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1、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不重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2、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3、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4、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5、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6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华文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今我国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社会西化很严重，但传统思想在国民意识形态中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如同楼上的说得一样，是烙印在我们骨子中的，我们的行为会不知不觉的以儒家规范为准则，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 下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你认真读一读理解理解吧。想想日常生活中自己的行为，最好与西方文化对比一下能更易理解它的作用。 仁 仁：爱人。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 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冶"，德冶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 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义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礼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智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忠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悌 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儒学的国际影响 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自西汉汉武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来，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儒家文化，对中国有着稳定人心的影响。
回答 您好，亲，很高兴为您解答问题呢 儒家思想的影响是：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4、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 代表人物： 1、孔子 其一生主要贡献在于，奠定了教育的基础，他在政治上采取保守主义，主张恢复西周礼乐制度；但在教育上倡导“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这些开明的启发式教育方法，以及他对于思想领域的开创性见解间接的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这一文化鼎盛现象的形成。 2、孟子 在母亲的教育下，用功读书，学成以后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招收弟子，并且游历列国，宣扬“仁政”、“王道”的主张，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3、荀子 是继孔子、孟子以后最大的儒学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记载于《荀子》一书中，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于教育非常重视，对儒家学生"因材施教"，发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不“因循守旧”，主张学生独立自主，强调学学习与思考的重要性，例如："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等。教学方式独特，经验丰富。极大的推动了现代社会教学方式和教学结构的发展。 儒家思想在仁义道德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仁和义，他们倡导统治者要实行仁政，注重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发展，对后世的统治者起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例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极大的推动了汉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上的发展，也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和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的消极思想主要表现政治及人的等级观念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等级制度容易压制人们思想的发展，”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将人分为了三六九等，过分强调了等级的重要性，强调社会的责任主要在于统治者，而不是在于人民，容易造成决策失误，从而使社会的发展走向偏路。 更多14条
（2018·孝感）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是其所创建学派的核心思想。孔子学派的学说，从战国开始，成为天下之显学而发挥重要作用。从西汉到明清，基本处于独尊地位。而且，久而久之，这一学派的一些思想观点不断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当中。孔子创建的学派是：儒家学派。
自西汉汉武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来，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 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 “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 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 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 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 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 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 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 层层扩 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 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 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 20 世纪以来， 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 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 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 界瞩目，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 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 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 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 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 主宰地位， 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 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 “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 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 长 期以来， 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 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 用， 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 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 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 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 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 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 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 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 以其与现实的结合， 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 的追求中日渐接近， 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 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 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 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 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 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 因此最受诟病。 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 想办法， 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 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 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 “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 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 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 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 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 “君子” 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 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 “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 品格” 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 ， 《民主与领袖》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 )。 明清以来 “日 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 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 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 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 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 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 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 “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 技、 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 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 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 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 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 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 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 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 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 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 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 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 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 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 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 一体、 人和自然统一， 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 “天人合一”的说法， 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 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 一直被斥为现代 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 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 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总之， 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 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 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 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 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 所在。
中国文学的起源远早于儒学的形成，但就保存下来的文学遗产来看，儒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认为“文以明道”、“文以载道”、“作文害道”。儒学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学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是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儒学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但儒学的思想渊源则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即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时期。孔子的儒学继承了尧舜以至周公的宗法思想，并且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封建制的内容。先秦时期的儒学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到了汉代儒学成了经学的支柱，政治色彩逐渐浓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则受了玄学的影响。发展到宋明，则形成了儒、释、道互相渗透交融的宋明理学。清代则形成了封建社会末期的集大成的清代儒学。近代的儒学，因受西学的影响，也有自己的特点。儒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作为中国文化中一种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其核心并未改变。儒家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君以民为本”。儒家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恰恰是儒学中这些最具本质意义的东西。文学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后起的模糊概念。最初与它有关的只有“文”这个字。在先秦儒家眼中，不但五经六艺、诸子著述是文，而且个人的操守德行和国家的礼乐刑政也都是文。儒家的广义文学观把纯文学诗词歌赋之外的所有文章都划入文学范畴，从而形成中国的杂文学体制。“人文”范围宽广，“观人文”的目的是“化成天下”。这就引出了最早的政治功利主义。孔子论诗》，指出他们具有“兴、观、群、怨”的作用，因而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荀子论《乐》强调“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于是提出以乐“制欲”而达到天下“大齐”“合同”的理想。中国文学的起源远早于儒学的形成，但就保存下来的文学遗产来看，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从作家的创作追求到读者的审美取向，都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儒家的文学观文与道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中心间题之一。历代学者对于“道”的解释并不一致。但“道”对于“文”而言，永远处于中心、主宰的地位。而且究其实质，所有的“道”都离不开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儒家对文与道关系的论述，体现了儒家的文学观。文以明道文以载道作文害道儒学关于“文”与“道”关系的理论，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文学观。其崇理抑情、重道轻文、存理去欲的思想遭到了历代崇尚自然的文学家的批评，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两条线索、两种主张的矛盾，归根结底是重伦理与尚自然两种价值观在文学领域相互斗争的反映。二、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儒学成为文学的重要内容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总之，儒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的一面，在文学中形成子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同时又带来一定程度的抑制和制约，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自然发展。
（2018·孝感）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是其所创建学派的核心思想。孔子学派的学说，从战国开始，成为天下之显学而发挥重要作用。从西汉到明清，基本处于独尊地位。而且，久而久之，这一学派的一些思想观点不断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当中。孔子创建的学派是：儒家学派。
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 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 “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 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 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 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 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 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 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 层层扩 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 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 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 20 世纪以来， 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 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 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 界瞩目，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 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 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 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 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 主宰地位， 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 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 “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 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 长 期以来， 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 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 用， 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 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 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 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 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 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 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 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 以其与现实的结合， 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 的追求中日渐接近， 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 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 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 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 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 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 因此最受诟病。 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 想办法， 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 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 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 “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 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 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 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 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 “君子” 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 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 “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 品格” 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 ， 《民主与领袖》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 )。 明清以来 “日 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 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 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 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 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 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 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 “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 技、 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 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 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 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 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 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 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 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 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 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 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 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 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 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 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 一体、 人和自然统一， 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 “天人合一”的说法， 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 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 一直被斥为现代 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 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 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总之， 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 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 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 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 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 所在。
儒家思想孔子最初创立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儒家核心思想就是，以地位权力划分的等级崇拜等级制度思想”，只要地位等级比你高的人你必须无条件信任他礼拜他，并且极力维护这种不公。上位者 位高权重等级高的人可以明目张胆的打着儒家旗号不讲规矩，而无任何监督、也无任何惩罚，刑不上大夫，就算极大危害社会也无监督与惩罚，仅仅以“仁”轻描淡写地要求一下。下位者 地位低的人用“孝道”“尊上”“尊重”“礼”等思想捆绑住，让你无权干涉上位者破坏规矩肆意妄为的行为。久而久之，社会冷漠的冷漠、压迫的压迫会形成严重两级分化的社会。也因为如此，中国一般都是老人政治，形成“代际剥削”，所以儒家非常强调多子多福让年轻人多生孩子，维持体系运转。
首先文化与政治是分不开的!我们说的儒学主要是指孔孟之学核心宗旨----仁!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的发展达到极致!被历代统治者所用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封建统治它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在中国封建社会奉为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延续千年深入人心直到今天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古老而常新,它的许多思想,对当今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当代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保护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以牺牲自然环境和国民素质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只能说是得不偿失。
从世界各国的精神道德、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实际情况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和价值。正如1988年一月，75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结束时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从精神方面来讲： 21世纪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普遍提高，但是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精神道德方面的修养，将会出现诸如暴力犯罪、道德沦丧、个人主义、精神空虚等问题而严重危害社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所说：“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是一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人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泰勒博士对以孔孟的儒家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给予了中肯二恰当的评价。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当今世界政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并存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出现新的繁荣。但是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仍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并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做出贡献，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屏保认同的思想观念，还将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准则。儒家文化提倡的这些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世界各国调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c从经济管理方面来看：正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临近的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却正在悄悄进行着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崛起，而他们全都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运用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指导自己的工业建设。这一实例证明，启示人们去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人甚至提出“第三种工业文明”，进而提出“现代新儒家学”的概念。这说明儒家的思想不仅可以用来建设精神文明，而且可以用来搞工业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人类物质文明。人与自然： 儒家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提倡一种普遍的和谐。如果世界各国都能重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对它做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能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也将更加美丽，我们人类也将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沦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2、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儒学在中国的价值在于儒家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教育基质也是一个良好的教育机制，是运作封建社会的一个机器是封建时期，的一个，过度，的，一个构造体系，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是封建社会时期的一个管理机构。是封建社会的教育者，驯化者，奴御者。但对现代社会的道德，文化，教育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是一个功劳非常强大的征服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