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6日至18日，随着“当代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设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有80余年历史的学术期刊《当代》也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 《当代》杂志由罗依·坦普尔·豪斯博士在1927年创办，最初名为《海外书览》，1977年改用今名。这份杂志主要刊载当代世界文学评论，也发表各国优秀作家作品。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会受到它的关注。早在1935年，《当代世界文学》冬季号就登载了署名Chih Meng（陈蒙）的《转折时期的中国新文学》。文章纠正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停滞不前”的错误认识，强调近二十余年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文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大特征，是以为载体的新文学代替了以文言为载体的古典文学。文章还介绍了新文学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传记文学方面的代表作家和作品。 至1967年，《当代世界文学》还刊登过8篇文章，介绍、总结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与成就。其中夏季号上的《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和1967年冬季号上的《中国：鲁迅》是介绍鲁迅的专文。前一篇文章称鲁迅“”，是“绝望的”，认为他的作品批判了人性的弱点。后一篇是一组诺贝尔文学奖专题讨论文章之一，赞《》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里程碑。文章提到上世纪60年代中国对鲁迅的神化，但作者指出，即便没有这种神化，鲁迅的影响也是史无前例的。 《当代世界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描述虽，但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学界对中国新文学的认识，也显示了这种认识由不断调整到更符合实际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面对陌生的中国新文学，秉承了刊头语所引述的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理想的论述，致力于促进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理解和包容。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世界文学》立刻嗅到了新的气息。1979年秋季号发表州立大学Howard Goldblatt教授的《当代与新〈文艺报〉》，围绕《文艺报》复刊展开评论，认为复刊是中国文学的“标志性事件”，是文学重获生机的“充满希望的信号”。1981年冬季号又刊载Howard Goldblatt的《重放的鲜花：中国文学松绑》，继续传播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获得解放的消息。较之前一篇文章，作者对中国文学能否持续解冻的态度有了根本改观，表示“有理由对中国文学的未来的繁荣保持乐观”。 随着中国文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而《当代世界文学》追踪、关注中国文学动态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发表文章的数量、论题所涉范围、探讨的深度都史无前例。从1991年起，《当代世界文学》更开始用专刊的形式集中介绍中国文学。当年夏季号刊发了11篇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和访谈，如《九十年代的中国政治与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转折点》《变革中的中国小说》《从王蒙看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妇女作家的》《余光中访谈录》等。2000年之后陆续推出中国作家的专刊和研究论文。2007年6-7月号又推出“当代中国文学专刊”，发表中国学者张柠的《的基本格局》，张颐武的《近年来中国文艺思潮的转变》，张清华的《狂欢与悲戚：21世纪中国文学印象》，以及食指、陈东东等中国诗人的诗。这种模式，为西方读者提供了观察中国文学的途径，也把中国当前文坛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推向了世界。纵观1978年至今的《当代世界文学》杂志，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享受过如此尊荣。 2008年10月，《当代世界文学》（中国版）创刊。第一期精选了原版2007年6期中的内容，保留了原版最有特色的三个栏目：文学、濒危语言文学、。 “中国版”把西方的世界文学类期刊的理念、观察世界文学的角度、以及当前世界文学的最新信息带到了中国，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交流。未来还规划扩大“中国版”稿源范围，直接在世界范围内约请学者撰稿，并固定开辟“中国文学与世界”栏目，真正把“中国版”办成一个世界文学交流的窗口。 《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除每年出版6期杂志（2006年之前是季刊，之后改为双月刊）外，还评选两年一届的纽斯塔国际文学奖。该奖创设于1969年，是第一个在美国设立的世界文学奖项，授予被公认为在诗歌、小说或戏剧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并仅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依据。由8到10名作家组成的国际评委会负责评奖。奖项包括5万美元、一个银铸奖章和证书。这一奖项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 纽斯塔国际文学奖与中国的渊源也很深。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有聂华苓、萧乾、等中国或作家先后担任过该奖的评委，、戴厚英、莫言等作家被提名为该文学奖的候选人。通常《当代世界文学》杂志都会对重要的评委和候选人加以介绍。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或中国作家获得这一奖项。 2008年刚设立的纽曼华语文学奖把首届奖项授予莫言。纽曼奖由俄克拉荷马大学美中关系研究所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旨在表彰在世的对华语写作作出杰出贡献的作家。纽曼奖以文学价值作为惟一标准，由专家组成的国际评委会通过特定程序提名候选人并遴选出获奖者。纽曼奖的总协调人葛小伟说：“纽曼奖是第一个基于美国的华语文学奖。我希望该奖能加深美国读者对当代华语文学的繁荣及的理解，并进一步促进美中关系的改善。” 《当代世界文学》杂志80余年的发展历史，见证了中国文学的百年沧桑和巨变。《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戴维斯—昂第亚诺说，杂志关注中国文学的模式已经发生转型，“即从带有判断性的遥远的学术视角变成了一种参与和合作的视角。”它是一面镜子，反射出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力量，以及它在21世纪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找的，你看看，我没看
正在纠结中，不知道咋写。。。
国富民强。兵强马壮。统治者不一样，所以政策也不一样，民情不一样。
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等等方面去阐述。
文学与仕途的关系文学与朝代的沉沦
一直以来，我都深深的热爱着中国古典文学，他凝重，醇厚，蕴含着历史文化积淀，凝聚着文人墨客的魂灵。 所以，我爱读书，更爱书中作者所倾注的心情。 所谓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一位诤友。因此，我常常留连于唐诗宋词的世界。一唱百回的是怒发冲冠的豪情壮志；是金戈铁马的奋战沙场；是傲射天狼的潇洒无羁；是提携玉龙的视死如归；一咏三叹的是乱红飞零的泪眼朦胧；是人比黄花瘦得难解情思；是铜雀深锁的叹息扼腕；是离愁如丝的凄凉忧伤。 黛玉葬花，是行为艺术，它表达了对美丽生命的赞美与飞燕泣残红；埋葬，既热烈又绝望，既优美又凄凉，曹雪晴用高超的技艺描绘了“世外仙姝寂寞林”，造就了古典文学的巅峰。 古典是多么博大，多么精深，多么让人迷醉，它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文化的家园啊！ 作家巴金在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时，曾经深有感触的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将我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是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的读着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是我看到了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种传给别人，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 巴金爷爷之所以成为国内外著名作家，是因为他从小就爱读书，读的是一些有知识，有内涵的书籍。 “读一本好书，就好像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这句名言告诉我们书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乏味，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陶冶我们的情操，使我们的志趣更高洁。 都德说：“书籍是最好的朋友，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他求助，他永远不会背弃你。” 高尔基也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在这个日益发达的社会，人是需要不断进步的，靠什么？靠的是书籍。 太阳照亮世界，知识照亮心灵。此名言传承的就是书的重要。 有些书光读还不行，还要用到生活中去。如果能把书中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那是很不简单的，如果你做到了，那么要恭喜你，因为你不但读书了，而且还运用了，将来你的人生即使不会放出强烈的“光”，但也绝不会是“阴天”。 一个成功的人生是靠自己争取的，所以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怎么样求得真知？答案在书中。 书就是求得真知的最好屏障。 怎么样做成功职业人？就看你会不会读好书。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 与名著为伴，迎接美好人生。
2008年10月16日至18日，随着“当代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设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有80余年历史的学术期刊《当代》也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 《当代》杂志由罗依·坦普尔·豪斯博士在1927年创办，最初名为《海外书览》，1977年改用今名。这份杂志主要刊载当代世界文学评论，也发表各国优秀作家作品。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会受到它的关注。早在1935年，《当代世界文学》冬季号就登载了署名Chih Meng（陈蒙）的《转折时期的中国新文学》。文章纠正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停滞不前”的错误认识，强调近二十余年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文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大特征，是以为载体的新文学代替了以文言为载体的古典文学。文章还介绍了新文学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传记文学方面的代表作家和作品。 至1967年，《当代世界文学》还刊登过8篇文章，介绍、总结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与成就。其中夏季号上的《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和1967年冬季号上的《中国：鲁迅》是介绍鲁迅的专文。前一篇文章称鲁迅“”，是“绝望的”，认为他的作品批判了人性的弱点。后一篇是一组诺贝尔文学奖专题讨论文章之一，赞《》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里程碑。文章提到上世纪60年代中国对鲁迅的神化，但作者指出，即便没有这种神化，鲁迅的影响也是史无前例的。 《当代世界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描述虽，但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学界对中国新文学的认识，也显示了这种认识由不断调整到更符合实际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面对陌生的中国新文学，秉承了刊头语所引述的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理想的论述，致力于促进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理解和包容。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世界文学》立刻嗅到了新的气息。1979年秋季号发表州立大学Howard Goldblatt教授的《当代与新〈文艺报〉》，围绕《文艺报》复刊展开评论，认为复刊是中国文学的“标志性事件”，是文学重获生机的“充满希望的信号”。1981年冬季号又刊载Howard Goldblatt的《重放的鲜花：中国文学松绑》，继续传播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获得解放的消息。较之前一篇文章，作者对中国文学能否持续解冻的态度有了根本改观，表示“有理由对中国文学的未来的繁荣保持乐观”。 随着中国文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而《当代世界文学》追踪、关注中国文学动态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发表文章的数量、论题所涉范围、探讨的深度都史无前例。从1991年起，《当代世界文学》更开始用专刊的形式集中介绍中国文学。当年夏季号刊发了11篇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和访谈，如《九十年代的中国政治与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转折点》《变革中的中国小说》《从王蒙看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妇女作家的》《余光中访谈录》等。2000年之后陆续推出中国作家的专刊和研究论文。2007年6-7月号又推出“当代中国文学专刊”，发表中国学者张柠的《的基本格局》，张颐武的《近年来中国文艺思潮的转变》，张清华的《狂欢与悲戚：21世纪中国文学印象》，以及食指、陈东东等中国诗人的诗。这种模式，为西方读者提供了观察中国文学的途径，也把中国当前文坛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推向了世界。纵观1978年至今的《当代世界文学》杂志，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享受过如此尊荣。 2008年10月，《当代世界文学》（中国版）创刊。第一期精选了原版2007年6期中的内容，保留了原版最有特色的三个栏目：文学、濒危语言文学、。 “中国版”把西方的世界文学类期刊的理念、观察世界文学的角度、以及当前世界文学的最新信息带到了中国，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交流。未来还规划扩大“中国版”稿源范围，直接在世界范围内约请学者撰稿，并固定开辟“中国文学与世界”栏目，真正把“中国版”办成一个世界文学交流的窗口。 《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除每年出版6期杂志（2006年之前是季刊，之后改为双月刊）外，还评选两年一届的纽斯塔国际文学奖。该奖创设于1969年，是第一个在美国设立的世界文学奖项，授予被公认为在诗歌、小说或戏剧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并仅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依据。由8到10名作家组成的国际评委会负责评奖。奖项包括5万美元、一个银铸奖章和证书。这一奖项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 纽斯塔国际文学奖与中国的渊源也很深。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有聂华苓、萧乾、等中国或作家先后担任过该奖的评委，、戴厚英、莫言等作家被提名为该文学奖的候选人。通常《当代世界文学》杂志都会对重要的评委和候选人加以介绍。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或中国作家获得这一奖项。 2008年刚设立的纽曼华语文学奖把首届奖项授予莫言。纽曼奖由俄克拉荷马大学美中关系研究所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旨在表彰在世的对华语写作作出杰出贡献的作家。纽曼奖以文学价值作为惟一标准，由专家组成的国际评委会通过特定程序提名候选人并遴选出获奖者。纽曼奖的总协调人葛小伟说：“纽曼奖是第一个基于美国的华语文学奖。我希望该奖能加深美国读者对当代华语文学的繁荣及的理解，并进一步促进美中关系的改善。” 《当代世界文学》杂志80余年的发展历史，见证了中国文学的百年沧桑和巨变。《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戴维斯—昂第亚诺说，杂志关注中国文学的模式已经发生转型，“即从带有判断性的遥远的学术视角变成了一种参与和合作的视角。”它是一面镜子，反射出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力量，以及它在21世纪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找的，你看看，我没看
一、封面1、题目：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2、各项内容：四号宋体居中。二、目录1、目录：二号黑体加粗居中。2、章节条目：五号宋体。3、行距：单倍行距。三、论文题目：小一号黑体加粗居中。四、中文摘要1、摘要：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2、摘要内容字体：小四号宋体。3、字数：300字左右。4、行距：28磅5、关键词：四号宋体，加粗。词3-5个，每个词间空一格。五、英文摘要1、ABSTRACT：小二号TimesNewR2、内容字体：小四号TimesNewR3、单倍行距。4、Keywords：四号加粗。词3-5个，小四号TimesNewR词间空一格。六、绪论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内容500字左右，小四号宋体，行距：28磅七、章、节、一二三四、五级标题序号字体格式章：标题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节：标题小三号黑体加粗居中。一、一级标题序号标题四号黑体加粗，顶格。(一)二级标题序号标题小四号宋体，不加粗顶格。三级标题序号标题小四号宋体，不加粗，缩进二个字。(1)四级标题序号标题小四号宋体，不加粗，缩进二个字。①五级标题序号标题小四号宋体，不加粗，缩进二个字。八、结束语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内容300字左右，小四号宋体，行距：28磅。九、致谢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内容小四号宋体，行距：28磅十、参考文献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内容8—10篇，五号宋体，行距：28磅。十一、附录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英文内容小四号TimesNewR单倍行距。翻译成中文字数不少于800字内容五号宋体，行距：28磅。十二、提示【页边距设置】上5cm，下5cm，左0cm，右0cm。【页码制作】视图页眉页脚自动图标集选中第X页共Y页。【28磅设置】格式段落行距固定值设置值输入28磅文字。外国文学论文范文赏析：外国文学课程应用型改革的必然性一、应用型人才培养是教学改革的必然选择教育服务于时代，教学制约于环境。自上世纪90年代高校开始扩招到本世纪初毛入学率达到20%，我国高等教育已完成了由传统精英教育向现代大众教育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一批以专科院校合并升格方式组建而成的地方性本科院校应运而生。在世纪前后持续扩招的10年里，这些新建地方院校与老牌院校一起，共同承担了消化新中国建立后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上世纪80年代)蕴积的高等教育重任和完成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任务的社会责任。在持续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中，他们对自身地位处境、办学目标方向、发展出路等问题未及进行准确定位思考，事实上高速发展的大众教育形势也不容思考。只需例行一年一度“打开门”，以“坐以待客”的招生方式，就有源源不断的生源和疲于应付的工作任务。办学思路、模式无需创建和开拓，只需延续精英教育阶段“全国一盘棋”万众一心建设综合性大学的老路。在发展历史短底子薄、地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地域封闭学缘校缘联系欠佳等不利因素下，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追求学术型大学建设目标。客观地说，在此宏大目标下，这些院校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努力，使办学环境、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自身获得了长足发展，也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不可回避的是，诸多现实问题也随之产生，且日渐凸显，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困扰地方院校、困扰全社会，以至制约我国大众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院校是在办学条件有限、生源质量较差情况下，走与老牌综合大学同样的学术精英人才培养之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使教育活动收效甚微。教学中，一方面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教师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多年不变地守着同一个培养计划同一个大纲，竭尽所能地讲授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另一方面是应试教育驯化出来的课外书籍基本不看、学习基本被牵着鼻子转的学生，在高校大信息量、满堂灌的课堂上难以适应和疲于应付。应试教育阶段，学生缺乏必要的阅读和社会参与，导致常识性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阅历积累不足。加之地方院校低分录取的学生知识功底较弱的特殊问题，使以系统理论知识传授为指针的教学活动困难重重。学生对大容量高密度的知识传授难于消化和理解，与教师之间难以形成“反馈”与“互动”的良好关系。于是教师全情投入的教学就成了单边进行无人喝彩的独角戏，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二个突出问题是，传统教学模式方法、内容体系及教育教学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校情学情，造成教学和教育质量同时滑坡。一方面是在校生人数激增，给日常教学带来种种困难。人数激增，班型扩大，使课堂教学秩序难以把握，教学形式更趋于易于操作的满堂灌和一言堂，而以小班为易，曾经作为传统教学补充的研讨式、探析式、参与式教学难以坚持。另一方面是人数激增，使以拓展课堂教学和提高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综合能力的第二课堂活动难以开展。人数激增，并列班级增加，教学场所紧张。教室流动使用，学生走班，学生学习及活动最基本的组织单位———班级名存实亡，使第二课堂以及其它增强学生团队意识、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和参与能力的校园文化活动难于组织。在这两大问题之下，最终检验学校教育成效和学生知识能力水平的毕业生的两大出口———考研和就业，均出现困局。重在理论知识传授的传统教学，目标是培养理论功底扎实有学术水平的高层次人才。但如此教育之下的毕业生，首先在专业知识检验的第一道关口毕业论文(设计)中，常常照抄照搬甚至“满纸荒唐言”。之后在被看作专业知识水平终极检验的考研中，整体成绩也不理想。成功率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不能与生源质量较好又有深厚学术积淀的一本院校同日而语。而绝大多数选择毕业即择业的学生，在并不与他们所学专业、课程直接对应的职业招聘考录中言不成文、语不成体，在考查综合素质能力的面试中手足无措的现象不在少数。因此现实是，一方面是学生苦读四年毕业后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用人单位难以录用到学用相适、上岗即能工作的实用人才。更为严峻的是，现今地方性院校已经占据我国高等院校总数6/7的份额，已无可置疑成为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主体。而这些院校办学方向模糊造成的投入产出失衡、学生学用不适、校地人才供求脱节，不是个案和局部，而是普遍性全局性的问题。由此造成的问题是：这些院校越是在既有路线上发展扩大，越是造成资源和人才的浪费。其教师在一心培养高层次学术人才的课堂上传授越多，对学生掌控越多，学生开拓创新的能力、职业综合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越是不足，越是难以逃脱“理论基本不用”“、实践基本不会”和“毕业即失业”，的魔咒。而国家，在缓解了人口压力造成的高等教育压力的同时，却把就业压力抛向了社会，造成了新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同质化教育引发的地方院校以及我国高等教育整体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管理部门到实体院校，早已形成自省自警的共识。同时也都预见到，随着生育高峰期人口完成高等教育及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基数实际减小，我国高等教育已在蕴积新的矛盾和危机，那就是即将到来的院校间残酷的生源竞争。生源竞争将是物质基础、学术环境都相对较差的地方院校必然面临的危机和挑战。那么地方院校的出路在哪里？发展图存的希望何在？应该在国家政策的框架下谋发展，在自身个性化特色化发展中求生存。要充分领会教育行政部门“分类指导、准确定位、办出特色”的指示精神，要充分理解国家“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高等院校层级化发展思路，从中找到适合自身内情与环境的合理定位。那就是以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为宗旨，以立足一方服务一方为原则，走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地域化个性化发展之路，办满足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人才需求的应用型大学。二、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中课程教学的问题与地位新世纪之后，国家和教育部持续适时颁发纲领性文件，实施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2005年教高1号文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做出了“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实现高等教育工作重心的转移，在规模持续发展的同时，把提高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的部署，倡导高等教育工作重心由扩大规模向加强内涵建设的战略性转移。200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文《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启动本科教学“质量工程”，提出“按照‘分类指导、鼓励特色、重在改革’的原则，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整体实力”的基本路线，并以明确具体的建设目标、内容和资金支持，落实高等教育从“保量”到“提质”的切实转换。紧随其后的教育部2号文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了“高等学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科学定位，办出水平，办出特色”的教育发展总体路线。到2012年教育部4号文件《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则进而明确提出了“探索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制定分类管理办法，克服同质化倾向。根据办学历史、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等，确定特色鲜明的办学定位、发展规划、人才培养规格和学科专业设置”的具体方针。国家层面改革与发展的思路清晰透明，这推动了国内高等教育理论界及实践者对大众化教育深化改革、加强内涵建设，以及高等学校分类定位、层级化发展诸问题的广泛探讨，更推动了学界和实体高校对源于上世纪70年代德国的“应用性大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入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在国家继续实施的“985工程”、“211工程”和新开辟的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及本科教学“质量工程”等政策、资金、项目、平台等支持下，对于占据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主体地位的地方院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论及实践的探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形成的成果结论看，刚刚建立的大众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已出现新的“结构性短缺”。首先是学科分类内部结构失调。从大的学科分类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论探讨和实践集中在理工类和新兴应用类学科上。主要探索上述学科实验教学场地、实践教学基地、校企合作、校地合作、产学研一体化等多种人才培养渠道的开发和建设。而既难言成果转化也难言实际应用，而一向作为提高人综合文化素养、人文素质和的传统人文社科类遭冷遇、被搁置，在“应用型”理论和实践大潮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依据。继而在人文社科范畴内，外国文学课程所属汉语言文学及历史等传统人文类专业，因其既非“理论”也非“科学”，而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人物、事件、精神、物质等成果材料的汇集梳理，且不与当前经济社会特定产业、行业直接对接，不具备“实操性”和“应用性”，从而全局失利，在方兴未艾的“应用型”理论与实践探讨中失重失语。在定位为“应用型本科”的地方院校自我绘制的“精文、强理、重应用”的发展蓝图中，文科的下行路线已十分明晰。进而在已经失重的人文类汉语言文学专业中，主干课外国文学又因其不具有文学及写作理论课对创作实践的先验指导性，也不具有语言课对言语文实践的经验总结性，而与中国各段代文学课一起与“应用”相关的一切断裂和绝缘。从“文科”到“人文”再到“文学”，在当前经济社会，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大众高等教育中，似乎已毫无用处，丧失了安身立命的依凭。第二，是实践及理论探索的视域有所局限。统观国内相关理论成果材料和实践总结报告，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和实践主要局限在学校宏观体系建设方面，如制度保证、资金落实、项目带动、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改进等宏观因素。而对决定教育改革成败和人才培养成效的学科、专业、课程等教育活动主体内容———教学层面落实问题探索不足。还局限在“合理调整专业结构”“、优化课程体系”“、推进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等原则意见的提出，而对教学改革的核心问题———课程教学内容体系、模式方法、评介考核等应用型改革与实践实操层面问题的研究，目前还实为缺位。课程改革是教育教学中的核心地位，国内应用型人才培养理论的奠基者潘懋元先生曾指出：“任何教育的最终效果取决于直接面对学生的课程建设和实施过程，因此课程建设是当前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环节。对于以人才培养类型作为分类标准的高校分类，最终也要落实在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的课程。因此，建设应用型本科课程是当前推进高校分类发展进而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因而，在国家政策积极引导、资金大力支持、院校层面应用型人才培养宏观体系构划业已就绪局面下，学科、专业、课程三级教学层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已无可退缩，它已占据大众教育改革深化最后攻坚克难的关键地位。而外国文学作为地方院校非应用类专业的主干课，也应牢固树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念，努力探索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实践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之路，建立应用型教学改革和实践的课程体系。这既是大众高等教育改革深化的当务之急，也是地方院校一线教师当前要完成的首要工作任务。任务重大而紧迫而，不容松懈。
曾经的那头雄狮已经苏醒了。我国在不是那种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了。也不是那种落后就挨打的年代了，我们已经屹立在世界之巅。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我看中国外交文化——以“和谐世界”为例【内容摘要】本文以“和谐世界”的分析为重点，论述了中国外交文化的民族风格，阐述了中国外交文化中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特征。【关键词】中国外交 外交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 和谐世界 “和”文化【正文】外交文化外交文化是最近几年出现的词汇，如何对它进行定义？严格的说，要先考察什么是文化，然后可能对外交文化就能比较清楚了。然而文化概念很难界定，其内涵宽泛而模糊，在此仅采取他人的研究成果“文化是人类改变环境、适应生存的能力和方式，是人类精神风貌的集中反映”① 。由此文化的定义出发，笔者认为“外交文化指在外交实践过程中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财富”② 这一狭义的外交文化定义是比较恰当的。从以上定义可见，一国的外交文化的特征从根本上说来源于其民族文化，确切地说来源于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外交实践的结合。正是由于各国在外交实践中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民族文化的影响或印迹，因此尽管外交实践与外交理论在各国都大同小异，但仍然呈现出不同的民族风格。例如俄罗斯的外交文化就因其独特的文明而具有西方化和东方情结，不安全感和扩张主义等特征③ ；又如美国的外交文化因 “美国例外论”等独特文化则具有普世主义、道德主义等特征④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蕴藏着丰富的外交文化资源。中国外交文化体现在中国外交理论和中国外交实践两个方面，如“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等理论，又如中国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对外经济援助等实践。中国外交文化内容庞大，涉及面广，笔者因能力与时间所限不可能一一涉及。本文仅取中国外交理论的最新成果即“和谐世界”作为重点，探讨中国外交文化的特征，着重于探讨中国外交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联系与渊源。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和谐社会”在外交领域的延伸，是中国提出的具有创造性的外交理论，它区别于任何西方的外交理论，体现了中国外交文化的民族风格，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和”文化、“天下”文化等，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外交领域的硕果，也是对世界外交理论的贡献。和谐世界最早见于2005年4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文化上，我们亚非国家要成为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合作伙伴。要发扬亚非会议求同存异的优良传统，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 任 火(1991)什么是文化——兼谈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渤海学刊,(2)，76-张宏喜(2006)打造外交文化世界知识,(16)，54-③ 赵淑芳(2004)俄罗斯外交文化的特点及影响东北亚论坛,13(4)，50-④ 刘丽云&张惟英&李庆四(2004)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①②1/4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⑤ 可见当时提及的和谐世界仅应用于文化领域，相对于“文明的冲突”而言，主张各国文化的和谐共存和发展。时隔不久，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丰富了和谐世界的内涵。此时的和谐世界不再局限于文化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个方面。它的具体内涵则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⑥ 此后，和谐世界不断发展完善，成为中国外交场合频繁使用的标志性词汇，它作为中国外交新理念的地位得以确立。作为中国外交的最新理念，又时值中国迅速崛起之时，和谐世界理念受到学界的热议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据笔者调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搜索“和谐世界”得到的论文总数多达万余篇，在百度新闻中搜索“和谐世界”得到的新闻多达百万余条。和谐世界理念获得世人的认可，并且被认为极具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和谐世界与“和”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和”文化，追求和谐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价值观。《周易·乾卦·彖》即有“保贞大和，乃利贞”，《尚书·皋陶谟》中也有“同寅协恭,和衷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和”的词语诸如“和衷共济”、“和和美美”、“家和万事兴”等都包含着美好的愿望。⑦ “和”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之一，“和”被张艺谋导演选为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向世界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唯一汉字。“和”文化内涵丰富，它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地球甚至于宇宙的整体和谐；又包括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⑧ 其中前两者是和谐世界理念的直接来源和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说是“和”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最高目标，包括了“天下”、“天人合一”等思想。在西方视野中，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然成为人索取资源和财富的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曾经促进了现
浅论天文 天文学历史 天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文化的萌芽时代。远古时代，人们为了指示方向、确定时间和季节，而对太阳、月亮和星星进行观察，确定它们的位置、找出它们变化的规律，并据此编制历法。从这一点上来说，天文学是最古老的自然科学学科之一。 古时候，人们通过用肉眼观察太阳、月亮、星星来确定时间和方向，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这是天体测量学最早的开端。早期天文学的内容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天体测量学。从十六世纪中期哥白尼提出日心体系学说开始，天文学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此前包括天文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受到宗教神学的严重束缚。哥白尼的学说使天文学摆脱宗教的束缚，并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从主要纯描述天体位置、运动的经典天体测量学，向着寻求造成这种运动力学机制的天体力学发展。 十八、十九世纪，经典天体力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同时，由于分光学、光度学和照相术的广泛应用，天文学开始朝着深入研究天体的物理结构和物理过程发展，诞生了天体物理学。 二十世纪现代物理学和技术高度发展，并在天文学观测研究中找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使天体物理学成为天文学中的主流学科，同时促使经典的天体力学和天体测量学也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对宇宙及宇宙中各类天体和天文现象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天文学就本质上说是一门观测科学。天文学上的一切发现和研究成果，离不开天文观测工具——望远镜及其后端接收设备。在十七世纪之前，人们尽管已制作了不少天文观测仪器，如中国的浑仪、简仪，但观测工作只能靠肉眼。1608年，荷兰人李波尔赛发明了望远镜，1609年伽里略制成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并作出许多重要发现，从此天文学跨入了用望远镜时代。在此后人们对望远镜的性能不断加以改进，以期观测到更暗的天体和取得更高的分辨率。1932年美国人央斯基用他的旋转天线阵观测到了来自天体的射电波，开创了射电天文学。1937年诞生第一台抛物反射面射电望远镜。之后，随着射电望远镜在口径和接收波长、灵敏度等性能上的不断扩展、提高，射电天文观测技术为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二十世纪后50年中，随着探测器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以及研究工作的深入，天文观测进一步从可见光、射电波段扩展到包括红外、紫外、X射线和γ射线在内的电磁波各个波段，形成了多波段天文学，并为探索各类天体和天文现象的物理本质提供了强有力的观测手段，天文学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而在望远镜后端的接收设备方面，十九世纪中叶，照相、分光和光度技术广泛应用于天文观测，对于探索天体的运动、结构、化学组成和物理状态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天体物理学正是在这些技术得以应用后才逐步发展成为天文学的主流学科。 人类很早以前就想到太空畅游一番了。1903年人类在地球上开设了第一家月亮公园。花50美分就能登上一个雪茄状、带翼的车，然后车身剧烈摇晃，最后登上一个月亮模型。 同一年，莱特兄弟在空中哒哒作响地飞行了59秒，同时一位名为康斯坦丁·焦乌科夫斯基、自学成才的俄罗斯人发表了题为《利用反作用仪器进行太空探索》的文章。他在文内演算，一枚导弹要克服地球引力就必须以1．8万英里的时速飞行。他还建议建造一枚液体驱动的多级火箭。 50年代，有一个公认的基本思想是，哪个国家第一个成功地建立永久性宇宙空间站，它迟早就能控制整个地球。冯·布劳恩向美国人描述了洲际导弹、潜艇导弹、太空镜和可能的登月旅行。他曾设想建立一个经常载人的、并能发射核导弹的宇宙空间站。他说：“如果考虑到空间站在地球上所有有人居住的地区上空飞行，那么人们就能认识到，这种核战争技术会使卫星制造者在战争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1961年，加加林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人。俄国人用他说明，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并不是天使，也不是上帝。美国约翰·肯尼迪竞选的口号是“新边疆”。他解释说：“我们又一次生活在一个充满发现的时代。宇宙空间是我们无法估量的新边疆。”对肯尼迪来说，苏联人首先进入宇宙空间是“多年来美国经历的最惨痛的失败”。唯一的出路是以攻为守。1958年美国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并于同年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探险者”号。1962年约翰·格伦成为进入地球轨道的第一位美国人。 许多科学家本来就对危险的载人太空飞行表示怀疑，他们更愿意用飞行器来探测太阳系。 而美国人当时实现了突破：三名宇航员乘“阿波罗号”飞船绕月球飞行。在这种背景下，计划在1969年1月实现的两艘载人飞船的首次对接具有特殊的意义。 补充回答： 20世纪的80年代，苏联的第三代空间站“和平”号轨道站使其航天活动达到高峰，都让美国人感到眼热。“和平”号被誉为“人造天宫”，1986年2月20日发射上天，是迄今人类在近地空间能够长期运行的唯一载人空间轨道站。它与其相对接的“量子1号”、“量子2号”、“晶体”舱、“光谱”舱、“自然”舱等舱室形成一个重达140吨、工作容积400立方米的庞大空间轨道联合体。在这一“太空小工厂”相继考察的俄罗斯和外国宇航员有106名，进行的科考项目多达2万个，重点项目600个。 在“和平”号进行的最吸引人的实验是延长人在太空的逗留时间。延长人在空间的逗留时间是人类飞出自己的摇篮地球、迈向火星等天体最为关键的一步，要解决这一难题需克服失重、宇宙辐射及人在太空所产生的心理障碍等。俄宇航员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宇航员波利亚科夫在“和平”号上创造了单次连续飞行438天的纪录，这不能不被视为20世纪航天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在轨道站上进行了诸如培养鹌鹑、蝾螈和种植小麦等大量的生命科学实验。 如果将和平号空间站看作人类的第三代空间站，国际空间站则属于第四代空间站了。国际空间站工程耗资600多亿美元，是人类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载人航天工程。它从最初的构想和最后开始实施既是当年美苏竞争的产物，又是当前美俄合作的结果，从侧面折射出历史的一段进程。 国际空间站计划的实施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从1994年开始的准备阶段，现已完成。这期间，美俄主要进行了一系列联合载人航天活动。美国航天飞机与俄罗斯“和平”号轨道站8次对接与共同飞行，训练了美国宇航员在空间站上生活和工作的能力；第二阶段从1998年11月开始：俄罗斯使用“质子－K”火箭把空间站主舱——功能货物舱送入了轨道。它还担负着一些军事实验任务，因此该舱只允许美国宇航员使用。实验舱的发射和对接的完成，将标志着第二阶段的结束，那时空间站已初具规模，可供3名宇航员长期居住；第三阶段则是要把美国的居住舱、欧洲航天局和日本制造的实验舱和加拿大的移动服务系统等送上太空。当这些舱室与空间站对接后，则标志着国际空间站装配最终完成，这时站上的宇航员可增至7人。 补充回答： 美、俄等15国联手建造国际空间站，预示着一个各国共同探索和和平开发宇宙空间的时代即将到来。不过，几十年来载人航天活动的成果还远未满足他们对太空的渴求。“路漫漫其休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类一直都心怀征服太空的欲望和和平利用太空资源的决心。1998年11月，人类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美国宇航员、77岁的老格伦带着他未泯的雄心再次踏上了太空征程，这似乎在告诉人类：照此下去，征服太空不是梦。
天文观测精确地检验了牛顿力学，并把它推上科学巅峰 1845年，当时的巴黎天文台台长阿喇果(Dominique F J Arago)建议勒威耶(Urbain Le Verrier)研究天王星运动的反常问题。勒威耶利用有关天王星的大量观测资料，运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计算出对天王星起摄动作用的未知行星的轨道和质量，并且预测了它的位置。他将计算结果呈送给法国科学院，与此同时他还写信给当时拥有较大望远镜的几位天文学家，请求帮助观测。他的工作在法国同行中受到了冷遇，但是却获得了德国天文学家伽勒(Johann G Galle)的协助。1846年9月23日，伽勒收到勒威耶信的当天晚上就进行了观测搜寻。他仅用一个半小时就在偏离勒威耶预言的位置52′处观测到了这颗当时星图上没有的星，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海王星。海王星的发现把牛顿力学推上了科学的巅峰。 后来，勒威耶发现水星的近日点进动，在排除太阳引力和其它已知天体的轨道摄动影响后，还有每百年43角秒的多余进动。这是牛顿引力所不能解释的。受海王星发现的启示，勒威耶由此预言了“水内行星”的存在。然而勒威耶穷其一生也无法找到这颗预言的行星。他的水星近日点进动观测结果后来被爱因斯坦用广义相对论成功地加以解释。与牛顿力学不同，在广义相对论中，两个没有自转的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自转起来之后的引力是不同的。这一效应会引起自转轴的进动，水星进动就是由这一效应所产生的。 天文观测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验证 广义相对论的验证主要是通过天文观测进行的。“天文验证”之一是用广义相对论成功地解释了水星近日点进动问题，计算的进动值在扣除了其它行星的影响后为每100年移动91〃，与观测值——43〃十分吻合。后来观测到的地球、金星等行星近日点的进动值也与广义相对论的计算值吻合得相当好。 “天文验证”之二是利用日全食的观测，验证了引力场中光线弯曲的量是符合广义相对论的。1911年，爱因斯坦就在理论上预言了这一现象。他认为在发生日全食时，可以通过测量太阳附近引力场的某一恒星的星光，与先前这颗恒星的位置相比较，便可以测出偏转的角度。从1912年到1922年，天文学家进行了多次日全食观测。特别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爱丁顿(Arthur S Eddington)自爱因斯坦提出这一理论开始就支持他的预言，并为此做了大量的日全食观测。爱因斯坦关于“太阳的引力可能引起恒星光线偏折”预言的正确性，经坎普贝尔(William W Campbell)1922年的观测结果的检验才最终被主流科学界所确认。。 “天文验证”之三是在一颗白矮星上观测到了谱线的引力红移。广义相对论认为，光线在引力场中传播时，它的频率会发生变化。当光线从引力场强的地方传播到引力场弱的地方时，其频率会略有降低，即发生引力红移现象。1911年，爱因斯坦计算从太阳射到地球的光线的相对引力红移变化是2×10-6。这个数值很小，测量起来相当困难。而白矮星的质量与太阳接近，但半径只有太阳的百分之一，其发出光的引力红移效应比较显著。1925年，美国天文学家亚当斯(Walter S Adams)观测了一颗白矮星(天狼星B)，测到的引力红移与广义相对论的理论计算值基本相符。 值得一提的是，在1974年，美国科学家赫尔斯(Russell A Hulse)和泰勒(Joseph H Taylor)发现了一颗新的脉冲双星PSR1913+16。通过对这颗脉冲星的转动周期衰减测量，间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引力波。赫尔斯和泰勒也由于此项工作而荣获199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天文观测推翻了托勒玫地心说的统治地位 哥白尼通过三十年的天象观测，渐渐地对长期以来居于宗教统治地位的托勒玫地心说产生了怀疑。哥白尼在他的《天体运行论》中详细讨论太阳、地球、月亮和各个行星的运动，认为太阳是不动的，是宇宙的中心，而地球只是一个围绕太阳转动的普通行星。 1609年，伽利略首次将望远镜用于天文观测，并以此发现了一些可以支持日心说的新的天文现象后，日心说才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天文现象主要是木卫体系的发现直接说明了地球不是唯一中心，金星盈亏的发现暴露了托勒玫地心说体系的错误。然而，由于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数据与支持托勒玫体系的数据都不能与第谷的观测相吻合，因此日心说当时仍不具有优势。直至开普勒以椭圆轨道取代圆形轨道修正了日心说之后，日心说在与地心说的长期斗争中才取得了真正的胜利。人类终于认识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德国诗人歌德曾说：“哥白尼撼动人类意识之深，自古无一种创见、无一种发明，可与之相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揭开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序幕。 然而，太阳真的位于宇宙中心吗？这是人们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自从18世纪以来，包括赫歇尔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天文学家，都认为太阳是在银河系中心。美国天文学家沙普利(Harlow Shapley)通过观测发现球状星团并不均匀地分布在全天，而是比较集中在南天，尤其是人马座一带。他大胆而明确地提出，这是由于太阳并不在银河系中心，而是远离中心的缘故，银河系中心在人马座方向。沙普利把太阳从银河系中心挪开，放到它应该在的地方，其见解意义重大。 1924年，哈勃利用威尔逊山天文台的54米望远镜分析一批造父变星的亮度以后断定，这些造父变星和它们所在的“星云”距离我们远达几十万光年，因而一定位于银河系外。这一发现使人们不得不改变对宇宙的看法，即银河系在宇宙中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星系。1925年，哈勃对河外星系的最新观测显示星系看起来都在远离我们而去，且距离越远，远离的速度越快。这项发现是20世纪天文学的重大成就，它颠覆了人类对宇宙已往的理解与认识。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宇宙是静止的，而现在发现宇宙是在膨胀的，这一结论意义深远。今天，通过天文观测，人类终于认识到宇宙是没有中心的，整个宇宙各个部分都在彼此远离，并正在加速膨胀。 天文观测正逐渐推翻地球是宇宙生命中心说 人类在抛弃地球是宇宙中心地位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地球是否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家园，即地球是不是宇宙生命中心的问题。事实上，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认识来寻找着上述问题的答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思考贯穿于整个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史中。新的科学发现使我们更为接近揭开太阳系外生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又提出了更多的新问题。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人类希望凭借自己掌握和拥有的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能力来回答这些最古老和深奥的问题。虽然对此问题尚无确切的答案，但是至少太阳系外行星存在的理论已为近年的最新天文观测所证实。90年代以来，通过大口径光学望远镜观测，对发现具有类似太阳系的恒星行星系统有了许多突破性进展。到目前为止，天文学家已确定了400余颗有行星系统的恒星候选体。观测还表明，这些具有行星环绕的恒星系统和行星本身都存在多样性。约40颗恒星行星系统具有多行星存在，其中一个恒星系统拥有5颗行星，2个恒星系统拥有4颗行星。从统计来看，至少5%的类太阳恒星存在行星系统。最近已探测到一颗质量大约为2个地球质量的类地行星候选体。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天文学家相继在多个行星状星云和多颗行星上发现了生命所必需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烷和水等大气谱线。天文学家甚至已经能够通过大望远镜和先进的技术方法直接观测到围绕恒星旋转的行星了。目前，通过太阳系外行星的探测，正朝着推翻宇宙生命中心说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天文观测表明，地球并不是宇宙中唯一存在生命的星球。 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将是驱动人们进行太阳系外行星及其生命搜寻的原动力。新的天文观测和发现必将并继续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整个人类的宇宙观，不断加深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这种在理性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体现了现代的科学探索精神，也必将为人类认识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带来无穷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