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就看高层重视不重视，因为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只要是当上大官就不会有看病难的问题，而依靠那些不存在看病难问题的官僚去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基本上不太可能。什么时候我们的高官也必须去和老百姓一样去排队去挂床看病，看病难的问题就可能得到决绝！同时，医院应该进行疾风暴雨似的改革，该杀的杀，该判的判，彻底消灭一批坏的院长，科主任和大夫，将这些害群之马像对待癌症一样统统地处理干净！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又迈上了新的征程。“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两会前夕，在人民网推出的“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反腐倡廉、个人收入、房价调控、医疗改革、物价调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改革位列其中。两会期间，这些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话题，许多议案提案对此都有涉及。网友的关注、两会的热议，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体现了人们对过上更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也凸显了科学对待这些热点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而逐步产生并日益凸显的，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一个现实国情。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日中国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就没有人民生活日见红火的生动景象。 然而，发展是一个过程，它不仅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而随着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评判标准的深刻变化和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权利意识、公平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这些问题带来的困扰、造成的压力感受更明显，对尽快解决这些问题、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要求和期待更强烈。因此，我国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伴生现象。 问题是一种现象，因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存在，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客观实际和人们主观认识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数量明显增多，表现更加复杂。我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数百年才走完的历程，任务的叠加必然带来矛盾和问题的叠加，有的问题在多年发酵以后逐渐显现出来，有的问题在客观条件形成之时自然产生出来。尤其是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问题不仅数量多、表现在方方面面，而且形态多样、十分复杂。而现代科技和传播手段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大大强化乃至放大了这些问题，使之显得更加突出。 关系改革发展大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热点问题带有普遍性、综合性、代表性。分析一下人民网的调查结果不难发现：无论是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反腐倡廉、个人收入、房价调控问题，还是医疗改革、物价调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改革问题，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都关系和影响大局。同时，这些问题都与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和幸福指数。 不同问题相互交织，解决难度明显加大。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形态多样，既有全局性的，也有局部性的；既有长期积累的，也有新近形成的；既有经济领域的，也有社会领域的；既有不同特点，也有共同之处。从总体上看，不同社会热点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强，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有不少属于“两难”问题，它们彼此依存、彼此牵扯，往往“按下葫芦浮起瓢”。 容易引发对立情绪，甚至造成社会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热点问题是公众利益和情绪的集中体现与表达。有的社会热点问题“热”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加以妥善解决或者进行必要的降温。如果应对和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就很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对立情绪，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2010年，全国群体性事件呈高位运行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由于对热点问题处理不当而引起的。 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及其新特点表明，我国改革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难得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同在。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突出任务。而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归结起来不外乎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也就是要弄清“怎么看”，明确“怎么办”。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清才能方向明。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十分复杂，正确认识并不容易，特别需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观点、方法正确，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必然陷入主观和片面，造成认识偏差。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这一锐利思想武器来加以认识。这样才能不断增进共识，为有效解决问题奠定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呢？ 理性地看。就是客观承认、积极面对。问题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会因为人们不承认而消失。事实上，世界上不少国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都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社会热点问题，我国在经过30多年的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后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并不奇怪。因此，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当客观承认、积极面对。那种对问题视而不见、漠然置之的态度，那种闻问题而色变、视问题为洪水猛兽的态度，是不理性、不可取的，既不利于正确认识问题，更不利于有效解决问题。 严肃地看。就是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看问题应坚持实事求是，不放大，也不缩小；不言重，也不看轻。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都是大问题而不是小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却把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看小了、看轻了、看淡了：或者认为它们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都是“问题”，没什么了不起；或者认为它们既然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就是“正常的”；或者认为“虱子多了不痒”、问题多了不愁，用不着太在意。这些认识需要及时改变。 全面地看。就是系统分析、整体把握。同其他事物一样，问题都是普遍联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复杂问题更是如此。要正确认识问题，就要对它全面地看：既要瞻前顾后，也要左顾右盼；既要总体把握，也要分清主次。如果“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很容易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比如，对于“看病难”问题，就可以从多个层面寻找原因——政府投入不足：2009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仅占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55%的平均水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本应为“金字塔”型的医疗卫生体系，在我国却呈现为“倒金字塔”型，高新技术、优秀人才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的大医院，从而导致了“全国人民上协和”的现象；人们的心理因素：有些人的病在社区诊所和一般医院就能看好，却非得去找大医院的名专家，导致原本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更加紧张；等等。所以，出现类似“看病难”的问题，很难说只有哪一个方面的原因。只有坚持从总体上进行把握，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进而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 具体地看。就是区别对待、“就事论事”。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在性质、成因、形态上有某种相同和类似的方面，但不可能完全一样；即使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表现。这就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范围内的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不能搞“一人生病，全家吃药”。比如，对于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和收入分配不公这两个问题，有的人简单地把它们都归结为体制机制不合理的结果。其实，这两个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不一样：社会保障总体水平不高，固然有制度设计相对滞后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不具备实行“高福利”的现实条件；收入分配不公固然也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把这两个问题的成因等同起来，势必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发展地看。就是看到变化、面向未来。社会热点问题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必然随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因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存在，也会因客观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从总体上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都是前进和发展中的问题，必将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特别应当看到，党和政府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并在不断加大解决的力度。当然，解决任何问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保持良好的心态，既不能动摇信心、看不到希望，也不能盲目乐观、不下大力气解决。 加快改革发展。社会热点问题凸显，从根本上说是发展不充分、不科学导致的。有效解决社会热点问题，根本途径就在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努力“做大蛋糕”，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才能为有效解决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切实“分好蛋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为有效解决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做大蛋糕”，应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分好蛋糕”，应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权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注重统筹兼顾。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数量多、涉及广，性质、表现、成因复杂多样，解决难度也大。这就要求我们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以战略思维、系统观念和全局视野进行通盘考虑，认真研究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先后顺序、实施步骤、有效措施等，制定路线图，列出进度表，确保稳步、协调推进；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充分考虑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要求，把解决社会热点问题与推进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防止顾此失彼；把科学精神和负责态度有机统一起来，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既统筹规划又突出重点，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哪些问题已有解决的可能、可以尽快解决，哪些问题尚不具备解决的条件、需要逐步解决，防止急于求成。 坚持真抓实干。解决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实打实、硬碰硬的工作，不能靠拍胸脯、喊口号，也不能“等等看”、“慢慢来”。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精神和作风，主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全面信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考虑群众的感受和感情，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雷厉风行、少说多做，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抓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一件事一件事地落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在这个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急事先办、小事快办，着力化解各种矛盾纠纷，避免把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为此，需要健全必要的工作机制、形成有力的工作措施，细化任务、明确责任，做到该哪个部门和岗位管的就归哪个部门和岗位来管，谁出了问题就追究谁的责任。同时，把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成效纳入干部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奖优罚劣、导向鲜明，切实改变回避矛盾、只说不练的现象。 紧紧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动力。解决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一个、几个部门或一部分人，而需要依靠广大群众共同努力。为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着力做好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特别要适应人民群众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新形势，畅通和拓宽渠道，搭建和丰富载体，健全和完善机制，方便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表达诉求；多做析事明理、解疑释惑的工作，把有关政策、所作努力讲清楚，把实际状况、面临困难讲明白，让人民群众深入了解问题的成因与实质，赢得人民群众对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理解和支持。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树立人人有责、人人有权、人人共享的观念，积极建言献策，自觉履行义务，协力推动社会热点问题的有效解决，共同谱写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的学习，我感受到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大学生成长和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很需要的现实意义。从中我学到了很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加深了思想认识的深度。在老师的教导下，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处理生活实践中的问题。在看待各种现象和问题时，学着去理性思考，并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让我了解到事物客观真实的一面。同时，我也认 识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所谓时代精神也就是对一定时代的本质、主题和基本特征等方面的概括。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发展趋向方面的主题、任务及其精神需求，它渗透在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指引着无产阶级时代前进，推动文明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自觉地植根于社会实践的丰厚土壤，不断地从现实生活中吮吸自己的生命之泉，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检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科学地回答了时代在不同阶段提出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它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前进和发展中的工作，把马克思主义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推进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前进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原理在中国运用的体现我们要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中，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就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一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善于对最鲜活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善于用创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其生命力最深刻的根源和动力就只存在于实践之中。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实现富强、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源泉。这一伟大实践中不断涌现的各种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养分。我们要善于从多彩的实践活动中、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营养，善于把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科学理论的内涵。正确的理论不仅来自于实践，而且接受实践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既要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进行准确的把握和运用，又要结合新的实践，在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中推进理论创新。要坚持把理论学习和研究同推动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同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现实矛盾结合起来，同指导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努力使理论成果更好地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二是坚持立足中国国情，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这一理论只有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与文化的特殊性，使之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中国建设和改革中面临的具体问题，通过总结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积累的独创性经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理论指导。要注意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遵循。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决不意味着要置身于世界进步潮流之外，相反必须密切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重视从世界与中国的双重维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善于吸收不同文明中科学、进步的合理成分。 三是坚持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回答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时代在变化，实践在前进。对变化了的时代和实践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和分析，使理论符合实际情况，并指导新的实践，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和重任。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就体现为对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并不断推动社会前进。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一系列新的实践课题需要我们研究回答，一系列新的实践经验需要我们概括提炼，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需要我们解疑释惑。必须把时代要求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发展、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时代课题，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阔空间。
中国国情就是 民不聊生即是！当官的和农民生活对比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下的 当官的贪得无厌，为富的富而不仁 。这是贪官。现在是朝鲜。日本。美国。的夹击。。。。现在的中国不是老毛领导的中国那样了。。。现在的中国危机。，。 看文章中国国际地位很尴尬 现在国家领导人只会担心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乌纱帽，自己的幸福生活，才不会站在中国的大局着想，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得过且过的生活着，现在的中国社会就像极了晚清时期，每个人都活在大国的梦里，而实际上经济是强，可是拳头强吗，毛主席早就说过枪杆里出政权，党指挥枪，可是战争真的来了，能指挥了吗？毕竟中国只有一个毛主席，现在中国就少了一个像毛主席一样的伟人。 中国人办事难免送点礼，你好我好大家都很好，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也一直以这种方式开展外交活动，什么中日友好，什么着眼中日关系大局，就说一件事，钓鱼岛撞船事件，我船长一直被日本扣留，外交努力好用吗？国务委员、驻华大使、外交部官员跑都跑断了吧？没有看见船长被放回，这是铁的事实。船长是什么时候回国的，还不是我们在抓了四个偷拍我军事禁区的四个日本人后，日本才主动求和的，什么外交的胜利？狗屁。因此说，我们的外交现在就是与晚清李鸿章时期差不多，谈判、妥协，估计用不了多久，我们国家又开始签订不平等条约了。我们国家持有20000多亿美国国债，早被美国绑架了，想走还容易吗？中国现在又成了西方世界的肥肉了。这一点也不能怪党，只能怪国人的奴性，毛伟人把一盘散沙的国人弄成一团不过30年，邓伟人一句话，改革开放，国人现在又散了，什么仇也来了，就是没有仇外国人的，反而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什么仇官、仇富、仇警全民皆仇。面对现在的局面国家能尴尬吗？ 这样的事例多了举不过来，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抵制韩货、日货、美货，多发表几幅正义的文章，叫领导人反思一下。邓伟人说的三十年和平发展的机遇期已经到了，我们做好斗争的准备吧免得被动
任理轩：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 发布日期：2011-05-10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字号：[ 大 中 小 ]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又迈上了新的征程。“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两会前夕，在人民网推出的“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反腐倡廉、个人收入、房价调控、医疗改革、物价调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改革位列其中。两会期间，这些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话题，许多议案提案对此都有涉及。网友的关注、两会的热议，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体现了人们对过上更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也凸显了科学对待这些热点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而逐步产生并日益凸显的，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一个现实国情。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日中国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就没有人民生活日见红火的生动景象。 然而，发展是一个过程，它不仅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而随着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评判标准的深刻变化和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权利意识、公平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这些问题带来的困扰、造成的压力感受更明显，对尽快解决这些问题、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要求和期待更强烈。因此，我国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伴生现象。 问题是一种现象，因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存在，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客观实际和人们主观认识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数量明显增多，表现更加复杂。我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数百年才走完的历程，任务的叠加必然带来矛盾和问题的叠加，有的问题在多年发酵以后逐渐显现出来，有的问题在客观条件形成之时自然产生出来。尤其是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问题不仅数量多、表现在方方面面，而且形态多样、十分复杂。而现代科技和传播手段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大大强化乃至放大了这些问题，使之显得更加突出。 关系改革发展大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热点问题带有普遍性、综合性、代表性。分析一下人民网的调查结果不难发现：无论是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反腐倡廉、个人收入、房价调控问题，还是医疗改革、物价调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改革问题，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都关系和影响大局。同时，这些问题都与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和幸福指数。 不同问题相互交织，解决难度明显加大。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形态多样，既有全局性的，也有局部性的；既有长期积累的，也有新近形成的；既有经济领域的，也有社会领域的；既有不同特点，也有共同之处。从总体上看，不同社会热点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强，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有不少属于“两难”问题，它们彼此依存、彼此牵扯，往往“按下葫芦浮起瓢”。 容易引发对立情绪，甚至造成社会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热点问题是公众利益和情绪的集中体现与表达。有的社会热点问题“热”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加以妥善解决或者进行必要的降温。如果应对和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就很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对立情绪，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2010年，全国群体性事件呈高位运行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由于对热点问题处理不当而引起的。 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及其新特点表明，我国改革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难得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同在。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突出任务。而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归结起来不外乎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也就是要弄清“怎么看”，明确“怎么办”。 在“怎么看”上增进共识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清才能方向明。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十分复杂，正确认识并不容易，特别需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观点、方法正确，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必然陷入主观和片面，造成认识偏差。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这一锐利思想武器来加以认识。这样才能不断增进共识，为有效解决问题奠定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呢？ 理性地看。就是客观承认、积极面对。问题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会因为人们不承认而消失。事实上，世界上不少国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都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社会热点问题，我国在经过30多年的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后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并不奇怪。因此，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当客观承认、积极面对。那种对问题视而不见、漠然置之的态度，那种闻问题而色变、视问题为洪水猛兽的态度，是不理性、不可取的，既不利于正确认识问题，更不利于有效解决问题。 严肃地看。就是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看问题应坚持实事求是，不放大，也不缩小；不言重，也不看轻。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都是大问题而不是小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却把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看小了、看轻了、看淡了：或者认为它们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都是“问题”，没什么了不起；或者认为它们既然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就是“正常的”；或者认为“虱子多了不痒”、问题多了不愁，用不着太在意。这些认识需要及时改变。 全面地看。就是系统分析、整体把握。同其他事物一样，问题都是普遍联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复杂问题更是如此。要正确认识问题，就要对它全面地看：既要瞻前顾后，也要左顾右盼；既要总体把握，也要分清主次。如果“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很容易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比如，对于“看病难”问题，就可以从多个层面寻找原因——政府投入不足：2009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仅占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55%的平均水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本应为“金字塔”型的医疗卫生体系，在我国却呈现为“倒金字塔”型，高新技术、优秀人才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的大医院，从而导致了“全国人民上协和”的现象；人们的心理因素：有些人的病在社区诊所和一般医院就能看好，却非得去找大医院的名专家，导致原本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更加紧张；等等。所以，出现类似“看病难”的问题，很难说只有哪一个方面的原因。只有坚持从总体上进行把握，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进而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 具体地看。就是区别对待、“就事论事”。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在性质、成因、形态上有某种相同和类似的方面，但不可能完全一样；即使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表现。这就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范围内的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不能搞“一人生病，全家吃药”。比如，对于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和收入分配不公这两个问题，有的人简单地把它们都归结为体制机制不合理的结果。其实，这两个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不一样：社会保障总体水平不高，固然有制度设计相对滞后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不具备实行“高福利”的现实条件；收入分配不公固然也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把这两个问题的成因等同起来，势必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发展地看。就是看到变化、面向未来。社会热点问题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必然随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因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存在，也会因客观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从总体上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都是前进和发展中的问题，必将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特别应当看到，党和政府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并在不断加大解决的力度。当然，解决任何问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保持良好的心态，既不能动摇信心、看不到希望，也不能盲目乐观、不下大力气解决。 在“怎么办”上凝聚力量 行动是认识的指向，重行动才能出实效。对于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既要正确认识即弄清“怎么看”，更要有效解决即明确“怎么办”。弄清“怎么看”，最终是为了明确“怎么办”；明确了“怎么办”，又有利于进一步弄清“怎么看”。面对社会热点问题“怎么办”？总的来说要靠发展、靠统筹、靠实干、靠群众。 加快改革发展。社会热点问题凸显，从根本上说是发展不充分、不科学导致的。有效解决社会热点问题，根本途径就在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努力“做大蛋糕”，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才能为有效解决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切实“分好蛋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为有效解决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做大蛋糕”，应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分好蛋糕”，应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权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注重统筹兼顾。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数量多、涉及广，性质、表现、成因复杂多样，解决难度也大。这就要求我们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以战略思维、系统观念和全局视野进行通盘考虑，认真研究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先后顺序、实施步骤、有效措施等，制定路线图，列出进度表，确保稳步、协调推进；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充分考虑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要求，把解决社会热点问题与推进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防止顾此失彼；把科学精神和负责态度有机统一起来，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既统筹规划又突出重点，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哪些问题已有解决的可能、可以尽快解决，哪些问题尚不具备解决的条件、需要逐步解决，防止急于求成。 坚持真抓实干。解决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实打实、硬碰硬的工作，不能靠拍胸脯、喊口号，也不能“等等看”、“慢慢来”。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精神和作风，主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全面信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考虑群众的感受和感情，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雷厉风行、少说多做，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抓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一件事一件事地落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在这个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急事先办、小事快办，着力化解各种矛盾纠纷，避免把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为此，需要健全必要的工作机制、形成有力的工作措施，细化任务、明确责任，做到该哪个部门和岗位管的就归哪个部门和岗位来管，谁出了问题就追究谁的责任。同时，把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成效纳入干部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奖优罚劣、导向鲜明，切实改变回避矛盾、只说不练的现象。 紧紧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动力。解决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一个、几个部门或一部分人，而需要依靠广大群众共同努力。为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着力做好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特别要适应人民群众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新形势，畅通和拓宽渠道，搭建和丰富载体，健全和完善机制，方便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表达诉求；多做析事明理、解疑释惑的工作，把有关政策、所作努力讲清楚，把实际状况、面临困难讲明白，让人民群众深入了解问题的成因与实质，赢得人民群众对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理解和支持。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树立人人有责、人人有权、人人共享的观念，积极建言献策，自觉履行义务，协力推动社会热点问题的有效解决，共同谱写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嗯，这个还是要单独拿出来说一说。79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的学习，我感受到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大学生成长和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很需要的现实意义。从中我学到了很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加深了思想认识的深度。在老师的教导下，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处理生活实践中的问题。在看待各种现象和问题时，学着去理性思考，并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让我了解到事物客观真实的一面。同时，我也认 识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所谓时代精神也就是对一定时代的本质、主题和基本特征等方面的概括。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发展趋向方面的主题、任务及其精神需求，它渗透在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指引着无产阶级时代前进，推动文明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自觉地植根于社会实践的丰厚土壤，不断地从现实生活中吮吸自己的生命之泉，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检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科学地回答了时代在不同阶段提出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它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前进和发展中的工作，把马克思主义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推进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前进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原理在中国运用的体现我们要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中，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就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一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善于对最鲜活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善于用创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其生命力最深刻的根源和动力就只存在于实践之中。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实现富强、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源泉。这一伟大实践中不断涌现的各种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养分。我们要善于从多彩的实践活动中、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营养，善于把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科学理论的内涵。正确的理论不仅来自于实践，而且接受实践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既要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进行准确的把握和运用，又要结合新的实践，在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中推进理论创新。要坚持把理论学习和研究同推动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同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现实矛盾结合起来，同指导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努力使理论成果更好地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二是坚持立足中国国情，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这一理论只有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与文化的特殊性，使之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中国建设和改革中面临的具体问题，通过总结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积累的独创性经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理论指导。要注意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遵循。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决不意味着要置身于世界进步潮流之外，相反必须密切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重视从世界与中国的双重维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善于吸收不同文明中科学、进步的合理成分。 三是坚持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回答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时代在变化，实践在前进。对变化了的时代和实践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和分析，使理论符合实际情况，并指导新的实践，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和重任。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就体现为对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并不断推动社会前进。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一系列新的实践课题需要我们研究回答，一系列新的实践经验需要我们概括提炼，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需要我们解疑释惑。必须把时代要求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发展、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时代课题，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阔空间。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2亿老年人口和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 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8，甚至于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63到2000年的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88岁上升到2050年的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0，1987年又回升到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3左右，高的高到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岁，女性为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4岁，女性为4岁，男女合计为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9岁，其中男性为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好写的社会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合作模式下社区人民调解组织的社会化运作 社会变迁中的农民合作与村庄秩序 单位制变革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 英国公共广播电视兴衰的原因分析 超越传统：现代法国组织社会学研究 碰撞与融合：信息技术嵌入政府部门运作的机制研究 文化认同与社会网络：转型期民间艺术的发展路径 农民工社会保障实践中的合作问题分析 互动论视角下的我国当代城市社区建设 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和社会支持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资产建设：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重要途径 近代中国机器缫丝技术应用与社会结构变迁 社会转型期城郊农民教育投入行为选择的研究 劳动与姐妹分化：中国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
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2亿老年人口和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 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8，甚至于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63到2000年的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88岁上升到2050年的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0，1987年又回升到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3左右，高的高到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岁，女性为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4岁，女性为4岁，男女合计为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9岁，其中男性为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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