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预算法也成为了我国财政法体系的核心，被冠以“宪法之下、万法之上”、“经济宪法”这个判断题的答案是：错
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财政法中体现法的根本精神、对财政行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和普遍约束力的基础性法律规范。由于法律的基本原则既不同于普通的法律规范，也不同于普通的法律原则，其效力范围覆盖该法律部门的全部领域，因此，在确定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时，不能将仅适用于财政法局部领域的原则上升为基本原则。另外，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关系的公共性和民主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财政不再是排斥一切的绝对权力，它超越于一般的经济关系，但又服务于经济关系。因此，必须考虑到财政在中国发展的客观进程，为公共财政和民主财政的实施，从法律上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摒弃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观念。再则，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整个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因此，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置于首要的地位。最后，由于财政法与行政法、经济法的关联，行政法中的依法行政原则，经济法中的协调稳健原则等，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确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将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确定为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参与，财政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形式规范，财政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财政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基本原则虽然独立表述，但相互间仍然存在内在的联系。总体而言，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它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财政法定主义是对财政法在形式上的要求，它旨在保障民主原则在制度上的实现。财政健全主义是对财政法在功能上的要求，它旨在降低财政风险，确保财政运行不至于偏离安全稳健。而财政平等主义则是对财政法在价值上的要求，它保障财政法本身是符合正义的。以财政法治的视角衡量，财政法定是财政法治的形式要素，财政健全是财政法治的功能目标，财政平等是财政法治的价值追求，而财政民主则是上述三者有机结合的制度保障。因此，完全可以说，它们紧密统一于财政法治的理论和实践。 一、财政民主主义与现代财政法 财政民主主义所要求的是，人民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行使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决定权。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由人民代表所组成的议会，因此，财政民主主义又被称之为财政议会主义。其直接的要求是，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或者由议会制定法律予以规范。如果没有议会决定或法律授权，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财政开支，都可能被指责为违反人民的意志。 （一）财政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主义在我国法律体系并非没有依据，它其实只是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主权理论，在财政法领域的落实和体现。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财政的民主基础，与财政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就财富的占有量来看，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许多国家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到2002年时也已经达到18．5％。[1]如果再加上预算外收入以及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如此大量的资金集中在国家之手，通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不断循环，使得现代财政的地位远非过去所能比拟。财政成为国内最大的消费者、资金持有者和信用保持者，有足够的能力引导个人的生产和消费，达到调节经济景气周期的作用。[2]由于财政收入实际上来源于人民，理论上又是用之于人民，因此，对于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人民应该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议制机构，对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自其一开始就必须参与决策。 财政不仅是经济运转的重要推进器，同时还是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正因为如此，每年的财政预算不仅仅是经济计划，也是来年政治活动的节目安排。财政收入的来源和结构，财政支出的投向和比例，其实都反映出国家的政治意图。例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为此，财政必须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加大对环境资源保护的倾斜，等等，以体现党和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3]这些活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一般的法律制定，从政治民主的角度看，也应该由人民行使最后的决定权。如果排斥财政民主，拒绝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决策参与，等于剥夺了人民在政治上的参政议政权，这在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是无法接受的。 从理论上看，尽管财政总是被界定为一种公共物品，但公共性并不是财政活动的必然结果，而只是财政活动所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实生活中，财政活动偏离公共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不能将公共性视为财政活动的当然前提。为了防止政府藉“公共”之名，不当地追求部门及个人的私利，必须在程序上引人民主的机制，由人民自己决定何谓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应当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如何协调，等等。财政民主主义保留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决定权，正是实现财政活动公共性的重要保障。也许，即便实行财政民主主义，由人民直接或通过代表行使决定权，也不能保证每项财政活动的结果都能真正体现公共利益。但是，相比委诸财政机关自主决定而言，这种方式最可取。 （二）财政民主主义的基本内容 一般情况下，财政民主主义主要表现为财政议会主义，即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审批。如果一国的预算制度较为完善，能够覆盖所有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形式，需要经过议会审批的事项主要表现为年度财政预算。在一定程度上，财政民主主义是与现代预算相伴而生的，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1215年《大宪章》的问世，到1816年联合王国综合基金形成，英国议会通过控制预算收入和支出，基本上实现了对政府权力的最终控制。到19世纪中叶，不仅政府每年经费必须事先经议会核准，财政拨款必须按预算执行，而且还直接设立监督机构，审查各项经费是否按指定用途有效运用。[4]不过，由于各国国情不同，预算能否真正实践财政民主，结论是很难一致的。一般而言，以下几个因素会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一，议会是否拥有独立于政府的强大权力。如果议会代表的选举机制不健全，或完全由政府官员把持议会，即便有议会审查和批准预算，也只能流于形式；第二，预算是否覆盖全部财政收支范围。如果进入预算的资金只是全部财政资金的一部分，预算制度的功效也会被抵消；第三，与预算有关的财政信息能否做到公开、透明。如果整个预算过程都在黑箱中操作，不向社会公开，议会的审批也难免脱离人民的意志；第四，预算监督是否存在强有力的、法制化的常规渠道。如果违反预算的收支行为不受制约，财政民主就只是一种高级障眼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民主主义与整个社会的法治文明是互动的。财政民主主义必须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为基础，而财政民主主义的实施又是对民主和法治的有力促进。 财政民主主义对我国财政活动的要求具体表现为，重大财政事项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决定。除了对财税方面的基本制度制订法律以外，人民代表大会的财政决定权也体现在预算审批上。根据我国《宪法》及《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审批中央预算，地方各级人大负责审批本级地方预算，这表明，财政议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已得到了确认。不过，由于人民代表制度本身的问题，由于预算编制的内容过于粗糙，由于预算审批的专业性过强，预算的民主功能并未得到充分释放。特别是由于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不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查和批准，财政民主主义存在很大的效力真空。通过财政预算的形式控制政府权力，目前在我国还无法取得理想的成效。因此，除了加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自身的建设，提高其参政议政的能力外，预算制度也必须加以改革和完善。[5] 除此之外，财政民主主义还要求赋予人民对财政事项的广泛监督权。这首先要求财政行为的决策程序、执行过程以及实施效果，具备公开性、透明性等特点。如果连人大代表都不能见到预算全文，而只是一个粗略的预算报告，无论是预算审批还是预算监督，都只会流于形式，公开透明更无从谈起了。其次，应当尽快制定《新闻法》，保证新闻媒体对财政事项的采访自由，使社会公众能够及时获得最新信息，从而更好地监督政府的财政权力。最后，应当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在人民代表大会的运行模式中设立专门的财政监督机关，使人大审计、政府审计、社会审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监督的目的在于提高财政执行的效率，最终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决定权。因此，财政民主主义的首要内容仍然落实在人民的财政决策权上。 （三）财政民主主义的现实意义 财政民主是现代财政法关注的核心，也是整个财政法的立法基础。财政民主主义的实施，对确立财政法的发展方向，解决现实生活中财政秩序的混乱，树立中国财政法治的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财政一直是政府主导型的财政，政府在财政决策中事实上起决定作用。尽管政府一再宣称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其与人民之间缺乏直接的利益制衡机制，许多情况下可能难于脱离自己的部门本位。如果肯定重大财政问题经过人民同意，如果承认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那么就应当将财政民主主义的要求落到实处。从实际效果看，当前我国财政领域的混乱现象，如政府乱收费问题、预算外资金体外循环问题、政府间财政关系极不稳定的问题等，都与政府权力欲望过度膨胀有关。如果不从财政民主主义着眼，只是由政府部门在内部进行利益分配的微调，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近年来，随着财政改革的进展的日渐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明确指出，要健全公共财政，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凡能纳入预算的都要纳入预算管理；改革预算编制制度，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的制衡机制，加强审计监督；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和对或有负债的有效监控；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政府预算的审查和监督。这些无疑代表了我国财政法的发展方向。 不过我们认为，加强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和监督，在公共财政改革中居于首要地位。只有以财政民主作为指导原则，才可能实现公共财政的建设目标。偏离了财政民主，偏离了人民对财政的自主决定权，无论如何强调财政的公共性，无论如何强调财政与公共服务的联系，在理论上都很难令人信服。因此，考虑到税费改革、财政支出改革等多方面的新情况，有必要在财政民主主义的指导下，重构我国财政法律制度。当然，财政民主主义的落实会受到诸多外在条件的制约，例如，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能，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促进政务信息的公开，开拓人大监督的制度渠道，等等。因此，只有将财政改革置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之下，才可能收到预期的功效。 二、财政法定主义与现代财政法 （一）财政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础 一般而言，议会对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可以通过两种法律途径：一是对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二是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因此，从渊源上看，财政法定主义实际上是财政民主主义的一种实现形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也往往和财政民主交错重叠。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这种“同意权”既是财政民主主义的法律依据，也是财政法定主义的理论渊源。 由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大多起源于税收危机，由于税收具有否定公民财产权的特征，公法对财政的关注首先是从税收开始的，财政法定主义最初只是以税收法定主义的形式而存在。在现代行政法的视野中，法律保留的范围一般也只限于侵害行政，而与财政支出有关的授益行政几乎不受限制，可以通过授权立法的形式由政府决定。然而，随着财政职能的扩张，财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除了税收之外，费用征收、国债发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无一不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即便财政支出是一种授益行政，其法律效果也并非如此单纯。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特定主体的授益，其实就是对其他主体的侵害。有鉴于此，财政法定的范围也逐渐从税收，扩展到其他财政收支形式，从而为财政民主奠定了更为宽广和坚实的基础。 由于法律的制定程序远比审批具体财政事项严格，因此，财政法定主义有利于在更高的层次实现财政民主。一般情况下，法律规定的内容涉及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对所有的财政主体和财政行为，都具有约束力和指导效力。因此，财政法定主义也较为适合现代社会条件下日益变化和纷繁复杂的财政实践，便于掌控财政活动的宏观秩序。由于法律的稳定性、可预测性，一旦立法程序完成，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立法机关自己也必须受其约束，不能随意变动。这样便于形成一种稳定的财政秩序，为财政活动在国际上取得信誉，也便于协调国内各种阶层的利益冲突，使各种利益诉求通过立法程序达到平衡。除此之外，它也有利于财政相对人形成稳定的预期，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正是考虑到财政问题的重要程度，我国《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规定，财政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只有当财政税收基本制度尚未制定法律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国务院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尽管这种允许授权立法的规定尚不够彻底，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也算是一种进步。可以说，这是我国财政法定主义的直接法律依据，对整个财政立法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公开透明也成为财政法的努力目标。如果能将基本财税制度的立法权，统一集中在立法机关手中，使财政法定主义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其将在这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财政法定主义的基本内容 财政法定主义是财政民主的具体体现，它以财政民主作为基础，同时也是财政民主非常重要的实现途径。这里所谓的“法”，应该仅指由人民代表所组成的最高权力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但财政“法定”并不是要求对一切财政行为都制定专门的法律，而只是要求财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律依据，必须得到法律的明确许可或立法机关的专门授权。只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政府才享有财政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财政法定主义一般表现在： 1．财政权力（利）法定。财政权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宽广的，它既包括立法机关的财政立法权，也包括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就财政事项所享有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等。它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权力，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财政权利，甚至包括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之间相互享有的财政权利。它既包括政府作为整体对财政相对人所享有的命令权、禁止权，也包括财政相对人对政府依法享有的监督权、请求权等。 财政权力（利）法定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政府在法定的授权范围内行事，防止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同时也是为了明确财政关系中利益分配的法律界限，保护财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当财政主体从事一定的行为时，如果法律没有赋予相应的权力（利），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应当被否定。为此，财政权力（利）的设定应当尽可能具体明确，不能出现含混模糊的地方。财政权力（利）内部的效力等级，同级财政权力（利）之间效力冲突的协调，财政权力与财政权利之间的关系协调，等等，都应当在财政法中事先予以明确。 2．财政义务法定。和财政权力（利）一样，财政义务种类也是十分复杂的。一般情况下，财政权力（利）与财政义务相对应，一方的财政权力（利）正好是对方的财政义务。如对于预算请款权来说，[6]财政机关的拨款就构成相应的义务；对于税务机关的税收请求权来说，纳税人缴纳税款就构成相应的义务。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程序性的纯粹义务设定，不以对方的权力（利）作为前提，如纳税申报义务等。不论是那种类型的财政义务，都应当通过法律事先明定，以便于当事人预测自己的负担能力。 法律所要规定的，除了财政义务的种类之外，还应该包括财政义务的构成要件、具体内容、衡量标准等要素。大体来说，对于程序性的义务，法律规定的条件可以略微宽松，甚至不妨授权财政机关根据财政管理的需要具体把握。但对于涉及到财政相对人财产权利方面的义务，则必须事先设置严格的法律条件，如纳税义务、费用交纳义务等即属此种类型。财政主体只需承受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超出法定义务范围的事项可以拒绝。 和其他公法领域一样，财政机关所享有的财政权力是不可放弃的，因此有效行使财政权力本身也是财政机关的一种义务。不论财政机关放弃自己的权力，还是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力，都是一种失职行为，都会对公众利益带来损害，因此必须得到有力的制止。 3．财政程序法定。财政程序法定的目的在于，保障财政权力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有效运作，保障财政行为的透明度、公正性和规范性，为财政民主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需要由法律直接规定的程序主要有财政立法程序、财政行政程序、财政监督程序和财政司法救济程序。 财政立法程序主要由立法法作出规定。如我国《立法法》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的制定程序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些内容同样适用于财政法的制定过程。立法程序法定不仅有利于规范财政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同时对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本身也是一种有力的制约。 财政行政程序主要由行政程序法作出规定。由法律直接规定财政行政程序，旨在通过程序的公正实现实体的公正，有利于规范财政机关的财政行为。我国目前除了税收征收程序、财政处罚程序、财政预算程序有直接的法律规定外，其余部分还没有达到程序法定的要求。 财政监督程序除了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外，同时也要考虑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审计法》只能规范行政内部监督，不能规范权力机关的监督。只有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财政监督的程序，监督机关才能合法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对被监督单位也是一种权利保障。 财政救济程序既包括行政救济程序
《预算法》
社会主义国家在财政管理中划分各级政权之间以及国家与国营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责任、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制度。简称财政体制。是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原则。 财政管理体制的内容预算管理体制 根据国家各级政权的职责范围划分各级预算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并规定收支划分的方法。预算管理体制是财政管理体制的核心。由于国家预算集中了国家的主要财力，是国家有计划地组织财政分配的基本形式，通常也把预算管理体制称为财政管理体制。 预算外资金管理体制 规定预算外资金（见预算）的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预算外资金在性质上属于财政资金，但不纳入国家预算管理而由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自收自支、自行管理。 税收管理体制 规定各级政权机关在税收管理上的职责和权限。税收是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在各级政权组织之间，不仅对税种及税收的减免权有明确的划分，而且对税收稽征管理的职权也有具体的规定。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 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为完成其工作任务和事业计划所具有的经费支配权限和责任，经费开支的范围和管理形式，以及在完成任务和计划后对经费节余可以分享的权利。 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 规定在使用国家投资过程中，国家与建设单位（包括新建、改建、扩建和更新改造的单位）及其职工之间各自的职责和全面完成国家任务后应得的利益。固定资产投资中涉及专业银行信用管理体制和建设单位本身的财务活动，不属于财政管理体制的范围。 企业财务管理体制 规定国营企业再生产过程中国家与企业、职工之间在资金管理、成本管理、企业收入分配和使用等方面的责任、权限和利益。资金（包括企业固定资金和企业流动资金）和积累的分配是财政管理体制直接处理的。涉及企业与银行以及企业内部关系的，则分别属于银行信用管理体制和企业本身的财务活动。 财政管理体制的实质 财政管理体制的实质是正确处理国家在财政资金分配上的集权与分权问题。国家的各项职能是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为了保证各级政府完成一定的政治经济任务，就必须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各自的财政收支范围、财政资金支配权和财政管理权。一般地说，各级政府有什么样的行政权力（事 权），就应当有相应的财权，以便从财力上保证各级政府实现其职能。 财政管理体制的地位和作用 在整个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中，财政管理体制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都要有财力、物力的支持。正因为如此，财政管理体制必须适应经济管理 体制的要求。由于财政管理体制属于上层建筑，它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由其决定。因此，财政管理体制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服务，并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
其实就是二次分配
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 狭义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 广义货币政策：指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方面的规定和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也就是规则的改变等） 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后者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他们往往影响金融体制中的外生变量，改变游戏规则，如硬性限制信贷规模，信贷方向，开放和开发金融市场。前者则是中央银行在稳定的体制中利用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达到改变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目标。 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增加国债、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来实现： （2）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 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 3、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包括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希望采纳
财政体制改革是政改的核心问题要从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开支开始,构建公开、透明、民主和法治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法治民主的核心和骨架是“预算民主”。原来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民主政治,其核心是税收问题,是民主预算问题,或简单说来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问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宪政目标,而仅仅把政治民主化进程想象为只是在形式上采取一些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选制”,这将不能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为了调节总需求变动及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关系，而调整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基本原则和方针的总称那财政政策的工具则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财政支出包括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财政收入则包括税收和公债。财政政策的功能 (1)导向功能：是指通过对物质利益的调整，发挥对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以及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作用。财政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是财政收支及其平衡关系。①直接导向：是财政政策对其调节对象直接发生作用，如加速折旧的税收政策，而可以提高企业对设备投资的欲望，加速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②间接导向：是财政政策对非直接调节对象的影响，如对某些行业实行低税政策，能够促进这一行业的生产发展，同时还会影响其他企业和新投资的投资选择并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选择。(2)协调功能(3)控制功能(4)稳定功能：财政政策稳定功能的主要特征是反周期性和补偿性因此，我认为财政政策的要旨在于怎样运用财政政策的工具达到政策的目标效果，同时尽量避免财政政策的副作用如挤出效应
公共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依法促进公平分配，调控宏观经济，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做好国有资产管理，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所谓公共财政，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公共财政主要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效”缺陷。公共财政的历史使命，在于它支持、促进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有市场经济体制，必有公共财政，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交替推动，共同前进，是一种紧紧捆在一起的双边互动的关系。只有真正推行公共财政，才能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目录 [隐藏]1 特征2 存在问题3 对策4 建议5 相关词条6 参考资料公共财政-特征 公共财政具有以下特征：公共财政 以弥补市场失灵为行为准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但也存在市场自身无法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的公共问题。比如，宏观经济波动问题、垄断问题、外部性问题等。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是首要的“责任人”。政府解决公共问题，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需要以公共政策为手段。而公共财政的制定和执行，又以公共资源为基础和后盾。公共财政既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执行公共政策的保障手段。相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包大揽的生产建设型财政而言，公共财政只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职责范围，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公共财政原则上不介入；而市场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项，公共财政原则上就必须介入。 公平性。公共财政政策要一视同仁。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公平竞争，体现在财政上就是必须实行一视同仁的财政政策，为社会成员和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不管其经济成分，不管其性别、种族、职业、出身、信仰、文化程度乃至国籍，只要守法经营，依法纳税，政府就不能歧视，财政政策上也不应区别对待。不能针对不同的社会集团、阶层、个人以及不同的经济成分，制定不同的财税法律和制度。 非市场营利性，又称公益性。公共财政只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己任，追求公益目标，一般不直接从事市场活动和追逐利润。如果公共财政追逐利润目标，它就有可能凭借其拥有的特殊政治权力凌驾于其他经济主体之上，就有可能运用自己的特权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影响公平竞争，直接干扰乃至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行，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打乱市场与政府分工的基本规则；财政资金也会因用于牟取利润项目而使公共需要领域投入不足。公共财政的收入，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筹措资金；公共财政的支出，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不能以赢利为目标。 法制性。公共财政要把公共管理的原则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始终，以法制为基础，管理要规范和透明。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活动必须在法律法规的约束规范下进行；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法规形式，依靠法律法规的强制保障手段，社会公众得以真正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活动，确保其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获得财政收入的方式、数量和财政支出的去向、规模等理财行为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不能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或者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依法理财，依法行政。 公共财政-存在问题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需要建立公共财政。虽然中国的公共财政管理已具雏形，但受计划型财政管理模式的影响，仍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财政 财政供给“越位”和“缺位”并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供养范围过大，包揽过多，特别是对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延伸和干预过多，大大超出了政府职能范围和财力承受水平。相反，应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推给市场竞争主体去承担。突出的问题有：巨额的国有企业亏损补贴。除政策性亏损补贴外，国家财政实际上承担了大量的经营性亏损补贴，成为国家财政沉重的负担。过长的事业单位供给战线。一些不属于公共物品范围，可以由企业及个人举办，完全能够商业化经营的事业单位，仍然由国家掌握，财政供给经费。行政经费膨胀。这与政府机构的臃肿、人浮于事及效率低下相一致。科技、教育投入不足。从绝对数量看，改革开放后，科教投入确有较大增加，但从占财政支出的相对比例分析，近两年还出现下降的趋势，而且财政科教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居于后列。财政供给方面的上述问题，与政府职能的界定与转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活动范围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格局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 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近年来，中国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的情况下，将财政支出逐步向重点领域倾斜，特别是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财政预算的约束力逐步下降，财政资金远远不能满足重点支出的需要，教育、科技、农业等发展领域的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提高的速度较为缓慢。相反，大量的资金（包括预算外资金）却被用于竞争性生产建设和行政管理开支等非重点领域，导致财政对国家重点支出项目难以实施更加有力的资金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 政府收入机制不规范。突出表现是税收的费化和收费的“越位”问题严重。这种税收“缺位”和收费“越位”并存的现象必将直接导致收费规模的扩张和政府收入机制的混乱。同时，也将严重影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保障来源。从产生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分析，主要有：社会公共权力缺乏制约，众多公共权力机构直接介入分配领域。突出的问题是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屡禁不止。财政的职能被肢解，国家财政不能统管政府收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与财政部门职责划分不清，如物价部门可以核准行政部门收费等。 财政分配秩序不规范。目前，在财政分配中，仍存在将一部分财政资金切块分给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自主安排使用的问题。与此同时，不少主管部门还设立了各种收费和基金，拥有大量预算外资金。这种分配方式的结果，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财政分配秩序。 财政预算管理不科学。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在预算分配过程中，预算指标到位率低，执行中追加频繁，往往造成年度的实际支出数高于年初预算数；预算分配，特别是转移支出和专项支出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人为因素较多，随意性较大；预算年度的起始日期先于人大审批日期，造成预算审批通过前就已经开始执行，形成预算审批的法律空档以及预算约束的缺位；法与法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以法压法”的现象严重，如教育、科学、农业等方面的法律和卫生、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文化宣传等方面的规章，都对财政支出作了限定性的规定，要求某项支出增长必须高于财政收入或支出的增长等，而《预算法》却又要求在安排预算时要量入为出、以收定支、统筹兼顾。法律、法规的不统一性与不一致性弱化了法律、法规的约束性，造成了预算管理的不规范；预算编制方法上欠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没有统一政府收支，大量财政性资金在预算体外循环。国家财政实际上没有能力通盘掌握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规模、结构及效益，难以履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职责。 公共财政-对策 财政资金应突出公共性特征，逐步退出经营性与竞争性领域。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公共财政起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办得了、办得好的，就不应由政府承担。但长期以来，财政职能的“越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一方面财政干了许多应该由市场配置去解决的事情，由于广泛介入了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对国有企业供应资金，弥补亏损，审批财务收支计划和决算，妨碍了企业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地位的形成和确立；另一方面，那些本来应该由政府去做、通过履行财政职能去实现的一些事情，反而因为财力“缺位”而没有能力做到或做得不好。今后财政资金必须逐步退出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转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方面来，逐步提高财政对政权建设、教育文化、科学事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公共需要的保障能力。 科学界定和规范财政资金的供给范围。规范财政资金供给范围，是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和支出效率的基础和前提。在具体实施中，重点是解决财政供养人口过多、对一些经营性的事业单位包揽过多、不合理的补贴和投资过多问题。当前，主要应该是紧紧抓住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做好定编定岗工作，清理超编人员，控制人员经费，有效遏制行政经费过快增长的势头。通过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逐步减少直至取消财政对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集中财力，保障政权建设和科技、教育、社保、农业、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出需要。 逐步建立规范的政府收入保障体系。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应根据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划分和对它们各自保障方式的不同，对现行的税费收入体系进行合理调整和定位，逐步建立以税收为主、收费为辅的政府收入机制。一是将现有收费中一些不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不再体现政府职能的可以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的收费方式，逐步推向市场，依法经营和纳税。比如勘察设计收费、咨询服务收费、各种公证收费等；二是根据纯公共产品由税收提供保障的观点，取消现有收费中用于提供纯公共产品、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代之以税，即进行费改税。如农村的乡统筹和村提留、交通部门的各项收费等；三是保留现行收费中那些用于提供受益面确定、体现受益性原则比较明显的准公共产品的收费，并进行了合理规范。通过税收与收费的科学“归位”，不断提高公共财政的保障能力。 公共财政-建议公共财政积极推进公共财政的管理手段。这是公共财政顺利推行的重要保证。政府采购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公共支出管理的基本手段，是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这项制度也是现阶段有效节约财政开支的最直接的办法。近年来，中国各地都不程度地开展了政府采购试点工作，效果十分明显。今后，应逐步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各类办公用品、设备工程、公共设施、大型会议及有关劳务等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向社会购买，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还应积极探索“零基预算”等适应公共财政要求的管理手段和办法，以不断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断强化财政宏观管理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部门，为充分发挥好公共财政稳定经济、调节分配、维持市场公平竞争的职能，应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和把握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关系全局、带有战略性的大事上来。因此，在职能转变中，财政应逐步减少直接管理，学会用制度法规来实施间接管理，学会运用宏观经济手段管理微观事务。基于这种认识，今后财政宏观管理的重点应该是：拟定和执行财政、税收发展战略、方针政策、中长期规划、改革方案及其他有关政策；参与制定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社会财力的建议；拟定和执行国家与企业的分配政策；监督财税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执行；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政策建议；加强对财政经济形势的跟踪分析和政策研究，提高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
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三级财政是什么意思
支出结构是否合理
财政支出是否有效的调节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意识价值行政法的性质提供服务限制行政权利从以上五点答题
规范行政权，C可以参考王教授的观点
D行政行为
核心是规范行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