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服饰之图腾遗存审美详细信息论文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论文主题：纳西族 服饰 图腾 审美 羊 虎论文分类：I7论文形态：共 44 页 约 28,820 个字 约 004 M内容论文阅读：内容摘要 - 详细目录 - 相关主题 - 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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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纳西族热情好客，每当猎获归来，凡路遇的行人都可分得一份猎物。贵客临门，主人要做六样或八样菜进行款待。忌讳有：骑马到寨前必须下马，也不能把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脚架，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战神时、忌外人观看。忌在门槛上坐和用刀斧在门槛上砍东西。有的地方还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许杀耕牛、驮马和报晓的雄鸡；忌食狗肉。婚俗纳西族男女社交大都在节日期间进行，男女青年相识后，通过媒人撮合，双方家长合完八字，男方就请媒人送给女方茶二筒，糖四盒或六盒、米二升，有的地方还要加上砣盐两个，以表示山盟海誓，算是订婚，订婚时要摆定婚宴，婚礼要进行3-5天，届时男、女双方都要置办酒席。席上分上八位，下八位，均由新郎跪请客人入座，然后奏乐上菜，上至第三道菜时，主婚人敬酒；第五道菜时，新郎、新娘向客人敬双杯酒。宴毕主人及亲属要站在门外关客。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东巴文化指纳西族古代文化，因保存于东巴教而得名，已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云南纳西族东巴文化与西藏象雄雍仲本教文化是同一或同源文化，雍仲本教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东巴教产生过深远影响。从民族发展历程看，纳西族东巴教与西藏本教息息相关。 首先，二者共同崇拜同一祖师说明了其同一性或同源性。雍仲本教的创始人和导师是幸饶弥沃如来佛祖敦巴幸饶，东巴教的创始人是丁巴什罗。据考证，东巴教徒所崇拜的祖师，就是雍仲本教祖师。
老舍啊,满族的么、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
从13世纪末至21世纪，大约700到800年之间
茶文化包括茶叶品评技法、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它起源久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与宗教结缘。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都喜爱品茗。有的地方把饮茶品茗作为一种艺术享受来推广。各国的饮茶方法相同，各有千秋。中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茶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 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包含茶叶专著、茶叶期刊、茶与诗词、茶与歌舞 、茶与小说、茶与美术、茶与婚礼、茶与祭祀、茶与禅教、茶与楹联 、茶与谚语、茶事掌故、茶与故事、饮茶习俗、茶艺表演、陶瓷茶具 、茶馆茶楼、冲泡技艺、茶食茶疗、茶事博览和茶事旅游等廿一个方面。历史性 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历史非常悠久。 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 汉朝 ，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 。隋朝，全民普遍饮茶。 唐代，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茶”，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 清朝，曲艺进入茶馆，茶叶对外贸易发展。茶文化是伴随 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诞生的。历史上的茶文化注重文化意识形态，以雅为主，着重于表现诗词书画、品茗歌舞。茶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融化了儒家思想，道家和释家的哲学色泽，并演变为各民族的礼俗，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模式。 时代性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给茶文化注入 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这一新时期，茶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正在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新时期茶文化溶进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新闻媒体和市场经济精髓，使茶文化价值功能更加显著、对现代化社会 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茶的价值是茶文化核心的意识进一步确立，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新时期茶文化传播方式形式，呈大型化、现代化、社 会化和国际化趋势。其内涵迅速膨胀，影响扩大，为世人瞩目。 民族性 各民族酷爱饮茶，茶与民族文化生活相结合，形成各自 民族特色的茶礼、茶艺、饮茶习俗及喜庆婚礼，以民族茶饮方式为基础，经艺术加工和锤炼而形成的各民族茶艺，更富有生活性和文化性 ，表现出饮茶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藏族、土家族、佤族 、拉祜族、纳西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保安族、阿昌族、布朗族、 德昂族、基诺族、撒拉族、白族、肯米族和裕固族等茶与喜庆婚礼， 也充分展示茶文化的民族性。 地区性 名茶、名山、名水、名人、名胜、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 区茶文化。我国地区广阔，茶类花色繁多，饮茶习俗各异，加之各地 历史、文化、生活及经济差异，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茶文化。在经济 、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和丰富的内涵，也形成独 具特色的都市茶文化。上海自1994年起，已连续举办四届国际茶文化 节，显示出都市茶文化的特点与魅力。 国际性 古老的中国传统茶文化同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及人文相结合，演变成英国茶文化、日本茶文化、韩国茶文化、俄罗斯茶文化及摩洛哥茶文化等。在英国，饮茶成为生活一部分，是英国人表现绅士风度的一种礼仪，也是英国女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和重大社会活动中必需的仪程。日本茶道源于中国。日本茶道具有浓郁的日本民族风情，并形成独特的茶道体系、流派和礼仪。韩国人认为茶文化是韩国民族文化的根，每年5月24日为全国茶日。中国茶文化是各国茶文化的摇篮。茶人不分国界、种族和信仰，茶文化可以把全世界茶人联合起来，切磋茶艺，学术交流和经贸洽谈。（这正是北京国际茶城的成立宗旨）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茶文化以德为中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倡导无私奉献，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主张义重于利，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倡对人尊敬，重视修生养德，有利于人的心态平衡，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人的文化素质； 二是茶文化是应付人生挑战的益友。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市场竞争下，紧张的工作、应酬、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各类依附在人们身上的压力不轻。参与茶文化，可以使精神和身心放松一番，以应付人生的挑战，香港茶楼的这个作用十分显著； 三是有利于社区文明建设 。经济上去了，但文化不能落后，社会风气不能污浊，道德不能沦丧 和丑恶。改革开放后茶文化的传播表明，茶文化是有改变社会不正当 消费活动、创建精神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四是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丰富文化生活的作用明显。茶文化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康乐性，品尝名茶、茶具、茶点，观看茶俗茶艺 ，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五是促进开放，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上海市闸北区连续四届举办 国际茶文化节，扩大了闸北区对内对外的知名度，闸北区四套班子一 致决定茶文化节要一直办下去，并投资在闸北公园兴建茶文化景点， 以期建成茶文化大观园。 国际茶文化的频繁交流，使茶文化跨越国界 ，广交天下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
一、旅游业对接待地传统文化的正面影响 近年来，旅游业促进了丽江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步伐，丽江这个响亮的名字，已是举世闻名，成为全球最值得一去的旅游点之一。但旅游业对丽江纳西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一）旅游业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随着成千上万游客源源不断地涌入，带来了多方面的尤其是对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需求，使得许多濒临失传的传统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在旅游大潮的触动下得到复苏，并已融入旅游市场，得到了重构和新生。例如：许多人文景观得以修复；东巴文化和纳西古乐的保护被提到了法制化的高度；东巴造纸技术被恢复；打铜、打银、制陶等传统手工业获得新生；民间的传统饮食凉粉、发糖、粑粑、酥油茶等都成了颇受游客喜爱的风味食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巴文化，作为丽江纳西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涵盖了纳西族社会生活、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以及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被誉为“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但随着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急剧变迁，自20世纪50年代后东巴文化便逐渐陷入全面衰落以至消亡的深重危机之中。直到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形势的日趋好转，尤其是当地旅游的开发，给东巴文化的恢复带来了契机。原本仅限于学术界研究而被人们视为神秘深奥的东巴文化，现已飞速步入市场，成为当地一道最为亮丽的人文景观，发展为推动丽江旅游大潮的主要文化因素。 （二）旅游业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增强了人们保护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 旅游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当地居民在享受旅游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同时，也逐渐发现了自己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性，从而消除了过去面对所谓主流文化的文化自卑感，越来越倍加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由衷地产生了维护传统文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保护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传统文化正以各种方式得以保护和传承。如丽江的地方政府、民众、企业通过旅游增加了收入，又把一部分旅游收入返还于古城修复、文化保护和抢救、整理传统文化，从而推动和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还有在纳西族知识精英大力呼吁和倡导下，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为东巴文化的复兴与传承建立的学校。如纳西族知名学者郭大烈先生在黄山镇宏文村开办的“东巴文化传习院”、和力民先生在金山乡组织的“纳西文化研习馆”以及东巴文化博物馆和东巴文化学校等等。1999年、2001年又先后成功举办了99中国丽江国际文化艺术节和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旅游节，更使东巴文化这一古老的文化瑰宝重新焕发璀璨的光芒。 二、旅游业对传统文化产生的负面影响 正如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利弊的两重性一样。旅游活动的开展，在促进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也给当地的传统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旅游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较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更为广泛、更加深入，进而将影响到当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应受到我们的更多关注。 （一）传统民族文化的弱化以至同化 “随着旅游的发展，在异质文化的强力冲击下，接待地的原有的文化风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衣着、建筑及生活方式到语言文字等都与外来者日益趋同，当地固有的传统文化被逐渐冲淡、同化甚至被扭曲而变形”。 [1]如作为一种民族文化重要载体的民族语言。由于旅游所引发或加速的“文化一体化”进程，其功能在不断地被减弱，并逐渐走向消亡。与10年前相比，现在丽江城区和坝区，讲本民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少，从小就教小孩学说汉语已成为风气。约70%的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已不再说纳西语。在街头巷尾或公共车上，随处可听见父母之间讲纳西语，而父母同子女之间却讲汉语的怪现象。如今，讲纳西语已不是“纳西族”的识别标志，而成了“农村人”的一个识别标志，就是在那些会讲纳西语的青年人中，大量的纳西语词汇也正在消失，故而出现了“用母语能妙语连珠地向后代传授传统文化知识和智慧的祖父母一辈，现在只能与仅会讲汉语的孙辈结结巴巴对话的况”。 [2]旅游的开发使大批游客持续不断地长期涌入，每个游客所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于旅游目的地民族——纳西族人来说，每天都在接待游客。因此，这种接触与冲击是持久的。“一般而言，来自文化强势地区的旅游者对相对处于文化弱势地区的接待地居民会起一种示范效应，其所带来的思想及文化由于成为当地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所争先效仿的对象。而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在改变了他们的日常行为及价值观，从最初仅在装束打扮及娱乐方式上的盲目模仿，发展到后来的刻意追求，并开始对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感到厌倦，以至发展到最终的完全抛弃”。 [3]如世居云南省宁蒗县的摩梭人，是当地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拥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其独特的摩梭文化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随着旅游的开发，古老平静的摩梭社会也发生了震荡，汉化现象逐渐严重。他们为了迎合游客的喜好，穿着轻便灵巧的汉族服装，操着普通话，古朴苍劲的摩梭民谣与现代流行的汉族歌曲同时回荡在泸沽湖上。母系制的婚姻家庭也遭到冲击，外出打工的人愿意在外安家，摩梭少女也愿意嫁出村寨。诸如此类的例子还不在少数，越来越多的旅游接待地中，建筑、服饰、语言、饮食、节日甚至风俗习惯等汉化现象日益严重，“令人直把边寨当杭州”。 （二）传统文化舞台化、商品化 在旅游市场上，因片面追求旅游效益，而不顾当地社会人文资源的特性，进行完全趋从于旅游者口味的运作，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民族文化，将其传统的舞台艺术化、商品化是目前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虽然它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里，能有效刺激游客，使之产生旅游消费的作用。但它的致命弱点就是使民族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日益商品化。大多数旅游者对接待地发生兴趣往往不是真正的关注那种文化的价值，而是受猎奇心理驱使。对游客来讲，有新鲜感的、令人称奇的、来之不易的、在别的地方见不到的，也就是他想要的。他趋近什么，购买什么，就在它们中间选择。“接待地内但凡一切能吸引游客的事与物均被标上价格‘待价而沽’，传统文化也仅仅只是简单地为经济服务，而真正的内涵却常常被人为地肢解、阉割甚至伪造或假冒，原有的文化价值完全被商业价值所取代，出现了一个个专为迎合旅游者而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所谓‘民族服饰’、‘民族歌舞’、‘民族礼俗’等，原本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及场合，并按传统的内容和方式才能举行的各种礼仪、礼俗，屡屡应邀打破规矩而频频登台亮相，一切都变得那么有模有样，气氛热烈甚至场面壮观，但从实质而言已毫无特殊意义与价值。仅仅只是一种舞台化、程式化、商业化的表演而已”。如放河灯本是纳西族人民祭奠亡灵的一种民俗形式。现在已被改造成许愿寄托美好祝福的游戏，天天给经营者带来财富。从表面上看，接待地传统文化依然存在，至少在外部形式上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实际上其存在的目的与过去已有了根本的区别。 就拿纳西族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典型代表东巴文化的复兴来说，已经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东巴文化的恢复。昔日的以东巴教为重要载体的东巴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是纳西族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构筑着纳西族的精神世界，是纳西族神圣的灵魂所在。而现在的东巴文化的复兴，已不再是为了满足纳西族精神生活的需求，面向的是形形色色的国内外游客，而游客并不信仰东巴教，只是想了解东巴教，甚至有的游客只是出于好奇的心理。于是就缺少了那种宗教信仰赖以存在的至关重要的情感基础。所以“东巴文化的复兴，其实质只是一种文化产业的兴起”。东巴文字被誉为“世界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极富装饰性，所以许多人把东巴文化当作赚钱的工具。山里的农民伐木做成木盘，卖给城里的匠铺，工匠再把成品批发给商贩。木盘上所雕刻或绘制的蛙神、鹰神以及东巴文字，在传统社会都被视为神圣的信仰对象，如今却被排成行地悬挂在古城的大小店铺中，等待着游客们购买。由于缺乏对文化产品的权威认证机构，街头卖得红火的各种东巴文化衫，壁挂等饰物谬误百出，甚至连店主都不知所云。这样不仅造成众多游客上当不说，还直接导致东巴文化的肤浅化、庸俗化，从而给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三）生活环境及方式的改变（以丽江古城为例） 举世闻名的古城承载着丽江悠久的历史文化，是纳西人民智慧的象征。但在旅游浪潮的冲击下，古城不得不迎合游客的需要，变得日趋商品化。丽江古城仅仅8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竟然囤聚了1600多户商家。门市林立、人声嘈杂，破坏了原有的宁静与古朴，而且70%以上的店铺或客栈，都被外地生意人租赁经营。尽管外来人员的涌入给丽江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冲淡了古城那种极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氛围。这些身着纳西族服装的外地商客操着各式各样的口音吆喝着，竞相招揽游客，毫无民族特色的外来商品则摆满了古城街巷。古城居民祥和恬静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冲击，而导致原住居民不愿在古城内生活，带着留恋与无奈迁出了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屋。 利益的冲突，生活和需求空间的被掠夺，纳西人生活的家园悄然在置换。千百年沿袭下来的传统文化将不复存在，文化主体的转移和失落，丽江古城就完全失掉遗产申报时的文化优势。丽江古城可以另辟新址按原来的模样复制和建设，但缺少纳西人这一道风景线，无形的传统文化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逝并不可再生。离乡数载归来的游子在惊叹古城的繁荣时，也感觉少了些什么，一样的五彩石板小巷，一样的小桥流水，却再难寻回儿时记忆中的古城。一个不是旅游区，而是家园的地方。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走在复制的古城街道上，身着纳西族服饰，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们。让我们看到的将会是一幅与真实纳西生活无关的经过包装和处理怪异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纳西学者杨福泉指出：‘古城的灵魂，不在小桥，不在流水，而在人家，以及存在于这一民族的文化’”。 （四）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退化甚至遗失 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虽然各少数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很大，但各民族仍有共同的价值观。如热情好客、淳朴善良、重义轻利等。但是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游客的大量涌入，有意无意地带来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引起了以往相对封闭的接待地居民价值观念上的急剧变化。其中也有进步的积极因素，但也引起了当地居民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退化甚至遗失，从而导致一些诸如传统失落，道德失范的现象发生。极大的损害了接待地原本良好规范的旅游氛围，直接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丽江人把水视做生命，爱护水、珍惜水、保护水、合理利用水。上游的水烧茶煮饭，中游的水淘米洗菜，下游的水搓衣洗脚是不成文的规矩。不准往河里丢杂物，倒脏水，不准在上游洗衣服是约定俗成的习惯。这些爱河护水的公约不知沿袭了多少年。可是随着丽江声名大振，大量人流的进入，也带来了陋习。往河里扔垃圾，倒脏水、吐痰等现象随处可见。丽江上了年纪的居民痛心的说“过去我们可以从河里取水喝，现在不行了，明天怎么样？更不敢想象。” 在商品交易方面，纳西人民一贯注重坦诚无欺，公平交易的伦理道德，可是在游客蜂拥而入购买旅游产品的刺激及外地商人经营方式的诱导下，有些纳西居民开始背离本民族的道德规范，将伪劣工艺品高价出售给游客，牟取暴利甚至出现了坑蒙拐，强买强卖等事件。这不仅损害了游客的利益，也损害了当地的名声，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如有的外地商户制作劣质的丽江粑粑，使得游客以为丽江粑粑就只有这样的水平，严重影响了纳西族的名声和古城的形象。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诸如赌博、色情等违背传统文化观念，为社会道德所不容的非法招揽活动，大大恶化了当地的社会风气，使各种犯罪率有所上升，进而严重影响了接待地社会秩序的安定。 纳西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可是随着旅游的开发，旅游者的大量涌入使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受到妨碍和干扰，使其产生排外情绪。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从起初的友好热情转为不满甚至怨恨，他们在心里竖起了一道墙，把自己和游客隔开。三年前的游客可以任意走进古城的任何一座小院子，欣赏主人的园艺，跟主人攀谈，而现在居民对这样的交往已经不感兴趣，很多人家为了安全和不被打扰的需要，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白天不关门的习惯，用禁闭的大门把自己和外界隔开。 （五）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对降低 纳西族具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据云南省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纳西族文盲、半文盲41%，低于汉族7%。纳西族是每万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高于汉族的5个民族之一。然而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与教育的进步并没有成正比，现实是纳西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反而相对降低了，表现在初高中学生辍学情况较严重。与前几年由于收入低，不能负担教育费用或家庭劳动力不足所致的失学不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就业机会的增多。因为旅游经济所创造的服务性就业岗位对文化程度要求不高，不受更高的教育也能很容易地找到打工的机会，致使家长对教育的重视及支持程度削弱，学生厌学后即弃学，或完成一阶段的学业后不再升学，或干脆弃学打工。据笔者在丽江白沙乡了解的情况，近几年小学、初中、高中第一次升学失败后再次应考的人大大减少，大都能直接就业。从岗位来看，集中于旅游景区的打跳队，餐馆、酒店的服务员等，其中女性占大多数。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对降低，将不利于提高民族素质，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三、保护传统文化的对策及思考 传统文化是促进丽江旅游发展的催化剂，纳西族的人文精神是吸引全球目光的亮点。丽江保存了完整而丰富的民族文化，是世界级的人类文化财富。文化资源是丽江最大的优势资源，丽江最大优势也就是文化优势，如果丧失了这一点，丽江旅游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世界文化遗产将会名不副实。因此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势在必行。 （一） 加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增强纳西人民的自我保护意识 保护传统文化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是加强民族传统教育，增强纳西人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尤为重要。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纳西人民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要考虑怎样使传统与现代整合，怎样才能使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保护、发展和传承。但只有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必须唤醒纳西人民的保护意识。首先，在各机关单位、农村和学校加强民族传统教育，培养纳西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二是加强农村学校的双语教学，使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更加丰富自己的母语词汇，更加热爱自己的民族。三是通过社区的教育，鼓励家长主动承担起向子女传承文化的责任，鼓励人们以讲纳西话为荣，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四是通过有关部门开发和规范民族传统节日和服饰、歌舞、饮食等，使纳西族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得以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二）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严控无度的文化开发 旅游业波及的地区，作为旅游资源的地方文化不可避免地要被商品化。虽然丽江依托文化创出了品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引来了更多的外来开发商打文化的主意，使当地文化商品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文化也就被大量的涂改，变得面目全非。作为纳西人，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开发商以优势文化的习惯整理、加工、包装民族文化，使民族传统文化舞台艺术化、商品化甚至庸俗化。这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进行掠夺式开发，已成了一种假造的民族文化，从而破坏了民族文化的变迁轨道，极不利于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文化开发必须严格控制，有关部门应该作好以下工作：一要规范旅游市场，坚决杜绝短期行为的所谓“文化”开发。二要正确引导，让当地人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旅游之中，自觉担当起维护传统的使者。三是继续发挥好民族研究专家和学者的作用，为政府进一步规范文化市场献言献策。 （三）保护古城，保护古城的人文景观 丽江古城是纳西族传统聚居地，是纳西族传统文化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载体。数百年来，纳西人世世代代在此居住，享受着宁静安详的生活。这座“活”着的历史文化名城，是由世代以古城为家的居民们创造出来的，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构成了独树一帜的“活”的古城文化。因此保护古城文化最重要的是留住当地的土著居民。之前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都是较有效的，但这项工作必须抓住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动员社区参与，把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进入旅游规划，旅游开发等涉及旅游发展重大事宜的决策、执行体系中。将社区的环境、社会和文化背景都纳入旅游发展规划之中，使旅游发展的整体目标和重点与本地居民的目标和重点相互协调一致，正确引导当地居民在依靠旅游获得利益的同时，自觉维护传统习俗和生活习惯，主动参与到维护传统的行列中。二要关注古城居民的生活状况，切实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如果对古城居民的要求和困难视而不见，让大多数居民眼睁睁看着旅游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自己不能从中受益，反而还要忍受由于旅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承担旅游发展的各项成本（包括环境、社会成本等）。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抵制、消极和敌对情绪。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愿望、要求、态度、看法和权利，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要尊重当地的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和民俗习惯。通过运用当地的知识，吸纳当地的做法，将当地的文化价值观和传统与民俗旅游开发相结合，使推出的旅游活动能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同与支持。不断地征询并采纳当地社区的意见和建议，使之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使居民都能从旅游收入中体现出在古城居住的优越性，成为旅游开发的主人，而非旁观者或受害者。三要不断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和商品经济意识，逐步增强他们适应市场和保护自己文化的能力。 （四）宏扬民族精神，加强民族传统道德教育 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使纳西族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受到了强烈冲击，导致一些诸如传统道德失落、秩序失控的现象发生，给人一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消极印象，极大地损害了丽江原本良好规范的旅游氛围，直接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应大力发扬民族精神，使纳西族传统道德得以恢复，使纳西族的优良传统能够继续传承和发展。在弱小民族面临强大主流文化进入而处于困惑时，宏扬民族精神，加强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工作显得更加重要。应与时俱进，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传统美德教育相结合，用良好的道德风尚树立纳西人的形象。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生存危机，同时也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导致了信仰危机、道德危机、情感危机、家庭危机。纳西社会却是一个重视情感生活的社会，老人受到爱戴，亲情与友情是维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本手段，它营造的温情笼罩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使他们从生活中找到幸福。人伦与亲情是人类存在的精神支柱，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爱，应该是人类永远的精神财富，而纳西文化却恰巧具备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品质，是对现代文明的重要补偿。因此，发扬民族精神并不是回头路，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与选择，将会有利于丽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重视教育，不断提高纳西族的整体素质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自古以来，纳西人民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历朝历代的杰出人物和“天雨流芳”的牌坊，给我们留下的不是吃祖宗饭，走回头路，而是一种警示和激励。在所谓纳西族先进、文明的赞誉声中，我们应该多关注农村教育，重视各中学的辍学现象。一是进行升学教育，激励学生热爱家乡，热爱民族，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志向。二是不断提高旅游业的服务档次，提高用人的标准和要求，逐步提高人们对教育的长效投资与现实经济利益的认识。
纳西族服饰之图腾遗存审美详细信息论文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论文主题：纳西族 服饰 图腾 审美 羊 虎论文分类：I7论文形态：共 44 页 约 28,820 个字 约 004 M内容论文阅读：内容摘要 - 详细目录 - 相关主题 - 下载全文
在文字\信仰\史诗方面一一指出 文字：东巴象形文字。东巴象形文字，纳西语叫做“森究鲁究”，被中外学者誉为“纳西族古代的百科全书”。1957年设计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 信仰：纳西族普遍信奉“东巴教”，一部分人信仰喇嘛教。 史诗：最著名的要数《创世纪》和《东巴经》
纳西族族组织普遍存在于纳西族中。家族由几户至若干户共尊一个始祖的血缘亲属组成。在丽江、维西、中甸等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纳西族地区，家族依照父系血统而组成。丽江纳西族的家族关系有这样的称呼：“丁吉”、“丁支”、“丁化”和“崇窝”。纳西人把父系亲族视为“骨”，母系亲族视为“肉”。“崇窝”之“窝”即来自父系亲族“窝阔”之“窝”，即父系亲族的根骨，“崇窝”即由一个男性远祖后裔组成的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家族组织。 丽江纳西族曾有“梅、”、“禾”、“肆”、“尤”4个氏族，“梅”与“禾”东部方言区的纳西族多数属纳西古氏族“梅” “禾”两支后裔，西部方言区的纳西族多数属纳西古氏族“束”“尤”两支后裔。新中国成立后，在丽江、维西等地的纳西族中，家族之上的氏族组织早已消失。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是自明太祖时起封授的世袭“土官知府”，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世代占有当地土地和民众，有很多庄园。民众则分为百姓和庄奴两种。百姓有人身自由，要服各种劳役、兵役；庄奴则直接在木氏庄园中劳动。木氏土司以“官姓木，民姓和”来区分贵族和平民。土司府设“大把事”（分文武）、把事和通事等职，有称为“五虎十四彪”的大小头人。 1949年以前，永宁纳人（摩梭人）社会中存在着“司沛”（汉称贵族）、“责卡”（汉称百姓）、“俄”（汉称俾子，即奴婢）三个等级。 “司沛”等级是从土司家族分裂出来的贵族集团。土司把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分给斯沛等级占有，并允许他们占有水源、草场和山林，以及数量不等的俄和大量的畜群。斯沛等级对其占有的土地和牧场有稳固的占有权，可以世袭、转赠和出租，也可以在本等级内部买卖，不得卖出斯沛等级之外，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土司。斯沛可以担任土司政权中的各种官职，享有很多特权，不论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如何变化，其贵族身份是世代不变的。当权的斯沛，有审理案件、调解纠纷、进行超经济剥削的特权。一般的斯沛，享有建住瓦房，穿绸缎和黄、红、蓝色衣服，不服劳役，不交钱粮杂派等优待。 “责卡”等级是由氏族公社成员演变而来的封建农奴。他们被束缚在封建份地上，世世代代在人格上依附于封建领主，向领主服劳役和交纳实物贡赋。责卡有内外之分，土司直接控制的称内责卡，由各个管人管理的称外责卡。内责卡以服劳役为主，外责卡以交纳实物贡赋为主。内责卡又有黑、花、白之分：凡在土司自营地中的八至十二块土地上服役的，称黑责卡；在二至七块地上服役的，称花责卡；在一块土地上服役的，称白责卡。外责卡除交纳实物外，一般服劳役数天，内外责卡的这份劳役，土司不准用钱赎取，只能雇人代役。 “俄”等级是由家庭奴隶、罪犯、外来民族和等级下降的责卡构成的。他们大部分属于土司、总管、堪布等当权斯沛占有，少数属于责卡等级中的头人和个别富裕的俄。俄等级的身份是世袭的。根据服役情况的不同，又分为白、花、黑三种。担任土司的基层官职的，称白俾子，一家之内只有男子或女子服役的，称花俾子，全家男女都服役的，称黑俾子。俄是按性别世袭的；即男子为俄的家庭，其后代男子全都是俄；女子为俄的家庭，后代女子全都是俄；男女均系俄的家庭，则后代所有男女一律是俄。但不服役的男子或女子，实际上还是主子的俄，主子需要时，仍可抽调他们去短期服役。个别俄经主子允许，可用钱赎免自身的劳役，然而既不能延及子女，更不能改变整个家庭的等级地位，其子女成年后，必须承袭服役，仍然是主子的俄。 除少数单身俄外，俄等级有自己的家庭和少量的财产，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他们占有主子给予的一架左右耕食地（架，是宁蒗、盐源一带纳西族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实际面积相当于二至四亩）。多的不超过三架。纳西语称“厚垮鲁布”，意为“一碗稀饭的土地”。大多数俄通过抵押、租佃等方式另外获得了土地，并占有房屋和数量不等的牲畜、农具。俄除非绝嗣或犯重罪，主子不能侵占他们的财产。主子有权将俄转赠、陪嫁、交换和出卖，不能任意杀戮。俄等级具有半奴隶半农奴的性质。 宁蒗纳西族三个等级之间，有比较森严的界限。斯沛等级享有永远保持等级身份的特权，再穷都是斯沛。责卡和俄等级，只能下降，不能上升。责卡再富也不能升为斯沛；俄即使发了财，做了官，仍不能晋升为百姓等级。 永宁纳人的土司一职是世袭制，由长子承袭。堪布和总管两职，由土司的兄弟或土司的血缘近亲担任，分别行使宗教和日常行政权力。土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土知府，土司之下设总管一名，把事数名。 泸沽湖地区纳日人的亲族组织保持着比较古老的特征，家族有共同的始祖和家族名称；有共同的祭祖活动和公共墓地；有少量共有的家族公地；有类似家族长的人物——斯日俄米，个别家族的“斯日俄米”已成为世袭者；保留着同一家族聚居的血缘村落残余等。纳日人有母系家族组织“斯日”，后来母系家族逐渐分裂演变为母系家庭。20世纪50年代前，“斯日”内部各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已不多。纳日人把母系氏族叫做“尔”，直至20世纪60年代，永宁纳日人的决大多数家户还能说出自己分别属于“西”、“牙”、“胡”、“俄”4个母系氏族。 在当代，由于社区的变迁发展和人口迁徙等原因，“崇窝”这一社会组织结构已变得松弛分散，一个“崇窝”一般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村落中，看不到一个“崇窝”的所有后裔集中在一个村的情况。由于“崇窝”繁衍发展后居住分散，很多成为远亲，相互间的关系纽带不是那么紧密，很少有整个“崇窝”的共同活动。 现在纳西族家族组织中联系比较密切，有共同活动和起一些作用的是“丁支”，即由“崇窝”分衍出来的一个祖先的若干后裔构成的一个家户群，各个“支”或同一支家户之亲疏相距三、四代至10多代不等，其亲密关系程度以住同一个村或近邻村为条件，他们共尊一个近亲始祖，过去有共同的公地和山林，有由“崇窝”中委派的护林员。“丁支”还有共同的墓地；有的由“的支”又依远近亲疏关系分衍为若干家户群，亦各有自己的墓地，在同一天扫墓祭祖。 历史上由于纳西族存在多元的婚姻制度，因而也有不同的家庭形态，即纳西族同时并存着父系、母系、父系与母系并行3种家庭形态。 丽江纳西族的父系家庭。父亲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权力很大，对外以家长身份拜官、迎宾、处理诉讼、买卖田地、借放债款、出席家族及村的会议；对内负责管理全家的生产和生活，对婚姻、丧葬、修建房屋等大事都有决定权。母亲只有当父亲不在的情况下，才代行父亲的部分权力。丽江纳西族的父权家庭，大多由三、四代人组成，五世同堂的不多。子女从父姓，财产由父亲传给儿子，实行父系继承制。 母系家庭，主要存在于泸沽湖畔的纳西人中。这类家庭的特征是；家庭成员普遍过阿注婚姻生活；始祖母都是一个，母系血缘是维系家庭的基础；财产按母系继承，由母传给子女、舅传给甥和甥女。男子在家里的身份是舅祖、舅舅、兄弟、母亲的儿子或舅舅的外甥。每个母系家庭有一个家长，通常由年长或能干的妇女担任。诸如安排生活、管理仓库、接待客人、均由她掌管。妇女又是某些祭祀活动的主持者。男子常称赞妇女：“庄稼做得好，生意做得起，人前敢讲话，屋里会当家”。母系家庭的财产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具有较多原始共产的色彩。。 母系，父系并存家庭，是随着女阿夏到男家同居和男娶女嫁的正式结婚而形成的。传统习惯是女阿夏到男家同居和正式娶妻所生的子女，以及男子过继(收养)女阿夏所生的子女，均属男方的家庭成员，血统一律按父系计算。这些父系成员和女子未嫁所生的母系成员共住一家，便构成了两种血统成员并存的家庭。这种家庭的特征是：家庭世系是按母系与父系双系分开计算的；双系成员均有平等的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母系父系并存家庭是由母系家庭演变为父系家庭的过渡形式。但在演变过程中，有些并存家庭会出现反复，一旦其后裔又过起男不娶妻，女不嫁夫的阿夏婚生活，它就倒退为母系家庭。 纳西族是个信仰多种宗教的民族， 既信仰本民族的本土宗教——东巴教，也信仰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信众最多的是东巴教。东巴教对纳西族的社会生活、民族精神、文化习俗有重大影响，是纳西族多元宗教信仰中的主干，是在纳西族处于氏族和部落联盟时期的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吸收了藏族的本教、藏传佛教等的一些内容，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形态。它有自己的仪式系统，庞大的鬼神体系，与各种仪式相配套的经典。泛灵信仰，大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重卜，以及“大自然和人是兄弟”这一基本理念，是东巴教的主要特征。 藏传佛教是从元末开始，由西藏经川西传入纳西族地区的。清初以后，藏传佛教在丽江、维西纳西族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在清代初年之后。从康熙到道光年间的180多年中，先后建起了有相当宗教势力和经济实力的噶玛噶举派（白教）十三大寺。 在清代，汉传佛教在丽江地区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增建了60多个大小寺庙，分布在城乡各地。 道教在明代传到丽江，木氏土司从内地请来道士到丽江传播道教。清雍正元年（1723）丽江“改土归流”后，道教在丽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丽江一带纳西族男子服饰与当地汉族相同，寒冬加穿羊皮披肩，中甸一带的穿大襟长衫，着过膝肥腿裤，腰系羊皮兜，扎绑腿。宁蒗、永宁、盐源、木里地区的男子，上穿短衫，下着长裤，宁蒗一带的男子还喜戴手镯，老人穿麻布无领长衫，外加青布坎肩，系腰带。近几十年来穿藏服者渐多。 纳西族妇女的服饰因地区而异。丽江纳西族妇女穿长过膝、宽腰、大袖的大褂，外加坎肩，腰系百褶围腰，下着长裤，披羊皮披肩。宁蒗纳西族妇女穿短衫，下系长可及地的百褶裙，披羊皮，裹青布头巾，戴金、银、玉、石等制作的耳环和手镯，并喜欢束“羊皮带”或“围腰带”。羊皮带用棉布制成，每根长约四尺半，宽 约二寸，使用时必须是成对的。围腰带非常精致，只有在节日才系。它是一对长约三尺、宽约两寸的棉布带子，上面绣有盆栽菊花、二龙戏珠等图案。永宁纳西族妇女用牦牛尾巴上的毛编成粗大的假发辫，再在假发外边缠上一大圈蓝、黑两色丝线，并将丝线后垂至腰部。 每逢节日，纳西族妇女都要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和披上她们最喜爱的服饰—七星披肩。这种披肩五彩缤纷，十分美丽。它是用整块的黑羊皮做成的，上部缝着6厘米的黑呢子边，两肩处有用丝线绣成的日月图案和依次排列的“七星”。人们称这种披肩为“披星戴月”。它象征着纳西族妇女披星戴月地辛勤劳动。披肩既有装饰的作用，又非常实用。纳西族妇女劳动时，不习惯用肩挑，多是喜欢用背驮，因此披肩又可当垫肩使用。一物两用。 主词条：纳西语、东巴文语言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也有学者认为纳西族语言处于羌语支和彝语支分界点上，与这两种语言具有双向相似性。纳西语分化为以丽江坝区为代表的西部方言和宁蒗永宁为代表的东部方言。西部方言主要通行于丽江、香格里拉、维西、永胜等市县。此外，鹤庆、剑川、兰坪、德钦、宁蒗永宁坝皮匠村和四川省木里县的俄亚、盐源县的大咀、冷九主和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等地也使用西部方言。东部方言主要通行于宁蒗、盐源、木里、盐边等县。 两个方言间虽然语音、语法基本一致，词汇相同率约在70%，但互相交流有一定困难。洱源纳西族在家庭内部仍使用纳西语，由于长期和当地的白、汉族交错杂居，通常使用汉语和白语作为交际语言 。 文字纳西族由祭司东巴用来书写经书的两种文字，一种是图画象形文字，纳西语称之为“斯究鲁究”（ser jel lv jel），意思是“木石上的痕记”（又译为“木石之标记”或“木石之记录”），绝大多数的东巴经用这种文字写成。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罕见仍使用着的原始象形文字，它比图画进步，但又比已属于表意文字发展阶段的甲骨文原始，是属于图画记事和表意文字中间发展阶段的原始象形文字。 东巴所使用的另一种文字称“格巴”（ggeq bbaq，），它是一种表词的音节文字，当文字记录语言时严格保持字和词相对应。 东巴象形文异写字，是指与常用的字形同音同义而写法不同的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民族语文方面的政策和纳西族人民的意愿和要求，1956年6月始，选定西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大研镇土语为标准音，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纳西文字方案》（草案），并提交1957年3月在昆明召开的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通过了《纳西文字方案》（草案），并报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 1981年，相关部门对《纳西文字方案》（草案）组织修改。这套纳西拼音文字方案，在小学进行双语教学中使用。 主词条：东巴经东巴经不仅是纳西先民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集纳西族古典文学大成的宝库。纳西族的古老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谣谚，都被东巴们用象形文字记录在东巴经中。 东巴经文学的咏唱有特定的地点，即在东巴教的各种祭仪上，这些祭仪大都是宗教与民俗活动的组合形式。东巴经文学是诗体文学，所有的作品都是由奇数音节的诗句组成，3、5、7、9、11、13等奇数诗句错落使用，长短相间，比较自由。其中以五七言诗句为多。也有少数晚期的作品用纯五言诗句写成。 东巴经所有的作品都由东巴用特定的乐调吟咏唱诵。东巴经文学包括自然神话、洪水神话、始祖神话、战争史诗、爱情长诗、镇鬼神话以及大量故事谣谚。代表作如神话史诗《创世记》、《黑白之战》、《哈斯之战》、《俄都奴杀猛鬼》、《许瓦增古盗火》、《祭天古歌》等，反映了纳西族顽强坚韧、崇勇尚武、认同心重、凝聚力强的民族精神。《鲁般鲁饶》、《初布游布》等作品，以浪漫瑰丽而凄婉的笔调讲述了纳西族青年男女重感情、讲信义、不惜以死殉情的动人故事。 纳西族的民间歌谣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调”，是相对于短小歌谣而言的一个概念，特指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口传叙事长诗。其代表作有《游悲》（殉情之歌）、《猎歌》、《赶马》、《伐筝》、《鱼水相会》、《蜂花相会》、《雪析相会》等。在表现形式上，是入乐入调的演唱，每类作品都有相对固定的曲调。 纳西族除了有博大丰厚的本土传统文学外，自明代以来，有不少以汉文写作的作家，明代土司阶层的“木氏六公”有大量的诗文传世。木公、木增等人的诗集选入《云南丛书集部》及《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木增所著的《云薖淡墨》六卷收入清代所编的《四库全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