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公元1840-1949年) 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 中国近代史 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落后。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扭转中英贸易逆差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 1840年，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也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魏源等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奕?为首（曾国藩、张之洞等）。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创办首个（陆续多批）近代企业 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因为政治上的软弱，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初英、法、美等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巴黎和会”。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但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合理要求被拒绝。消息传至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北京学生们喊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的口号涌上街头，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因有法国特务监视，转入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中华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终于在1948年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 历史启示: 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从幼时发蒙那天起，重复在我耳畔的，便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德逻辑，而正视如钉在板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与长年所习教义不甚一致的悲剧。为了到哪都说不清白的毒品走私，竟明火执仗地打上人家，天下邪恶之最，可居第一；把图财害命的强盗拒之国门之外，应是最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可结果总是邪恶者揣着占地索款的条约凯旋，正义者屈辱地舔怃着流血的创伤。广大农民为获得生存的空间，衣食的饱暖，揭橥天下第一家，共享太平的义旗，也是顺呼天而应呼人之事；而为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把万千生灵残杀在血泊之中，这与正义何其相悖，可是道德逻辑依旧没有显示灵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倘若，我们了解到在中英对持的剑拔之际，道光帝向大臣们提出的无知疑问；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大笑夷蛮之邦不懂婚姻大事需遵父母之命；讨英大军的主将向巫师讨教，用妇女便尿的马桶，破英军“妖术”（即新式枪炮），就会得到这样的启迪：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同样当我们看到约束士卒分男营、女营，不得过夫妻生活的洪秀全，自己却妃子萦绕；北伐失败，西征未达预期目的，而劝诫他人不能凌夺斗杀的“上帝家族”成员们，却已经为争万岁的名分刀枪相向;天国后期的大政,掌握在洪秀全两个贪鄙嫉贤的长兄和一个女官总管手中,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青年人怀着兴国的责任感,穷诘这样一个问题,即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曾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施予了极大影响,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使近百年的历史充满屈辱当一个民族以文物礼仪隆盛的“天朝上国”自居,深闭固拒,夜郎自大,就会使往昔的荣耀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滞缓本民族继续迈进的步伐。流动的历史,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你耽于“十全武功”、“万国向化” 的旧日迷梦,人家却经历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当这个人类发展最新阶段赢得历史的恩宠时,一切蹒跚其后的民族,便面临被征服的命运 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走过了曲折的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必须从现在起,以过人的努力,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长大后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 想写论文不一定要照抄，你可以结合我给的资料吧它转换为自己的话就是自己写的论文了，其实论文与作文没什么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论文只要你说的正确就可。稍微加点自己的看法，套点史实。所以自己去加油吧！你一定可以自己写出满意的文！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 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4]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5]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10]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11]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12]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公元1840-1949年) 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 中国近代史 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落后。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扭转中英贸易逆差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 1840年，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也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魏源等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奕?为首（曾国藩、张之洞等）。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创办首个（陆续多批）近代企业 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因为政治上的软弱，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初英、法、美等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巴黎和会”。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但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合理要求被拒绝。消息传至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北京学生们喊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的口号涌上街头，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因有法国特务监视，转入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中华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终于在1948年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 历史启示: 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从幼时发蒙那天起，重复在我耳畔的，便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德逻辑，而正视如钉在板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与长年所习教义不甚一致的悲剧。为了到哪都说不清白的毒品走私，竟明火执仗地打上人家，天下邪恶之最，可居第一；把图财害命的强盗拒之国门之外，应是最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可结果总是邪恶者揣着占地索款的条约凯旋，正义者屈辱地舔怃着流血的创伤。广大农民为获得生存的空间，衣食的饱暖，揭橥天下第一家，共享太平的义旗，也是顺呼天而应呼人之事；而为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把万千生灵残杀在血泊之中，这与正义何其相悖，可是道德逻辑依旧没有显示灵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倘若，我们了解到在中英对持的剑拔之际，道光帝向大臣们提出的无知疑问；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大笑夷蛮之邦不懂婚姻大事需遵父母之命；讨英大军的主将向巫师讨教，用妇女便尿的马桶，破英军“妖术”（即新式枪炮），就会得到这样的启迪：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同样当我们看到约束士卒分男营、女营，不得过夫妻生活的洪秀全，自己却妃子萦绕；北伐失败，西征未达预期目的，而劝诫他人不能凌夺斗杀的“上帝家族”成员们，却已经为争万岁的名分刀枪相向;天国后期的大政,掌握在洪秀全两个贪鄙嫉贤的长兄和一个女官总管手中,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青年人怀着兴国的责任感,穷诘这样一个问题,即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曾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施予了极大影响,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使近百年的历史充满屈辱当一个民族以文物礼仪隆盛的“天朝上国”自居,深闭固拒,夜郎自大,就会使往昔的荣耀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滞缓本民族继续迈进的步伐。流动的历史,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你耽于“十全武功”、“万国向化” 的旧日迷梦,人家却经历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当这个人类发展最新阶段赢得历史的恩宠时,一切蹒跚其后的民族,便面临被征服的命运 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走过了曲折的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必须从现在起,以过人的努力,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长大后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 想写论文不一定要照抄，你可以结合我给的资料吧它转换为自己的话就是自己写的论文了，其实论文与作文没什么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论文只要你说的正确就可。稍微加点自己的看法，套点史实。所以自己去加油吧！你一定可以自己写出满意的文！
已发一篇，看能不能用。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巍巍中华, 雄踞亚陆, 山河壮丽, 人杰地灵。她不仅以悠久的历史文明著称于世, 而且又是一个富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直作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绵延不断, 与时常新。从鸦片战争起, 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中国社会在被动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焕发 着新的历史特点, 激励和启迪中国人民去谱写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的历史新篇章。 第一, 反对侵略, 维护独立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独立、自由的民族, 从不甘屈服于外来的侵略和奴役。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也是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当有“ 世界的工场”之称的英国凭借近代的武力发动侵略后, 中国人民无所畏俱、不甘屈服、英勇抗敌、反对投降, 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 上公声望慑蛮夷, 一檄贤于十万师” 。在伟大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中, 具有爱国重民思想的林则徐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英雄。他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 原知此役乃蹈汤火, 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 决心“ 为中原除此巨 患’, 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侵略的坚决性。六三虎门销烟的壮丽画面雕刻在夭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它作为近代爱国史诗的第一章永远铭勒在炎黄子孙的心中。 “ 因义生愤愤生勇” , “ 家室田庐须保卫” 。面对英军的野蛮入侵, 三元里人民义声如雷, 手 持犁锄和简陋武器, 齐心合力把“ 强徒摧’, 。“ 奉命剿贼, 有进无退” , 不惜“ 为国捐躯’, 。这 就是关夭培、陈化成等爱国官兵们的精忠报国思想。“ 守士之义, 不可以不死。” 富有报国情 操的姚怀祥等爱国文官亦能同赴国荡。乍浦、镇江驻防旗兵的血战, 隆福兵败自刻, 海龄合家殉 难, 则充分表现了少数民族官兵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子随父死不顾身, 母闻子死数点 首’ 。葛云飞的老母称赞儿子死得忠勇, 陈连升、朱桂都是父子同殉国难。大学士王鼎甚至以尸谏反对投降。这种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是何等的可歌可泣和感人肺腑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斗争精神, 是一个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可贵的品格。鸦片战争后, 中国人民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通过历次民族保卫战争、边疆自卫反击战争、反洋教斗争、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其他各种反侵略斗争形式, 为反对外国侵峰, 捍卫民族独立, 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所以资本帝国主义永远不能实现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 第二,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 中国人民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自明清以降, 由于封建经济的停滞, 中国日渐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行程。从中外关系来说, 鸦片战争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比自己先进的外来势力的侵略并被其打败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历史厄运, 但也因此促使她逐渐从闭塞、自满、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觉醒。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 中国有识之士称中国 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为“ 古今之变局” , 从中总结出落后挨打的教训, 多维地认识西方世界, 多维地反省中国自身, 在忧愤、求索和抗争中探寻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的道路。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以求实的态度正对现实, 不断自我克服陈旧观念, 注意“ 洞悉夷情” , 组织翻译西洋书报, 编撰《四洲志》, 首先开眼看世界。魏源心怀战败的“ 积感” , 发愤作《圣武记》和《海国图志》, 要求“ 过时而悔” , 主张通过“ 以夷款夷” 开门通商,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魏的“ 师夷制夷”主张是一种包容“ 知夷”和“ 师夷”两方面内涵的完整的反侵略思想。但当时除林、魏主张“ 师夷”外, 大多数爱国者,包括疾呼“ 欲中国稍习夷事”的姚莹在内, 仍只是停留在要求“ 知夷”的层次上, 而对“ 师夷”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表明, 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在其起始时就具有艰难曲折的性质。只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受的打击更加严重, 教训更加深刻, “ 师夷长技”的主张才被付诸实践。追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 中国人又从对洋务运动理性偏误的检讨中提高了认识, 近代中国学习外国的潮流被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表明, 中国由于落后一再挨打, 这又激发人们要求向外国学习。近代中国民族觉醒始终包含反对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先进两方面的内涵。鸦片战争时期, 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最先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源征引古语说过“ 善师四夷者, 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 外夷制之”。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不能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 除了由于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凶残外, 从中国自身的因素考虑, 这与“ 不善师外夷”有关。再之, 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 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 从而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向。从此, 任何一国的存在和发展都 离不开世界, 离不开世界市场。不管你愿意与不愿意, 自觉与不自觉, 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市场, 参与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坚决反对“ 封关禁海”。张际亮也说“ 今日之势, 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流, 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 ⑩ 。魏源则从对英国“ 专行贾,且佐商贾以行兵’。的认识出发, 提出通过“款夷”通商以实现“ 自修自强” 。自魏源的《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气“ 国人亦因有是书略知求知识于世界’, , 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世界市场意识逐渐明朗和开阔起来。王韬盛赞魏源的“ ‘师长夕一说, 实倡先声” 。并认定“ 中外通商之举, 将与地球相终始’, 。, 不可逆转。为此,郑观应阐发“ 商战”思想。及至孙中山则更高倡“ 行开放主义, “ 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可见, 从鸦片战争起,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 积极参与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 是近代爱国主义潮流的又一重要内涵。 第三, 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内省意识传统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者充满反求诸己的愤发图强精神。他们怀有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 批判现实, 呼吁改革。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强调“ 夭地, 人自造, 众人自造, 非圣人所造” ⑩ , 慨慷悲辛, 呼唤风雷, 憧憬“ 更法” 。鸦片战争后, 魏源及时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 提出了“ 自修自强”和“ 富国强兵”的口号。他从“ 御夷” 、“ 善后”的角度, 强调“ 治内详于治外” 、“ 以治内为治外” 。他从外御强敌必先革除弊政这种重视“ 内治”的思想出发, 要求克服“ 人心之寐”即愚昧昏庸和“ 人才之虚” 即虚骄浮夸的中国政治的这“ 两大积患” ⑩ , 使中国政治清明, 社会充满生机, 从而借以转弱为强, 使外国侵略势力折服。他非常重视和强调当政者在开启“ 人心” 、转移“ 风气” 、“ 自修自强”方面的作用。他用彼得大帝向“ 西洋”“ 学习工艺”使俄国称雄欧洲的故事, 劝谏清廷“ 厉精淬志” , “ 足国而足兵”。, 使中国臻致富强。这种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 把反对侵略和学习西方、外御强敌和内革弊政结合起来的爱国主张, 代表了近代爱国主义新潮流。 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还有一个突出的可贵之处, 这就是他们富有重民思想。他们相信民众有爱国心, 爱国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他们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魏源在提出学习西方造炮制船时, 主张除官办外, 应允许商办和从事民用产品的制造。并说“ 风气日开, 智慧日出, 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他相信中国人民能像西方各国人民那样使国家臻致富强。民族自信是一个民族能够振兴的希望所在。一个民族如果失掉必要的自信, 那就很难振作, 就会丧失前途。鸦片战争时期,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 充满发愤图强精神, 重视“ 内治” , 呼吁改革, 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这种爱国与重民相结合的情思, 弥为珍贵。他们无愧是近代爱国主义的“ 前驱先路”总之, 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历史帷幕后,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开始以反对侵略、维护独立、面向世界、善师人长、注重“ 内治” 、致力富强等为主要内涵, 这就把优患与发愤、求索与开拓、爱国与重民、御外和治内、民族精神与世界观念结合起来, 从而开拓了近代中国爱国主 义潮流的新方向。当年, 国势砧危, 人民苦难, 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爱国者不断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使近代中国民族振兴之路逐渐明亮。今天, 中华国运已经回转, 香港已经回归, 只要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 沿着立足祖国、放眼世界、振兴中华的道路奋勇前进, 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前景和现代化事业必将更加灿烂和辉煌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1919年，《凡尔赛合约》签订，中国人作为战胜国依然摆脱不了被忽略的局面。于是，中国人民愤怒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21条”，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在全国开展起来。五四运动胜利了，清政府妥协了，合约上也终于没有中国人的签字了。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学生为先锋的，工人为主力的五四运动便顺理成章的被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永载史册！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GCD登上历史舞台，带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建立新中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史到此结束。【同学你好，如果问题已解决，记得右上角采纳哦~~~您的采纳是对我的肯定~谢谢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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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近代山东中小农户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同时，在雇工经营发展不充分，租地经营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户际互助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具体的土地经营中，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还无法真正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而且，从山东各阶层农户对劳动互助的“选择”来看，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随着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劳动互助在农民土地经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土地经营；互助合作；劳动集约型农业；雇佣关系；租佃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劳动互助是农民土地经营中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农民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农民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以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农户之间自发的劳动互助关系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将其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因此，本文拟将土地占有与土地经营有机联系起来，以生产力和所有制关系为中心，就近代山东农民在土地经营中自发的劳动互助作一番考察。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与生产要素的分配不均同时并存 近代山东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山东农村开始普及两年三熟制的耕作模式，同时配合引种高产的美洲作物，经过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次序的合理调整，山东土地的复种指数和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平均复种指数达到了152左右的高水平，这就相当于原有的耕地面积扩大了52倍。甘薯、花生等美洲作物的引种也将农作物的亩产量提高了几倍，民国时期山东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甘薯单产平均达到1289斤/亩，折干后（三斤折一斤）还是其他作物的2-3倍，花生单产平均达到5斤/亩，而同期的大豆平均单产只有8斤/亩。[参考文献[1] 章之凡,王俊强20世纪中国主要作物生产统计资料汇编[M]王宝卿著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种推广为中心[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p148) 近代山东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模式的调整，是在农业技术停滞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人投入实现的。这种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小土地分散经营的能力和中小农户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催生了中小农户对生产工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然而，在近代山东农村，生产要素分配不均的状况十分普遍，广大中小农户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产资料短缺的窘境： 耕畜和农具的拥有程度是农民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大部分富农拥有比较完备的农具和牲畜配置，而中贫农户的生产工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卜凯调查表明，华北的小农无役畜比重达62%，中等耕地的农户无役畜者占40%，大农户只有4%无役畜。[[2] 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p195)在即墨县浮山后村、胶州湾口薛家岛的大洼村一带的中、贫、佃农只能用构造简单的三角“铁铲”耕地或播种。解放前后浮山村350户人家只有四架耧，而统统归地主富农所有，一般中、贫农户“土地少（只有三至五，七至八亩），不值得买，也买不起”。[[3]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3](p305-p306)在山东惠民县,耕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小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仅有038，经营耕地在40-30亩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有53头，经营耕地50亩以上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由8头。[[4]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一）——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M]昭和][4] 从各阶层农户土地经营所需的劳动力来看，劳力的需求与土地经营面积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富农的经营面积“超出了每个家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每个家庭能靠自家劳动耕种的土地数量）”，对劳动力有一定的需求。而中小农户的拥有的土地有限，家庭劳动力充足甚至过剩。但随着近代山东劳动集约型农业和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农田耕作的劳动强度增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中小农户也出现了自有劳动力不足的情况。1935年，在山东每亩小麦一年用人工15个，大豆12个，高粱18个，小米21个，花生24个，棉花60个，烟草135个。[[5] 方行清代山东农村的劳动力市场[M]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p389）经济作物的用工量明显高于粮食作物。棉花和烟草是近代山东大力发展的两大经济作物，是劳动节约化程度较高的作物。棉花每亩人工投入在二十个左右，在鲁西北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六次，间苗一次，摘心作业达两次。烟草种植不需要畜力，所需的人力更多。在山东，种烟的人工一般约为种玉米的四倍。[[6] 胡德琳等济宁直隶州志,清乾隆50年（1785年）刻本][6](卷二，卷三十二)随着山东二年三熟制的发展，复种指数的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五月和九月的“双抢”季节，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许多即使平时家庭劳力充足的中等农户，在农忙季节也缺乏劳动力。据抽样调查，华北个农业区“与收获时劳力不足者，约占三分之二，栽种时劳力过少者，占四分之一，灌溉时缺乏劳力者，约占八分之一”。[[7] [美]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7](p405) 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中小农户之间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二、雇工经营、租地经营对户际互助的影响 农户的雇工经营主要是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近代山东农村的雇工经营发展得并不充分，富农和中农多以自耕为主，雇工为辅。莒县三个区13个村的典型调查，在富农经营中家工占劳动总数的7%，雇工占88%；中农雇工占劳动力总数的52%，家工占48%。这大致是山东地区雇工经营的一般水平。[[8] 华东局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编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山东省农村调查[M]][8](p32)在一些雇佣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富农连长工也不雇佣，如流坡坞村富农主要生产是自己劳动，农忙时才雇短工。在雇佣关系发达的地区，富农的家工与雇工的数量大致相当，如海阳泊村，战前富农自有劳力19人，雇工16名。由于雇工经营发展的不充分，农户所拥有的劳动力常常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量。如1937年以前，盐山魏桥村富农的人力，以户平均计算，则缺一半以上，……虽然劳力不足，但二十四户富农仅有五家雇佣长工，有的还雇的是半长工，共雇入三个半长工”。[[9] 唐至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9](p751)胶东的海阳泊村，富农的土地实需劳力7人，其自有劳力和雇工加起来共35名，还缺7名劳力；中农阶层尚缺劳力7人。鲁北的北隋村，中农劳力盈亏相当，富农缺少劳力5-5个[9](p753)。所以，在雇工经营还无法充分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劳动互助就成为补充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随着近代山东农业耕作环境条件的恶化，分散的小生产无力抗拒和防止灾荒，为了保证小农的“生存权利”，分成租制逐渐兴盛起来。《获邑审编册》统计，1930年代，山东的分成租制比例占到27%。[[10] 获邑编审册[J]平淮学刊，1985,(1)][10]另据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统计，在1935年分成租制的比例达到50%左右。[[11] 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1](p538-p539)由于佃农贫困，许多分成租是由主佃双方共出农本的，所以说分成制也具有调剂生产资料作用。山东分成租的种类相当复杂，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均由地主出，佃户必须吃份子粮，吃一斗在公堆上还三斗至四斗，其余粮食按对半或佃四业六分劈，草全部或大部归地主，是为佃种地；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由佃户出，有的地主也出一部分农本。有的份子粮，粮草多为平分，牛草归牛，是为分种地。由此来看，在分成租下，除了土地条件之外，农本是决定主佃双方分成比例的重要因素。佃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少，所受的超经济剥削很重；分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多，超经济剥削就较差或没有。因此，为减轻对地主所出农本的依赖，佃农之间也开始开展互助合作，调剂生产资料的余缺。 三、近代山东农村户际互助的形式与规则 （一）经济状况基本对等条件下的劳动互助协作——合伙使用生产工具和搭套 合伙使用生产工具，是指有的农户之间采取共有农具、共同饲养役畜的互助形式弥补生产工具的不足。在潍县，小农为了配齐役畜、车和犁，往往几家联合，共同购买，共同使用。张姓买牛，王姓买马，李姓买农具，赵姓买大车，在生产中形成合作关系。在山东惠民县孙家庙村，地主阶层不负担任何大牲畜的饲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能在耕地充分的条件下才能单独饲养牲畜。孙家庙村有9户自耕农单独拥有牛，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骡，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驴。自耕农单独拥有牲畜达15户，3户半自耕农拥有牛。由于役畜的不足，牲畜共同占有的习惯在自耕农中十分盛行。半自耕农多3户共有，自耕农多2户共有。[4](p124-p129,p146-p149,p167-p196)合伙喂养牲畜的农户一般是平摊购买和饲养牲畜的费用，轮流饲养和使用牲畜，如历城县路家庄的陈姓叔侄每人各出资七十五元，购买耕牛一头。平时两户轮流饲养、使用耕牛，十天一换；农忙时，则改为一天或三天一换。在恩县后夏寨村还有另外一种平摊“伙养”费用的方式，如有三家共同拥有畜役，其中2人出购入费，1人担负饲养费[[12] 中国农村惯性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M]东京:岩波书店,][12](第四卷，p460)。 “搭套”也叫“合犋”，“插犋”等，是农户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与其他农户的人力、畜力共同组成二牛或三牛犋，共同耕种的劳动组合形式。这种搭套的劳动互助组合是“华北平原农作的普遍现象”，清代《登州府志》载：“耕者有春耕，有秋耕，用牛四，谓之一犋。穷民有至四五家合一犋者”[[13] 施闰章修,杨奇烈\任浚纂登州府志[Z],清康熙33年（1694年）刻本][13](卷八)，《莱阳县志》也说：“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耕”[[14] 万邦维修,卫元爵等纂莱阳县志[Z],清康熙17年（1678年）刻本][14](卷二)。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中，作者也介绍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小农有时两、三家‘搭伙’合并牲口和劳力来耕田”[[15]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5](p155)。 上述两种劳动互助都需要互助双方在经济条件和土地经营规模上大致相当。这种经济条件上的对等原则在上述两种互助形式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随着近代山东农村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小农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宽裕了，这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不得不斤斤计较。搭犋时，如果两家的经济条件相差太远的话，那么条件较差的一方会因自己“吃亏”而心生不满，这时互助关系往往就会出现问题。正像后夏寨村民的李令义说的那样：“大体是土地相当的人家合犋。这样相互间没有不满，要不然土地少的人家就有不满了”。当然，所谓的“经济条件对等”，也不是绝对的相等。后夏寨的王廷章说：“有同等数量土地的农家才能进行合犋。土地差个二三亩也没有事”，李令义说：“有十亩的农家与只有两亩地的农家不可能一起合犋，这差距太大了。如果我有10亩地，你有5亩的话，你就不想合犋。因为我地里的活很多，比你多出了一倍”。当被问起为什么他和王廷章家各有30亩和20亩土地，仍然在一起合作和很多年，李令义解释说：“双方间的性格、秉性合不合也是很重要的。感情很好，就不在乎土地亩数的差距的事例也有，但很少。比如两家差7、8亩地，也可以。主要是双方没意见，两家人很对脾气，觉得背点理，吃点亏，就不论了。计较这些就不在一处干了”。[[16] 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思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6](p170-p171)可见，在劳动互助中，农民心中对彼此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有一个心理上的承受范围，合具双方彼此的感情好，可能他们所能接受的“差距”就越大；而一旦双方之间“差距”超过了他们“合理计算”的范围，即使双方感情再好，互助关系也不能成立。 从参与上述两种互助协作的农民群体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富农拥有齐备的农具和牲畜，参与劳动互助的相对较少；较为贫困的贫农和雇农缺少参与互助的条件；只有中农，既有合具的条件，也有合具的必要。如在历城县冷水沟村，拥有、耕种大亩约20亩以上土地的农家，一般都有齐备的役畜、农具，没有和别人合具的必要。另外不到五亩的农家，因为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役畜，够不上合具的对象。所以一般是拥有10亩左右耕地的农家寻找合适的对象从事合犋”。在路家庄“没有牲口的人家不能合伙”。[12](第四卷，p257)不过，由于山东各地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同，各阶层农民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山东有的地区的富农和贫农也参与“搭犋”或“伙养”。1943年，在莒南、赣榆两县13个村落的调查中，调查者就注意到抗战之前贫农参与搭犋和“伙养”的情况：“地主、富农的耕畜多为大牛大驴，而中农、贫农则多系小牛小驴，同时多是数家一个牲口或各有一个不成牛犋的牲口，因此农民之间就产生了简单的变工互助组织，如搭犋、或养牛，或以剩余劳力来换取地主、富农剩余畜力”[10](p27)。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惠民县文化区于韩村，甚至是“地主”也要与别家进行互助合作。在村中占地10亩以下的农户一般无力饲养耕畜，一般的中农占地在10-20亩之间者，大多不能独立养一头牛，有的只能自家养一头驴或两家甚至四家伙养、伙使一头牛。全村仅有的两户地主中，只有韩友奎家拥有全套大农具，一牛一驴的搭配也可以组成独立耕作的耕犋；另一个所谓的“地主”韩太臣家，虽拥有一头牛，但仅拥有大农具的一般，显然要与别家搭套耕种[[17] 于韩村土地浮财分配登记表[M]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济南:齐鲁书社][17](p154-p155)。（二）带有雇工性质的劳动互助——换工和帮工带地 “换工”简单的说就是“以人力换牛力”，那些贫困无耕畜户，常用这种方式向富裕地主换取役畜的使用权。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山东地区的换工只在农忙期进行，持续的时间不长，且规模不大，只是两户农家之间的农耕组合。村民在换工过程中，秉持着“对等交换”的公平原则，在“合理地计算”田亩、劳力和牲畜之间换算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换、互助活动。虽然这种计算不是很精确，但最后的结果都能令双方满意。不过，在人力与畜力换工的场合，这种所谓的“公平”背后隐藏的是畜力占有者对借用者的劳动剥削。而且在“换工”过程中，无耕畜户不但要以劳力来换取役畜的使用，而且在耕种时还要受制于役畜的主人，往往是满足了牛主家的土地耕作需要后，才能耕种自家土地。在莒南县的官地村“一个十二亩的农户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产全部牛草、帮六个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种还要在牛主之后”[[18] 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官邸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M]1944年1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C],第13辑][18](p190)。“帮工带地”的互助形式在近代山东农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为其长年雇工，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带地佣工的民间惯行在各县又有细微差别，“博兴县雇主对于庸工所带田地之耕种，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种。雇工所带田地出产，全为庸工所有。雇工长年工资照最高价付给，惟扣除其所带田地之全年耕种费。嘉祥县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种费，大约每亩一元五角，所带田地之耕种费达到其工资限度，则不另支付工资。肥城之佣工以不耽误雇主之工作为原则，饮食须自备。清平县雇工所带之田地一切作业概由雇主负担，所出粮食归雇主所有，惟柴草须随所用耕畜为转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归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则不归雇主所有。该处壮农每年能耕二十九亩，雇工带地耕种不能超过 10 亩，高唐县之情形与此相仿。东平县佣工所带地之作业亦同于雇主之地，带地多者不要工资。莱阳县、恩县亦有此带地佣工之办法，莱阳县俗称此种庸工为 ‘打裏’”[[19]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供需状况[M]，中山文教馆,1935年][19](p37-p38)。 换工和带地帮工带有雇工经营的性质。在这两种互助形式下，拥有生产资料的富农或地主处于主导地位，而缺少生产资料的小农则处于从属地位，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上述各种劳动互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但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无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农户之间自发的互助合作，一般只有两三户人家参与，规模很小，且缺乏稳定性。第二，互助协作调配的资源大都仅限于劳力、牲畜、农具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缺乏先进的技术因素的支持。在农业技术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只能通过追加劳力和资本来提高农田产量，其发展的方向是农业发展的“过密化”，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增长的规模经济。第三，农户的互助多集中于生产环节，缺乏农业销售、加工等环节的合作。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较小农地经营规模很脆弱，其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为抵御经济风险，农民应当开展产前、产后方面的合作。然而，近代山东农户的土地经营较为分散，商品经济意识不强，同时也无法承担农业产业化需要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这就使他们之间的互助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可避免地深陷于“自己自足的陷阱”之中。四、近代山东各阶层农民对劳动互助的“选择” 各阶层农民对在土地经营中对劳动互助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经济实力以及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经营逻辑。 在土地经营中，富农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者，他们力求在土地经营中选择一种最经济的生产方式，合理地进行劳力和生产工具的配置，以提高农业收入。近代山东的富农生产资料比较充足，但由于雇工经营发展得不充分，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劳动力不足。为补足劳动力，富农常“利用互助劳动以提高劳动效率”[24](p756)：畜力充裕的富农多与缺乏畜力的农户“换工”，在补充劳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牲畜的使用效率；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富农，也多参与合犋、伙养等劳动互助。 中农是追求稳妥地经营者。他们一方面追求利润，积极向富农阶层靠拢；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生产，防止沦为贫农。山东的中农以自耕为主，拥有的生产资料量介于富农和贫农之间。与雇工经营水平比自己高，生产工具比自己齐全的富农相比，中农更有劳动互助的必要；与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相比，中农在经济条件上具备开展劳动互助的优势。中农的经济地位还决定了他们多倾向于选择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且没有超经济剥削的劳动互助，来补充劳力和生产工具的不足。《惯行调查》资料中提到的冷水沟村和后夏寨村，均是中农占多数的村庄[ 后夏寨村自耕农占3%，冷水沟村自耕农4%，中农是自耕农的主体，因此，这两个村中的中农占多数]。在这两个村中，搭犋是最普遍的互助形式。后夏寨村“（村民）大部分都合具，一多半。个人解决不了……就得想这个法，差不多90%农家合具”[16](p96)。历城县冷水沟村在20世纪40年代有合具组合八、九十组[12](第四卷，p26)。 对于贫农来说，与追逐利益相比，生存是第一位的。近代山东的贫农拥有的生产资料严重不足，但劳力过剩，他们是雇工和佃农的主体。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农参与劳动互助的机会比较少，而且常常是带有救济性互助的受益者或是雇佣性互助下的受剥削者。 随着近代山东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东农村结构逐渐呈现出“中农化”的趋势。在1937年以前，山东的富农占总人口的5%，占总户数的3%，中农占总人口的98%，占总户数的63%，贫农占57%，雇农占24%。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贫雇农约占70%左右[[20] 段国卿,岳海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农民运动简论[J]，山东史学集刊,1983,(1)][20]。总的来看，在山东各阶层农户所占的比例中，中农的比例最大，富农和中农比例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土地改革时，中共山东分局对山东274个典型乡村的统计，贫农占总户数的44%，中农占8%，富裕中农占63%，富农占64%，地主占35%。这表明山东的中农还在上升。如上所述，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21]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M]北京：中华书局,][21](p224)。所以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更加凸显了劳动互助在山东农民土地经营中的重要性。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联系到中国近代史，大陆学者一般认为，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一个起点，此后，英、法、美、俄、德、日、意等世界强权先后参与或者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在列强的武力压迫之下“门户开放”，主权沦丧，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出入，可以任便在中国经商、办厂、办学和传教，路矿利权严重外溢，中国的内河和领海失去屏障，从北京到秦皇岛的出海口等十二处地方由外国驻兵，大片土地被割让，十多个城市设有外国的租界，还有旅大、威海、胶州湾、香港新界、广州湾以及澳门等外国的租借地，全国几乎都被外国划分为势力范围。如此主权国家，其何以堪？有识之士，能无抚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忧国忧民者常常为此发出呼吁。三元里抗英、广州反入城斗争、太平天国的反对外国侵略、各地绵延不断的反洋教以至北方爆发著名的义和团爱国运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由抗议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不公引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上海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以及大革命时期响彻全国的“打倒列强”的呼声，在在说明反帝斗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以后，国民政府主持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也赢得了全国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支持。谴责帝国主义侵华，正面评价中国人民、政府的反帝斗争，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研究这个课题，很可能是两岸学者较少有原则分歧的地方。 帝国主义侵华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中国学界曾爆发热烈的争鸣。经过思想理论界的反复讨论，学界相当多人士赞成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在自己的一份文件中采纳了这个概念。三十年代末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国情时，就是依据这个概念来立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体认，是确立中国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前途的基本出发点。对这一点，台湾的学者指斥其非，是不遗余力的。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展开讨论。仅指出，采纳这个概念，对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是至为重要的。我们往往强调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以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个认识为依据的。 如果说对帝国主义侵华这一史实两岸学者尚无大的原则分歧，那么，对于近代中国的反帝，可能认识就不尽一致了。仅举一例。张玉法教授在一篇书评中说；“不可否认的，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非常严重。到八国联军之后始趋缓和，缓和的原因，一般的解释归于门户开放政策，该书则归于义和团的阻赫。义和团式的排外，实是无可鼓励的。”八国联军之役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否缓和了，尚待讨论。此处仅就义和团立言。1900年弥漫于华北、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彼岸学人往往因袭旧时学人的看法，指义和团为“拳匪”，为笼统排外，轻易加以否定。义和团起自乡间，本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一种比较散漫的组织形态，因外国势力深入穷乡僻壤，更因民教纠纷，衙府庇护教民，损及农民利益，于是揭竿而起，号称“扶清灭洋”，后得官府支持，进入京津。他们以血肉之躯，敢于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剿灭，虽然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精神是值得称颂的。他们的“排外”，是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初级形态，其缺点当然是明显的，但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挥了中国人民的民气，使得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也不能不慨叹欧洲人无此脑力和物力统治中国，“瓜分中国实为下策”。义和团失败以后，国内多有骂义和团为“团匪”、“拳匪”者，但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义和团的功绩。1901年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国留学生刊物《开智录》发表文章，称颂“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说“三民主义”，也称颂义和团：“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此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与此相反，此岸学者认为历届政府颟酣、腐败，对于造成中国的落后是有责任的，尤其对于统治者对外敌的侵略不能组织有力地抵抗，面对强敌，俯首乞和，造成近代中国屈辱悲惨的历史，是应该受到谴责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6年的英法联军之役、1864年俄国出兵占领新疆伊犁地区、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及俄军占领东北地区、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英国侵藏战争、1914年日本出兵山东、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等等，此荦荦大者，都是政府不能组织有力抵抗造成割地赔款、主权沦丧的著名例子。中法战争不败而败、胜而求和；甲午战争实行“避战保船”，等于解除北洋舰队的武装，不仅拱手出让制海权，而且拱手出卖了北洋舰队，这两次战争的失败，李鸿章都不能辞其咎。至于九一八事变，明示不抵抗，更遭到国人批评。有人以外敌强大、中国落后为词，提出抵抗不是上策，求和才是出路的主张，是站不住的。须知，近代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就是资本主义列强先进，中国落候，列强与中国的关系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对列强侵略不抵抗，一味求和，出路只能是从半殖民地滑向殖民地，沦为附属国。中国恰恰是因为抵抗了，才免于成为殖民地国家的。正确的做法，是一面研究自己落后的原因及落后之所在，努力学习、借鉴西方的长处，以自强立国，同时发扬民气，对外敌侵略组织有力地抵抗。可惜，近代中国政府对此缺乏因应之道，使偌大中国总是落到一个落后挨打的地步，令后人读史至此，不胜扼腕。 为什么总是批评政府？不是说政府一点好事都没有做，而是说每当面临国家、民族巨大变局时，政府不是站在国家、民族以及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作出因应，而是从政府或政府负责人的利益与好恶出发。这里或许要说到上面提到的反帝反封建中的反封建了。所谓封建，不是指我国古代周天子分封建国的“封建”，而是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封建社会的“封建”。此一封建，不过是在翻译时借用了古时的现有词汇“封建”罢了。所谓封建社会，我理解指的是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小家庭式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外国侵入，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并无实质上的改变。这种制度处事每以皇帝一家一姓的利益为转移，而不顾及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例如，太平天国起义，适逢英法联军之役，清政府宁愿割地赔款，不愿对农民起义让步，结果，“借师助剿”，湘淮军和常胜军合作，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甲午之役，适逢慈禧太后花甲之寿，竟公然不顾外敌侵入这等大事，不集中国力对付战争，反而把建设北洋舰队的经费挪用来修建颐和园，以供花甲庆典之欢。这样的政府，不改革怎么能受人民欢迎呢！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真天真。这和打劫有什么区别呢？
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 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4]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5]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10]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11]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12]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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