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初论》，《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怀柔远人：国史〈明实录〉对西域“回回”记载的价值取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明清实录对武当山记载的差异》，《南都学坛》2015年第2期。《〈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4日第15版。《〈清实录〉修纂中的汉化现象论析》，《华中国学》第三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311—324页。《论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与延展——兼论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发展模式》，《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历史与社会（文摘）》2014年第4期转载；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1期转载。《王士祯家族历史撰述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明代皇室子弟教育初论》，《长白学刊》2014年第4期。《中国宫廷的游戏与娱乐》，《紫禁城》2014年第2期。《〈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翁心存日记〉所见〈清宣宗实录〉版本考》，《文献》2013年11月第6期。《论国学的学格》，《光明日报》2013年8月26日第15版“国学版”。《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与谢盛合作），《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宋实录〉河南作者群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清实录〉的文献价值与文本解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3年第10期转载。《试论〈清实录〉在整饬吏治中的指导性作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试论儒学思想在史学实践中的贯彻》，《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5期。《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又《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2年第8期转载。《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特殊贡献》，《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皇帝实录》，《人文论丛》20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试述〈明实录〉对武当山的记载及其价值》，《江汉论坛》2011年第12期；又收入《故宫·武当山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王朝与天下之辨：明末清初“新民本”对君主私天下本质的揭露》，《明史研究论丛》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从〈清实录〉看海南的航海与海盗问题》（与谢盛合作），《新东方》2011年第3期。《欲乐还忧：崇祯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6期。《化神奇为腐朽——明熹宗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5期。《追回失去的快乐——明神宗后期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4期。《没有快乐的童年——明神宗早期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3期。《压抑后的“井喷”——明穆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2期。《修醮宴安求长生——明世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1期。《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从历史与新闻的关系看史学的传播和普及》，《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与影响述论》，载《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永宣时代解读》，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又载《永宣时代及其影响——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论儒学与史学的关系——以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编纂的影响为例》，载《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新探》，《华中学术》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清实录〉世传版本考》，《明清论丛》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1年第1期转载。《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下）》，《紫禁城》2010年第9期。《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上）》，《紫禁城》2010年第8期。《突破围城（下）——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7期。《突破围城（上）——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6期。《滑向逸游：明宪宗与明孝宗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5期。《儒家伦理与皇帝私欲的冲突与折衷——明英宗与明代宗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0年第4期。《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明宣宗骄奢荒唐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3期。《新年共乐逢亨运，多寿惟惭祝眇躬——明宣德年间的宫廷节庆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2期。《红叶舞丹霜后落，青山如画马前看——明宣宗的效游和巡游》，《紫禁城》2010年第1期。《明实录所见登州的对外往来》，《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9年。《明代宫廷修书仪制考述》，《故宫学刊》总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朝回足清暇，抚景情更怡：明宣宗的宫廷游乐活动》，《紫禁城》2009年第12期。《闲暇琴书足自娱，每从周孔溯唐虞：宣宗的宫廷文艺娱乐》，《紫禁城》2009年第11期。《天理与人欲的动态平衡：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紫禁城》2009年第10期。《从心所欲不逾距：明成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9期。《围城里的陶醉：明太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8期。《〈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叠与分野》，《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9年第7期转载。《皇史宬尊藏〈清实录〉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论儒臣与宦官对明代皇帝娱乐的影响及较量》，《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清实录宫藏版本考》，《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湾），第40期，2008年。《利玛窦“送礼”初探》，（澳门）《文化杂志》2008年春季刊。《〈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长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从英法德意俄美汉译国名的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载《语义的文化变迁》第145~17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五代实录修纂考》，《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唐五代实录修纂机构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6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让中华文明的特色更鲜明》，《社会科学报》（上海）2007年5月17日。《实录修撰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朱熹修纂〈宋高宗实录〉考论》，《朱子学刊》2006年第1辑（总第16辑），黄山书社2006年。《司马迁所创纪传体对实录体的影响》，《史记论丛》第三集《逐鹿中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从唐实录体裁看实录体的特征与地位》，《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宋钦宗实录〉的修纂与价值》，《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4期。《明代西器东传探研》，《兰州大学学报》2006第1期。《〈唐太宗实录〉的修纂及历史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1期。《明实录职官校正》，《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4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大明志书〉修纂及特点考论》，《明清安徽典籍研究》，黄山书社2005年。《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5年第9期转载。《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长江大学学报》2005年1期。《明至清中叶长江流域的西器东传》，《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谶谣：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社会学家茶座》总第7辑，2004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家建立新型君臣关系的尝试》，《历史文献论集》，崇文书局2003年。《试论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江汉论坛》2003年10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4年2期。《西器东传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2003年8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6期转载。《试析章学诚妇女观及对其史学观的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史学史研究》2003年3期。《〈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国民性改造运动”与中国民族旅游性格的重塑》，《人文论丛》200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试论直书与曲笔对明实录价值的影响》，《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明代起居注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修纂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与摩擦》，《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0年8期转载。《张舜徽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求索》2001年第6期。《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以〈明实录〉的禁藏与流传为线索》，《学术月刊》2000年5期。《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旅游学刊》2000年3期。《明实录修纂程序述要》，《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1期。《略论中国传统旅游的人文精神》，《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明实录修纂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18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传统旅游的伦理特征》，《旅游学刊》1999年第4期。《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二翼》，《学术月刊》1999年3期。《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修纂考述》，《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明实录研究述略》，《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试论〈洪芳洲公文集〉的史料价值》，《洪芳洲研究论集》，台湾洪芳洲研究会1998年。《从宋明家庭经济的经营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8年第3期。《从明代城市功能的转变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初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1月专辑。《朱元璋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5期。《明实录体裁与体例研究》，《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会通思想及其历史回声》，《船山学刊》1997年1期。《明实录的版本与收藏》，《文献》1997年1期。《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7年第3期转载。《明实录主题思想及民族史料价值》，《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4期。《试论〈殷虚书契考释〉的方法和价值》，《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六辑）1995年10月。《大戴礼记经文校正》，《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从朱元璋的正统观看他对元蒙的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明实录人名校勘补遗》，《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燕山出版社1993年。《朱元璋偶像崇拜与政策走向》，《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谣谚与古代教育及科举》，《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2期。《史记人民性悖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3年第1期转载。《明实录地名校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明实录人名校勘》，《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燕山出版社1991年。《大戴礼记校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中华书局，1991年6月。《钱大昕史学思想钩沉》，《嘉定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又收入《钱大昕研究》论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0年第5期转载。《司马迁与郑樵的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史记不朽之迷——史记成功原因新探》，《古籍整理》1990年2期。《时代中心的史学》，《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89年第10期转载。《苏颂与史学》（与张三夕合作），《古籍整理》1988年第3期；后收入《苏颂研究文集》，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大戴礼记校正二十则》，《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3月。《〈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9月。（此书的前身是陈苏镇于200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2001年以《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为题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200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作者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项资金资助，继续进行该项研究。本书即此项目的成果之一，是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的基础上加以扩充、修改而成的 ）《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 1、商周时期孝观念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原因，《中国哲学》第10辑，1983年。2、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大学报》1989年第1期。3、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4、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5、中国古代散官制度，《中国行政管理》1989年第8期。6、怎样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7、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北大学报》1991年第2期。8、读《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大学报》1991年第3期。9、西省考，《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993年。10、论陆贾，《北大史学》第1辑，1993年。11、汉道、王道、天道——董仲舒《春秋》公羊说新探，《国学研究》第2卷，1994年。12、东汉的“义学”与“名教”，《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二期。13、《春秋》与“汉道”——董仲舒“以德化民”说再探，《国学研究》第4卷，1997年。14、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15、董仲舒对策年代考，《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6、“天下苦秦”辨，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315号，2001年3月。17、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18、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文史》 2005年第1辑。19、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历史研究》 2005年第5期。20、两汉之际的谶纬与公羊学，《文史》 2006年第3辑。21、西汉宗室绝国考，《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11月。22、东汉今古文学的变化、兴衰与合流，《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23、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24、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25、东汉的世家大族，《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26、郑玄的使命和贡献——以东汉魏晋政治文化演进为背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2010年第1辑。27、东汉的豪族与吏治，《文史哲》2010年第6期。28、论东汉外戚政治，《北大史学》第1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29、北大汉简中的《雨书》，《文物》2011年第6期。
《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3月。《〈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9月。（此书的前身是陈苏镇于200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2001年以《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为题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200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作者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项资金资助，继续进行该项研究。本书即此项目的成果之一，是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的基础上加以扩充、修改而成的 ）《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 1、商周时期孝观念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原因，《中国哲学》第10辑，1983年。2、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大学报》1989年第1期。3、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4、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5、中国古代散官制度，《中国行政管理》1989年第8期。6、怎样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7、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北大学报》1991年第2期。8、读《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大学报》1991年第3期。9、西省考，《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993年。10、论陆贾，《北大史学》第1辑，1993年。11、汉道、王道、天道——董仲舒《春秋》公羊说新探，《国学研究》第2卷，1994年。12、东汉的“义学”与“名教”，《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二期。13、《春秋》与“汉道”——董仲舒“以德化民”说再探，《国学研究》第4卷，1997年。14、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15、董仲舒对策年代考，《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6、“天下苦秦”辨，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315号，2001年3月。17、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18、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文史》 2005年第1辑。19、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历史研究》 2005年第5期。20、两汉之际的谶纬与公羊学，《文史》 2006年第3辑。21、西汉宗室绝国考，《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11月。22、东汉今古文学的变化、兴衰与合流，《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23、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24、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25、东汉的世家大族，《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26、郑玄的使命和贡献——以东汉魏晋政治文化演进为背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2010年第1辑。27、东汉的豪族与吏治，《文史哲》2010年第6期。28、论东汉外戚政治，《北大史学》第1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29、北大汉简中的《雨书》，《文物》2011年第6期。
《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初论》，《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怀柔远人：国史〈明实录〉对西域“回回”记载的价值取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明清实录对武当山记载的差异》，《南都学坛》2015年第2期。《〈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4日第15版。《〈清实录〉修纂中的汉化现象论析》，《华中国学》第三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311—324页。《论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与延展——兼论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发展模式》，《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历史与社会（文摘）》2014年第4期转载；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1期转载。《王士祯家族历史撰述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明代皇室子弟教育初论》，《长白学刊》2014年第4期。《中国宫廷的游戏与娱乐》，《紫禁城》2014年第2期。《〈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翁心存日记〉所见〈清宣宗实录〉版本考》，《文献》2013年11月第6期。《论国学的学格》，《光明日报》2013年8月26日第15版“国学版”。《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与谢盛合作），《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宋实录〉河南作者群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清实录〉的文献价值与文本解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3年第10期转载。《试论〈清实录〉在整饬吏治中的指导性作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试论儒学思想在史学实践中的贯彻》，《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5期。《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又《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2年第8期转载。《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特殊贡献》，《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皇帝实录》，《人文论丛》20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试述〈明实录〉对武当山的记载及其价值》，《江汉论坛》2011年第12期；又收入《故宫·武当山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王朝与天下之辨：明末清初“新民本”对君主私天下本质的揭露》，《明史研究论丛》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从〈清实录〉看海南的航海与海盗问题》（与谢盛合作），《新东方》2011年第3期。《欲乐还忧：崇祯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6期。《化神奇为腐朽——明熹宗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5期。《追回失去的快乐——明神宗后期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4期。《没有快乐的童年——明神宗早期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3期。《压抑后的“井喷”——明穆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2期。《修醮宴安求长生——明世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1期。《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从历史与新闻的关系看史学的传播和普及》，《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与影响述论》，载《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永宣时代解读》，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又载《永宣时代及其影响——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论儒学与史学的关系——以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编纂的影响为例》，载《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新探》，《华中学术》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清实录〉世传版本考》，《明清论丛》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1年第1期转载。《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下）》，《紫禁城》2010年第9期。《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上）》，《紫禁城》2010年第8期。《突破围城（下）——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7期。《突破围城（上）——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6期。《滑向逸游：明宪宗与明孝宗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5期。《儒家伦理与皇帝私欲的冲突与折衷——明英宗与明代宗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0年第4期。《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明宣宗骄奢荒唐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3期。《新年共乐逢亨运，多寿惟惭祝眇躬——明宣德年间的宫廷节庆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2期。《红叶舞丹霜后落，青山如画马前看——明宣宗的效游和巡游》，《紫禁城》2010年第1期。《明实录所见登州的对外往来》，《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9年。《明代宫廷修书仪制考述》，《故宫学刊》总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朝回足清暇，抚景情更怡：明宣宗的宫廷游乐活动》，《紫禁城》2009年第12期。《闲暇琴书足自娱，每从周孔溯唐虞：宣宗的宫廷文艺娱乐》，《紫禁城》2009年第11期。《天理与人欲的动态平衡：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紫禁城》2009年第10期。《从心所欲不逾距：明成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9期。《围城里的陶醉：明太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8期。《〈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叠与分野》，《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9年第7期转载。《皇史宬尊藏〈清实录〉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论儒臣与宦官对明代皇帝娱乐的影响及较量》，《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清实录宫藏版本考》，《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湾），第40期，2008年。《利玛窦“送礼”初探》，（澳门）《文化杂志》2008年春季刊。《〈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长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从英法德意俄美汉译国名的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载《语义的文化变迁》第145~17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五代实录修纂考》，《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唐五代实录修纂机构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6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让中华文明的特色更鲜明》，《社会科学报》（上海）2007年5月17日。《实录修撰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朱熹修纂〈宋高宗实录〉考论》，《朱子学刊》2006年第1辑（总第16辑），黄山书社2006年。《司马迁所创纪传体对实录体的影响》，《史记论丛》第三集《逐鹿中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从唐实录体裁看实录体的特征与地位》，《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宋钦宗实录〉的修纂与价值》，《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4期。《明代西器东传探研》，《兰州大学学报》2006第1期。《〈唐太宗实录〉的修纂及历史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1期。《明实录职官校正》，《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4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大明志书〉修纂及特点考论》，《明清安徽典籍研究》，黄山书社2005年。《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5年第9期转载。《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长江大学学报》2005年1期。《明至清中叶长江流域的西器东传》，《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谶谣：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社会学家茶座》总第7辑，2004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家建立新型君臣关系的尝试》，《历史文献论集》，崇文书局2003年。《试论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江汉论坛》2003年10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4年2期。《西器东传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2003年8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6期转载。《试析章学诚妇女观及对其史学观的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史学史研究》2003年3期。《〈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国民性改造运动”与中国民族旅游性格的重塑》，《人文论丛》200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试论直书与曲笔对明实录价值的影响》，《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明代起居注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修纂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与摩擦》，《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0年8期转载。《张舜徽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求索》2001年第6期。《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以〈明实录〉的禁藏与流传为线索》，《学术月刊》2000年5期。《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旅游学刊》2000年3期。《明实录修纂程序述要》，《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1期。《略论中国传统旅游的人文精神》，《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明实录修纂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18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传统旅游的伦理特征》，《旅游学刊》1999年第4期。《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二翼》，《学术月刊》1999年3期。《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修纂考述》，《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明实录研究述略》，《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试论〈洪芳洲公文集〉的史料价值》，《洪芳洲研究论集》，台湾洪芳洲研究会1998年。《从宋明家庭经济的经营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8年第3期。《从明代城市功能的转变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初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1月专辑。《朱元璋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5期。《明实录体裁与体例研究》，《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会通思想及其历史回声》，《船山学刊》1997年1期。《明实录的版本与收藏》，《文献》1997年1期。《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7年第3期转载。《明实录主题思想及民族史料价值》，《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4期。《试论〈殷虚书契考释〉的方法和价值》，《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六辑）1995年10月。《大戴礼记经文校正》，《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从朱元璋的正统观看他对元蒙的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明实录人名校勘补遗》，《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燕山出版社1993年。《朱元璋偶像崇拜与政策走向》，《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谣谚与古代教育及科举》，《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2期。《史记人民性悖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3年第1期转载。《明实录地名校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明实录人名校勘》，《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燕山出版社1991年。《大戴礼记校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中华书局，1991年6月。《钱大昕史学思想钩沉》，《嘉定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又收入《钱大昕研究》论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0年第5期转载。《司马迁与郑樵的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史记不朽之迷——史记成功原因新探》，《古籍整理》1990年2期。《时代中心的史学》，《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89年第10期转载。《苏颂与史学》（与张三夕合作），《古籍整理》1988年第3期；后收入《苏颂研究文集》，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大戴礼记校正二十则》，《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现了“五经”之说，即《诗》、《书》、《礼》、《易》、《春秋》。汉后又增加《论语》《孝经》，并称为“七经”。 到唐代，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诗》《书》《易》，有“九传”之称。唐文宗时，在九经之外加汉代已列入“径”的《论语》《孝经》，增补《尔雅》构成“十二经”。宋仁时，增加《孟子》，形成了封建社会具有特殊地位的“十三经”。 儒家十三经，是指封建统治者先后将13部儒家书籍“法定”为“经”，形成了封建社会具有特殊地位的“十三经”。在今天，“十三经”作为反映先秦历史状况的古籍还有很大价值。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 《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 《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 《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 《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论著：◎单行本 《义疏学衰亡史论》2013年台湾万卷楼出版社（博士论文修订版） 《北京读经说记》2013年台湾万卷楼出版社（收录论文、杂文17篇） ◎论文：（标☆者收录于《义疏学衰亡史论》，标★者收录于《北京读经说记》中） 《日本古代『论语』学资料及其研究》1995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原学』第二辑（第353－380页） （重录）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从钞本到刻本：中日『论语』文献研究》（第309至336页） 《评江苏版点校本『仪礼正义』》1998年台湾《经学研究论丛》第五辑（第155－157页） 《「礼是郑学」说》1999年台湾《经学研究论丛》第六辑（第113－118页） 《『仪礼疏』探原试例》1999年 台湾《经学研究论丛》第七辑（第187－197页） 《评刘文淇『左传旧疏考正』》2000年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卷第一期（第161－170页） 《『仪礼』单疏版本说》☆2000年《文史》第50辑（第39－56页） 《书『魏书?李业兴传』后》☆2000年 台湾《经学研究论丛》第八辑（第203－208页） 《书『孝经述议复原研究』后》 2000年台湾《经学研究论丛》第八辑（第307－314页） 《左还右还后说图录》☆ 2001年 台湾《经学研究论丛》第九辑（第145－162页） 《略谈历代学者对左还右还的理解》2002年 《文史》第59辑（第215－228页） 《关于古籍整理中的存真标准问题》★2004年 北京图书馆演讲稿 《版本的缺环或历史概念的形成》★ 2005年《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4期（第16－24页） 《『礼记』版本杂识》★2006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5期（第103－109页） 《『周礼正义』的非经学性质》★2007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孙诒让研究论文集》（第75－81页） 《论郑王礼说异同》★2008年 《北大史学》第13辑（第1－17页） （重录）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第五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89―299页） 《关于『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以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为中心》（与宋红合撰）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8年第12期（第6―13页） （重录）《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1卷第2期（第73―76页） （重录）『复印报刊资料』 《基于文献学的经学史研究》2009年 《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第163―176页） 《郑何注论语的比较分析》2009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6卷第2期（第86―92页） 《经疏与律疏》★2009年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隋唐五代经学研讨会论文集》（第161―171页） 《古籍整理的理论与实践》★2009年 《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一辑（第5―34页） 《『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2009年 《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一辑（第307―318页） 《『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编后记》2010年 台湾圣环图书出版《第一届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0页） 《书评：汪少华『中国古车与名物考辨』》★2011年《中国学术》第28辑（第389―397页） 《『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影印前言》（与李霖合撰）★2011年 《国际汉学通讯》第四辑（第217―235页） 《嘉定南康军刊本『仪礼经传通解』之补修情况》★ 2013年 《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二期（第63―70页） 《聂崇义『三礼图』版本印象——纪念多一种蒙古时期山西刻本的发现》（与叶纯芳合撰） 2014年《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五辑 《学『抚本礼记考异』记》 2014年《中正汉学研究》第23期 「郑学第一原理」★ 『古典学』第一辑（待刊） 「如何理解晋代庙制争议」★香港『能仁学报』（待刊） 「郑何注『论语?异趣」★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经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待刊）◎杂文 《初刻初印本『日知録』的发现》 1996年 新加坡《联合早报》9月20日茶馆版 《点校本『仪礼通论』读后》1999年《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9年第4期（第24－27页） 《经学文献学的课题》 2001年台湾《孔学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62－472页) 《利用图书馆杂感》2010年 台湾《国文天地》第二十五卷第九期（第13―16页） 《王文锦老师的生平与学术》2010年台湾《经学研究论丛》第十八辑（第269－274页） 《傅增湘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展东京会场纪事》2010年 《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二辑（第48―66页） 《礼学第一要籍 孤本天下求偶》2012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9卷第1期（封三） 《版本目録学的思考》2012年 《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三辑（第491―493页） 《图书馆古籍的永恒与瞬间》★2012年 《北京大学校报》第1298期（11月4日）第三版 《文献学的具体与概念》★2013年 《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四辑（第545―548页）◎编辑、点校等： 《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合编）1993年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878页）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协助编集）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策划收录宋版《毛诗要义》、抄本《论语义疏参订》，撰后者校记前言。 《日本收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合编）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礼书通故》2007年中华书局覆校，撰巻末附录《覆校记》（第2727－2756页） 《选刊汉书艺文志索隐稿（序、六艺）上下》（誊录校点整理）2007、08年 《中国经学》第二辑（第1―13页）?第三辑（第1―11页） 《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策划、编辑）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4页+921页） 《版本目録学研究》第一辑（编集、校对）2009年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旧京书影?（一九三三年）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策划、编集）20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987页） 《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策划，与叶纯芳合编）2011年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075页） 《中国古籍总目（经部）》2012年中华书局 审订「礼类」初稿 《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策划、编辑）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521页） 《宋刊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策划、编辑）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639页） 《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策划、编辑）2014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周礼正义》（校点、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儒藏》（待刊） 《礼书通故》（校点、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儒藏》（待刊）◎翻译： 户川芳郎《人偶——偶谈之余终篇》2005年 《中国经学》第一期（第51―65页） 高桥智《论惠栋校本『春秋公羊注疏』》（与刁小龙合译）2008年《中国经学》第三辑（第216―230页） 古桥纪宏《魏晋礼制与经学》（编译）2010年 《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二辑（第254―295页） 阿部吉雄《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经部礼类善本解题稿》（与刁小龙合译）2010年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二十卷第二期（第229―253页） 福岛吉彦《唐五经正义撰定考》并野间文史《跋》（与刁小龙合译）2011年《中国经学》第八辑（第87―104页） 平冈武夫《村本文库藏王校本『白氏长庆集』―——走向宋刊本》（与叶纯芳合译）2013年《版本目録学研究》第四辑（第297―324页） 尾崎康《正史宋元版研究》（编译）中华书局（待刊）
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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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陛，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虑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威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陛，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苟子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尚．使人们高米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妻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垂作为～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i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耄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i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i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墨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妻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耋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 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陛，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虑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威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陛，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苟子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尚．使人们高米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妻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垂作为～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i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耄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i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i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墨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妻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耋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 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儒家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如果站在客观和历史的立场上来评价的话，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发展繁荣，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当然，儒家思想成型于两千多年以前，发展于封建社会，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也必然存在着糟粕，这是我们必须舍弃和批判的。
从夫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看儒文化子贡曰：“孔子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儒文化的精华，不是它的三纲五常和道德说教，也不是它的礼仪典章和社会规范。它之所以长兴不衰，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是它对“天道”的把握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道”，是我们终极关怀的对象，它“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讲不明的本体存在，它是世界的根基，是万物运动和必然性的原因。它在物质中表现为特性，在生命中表现为本性，在人类中表现为个性，在社会中表现为伦理，在世界中表现为国家。一切个体只是它特有阶段的表现，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人性”，它包含了精神性和物质性，他寻找自我，他追求真理，他以道的规范身体力行，这是他精神性的一面；他适应环境，他追求利益，他被肉体的欲望拖着走，这是他的物质性的一面。每个人都在两极之间运动，这就是儒文化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灭人欲，存天理”道德说教。人不是他的身体，肉体的欲望干扰着人的意志的实行。人也不是他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和行动是服从他的理念的。人的本性和“道”是同一个东西，他能和“道”交往，他交往越深，得“道”越多，人格就越独立，主体性就越大。如果他少交往或不交往，他就缺乏人格，缺少主体性，只能随自然必然性驱使。孔子的文章，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人们看了就明白，如果能身体力行，就能成君子，成圣人。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孔子不是凭经验知识得来的，他是根据“道”的自我运动和“人性”的归真得出的结论。“天道”和“人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人们只能自己去领悟、去体验，所以说“夫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没有对真理的执着，没有人生的痛苦磨难，“道”是不可能与你相遇的。董仲舒、二程、朱熹之所以是大儒，他们对“大道”的毫不动摇和“人性”三品的一致认识上。儒文化关键是“天道”和“人性”，至于三纲五常、礼仪规范，只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些有效规定。得“道”者一通百通，孔子称自己不是多学而识之，“吾一以贯之”。所以能达到“随心所欲，不越规。”理性的人只能“学而知之”，他们不能融会贯通，不能理解“道”和“性”。感性的人学也不知，他们的悟性和理性被利欲所遮蔽了，他们要不犯错误，只有老老实实听理性的人和悟性的人，用外力来抑制感性的冲动。儒文化是“道”的学问，是本体论学问。人性只有达到“仁”，才能与“天道”沟通，与“天道”交往。“道”包容了世界万物，它爱万物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人要达到“仁”这个境界，心胸就像“道”一样宽广，行动就像“道”一样公正。“道”是本体，是自由意志，人要达到“道”的德，他的认识就像“道”一样明晰，他的行动就会像“道”一样自然，他能像“道”一样自信，无往而不胜。“人性”有趋向“道”的一面，但人毕竟是自然的产物，他要在大地上生存，他有喜怒哀乐，他有七情六欲，“人性”又有趋向利的一面。谁不追求快乐？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想占有财富？谁不想有权说了算。这种竞争势必造成社会的无序状态，国家的诞生就是“道”在社会中实行德的统治。国家的使命不是适应人们的自然欲望，国家是比人更高的伦理有机体，是“道”的现实化。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得“道”者，有堕落者，得道者对堕落者的统治，有德的人对无德的人的教育，这是天经地利的，这是秩序，是伦理。只有按照儒文化的社会秩序，社会才能和谐，人们才能各尽其才。所谓“君子”，他们是“学而知之者”，我们现在把他们称做理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所谓圣人，他们是生而知之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循道而行，不越规”，他们独往独来，是国家的决策者，因为“道”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小人”，就是学而不知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惟利是图”，这样的人越得势，国家越混乱，人性越堕落。董仲舒的性三品就是人性中的精神运动中悟出来的。“道”是隐蔽的、超越的，它始终如一，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通过圣人、英雄来实现它的目的。“性“是内在的、先天的，它是理念，是规定性，是人们一切言行的根据。见性才能知天命，修身养性能使一个人的天赋充分得到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