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①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②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③。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载途④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 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⑤。”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 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③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 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生生的生物。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物候观测的数据①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子。 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年的山桃、杏花、苹果、榆叶梅②、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1961年迟十天左右，比1960年迟五六天。根据这些物候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北京地区1962年农业季节来得较晚。而那年春初种的花生等作物仍然是按照往年日期播种的，结果受到低温的损害。如果能注意到物候延迟，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这种损失就可能避免。 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 首先是纬度③。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三四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但是到晚春五月初，南京刺槐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 经度①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广，但是在大连，连翘③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一个星期。又如济南苹果开花在四月中或谷雨节，烟台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但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 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无霜。在华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是这个道理。 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 1750年十年平均的春初七种乔木油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十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九天。就是说，春天提前九天。 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①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 。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树木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的。 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直面挫折就像澄澈明空前的乌云密布，就像七彩之虹前的大雨倾盆，就像朝霞前的黑暗，就像凤凰的浴火重生，就像蝴蝶的破蛹而出。挫折，就如那涅磐的火，就如那纠结的蛹，而我们，终究要学会面对。学会像火，勇往直前。可曾想过野火燎原是为了下一年的生机勃勃？在朽木枯藤之间绽放的一抹娇绿，欲滴的颜色来自那吞噬一切的烈火，生命的轮回来自残酷的毁灭。只是烈焰不光历练了肉体，亦是检验了生命的深度。无从得知那摇曳的绿色在面对烈焰时的感慨，也许那生命的颜色是比那野火燃烧的更旺的情愫，面对着烈火焚身，生命的荣光却直走长天。正如面对挫折，许许多多的人选择了放弃。而当你作为树木只能直面烈火之时，又会做出如何的选择？只想如何保护自己，从不考虑挑战自我。只有自己把自己打败了才是真正的勇者。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直面挫折的勇气。学会似水，婉转流过。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可以想象吗，为了获得一颗金子的心，小泥人踏进了湍急的河水，泥土混结而成的身体迅速融化，灵魂一丝一毫的远离身体，就如同那棋盘上的兵，选择了一条只能前进的路。回头，它将是一个残缺的泥人，犹豫，只会加快生命流逝的速度。泥菩萨过江，只是自身难保而已，一旦保住了，又怎会还是泥土之躯？是凤凰，还是蝴蝶，你会发现只需要给它们一个重生的理由。学会如风，穿透荆棘……古老的人们相信，风，是呼啸而过的精魂，是那些坚强的生命在世间划出的风景。它无形，却又有影，难道不是吗？肉体不可永葆，精神却能永存。看那风的轨迹，像书，像峰，也像戟。那史书上永篆的字迹，那口口相传的功绩，不像那蝴蝶的双翼吗？就像风吹过，带来繁茂枝桠间的凉意，带来那脱蛹而出的美丽，那美丽，又代代相传，是因为经历了束缚，经历了风的洗礼，才有的振翅而翔、飞越了挫折的生命。像火、似水、又如风，奈何，谱写的亦是同一曲赞歌，听那颤抖的双翼挣脱束缚，看那彩翅斑驳，任那坚强的生命直走挫折的高岭，面前，彩蝶翻飞……
概念[编辑本段]和谐相处指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互惠互利、彼此促进的共同生存。 为什么要和谐相处[编辑本段]我们生活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中，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我们必然也必须要面对的。人是群居的动物，从古至今，事实证明人只有充分的分工协作才能更好的生存，更好的改善生活，更好的发展文明。所以与人和谐相处必不可少，这其中的和谐带给我们的是“发展”。人又是处在食物链最高端的种群，对整个食物链和自然界的依赖也最大，依赖大也就消耗大，消耗大带来的是更大的依赖，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而这里的和谐带给我们的是“持续”。和谐相处有什么好处[编辑本段]从抽象的角度说和谐相处可以带给我们可持续的发展，可以让我们内心更加快乐的生活。具体的有以下几方面：a）好的心态 能够和谐的相处，势必带给我们好的心情，好的心情能产生好的处事心态，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态度决定一切。可见有好的心态是多么的重要。而在和谐相处之后，我们就不会再为很多琐碎的矛盾、细枝末节的眼前利益而心烦、发怒，甚至失去理智。也避免让一件小事恶化到无法收场的地步。这样一天和谐的阳光就会天天照耀这我们，也影响着周围的人和物。b）新的思路 大家一定听说过很多地方人和动物争地的故事和人与天斗的感动事迹。对于这些事情我们经常会制定很多的策略去执行、去限制、去管理但是往往问题越解决越多的死胡同……如果能和谐的相处，这样就可以给我们新的思路去应对此类的矛盾，按照自然规律用最适合的方法和创新的思路去解决问题，实现共赢。让矛盾得到终极的解决。c）全面的计划 和谐相处可以让我们站的更高，看的更远，更懂得发现和把握世间万物的规律。这样制定其计划来当然更全面，更实际，也更有可操作性了。怎样做到和谐相处[编辑本段]实际操作有很多种方法，准则不外乎以下几条：a）修身 自我知识和修养的提高，内心快乐充实，懂得包容和自律。b）爱 爱身边的人，爱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同情心。c）当下 现在就行动起来，从小事做起，造福身边的人、保护环境。让自己快乐的生活也是和谐的一部分。
看看《敬畏自然》一课，就知道了
REN YU ZI 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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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19世纪中期，恩格斯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量论述，其基本观点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有些话已经成为经典言论，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人与自然之间具有一体性 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特别是到了近代社会，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增强，往往把自己摆在自然的对立面，宣称要战胜和征服自然。针对这种观点，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在恩格斯看来，人不是处于自然的外部，而是自然的产物和组成部分。他讲的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就是指人本身具有作为自然的产物并始终归属于、依存于自然的属性。 事实上，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的确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体的生命活动始终遵循自然规律。在自然界的长期演化中，人类形成了超越其他物种的智能，并建立起极其复杂而严密的社会组织体系。虽然人类同其他生物和无生命的物质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特别具有高度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是人类本身是自然长期进化的结果，而且始终同自然之间保持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没有人类，自然照样存在，即自然不依存于人类；但是人类只有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才能生存，即人类始终依存于自然。 理解人与自然的一体性，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定位。虽然人同其他事物相比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但是人并非生活在自然之外，更不能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否则就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际上是人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同周围的环境和谐相处。诚然，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改造和利用自然。但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具有一体性，对自然的任何改造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人自身，所以绝不能把自然当作可以被随意改造的对象。自然的某些部分通过改造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所利用，另一些部分则只有保持原貌，避免被人类改造和破坏，才能为人类所利用。人类改造自然的范围、方式和程度应当有一种自我约束。 二、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恩格斯认为，人所以比其他一切生物强，是因为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 （出处同上）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是人类力量的源泉，也是人与其他生物最本质的差别。 从国内流行的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对生产力的定义及解释来看，大都把生产力定义为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其实，利用自然是所有生物的本能，不少高等动物甚至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改造自然。例如，水獭筑坝、蜜蜂筑巢，就其客观效果来说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改造。虽然这些动物改造自然的能力无法同人相比，以致被认为完全属于本能，但毕竟也在它们活动的范围内改变了自然的原貌，使之能够更好地为它们所利用。因此，严格地说，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并不是人与其他生物的本质差别。只有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才是人与其他生物的本质差别。在原始社会，人们最初只是在自己活动的范围内利用自然，包括采集野果，围捕猎物等，后来在劳动中逐步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当原始人捡起一块石头打击猎物时，还只是利用自然；当他把石头磨成特定的形状以便更好地使用时，已经改造了自然；至于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和驯养动物，则包含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如果原始人停留在只是利用自然的状态，一点都不知道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那么同其他动物就没有本质区别。人所以能够从其他动物中分离出来，就是因为在长期劳动中逐步形成了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能力。在近现代社会，人们认识自然规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逐步形成了门类繁多的科学技术。只有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才能科学地而不是盲目地改造自然，从而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减少乃至消除浪费和污染。 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只是注意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近的后果，而对较远的后果缺乏认识；等到这种较远的后果经过积累而变得相当严重时才引起关注，最终造成巨大损失，甚至难以治理和挽回。这个问题在近代社会已经暴露，欧亚一些地方砍伐森林，导致水土流失和自然灾害就是如此。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富有远见的关注，告诫人们要学会预见和控制生产行为干预自然所引起的较远的后果。联想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重温恩格斯的教诲和告诫，人们应当有所启示和感悟。 三、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 有不少文献引用恩格斯的论断：“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这一著名论断已经成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言论。 现代人为改造自然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成就并不意味着人类战胜了自然。所谓战胜或胜利，通常是相对于战败或失败而言，既然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征服和战胜自然的观念。不应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为地构造战胜和战败的关系。事实上，人们改造自然的一切成就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取得的，没有理由说是战胜了自然。何况这些成就往往存在对自然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最终或多或少招致自然的报复。恩格斯当年所分析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和欧洲一些地方破坏自然而遭受报复的情况，同现代社会的情况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由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少数发达国家大量排放各种温室气体和消耗臭氧的化学物质，导致全球温室效应增强和臭氧层破坏，危及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通过国际协议来减少温室气体和消耗臭氧物质的排放；一些杀虫剂和化学物质最初被研制成功时曾誉为重大发明，并大量使用，后来才发现最终却会严重危害人自身，不得不禁止使用；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各种污染物大大超过环境承载限度，不得不投入并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治理污染，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甚至得不偿失；国内一些地方毁林开荒，导致土地荒漠化，最终不得不退耕还林。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所谓自然的报复，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自然是按照客观规律运行，本来不存在什么恩赐和报复。但是因为我们人类宣称要征服和战胜自然，常常违反客观规律，结果遭受损失，在观念中被认为是自然的报复。不论怎样看，人类都需要冷静地反思自己的观念和行为。自然具有无限的广阔性和复杂性，总是存在未知领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是有限的；自然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无论古代和现代，人类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违反自然规律最终会自食其果。现代人无需回到过去敬畏自然和盲目崇拜自然的状况，但在自然面前保持谦虚谨慎，虚心向自然学习，在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不失为明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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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环境资源法的历史使命 自第一次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尝到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能源危机的苦果，而酿成这种苦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没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干了许多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蠢事。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期”和“十年动乱时期”，盲目推行毁林毁草开荒、围湖围海造田和打虎灭雀等征服大自然的运动，在“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唯意志论的支配下，搞什么“开荒开到山顶，种田种到湖底”和“大炼钢铁”，结果造成了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近几十年来，尽管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措施，退田还林还草，治沙治水治山，但由于欠账过多、积重难返、治理污染艰难和恢复生态缓慢，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恶化的趋势。实践和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谁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自然生态失衡即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的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只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才能实现经济……
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历来是所有文学中的一个具有永恒探讨价值的主题，特别是在中国和西方的诗歌作品中更是如此。诗人们总是从自然界或自然景观引伸出一些奇思妙想，使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在他们的笔下，自然总是被想象得更加美丽，而且将是他们理想的家园。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之下，曾经有过关于乌托邦的种种构想；而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则有着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种艺术构想尤其体现在不少作家的文本中，作家们总是通过对往事和自然景观的描写和回顾来表达自己对一切人为的东西的厌恶，这实际上也形成了后现代文学的一大特色。[1]显然，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关系，因为那些极力讴歌大自然并且充满了浪漫主义理想的诗人们总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某种甚于实在世界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世界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也有着两个不同的方面：既相互之间密切关联同时又相互矛盾。毫无疑问，人类如果不依靠自然就无法生存，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是自然创造了人，培育了人，而且甚至使人得以进化到当今这个状态。但另一方面，人们通常又不善待自然，不仅仅耗尽其有限的资源，更有甚者，他们很少想办法去保护自然。因此毫不奇怪，大自然有时当然要给人类带来一些麻烦甚至严重的灾害，而且有时还会导致人类无家可归。这种现象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变得比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关系远为复杂。同时，上面所提到的这一切又总是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因其文化背景和美学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对于比较文学学者来说，尤其对于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更是一个颇有诱惑力的论题。本文旨在展现一些中西方作家眼中的自然的不同表现形式，通过这种共同点和差异的比较和分析以探寻一种既可用于解释西方文学现象同时又适用于中国文学阐释的共同美学。 既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作家来说是如此地复杂、微妙甚或诱人，因此它便成了东西方所有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永不衰竭的主题，其原因在于它始终促使人们在自然中去探寻人类实在世界所无法实现的理想。毫无疑问，当自然处于最佳态势时，它必定是人类的理想家园，尤其当人们面临剧烈的变革和民族冲突时就更是如此，这时，他们不由得流露出怀旧的情绪，往往试图在自然中觅见较之实在世界更为美好和理想化的东西。因此在这方面，自然显示出远远胜过现实世界的优越性，尽管这样一种自然显然是人为建构的和理想化的。但是由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哲学背景以及作家自身的人生哲学和世界观，这样一种关系也就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得到不同的表现。我这里仅举人们经常讨论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例子。 几乎所有熟悉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诗人陶渊明曾于一千五百多年前退出官场后写下了不朽杰作《桃花源·诗并记》[2]，作为一位擅长于描绘自然景观的诗人，陶渊明对自然有着深切的爱恋，有时这种爱恋甚至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一种返回自然的倾向。显然，他深受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所谓“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之观念的影响，这部杰作在许多地方流露出诗人的这种思想。《桃花源记》自问世以来，便和诗人的另一些以描写自然为题材的作品不断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讨论和分析甚至争论，因为陶渊明对一种远离尘嚣世事的理想的家园的大胆预言乃至建构给了人们以极大的诱惑。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中国作品预示乌托邦的极好范例，因为这部作品的写作年代远远早于托马斯·莫尔对乌托邦理想的建构。在许多方面，它与乌托邦迥然不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又可以被看作是东方人早期对乌托邦预示的文本。当西方汉学家詹姆斯·海尔塔武尔(James Hightower)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发表其英译文时，这部作品终于对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着丰裕的物质文明的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但他们却向往着陶渊明所建构的那种恬静幽雅的田园生活环境。[3]因此这部作品又可以被解读为一个不断地被东西方的读者阅读和建构其意义的寓言。每当人们受到自然灾害或其他人为的毁灭性损失时，诸如战争或民族间的冲突或者其他形式的动乱，等等，总不由得会想到陶渊明为我们描绘的那个理想的家园：一方面，他们对混乱的世事感到腻烦，另一方面，就诗人陶渊明来说，他实际上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家园，在这里，没有剧烈的冲突或争吵；一切都是那样幽雅宁静，美丽和自然；每个人都举止得体，显得彬彬有礼，从不伤害别人；这里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等级制度之分，不存在什么统治者或臣民，村里村外都是一个样。正是在这个地方才能实现所谓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理想。显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充满幻想的故事是不可能存在于人世间的，尽管也许可以发生在很久以前人们的想象世界，甚或文学作品中。众所周知，历史是不可能复现的，历史的复现只是在寓言的意义上才得以实现，或更为精确地说，在文学作品中才得以实现，因为在那里才能最完美地体现作者对世事的憎恶和对自然的热爱。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现在来读陶渊明的作品并试图去对之作出新的解释呢？依我之见，这部作品与当今的现实密切相关，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对现实总是不甚满意，他们始终以各种方式探寻理想的处所，因而如果我们试图以一种能动性解读的方式来发现这部作品的意义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它的意义正体现在这一点：一方面，人们为了使大自然变得更加美好，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尽了自己很大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人类又在更多的方面做了不少损害大自然甚至损害人类自身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一种无法克服的悖论。人们所能够做的事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各种形式的自然形象，以便以自己的方式和意愿来使得自然变得更加美好。尽管所有的人，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热爱自然，但他们仍然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因此我们便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有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表达。这种差别尤其体现在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东西方文学作品中。 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常常喜欢拿陶渊明和英国十九世纪的“湖畔诗人”华滋华斯相比较，因为后者也十分喜爱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大自然或自然景观。他们很容易将这两位诗人看作是代表对待自然的两种不同态度的最好范例，当然这种差别主要是不同的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以及文学传统所使然。诚然，如果我们从比较的角度仔细地阅读这两部作品的话，或将这两位诗人也“文本化”(textualize)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这两个案例来找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主要相同点和差异：陶渊明这位自愿退居田园以便“远离尘嚣”的中国古代自然诗人深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笔下展现的自然之概念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的统一，或曰“天人合一”；而华滋华斯这位十九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则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和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幻灭而不时地在作品中流露出怀旧的情绪，他也向往着回归自然。很明显，这两位诗人都被人们看作是自然诗人，分别以在作品中讴歌大自然并寄托自己对自然的深深爱恋而著称，但是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文化背景、知识传统以及表现方式的不同，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就显示出了对自然的不同态度。 正如我们前面所读到的，陶渊明对自然的表现更具有寓言性，而非仅仅是现实性。他试图在自然与现实之间拉开一段距离，以便使自己创造出的理想的家园——桃花源——具有永久的美。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桃花源倒越来越对古人和今人有着难以消逝的诱惑力。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们都试图从这一古典文本中发掘出当代意义。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远比陶渊明时代的桃花源进步和先进的时代，因而我们就拥有使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十分便利的现代科学技术，我们可以创造我们的古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任何人间奇迹。但是，身为处于世纪之交的现代人的我们，为什么又不时地去梦想对我们从来就是远不可及的乌托邦呢？确实，人们总有着某种怀旧感，尤其是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自己理想的时侯就更是如此，其表现形式往往大都体现在文学作品中。 若从接受美学的理论视角来看，我认为，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可以基于自己时代的生活和阅读经验从不同的角度对《桃花源记》作出新的解释。因此在这个，基于我们在细读这个文本时对现实的指涉，我们就能重新发现这一理想的家园的现实意义。它实际上起到了某种以理想化的玫瑰梦来反拨并非尽如人意的现实之作用，但是梦毕竟是梦，梦是永远不能成为现实的。因此桃花源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陶渊明本人的乌托邦建构，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在于他为当代人预示出了一个理想的家园。我们生活在当今这个并不稳定的且到处是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的世界的人们难免不产生一种怀旧感，其表现形式就是试图建构各种类似乌托邦理想的家园，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努力肯定失败。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不少中国学者都认为陶渊明对桃花源的建构或多或少表达了他对世事和人生的消极态度，或者说是通过返回自然来实现对现实的逃避，或者说反映了他对不尽人意的现实的看破红尘的态度。但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东西方的冲突结束后的今天，文化上的差异将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作用。因此，重读陶渊明的诗作和桃花源的故事将更有意义，尽管我们并不相信他那充满幻想的描绘。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有诸如桃花源这样的理想的家园，这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因为在这里不存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任何冲突或矛盾，也没有喧嚣的城市生活或工业污染，在这里，我们真正到达了一种理想的境界，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了一种完美的融和，以致于自然竟成了始终令人们神往的理想的幻像。在自然中人类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崇高目标，使自己升华到完美的境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其理想的方式得到展现：和谐融洽得几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显然，对于生活在人间的我们，这不啻是一个使人难以企及的乌托邦，但是这对于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寻求这样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的家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文学作品赋予人们以极大的想象力。 也许从陶渊明所建构的桃花源这一中国式的乌托邦理想来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一种基本的中国式的人生哲学，即一种和而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征而言，差异显然是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差异就非得以对立的形式出现，有时处理协调得当照样可以达到和谐，这就是在和谐的基础上保留各自的特征。在陶渊明眼里，现实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他又不想去以任何暴力或其他形式的剧烈的革命来改变丑恶的现实，那么他所希望建构的就只能是一种远离尘嚣的东西，并试图发现某个不同于现实但又不想去取代现实的处所。如果我们将其拓展到当今的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就能找到解决中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之差异的暂时的方法。这两种文化都没有必要去压倒对方，因为差异会永远存在下去，但并无必要形成一种对立关系。找到一切都很相似的东西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味趋同，我们就会以丧失自己的文化和民族身份为代价。中国文化应当而且有可能同西方文化和谐地共存共处，中国文化也可以和西方文化在许多层次上进行对话。在这个意义上，冲突将会逐渐地由一种和谐共处而非剧烈对立的关系而取代，而且双方的文化特征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得以保留。在这方面，陶渊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也就是说，在任何时侯，人类都应当有自己的理想，并且应当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如果不能在现实世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们便有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对令人怀念的过去加以建构。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返回自然和返回过去的倾向，陶渊明才被不少学者批评为逃避社会现实，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说，陶渊明对自然的态度是一种之于剧烈的人类变革和社会现实而无动于衷的道家哲学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指出，华滋华斯的返回自然则有些不同，因为他之所以逃避社会现实，是因为他对由法国大革命所导致的激烈的社会变革感到诚惶诚恐，他曾一度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过这一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但后来眼看着许多人被无辜杀死而改变了原先的态度。正如他在一些作品中所描写的，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致使他濒临情感崩溃的边缘，当他“由于这些矛盾而搅得他心神不宁”时，他甚至“在绝望中产生了一些道德上的问题”。他受到了剧烈的情感折磨，近乎精神崩溃，但后来却又断然与自己的过去相别，以便“与我的真实自我建立另一种形式的沟通”，这些复杂微妙的情感经验都隐匿在他的许多优秀诗作中。显然，作为一位沉缅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的浪漫主义诗人，华滋华斯是这样表达的，“在平静地聚集起的情感中”，他始终被以往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同自然水乳交融的经验所萦绕着，而这种经验则恰恰是他本人所十分珍视和热爱的。眼前的一些自然物或景观突然把他童年时代曾有过的天真质朴的经历再度突现出来了，致使他陷入对往事的爱恋和向往之中，因而在他的许多诗中，诗人都情不自禁地缅怀这些萦绕他脑际的往事。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他不得不对自然和现实作出或者积极或者消极的反应：前者显然比后者更为美好，而他采取的则是后一种态度。因此在他的许多自然诗中，他都情不自禁地通过描绘大自然的强有力来表达自己的悲怆情绪，在他看来，自然没有必要同人或现实相和谐。他之所以喜好用最常用的口语词汇来表达复杂的意思，其目的在于显示他本人与自然达到的认同，而正是在这种认同关系中他才得以寄托他本人的希望。在华滋华斯那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同样表达得尽善尽美，但却以视当下的现实为仇敌而且毫无美满可言为代价。在他的诗篇《丁顿寺旁》(Lines Composed a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on Revisiting the Banks of the Wye during a Tour)中，诗人这样写道： 此时此刻，半灭的思想之火在闪烁 诸多往事渐渐黯淡， 似乎一片渺茫， 脑中的形象再度浮现； 我此时此刻不仅怀有 当下的快乐，还有那令人快慰的回想 此时此刻生机盎然，更有那未来的 精神食粮。我敢企望 虽然已时过境迁，当初我 来到山里时的情景；有如小鹿一般 我跑跳着翻过山峦，经过那深深的 河流，还有那孤独的小溪， 每当自然——更像是人——被引导着 从他惧怕的东西那里飞越，而不 像在寻求自己热爱的东西。那时的自然 (我孩提时的那些游戏， 动物的那些欢蹦乱跳之情景均已消逝) 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一切。……我能描绘出 当时的情景。那飞瀑的响声 像炽热的激情萦绕着我；那高高的岩石， 山峰，那深不可测的树林， 它们的颜色和外形，如同往昔 在激发我的欲望；情感的爱恋， 无须更遥远的魅力，通过思想 只有思想而无须任何兴致和视觉来获得。 俱往矣，一切巨大的欢乐不再出现， 一切巨大的狂喜……。[4] 显然，在上面这段描写中，华滋华斯对大自然的向往甚至认同溢于言表，他的逃避社会现实和返回自然之倾向并非出于他本人的意愿，尽管他确实十分热爱大自然因而甚至试图在上述诗行以及另一些诗文中将自己认同于自然。但正如艾布拉姆斯所总结的那样，\"华滋华斯权衡诗歌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是‘自然’，而他所说的自然则有着三重的原始主义涵义：自然是人性的最小公分母；它最可信地表现在‘按照自然’生活(也就是说，处于原始的文化环境，尤其是乡野环境中)的人身上；它主要包括质朴的思想情感以及用言语表达情感时那种自然的、‘不做作的’方式。”[5]因此他坚定地相信，一切优秀的诗歌都是诗人的真实情感的“自发的流露”，没有这一前提那就不能被当作是优秀的诗歌。这样看来，毫不奇怪，他本人对自然的态度与陶渊明就不尽相同，而且他始终想在对过去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黄金时代的缅怀中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幻灭，而不像另一些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雪莱)那样，把希望放在未来。但是通过这种比较，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个相似之处：过去的事情是不可能在现在再现的，它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和梦幻中。在陶渊明讲述的故事中，当那个渔人以及另一些人未能找到桃花源时，也就不再有人对寻觅这种幻觉中的处所感兴趣了，它只是不时地萦绕着诗人的记忆。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当作家在一瞬间失去创作的灵感时，灵感是很难再出现的。而陶渊明和华滋华斯对自然的讴歌之所以至今仍能吸引当代读者，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他们对文学想象力的诉求，而当今的文学则恰恰缺乏这种想象力，因而常常显得苍白无力，难以达到震憾人心的效果。 作为一位比较文学研究者，我采取的是一种平行研究方法，拿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华滋华斯的诗歌中所描绘的自然作比较，在这里我谨想提请广大读者注意当今时代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发达国家，人们已经拥有了一切物质上的东西，但这一切都是人为的或科学技术造就的，因此他们并没有对之感到满足，倒是回过头来更加珍视自然并尽其全力来保护自然；而在一些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却不顾一切地在耗尽自然资源，根本不考虑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自然。所以在这些国家，也许应包括中国，由于对自然的这种肆无忌惮的破坏，已经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这时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由和谐转变为对立。在中国的语境下，人们习惯于滥用“人定胜天”这类产生于特定环境的带有政治意义的口号来形容人与自然的对立和斗争，而根本忽略了人与自然可能达到的和谐，在许多地方，人们甚至把自然视为人类的天然敌人。但是一旦人与自然的这种平衡关系失掉，人类将迟早出现更为严重的灾难，不管我们对自然如何，它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回报我们，或者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或者给我们加倍带来灾难或惩罚。因此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曾有过的教训足资我们借鉴和思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陶渊明这位曾建构了远离尘嚣和都市混乱的世外桃源的中国诗人在西方和日本如此受欢迎的一个原因，[6]因为他所建构的桃花源正是人们所热切向往的理想的家园。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后现代作品中常常出现返回原始或自然的倾向的原因，毕竟当人们在经历了各种世事变迁之后，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了保护自然的重要性。也许这就是展现在一切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的循环，尽管其展现方式不尽相同，但热爱自然和将人类自我认同于自然也应当是人的本性。 附注： [1]很明显，在中国当代一些被称为具有“后现代”倾向的作家，例如莫言、苏童、格非等的笔下，返回原始和返回自然的倾向也是一大特色。 [2]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引自《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271-272页。 [3]在1995年10月日本京都举行的“理想的故乡：东方与西方”国际研讨会上，一位日本学者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现在什么物质上的东西都已拥有，因此我们才更加向往桃花源这类充满理想主义的东西\"。 [4]引文见艾布拉姆斯等主编《诺顿英国文学选》(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第4版(1979)，第2卷，第157-158页。 [5]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和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3年版，第105页。 [6]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在“理想的故乡：东方与西方”国际研讨会上，除了我本人作了一个“命题”发言论及陶渊明外，大会的主题发言人芳贺澈也作了“桃花源和乌托邦”的长篇发言。我认为，尽管我们可以对这二者作比较研究，但其中的巨大差异仍然可辨识出。 作者简介·王 宁 1955年生，江苏扬州人。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兼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文化研究会委员。著有《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阐释》等。网上搜到的一篇论文，很详细写出了文学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了，希望帮到你
一、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环境资源法的历史使命 自第一次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尝到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能源危机的苦果，而酿成这种苦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没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干了许多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蠢事。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期”和“十年动乱时期”，盲目推行毁林毁草开荒、围湖围海造田和打虎灭雀等征服大自然的运动，在“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唯意志论的支配下，搞什么“开荒开到山顶，种田种到湖底”和“大炼钢铁”，结果造成了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近几十年来，尽管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措施，退田还林还草，治沙治水治山，但由于欠账过多、积重难返、治理污染艰难和恢复生态缓慢，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恶化的趋势。实践和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谁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自然生态失衡即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的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只有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才能实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