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学年论文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摘要：李清照的词婉约、清新、忧愤、深沉。李清照的词，倾诉真挚情，善用白描法，熔炼家常语。前期的词，主要描写少女、少妇的生活，多写闺情，流露了她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别离相思的痛苦。后期的词，多悲叹身世，有时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以表达她的爱国思想。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居婉约派之首，对后世影响较大，在词坛中独树一帜，称为“易安体”。关键词：真挚情，白描法，家常语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李清照作为著名的女作家，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卓然自成一家。她多才多艺，在各方面均有建树，不过最能体现她创作成就的，当属她的词。在她的词中，倾诉真挚情，熔炼家常语，善用白描法，讲求韵律美，使她的词自成一家。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谈谈李清照词的艺术风格。 一 倾诉真挚情 李清照的词，无论前期的，还是后期的，都包涵着她真挚的感情。或者是表现真挚的夫妻之爱，或者是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或者是南渡之后，面对国破家亡所产生的一腔爱国主义情怀。 如她前期的作品《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十八岁时，在汴京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笃深，常投诗报词。一年重阳，李清照便作了这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表现词人在重阳佳节独守空闺，思念丈夫的孤寂愁绪。上片由白天写到夜晚，愁苦孤独之情充满其中。下片则倒叙黄昏时独自饮酒的凄若，末尾三句设想奇妙，比喻精彩，末句“人比黄花瘦”，更成为千古绝唱。 又如她后期的作品《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是李清照后期词中的杰出作品。全词概括且集中地反映了南渡以后她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境界逼真，情绪迫切，写尽了她凄惶的天涯沦落之悲。充分体现了她后期的那种忧愤深沉的词格。 北宋灭亡，黎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李清照身逢乱世，又加丈夫新丧，应该说，《声声慢》中“凄凄惨惨戚戚”的情怀，是国难家灾当头，一个百无聊赖的孀妇的痛苦心声，是心底真情的流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李清照的悲戚哀愁的心境是有普遍性的，这是国破家亡的时代悲哀。上片头三句，“寻寻觅觅（情），冷冷清清（景），凄凄惨惨戚戚（情）”，写出其凄凉悲伤忧愁的情怀；次二句，“乍暖还寒时候（景），最难将息（情）”，流露出痛苦哀伤之情；再次三句，“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情）晚来风急（景）”，写其凄寒难挨之情；末三句，“雁过也（景），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情）”，表现益加痛苦悲伤之情。下片头三句，“满地黄花堆积（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情）”，表现其凄怅落寞之情；次三句，“守着窗儿（景），独自怎生得黑（情）”，表现其孤寂之情；再次三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景）”，蕴其愁闷忧愤之情；“这次第（全景），怎一个愁字了得（情），总述愁情之浓深。综观全词，层层面面无不染上愁之色彩，多层次言愁。缘情布景，情随境迁，情也各有微妙之不同，但归结一个“愁”字。情景婉绝，浑然一体。再如她的《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和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是李清照后期代表作品之一。这一时期的作品，感情极其沉痛，内容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而带有社会和时代的因素。这首词描写了作者晚年生活的一个细节。当时南宋政权南渡后建立了小朝廷，依旧过着犬马声色、歌舞生平的生活，抗金复土大计全抛脑后。作者心中却时时充盈着家事、国事的忧伤。词中描写了面对元宵佳节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繁闹景象，她不愿与来邀的朋友外出游玩，而独自坐在帘儿底下回首往事，听人笑语时的凄怆心境。 这首词写得深沉、含蓄、凄婉动人。既表达了时代环境的今非昔比，又抒发了作者遭受离乱、饱经忧患后的悲愤情感。透过今昔的变化，表达了深切的故国之思和流亡之痛。词中表现的个人深愁惨痛，正是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的共同感受。二 善用白描法 李清照的词，很擅长运用白描的手法，这是她用来抒发真挚感情的重要方法之一。
一直以来，我都深深的热爱着中国古典文学，他凝重，醇厚，蕴含着历史文化积淀，凝聚着文人墨客的魂灵。 所以，我爱读书，更爱书中作者所倾注的心情。 所谓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一位诤友。因此，我常常留连于唐诗宋词的世界。一唱百回的是怒发冲冠的豪情壮志；是金戈铁马的奋战沙场；是傲射天狼的潇洒无羁；是提携玉龙的视死如归；一咏三叹的是乱红飞零的泪眼朦胧；是人比黄花瘦得难解情思；是铜雀深锁的叹息扼腕；是离愁如丝的凄凉忧伤。 黛玉葬花，是行为艺术，它表达了对美丽生命的赞美与飞燕泣残红；埋葬，既热烈又绝望，既优美又凄凉，曹雪晴用高超的技艺描绘了“世外仙姝寂寞林”，造就了古典文学的巅峰。 古典是多么博大，多么精深，多么让人迷醉，它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文化的家园啊！ 作家巴金在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时，曾经深有感触的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将我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是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的读着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是我看到了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种传给别人，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 巴金爷爷之所以成为国内外著名作家，是因为他从小就爱读书，读的是一些有知识，有内涵的书籍。 “读一本好书，就好像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这句名言告诉我们书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乏味，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陶冶我们的情操，使我们的志趣更高洁。 都德说：“书籍是最好的朋友，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他求助，他永远不会背弃你。” 高尔基也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在这个日益发达的社会，人是需要不断进步的，靠什么？靠的是书籍。 太阳照亮世界，知识照亮心灵。此名言传承的就是书的重要。 有些书光读还不行，还要用到生活中去。如果能把书中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那是很不简单的，如果你做到了，那么要恭喜你，因为你不但读书了，而且还运用了，将来你的人生即使不会放出强烈的“光”，但也绝不会是“阴天”。 一个成功的人生是靠自己争取的，所以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怎么样求得真知？答案在书中。 书就是求得真知的最好屏障。 怎么样做成功职业人？就看你会不会读好书。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 与名著为伴，迎接美好人生。
您这是论文啊？20分也忒小气了，呵呵~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中国古代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经济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理论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发展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规律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哲学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政治议论散文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文章，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自然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学习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建安文学。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分析，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政治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影响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理论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发展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三、帝王文学的特征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政治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内容。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社会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经济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历史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心理现象。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自然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一直以来，我都深深的热爱着中国古典文学，他凝重，醇厚，蕴含着历史文化积淀，凝聚着文人墨客的魂灵。 所以，我爱读书，更爱书中作者所倾注的心情。 所谓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一位诤友。因此，我常常留连于唐诗宋词的世界。一唱百回的是怒发冲冠的豪情壮志；是金戈铁马的奋战沙场；是傲射天狼的潇洒无羁；是提携玉龙的视死如归；一咏三叹的是乱红飞零的泪眼朦胧；是人比黄花瘦得难解情思；是铜雀深锁的叹息扼腕；是离愁如丝的凄凉忧伤。 黛玉葬花，是行为艺术，它表达了对美丽生命的赞美与飞燕泣残红；埋葬，既热烈又绝望，既优美又凄凉，曹雪晴用高超的技艺描绘了“世外仙姝寂寞林”，造就了古典文学的巅峰。 古典是多么博大，多么精深，多么让人迷醉，它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文化的家园啊！ 作家巴金在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时，曾经深有感触的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将我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是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的读着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是我看到了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种传给别人，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 巴金爷爷之所以成为国内外著名作家，是因为他从小就爱读书，读的是一些有知识，有内涵的书籍。 “读一本好书，就好像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这句名言告诉我们书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乏味，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陶冶我们的情操，使我们的志趣更高洁。 都德说：“书籍是最好的朋友，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他求助，他永远不会背弃你。” 高尔基也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在这个日益发达的社会，人是需要不断进步的，靠什么？靠的是书籍。 太阳照亮世界，知识照亮心灵。此名言传承的就是书的重要。 有些书光读还不行，还要用到生活中去。如果能把书中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那是很不简单的，如果你做到了，那么要恭喜你，因为你不但读书了，而且还运用了，将来你的人生即使不会放出强烈的“光”，但也绝不会是“阴天”。 一个成功的人生是靠自己争取的，所以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怎么样求得真知？答案在书中。 书就是求得真知的最好屏障。 怎么样做成功职业人？就看你会不会读好书。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 与名著为伴，迎接美好人生。
我们对文学院“古代汉语”课程“双改”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通过对问卷调查的统计、归纳与分析，基本上了解了学生对古汉语课程的真实学习心态，总结了当前古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适应“双改”需求的全新的古汉语教学改革思路。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 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 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 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 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 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 《论 语》 8 5 13 《孟 子》 4 9 13 《荀 子》 40 9 49 《韩非子》 50 22 72 合 计 102 45 147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 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 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 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 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 三、 看是否读破。 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 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 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 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 引言 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 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 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 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 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 (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 (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庄子·徐无鬼》) 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 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 (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 (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 (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 (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 (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 (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 (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 (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 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 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 (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 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 (11)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 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 (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 (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 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 (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 (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 (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 (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 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 (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 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 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关于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感受体会与收获：在写体会与收获的时候，应该选取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类经典文学作品，以其为典型例子再配以事实依据，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正文：1、题材：诗歌是所有这些文体里的重点，这主要是由于诗歌在我国古代发源的比较早，各时期都出现了颇有成就的诗歌作品。所以我在自学中首先把握了这个重点。在这个基础上融会贯通，进行上下跨千年的把握和运用。如果没有重点的知识做基础，是不可能有线和面的知识网的。这就是文学的点滴积累和史学的纵横联系相结合。对各个文学流派的把握，是文学史的学习重点之一。 2、观点：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流派和作品，要求掌握它们的特点和文学成就。3、事实依据：如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顶峰，出现了众多的诗歌分段和流派。就分段来讲，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以及各个分段之间的过渡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之间有的是有相关性的。比如盛唐和中唐之间有一个大历诗坛的过渡阶段，它就既会有盛唐的余韵，也会有战乱过后的那种孤独寂寞情怀，有的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的。再次，掌握各个时期的主流文学。如上古时代的神话和歌谣、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汉代的史传散文和辞赋、魏晋诗歌、南北朝乐府和文学批评、唐诗和散文、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对主流文学的演变发展要有一个总的印象，然后对各个主流里面的主要作家作品进行重点掌握。4、总结：学习古代文学史，必须学习古人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古代的，它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和其它事物的互相联系之中。这样，就得注意文学和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的是从上古一直到1919年五运动以前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悠久，其起源，约略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漫长的历史上曾经产生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作家和数不清的优秀作品，出现了多姿多彩的体裁、题材、风格、流派，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
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 增大字体 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 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 时代意义 《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 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 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 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 参考资料：赖力行 《中国古代文学史》 吕晴飞 《〈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下）》
5分，不可能的，至少要200分才有人考虑帮你写的
就是，分数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