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imagologie）研究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及其所蕴涵的意义，和通过文学中的形象了解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相观察、互相表述和互相塑造，是比较文学里比较新兴的学科。形象学研究的意义并不是帮我们鉴别真伪，而是研究这类形象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这不仅对“他者”有着认识意义，对主体自身的认识也具批判性。学科介绍编辑定义形象学是影响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和扩展。与其他三个分支相比，形象学在注重事实的基础上，把研究的目光更多的投向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冲突和对话上。形象学形成于法国，是比较文学里比较新兴的学科。但就文学作品中对异国的描述已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西方文学中早期的流浪汉文学、游记等，中国五四时期较多的一些翻译作品等，都可以让人有一种关于“异乡”的概念。作为一门学科，形象学首先要替自己定位。“形象学首先就令文学史家们生疑。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这令得形象学既不讨好于文学纯粹学主义者，也不讨好于民族主义者。但即使形象学面对的是如此多学科交汇的复杂局面，它依旧还是成为了人们研究时所不可避免的话题，跨学科性不仅是形象学研究的困难之处，也成为了形象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研究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社会与文学”的联系，“文学至少是社会的表现，因为通过文学，可以破译出一个社会在他者那里产生的幻像。”这是比较文学中形象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理论源泉。文学记录作者内心最真实的最坦诚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又大多受外界影响刺激，所以大部分维护形象学的学者们不愿意人们仅仅将形象学理解成单纯的“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就连文学中有关异国的描述也仅仅是作为形象学考察的一个方面。而挖掘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他者“形象”和这种形象如何被制造出来，又是如何生存的，又能够揭示出文学最“根本”的问题。贝茨形象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互相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巴登斯贝格《法国文学中的英国和英国人》比较文学让·玛丽·卡雷、基亚比较文学的任务是“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学科概念编辑形象形象学的“形象”不同与一般意义的“形象”，它特指“异国形象”，体现跨种族、跨文化的性质。形象学的“形象”不仅仅指异国的人物、景物，也包括作品中关于异国的情感、观念和言辞的总和。由作家创造；作家的理解来自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这个异国形象承载着“社会集体想象物”。集体想象物“社会集体想象物”是某一社会对某个相异的集体或社会文化所做的阐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社会集体想象物”按群体分，代表一个群体对另一国家、民族的文化观照，集中体现了一个群体的认知特点。“社会集体想象物”是一个建构性存在，它会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迁。套话套话指“一个民族在长时间内反复使用、用来描写异国或异国人的约定俗成的词组”，是民族心理定势推动下对他者形象的一种象征性表述。套话是表述“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最小单位，作为一种想象物，套话不一定与事实相符，多是出于自身需要对异国形象的虚构。套话在个人表述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某种一致性，众人认可，众人使用，在话语交往中有特定的所指，标志着对他者的固定的看法。他者“他者”是自我意识完成不可缺少的部分，人们须从他人的映像中来确认自己。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黑格尔认为自我的整一性必须经由对对立之物的扬弃而完成，因此，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他者”是自我意识的完成不可缺少的参考系。“中华民族”的观念就是随着空间的扩展和“他者”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他者”起初只是作为一个异己的第一等的对象来加以描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他者”也可能被解释为理想榜样，并导致对“他者”的过分美化和对自己的过度反思；“他者”这个概念在自身认同上将产生爱恨交加的效果。形象问题编辑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异国相对于主体而言应该属于他者范畴，即不同于主体的排他性质。而这里所说的“形象”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巴柔在文章中这样定义形象，在我看来，很有概括性，在与“他者”进行的有意识的区别后，对异域的自觉感知具象为文字，“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形象是对一种文化或者社会的想像，它有时候反映在作品中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复制品，同时也可以是充满文学性的“乌托邦”，可归根到底它都可以纳入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范畴，这里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同时具备相同性和相异性。而“形象”不仅可以介入社会的精神生活层面，也可以是对社会总体面貌的概述。形象学之所以能区别单纯的社会研究学在于形象学中“形象”的文学性，即幻象性,“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有意思的便是研究这类“形象”的幻想性，“研究的是行行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例如夏晓红对 “洋鬼子”这一套语的历史溯源和追问，它使我们对这个“似懂非懂”的历史名词背后隐藏的漫长的历史情感接受历程有了总体的把握，从而又能挖掘隐藏在这一名词背后中国人的喜怒好恶，所有接受美学和符号学能成为“形象”研究的方法之一也便情有可原了。形象不仅仅是接受者对“他者”表现出的一种喜怒好恶，还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注视“他者”时所有的反思性，还有“注视主体”所不同于客体的一面。在文学上表现出来便是理想性，也有着莫哈所说的“乌托邦”性质，而这“乌托邦”性质是最忌确定性的。“形象”身上同时具备同一性和相异性。书写形象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个编程的过程，而是企图将一种文化或者更加复杂难言的东西抽象成具体文字的过程，也就是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失却许多复杂丰富性，套语作为“形象”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形成过程就是这样。作者创造一个“形象”，有时也是为着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好比夏晓红编的形象学论文集中有人对卢梭在五四时期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里的“卢梭”已经不仅仅是原先意义上的客观存在，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思想变革要求，“卢梭”的思想和形象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接受和过滤之后才被作品重新定位。如何还原真正的卢梭和对当时出现的“卢梭幻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课题，它帮我们梳理了我国五四时期人们的一种文化心态和社会现实，对主体和他者的研究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从纵向来讲，套语的形成其实也是形象单一性的过程，“卢梭幻象”也具有某种单一性，如何还原“他者”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整合某一历史阶段对“他者”的印象也是形象学多面对的复杂问题之一。描述与差距编辑“形象”可以同时具备文学性（幻象、虚构）和单一性（套语），对这类相异性的记录的主要方式便是描述。“形象”是一种描述，而且是一种有差距的描述。文学中的描述是形象学所要考察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说的大多都是针对于文学中的描述。因为只有文学这类“诗化”的文本才可以被人们拿来直接阅读和诠释。文学类异国“形象”中包括虚构的梦幻世界和真正的客观反映，无论如何这类描述都或多或少的接近真实却又不得不引人推敲。因为这里的“形象”“是经过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要研究“形象”不仅仅是要研究“他者”，还要分析主体。形象学研究的意义并不是帮我们鉴别真伪，而是研究这类形象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这不仅对“他者”有着认识意义，对主体自身的认识也具批判性。
采稿范围：本刊注重刊发不同研究层次（微观、中观、宏观）、史料与理论并重的优秀论文。尤重实证探索和理论创新，欢迎对史学研究领域内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形成全面、深入、系统的整体性研究；同时也欢迎中观和微观视角的研究，提倡新史料的挖掘与采用。来稿要求：来稿字数一般应限制在10000字以内，重大选题可限制在20000字以内。来稿应有简短的学术史梳理，可在文中或注释中简要评析已有研究成果和当前研究状况。请用A4纸打印，编辑部决定采用后通知作者寄送电子稿；地址为：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 吉林大学《史学集刊》编辑部。来稿规范请参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规范）或本刊2000年以来的编排格式。文章应有300字左右摘要、3－5个关键词、文章题目、作者单位、摘要和关键词的英文翻译。注释与参考文献分开，前者是对文中所涉及内容的进一步解释说明，标识在页下；后者陈列于文后，同一个文献多次出现时按照首次出现的顺序码标注。著作类参考文献顺序为：著者、文献题名、卷期、出版地、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期刊类参考文献顺序为：作者、文献题名、杂志名称、出版年、期数、页码。此外需提供作者个人信息，包括生年、性别、出生地、工作单位、职称和研究方向。并请提供电子信箱。来稿逾期3个月未接到采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恕不退稿。《史学集刊》已经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台湾中文电子期刊服务思博网》等网络版或光盘版，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其文稿刊登后可供上述数据库收录、转载并上网发行。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以代表鲁迅对《史记》的总体评价，也是最高评价。这两句话，一指其史学地位，一言其文学价值，自是非常允当。然而，两句话的关系究竟怎样？历来人们谈论得却不是很多，而在我看来，这倒恰恰是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史记》之所以成为“史家之绝唱”，就因为它是“无韵之《离骚》”，即因为它的文学性，也即因为它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透视。众所周知，史学以“事”为研究对象，文学以“人”为描绘中心，似乎是各有侧重。然而，看看历史，所有的“事”又都是“人”做的，无一例外。所以，必须把“人”写透彻，才能把“事”说清楚，这才应该是优秀的史学著作所追求的境界。而把这一境界提升为一种自觉追求的史学家，就正是司马迁。考察在司马迁之前的先秦史著，《春秋》《左传》为编年体，《国语》《国策》为国别体，尽管在这些著作中都有一些写人写得不错的篇章，但它们在总体上却都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所作的记录，都没有注重突出历史事件中的人。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名“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缩写。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扩展资料：利用 CSSCI 的“来源文献检索”，读者可以检索到包括普通论文、综述、评论、传记资料、报告等类型的文章。利用 CSSCI 的“被引文献检索”，读者可以检索到论文 ( 含学位论文 ) 、专著、报纸等文献被引用的情况。共收录管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语言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情报与档案学；教育学、体育学、统计学、心理学、社科总论、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人文、经济地理、环境科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中文期刊 493 种。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南京大学研制，是各大高校机构评审的重要依据。
英文全称为“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缩写为CSSCI。它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
什么是SCI，SSCI CSSCI 目前，在国际科学界，如何正确评价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被SCI、SSCI收录的科技论文的多寡则被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实力和科技论文水平高低的重要评价指标。那么，究竟什么是SCI和SSCI呢？一、SCI SCI即《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简称ISI）创建的，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 SCI从来源期刊数量划分为SCI和SCI-E。SCI指来源刊为3500多种的SCI印刷版和SCI光盘版（SCI Compact Disc Edition, 简称SCI CDE），SCI-E（SCI Expanded）是SCI的扩展库，收录了5600多种来源期刊，可通过国际联机或因特网进行检索。SCI涵盖学科超过100个，主要涉及农业、生物及环境科学；工程技术及应用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物理及化学；行为科学。二、SSCI 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Selectively Covered)期刊为1300多种。三、CSSCI 科学引文索引是从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上，揭示科学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引文的统计与分析，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学科研究与发展的基本走向，评价科学研究质量，为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与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由南京大学研制成功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2000年该项目完成了CSSCI引文数据库的构建工作，相继研制成功了CSSCI数据库网络版和光盘版。经过数年的努力，现已开发的CSSCI（1998—2004年）7年数据并在国际互联网上和国内电讯网上向社会各界提供多种形式的查询服务，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该项成果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空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目前，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考核指标。CSSCI数据库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100多个单位购买使用，并将CSSCI作为地区、机构、学术、学科、职称、项目、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 作为我国社会科学主要文献信息统计查询与评价的重要工具， CSSCI提供多种信息查询、检索途径，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信息和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为社会科学管理者提供地区、机构、学科、学者等多种类型的统计分析数据，从而为制定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科研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参考。目前南京大学CSSCI数据库已向社会开展服务，服务项目有网上包库（包库机构在限定的IP地址范围内的任何一台计算机上、任意时间段使用CSSCI数据库）、网上查询（非包库用户通过网络查询CSSCI数据库）；委托查询（用户委托南京大学代为查询CSSCI数据库，出具查询报告）、手机查询（中国移动手机用户通过发送手机短信形式查询CSSCI数据库），详情可登录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网站（）查询。
非黄非暴力，内容积极向上！字数怎么也要5000以上！还有，这是一本青春文学杂志！
形象学（imagologie）研究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及其所蕴涵的意义，和通过文学中的形象了解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相观察、互相表述和互相塑造，是比较文学里比较新兴的学科。形象学研究的意义并不是帮我们鉴别真伪，而是研究这类形象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这不仅对“他者”有着认识意义，对主体自身的认识也具批判性。学科介绍编辑定义形象学是影响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和扩展。与其他三个分支相比，形象学在注重事实的基础上，把研究的目光更多的投向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冲突和对话上。形象学形成于法国，是比较文学里比较新兴的学科。但就文学作品中对异国的描述已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西方文学中早期的流浪汉文学、游记等，中国五四时期较多的一些翻译作品等，都可以让人有一种关于“异乡”的概念。作为一门学科，形象学首先要替自己定位。“形象学首先就令文学史家们生疑。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这令得形象学既不讨好于文学纯粹学主义者，也不讨好于民族主义者。但即使形象学面对的是如此多学科交汇的复杂局面，它依旧还是成为了人们研究时所不可避免的话题，跨学科性不仅是形象学研究的困难之处，也成为了形象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研究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社会与文学”的联系，“文学至少是社会的表现，因为通过文学，可以破译出一个社会在他者那里产生的幻像。”这是比较文学中形象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理论源泉。文学记录作者内心最真实的最坦诚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又大多受外界影响刺激，所以大部分维护形象学的学者们不愿意人们仅仅将形象学理解成单纯的“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就连文学中有关异国的描述也仅仅是作为形象学考察的一个方面。而挖掘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他者“形象”和这种形象如何被制造出来，又是如何生存的，又能够揭示出文学最“根本”的问题。贝茨形象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互相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巴登斯贝格《法国文学中的英国和英国人》比较文学让·玛丽·卡雷、基亚比较文学的任务是“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学科概念编辑形象形象学的“形象”不同与一般意义的“形象”，它特指“异国形象”，体现跨种族、跨文化的性质。形象学的“形象”不仅仅指异国的人物、景物，也包括作品中关于异国的情感、观念和言辞的总和。由作家创造；作家的理解来自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这个异国形象承载着“社会集体想象物”。集体想象物“社会集体想象物”是某一社会对某个相异的集体或社会文化所做的阐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社会集体想象物”按群体分，代表一个群体对另一国家、民族的文化观照，集中体现了一个群体的认知特点。“社会集体想象物”是一个建构性存在，它会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迁。套话套话指“一个民族在长时间内反复使用、用来描写异国或异国人的约定俗成的词组”，是民族心理定势推动下对他者形象的一种象征性表述。套话是表述“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最小单位，作为一种想象物，套话不一定与事实相符，多是出于自身需要对异国形象的虚构。套话在个人表述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某种一致性，众人认可，众人使用，在话语交往中有特定的所指，标志着对他者的固定的看法。他者“他者”是自我意识完成不可缺少的部分，人们须从他人的映像中来确认自己。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黑格尔认为自我的整一性必须经由对对立之物的扬弃而完成，因此，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他者”是自我意识的完成不可缺少的参考系。“中华民族”的观念就是随着空间的扩展和“他者”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他者”起初只是作为一个异己的第一等的对象来加以描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他者”也可能被解释为理想榜样，并导致对“他者”的过分美化和对自己的过度反思；“他者”这个概念在自身认同上将产生爱恨交加的效果。形象问题编辑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异国相对于主体而言应该属于他者范畴，即不同于主体的排他性质。而这里所说的“形象”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巴柔在文章中这样定义形象，在我看来，很有概括性，在与“他者”进行的有意识的区别后，对异域的自觉感知具象为文字，“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形象是对一种文化或者社会的想像，它有时候反映在作品中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复制品，同时也可以是充满文学性的“乌托邦”，可归根到底它都可以纳入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范畴，这里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同时具备相同性和相异性。而“形象”不仅可以介入社会的精神生活层面，也可以是对社会总体面貌的概述。形象学之所以能区别单纯的社会研究学在于形象学中“形象”的文学性，即幻象性,“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有意思的便是研究这类“形象”的幻想性，“研究的是行行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例如夏晓红对 “洋鬼子”这一套语的历史溯源和追问，它使我们对这个“似懂非懂”的历史名词背后隐藏的漫长的历史情感接受历程有了总体的把握，从而又能挖掘隐藏在这一名词背后中国人的喜怒好恶，所有接受美学和符号学能成为“形象”研究的方法之一也便情有可原了。形象不仅仅是接受者对“他者”表现出的一种喜怒好恶，还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注视“他者”时所有的反思性，还有“注视主体”所不同于客体的一面。在文学上表现出来便是理想性，也有着莫哈所说的“乌托邦”性质，而这“乌托邦”性质是最忌确定性的。“形象”身上同时具备同一性和相异性。书写形象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个编程的过程，而是企图将一种文化或者更加复杂难言的东西抽象成具体文字的过程，也就是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失却许多复杂丰富性，套语作为“形象”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形成过程就是这样。作者创造一个“形象”，有时也是为着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好比夏晓红编的形象学论文集中有人对卢梭在五四时期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里的“卢梭”已经不仅仅是原先意义上的客观存在，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思想变革要求，“卢梭”的思想和形象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接受和过滤之后才被作品重新定位。如何还原真正的卢梭和对当时出现的“卢梭幻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课题，它帮我们梳理了我国五四时期人们的一种文化心态和社会现实，对主体和他者的研究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从纵向来讲，套语的形成其实也是形象单一性的过程，“卢梭幻象”也具有某种单一性，如何还原“他者”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整合某一历史阶段对“他者”的印象也是形象学多面对的复杂问题之一。描述与差距编辑“形象”可以同时具备文学性（幻象、虚构）和单一性（套语），对这类相异性的记录的主要方式便是描述。“形象”是一种描述，而且是一种有差距的描述。文学中的描述是形象学所要考察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说的大多都是针对于文学中的描述。因为只有文学这类“诗化”的文本才可以被人们拿来直接阅读和诠释。文学类异国“形象”中包括虚构的梦幻世界和真正的客观反映，无论如何这类描述都或多或少的接近真实却又不得不引人推敲。因为这里的“形象”“是经过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要研究“形象”不仅仅是要研究“他者”，还要分析主体。形象学研究的意义并不是帮我们鉴别真伪，而是研究这类形象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这不仅对“他者”有着认识意义，对主体自身的认识也具批判性。
该刊论文除正文外，还包括中英文作者单位、关键词、摘要及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等信息。对投稿论文的引文注释有专门规定，并要求同时寄电子稿和文字稿。本刊作者群体主要是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历史学专业研究人员，所发论文是当前史学研究前沿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复印转载率及引用率在国内同类刊物中名列前茅，荣获各种核心期刊冠名，并多次荣获中国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在中文社会科学界、期刊编辑、出版界有很大影响。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聪明 狡猾 善于分析 赤壁之战反映了他的能言,冷静,祁山之战表明了他的机智,执着,忠心 一、不贪权势他位极人臣，却不追求个人权势，不弄权也不为权所努役。以他的才能智慧和崇高威望，拿掉昏聩无能缺德无才的阿斗，自己称王称帝，可以说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但是，他对后主坚持执君臣之礼，决不摆相父架子。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以礼规劝、得后主同意才进行的。 二、不谋私利他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在《诫子书》中，他提出了自己严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他对后主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死时确实如其所言。他择妇摆脱了郎才女貌的陋习，选择了黄承彦的丑女。黄承彦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关于这桩婚事和黄氏的才美，《三国演义》在描述诸葛瞻战死绵竹时曾有简要的介绍，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位丑女给予了热情的赞美。 三、严于律己 街亭之役，马谡违节，造成败局，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几次发布鼓励将士直言极谏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评自己过失和缺漏。在他执政期间，如果出现失误，他都决不委过他人，而自省自律。来敏、李严等人罪责虽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责，检讨自己的失损。 四、知人善任他从蜀汉大业出发，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他取士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对那引起忠于蜀汉政权，又有真正才学的人，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事他被誉为“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也。”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俊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这次用人之举被时人赞为“德举”。在《前出师表》中，他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刘璋旧部，也有魏降将，却无任何山头圈子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他心胸开阔，容人容物的雅量，摆脱个人好恶从事业出发选人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受过诸葛亮严厉处罚被削职为民的廖立、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故的消息，竟痛哭失声，他们被罢黜官职，不但不怨恨反而寄予希望，对他的死十分悲伤。这说明诸葛亮用人多么公正。 五、谦恭待人若把诸葛亮同当时的孔融、祢衡等人相比，显然后者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和才智过人的周瑜、鲁肃、司马懿相比也略高一筹。与他同齐名的庞统相比，更能看出二人高下。虽然，水镜先生说：“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但他说的重点仍在诸葛亮。诸葛亮高于庞统之处，不单在智谋才华，更重要的还在于品德胸怀。庞统心怀私念，妒忌孔明，骄兵轻放，急于求成，铸成大错，终身抱憾。诸葛亮无私无畏，谦虚谨慎，深思熟虑，卓识远见，善于博采众长，融化于胆识之中。他多次表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在《与杜微书》中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在《又教与军师名史与参军掾属》中称：“任重才轻，故多阙漏。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功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以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子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不仅自谦，而且以深受教益的事例说明愿得别人诲教之诚心。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言，并作为命令颁布全军，强调南征，不能单靠武力镇压，还要靠智胜和从思想上瓦解叛军，从而制定了对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和抚政策。 六、治蜀有方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由孔明的“三哭”谈起公元220年，诸侯并起，天下纷争。山清水秀的竹林间，茅舍内，一位中年男子头戴纶巾，手握羽扇，身在茅舍，心系天下，看兴亡成败，胸中尽万点河山，道：“人和者，得天下也。”于是三顾茅庐的佳话造就了一代伟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诸葛孔明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建蜀国，兴汉业，历经图治，呕心沥血。以其智，以其情，以其义，展现了一代蜀相伟大的胸襟气魄，令天下人为之敬仰，让我醉，让我痴，令我狂。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有通天彻地的才干，深谋远虑，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呼风唤雨。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草船借箭，三气周渔，借东风赤壁之战。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司马面前摆空城。威镇八方，“真乃神人也。”他调兵遣将，知人善用。赤壁之战中，明知关羽乃情义深重，知恩必报者，亦派其扼守要道，结果华容道上关羽顾念旧恩，宁舍己而放走了劲敌曹操。有人道，此乃孔明之过也，错失良机。然却不尽然。看，当主公刘备急切地加以阻止时，：“云常乃性情中人，必放曹操，贤相怎可让其扼守要道？”孔明听罢，仰声长叹曰：“此乃天意，天不灭曹。若魏国亡，东吴势必崛起，此乃一劲敌，又占地利只势，蜀国必难与其相抗衡，势必亡矣。今三分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我等趁此良机，兴农业，固粮仓，养精蓄锐，方可破敌。而云常经此一战，必更忠心效蜀，此乃臣之大计也！”由此看来，放走曹操绝非偶然，亦非孔明之败笔，实乃形势所逼，无奈之举也。再如用魏延。其时三足鼎立，蜀国力量较为弱小，诸葛亮苦撑危局，自然注重网罗人才。蜀中名将除关张赵马黄外，还有一位就是魏延。诸葛亮在对其的使用上可谓煞费苦心。魏延也算能够骁勇善战，屡建功勋。但此人头后有“反骨”，不够忠诚，诸葛亮料定他日后定会谋反，但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此人不可不用，尤其在关张赵马黄等人凋零之后。况且你如不用，就有可能为敌所用。诸葛亮一边用他，一边又防范着他。待到诸葛亮操劳过度，病危之际，密令魏延断后。当夜魏延忽作一梦，梦见头上长出二角，得知乃大吉之兆，遂起兵谋反，果应孔明之言。还是诸葛亮早有安排，并留下锦囊妙计，才有马岱砍下魏延首级之举。知道其有谋反之心，还要用之，如走钢丝一般，诸葛亮成竹在胸，自己在世其有惧怕之心还不敢公然造反，不用可惜。在其造反之前杀之，又让将士们寒心。只有在其身边埋下伏兵，待其反时一举杀之，一般而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特定形势下，如何变通的取得最佳之效，实乃大智慧也。鲁迅在评价诸葛亮时认为他太神而近乎于“妖”。对前人的评价，我不能深入领会。在我看来，即为“妖”，那意味着贬义。我以为不然，尽管诸葛亮的才智近乎神话，但称其为“妖”不免过于尖酸刻薄，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重情义的人。街亭之战中，马谡争先，一再狂言不休，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他的失察。派王平，岂知马谡怎肯听王平之言，这是再度失察。结果失去战机，失去所的之地，失去了将得的胜利，失去了锐气，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业，失去了政治家、军事家所应有的明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乃孔明人生的一大败笔。这当中固然有孔明失察之过，却也不尽其然。看，马谡请兵时，孔明虽有疑虑，但因素对其有好感，抹不开面子，故委以重任，究其根源，乃一“情”字。事后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如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这一哭，一挥手之间，深深的自责，贻误战机，用人不当，也害了马谡，累及其全家，可见其“情”之深。对马谡家属的安置照顾，又可见其“义”之重。孔明二哭，当参军蒋琬求情时，孔明流涕而答曰：“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这一哭，又交织着多少情感。马谡将斩，虽心中不忍，奈执法严明，为不得不斩而哭，恨自己知人不能善用而哭。街亭失守，战局不能扭转，兴汉渺茫，于是悲从中来，怎不流涕？马谡斩毕，孔明又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其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这一哭，多少悲愤涌上心头，眼前曾经的茅林溪水；沙场点秋兵；与先帝纵马与广袤的田天地之间，谈古论今往事历历在目。思旧恩，悔自己不听先帝之言，枉费先帝一片苦心。深恨己之不明，失去了兴汉大业，对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片深情，又是一个“情”字。说孔明不“明”，我认为只有一点。先帝白帝城托孤之时曾说：“幼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万不得已之时，丞相可取而代之，兴我汉室。”然尽管先帝如此之说，孔明决不违“情”犯上，依旧忠心耿耿，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怎可“情义”二字所能尽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后世有评诸葛亮云：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表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代诸葛武侯，其情，苍天可表；其义，大地为之动容；其智慧，千百流传；其忠诚，为后世人所景仰，可谓：一缕清魂天上逝，留得清白在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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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红学界对林黛玉形象的研究异彩纷呈，纵观上个世纪, 林黛玉评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2、文学的典型评论；3、文化与美学探索。这个时期,对黛玉的原型和曹雪芹佚稿中的黛玉之死也作了深入探讨。虽然评论的视角、评论的方法几经变化, 但至今仍无定论, 其原因在于这一典型形象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模糊性及其永恒魅力。 关键词 世纪 红楼梦 林黛玉研究 《红楼梦》自诞生至今已近两个半世纪, 人们对林黛玉的评论也进行了二百多年, 但林黛玉形象的本质特点至今仍无一致意见。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林黛玉研究的专论就有三百多篇, 还不包括对这一形象有所涉及的著作。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成果择其要者进行综述, 以期对林黛玉评论流变的主脉作一个大致的梳理。 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史的一般流程为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文学的典型评论和文化与美学探索三个阶段。20世纪林黛玉评论亦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时间上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 50年代至70年代, 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 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 20世纪前半期的林黛玉研究 20世纪的前五十年论者大都将林黛玉放到道德文章天平上衡估, 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断。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光绪三十年）问世, 这是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发端之作。其中对林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悲剧进行了论述：“ 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 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 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 闻黛玉‘ 不是东风压西风, 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 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 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 信誓旦旦, 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 则普遍之道德使然, 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 而金玉以之合, 木石以之离, 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在王国维看来, 林黛玉的性格、出身及当时道德因素注定她的悲剧是无可避免的。 民国初年,《红楼梦》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势力颇大的派别—索隐派。其代表人物有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等。他们的目的在于寻求小说所“ 隐去” 的“ 本事” 或“ 微义” , 而实质是穿凿附会地去求索《红楼梦》所影射的某些历史人物。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1916年出版）认为《红楼梦》全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 林黛玉即董鄂妃董小宛。1917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 林黛玉, 影朱竹垞也, ” “ 绛珠影其氏也, 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竹生于秀水, 故绛珠草生于灵河岸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1919年出版）赞成林黛玉即董小宛的说法。他说“ 书中之宝玉, 黛玉,皇帝与后妃也。”（ 《释真》二十二回）但他又说林黛玉写的是乾隆的皇后富察氏。“ 曹氏之林黛玉非他, 乾隆之原配嫡后, 由正福晋进位, 后谥孝贤皇后富察氏也。” 《释真》二回紧接着又自相矛盾, 说林黛玉不是别人, 是方苞。“ 林黛玉之以朝臣混之, 混之以方苞。苞也, 灵皋也；绛珠, 仙草也甘露也, 泪也。一而二, 二而一也。” （《释真》二回）林黛玉一下子变成了董小宛、孝贤皇后富察氏、方苞三个人。综观索隐派对林黛玉的研究, 不仅是牵强附会的, 而且本身往往是矛盾的。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于1923年刊行, 他在《作者底态度》一文中, 通过对原作的比勘, 提出了“ 书中钗黛每每并提, 若两峰对峙, 双水分流, 各极其妙莫能相下, 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 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 的著名观点, 即“ 钗黛合一”论。尽管“ 钗黛合一”论早在《红楼梦》产生之际就已产生, 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回前总批即言“ 钗、玉名虽二个, 人却一身” , 但是, 俞平伯先生却是现代首先明确提出“ 合一” 说的学者。他对林黛玉的评价不再局限于单个人的范围之内, 也不再限于对人物进行伦理判断。此后, 林黛玉评论开始了文学评价、美学评价的历程。 1935年5月24日的《北平晨报》刊发了李辰冬的《林黛玉》一文。李辰冬认为“ 林黛玉的人生观完全同宝玉一样, 只求一个爱。贫富贵贱, 兴衰际遇,也是不闻不问。”他说林黛玉“ 幼而失母, 继而丧父” ,寄居的生活环境“ 养成她的伤感性” , 而薛宝钗的出现所形成的这一特殊环境, 又引起了黛玉的“ 善妒” 。“ 在中国文学史上, 有两位妒的典型人物, 一是潘金莲, 一是林黛玉；然将她二位对照, 就可发现前者为资产社会的, 言谈粗鲁, 后者为绅士阶级的, 辞调文雅。”李辰冬在分析中谈及了林黛玉某些性格特点形成的环境的原因, 是有道理的, 但他把林黛玉的性格形象, 集中概括为一个“ 妒”字, 却是十分片面的 1944年第1期、第2期《现代妇女发表了太愚的《林黛玉的恋爱》和《黛玉之死》。他在《林黛玉的恋爱》中说“ 这个少女发现到人与天的抵触了, 而自己是毫无凭借的。可是她的感情不许她退让, 她坚持着要独占宝玉, 也可以说就是以自己的生命与那天定的金玉姻缘斗争。因此她随时谛听着, 有谁的脚步声走近了宝玉的身边；随时窥伺着, 宝玉的心在向谁跳动。她的灵魂永远在紧张、惊愕之中。可是这诗人本质的姑娘既不了解环境, 更不懂得战略战术；她惟一的能力就是无意地使用锋利的言词刺戟敌人和伤害中立者, 以使得敌人戒备, 使得自己绝无友军而已。她神经越敏锐, 估计敌情越强, 地位越孤立, 假想的敌人越多于是只有让深重的疑惧、妒恨、忧郁不断地侵蚀自己, 而人生的路径也就非常狭窄了。”他又在《黛玉之死》中指出“ 黛玉为什么死？是因为她的恋爱失败。恋爱为什么失败？因为她的性格不为环境所容许。黛玉和她的情敌宝钗的性格是完全背驰的。宝钗在做人, 黛玉在做诗；宝钗在解决婚姻, 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 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 黛玉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 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于是那环境容纳了迎合时代的宝钗, 而扼杀了违反现实的黛玉。黛玉的悲剧就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与时代之矛盾而造成的。”太愚可以说是开始读懂林黛玉形象的第一个学者, 他的精辟的观点为后来的许多评论者所继承。 周华的《林黛玉——从一个不健康的个人主义者看中国式的贵族生活》（天津《大公报》1947年12月16日）一文认为“ 林黛玉是一个接受了很多出世哲学的个人主义者, 她善良、‘ 率性’ , 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渴望平等自由, 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阶级的局限, 她对封建势力主要采取妥协逃避的对策。她的源于贫乏的贵族生活的精神生活充满着脆弱, 温情主义使她不能反抗任何迫害, 只能到处乞求依靠, 由此可看出她的精神生活是不健康的。” 这段时期, 索隐派完全把林黛玉看成了现实生活中某个实在人物, 没有把她作为作家创造的文学形象来对待, 是一种误读。有些论者对这一形象进行了一定的道德评价和判断。太愚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林黛玉的第一人, 其观点影响深远。 文学的典型评论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林黛玉研究 1954年, 国内学术界对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派进行了批判, 标志着《红楼梦》研究过程中的某种转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李希凡发表了《红楼梦中两个对立的典型—林黛玉和薛宝钗》（《新观察》1954年第23期）。文章认为“ 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典型性格, 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力量。林黛玉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追求着美好生活的理想, 要求个性自由发展与封建势力之间形成矛盾, 最终造成她的悲剧命运。而薛宝钗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护者, 封建礼教所要求的‘ 德’与 ‘ 才’兼备。”据此, 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的“ 钗黛合一”论, 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美学观点。 否定“ 钗黛合一”说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刘大杰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艺术形象》（《解放日报》1954年12月12日）。文章认为“ 林黛玉这一悲剧典型,是中国古典文学里出现的最优秀的妇女典型。” “ 她有高度的文学天才, 清醒的哲学头脑, 高尚的情操,真挚的热情。她鄙视封建文化的庸俗, 她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她不馅上骄下, 不贪图富贵, 她用生命来争取她的理想, 不屈服不投降, 不同流合污, 为了坚持自己完整的人格与幸福的爱情, 她斗争到最后一分钟。” “ 这一典型形象, 是长期封建社会妇女们的才华与苦痛的总结。” 作者认为宝钗在思想性格上,与宝黛二人是对立的, “ 钗黛合一”说难以成立。 李希凡、刘大杰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后几年间出现了舒芜的《林黛玉和薛宝钗》（《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1期）， 鞠盛的《从宝玉挨打看林黛玉与薛宝钗》（《文艺学习》1955年第1期）, 以及杨柳的《贾宝玉、林黛玉典型形象的社会意义》（《光明日报》1955年2月13日）和兰心的《曹雪芹笔下的黛玉和宝钗》（见1963年《散论红楼梦》一书）等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与李希凡、刘大杰等人基本保持了一致, 即把林黛玉定格在“ 封建叛逆者” , 她与薛宝钗是处在两个对立面的。 当学术界、读书界对林黛玉的评论基本趋于一致的时候, 何其芳于1956年底完成了《论红楼梦》的长文, 并发表于次年的《文学研究集刊》第5辑。该文第四部分指出“ 至于林黛玉的性格的特点, 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 那就未免也过于笼统了、有些文章说她是‘ 具有浓厚解放思想的人物’ , 说她‘ 几乎兼有崔莺莺、杜丽娘的柔情和祝英台、白素贞的勇敢坚强’ , 这正是一种忽略了这个典型的个性和特点的结果。我们还是看在生活中, 人们是怎样用林黛玉这样一个共名。人们叫那种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的女孩子为林黛玉。这种理解虽然是简单的, 不完全的, 或者说比较表面的, 但也并不是没有根据。这也正是林黛玉这个典型的最突出的特点在发生作用《红楼梦》也是反复地描写了这个特点的。” “ 自然, 人的性格总是复杂的。作者也曾写到了她的性格的其他方面。写她冰雪一样的聪明。写她孤高自许。写她有时候也心直口 快, 而且善于诙谐。写她对于爱情是那样执著, 那样痴心。写她并不只是‘ 好弄小性儿’ , 对于她所爱的人有时也是很温柔的。然而她的性格上的最强烈的色彩却是悲哀和愁苦、这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幸的女子的典型。”何其芳指出在她身集中了许多不幸。她首先是一个女子, 这就使得她的叛逆性和反抗性与贾宝玉有很大的区别。“ 林黛玉的叛逆性和反抗性主要是以这样一种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不幸已经快要压倒了她, 她却仍然没有屈服, 仍然在企图改变她的命运；尽管她并不能粉碎封建主义对于她的心灵的桎梏, 她却仍然在和它苦斗, 仍然在精神上表现出来了一种傲岸不驯的气概。”何其芳的观点打破林黛玉形象评析简单化的局面。它告诉人们“ 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林黛玉的性格, 很难纲举目张地揭开这一不朽典型的全部内涵。 蒋和森的《林黛玉论》（《人民文学》1957年第8期）, 既不是对林黛玉作道德上的判断, 也不是简单地给她贴上一个阶级的标签, 而是非常详尽地分析了她生活的典型环境, 指出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 由于先天的体弱、母亲的早丧, 使林黛玉的童年生活迷蒙着一层不散的忧郁。” “ 她不安于依人为活的命运, 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 使她敏感、自尊、气量狭小, 率真。” “ 林黛玉的痛苦, 不是由于她的敏感和多疑, 更不是由于自尊, 而是由于造成这种敏感和多疑, 并压迫这种自尊的私有社会制度。” “ 阶级的影响, 在这个少女的身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优裕的剥削生活所培养出来那许多贵族小姐的清高、娇贵、脆弱、生活情调等等, 也像她的性格上其他许多闪射着光彩的东西一样, 自然地、纠缠在一起地从她的各种表现里流露出来。” “ 她所具有的那种属于‘ 艺术型’所特有的敏感和细致, 主要不是用来感受生活中的美和诗意, 而是用来感受那一时代的阴冷和潮湿。才禀在这个少女身上, 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灾难, 使她比一般人遭受到更为繁多、更为深细的社会折磨。”她执著地追求着排他的真爱, ‘她为爱情而生, 又为爱情而死。她似乎除了爱情之外, 就不知道世间还有其他任何的哀乐。”但封建传统观念又时时威胁着她渴慕爱情的心, 以致她把封建家族的当权者看成自由婚姻的保护者, 这必然造成她悲剧的结局。“ 即使宝黛如愿以偿地结为终身伴侣, 这仍然还是一个悲剧, 这不可改变的悲剧的根源, 总是由于在世纪的中国土地上, 找不到一块可以容纳林黛玉和贾宝玉生活道路的国土。” “ 林黛玉的悲剧, 是性格的悲剧, 时代的悲剧, 是‘ 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恩格斯）”。同时, 我们也不应忘记在林黛玉的悲剧之中, 也包含着她所依附的那个封建没落阶级的悲剧, 金闺小姐的林黛玉所更加无力摆脱的悲剧。” 作者认为, 通过这一形象, 曹雪芹对既存制度、道德观念等提出了广泛的怀疑。何其芳和蒋和森的文章是他们运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论观得出的结论, 有别于李希凡等人的阶级典型论, 从而使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典型论日臻完善。 综观这段林黛玉研究的历史,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论者摈弃了现实的人的伦理判断方法, 开始了对形象的文学思考, 把林黛玉与作者的创作思想甚至艺术手段结合起来, 着眼于人物的性格、思想、时代、阶级内涵这一文学形象层面。 十年“ 文革”期间, 由于受四人帮“ 阴谋红学” 的影响, 对林黛玉形象的评论产生了一些荒谬的观点,那是一场非学术的喧闹, 此不赘述。 文化与美学探索 — 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的林黛玉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 随着思想的解放, 研究方法发生了变革。对林黛玉形象的评论进入以文化与美学的探索为主流, 兼有哲学的、心理学的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阶段, 使20世纪林黛玉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 从典型论到文化、美学探索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对林黛玉形象的认识总体上没有出现反复, 但在局部上存在正、反、合过程。林楠《论黛玉的觉醒和宝玉的蛰眠》（《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把过去一向认为的黛玉宝玉这对反封建礼教和叛逆的战友分了开来：“ 叛逆路上林黛玉找到正确的出路。” “ 而贾宝玉只是一个可以觉醒, 但尚未觉醒, 正处在觉醒边缘的形象。”张锦池的《论林黛玉性格及其爱情悲剧》（《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2期）认为“ 林黛玉的思想性格, 既有尊重自我、敏感、尖刻、孤高、脆弱的一面, 又有尊重别人、笃实、宽厚、谦和、坚强的一面。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 “ 二者之间又有其内在的联系：从人生哲学上说, 就是黛玉的谁尊重她, 她就尊重谁的处世原则, 这种处世原则包含着近代平等观念的萌芽。从政治思想上说, 就是黛玉的坚持叛逆本阶级给青年一代所指定的人生道路。从婚姻观上说, 就是黛玉的坚持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前提, 而爱情又必须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基础。这三者, 也就形成了林黛玉的思想性格的本质特征。” 何永康的《林黛玉性格世界透视》（《红楼梦研究集刊》1985年第12辑）则认为林黛玉的主导性格是叛逆精神, 但还有着“ 敏感多疑、傲岸不驯、贵族情调、诗人气质” 。周蕙的《林黛玉别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则认为“ 她是一个介于贾宝玉和薛宝钗之间, 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 第三种人’ , 四十二回之前她是贾宝玉的同路人,四十二回之后, 她成为薛宝钗的同归者。” 正当研究者在品格、道德、时代、阶级内涵等结构这一层面反反复复而无多大进展的时候, 有不少人试图由文学的思索转向文化和美学的思索, 开始探索这个形象的内在蕴涵和魅力。曾扬华的《论林黛玉的美》（《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就是这方面的较早尝试。他认为林黛玉“ 是一个可以与屈原形象实质相媲美的形象, 她是一个内外皆美, 而且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人物, 竹、莲芙蓉、菊象征其美好的品格—出污泥而不染, 心灵朴实而又纯净,豁达而气量恢宏, 心地善良, 不为俗屈。” “ 其思想性格亦具有时代特征, 即要求尊重人, 维护人的尊严,不能容忍对人格和自尊心的丝毫裹读。”吴颖的《红楼梦十二人物论之一林黛玉》（《花城》1983年第5期）中的《林黛玉》一文认为“ 林黛玉的家庭生活环境和‘ 半封闭’ 的贾府, 孕育、形成了她追求人性解放觉醒, 追求自由爱情的性格。” “ 林黛玉的性格美, 高尚而纯粹, 清丽而丰实, 含蓄而深沉, 而且是表里澄澈的。” 继这两篇文章之后, 出现了大量以文化、美学为视角的研究, 形成林黛玉形象阐释中的主旋律。李希凡的《林黛玉的诗词与性格—红楼梦艺境探微》（《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1期）认为“ 敏感的诗人气质是林黛玉的性格之所以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的重要因素, 诗的境界、诗的氛围培育了她的风神秀骨, 使她在十二钗‘ 群像’ 中, 始终荡漾着清新雅丽的特殊韵味, 博得读者的同情与爱怜。林黛玉艺术形象这一渗透着诗情的个性特征, 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辉煌的独特的创造。” 吕启祥的《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蕴涵和造型特色》（《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3期）指出“ 林黛玉不仅是《红楼梦》的第一女主人公, 在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看做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女主人公。她是凝聚着本民族文化的华粹精英。”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明白昭示这是一部为闺阁传真的作品。如果说, 他把天地间灵秀之气所钟的女儿喻之为花, 那么, 林黛玉就是花的精魂如果说, 他把生活心灵化而流泻为诗, 创造了充满诗意的真正的艺术, 那么他所创造的林黛玉形象最富于诗人气质, 是诗的化身。” 同时他认为, 林黛玉形象所包含的文化蕴涵既包括承传的方面, 又包括新质的方面。用现代的价值观念来看, 林黛玉形象超越群芳花的精魂之新质在于自主意识或个性意识的觉醒, 那些传统的东西同新的素质结合, 强化了人物性格的真正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徐子余《美及其向崇高的转化和两者的毁灭—论悲剧形象林黛玉的审美价值》（《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2期）认为“ 林黛玉的生活和个性是‘ 诗化’ 的, 而宝钗的生活是‘ 散文化’的。”“ 人生悲剧的经历者林黛玉具有美, 因‘ 真’ 而美, 美在‘ 真’ 的基础上升华为‘ 崇高’等多种美。” 邸瑞平的《“ 孤标傲世偕谁隐”——禀赋优秀传统文化而生之林黛玉》（《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1期）认为“ 曹雪芹用优选法, 把封建时代文人蔑视权贵、敢于抗争的精神光明磊落、率真坦荡的性格嫉恶如仇、救弱扶倾的作风聪颖俊逸、高雅调悦的气质等等, 甚至对虚伪造作的唾弃, 对自然纯真的追求这些为人所称道, 难能可贵的品格。集中起来, 把封建文人所擅长的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等艺术经验, 都调动起来, 完成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林黛玉。” 王忠《试论林黛玉的精神美》（《怀化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提出林黛玉的吸引人乃在于她的“ 横溢才学美” 、“ 独立人格美” 、“ 坚贞情怀美” 李兰、杜敏的《冷月清窗话黛玉——关于林黛玉形象的情旨、意蕴的思辨》（《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3期）提出“ 林黛玉是曹雪芹笔下的一个艺术的精灵, 并非生活中的所有, 而是生她, 育她, 摧残她, 埋葬她的那个时代中、人鬼两域里均不曾有的情旨意蕴的升华。” “ 她身上的诗一般的气质、素养、格调、品性将与明月清光永存。” 杜景华的《黛钗性格与道德评估》（《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4期）指出“ 林黛玉和薛宝钗都具有传统道德, 薛宝钗思想中具有很深的封建道德观念, 而林黛玉身上体现着我国优秀文化的结晶。林黛玉是一个新的人物形象, 俞平伯先生评价她的‘ 真’ 、‘ 刚’ 、‘ 热’ 、‘ 天真’ 等正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 这和宝钗的‘ 曲’ 、‘ 冷’ 、‘ 世故’形成鲜明对比。她和宝玉一样, 追求一种合乎人生意义的新道德, 而抛弃另一种旧道德。” 薛瑞生的《捧心西子玉为魂——林黛玉论》（《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期）指出林黛玉性格魅力在于其真率：“她只能在真中找到知己, 也只需在真中找到知己。谁也不会爱林黛玉的缺点, 但谁也不会因林黛玉身上的缺点而拉开与她的距离。这也正是真的魅力, 林黛玉的魅力” 。“ 贾宝玉是批判主义的代表者, 林黛玉是感伤主义的代表者, 林黛玉则是用她的女性的深细与诗人的锐敏来感伤的。父母双亡与爱情受阻这两颗苦果所酿成的个人情绪与时代情绪的相互濡染, 才使得黛玉的忧郁感伤显得更加沉重与动人。” 曲沐的《红楼“ 骚” 影——试论林黛玉与屈原之生死人性特征》（《贵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以‘ 死亡’为题材的文学创作, 源于屈原之《离骚》,《红楼梦》则达到极致。曹雪芹潜意识中无时没有死。他笔下描写了许多妇女的死亡, 但最“ 惊采绝艳” 的莫过于林黛玉的自戕。曹雪芹借‘ 师楚’ 的写作方法, 将其理解到的‘ 楚人’之生死人性特征投射到他心爱的人物身上, 使之闪现出更多的‘ 楚人’风采。因之, 林黛玉的怨愤心态、生命人格和生死价值观念, 都带有屈原的一些特征。” 刘相雨的《情的追求与爱的失落——论黛玉形象的文化情结》（《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2期）认为“ 前世情缘—一悲剧命运与神话预警（绛珠草还泪报恩和娥皇、女英的传说）” 与“ 今世情缘”—“ 情情” 的黛玉以己执著、真诚之心赢得“ 情不情” 的宝玉的挚爱, 使林黛玉之“ 情” 具有了丰厚的文化意蕴。“ 林黛玉之情所具有的时代性——她对情九死不悔的追求表现出一个觉醒了的女性对个体生命和青春的高度重视, 反映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道的某种背叛和超越。”鲁小俊的《宝黛爱情悲剧新论》（《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2期）提出“ 二玉之恋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自由伦理下的爱情。没有了‘ 待月西厢下, 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 疑是玉人来’式的冒险刺激, 没有了‘ 生者可以死, 死者可以生’式的惊心动魄, 一切都回归到日常生活。同样是刻骨铭心, 同样是叛逆世俗, 宝黛之恋却体现了自由伦理下爱情的脆弱——对两个个体在爱欲中完全契合的渴望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圆满实现。与此同时, 中国人以‘ 赤子崇拜’ 为核心的人格取向在宝黛爱情上得到了最为生动也最为残酷的体现, 这不仅仅是一场爱情悲剧, 也是一场关于纯洁, 关于崇爱,关于怜惜, 关于自卑, 关于真诚, 关于永恒的人格悲剧。自由伦理和传统人格关照下的宝黛爱情是一首理想的而非现实的、回归的而非进取的歌。”
形象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由来已久，比如研究一部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而比较文学形象学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研究的差异在于，它研究的是“他者”的形象，即“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如“近代中国文学中国的西方形象”、“伏尔泰笔下的中国形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