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二千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资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没有在文字上形成一部全面而又自成体系的领导学全书，但是，却创立了许多非常实用的领导哲学。这些领导哲学，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管理、各级政府的管理、军队的管理、家庭的管理、民间组织的管理——甚至是非法组织的管理（如上山为寇的造反组织）中；在这些管理实践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梳理出比较明晰的脉络。 一、中、西方管理思想比较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自成体系的文化。为了更加清楚的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采取中、西对比的方法，来阐述管理思想的特点。 西方文化信奉“性恶论”，即认为大多数人的本性是恶的；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为公众谋福利的人虽然也存在于人群之中，但这种人似乎屈指可数，其行为不能作为人群的普遍现象而加以归纳和提倡。中国古代文化则推崇“性善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善的；少数本性无法改造的败类，虽然也难免混迹于人群之中，但这种人不代表大多数。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思想。 基于人性本恶的认识，即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为自己谋私利的；并且，只要外部环境允许，就会干对自己有利而不利于公众的坏事。所以，西方近代管理思想的主要原则是：使人没有办法干坏事。 由于认为人性本善，即绝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好的；人之所以会做坏事，是因为某些不良的因素掩盖了人的善良本性。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主要原则是：设法去掉这些不良因素。 我们把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与西方近代管理思想进行比较，尽管在年代上似乎不相匹配，但是，由于这两种思想是形成中西方管理模式泾渭分明的核心所在，只有从这两种思想的研究入手，才能比较全面地看清中、西方管理的经脉。所以，为方便研究，此处忽略了年代时间上的不匹配。 二、中、西方管理手段比较 （一）以制约为核心的西方管理手段 为实现“使人没法干坏事”的管理目标，西方管理采取的主要手段是建立互相制约的机制，即西方近代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制约。比如，美国的“宪法之父”富兰克林在起草美国宪法时，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美国国家权利机构的设计，就是要假定——不幸选举出了一个“恶人”当总统；而这个总统在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当中，也无法或者很难干坏事。虽然，“恶人”当总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美国国家权利机构的设计
作 者： 郭咸纲 著出 版 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时间： 2010-4-1字 数： 600000页 数： 444开 本： 16开包 装： 平装定价：00 本书有三条主线：一是时间线，以时间为轴体现思想发展的历史性；二是理论线，以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为轴，充分反映其发展性；三是人性线，以思想发展进程中人性理论的深化为轴，蕴含着对管理最优境界的追求，充分反映其突破性。本书历经三次修订，一直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生考试指定教材、研究生必读书籍而广受好评。此次插图第4版以全新版式与读者见面，围绕全书组织构架，穿插以精心挑选的图片，辅以阅读互动与延伸阅读等栏目，帮助读者在轻松获取知识的同时深入思考管理思想的内涵。本书适合中国的管理学界、经济界、企业界、教育界和想了解西方管理学说史的所有读者。 第四版序 对管理学基本命题和管理学研究的思考第三版序 我对管理终极目标的理解导言 管理理论的发展线索和研究方法综述知识结构图目录第一篇 早期的管理思想第一章 管理思想的出现第二篇 古典管理理论第二章 古典管理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准备第三章 科学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第四章 古典组织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第三篇 行为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第五章 行为科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准备第六章 行为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第四篇 现代管理理论流派和思潮第七章 现代管理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准备第八章 现代管理理论主要流派和思潮（上）第九章 现代管理理论主要流派和思潮（下）第五篇 当代管理思想的新发展第十章 当代管理思想的历史背景第十一章 当代管理思想的新发展第六篇 东西方管理思想的互动与融合第十二章 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内在精神第十三章 东西方管理思想在日本的实践第七篇 管理思想演变的总趋势第十四章 管理思想演变的总趋势主要人物索引主要参考文献管理大事年表出版后记
流程化，规范化是现代企业必经之路
在图书馆一楼，偶尔看到了这本书，正好我也在上范逢春老师的《管理学原理》，我就随手翻了一翻，感觉这本书很不错。就借了带回寝室慢慢看。 这本书 一共四百多页，我用了睡觉前的时间零碎的时间看的。 从西方最早的希腊，古罗马管理文化看起，看到了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再看到马斯洛的行为科学管理，法约尔的古典管理理论，德努克，彼得·圣吉“学习型组织”，中西方管理思想比较等等。这是一本大书，内容很多很杂，但是作者也很创造性地在每一章的前后增加了思维导图来帮助我们梳理思路。 看完了这本书。我还是有很多感悟。 以前是经济方式转变，或者说是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转变促使了管理思想的转变。 现在是管理思想的转变促使了一个企业，一个经济体的发展。 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最开端的时候，大工厂化的出现，导致了资本家极力追求高效率的愿望。由此，管理思想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泰勒科学管理思想。 “科学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效率。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为工作挑选“第一流的工人”。要使工人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使用标准化的工具、机器和材料，并使作业坏境标准化，这就是所谓的标准化原理。实行刺激性的计件工资报酬制度。工人和雇主两方面都必须认识到提高效率对双方都有利，都要来一次“精神革命”，相互协作，为共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把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分开，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法为科学工作法。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组织机构的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 泰勒思想的出现，的确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卓有成效。但是泰勒把人定义为了“经济人”，忽略了人本身。 《摩登世界》这部影片就极大地讽刺了这一现象。 二战以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纷纷出现了工人罢工的现象。资本社会极度不稳定。 这种生产关系或者书生产现状导致了另一个管理思想的出现——行为科学。 更多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进入了管理学的领域。比如说著名的马斯洛。 当今社会，我觉得是管理思想的转变促使了一个企业，一个经济体的发展。 这就要讲一讲我们的邻国——日本。 本书有将近一章的内容在讲日本管理思想及其弊端。 日本管理思想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最佳案例了。 日本既在乎企业发展中人的作用，又看重生产率和质量。而质量缺是当时美国所忽视的一个部分。从此很多日本产品开始进入美国市场，世界市场。请大家参考松下，索尼等日本企业的发展史。 日本经济发展案例就说明了 先进的管理思想的转变促使了一个企业，一个经济体的发展。 很多事情需要多角度多方面去思考和面对。 一个学科，一个概念，一个事情。总是有很多方面可以去思考和观察。不管是哲学，物理，国家，社会。当然在管理思想上也有很多学派，例如：科学管理学派，一般行政学派，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系统学派，及现今盛行的权变学派。 这本书在入门教育上做足了工夫。在很多学派上都做出了相应的介绍。 联系生活，我们总是会很片面很孤立很形而上学地去看待一件事情，评论某一种社会现象，但是真的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多角度多方面地去思考。 学管理，第一步应该是用科学的方法管理自己。 如何活学活用学到的知识。 比如在这本书的323页提到的戴明博士提出的PDCA循环——P（plan）——D（do）——C（check）——A（action）。这个循环理论也可以运用到平时我们生活做计划当中。详见：很多书籍中也借鉴了这种方式。 当然看完这本书，还是引发了我的一点点思考 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在世界管理思想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呢？ 中国的企业更适合哪一种管理方法？ 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组织或者说集体，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概括的。 微博上一个外国人做的一个介绍中国的视频里面总结道：“中国人耿直却又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常乐却又梦想暴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这就是中国，矛盾复杂，很难归纳成一个模式。” 地址：-html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复杂且多元，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文化更加注重的是人这个本体，中心在于“以人为本”。《孙子兵法》？儒家思想？道家思想？ 哪一种更适合现在的中国企业呢？ 我需要更多的书籍，思考和体验。
中西方管理思想史的异同
一百年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在这些希望上面投下阴影。后来，这些学说和希望终于激起了法国大革命；然而法国大革命却又产生了拿破仑帝国，拿破仑帝国又引出了封建的“神圣同盟”。在这次打击之下，直到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才又缓过气来，其后它那复苏了的乐观精神接着又重新出现。然而主观主义发展到新教和自由主义后并未止步，它还要求进一步否定国家权力以发扬自我；于是，就象一块从山顶经过山腰而滚向山脚的石块一样，主观主义就从自己的发端经过新教和自由主义而向着自己的山脚——无政府主义疾驰而去了。近代哲学始于笛卡尔，他基本上所肯定为可靠的就是他自己和他的思想的存在，外在世界是由此而推出来的。这只是那个通过贝克莱、康德直到费希特的总的发展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到了费希特遂认为万物都只是自我的流溢。这是不健康的；从此之后，哲学一直在企图从这种极端走到日常生活的常识世界里面去。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总是和哲学上的主观主义携手并进。实际上，早在路德在世的时候，就有些不受欢迎而又不被承认的弟子们已经发展出了再洗礼的学说了。再洗礼派反对一切法律，因为他们认为好人是无时无刻不被圣灵所引导的，而圣灵又是不可能受任何公式的束缚的。在十九世纪又产生了另一种形式更激烈的、已经和宗教不再有联系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虽然是反宗教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多的早期新教的精神；它和老的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不同点仅在于把路德针对着教皇的那种仇恨转过来针对着世俗的政府。主观主义一旦脱缰之后，便一泻到底而不能再被束缚于任何的界限之内。新教徒在道德上之强调个人的良心，本质上乃是无政府主义的。但在习惯与风俗的影响之下，新教徒们在伦理方面仍然是按照传统所确认的道德方式来行动的；但这并非是一种稳定的平衡。十八世纪的“感性”崇拜开始破坏了这种平衡：一种行为之受到赞美并不是因为它有好结果或者因为它与一种道德教条相符合，而是因为它有着那种把它激发起来的情操。由这种态度就发展出了象卡莱尔和尼采所表现的那种英雄崇拜，以及拜伦式的对于一切激情的崇拜。浪漫主义运动在艺术上、在文学上以及在政治上，都是这种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不是把人作为我们应予关注的终极目标而是作为一种美感上的愉悦的观察对象。猛虎比绵羊更美丽，但是我们仍然把它关在笼子里。可是极端的浪漫派却要把笼子打开来，去欣赏猛虎猎食绵羊时那幕壮丽的纵身一跃。他鼓励着人们想象他们自己是猛虎；可是如果他的鼓励成功的话，人类就只好再进行大规模的自相残害了。针对着近代主观主义的这种不健康的形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反应。其中对它的最激烈的反对就是国家崇拜（即国家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天主教所给予教会、甚至于有时候是给予上帝的那种地位给了政府。这种理论对集权制度和独裁制度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它的同情和欢迎。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代表了这种理论的各个不同的方面，而他们的学说在实践上就表现为克伦威尔、拿破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党，则是尼采式的权力崇拜和霍布斯式的国家崇拜以及狂热的种族偏见三者的组合。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和这些思想距离得是非常遥远的，但在实践上也表现为和权力崇拜、国家崇拜的结果极其相似的社会形态。无政府主义者从中世纪的迫害中体验了专制制度的害处，因此他们宁愿不要政府；而国家主义者们则从意大利近代的混乱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狂热中看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于是他们便认为再坏的专制制度也比无政府状态要强。不久以后，人们就从这两者的争论中看出来，真理不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在他们两者的中间。政府的权力是必要的，但要有个限度；个人的权力更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毫无止境；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真正地保证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沉默了一段不短时间的自由主义学说在十九世纪又以巨大的声势重新出现并席卷了北美和整个的欧洲。和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折衷妥协的产物一样，自由主义实际是一种折衷妥协的学说，它企图给个人和政府划定其各自的领域。这种学说的近代形式是从洛克开始的，洛克对于“热情主义”——即再洗礼派的个人主义——和对于向绝对权威的屈服以及对传统的盲目服从，是同样地反对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所有的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人们的神圣的不可让渡的权利；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人们才成立了政府。如果政府侵害了人民的这些权利，人民就可以用革命的手段去废除这个政府而建立新的政府。自由主义还认为，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据此它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
摘要：中国古代是一个文明大国，古代社会的管理对中国现代的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处在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让我们从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吸取营养，作为借鉴以及指导我们的管理行为，本人拟对此做简要分析。 关键词：古代管理；现代管理 管理通常被解释为管辖和处理。管理思想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管理活动的思维所形成的观点、想法和见解的总称，它是人们对社会生活里各种管理实践中种种社会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自觉的和系统的反映。管理思想是在管理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从思想萌芽、思想形成到不断系统与深化的发展过程。人类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是悠久的。管理思想的发展可从古代的管理思想和近代的管理思想分析,它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可分为早期的管理思想第二阶段可分为古典的早期思想第三阶段可分为中期的管理思想第四阶段可分为现代管理思想美国企业界的精英们最先看到管理对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管理思想都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生活生存环境和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都无一例外地会带有这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印痕。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同样也带有鲜明的中国地域和传统文化的烙印。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管理。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从事集体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时，由于需要组织和协调行动，管理也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大致可划分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管理思想；“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它内容丰富，值得今人认真学习与借鉴。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思维的方式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和当时的条件和社会环境基本融为一体。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古代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素质高低。管理者的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否则，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败。因此，管理实践是和个人经验分不开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管理。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促进它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挥劳动及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监督劳动。因此管理思想的发展是由当时的条件和时代决定的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和谐观在管理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为：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可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伦理观在管理上的集中体现，对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人际关系是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它作为影响人们活动效率的因素，起作用的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来调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管理的核心在人的问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如怎样以道德为核心在社会生活及决策管理中发挥作用，将人们引向管理目标，实现统治者的目的，孔子所倡导的仁政与礼治，可谓达到了最高的理想境界。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求治"、"求善"为目的，以人情主义为特征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机制下，"礼"在各种管理行为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功能。而"礼之用，和为贵"，其中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则是"仁""仁"作为礼的核心，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这种主张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化来影响群众达到目标，以心理情感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洋溢着浓浓人情味为形式的"德治"方式，体现着高超的管理艺术，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巨大效果。 在现代社会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利用人情感应来控制人的行为，是现代管理的高明之处。一方面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与社会之需要，并使人们形成较强的群体意识，提高人们对组织的认同感、责任感；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管理组织具有很强的自组功能。因为在人情主义的调控机制下，组织中各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心意感召实现人际互动。这种由情感实现的互动，就是管理系统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控。所以，人际关系在当今的组织管理中占据无法替代的地位，管理者所要履行的职责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义"与"利"二者的关系，在整体把握中求得共同发展，达到终极目标——义利合一。惟有如此，管理者才能真正推出模范的行为，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才能充分调动、发挥处于管理系统中的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创造出较为丰富的物质、精神价值。 管理是一种文化，只有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上的创新。我国古代的激励方法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管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极大地丰富了管理理论，其中不乏有精华之理。今天，我们只有不断地深入挖掘前人的管理思想，不断地深入结合现行的管理方式，立足于本国国情，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才能在实践中探索出适合国情的管理方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吴照云管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看看能不能用到政府诚信建设探析[摘要]政府诚信是所有诚信现象中最重要的一种，它贯穿于政府与公众的整个互动活动之中，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公民诚信、市场诚信和民主政治的建设。为此，必须认真探究政府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寻求治理政府失信的根本途径。政府诚信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惯性影响，政府公务员诚信意识的淡薄，政府行为中内隐的自利性，政府行政诚信规范制度不健全等。当前，在大力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同时，政府诚信机制建设应成为首要的现实课题。作为政府，应率先垂范，致力于自身的诚信建设。关键词：政府诚信 建设 行政管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民主政治不断推进之时，诚信—这一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伦理道德与政治价值，日益引起人们在理论与现实中的深刻反思。一直以来，诚信被誉为中华民族之传统美德，是维持整体社会结构的核心价值。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儒家最重视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在儒家伦理中，诚信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诚信被视为立身之本，立德之本，立业之本，立政之本，立国之本。一、政府诚信建设的重要性“打造诚信政府”在现代政府改革中占据了重要的话语权。在现实中人们一致认为，政府诚信是表率，企业诚信是重点，个人诚信是基础。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建构中，“从上做起”比“从我做起”更为重要。那么，什么是“诚信”，什么又是“政府诚信”呢?在学界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浅而言之，诚信就是指诚实、守约以及因此而能够获得他人的信任。其核心含义是:一个人具有代理人品格中所包含或要求的关于信任、信赖和谨慎善意、坦诚的品格。诚信的作用在于使将来的行为变得更加可以预期、更为确定，从而避免或减少风险。政府诚信即政府与民众在共识的基础上产生契约关系后，对履行契约而作出的承诺。从契约理论的角度分析，民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行使，政府在获得了民众所授予的公共权力的同时，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职责和义务。具体而言，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政府(诚信方)是否具有值得公众(信任方)信任的因素(包括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政府人格方面的因素)及其履行契约的能力在客观上能为信任方所信任的程度，即来自信任方的评价;另一方面是指政府对信任方的责任感以及实际上对公众的期待和信任的回应。政府诚信源于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委托一代理关系，其核心部分就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政府对公众的诚信。政府行政人员依据委托契约得到相应的酬金(工资、奖金)、荣誉等利益因而必须履行相应的职能，但这种契约不同于经济契约，经济契约的“标的”是物质形态的商品，而政府契约的“标的”既有物质方面的、如提供公共设施、维护和平与安全、制定法律和法规等，又有伦理层面的，如正义、公平、公正、民主、宽容、责任等，内容十分广泛[1]。这样，政府要成功地履行职责，就必须要依靠“诚”，即对民众的忠诚、有责任感。从政府承担的职责看，政府诚信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是社会最大的诚信，与民众的利益密切相关，与国家的兴亡密切相关。二、政府诚信缺失的原因政府诚信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影响，有现实的原因，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一) 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惯性影响。我国的现代化是在有着上千年封建主义的文化背景下起步的，其中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一有适当的气候便可能得以再生。其模式的特点是:皇权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其结构是纵向隶属式的，自下而上层层隶属，高度集中，从而使内部各组织、组织内的个人失去应有的自主权和相对的独立地位，形成一个以皇帝居于至高无上的顶点位置的“人治”金字塔。其管理方法是一级管一级一层管一层，从汉代“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一个惯性下来。这种封建社会的人治传统，是与社会的现代化相背离的，是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但其惯性的影响力却十分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前进的今天，这种人治的传统模式仍有一定的地位。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维护着这种“官本位”的制度，因为它有利于自己权威的发挥，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可以为所欲为。几千年传下来的这种“官本位”的制度，也同时强化了人们的奴性意识和盲从权威的习惯，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极大的依赖。(二)政府公务员现代诚信意识淡薄。政府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政府公务员“契约诚信”观念不强。手中执掌者国家的行政权，就应该有一种责任，还应当承担行为的后果。当人民把职务给了你，就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即委托方(公众)将行政权委托政府行使，作为代理方(政府)应当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国防、治安、公共福利、司法公正等等)，如果代理方职责履行得好，其官员就应当获得应有的工资、报酬、荣誉等。如果政府不能提供委托方的正当需求，无法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代理方就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理，委托和代理关系的存续也就值得考虑了[2]。这种关系必须以诚信为支撑。而诚信的背后是人与人交往关系的平等原则。但相当一部分公务员没有这种诚信理念，对担负的工作从未想过还应该向人民承诺，还要负违约的责任。(三)政府行为中内隐的自利性。正如恩格斯所说:像其他成员一样，官员也会受到自身利益的驱动。作为政府“经济人”，有自利意识，并想法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并不奇怪，也不为过。关键是，“利”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一种人特别看重精神需求，以满足精神需求为乐。能使自己快乐，就是一种自利。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助人为乐”也包含了一种自利，因为帮助了人，自己获得了快乐，获得了精神上的利益。所以如果政府机关或公务员能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头，并能以自己的智慧尽力为人民办好事，由此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奖励，获得了荣誉，得到了提拔，这就是一种利民又利己的事。但这里所言的利己，显然性质完全不同，是一种“内隐”的自利，完全以获得物质利益和享受为目的的。(四)政府行政诚信规范制度不健全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必要的法律法规诚信体系。如接待制度、融资制度、证券制度、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诚信机制具有强制力和道德约束力，维护了正常市场交易秩序，减少了在交易中的诚信风险，并增进了预期可获的利益。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法律法规主要是侧重于以企业为代表的经营性市场主体，用来规范政府及其行政人诚信的法律法规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虽然政府在建设诚信体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整体上而言，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举，不具体，不周详，离完善的可操作的制度甚远。三、政府诚信建设的途径选择我国历来奉行诚实守信的品德，“诚为根，信为本”，它是一种比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更为重要和宝贵的社会资源。但诚信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败血症”，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隐患。而政府诚信是各类诚信之首，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诚信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说与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诚信缺失不无关系[3]。在大力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同时，政府率先垂范，通过加强自身诚信体系的规范建设取信于民，这已经成为21世纪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使命。政府诚信建设的措施有哪些呢?(一)完善政府诚信行政体制。要完善政府诚信行政体制，必须了解政府的属性。只有了解了它的属性，才能明确政府应有的职责，给其职责以正确的明确的定位。政府管理的方式也应当转变，由控制型的管理方式向协商型的管理方式转变，变被动型的管理方式为互动型的管理方式;由微观干预的管理方式向宏观调控的方式转变，这里要说明的是，宏观管理方式也必须由理论走向实践，需要政府具体的管理措施来实行，即以政府管理理论为指导，制定出微观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这不是实行微观管理的方式，而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微观处理)，扎扎实实，即政府应当承担的职责、应有的结果必须清晰明确，管什么(干的范围)管到什么程度都要清楚地界定。职责、功能越模糊，权力就越大，越容易造成混乱。管理方式的转变，需要建立一个透明政府。公民缺乏有效的信息，对政府的失范行为就无法鉴定更无法监督，所以，政府应当实施阳光行政。政府拥有的各种信息优势，如人为地进行保密，使得公众处于一种“理性的无知”状态，这给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准备了最好的条件，行政失范行为不可避免，政府公信度必然下降。实施政务公开，提高信息透明度，既是民主政府下的公民和消费者具有信息获知权的具体体现，也是政府行政管理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论-文-网 LunWenNet](二)建立健全政府诚信制度。诚信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制度危机。前面所说的诚信体制虽好，但它不会自发地成为现实，体制改革进行了这么多年，但是越位者、错位者、缺位者仍大有政府在，就是没有制度的约束，邓小平同志以最通俗的语言阐明了制度的重要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4]”所以要使政府行为的输出最大限度地与政府委托人的输入预期一致，使政治代理人的合法利益与政治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一致，就得依靠主宰我们命运的制度，让刚性的制度来保证民众的利益不受损失。诚信制度应具备哪些内容呢?行政行为法定化。前面己经谈到，政府机关或公务员具有自利的一面和借助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可能，要消除失信行为完全靠个人的自觉和道德的约束是不够的，依靠法律则较为有力。具体内容是:完善依法行政制度。对贪官要有威慑，对庸官、獭官也要有压力，要让人们觉得当官大不易，就要有一种硬性的约束，那就是要有一套完备的制度；职位职权法定。行政职权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或授予，使其有法律依据;不得擅自设立职位，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过法定职权，越权无效；依法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时，不但要有法律依据，而且还要遵循法定程序[5]。法体优先。行政活动不得与法体相抵触。健全约束监控制度。应建立行政监察、行政监督制度，建立行政投诉、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让所有失信于民的政府行为都置于法律法规的监控之下。要设立多重防线，以严防死守的办法予以监督。严格工作程序化管理，有些事件要跟踪督办，要确保群众投诉的问题有处置、有结果、有回应。建立科学的考评制度。诚信行政应作为公务员考核的主要内容。人们倡议建立信誉等级评定制度，设立相关评定机构，其评定内容是:政府部门设置和职能情况、依法行政情况、决策和管理的科学程度、信息公开程度、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政府支出和债务情况、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程度等[6]4．完善失信惩治制度。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实行对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治。提高失信成本，依法追究其行政及经济责任，并给与受损害单位或个人合理的补偿。要使守信着感到光荣、有价值，使失信者得不偿失，让其不敢冒失信之风险。建立公务员诚信信息数据库制度，搭建个人诚信平台。建立包括数据采集、披露、评估、使用、保护、监管等方面的联合征信制度。诚信数据应向全社会开放。欧洲一些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赋予政府以数据开放的强制权，以保证数据的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和威严。(三)加强公务员诚信教育。在当今多种价值观念并存和冲突的时代，仍然使用传统的道德说教方式是难以奏效的，教育应当寻求从内容到方式方法上的扎实和创新。从内容看，要紧扣公务员的身份，狠抓公仆意识的教育，价值观的教育和责任心的教育，并让公务员了解诚信的内容、意义。当然，诚信不是孤立的，它与法律意识、市场经济规律等密切相关，对公务员要开展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引导。在当今政府出现道德危机的情况下，在公务员培训中应当开设行政伦理课，而且要做重点考核。作为公务员，至少应当认识这些问题:什么叫诚信?诚信与道德的关系怎样?当前公务员诚信缺失的表现有哪些?有什么危害?如何解决诚信缺失的现象?教育的方式应当多种多样[7]。通过各种教育手段，提高教育的覆盖面，加大教育的成功度，这样，是可以使公务员由诚信道德的认知上升为道德情感，转化为道德意志，从而产生自觉的道德行为的。只有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良知，人们才能有效调控自己的行为，做到自我反省、自我评价、自我控制、自我完善。(四)浓厚诚信舆论氛围。新闻媒体是政府诚信建设的有力武器，是使政府和民众沟通交流的主要渠道，传媒既能影响政府，又能引导群众。所以，新闻媒体应为政府的诚信建设大声疾呼，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宣传，使“诚信应成为政府根本的准则”和“成也道德、败也道德”的真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8]。新闻媒体权威性强、影响面广，近些年来，一些不诚信的行政人员因媒体曝光而落马的情况不少。可见新闻媒体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结束语：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表率，是整个社会诚信建设的核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极大。因此，应当把政府诚信作为社会诚信建设的龙头。面对政府诚信缺失的现状，加大建设诚信政府的力度，充分发挥其表率和示范作用刻不容缓。参考文献：[1]乔治戴维森，《最伟大的管理思想》，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年版。[2]姆斯柯林斯《企业不败》，新华出版社，[3]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出版社。[4]罗斯埃克曼，《腐败与政府》，新华出版社，[5]戴维皮格斯，《哈佛管理成功学》陕西旅游出版社，[6]夏书章，《行政管理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7]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行政人员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学习学出版社，2003年版。[8]林活力，《以德治国与公务员的行政道德建设》，中国行政管理，2001
一百年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在这些希望上面投下阴影。后来，这些学说和希望终于激起了法国大革命；然而法国大革命却又产生了拿破仑帝国，拿破仑帝国又引出了封建的“神圣同盟”。在这次打击之下，直到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才又缓过气来，其后它那复苏了的乐观精神接着又重新出现。然而主观主义发展到新教和自由主义后并未止步，它还要求进一步否定国家权力以发扬自我；于是，就象一块从山顶经过山腰而滚向山脚的石块一样，主观主义就从自己的发端经过新教和自由主义而向着自己的山脚——无政府主义疾驰而去了。近代哲学始于笛卡尔，他基本上所肯定为可靠的就是他自己和他的思想的存在，外在世界是由此而推出来的。这只是那个通过贝克莱、康德直到费希特的总的发展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到了费希特遂认为万物都只是自我的流溢。这是不健康的；从此之后，哲学一直在企图从这种极端走到日常生活的常识世界里面去。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总是和哲学上的主观主义携手并进。实际上，早在路德在世的时候，就有些不受欢迎而又不被承认的弟子们已经发展出了再洗礼的学说了。再洗礼派反对一切法律，因为他们认为好人是无时无刻不被圣灵所引导的，而圣灵又是不可能受任何公式的束缚的。在十九世纪又产生了另一种形式更激烈的、已经和宗教不再有联系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虽然是反宗教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多的早期新教的精神；它和老的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不同点仅在于把路德针对着教皇的那种仇恨转过来针对着世俗的政府。主观主义一旦脱缰之后，便一泻到底而不能再被束缚于任何的界限之内。新教徒在道德上之强调个人的良心，本质上乃是无政府主义的。但在习惯与风俗的影响之下，新教徒们在伦理方面仍然是按照传统所确认的道德方式来行动的；但这并非是一种稳定的平衡。十八世纪的“感性”崇拜开始破坏了这种平衡：一种行为之受到赞美并不是因为它有好结果或者因为它与一种道德教条相符合，而是因为它有着那种把它激发起来的情操。由这种态度就发展出了象卡莱尔和尼采所表现的那种英雄崇拜，以及拜伦式的对于一切激情的崇拜。浪漫主义运动在艺术上、在文学上以及在政治上，都是这种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不是把人作为我们应予关注的终极目标而是作为一种美感上的愉悦的观察对象。猛虎比绵羊更美丽，但是我们仍然把它关在笼子里。可是极端的浪漫派却要把笼子打开来，去欣赏猛虎猎食绵羊时那幕壮丽的纵身一跃。他鼓励着人们想象他们自己是猛虎；可是如果他的鼓励成功的话，人类就只好再进行大规模的自相残害了。针对着近代主观主义的这种不健康的形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反应。其中对它的最激烈的反对就是国家崇拜（即国家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天主教所给予教会、甚至于有时候是给予上帝的那种地位给了政府。这种理论对集权制度和独裁制度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它的同情和欢迎。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代表了这种理论的各个不同的方面，而他们的学说在实践上就表现为克伦威尔、拿破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党，则是尼采式的权力崇拜和霍布斯式的国家崇拜以及狂热的种族偏见三者的组合。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和这些思想距离得是非常遥远的，但在实践上也表现为和权力崇拜、国家崇拜的结果极其相似的社会形态。无政府主义者从中世纪的迫害中体验了专制制度的害处，因此他们宁愿不要政府；而国家主义者们则从意大利近代的混乱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狂热中看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于是他们便认为再坏的专制制度也比无政府状态要强。不久以后，人们就从这两者的争论中看出来，真理不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在他们两者的中间。政府的权力是必要的，但要有个限度；个人的权力更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毫无止境；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真正地保证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沉默了一段不短时间的自由主义学说在十九世纪又以巨大的声势重新出现并席卷了北美和整个的欧洲。和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折衷妥协的产物一样，自由主义实际是一种折衷妥协的学说，它企图给个人和政府划定其各自的领域。这种学说的近代形式是从洛克开始的，洛克对于“热情主义”——即再洗礼派的个人主义——和对于向绝对权威的屈服以及对传统的盲目服从，是同样地反对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所有的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人们的神圣的不可让渡的权利；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人们才成立了政府。如果政府侵害了人民的这些权利，人民就可以用革命的手段去废除这个政府而建立新的政府。自由主义还认为，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据此它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
西方思想的中世纪基础 中文摘要】 本文从历史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强调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反对简单的以时划界、各贴标签的做法。通过对西方中世纪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分析,尤其是对但丁及其作品的分析,文章指出中世纪在西方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传承作用,其核心在于中世纪在重新阐述传统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信仰和欢乐"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