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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我朋友
中国社会学存在着两大传统，一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另一个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这两大传统的社会学，在早期的50年表现为以孙本文集大成者的经院学派（综合学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主要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费孝通、吴文藻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以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从本质上说，中国社会学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种被动的转型。这一转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鸦片战争翻开了多难与动荡的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后来的甲午战争的败北，以及战败后的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的狂潮，是中国人民保守丧权辱国之苦，使中国社会日益陷入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之中。传统的中学已无力挽救江河日下的中国，西方社会学的传入适应了中国仁人志士为挽救近代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态的需要。对19世纪末的维新派和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为救亡图存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首先将社会学这门学科传到中国，这是由于孔德系的社会学正好适应了维新派人士进行社会改良的迫切需要，他自然成为改派知识分子引进和介绍的首选目标。而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学习的同时，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学，并非很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先非常注重社会调查，这在一直崇尚“精英文化”，讲究贤人政治的中国社会中，这触及了整个思想观念上如何着手认识、解决中国的问题。陶孟和、李景汉曾经大大致力于实地社会调查。杨开道力主“以农立国”，并在清河设立了一个社会学“实验室”，著有调查报告《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代表了中国当时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晏阳初主张“民族再造”，中国人有愚、穷、弱、私四大缺点，需要有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分别救治，通过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梁簌溟主张从社会组织构造上重建文化体系。陈达深入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开中国现代人口普查之端。吴景超提出了一套工业化与社会建设理论，并进而探索出了一条融合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新路。以“社区研究”为方法、以“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形成了鲜明的“燕京学派”，在吴文藻的主持下，尝试建立比较社会学。吴文藻“请进来”“走出去”的做法，体现了他宏大的学术抱负，他对派哪个学生，去哪个国家，哪个学校，拜谁为师，吸收哪一派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做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这实在是让人敬佩！费孝通《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云南三村》等等著作中的观点和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复兴乡土工 业，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土地问题，还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集聚工业化所需资本，解决人多地少，重建乡村，重建中国。孙本文将文化看成是 社会形成的基础，编著《社会学原理》，号称迄今为止最翔实精细的社会学概论教材。潘光旦用生物因素解释文化现象，提出著名的“位育”论。 var script = ateElement('script'); src = ''; appendChild(script); 他们作为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学者,他们也曾苦苦探索,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和社会问题,试图在大动荡的时代中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为了坚定理想和信念,他们付出了青春、有的乃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社会学的本土化，他们为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赢得了地位，使中国成为除北美和西欧以外的世界上社会学最繁荣兴旺的地方。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学学派。 19世纪末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中国思想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已经不陌生。但是应该看到，这段时间对马克思的介绍和讨论还是比较零碎的。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不同但又统一的形态。一种是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以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弊端为主要任务，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另一种是维护建设的形态，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然而社会学并未如社会学者期待的那样发挥作用，把原本是一门维护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学认为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伪科学”，并在1952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了，直到1979年方才开始重建。1949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曾有过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在此情况下，倘若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新政府重视并采纳社会学者们积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套社会建设方案，逐步建立起稳定而有效的现代管理体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能少走一些弯路，一个没有社会学参与的社会建设，无疑走了很多弯路或者错路。中国社会学被取消了整整27年，27年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时，他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学，这需要接下来几代社会学者的努力，才能与西方缩小差距，跟上时代的步伐。曾经与社会学休戚与共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则在这场厄运中饱受批判与摧残，他们对新时代的热情、对国家建设的参与感受到重击，最终带着遗憾走向了凋零。 当下的中国正是经济转轨同社会转型的关键敏感阶段。尽管我们的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矛盾，一定时期的矛盾积累必然需要一个发泄口，社会学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较为合理的用较小的代价将这些矛盾弱化。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这些矛盾问题并不妨碍我热爱我的祖国，他只能激发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去运用我们所学的社会学知识来实现社会的良性与协调发展。 社会学是一门处于上升阶段的学科，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充斥着各种日新月异的问题，社会学就是一个合格或者趋向于合格的修补匠，解决或趋向于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社会学，一方面要本土化，另一方面要国际化。中国社会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风雨兼程的曲折道路，我们如果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必将大放异彩,中国社会学最终能如先驱者所期望的那样，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所建树。
鸦片战争失败后，当时中国人中的先进分子深感国家落后，认定富国强兵必须向西方学习，首先要改良政治，在戊戌变法运动的直接推动下，废科举办学堂，1903年清政府采用西方学制，颁布《学务纲要》，语文独立成科，我国现代语文教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必须指出，否定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改用西方的语文教学模式，只是政治思想运动的直接产物，而不是语文教育自身演变发展的结果。这一转变没有进行学科自身的研讨，没有认真分析总结数千年的汉语文教育的利弊得失，对语文教育的传统采取了简单地全盘否定、抹杀的态度。 现代语文教学一开始便存在着失误。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认识的问题。而且百年来不断强化向西方印欧语系，包括苏联的母语教育学习，导致我国语文教育背离传统、背离汉语文特征越来越远，以至教学实际水平不断下降，造成今日被人视为“误尽苍生”的结果。对此，我们不能不深深地反思，再反思。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有两个基点，一是封建统治的需要，二是汉语言、文字自身习得运用规律的制约。比较一下印欧语系的古代语文教育，二者尽管都属适应政治需要的泛语文教育，但内容极不相同。这里不谈教育内容、文章内容、思维内涵的不同，而是看言语形式本身。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语文教育，一开始便学字母拼音，学习语法，区分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学习以动词为中心主谓宾定补状相互组合时的形态变化。而我国汉代之前早已是集中识字写字，不分词类词性、主谓宾，更不管词的形态变化；但讲究六书，学习汉字的造字法。西方语文教育从学语法开始，我国古代没有西式语法自然不学，这并不是我们落后，而是因为汉语汉字根本不同于印欧语系的语言文字。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文章大师和文学大师，哺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滋养了中国古代高度发展的科技，这些事实就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并不落后于西方的明证。 从中西古代语文教育事实的比较中应得出一个起码的结论：语言文字不同，语文教育的内容方法也必然有所不同。 可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一开始便没有冷静分析古代语文教育的是与非，没有顾及汉语言文字自身的特点，简单地学习西方的分散识字，抛弃了利用韵语集中识字的传统，历史已表明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汉字教学的水平，从而制约了整个语文教育水平；通过诵读典范文章以形成语感的做法，也被斥之为“死读书”；并且开始以并不那么合汉语规律的“语法”，作为语文教学的基本内容。这不是汉语文教育自身的演进，而是一种人为的扭曲，根本没有对语文学科自身的规律进行研讨。这样背离民族母语教育的传统，使我国语文教育自然发展的历史进程出现了断层。而这一切却是在现代化、科学化的旗号下发生的，是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伴生的，是政治革命运动的产物， 使人们难以认识它内含的谬误。以至这一谬误延续至今，仍深深束缚着语文教学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育迅速在全国范围普及，并且正确地将“国语”“国文”课合并为“语文”，确认“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以培养听说读写能力为学科目的，逐步明确语文的工具性。这是历史的大进步。但是至今的五十年历程，真是曲曲折折！ 在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时代潮流下，1951年提出对语文教学来说似是而非的“语言是科学，文学是艺术”，致使中学语文分为汉语、文学两科。虽只是从1955年秋到1958年3月短暂的实行，但影响极为深远。 从此，语法正式被认定为第一位的语文基础知识，认定提高语文水平必须与印欧语系一样学习理论语法；结果语法越学越多，学生的语文水平却越来越低。这里必须明确，我们运用母语凭的是语感，是以习惯的形态存于大脑的本体语法。印欧语是形态语，口语转为书面语形态的变化必须规范化，汉语是逻辑意合语，口语转为书面语不必考虑形态变化，凭语感便可以了。同时，因之理性的文章的文学分析日趋盛行，加上左的政治的影响，强化文章（文学）的内容分析，挖掘微言大义之风日盛，使重语感的传统几乎难见踪影。学生在语文课上获得的是教师讲授的抽象的关于内容和写法的结论，文章包括文学作品的语言本身被舍弃了，课堂读书声日渐衰弱，典范的言语无法有效化为学生的语感，学生的语言政治化口号化，日趋贫乏。 分科还有一个至今认识不清的后果：语文教学逐步背离我国古代以文章教学为主、以实用为主的优良传统，重文学、轻文章从此成为语文教学的主流。日重一日师生偏爱文学、偏爱带有文学性的记叙文（包括文学色彩浓厚的文言文），不喜教学议论文、说明文；不是教学生实用文章的基本写法，而是大讲学生学不到手的“写作特点”“艺术特色”。在这种潮流下，自然不去探讨如何培养学生读写实用文章等社会最需要的读写活动的一项项基本技能，以技能训练为中心去改革教学的人成为极少数，以致直到今日“以训练为主线”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缺乏系统科学的基本读写技能训练，学生的语文水平怎么提高！“淡化”语文技能训练，还要我们这些专职的语文教师于什么！ 80年代中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下，高考借鉴美国的做法推行标准化考试，语文教学又一次“学”西方。在没有弄清标准化考试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在追求升学率的驱使下，把所谓“标准化题目”即选择题之类的定向反应性的客观题，作为平日教学语文的练习的基本形式，使主观对主观的读写活动，变为机械琐碎的“定向反应性”活动，极大地扭曲了以系统言语技能训练为中心的培养语文能力的教学活动，导致社会各界批评揭发的种种现象，使语文教学陷入空前的大灾难。 这便是我国百年现代语文教学历程中，三次向西方，即向印欧语系母语教育的“学习”。造成我国现代语文教学的发展与汉语言文字的特征不相适应，与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发展轨迹不相衔接，发生了错位，形成了历史的断层，造成语文教学水平不断下降的恶果，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误尽苍生”的尖锐批评。盲目学习西方，正是我国现代语文教学水平低下的“病根”。 而问题的根本，在于忽视了语文学科对象母语的不同。汉语文完全不同于印软语文，绝对不能简单搬用西方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背离汉语文的特征，背离汉母语的习得规律，这便是语文教学水平低下的“本源”。 三次“学习”西方，都没有深入研究别人的做法是否适应汉语文，是否适应汉母语习得运用的实际；没有分析古代语文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没有对汉语文教学本身的内在的规律进行研讨。而问题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是在向经济科技发达、先进的国家学习，在振兴中华的社会革新的潮流中发生的，有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不过，历史也是有谬误，有漩涡，有逆流的。回顾历史我们要冷静思考分析。我国百年近现代史是革命史，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历史。但政治不等于一切，一切从政治出发，是一种泛政治化倾向。这种倾向是百年语文教学水平低的社会原因。语文教学和整个的教育事业一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政治化、国家化和行政化，语文教育自身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削弱了，语文教育自身特有的实质性问题被淡化、被融化、甚至被湮没，变得有名无实，以至到今日连“语文姓什么”都没有定论。 今年新修订的两个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仅是对百年教训经验式的回顾，对古代经验表层的感性继承，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缺乏科学的理性的思考与分析；仍然没有对语文教学自身的特点与规律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其实这次修订又是简单地适应由政治需要而推动的“素质教育”“创造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需求，再次随大流，不过是由语文教学工作者自行泛政治化，这就更可悲了。这也更证明了语文教学问题的严重性与普遍性，也就更显示了深入开展语文教学世纪大讨论的必要性。 我们必须吸取这一深刻的教训。在讲究科学的今天，必须着力研究我国汉母语教育的自身特点和规律，认清汉语汉字和汉语文习得运用的规律，首先为语文课准确的定位、定性、定任务、定内容，再来谈方法，然后才能修订大纲与教材。只有这样才可能立足汉语文教育的自身，去吸取外民族特别是印欧语系的母语教育中适合我们、于我们有用的东西，才不致重犯盲目学习西方语文教学的历史性错误。
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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