在空气上面,技术上是不知道的。另外,苹果的iPhone 乔布斯他不是用键盘,而用用多点触控技术,这在事前是不知道的。第二,即使在技术上可行,在商业上是不是成功是不确定的,消费者是不是认可是不确定的。第三,这种技术价值一定依赖于相关互补性技术的出现。比如说激光一开始出现是没有用的,十年之后出现了纤维玻璃。但是这样的技术看着毫无相关,所以在做出激光之后,贝尔实验室甚至不主张申请专利,说这个技术没有商业价值。事实上我们知道激光出现和光纤玻璃的结合,改变了整个信息工业。现在我们之所以有互联网就是因为这个,因为过去的铜线是没有办法实现承载现代意义上的互联网信息。第四,即使前面都解决了,还是有体制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比如滴滴打车,目前的体制对共享经济有很多不认同。除了中国,西方也有很多新技术被摧毁的例子。根据当时的行业规定,当时的文化,大家不认同。包括现在说人工智能,不知道技术上是否可行。即使技术上可行,但是大家认同不认同?所有东西都被人工智能替代以后,我们需不需要这样的社会?我没有任何观点,只是举一个例子,说这个不确定性不是用风险、不是用概率算出来的。企业家在做出这方面决策的时候,最有价值的预测都是判断,都是基于他的想象力、自信心和勇气,没有办法根据现有的数据给予判断。这个毫不奇怪,大量的企业家决策是我们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第四个观点是从观念的角度来看。传统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受利益支配,然后只要有这个偏好,我可以算出他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什么反应。其实我们知道,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记得200年前大卫·休谟也讲得很明白,如果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的话,人的观念很难去描绘它,很难去统计它的。那这个本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时候人的判断基于数据是不可能的。第二点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因果关系是不确定的,这种情况跟经典力学是不一样的,而像量子力学。它的因果关系是不确定的,甚至不是单向的。同样的数据可以导致不一样的结果。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在瑞典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在德国出现了希特勒。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政府权力不断的减少,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使得政府权力不断的增加。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当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取决于政府信奉什么样的理念。如果我们相信凯恩斯主义,那我们就走向了更多的政府干预。如果相信奥地利学派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我们就减少政府干预,所以同样的数据,它得出的结果依赖于我们人类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就使得预测未来变得非常的难,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的数据预测未来。比如突然发生一个爱国主义运动,原来可能好好一个企业可能一夜之间就垮了,另一个本来破产的企业突然之间起死回生,大家都去买他的产品。食物链的崩溃,没有人是靠数据预测到的。就是最近的2016年美国大选,大数据也没有预测到特朗普会胜利。所以我说把握未来靠的是企业家精神,而不是简单靠大数据,大数据没有办法预测谁会成为下一个马云或者马化腾。马云的无人超市,他没有预料到人们都去乘凉去了,大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他,大家不是去买东西,而是去乘凉的。这是我讲的四个观点,从四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大数据、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我再补充两点:第一,我们经常讨论的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计划,我反对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指中央机关制定所有人的计划,经济计划是每个人都在做。第二,我刚才讲的四个方面,全是基于认识论的,不是基于利益的。计划经济下导致激励机制的扭曲,这个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多讲。这不是说激励机制不重要,恰恰相反,激励机制的扭曲是计划经济失败的重要原因。我只想证明,即使假定不存在激励问题,大数据计划经济也是不可行的。最后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扩展的“卢卡斯批判”。我们知道卢卡斯是理性预计学派的代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批判是从计量经济学来的,他说“任何基于经验数据的经济模型不可以用于政策制定,如果政策实施会改变得出该政策的模型本身。”这句话说得有点绕口,但是道理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收集那些数据做计量模型,这个模型用于政策制定,而这个政策的实施会改变了形成这个数据的基础,所以它是不可行的。我又对它做一个拓展,这个拓展就叫做任何基于市场经济的经验性规律,包括数据,都不可以应用于政策制定。因为政策的实施会改变所观察的经验规律的行为基础。举一个例子。我们做一个计量分析。比如说30岁的人最有创造力,政策根据这个,说以后科研经费只给30岁的人,其他人都不给了,因为他们最有创造力,这也是最优资源配置,那样的话30岁的人就不会再有创造力了。30岁的人之所以有创造力,除了年龄、记忆等等之外,他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了这个成长的过程,30岁就不会有创造力了。我们经济学家犯过太多这个错误,从市场上拿到一些规律一些统计,马上就建议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钢铁行业,你可以统计说年产1000万吨的企业是具有最高效率的。所以政府规定,以后投资只能是投资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以下规模的就不可以了。那这1000万吨钢铁的企业就不会是最有效率的了,为什么?是因为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本身是一个经营的结果,开始本身是一个很小的企业。我们知道很多都是很小的企业,但是打垮了好多大的企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后我再强调,任何市场当中,基于市场数据得到的经验规律,都不可以用于制定政策,因为用这个制定政策本身就改变或者扭曲了经济关系本身。大数据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所以由于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我们再用大数据做计划经济,这固然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在逻辑上是完全矛盾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么我说这一定会失败的。

[1]姜琳现代招贴设计中的空白表现[J]大舞台,2011,(02)[2]李树才汕头大学艺术学院李树才老师招贴设计作品《爱护绿色》[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6)[3]熊凌宇招贴设计的视觉创新[J]美术大观,2009,(06)[4]王迪浅析“点”在当代招贴设计中的应用[J]大舞台,2011,(08)[5]吕杰个性设计与大众审美──谈招贴设计的构成个性[J]包装工程,2006,(03)[6]李红丹论招贴设计的主题及创意[J]美术大观,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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