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浙江余姚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井头山遗址是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首个贝丘遗址，距今8300至7800年，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出土遗存和所处地理环境表明河姆渡文化直接来源于宁波沿海地区。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研究8000多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生产、生活状态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等重大学术问题的宝贵案例，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海洋文化考古、全新世海洋环境变迁研究的重大突破。2、河南巩义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中晚期规模最大的聚落。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正在吐丝的牙雕家蚕，连同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显示了53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农桑文明形态。3、湖北武汉黄陂区郭元咀商周遗址本次发掘出土了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保存最为完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商代铸铜遗址，至少包含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块范浇铸3类冶金生产活动。结合遗址中发现的沙层等遗迹现象，初步确定了与熔炼、浇铸环节有关的手工业操作链。4、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姚河塬是宁夏南部及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功能结构复杂的聚落形态、产业链完整的铸铜作坊、带墓道的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瓷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以甲骨文为代表的特殊文化产品，都显示其与中原分封的诸侯国性质一致。该遗址对了解周王朝与西北边陲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5、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确认的烽燧遗址在唐代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出土珍贵汉文文书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治，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对了解大唐西域军镇镇防体系、唐代军事制度、边塞军事生活、补缺军事文献遗漏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第一，从地下挖出来东西。第二，文字性的东西（包括古地图）比如带文字的甲骨，龟壳，竹简，木简，帛书，帛画。多指平面性的物品，立体的（鼎，罐以及生活器物）不算在内。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1、浙江余姚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井头山遗址是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首个贝丘遗址，距今8300至7800年，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出土遗存和所处地理环境表明河姆渡文化直接来源于宁波沿海地区。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研究8000多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生产、生活状态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等重大学术问题的宝贵案例，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海洋文化考古、全新世海洋环境变迁研究的重大突破。2、河南巩义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中晚期规模最大的聚落。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正在吐丝的牙雕家蚕，连同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显示了53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农桑文明形态。3、湖北武汉黄陂区郭元咀商周遗址本次发掘出土了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保存最为完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商代铸铜遗址，至少包含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块范浇铸3类冶金生产活动。结合遗址中发现的沙层等遗迹现象，初步确定了与熔炼、浇铸环节有关的手工业操作链。4、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姚河塬是宁夏南部及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功能结构复杂的聚落形态、产业链完整的铸铜作坊、带墓道的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瓷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以甲骨文为代表的特殊文化产品，都显示其与中原分封的诸侯国性质一致。该遗址对了解周王朝与西北边陲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5、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确认的烽燧遗址在唐代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出土珍贵汉文文书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治，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对了解大唐西域军镇镇防体系、唐代军事制度、边塞军事生活、补缺军事文献遗漏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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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磨刀山遗址位于广东省西部云浮市郁南县河口镇和都村。2014年4月至8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郁南磨刀山遗址第1地点进行抢救发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本次发掘取得突破性收获，在第四阶地原生网纹红土堆积中发现上、下两个包含石制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出土各类石制品近400件，揭露出较大面积的古人类活动区域。该遗址是广东省首次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类型遗址。图为磨刀山遗址手镐出土现场 中新网4月9日电 据国家文物局网站消息，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日揭晓。 消息称，在进行为期一天半的汇报演示后，4月9日下午，经评委会评议和投票，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终揭晓。 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河南郑州东赵遗址、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十个项目当选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文章指出，此次评出的十项考古新发现，是从去年全国经审批的688项考古发掘中，经过审查获得初选资格、入围25项进入终评，再经过现场演示和评委会投票后脱颖而出。它们既是2014年度我国考古工作成果的集中体现，也充分展示了当今考古工作的理念和方法。 文章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终评会开幕式上对过去一年考古工作的总结：城市考古的基础不断巩固、主动性考古工作取得快速发展、技术水平和整体工作面貌焕然一新，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成果展示普及。这些特点在入围的项目中均得以充分体现：坚持课题思路进行学术探索，全站仪、RTK、激光测距仪等测绘设备与技术的广泛使用，数字考古的全方位信息采集，激光三维扫描与建模技术记录和复原发掘对象以及遗址整体已经成为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 通过十大考古评选这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在互相学习、借鉴和合作中不断进步，呈现全面发展之势，使得重要考古发现的地域更加均衡、种类更加丰富、学术性更强。 童明康对今后的考古事业也提出了几点希望和要求：一是要加强管理、严格依法合规开展工作；二是要提高服务意识，拓展服务社会的广度和深度；三是要延伸考古工作的内涵，促进考古学科转型。 河南郑州东赵遗址：自2012年至今，为探讨“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考古队，持续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工作，旨在建立该遗址夏商时期更为详细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大致厘清不同时期的聚落结构并判断聚落性质，进而探讨夏商时期重大学术问题。为此，考古队对东赵遗址进行了 “遗址全覆盖式钻探”“聚落结构调查”，以及对重要遗迹和重点区域的“针对性发掘”。图为东周时期城址（东赵大城）城墙城壕剖面。 湖北枣阳市郭家庙曾国墓地：郭家庙墓地位于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地处汉水支流滚河北岸、随枣走廊的入口处，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南距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1公里。墓地分布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山岗上，北岗为郭家庙墓区，南岗为曹门湾墓区，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以上。郭家庙墓区于2002年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20余座。图为1号马坑（K1全景） 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祥云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县境处于金沙江水系与元江水系的分水岭上，海拔高于相邻各县。大波那墓地在祥云县云南驿坝的东北部的刘厂镇大波那村东。大波那墓地填补了这一区域距今2500年至距今2000年时段的考古学文化空白，使我们对洱海区域战国至西汉这一时段考古学文化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图为M20棺内人骨和随葬器物。 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禁山早期越窑遗址位于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大善村。新发现窑址60多处，时代基本集中在东汉时期，这样本区域内调查确认窑址近200余处，其中东汉时期窑址近100处，三国西晋时期窑址60余处，为建立成熟青瓷起源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图为丰富的作坊遗迹。 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故如甲木墓地位于阿里地区噶尔县象泉河上游北岸，共发掘11座大小不等的墓葬，包括8座象雄时期墓葬和3座吐蕃时期墓葬，是阿里地区所见的最大规模的墓葬群。根据碳14年代测定，故如甲木墓地8座墓葬的年代为距今1700-1800年，即公元2-3世纪，这一时期正是文献记载的西藏西部象雄王国强盛时期。从墓葬形制、规模、出土遗物等判断，故如甲木墓地很有可能是一处象雄部族贵族墓地。故如甲木墓地2013M2墓室。 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伊和淖尔墓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伊和淖尔苏木宝日陶勒盖嘎查东北5公里处，海拔1260米。墓群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一处丘陵谷地中，周边为典型的草原地貌环境。2010-2013年间，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曾抢救性发掘过3座北魏时期墓葬（M1-3），其中M3出土了保存完整的木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于2014年3月组织文保专家进行了开棺及实验室考古工作，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 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回洛仓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北1200米，地处邙山南麓的缓坡带。2004年曾对回洛仓遗址进行过小规模考古工作。2012年初以来，经过较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确认：回洛仓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140米，南北宽355米；仓城城墙宽3米；仓城中部为管理区，东西两侧为仓窖区；仓窖成组分布，整齐排列，间距8-10米；整个仓城仓窖数量在700座左右，远超文献记载中的数量，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仓窖数量最多的古代粮食仓储遗址。图为回洛仓C47仓窖壁木板灰痕迹。 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2011年10月至2014年11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对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工作。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主要由矿山、冶炼、居住及作坊遗址等构成，分布区域主要位于水泉沟、铁炉村、汉家川、慈母川等地。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发现了从采矿到冶炼的遗迹，并且找到了冶铁工匠工作、生活、居住的地方，遗址类型比较系统、丰富。图为大庄科矿冶遗址群居住遗址发掘现场1。 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新蒲杨氏土司墓地位于遵义市东北侧约20公里的新蒲新区新蒲村官堰组，地处乌江支流湘江上游的仁江（亦称洪江）西岸，其中杨烈墓（第29世）发现较早，1982年即被公布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8月，在杨烈墓东南侧约200米处新发现一大型石室墓（当时称挨河古墓，后清理证实系明代第一代土司杨铿夫妇墓）和其他相关遗迹。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对遵义新蒲杨氏土司墓地进行了近两年的大规模发掘，清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3座，除M1（杨烈墓）外，M2（杨铿墓）和M3（杨价墓）均系新发现，尤其M3系未遭盗掘的双室并列之土坑木椁墓，属形制特殊且保存完整的大型高等级大墓，墓内出土大量造型精美的金银器及相关随葬品，是贵州土司考古继海龙屯遗址之后的重大突破。图为杨烈墓航拍。 图片：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新蒲杨氏土司墓地位于遵义市东北侧约20公里的新蒲新区新蒲村官堰组，地处乌江支流湘江上游的仁江（亦称洪江）西岸，其中杨烈墓（第29世）发现较早，1982年即被公布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8月，在杨烈墓东南侧约200米处新发现一大型石室墓（当时称挨河古墓，后清理证实系明代第一代土司杨铿夫妇墓）和其他相关遗迹。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对遵义新蒲杨氏土司墓地进行了近两年的大规模发掘，清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3座，除M1（杨烈墓）外，M2（杨铿墓）和M3（杨价墓）均系新发现，尤其M3系未遭盗掘的双室并列之土坑木椁墓，属形制特殊且保存完整的大型高等级大墓，墓内出土大量造型精美的金银器及相关随葬品，是贵州土司考古继海龙屯遗址之后的重大突破。图为杨烈墓航拍。 图片：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新蒲杨氏土司墓地位于遵义市东北侧约20公里的新蒲新区新蒲村官堰组，地处乌江支流湘江上游的仁江（亦称洪江）西岸，其中杨烈墓（第29世）发现较早，1982年即被公布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8月，在杨烈墓东南侧约200米处新发现一大型石室墓（当时称挨河古墓，后清理证实系明代第一代土司杨铿夫妇墓）和其他相关遗迹。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对遵义新蒲杨氏土司墓地进行了近两年的大规模发掘，清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3座，除M1（杨烈墓）外，M2（杨铿墓）和M3（杨价墓）均系新发现，尤其M3系未遭盗掘的双室并列之土坑木椁墓，属形制特殊且保存完整的大型高等级大墓，墓内出土大量造型精美的金银器及相关随葬品，是贵州土司考古继海龙屯遗址之后的重大突破。图为杨烈墓航拍。 图片： （以上资料来自中国新闻网）
甲骨文是殷股商时代刻在龟甲骨上的文字，距今约3600多年，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续使用了一段时期。而甲骨文的发现过程却十分偶然，太有戏剧色彩了！
甲骨文主要 几片刻有图案符号的兽甲骨(资料照片)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于1898年为古董商、金石学家所识别，之后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大规模挖掘，有大量的龟甲兽骨出土，加上别地的零星采集，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其中单篇文章最长者达百余字，可以看出应用文雏形。（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2年第3期《应用文的雏形——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个故事：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
甲骨文发掘地点:安阳殷墟。
河南殷墟哪里
甲骨文是殷股商时代刻在龟甲骨上的文字，距今约3600多年，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续使用了一段时期。而甲骨文的发现过程却十分偶然，太有戏剧色彩了！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1月16日，一年一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宣布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其中包括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等六项入选项目以及六项入围项目。入围项目有1 广西隆安县娅怀洞遗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遗址位于隆安县。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堆积为主。发现了一具包括完整头骨在内的人类遗骸，年代为距今16000多年前。发现了用火痕迹。文化遗物包括数以万计的石制品及少量的蚌器、骨器和陶片。遗址属于岭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的文化类型，填补了右江流域史前文化缺环。发现了晚更新世人类化石及墓葬，发现了世界最早的人类利用野生稻资源的证据，是华南及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标尺。2 陕西高陵县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官寨地处泾渭交汇处，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的一处特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墓地位于杨官寨聚落环壕东北部。初步估计墓葬总数超2000座。目前揭露面积约3800平方米，共确认史前墓葬336座，并对其中172座墓葬济进行了清理。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随葬品较少，年代属于庙底沟时代。这处墓地属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成人墓地。为庙底沟文化聚落、埋葬习俗、人种学、人群血缘关系、社会组织状况等重大课题研究提供了依据。3 西安市秦汉栎阳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在秦献公、孝公时期、秦末楚汉相争之际及汉初为都城。1964年由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1980-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栎阳发掘队确定栎阳城遗址的南墙和西墙，并发现大量建筑遗址和道路。2013年重启秦汉栎阳成考古，复探中发现北墙并确定白渠和郑国渠的走向和位置。2017年清理出半地下室建筑、建筑内地下室和空心砖踏步、巨型瓦当等指示性遗迹遗物。通过发掘，发现其与凤翔雍城、咸阳城等出土的同类遗物形制相近。进一步确定了栎阳成遗址的保护范围，为栎阳成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资料。4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汉代墓地（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本次发掘，共清理汉代封土14处，一般为具有早晚关系的并穴两座墓。发掘出首例国内汉代墓葬的砖构平台并推测为“祭台”。发掘出汉魏时期墓葬60座，棺椁结构多样，部分保存较完好。发掘共出土1000余件（套）遗物，主要有陶器、原始青瓷器、铜器、铁器、漆木器和玉器及丝织品。通过此发掘，发现整个墓群封土间的排列早晚关系明确，且保存状况较好，出土的竹木漆器和丝织物等有机质遗物在北方地区极为不易。出土的文献资料为汉代政治制度、社会历史和物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5 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自20世纪20年代起，遗址所在的岷江河道内陆续发现有文物出水。2013年以来，江口沉银遗址遭到严重盗掘，2016年在相关政府批准下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在考古调查和发掘过程中探索和运用新技术，建立整个遗址的考古数据管理系统。发掘出水以金、银、铜和铁为主的的文物，文物主体时代自明中期到明晚期，文物主体涉及地域广泛。本次考古发掘，确认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忠沉银地点，出水文物为解决诸多有关张献忠传说诶共科学依据。同时为张献忠大西军征战历史和政权建设等方面提供了丰富实物资料，对认识明中晚期的社会经济状况、物质文化形态乃至明末清初以来社会历史走向等具有重要意义。6 甘肃宁县石家东周墓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墓群位于庆阳地区马莲河以东、九龙河以南早胜原上。2017年对石家墓群东侧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东周时期墓葬5座。墓葬形制皆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墓。随葬品组合以青铜礼器、车马器、棺饰组合、墓主人近身饰物为主。石家墓群是首次在庆阳地区发现的春秋时期高等级贵族墓地。地处泥阳古道干线上，南接唐古道，直通彬县境内的“丝绸之路”。文化面貌复杂，多重因素并存，为探讨东周时期文化传播、民族融合及互动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
在3月20日6个祭祀坑首次全方位对外展示2个多月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一场“全球文化推介会”。100多位外国驻四川、驻重庆领事机构代表、中外媒体记者等走进遗址现场，零距离感受三星堆考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向记者透露，3月20日之后，三星堆多个祭祀坑已经清理到了出土文物的层面。由于出土文物的表面铺满了象牙，考古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提取这些象牙，以便进行下面更多文物的提取工作。冉宏林说：“我们从3月底到现在一直在提取象牙，现在基本上完成了。3号坑能提取的象牙已经基本都提取了，4号坑的象牙基本全部提取。下一步准备清理下面的文物，再做提取和处理的工作。”三星堆遗址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年代与分期编年体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说：“在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三星堆遗址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年代与分期编年体系，明确了三星堆城址结构布局与营建过程，展现了四川盆地与中原地区、关中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间文化的密切关系。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新发现，对认识三星堆遗址所代表的古蜀国祭祀体系，以及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和聚落变迁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祭祀坑出土文物提供了更完整性的资料，极大丰富了古蜀文明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重要遗迹的地位。”以上内容参考 海外网－三星堆国宝级文物再亮相 铜顶尊跪坐人像再现怎样的古蜀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