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墩战国古墓群位于湖北枣阳市区东南约21公里处的一座土岗上，由9座南北走向的大中型墓葬封土堆组成，绵延约3000米。 当地民间传说一个大臣被杀后，皇上赐给的金头埋葬于此。为防止金头被盗，一夜之间连埋了九个墓冢，故称为“九连墩”。2002年9月，为配合湖北孝（感）襄（樊）高速公路建设，湖北省文化厅、文物局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是战国时期楚共王墓穴晋惠王之墓考古人员日前在河南省新郑市龙%z^WeobXF0E湖镇一处工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新发现一处n保存完好、布局规整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群，D ACf(+(QtI% 1WQnX(ww!HzuE(共清理墓葬104座，出土铜、陶、骨、贝、sY玉、水晶、玛瑙等不同质料的文物近300件dJ14rFT 5zP8#OCvlj!X，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习俗以及城野布局Lhn74Dd4bQLtuI、人口分布、社会结构等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2cg9ammc(D。 gguuz+*3-#w%%6M6a)YLjaACbvG%^uzSfhJ)lW 据考古队领队、河南省文0^^ L2cME@8zR 2LO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工作站站长樊温泉介绍，这rD5-64Hv*Xo hgEjF$wZkcnBPupDk^&o批墓葬布局有序，排列规整，显然是有意规划VmMCasgj^ZLwDEr3*^M!4GwdZ9hVBUK7xHXx8lext(noLDJpPjt，专家推测这里应为一处典型的公族墓地。从6U%HH+9TS-*WyhH-xO06lYD6xxJPFiKl&5D7HI0ILkE7 Tk初步的整理情况分析，墓地埋葬的时代跨度应2hd5uCso)CQfshdK$5oPnTYShA-+%UCeowvJ934hABHvFb3V(9WE1O8在春秋中晚期到战国中期之间。 这批墓葬均dW+THuhc$u^Cq为土坑竖穴墓，一般为单人葬，其中规格高的tnFChofVV8 OJXMEpuC%lX&vKe7Z-KVZUMaRKU)Z!oj@Jgp)^墓葬有棺有椁，有的多达两椁。随葬品齐全，PvdAsNboGc^Edl J9-R8UmDk*(N wkTMHw)c4zVAA^8P)%CCUFOL除个别墓葬随葬成套的青铜礼器外，其余大多+-8%qM+Nkdwhq5AF随葬组合齐全的仿铜陶礼器，器物组合一般为md!YP5R@B#G1yJSzw c鼎、敦、盘、舟、匜等。 樊温泉说，随葬品o!mu&ui6omu0(c)&CX19AGa#8$Vbbfn95dx4A1b$I W x 多放置在棺外墓主人的头顶一侧，如编号为MtiHjODX L8lKs#y@V&Z%5^H*5FN3的墓葬，在椁内棺外有头箱和边箱，随葬品5QqJ%sHdWPtf!Z@2kI^45MDxiGzEp9nyjQhI-@bU%XiFn21^@Cj多放置在头箱内，出土铜鼎、铜敦、铜盘、铜IC舟、铜匜、铜甑、铜觯各一件，另外还有铜戈6^@hWw4OeS4Kgs5@!E0yRx、铜车軎、铜镞、铜马衔、骨马镳、玉圭、玉mQmbS9I&khHDDn%MH&QrNF柱、贝币、陶釜、陶罐等。 樊温泉说，在此e9 0VBI26U(Z9QJLYGz@Br)XM+r66hp!次发掘过程中，他们还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ZYYc V%6#yf&9k9Fn@#p-x6rAA^XKOdcHXUQMCn@epUtaBVj2IzHPRs#N!4作对墓葬群开展了寄生物的考古研究工作，经EQCV-E^hcHtar4采集分析墓葬腹土样品，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钩Fg#fVVGs VW4D虫卵，对研究当时的人群健康状态、迁徙交流#5aM%3$wx2yhj6ZWUO$u(及寄生虫病分布等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信息。Nevs9+7M()1(yVP-K0NVVBB40(完)
1、刻石2、写壁3、石鼓4、钟鼎5、兽皮6、布帛7、竹简8、木牍9、纸张
1、刻石2、写壁3、石鼓4、钟鼎5、兽皮6、布帛7、竹简8、木牍9、纸张
1、刻石2、写壁3、石鼓4、钟鼎5、兽皮6、布帛7、竹简8、木牍9、纸张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由来：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博大精深，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2
《包山楚简研究（文书类）》，《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包山楚简研究（占卜类）》，《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参加“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几点感想》，“简帛研究”网站2001年1月。《〈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补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长台关楚简〈申徒狄〉研究》，“简帛研究”网站2001年1月。《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车马”与“大车”（跋师同鼎）》，《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楚帛书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楚公逆鎛》，《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楚景平王与古多字谥——重读“秦王卑命”钟铭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6期。《“楚叔之孙倗”究竟是谁》，《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楚 陵君三器》，《文物》1980年第8期（与刘雨合作）。《春秋秦器试探》，《考古》1979年第6期。《道家与“帛书”》，《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道家与中国古代的“现代化”》，《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读〈楚系简帛文字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五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读几种出土发现的选择类古书》，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三辑），[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读九店楚简》，《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读银雀山汉简〈三十时〉》, 《简帛研究》（第二辑），李学勤主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 《古文字杂识（两篇）》，《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古文字杂识（六篇）》，《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古文字杂识（五则）》，《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文史》第7辑。《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郭店楚简”专号），[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郭店楚简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美国达慕思学院郭店楚简〈老子〉国际学术讨论会感想》，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学人》第五辑。 《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论秦田阡陌制度的复原及其形成线索》，《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马王堆汉墓“神祇图”应属辟兵图》，《考古》1991年第10期。《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草稿）》，《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三闾大夫”考——兼论楚国公族的兴衰》，“简帛研究”网站2001年1月。《〈商君书〉中的土地人口政策与爵制》，《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释“利津 ”和战国人名中的 与 》，《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说“黄老”》，《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说匮》，《文物天地》1996年第5期。《文字破译方法的历史思考》，《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西周金文中的职官系统》，《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银雀山简本〈孙子〉校读举例》，《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期，第229-313页。《再论淅川下寺楚墓——读〈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第1期。《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两大类型及其不同来源》，《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 年11月。《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6年。《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 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孙子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放虎归山》，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中华书局，2008年。
1、刻石2、写壁3、石鼓4、钟鼎5、兽皮6、布帛7、竹简8、木牍9、纸张
1、刻石2、写壁3、石鼓4、钟鼎5、兽皮6、布帛7、竹简8、木牍9、纸张
一、古代文献学基础知识1、 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2、 传统文献学又叫做校雠学，由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所开创。3、 古典文献学的传统主干知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4、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最大的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5、 古典文献按照问世或流传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出土文献是商代的甲骨文，最早的传世文献是《易经》《诗经》《尚书》。6、 刘向开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第一次有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有计划的文献整理工作，著有〈别录〉一书。刘歆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著为〈七略〉。7、 两汉古典文献学的集大成者是郑玄。8、 魏晋玄学以谈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为风尚。9、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两件值得关注的大事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和汲冢竹书的发现。10、单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词律》。11、最早的诗文总集是《文选》12、《百川学海》刻于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流传较广，是中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13、《古今说海》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专门丛书。1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型的综合性丛书。15、我国最早的书目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制》《四库全书总目》16、中国最早的字典和词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尔雅》；古代最常见的韵书是《广韵》，它代表了汉语中古语音系统。古代规模最大的词典兼韵书是清人编撰的《佩文韵府》；收汉字最多的现代字典是《汉语大字典》。17、类书是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历代著名的类书有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18、十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19、我国最早的一书目录是《易·序卦传》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是《汉书·艺文志》。我国最早的目录书是《别录》。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有讹、脱、衍、倒。旋风装又叫做龙鳞装 。23．东汉蔡邕的《蔡中郎集》，题“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撰”，“左中郎将”是官职，“伯喈”是字；三国魏曹植的《曹子建集》，题“魏陈思王曹植撰”，“陈”是封地，“陈王”是封爵名，“思”谥号；南宋张炎的《山中白云词》，题“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西秦”（今甘肃天水）是他的原籍，“玉田生”是号，“叔夏”是字。 正史中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私人修撰，其余均是官修。辨伪的核心内容是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纪传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27、我国著录甲骨文第一书是刘鹗的《铁云藏龟》28、金文，又叫铭文、钟鼎文、彝器款识29、孙诒让是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30、汉代人将《左传》与《国语》看作《春秋》的内、外传，认为皆左丘明所作。31、古书注音方式有直音，反切，注解术语读若、读如、如字。编年体史书代表作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纪传体三史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东汉荀悦所编的《汉纪》全称《东观汉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官修国史，也是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汉书》。古书一般格式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周南关雎古训传第一”是小题，列于上；毛诗是大题，列于此行之下。汉代人将《左传》《国语》看做是《春秋》的内外传，作者都是左丘明。38、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称脱文，也叫夺文、阙文。39、蜀本是指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颜体。40、杭本是指宋代浙江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柳体。二、名词解释1、十家九流：「九流」是指：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 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 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邓析子；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鬼谷子； 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 「九流」之上再加上小说家 (代表人物是青史子)，就是「十家」了。由于小说家只是道听途说，没有有系统的理论，因而不大受世人重视，所以不入流，只能称做「家」。2、本校法：就是将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的校勘方法。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历代校勘学家根据本书的上下文义，相同的词语，相同相近的句式，校勘出本书错误的例子很多。3、祖本：即初刻本，是最早成书刻印的版本，为后来衍生的同一著作各种不同版本的来源和依据。4、善本：是指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5、写本：又称手写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非经制版印刷而由手写成书的本子，狭义的写本是指人们约定俗成的唐以前的本子。6、九经正义：为了统一南北经学，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唐太宗命令孔颖达等人撰写《易》《诗》《书》《左传》《礼记》的义疏，书成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作为官府教材和考试取士的标准经说。后来又有贾公彦作《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作《谷梁传疏》，徐彦作《公羊传疏》，合成九经正义。7、别集：是指汇集某一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如《陆放翁全集》《韩昌黎集》《文山先生集》《杜少陵集》等。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依据。8、《十三经注疏》：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9、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著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10、三体石经：魏正始年间在石头上刊刻的经书。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按照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其中完整刊立的有《尚书》《春秋》，未刊完的有《左传》。三体石经在古文字学和校勘学上都有很大价值。11、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
文字资料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实地源，二是文献源。文字资料大致可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的主要形态是书籍。汉字起源很早，行用数千年，而中国古人素有重记载、重史的传统，故传世文献数量巨大。其中，既有前人之记述，又有后人对前人记述的阐释和整理。这些资料重重累积，构成文字资料的主体。出土文献是一个泛称，不单单指经由考古发掘而出土的地下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简帛等），也包括传世文献以外的地上文字资料（如存世的古文书、档案等）。出土文献属于第一手资料，以真实见长，可补传世文献之阙。在文字资料与非文字资料之间，原本并无严格界限。实际上，不少界限是我们自己设定的，是在技术手段缺乏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就史证价值来说，文字资料与非文字资料亦无强弱、高低之分。以图像资料为例，如同文字一样，古人留下的图像也在向我们述说，而且更直观、更生动，只是有些地方我们可能不理解或者误解罢了。其实，对于古人留下的文字，我们也会有读不懂或者误读之处。若能将图像、文字合在一起，两相对照，就较容易做到正确理解。
我当代当中的很多的现代汉语研究生很有价值的我们把这些价值放到我们的古代文学当中去的话就能看出
出土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般一手资料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部分。由于传世文献是经过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因此有学者认为传世文献会受到后人的牵强附会等一系列导致真实性出现一些误差。而出土文献可以补传世文献的缺漏，也可以和传世文献相互照应。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出土文献的鉴别、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出土文献的鉴别、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