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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简介 《史记》为西汉司马迁所著。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 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 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作者生平 《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 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 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 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走访神州大地，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听取民间故事，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 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贬责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且李广利又是汉武帝爱姬李夫人的哥哥。于是，汉武帝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宫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 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对《史记》的研究与考证 《史记》在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 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 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 《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 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 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从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分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 《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 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
1、《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2、《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左右翼小考》，《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3、《后金五大臣旗籍辨证》（合著），《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4、《关于皇太极改旗的考察》，《光明日报》，1982年12月22日。5、《满洲政权早期前四旗考》，《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6、《康雍之际继嗣制度的演变》（合著），《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7、《孔安国献书考》，《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3年第4期。8、《反复无常的野心家——吴三桂》，《文史知识》，1983年第10期。9、《清代前期的丛书编纂》，《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清代前期的辑轶书活动》，《南开学报》，1986年第2期。11、《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综述（先秦两汉部分）》（合著），《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12、《考据学述论》，《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3、《吴三桂请兵入关路线考》，《史学集刊》，1988年第2期。14、《康熙朝修太宗、世祖实录残卷抄本跋》，《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5、《论乾隆秘密建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2期。16、《乾隆皇帝与乾嘉学派》，《南开学报》，1989年第4期。17、《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合著），《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18、《经筵日讲与康熙政治》（合著），《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1期。19、《清史稿·宣宗本纪正误》，《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20、《乾隆前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合著），《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1期。21、《论乾隆后期的专制统治》（合著），《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22、《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合著），《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23、《道光前期政局剖析》（合著），《北方论丛》，1991年第4期。24、《四库全书总目》（合著），《历史教学》，1991年第6期。25、《乾隆前期各地人民的抗租、抗粮、反科派斗争》，《明清史论文集》，1991年。26、《怀念我们的导师郑天挺先生》（合著），《郑天挺学记》，1991年。27、《填补研究空白，启示后学津梁》，《史学集刊》，1992年第1期。28、《乾隆朝文字狱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3期。29、《明清山东书院考述》，《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30、《康乾时期图书事业述评》（合著），《清史新论》，1992年。31、《明清江苏书院述论》，《南开学报》，1993年第1期。32、《安徽书院考述》，《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33、《清代山西书院考述》，《学术论坛》，1993年第5期。34、《明清直隶书院述论》，《明清史论文集》，1993年。35、《论乾隆初政》，《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6、《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出兵》，《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37、《入关之初满汉翻译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75周年纪念论文集》，1997年，38、《郑天挺在南开的日子里》，《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75周年纪念论文集》，1997年，39、《试论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政权的中枢决策》，《南开学报》，1998年第1期。40、《乾隆朝奏折探析》，《南开学报》，1999年第4期。41、《郑天挺》，《南开人物志》第二辑，1999年。42、《顺康雍时期八旗教育述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43、《论清代八旗教育在乾隆时期的转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44、《乾隆初年的粮食问题》，《历史教学》，2002年第4期。45、《德川时期日本书院述论》，《中国书院》第4辑，2002年5月。46、《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南开学报》，2003年第1期。47、《允禵奏折考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辑，2003年6月。48、《嘉道时期八旗教育的衰落》，《八旗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3年。49、《已刊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正误》，《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50、《允禵奏折考辨》，《 历史档案》，2004/04。51、 《康熙朝进折人员考略》，《历史档案》， 2005/02。、《康熙朝诸皇子奏折考辨》，《南开学报》，2005/05。53、《康熙擒鳌拜时间考》，《满族研究》，2005/03。54、《清代嘉道咸时期书院述略》，《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7/04（与徐永文合写）。55、《乾隆帝巡幸盘山、天津述论》，《历史档案》，2007/04。56、 《乾隆朝臣工疑年录》，《历史档案》，2009/01。57、《黑龙江民族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周喜峰<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03。论文《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获天津市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专著《乾隆传》获1991年《光明日报》“光明杯”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和天津市第五届优秀社科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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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首任所长是著名古文字学家姚孝遂教授。其后，著名学者林沄教授、吴振武教授、陈恩林教授先后担任古籍研究所所长。现任所长为张鹤泉教授。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教授、著名文献学家罗继祖教授都曾经担任古籍研究所的学术顾问。古籍研究所建立后，设置了古文字学研究室、先秦文献研究室、历史文献研究室。这三个研究室分别以于省吾、金景芳、罗继祖教授为学术带头人。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的需要，于1998年又设置了中国书法文献研究室，先秦文献研究室更名为先秦两汉文献研究室。现在古文字研究室主任为冯胜君博士，先秦两汉文献研究室主任为朱红林博士，历史文献研究室主任为张固也博士，中国书法文献研究室主任为丛文俊教授。古籍研究所建立后，便承担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两个博士点的建设。后由于学科调整考古学博士点移至吉林大学考古学系。1998年古籍研究所依靠自身的力量又获得了历史文献学博士点。2002年，历史文献学被批准为吉林省重点学科。古籍研究所建立后，所属各研究室的教师先后出版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其中古文字研究室有影响的代表性成果有：于省吾教授《甲骨文字释林》、《甲骨文字诂林》，姚孝遂教授《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吴振武教授《珍秦斋藏印（战国篇）》、汤余惠教授《战国铭文选》、《战国文字编》，何琳仪教授《战国文字通论》等，先秦两汉文献研究室有影响的代表著作有：金景芳教授《中国奴隶社会史》（获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学易四种》、金景芳、吕绍纲教授《周易全解》、《〈尚书·虞夏书〉新解》（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陈恩林教授《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张鹤泉教授《周代祭祀研究》、《光武帝刘秀传》、吕文郁教授《周代采邑制度研究》等；历史文献研究室有影响的代表作品有：罗继祖教授《枫窗脞语》、《墐户录》、《庭闻忆略》、王同策教授《〈菜根谭〉注释》、丛文俊教授《中国书法史（先秦、秦卷）》、张固也博士《〈新唐书·艺文志〉补》等。古籍所建所后，承担和完成了一批国家、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重要项目，其中绝大多数都取得了重大学术成果。古籍所建所后，培养了一大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现已毕业的博士研究生有52名、硕士研究生有203名。他们在全国高校科研、教学和其他岗位上都发挥着中坚骨干作用。古籍研究所教师目前有教职工21人，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4人、讲师3人、助教1人、工作人员4人。古籍研究所目前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项；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1项；国家科技部夏商周断代工程子项目1项；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工程项目1项；教育部国家“十五”规划教材项目1项；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古籍整理项目10项。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目前承担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三个博士点建设，在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学、书法文献、历史语言文献、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七个研究方向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现有在读博士研究生74人、硕士研究生113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目前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所属重点研究所，在学科建设和科研实力上与全国同类研究所相比，都处于领先地位，应该说它是在全国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古籍研究所之一。
第一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将者名单博士生：壹等奖（空缺）贰等奖：刘钊（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叁等奖：乔治忠（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硕士生：壹等奖：（空缺）贰等奖：王承略（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三等奖：李德山（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卢新宁（北京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顾宏义（华东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孙智昌（北京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王七一（陕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本科生：壹等奖：刘宁（北京大学）贰等奖：张爽（杭州大学） 顾永新（北京大学）庞剑峰（南京师范大学）叁等奖；徐进（北京大学） 徐萍（南京师范大学）丁斌（南京师范大学）柳明晔（杭州大学）博士生一等奖（空缺）二等奖 刘钊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1959年生，现吉林大学博导三等奖 乔治忠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49年生，现南开大学博导 第二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博士生一等奖 王云路（杭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二等奖 廖名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三等奖 邵毅平（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硕士生一等奖 空缺二等奖 胡长青（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晓兰（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三等奖 杨海峥（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张小乐（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 晓（杭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本科生一等奖 空缺二等奖 伍皓（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胡必强（南京师大古典文献专业）许铭（上海师大古典文献专业）三等奖 徐昕（南京师大古典文献专业）戴萤（南京师大古典文献专业）戴海峰（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李海燕（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竺嘉政（上海师大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一等奖 王云路 杭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59年生，现浙江大学博导二等奖 廖名春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1956年生，现清华大学博导三等奖 邵毅平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57年生，现复旦大学博导 第五届古文献学奖学金评审会及获奖情况第五届中国古文献学奖金学评审会于1998年5月14至16日在北京举行，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小组成员黄天骥（召集人）、孙钦善、严佐之、李修生、赵伯雄、费振刚、袁世硕、黄永年、龚延明出席会议，裘锡圭（召集人）、范能船、葛兆光、曾枣庄因事请假。会议经过严格评议，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了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获奖学生名单。博士生 一等奖（空缺）二等奖 宫云维杭州大学李无未 吉林大学李敏辞北京大学三等奖 白于蓝 吉林大学徐光星 杭州大学张玉春北京大学硕士生 一等奖 （空缺）二等奖 祝建平 上海师范大学杨新勋 北京师范大学沈林 西南师范大学三等奖 李成甲 陕西师范大学王鸿雁 南开大学黄安靖 华东师范大学魏鸿 北京师范大学王小红 四川联合大学本科生 一等奖（空缺）二等奖 李二民 北京大学乐怡 上海师范大学金素芳 杭州大学黎广基 南京师范大学三等奖 薄 茹 北京大学刘 汾 上海师范大学孟滢滢 上海师范大学马月华 北京大学黄 芳 杭州大学杨 波 南京师范大学叶纪勇 杭州大学博士生一等奖（空缺）二等奖 宫云维 杭州大学，1964年生，现浙江工业大学博导李无未吉林大学，1960年生，现吉林大学博导李敏辞北京大学，1957年生，现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三等奖 白于蓝 吉林大学，1970年生，现华东师范大学博导徐光星 杭州大学，1967年生，现浙江中医学院博导张玉春 北京大学，1952年生，现暨南大学博导 第六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评奖会议举行第六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评奖会议于2000年5月24日至25日在杭州举行，经与会专家组成员公正、认真的评审，共评选出博士生6名，硕士生9名，本科生13名，共28名获奖同学。具体名单如下：第六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博士生：一等奖 陈剑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二等奖 王承略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李润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三等奖 冯胜君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王德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陈业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硕士生：一等奖 谷 建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二等奖 甘 露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李二民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胡新华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三等奖 李伟平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美慧 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潘艺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典籍系杨 阳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罗 绛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生：一等奖 黎广基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献学系二等奖 夏凌霞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献学系刘 勇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王 剑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典籍系三等奖 笪珪如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献学系吴冰妮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周美勤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王杏林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孟滢滢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典籍系孙 励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典籍系丁晓珉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献学系丁 元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薄 茹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一等奖 陈 剑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72年生，现复旦大学硕导二等奖 王承略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66年生，现山东大学博导李润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1969年生，现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三等奖 冯胜君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1970年生，现吉林大学博导王德华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1965年生，现浙江大学教授陈业新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1967年生，现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第七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评选结果揭晓“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1990年开始设立的全国性古文献学奖学金，奖励对象为古委会系统25家教学科研单位二年级以上的优秀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奖学金每两年评选一次，第七届评选活动2002年4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大学举行。评奖委员会议由裘锡圭、黄天骥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评奖委员有方一新、朱易安、黄永年、董洪利、裘锡圭教授，古委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古委会秘书长杨忠教授、副秘书长曹亦冰研究员出席了会议。此届评选活动，共有十九家教学科研单位推荐了20名博士生，44名博士生，40名本科生。经过评奖委员会正认真的评议，最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28名获奖同学，名单如下：博士生一等奖：董珊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二等奖：（空缺）三等奖：李畅然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张治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何华珍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王文晖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杜海军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硕士生一等奖：（空缺）二等奖：张福海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李峻岫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朱大星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三等奖：周焕卿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李勤合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王仕举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马 燕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叶 菲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本科生一等奖：（空缺）二等奖：汤鸣鸿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刘小琴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陈舟楫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杨英姿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三等奖：孙婷婷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程大炜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辛晓娟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程佳羽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 波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赵 庸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冯凌蓉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陆醒薇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王雅婷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笪珪如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博士生一等奖 董珊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现北京大学副教授二等奖 （空缺）三等奖 李畅然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74年生，现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张治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何华珍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63年生，现浙江财经大学教授王文晖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69年生，现复旦大学硕导杜海军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1957年生，现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浙江大学2000级 李玲玲 第八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三等奖2004年4月 2001级 刘旭锦 第八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二等奖2004年4月2001级 焦磊 第八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三等奖博士生二等奖 王华宝南京师范大学，1965年生，现凤凰出版社编审。许全胜 华东师范大学，现上海图书馆工作。三等奖 陈文源暨南大学，1964年生，现暨南大学硕导。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2006年，部分）浙江大学：2003级 邱进春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博士生二等奖2002级 周玉瑶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二等奖2006年4月2002级 盛林忠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三等奖2006年4月2003级 来敏毓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二等奖2006年4月2003级 李月嬿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三等奖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三等奖 史丽君硕士生 二等奖 李吉光博士生二等奖：于淑健 南京师范大学，1965年生，现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博士后。三等奖 程水龙 华东师范大学，1968年生，现中国计量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雪玲获得博士生三等奖，硕士研究生李志杰获得硕士生三等奖。 王雪玲陕西师范大学，1965年生，现陕西师范大学硕导南京大学：丁延峰，1963年10月生，男，山东聊城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博士生二等奖 第十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南京师范大学：周录祥 博士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复旦大学：叶晔 博士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华中师范大学：肖海燕 博士三等奖陕西师范大学：2005级硕士研究生樊波获硕士奖学金一等奖；2006级博士研究生陈玺获博士生二等奖北京师范大学：2006级硕士研究生刘炳瑞硕士组二等奖上海师范大学：2004级方姗本科生中唯一的最高奖一等奖虞俊洁、王燕红、季文婷、季怡菁获得本科生三等奖刘丽获得硕士生三等奖 第十一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北京大学：博士生陈文龙、硕士生聂溦萌获奖北京师范大学： 博士生： 三等奖：袁敏 硕士生： 二等奖：王振华 三等奖：施贤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刘万华（导师曹旭）获博士生三等奖，李丽静（导师徐时仪）获硕士生二等奖，朱韵洁、顾毓敏获本科生二等奖，骆芸婷、黄丹艺、赵珏、邵琪恩获本科生三等奖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一项（苏芃），硕士生一项以及本科生五项。本科生获奖名单中，张沛林和张学谦同学获本科生二等奖，高中正、臧永杰、宋雨婷同学获三等奖。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涂耀威二等奖、硕士生陈冬冬二等奖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生杨清虎二等奖山东大学：硕士生宁莉莉三等奖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生王燕飞三等奖 博士生一等奖张文 北京大学二等奖鄢国盛 南开大学汤志波 复旦大学王华权 上海师范大学李春桃 吉林大学秦桦林 浙江大学三等奖马昕 北京大学仇利萍 四川大学施贤明 北京师范大学赵庶洋 南京大学和继全 西南大学陈锦春 山东大学杨勇军 华东师范大学陈冬冬 华中师范大学郭万青 南京师范大学王宣标 中山大学硕士生一等奖潘牧天 上海师范大学二等奖潘妍艳 北京大学于洪涛 吉林大学罗志 陕西师范大学赵永磊 南开大学李振聚 山东大学潘超 浙江大学张崇依 南京师范大学三等奖罗琴 北京师范大学周敏 南京大学赵成杰 东北师范大学汪舒旋 四川大学赵庆淼 南开大学蔡燕梅 复旦大学郭洪义 西南大学瞿林江 南京师范大学尉侯凯 华中师范大学 博士生一等奖郭桂坤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吴 柱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二等奖都轶伦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王传龙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专业李开升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白军鹏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孙晓磊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黄沚清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三等奖杜春雷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李轶伦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何 灿 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贾灿灿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张 卉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李广宽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王燕飞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马克冬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赵铁锌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硕士生一等奖侯印国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虞思徵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二等奖韦胤宗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关鹏飞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林振岳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王晓娟 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马 琛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沈 畅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三等奖张 婷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赵 凯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杨大卫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刘 洋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郭超颖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张晓永 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丁雅诵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谢 坤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周丹杰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本科生一等奖王诗雨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董方奇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二等奖庞若愚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王 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侯 婕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向晓露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典文献专业胡晨光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典文献专业张峥毅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刘 佳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三等奖高虹飞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李凌云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翟迈云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张佳梅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王雨非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王思桐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典文献专业高 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典文献专业石冰洁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任建行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胡晶晶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戚圆圆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林青荻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闻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四分法指关于典籍文献的四部分类法。起源于魏晋之际，初步成熟于东晋时期。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继承前代，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名称，概括各类书籍性质内容。元朝马端临积二十余年功力著成《文献通考》，为一部著名的典章制度通史。与杜佑《通典》、郑樵《通志》并称为“三通”。《通志》，宋郑樵撰。本书是仿《史记》的体例，收罗上起传说中的三皇、下迄隋唐之史料而编成的一部通史著作。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成书。全书200卷，附考证3卷，内容极广，包括了本纪、年谱、世家、列传、载记和二十略。其中纪传终于隋，礼乐刑政诸略止于唐，艺文、校雠二略止于北宋。此书发凡起例，贯穿各史书志，包举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源流，提供了有关古代社会和自然的各种知识，在史学上颇有贡献。其最大价值在于“二十略”，除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多据前人典章加以论述外，余下十五略多为阐述个人见解，而且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等五略为旧史所无，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等略亦颇有可取之处，有较高的文化史、学术史价值。有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重印本。《古今图书集成》 清陈梦雷原编，蒋廷锡奉敕校补，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善、用途最广的一部类书。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编成。全书10000卷，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等六汇编。汇编之下又分32典，典下分部，共6117部，每部设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无者缺之。它集古代图书之大成，搜罗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地理，以及天文、气象、地质、矿产、农业、牧业、渔业、手工业、工程技术、数学等各方面的资料，其中保存明代文史资料特多，西学传入也多有反映。此书不仅收罗丰富，而且分类细密，体例完善，检索甚为方便"十三经注疏正义“ 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发表于 2009-08-24 02:36:44 引用 1 楼 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 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雪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评宋刻本书：“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又称为四子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是《诗经》（《诗》）、《尚书》（《书》）、《礼记》（《礼》）、《周易》（《易》）和《春秋》等五本儒家经典的合称，是“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的一部分。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3年5月1日，清朝开设《四库全书》编纂馆。 由总纂官纪昀（晓岚）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82年3月12日，该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3461种书目，79039卷，总字数将近10亿，可谓超级文化大典。《四库全书》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历时六年（1403—1408年）编修完成，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全书22937卷，11095册，约7亿字，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大典，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永乐大典》屡遭浩劫，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今存不到800卷，约为原书的4%，《大英百科全书》称之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1、《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2、《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左右翼小考》，《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3、《后金五大臣旗籍辨证》（合著），《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4、《关于皇太极改旗的考察》，《光明日报》，1982年12月22日。5、《满洲政权早期前四旗考》，《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6、《康雍之际继嗣制度的演变》（合著），《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7、《孔安国献书考》，《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3年第4期。8、《反复无常的野心家——吴三桂》，《文史知识》，1983年第10期。9、《清代前期的丛书编纂》，《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清代前期的辑轶书活动》，《南开学报》，1986年第2期。11、《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综述（先秦两汉部分）》（合著），《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12、《考据学述论》，《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3、《吴三桂请兵入关路线考》，《史学集刊》，1988年第2期。14、《康熙朝修太宗、世祖实录残卷抄本跋》，《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5、《论乾隆秘密建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2期。16、《乾隆皇帝与乾嘉学派》，《南开学报》，1989年第4期。17、《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合著），《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18、《经筵日讲与康熙政治》（合著），《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1期。19、《清史稿·宣宗本纪正误》，《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20、《乾隆前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合著），《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1期。21、《论乾隆后期的专制统治》（合著），《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22、《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合著），《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23、《道光前期政局剖析》（合著），《北方论丛》，1991年第4期。24、《四库全书总目》（合著），《历史教学》，1991年第6期。25、《乾隆前期各地人民的抗租、抗粮、反科派斗争》，《明清史论文集》，1991年。26、《怀念我们的导师郑天挺先生》（合著），《郑天挺学记》，1991年。27、《填补研究空白，启示后学津梁》，《史学集刊》，1992年第1期。28、《乾隆朝文字狱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3期。29、《明清山东书院考述》，《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30、《康乾时期图书事业述评》（合著），《清史新论》，1992年。31、《明清江苏书院述论》，《南开学报》，1993年第1期。32、《安徽书院考述》，《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33、《清代山西书院考述》，《学术论坛》，1993年第5期。34、《明清直隶书院述论》，《明清史论文集》，1993年。35、《论乾隆初政》，《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6、《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出兵》，《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37、《入关之初满汉翻译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75周年纪念论文集》，1997年，38、《郑天挺在南开的日子里》，《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75周年纪念论文集》，1997年，39、《试论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政权的中枢决策》，《南开学报》，1998年第1期。40、《乾隆朝奏折探析》，《南开学报》，1999年第4期。41、《郑天挺》，《南开人物志》第二辑，1999年。42、《顺康雍时期八旗教育述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43、《论清代八旗教育在乾隆时期的转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44、《乾隆初年的粮食问题》，《历史教学》，2002年第4期。45、《德川时期日本书院述论》，《中国书院》第4辑，2002年5月。46、《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南开学报》，2003年第1期。47、《允禵奏折考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辑，2003年6月。48、《嘉道时期八旗教育的衰落》，《八旗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3年。49、《已刊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正误》，《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50、《允禵奏折考辨》，《 历史档案》，2004/04。51、 《康熙朝进折人员考略》，《历史档案》， 2005/02。、《康熙朝诸皇子奏折考辨》，《南开学报》，2005/05。53、《康熙擒鳌拜时间考》，《满族研究》，2005/03。54、《清代嘉道咸时期书院述略》，《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7/04（与徐永文合写）。55、《乾隆帝巡幸盘山、天津述论》，《历史档案》，2007/04。56、 《乾隆朝臣工疑年录》，《历史档案》，2009/01。57、《黑龙江民族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周喜峰<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03。论文《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获天津市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专著《乾隆传》获1991年《光明日报》“光明杯”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和天津市第五届优秀社科三等奖。
一生独爱《文史知识》
国家历史文史精华不建议看杂志，杂志毕竟是一种快餐式的东西，营养不高
史记作袁盎，汉书作爰盎，袁、辕、爰同为一氏
排列顺序为：学科类别、级别、刊名、出版地、主办单位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北大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历史系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当代中国史研究 北京 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国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档案学通讯 《档案学通讯》杂志社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近代史研究 北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年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考古 北京·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抗日战争研究 北京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历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清史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史学理论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史学史研究 北师大史学所 北师大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世界历史 北京·世界历史杂志社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文献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社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农史 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科技史料 北京中科院自然学史研究所 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党史研究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百年潮 北京 中共党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出版发行研究 出版发行杂志社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档案学研究 北京·该刊编辑部 中国档案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东南文化 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敦煌研究 甘肃敦煌 敦煌研究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故宫博物院院刊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故宫博物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胡适研究丛刊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考古学报 北京·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考古与文物 西安·该刊编辑部 陕西考古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历史档案 北京·历史档案杂志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历史地理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民国档案 南京·民国档案杂志社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明史研究 合肥·黄山书社 中国明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农业考古 江西 中国农业博物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史学月刊 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史学会，河南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史学集刊 长春·吉林大学该刊编委会 吉林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史林 上海·该刊编辑部 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苏联历史问题 西安 陕西师大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文博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文物 北京·文物出版社 文物编辑委员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西北史地 兰州·该刊编辑部 兰州大学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地方志 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史研究动态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档案 北京 国家档案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经济史研究 北京·经济研究杂志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北京·该刊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北京·文物出版社 中国历史博物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党史研究资料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自然科学史研究 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一、杂志简介《国家人文历史》是一本以“真相、趣味、良知”为核心价值的国家级时事人文类半月刊，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以“人文家国、历久弥新”为理念，致力于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人文精神的支点。二、刊物定位 《国家人文历史》的主要阅读群体定位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精英人物、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关心时政、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城市中青年白领。他们爱好文史、关心国内及国际最新资讯信息，他们多数为年龄在35-55岁之间的成功人士。三、发行范围 《国家人文历史》每期发行54万份，连续四年成为“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除邮局系统订阅外，还在全国各大城市报刊亭、超市、书店零售；同时，在全国主要城市的机场、五星级以上酒店、高档写字楼、高档餐饮场所均有展示。四、主要栏目 封面故事 这是一个漫长而不冗长，庞大而不庞杂的故事。这是一篇高深而不艰涩，考究而不考据的文章。那些曾经震撼我们心灵的人和事，那些左右我们生活的人和事，那些影响我们未来的人和事，那些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用心思考、精心解读、诚信对待的人和事。我们抽丝剥茧，给您的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人文大餐、历史饕餮。 人物 网罗精英学者，汇聚文化名流。让我们带您与这个时代最聪明、最睿智、最有价值的人物，喝茶聊天、海阔天空。 旅行 走过一段恢宏的历史，观察一种文化的印记，感受一个文明的精神，记录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里矗立的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个国家的地标、一段历史的丰碑、一个文明的烙印。 唯物 洞悉策展人心中的美丽，探寻博物馆背后的玄机。 收藏家心中的天地，尽是珍玩；发烧友眼中的世界，全是宝贝。 吃喝玩乐的学问，笔墨纸砚的道理，酒色财气的真谛…… 别小看任何一个老东西！讲述那些寻常玩意儿里的大学问，传统手艺里中真智慧。 视听 一部一部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明星、剧情和特效； 一组一组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一位导演的小标签，一个明星的老套路，一类影片的旧情怀。 一曲辉煌乐章之前的人生悲喜，一段优美旋律背后的人文故事。
历史类核心期刊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通讯地址 1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2 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3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4 世界历史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5 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6 史学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所 7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8 文博 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等 9 清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10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一、杂志简介《国家人文历史》是一本以“真相、趣味、良知”为核心价值的国家级时事人文类半月刊，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以“人文家国、历久弥新”为理念，致力于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人文精神的支点。二、刊物定位 《国家人文历史》的主要阅读群体定位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精英人物、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关心时政、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城市中青年白领。他们爱好文史、关心国内及国际最新资讯信息，他们多数为年龄在35-55岁之间的成功人士。三、发行范围 《国家人文历史》每期发行54万份，连续四年成为“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除邮局系统订阅外，还在全国各大城市报刊亭、超市、书店零售；同时，在全国主要城市的机场、五星级以上酒店、高档写字楼、高档餐饮场所均有展示。四、主要栏目 封面故事 这是一个漫长而不冗长，庞大而不庞杂的故事。这是一篇高深而不艰涩，考究而不考据的文章。那些曾经震撼我们心灵的人和事，那些左右我们生活的人和事，那些影响我们未来的人和事，那些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用心思考、精心解读、诚信对待的人和事。我们抽丝剥茧，给您的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人文大餐、历史饕餮。 人物 网罗精英学者，汇聚文化名流。让我们带您与这个时代最聪明、最睿智、最有价值的人物，喝茶聊天、海阔天空。 旅行 走过一段恢宏的历史，观察一种文化的印记，感受一个文明的精神，记录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里矗立的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个国家的地标、一段历史的丰碑、一个文明的烙印。 唯物 洞悉策展人心中的美丽，探寻博物馆背后的玄机。 收藏家心中的天地，尽是珍玩；发烧友眼中的世界，全是宝贝。 吃喝玩乐的学问，笔墨纸砚的道理，酒色财气的真谛…… 别小看任何一个老东西！讲述那些寻常玩意儿里的大学问，传统手艺里中真智慧。 视听 一部一部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明星、剧情和特效； 一组一组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一位导演的小标签，一个明星的老套路，一类影片的旧情怀。 一曲辉煌乐章之前的人生悲喜，一段优美旋律背后的人文故事。
《近代史研究》《文史》《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史学月刊》《中国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农史》《唐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国学研究》《燕京学报》
1、《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2、《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左右翼小考》，《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3、《后金五大臣旗籍辨证》（合著），《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4、《关于皇太极改旗的考察》，《光明日报》，1982年12月22日。5、《满洲政权早期前四旗考》，《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6、《康雍之际继嗣制度的演变》（合著），《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7、《孔安国献书考》，《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3年第4期。8、《反复无常的野心家——吴三桂》，《文史知识》，1983年第10期。9、《清代前期的丛书编纂》，《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清代前期的辑轶书活动》，《南开学报》，1986年第2期。11、《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综述（先秦两汉部分）》（合著），《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12、《考据学述论》，《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3、《吴三桂请兵入关路线考》，《史学集刊》，1988年第2期。14、《康熙朝修太宗、世祖实录残卷抄本跋》，《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5、《论乾隆秘密建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2期。16、《乾隆皇帝与乾嘉学派》，《南开学报》，1989年第4期。17、《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合著），《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18、《经筵日讲与康熙政治》（合著），《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1期。19、《清史稿·宣宗本纪正误》，《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20、《乾隆前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合著），《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1期。21、《论乾隆后期的专制统治》（合著），《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22、《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合著），《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23、《道光前期政局剖析》（合著），《北方论丛》，1991年第4期。24、《四库全书总目》（合著），《历史教学》，1991年第6期。25、《乾隆前期各地人民的抗租、抗粮、反科派斗争》，《明清史论文集》，1991年。26、《怀念我们的导师郑天挺先生》（合著），《郑天挺学记》，1991年。27、《填补研究空白，启示后学津梁》，《史学集刊》，1992年第1期。28、《乾隆朝文字狱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3期。29、《明清山东书院考述》，《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30、《康乾时期图书事业述评》（合著），《清史新论》，1992年。31、《明清江苏书院述论》，《南开学报》，1993年第1期。32、《安徽书院考述》，《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33、《清代山西书院考述》，《学术论坛》，1993年第5期。34、《明清直隶书院述论》，《明清史论文集》，1993年。35、《论乾隆初政》，《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6、《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出兵》，《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37、《入关之初满汉翻译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75周年纪念论文集》，1997年，38、《郑天挺在南开的日子里》，《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75周年纪念论文集》，1997年，39、《试论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政权的中枢决策》，《南开学报》，1998年第1期。40、《乾隆朝奏折探析》，《南开学报》，1999年第4期。41、《郑天挺》，《南开人物志》第二辑，1999年。42、《顺康雍时期八旗教育述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43、《论清代八旗教育在乾隆时期的转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44、《乾隆初年的粮食问题》，《历史教学》，2002年第4期。45、《德川时期日本书院述论》，《中国书院》第4辑，2002年5月。46、《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南开学报》，2003年第1期。47、《允禵奏折考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辑，2003年6月。48、《嘉道时期八旗教育的衰落》，《八旗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3年。49、《已刊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正误》，《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50、《允禵奏折考辨》，《 历史档案》，2004/04。51、 《康熙朝进折人员考略》，《历史档案》， 2005/02。、《康熙朝诸皇子奏折考辨》，《南开学报》，2005/05。53、《康熙擒鳌拜时间考》，《满族研究》，2005/03。54、《清代嘉道咸时期书院述略》，《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7/04（与徐永文合写）。55、《乾隆帝巡幸盘山、天津述论》，《历史档案》，2007/04。56、 《乾隆朝臣工疑年录》，《历史档案》，2009/01。57、《黑龙江民族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周喜峰<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03。论文《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获天津市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专著《乾隆传》获1991年《光明日报》“光明杯”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和天津市第五届优秀社科三等奖。
历史类核心期刊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通讯地址 1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2 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3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4 世界历史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5 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6 史学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所 7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8 文博 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等 9 清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10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