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围绕政治改革与政府发展、基层政权建设和区域生态治理、政府理论与公共政策、地方政府特别是苏南政府创新等研究方向逐步形成了学科优势和科研特色，出版了《东吴政治学》、《政治与公共治理研究文库》、《东吴公共管理研究丛书》等一系列高质量的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管理世界》等权威或核心期刊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0多项，其中金太军教授先后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和重大招标项目，2次荣获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沈荣华教授先后主持了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王俊华教授主持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学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二个博士点为支撑，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南的创造性实践，特别注重从马克思的环境思想中寻找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智慧，从生态哲学、生态文化、生态教育学与生态政治学联姻、合流的角度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问题，从基层党组织设置与职能的改革以及城乡基层党建新格局等角度研究基层党建问题，出版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本专业权威期刊发表30多篇论文，承担了10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方世南和朱炳元教授还分别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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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报属于中文核心期刊。《公共管理学报》杂志社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2004年创刊，面向全国发行，邮发代号14-116；季刊，每期正文160页，每期发表14篇左右的研究性论文，每篇论文一般在15000字左右。《公共管理学报》杂志社刊载的学术论文主要涉及“政府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卫生管理、社会保障”等与公共管理学科有关的研究主题，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以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强调研究成果在中国场景下的适用性和应用价值，旨在繁荣与深化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探索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方略与途径。《公共管理学报》杂志社已经成为我国管理类期刊中高水准的学术平台，其展现中国场景、关注现实问题、规范学术研究的办刊指导思想，公开、公平、公正的办刊原则已经得到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同仁的认可与支持；目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22种管理科学A级重要期刊之一，已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据中国知网提供的“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公共管理学报》影响因子近年来一直居中国政治类期刊第一位，管理类期刊前列，荣获“2016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社会系统论是西方治理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治理研究的社会系统学派关注的是制度、程序和机制。治理理论如复杂丛林，如果说美国偏好理性选择及其衍生的新制度主义，那么基于系统理论的治理研究多集中于欧洲。 交互治理理论 库依曼（Jan Kooiman）1993年主编的《现代治理》（Modern Governance），是治理理论的早期代表。他在该书中用多元性、复杂性、动态性三个系统性特征描述了治理的基本属性。治理的任务可以归结为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所有社会系统的基本问题在于降低复杂性”。 为了进一步解释治理为何具有上述特征，库依曼2003年以相互行动为出发点，在分析归纳治理的元素、模式、阶次和能力的基础上，建造了交互治理的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大厦。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交互作用具有意向性和结构性。意向性表现为图景、工具和行动，有相互参照、相互博弈和相互干涉三种类型。相应地，相互作用具有自我治理、合作治理和科层制治理三种模式，这决定了治理具有多元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具有意向性和结构性的交互作用形成三阶次的社会—政治治理。第一阶为解决问题和创造机会的日常治理活动，第二阶为制度，第三阶是作为整个治理基础的规范和原则的元治理。虽然库依曼的交互治理理论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论述，对人们理解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很有帮助，但依然不够透辟。 功能—结构主义 库依曼的问题只是一个典型代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治与合作的关系问题，这是以社会系统论为理论基础的治理研究的共性问题。相比而言，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论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其所谓功能，指社会系统必须适应比它更高一个层级的系统的需求，即本系统各种行为作用的影响（功能）取决于上一层次。用海因斯的话说，帕森斯的功能是“社会系统，而非其（自身的）社会部分或机构（institutions亦译为制度）”。卢曼将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升华为沟通理论，从而将其结构—功能论倒过来形成功能—结构主义。其意指系统首先是功能自足的，它通过类程序的结构性过程，使自身区分于环境，使系统自成为系统。 卢曼从自我参照、自我复制得出系统分化的结论很有见地。但他对于自我参照、自我生产与系统内稳态的内在关联缺乏认识，被系统内各功能运作的“极端复杂性”所迷惑，在系统稳定性上含糊其辞，不承认系统之间的可通约性和可整合性。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强调行为功能及子系统的独立地位，这直接孕育了治理理论的自组织观点，这一逻辑下的社会日益分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卢曼的世界观是多质的、多中心的、大小不同的系统相互交错构成的乱世，各个分立的系统表面看来是在自律地运行，但这种自组织的游戏必然遭遇风险，高度不确定。 控制机制、类程序和社会机制 帕森斯以具有自主意志的人的行动为出发点，但他反对以纯生物的、生理的“行动条件所产生的、与规范无涉的客观影响作为终极说明原因”。在他看来，行动有机体与由规范、价值观、信仰及其他与行动相联系的观念构成的文化系统相联系。行动是使各种成分向着与规范一致的方向改变的过程，规范在社会行动形成社会秩序中起着主导作用，控制机制尤为重要。在帕森斯看来，规范化固然是形成社会秩序的要素，但并非唯一要素。偏重控制机制必然导致强制型治理，这与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社会思潮相违背，也与帕森斯本人早期关于人的行动是自主的观念相背离。 卢曼的类程序源于两个行动者相互交错的行动，他们各自在自身系统中建构程序来处理对方的复杂性，通过这种不断地作出选择和程序化的化约区分出自我系统。然后，系统内诸要素适当地调整系统中的顺序和网络结构，选择一种符合该系统各种事件有序化的时间结构，通过这种简化程序对系统的结构作出规定。进而，系统可以达到自律和自我参照，系统内诸因素达成功能同一化，作为整体的系统一体化协同运作。借助于类程序的观念，卢曼从功能本身和原初状态出发，从偶然中建立起必然的、初步稳定的动态结构。但他不认同内稳态，片面强调应然意识在过程中的作用，对类程序的实然属性，即机制性没有深入探究。 曾经在1973年与卢曼合作的梅茨（Rudolf Traub-Merz）是治理调控研究的公认权威，亦对机制研究有兴趣。梅茨分析了对关系相关性解释力不足的原因，论证因果重建和机制研究的必要性，然后指出由于机制术语的定义含混导致对机制的研究在质和量上都呈下滑趋势。梅茨在梳理梯利等人关于机制的本体论、认识论、本质主义解释的基础上，强调作为因果连接的机制首先是“生成机制”。同时，他指出以个人行动及其机制为中心概念的“宏观—微观—宏观模式”，虽然关注到了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但忽略了“关系机制”。最后，梅茨总结道：机制所研究的是连接理论，它是对产生某一结果的重复发生过程及其内在关系的一种因果解释；人们有很多集体行为机制的解释模型，但缺乏对制度和结构性配置起关键作用的生成机制的“系统化论述”。 梅茨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行动者—机制—模式”分析框架，对社会机制的分析值得关注。在其行动者的认知机制中既有应然意识，也有实在规律，其生成性、过程性都具有自然属性；其环境机制中固然有文化等外在因素，但也不乏自然机制成分。梅茨所谓机制的重复性，正是互补系统治理所强调的本征机制最重要特性。其关于机制恒常性的论断尤为重要，它是人的自然本征机制与具有随机性的意志分立的关键。由于没有引进系统稳态和功能互补这两个关键概念去分析结果及其与行动的关系，梅茨并没有解释机制为什么具有恒常性，没有区分行动者认知中的主观和客观因素。这也最终导致他未能深入辨析环境机制与行动者认知的关系。 综上所述，要想向机制的“系统化论述”的理想迈进一步，则要通过机制的分析更清晰地洞察治理的本质，还要从卢曼偏重于自我分化的社会系统论中跳出来，以一种新的互补系统治理的视角重新审查从帕森斯到卢曼再到梅茨的机制概念中所隐含的实然与应然关系，建立机制—程序互动的基本原则。
西方治理理论综述（一） 治理的涵义1、治理的内涵以“governance"(“治理”)为题材的理论著作的涌现，反映着社会科学界对统治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的模式感到的兴趣。无论传统用法或辞书上的解释，都以“治理”为“统治”的同义词。但在愈来愈多的讨论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和内涵都转移了方向，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在众多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治理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2、治理的目标简单地说，治理的目标就是实现“善治”。善治涉及到：“一种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履行合同的法律框架；对公共资金进行负责的管理；一个独立的、代议制的立法机构负责公共审计机关；所有层次的政府都要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多元化的制度结构以及出版自由。”（来福特维奇把善治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系统意义的、政治意义的和行政管理意义的。）——这是一个“政治——行政”的治理框架。治理的目标在于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强调政府和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它不仅关注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公共部门，而且重视公共政策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连接，强调非市场力量的凝聚(如公民和非营利部门的参与)。可以说，治理在公共管理的语境下，是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以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应对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公私合作的结构和过程，其目标在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及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一个“社会——政治”的治理框架。在美国，治理主要是通过调整技术层面的权力配置尤其是政府内部的权力配置来提高政府绩效，回应当前治理存在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内部解制型治理，而不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3、治理兴起的主要原因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管理危机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根本原因。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市场和等级制的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众多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成长密切相关。——公民社会的成长经济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产生。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活动跨越了国家疆域的限制，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国际性的跨国经济、社会组织，直接导致新的管理领域和管理主体的产生。治理理论的产生受惠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管理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一方而它使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更为便利，缩短了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的相对距离，密切了管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反馈，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回应性和依赖性。另一方而，信息技术也增强了公民和社会在信息和知识方而的拥有量，从而削弱了传统政府的优势地位，对于传统垂直型单向度的权力运作方式提出了挑战，公民要求更多地参与管理。4、治理与相关概念的区别（1）“治理”与“统治”（传统公共行政）的区别首先，传统官僚制在理论上先入为主地认为存在一个具有终极权威的权力中心，它通过一种与市场交易特质不同的公共行政体制输送服务，以纠正市场在公共经济中的失灵。其次，传统官僚制在纵向关系上通过等级划分构建集中的命令结构，在横向关系上以“鸽笼式”的部门划分塑造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两者相互耦合而出一幅“精密仪器”的图象。再次，传统的官僚制以“非人格化”、“中性”和“缺乏激情”的文官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的规划者、组织者和承办者，以文官的声音而非使用者的愿望、要求和利益作为反馈的回路。Government refers to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ublic Governance is the way government gets its job Traditionally, government itself managed most service Toward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 government relied increasingly on nongovernmental partners to do its work, through processes that relied less on authority for We have advanced theories about government, how it works and how we can make it work Our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partners who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executing government policy, on the other hand, is (Donald F Kettl: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preface xi) （2）“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区别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浪潮—“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成为公共部门改革的主导性范式。但是，着重应用市场方式的“新公共管理”存在忽视社会合意性、民主价值等嫌疑，这使它招致多方面的诘难。关注国家一社会关系调整和市民社会价值的治理理沦的兴起，则为修正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弊端提供了理沦资源和实践途径。Such network management involves negoti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it is therefo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new publi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is businesslike in NMP, and the public sector relies on central administrative NMP upholds and sharpens even furth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hierarchic On the contrary, governance in policy networks recognizes that politics take place in networks to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s blurred and government is not the single dominant actor that can unilaterally impose its will(: 39) ‘Hierarchical, central top-down steering does not work in networks, which have no top’() The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s therefore not upheld in network (Anne Mette Kjær，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4), p45)（3）“治理”与“新公共服务”的区别也有人认为，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理论整合。（二）治理的层次1、三层次说治理的建设是建立在转型的三个层次的基础上的：在制度层次上创造中立的国家，在社会层次上创造自由的公共圈或曰民间社会，以及在个人层次上创造自由、‘自我’和‘现代’的行为模式。2、四层次说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是通过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来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地区治理(regional governance)——地区是介于国家与全球社会的中间层次，其组织的建立、规则的创制和秩序的维持都具有不同于国家和全球社会的特点，因此，地区治理就其治理方式、运作机制等既不同于政府治理，也不同于全球治理。——EU国家治理（national governance）——组织治理——在特定的社会组织这一层次上，治理适用于分析和解释企业、公司以及社区内部的组织机构的结构关系、决策与执行的运行方式。——World Bank3、五层次说增加——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区域治理和公共事务治理）（三）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1、主体多元化——治理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例如，在美国政府对“棕色地块”的治理过程中，就有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非政府组织的全面参与。2、权责模糊化——治理理论明确指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的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六重模糊的边界：（1）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2）公共部门与私营和非营利部门；（3）官僚组织内部不同层级；（4）管理者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层级；（5）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6）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边界的模糊化不是一个暂时现象。正如世纪之初，英国、欧洲直到世界其他部分在处理“疯牛病”和“口蹄疫”时所发现的，整个世界从中了解到传统边界已经无法包容这样的问题，每个国家都学会了要通过彼此合作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3、关系伙伴化——治理理论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4、结构网络化——治理指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5、管理系统化——治理理论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而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均在于此。核心概念——网络、互惠、责任、民主
公共管理学报属于中文核心期刊。《公共管理学报》杂志社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2004年创刊，面向全国发行，邮发代号14-116；季刊，每期正文160页，每期发表14篇左右的研究性论文，每篇论文一般在15000字左右。《公共管理学报》杂志社刊载的学术论文主要涉及“政府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卫生管理、社会保障”等与公共管理学科有关的研究主题，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以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强调研究成果在中国场景下的适用性和应用价值，旨在繁荣与深化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探索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方略与途径。《公共管理学报》杂志社已经成为我国管理类期刊中高水准的学术平台，其展现中国场景、关注现实问题、规范学术研究的办刊指导思想，公开、公平、公正的办刊原则已经得到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同仁的认可与支持；目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22种管理科学A级重要期刊之一，已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据中国知网提供的“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公共管理学报》影响因子近年来一直居中国政治类期刊第一位，管理类期刊前列，荣获“2016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内容提要］本文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分析了治理的源起和内涵，指出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新的和更深刻的认识。如果说治理具有更多的工具理性色彩，那么善治的提出，则赋予了治理更多的价值色彩，因而治理理论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点。最后本文对治理理论作出简要评析，指出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治理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普遍追求和必然选择；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治理需要与各国国情相适应，其实现形式必然具有多样化。 ［关键词］国家治理 治理理论 统治 善治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首次提出“国家治理”概念，而且在《决定》共24次提到“治理”一词并且进行多种表述，如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等等。这表明作为学术概念讨论已久的治理理论正式进入国家的战略、方针、政策领域。 治理作为政策语言甫一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反响。把治理这一超越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全球化，更加能够决定各国在相互竞争、文明成长当中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东西的全新理念，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方略，打破了以往对改革板块式的认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党的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熟的重要标志和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国家治理新时代。 国家治理作为人类政治社会的普遍现象，具有因应于历史情境的结构性维度和特点，不同时期的治理有着不同的内涵，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对于治理的价值判断、制度设计等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在不同国家的运用还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因此，要科学把握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的内涵，首先需要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历史地、全面地和客观地理解。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力图对产生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提供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概念图景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从而为准确和完整地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一、治理理论的源起 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源于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之意。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专用于与“国家公务”相关的宪法或法律的执行问题，或指管理利害关系不同的多种特定机构或行业。[1]治理这个词从13世纪起就在法国阶段性的流行过。该词曾是表达政府开明与尊重市民社会结合的一个要素。在17世纪和18世纪，治理是关于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那个时代，王权在实现过程中开始依靠一些新的原则，而从这些新原则中，诞生了民众权利和市民社会理念。[2]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自此以后，国际多边与双边机构、学术团体及民间志愿组织等都把治理作为惯用的词汇，治理理念遂被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成了集体‘时尚’的一部分”。[3] 通过在治理前加上修饰限定性词语而摇身一变的新术语亦应运而生，如“好的治理”、“全球治理”、“社会治理”、“地方治理”、“社区治理”、“多层次治理”、“多中心治理”，乃至新兴的“网络治理”等。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已波及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伴随着诸多与治理关联词汇的诞生，治理一词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意义，而且其含义也逐渐与其本意相差甚远，成为一种被赋予现代化色彩的词汇。 虽然治理最初是出于国际组织改善受援国或投资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努力，援助机构依靠治理指标去甄别和奖励那些治理质量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治理的重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领域中的失效。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是他们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败。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样，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因此，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或）国家协调的失败。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长期变化。“出现了重要的经济及社会新情况和与之相伴随的问题，这些问题再也不能简单的借助自上而下的国家计划或凭藉市场中介的无为而治方式寻求解决了。这种长期性变化反映了社会复杂性的极度加剧，而社会复杂性又来自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里种种机构序列功能的不断分化－－这又反过来导致不同系统跨越社会、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而更加相互依存。”[4]“新公共治理理论”的产生正是对传统治理机制反思的产物。该理论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的崛起为标志，改革的焦点是关注民间自治与公共参与的力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建立政府与市场及公民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其关注的焦点是，根据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建立一个市场自组织、社会自治理、分层级的政府治理以及它们之间彼此有效合作所形成的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 “这一词语的应用范围很广，它涉及政治秩序（包括效率和合法性）的基本问题，同时又与国家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许多人虽然对减少政府的活动范围兴趣不大，却发现，在政府或国家不能发挥主导作用而需要联合行动的领域处理问题时，治理这一概念十分有用。在社会的的各个层次，从最基层到跨国范围都可以发现这类领域。对于强化市民文化，促进志愿行动，改善社会的民主基础等，对治理问题的讨论都具有切实的意义。在考虑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才能建立必要的制度以推进秩序和公正方面，它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5]治理在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发挥中心作用的领域包括：“从唯经济思维的死胡同撤退的尝试；将权力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减少国家的作用，增加市民社会的尝试；满足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领域进行行政和制度改革的条件而又不致使人认为过分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的必要性；对民主化和人权的新的不懈追求；冲突之后的重建这样的严峻挑战。”同时，由于治理在指称“一个社会被管理的含义”时以一种“无政治含义的”（apolitical）概念出现而容易被人接受。[6]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治理理论迅速流行起来。有学者曾较为全面的概括了治理受关注的原因[7]： （1）随着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地，对于许多直接投资者和组合投资者来说，发展中国家在政策执行可信度上的差别，尤其是治理系统（包括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的质量差异，极大地影响着投资者对政策可信度的预期，因而成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良好的治理水平成为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 （2）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后，一些国际援助机构改变了致力于杜绝意识形态方面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蔓延的态度，转而调整投资政策，如世界银行于1996年首次调整了其长期坚持的政策，不再无视借款国恶劣的治理水平和体制，从此，援助机构逐渐采用治理指标去甄别和奖励那些治理质量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 （3）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政策改革的失败。发展政策改革的失败让多边机构和那些市场化体制的忠实拥护者逐渐认识到：健康的市场需要良好的治理，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失败或许正是由于低劣的治理水平而导致的。 （4）对政治在经济发展和政策改革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力地证明了国家治理体系有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人类福祉的不断提升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总之，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它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 二、治理理论的含义 虽然治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趋势，成为多学科共同使用的一个流行词语，但治理理论不仅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相反却存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8]。英国学者罗伯特·罗茨曾概括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用法，即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9]许多研究者和各类国际与地区组织都曾对治理作出过内涵各异的定义。 1992年世界银行对公共部门治理提出了一个较为狭义的概念：治理是对一个国家用于发展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实施方式。[10] 欧洲援助（Europe Aid）将治理定义为国家为其公民服务的能力：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利益诉求、资源管理以及权力实施所依赖的规则、过程以及行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使用的治理概念是：治理包含一个国家被管理和统治方式的所有方面，包括其经济政策和规则框架。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将治理定义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和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
近年来全院教师完成了大量的科研任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近五年，我院已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级纵向研究课题18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1项，广西教育厅重大研究项目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60多项，横向项目及其它科研课题100多项；近三年，我院教师出版学术专著40多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79多篇，其中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10多部，在《中国行政管理》、《哲学动态》、《社会学》、《自然辩证法研究》、《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等权威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37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多篇；成果获得广西自治区社会科学成果奖33多项，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4项，其它各级各类教学和科研奖励50多项。社会影响力迅速提升，为地方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这些成果展示了公共管理学院拥有一支业务精、科研能力强的师资队伍。学院有科技哲学研究所和社会问题研究所两个研究所；挂靠有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广西社会学研究会、广西创造学会三个省级研究会（学会）。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图书资料较为丰富，现有各类图书17807种共计25500册，过刊364种合订本4315册，现刊174种，报纸15种。使用总面积达480平米，阅览室座位32个。拥有一个由计算机网络室、公共管理实验室、课件制作室组成的，面积达530平米的实验中心，其中各类仪器设备总值达220多万元。学院教职工积极进行科学研究活动，近3年共发表 论文384篇，出版专著、教材31部（本），承担的科研课题达122项，荣获各级各类教学和科研奖励64项。公共管理学院拥有首批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东盟社会组织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广西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所、广西大学国土资源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等科研平台或机构；两个挂牌的省级研究会（学会），即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广西社会学学会。科研平台（机构）介绍一、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及卓越学者计划：（研究方向）非政府组织与社会管理创新团队带头人（卓越学者）：谢舜“非政府组织发展与管理研究”子方向骨干人员：谢舜 王玉生 傅金鹏“政府治理与创新研究”子方向骨干人员：蒋永甫 李小文 曾凡军其他研究人员：闭伟宁 罗树杰 黎昌珍 汤玉权 魏万青 聂鑫 汪晗 盛志宏 漆贤军 雷文艳二、广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负责人：谢舜“社会组织与区域社会治理创新”方向学术带头人及主要学术骨干：谢舜 王玉生 傅金鹏 李小文 魏万青“公共政策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方向学术带头人及主要学术骨干：蒋永甫 曾冬梅 曾凡军 任初明 黎昌珍 汤玉权“管理思想与民族文化创新”方向学术带头人及主要学术骨干：郑朝晖 闭伟宁李红波 徐秦法 陈立言 陆秀红三、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所所 长： 谢舜研究人员：谢舜 李小文 王玉生 闭伟宁 罗树杰 马亮 盛志宏缑文学 周文栋 魏万青 牟坚四、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所 长：蒙绍荣研究人员：蒙绍荣 陆秀红 张锐 李传新 卢永欣 黄小洲五、广西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蒋永甫研究人员：蒋永甫 杨欣 黄建荣 汤玉权 曾凡军六、中国东盟社会组织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 任：谢舜研究人员：谢舜 蒋永甫 李小文 谢清 傅金鹏 吴凡 叶大凤七、广西大学国土资源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 长：聂鑫研究人员：谢舜、叶大凤、汤玉权、汪晗、高伟、韦彩玲科研项目介绍近年来，我院已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22项，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1项，广西教育厅重大研究项目1项，省级科研研究项目60多项，横向课题100多项，科研数量、质量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提升，为地方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以下为部分科研项目列表。公共管理学院近几年来国家级项目列表 序号 姓 名 来源级别 项目名称 时 间 经费（万元） 1 马 亮 国家社科 卡尔纳普语义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2005-2007 7 2 谢 清 国家社科 现状、对策：西南民族地区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的人文条件研究 2006-2008 8 3 刘 汶 国家社科 政治道德实现论——转型期中国从政者政治道德实效性研究 2007-2009 5 4 陆秀红 国家社科 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探究与现实建构 2008-2011 8 5 黄勇荣 国家社科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区域性和谐发展研究——以广西为例 2008-2010 9 6 肖德生 国家社科 胡塞尔时间意识现象学研究 2010-2012 12 7 闭伟宁 国家社科 中国现代化研究 2011-2013 15 8 袁经文 国家社科 东盟佛教人文价值研究 2011-2013 15 9 罗树杰 国家社科 云桂妇女流动与边疆长治久安研究 2011-2013 15 10 黎昌珍 国家自科 基于Vague集理论的政府灾难承保预警主导机制研究 2011-2015 34 11 曾凡军 国家社科 中越跨界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性治理研究 2012-2015 15 12 李红波 国家社科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文化影响力研究 2012-2014 15 13 漆贤军 国家自科 基于云计算的公共信息服务机制研究 2013-2016 37 14 谢 舜 国家社科 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本土化”路径研究 2013-2016 18 15 李小文 国家社科 历史上壮族的国家认同与社会治理研究 2013-2016 18 16 汤玉权 国家社科 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与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政策研究 2013-2016 18 17 盛志宏 国家社科 我国社会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2013-2016 18 18 汪 晗 国家社科 民族地区主体功能区国土空间管制下土地发展权受限与空间转移研究 2013-2016 18 19 聂 鑫 国家自科 主体功能区规划框架下国土资源空间开发强度差异化策略与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2013-2017 34 20 傅金鹏 国家社科 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问责机制研究 2014-2017 20 21 蓝波涛 国家社科 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研究 2014-2017 20 22 聂鑫 国家自科 农地城市流转中失地农民多维福利变化及可行性能力构建研究 2014-2017 22 公共管理学院近几年来获教育部项目列表 序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经费（万元） 1 李小文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明清广西地方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研究" 2009 5 2 肖德生 朝向赫拉克立特之流——论胡塞尔在贝尔瑙手稿中对时间意识的分析 2009 5 3 汤玉权 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研究 2010 7 4 王玉生 网络草根组织运行机制研究 2010 9 5 蒋永甫 集体产权视角下的农地流转机制主体创新研究 2011 9 6 罗树杰 少数民族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2011 9 7 曾凡军 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性治理机制研究 2011 7 8 聂 鑫 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土地征收失地农民社会经济福利变化测度及补偿政策：广西南宁市政研究 2012 7 9 郑朝晖 朴学的言语方式变革 2012 9 10 魏万青 社会转型与城市居民住房不平等的机制研究 2013 8 11 黄小洲 伽达默尔教化解释学研究 2013 8 12 李海波 高校毕业生创业者成长规律及培育机制研究——以广西已创业成功的50名毕业生为个案 2013 1 公共管理学院近几年来获省级项目列表 序号 负责人 项目来源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经费（万元） 1 郑朝晖 区社科 朴学影响下的广西学术 2008 5 2 许素菊 区社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哲学审思——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 2009 5 3 董莲荣 区社科 广西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2011 8 4 蒋永甫 区社科 广西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发展对策研究 2011 8 5 黎昌珍 区社科 广西边远地区惠农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 2011 自筹 6 漆贤军 区社科 电子政务环境下广西公共信息服务研究 2011 6 7 卢 露 区社科 广西壮族民族识别工作者口述史研究 2013 2 8 卢永欣 区社科 语言学视阈下的意识形态研究 2013 自筹 9 吴惠红 区社科 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2013 5 10 许素菊 区社科 那文化生态哲学研究 2013 5 11 叶大凤 区社科 ‘双核’驱动背景下的广西地方公共政策冲突及其治理研究 2013 5 12 聂 鑫 区自科 国土资源空间开发强度差异化策略与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生态旅游区和生态保育区为例 2012 5 13 汪 晗 区自科 城市用地扩张过程中土地类型转换碳储碳排放效应的管控研究——以广西南宁市城乡交错区为例 2012 5 14 程 跃 区自科 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网络演化及运行模式研究——以广西生物医药产业为例 2015 5 15 谢 舜 区教育厅 广西农村科技传播的组织问题研究 2009 5 16 谢 舜 区教育厅 中国东盟背景下的广西社会管理研究 2011 5 17 曾凡军 区教育厅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研究 2011 2 18 谢 舜 区教育厅 中国-东盟科技传播组织体系的比较研究 2012 20 19 肖德生 区教育厅 胡塞尔印象性理论研究 2012 2 20 李国梁 区教育厅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非正式组织显性化研究 2013 自筹 21 叶大凤 区教育厅 民族地区科技决策中公民参与有效性研究 2013 2 22 谢 舜 区教育厅 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背景下国际边境城乡统筹发展研究 2014 4 23 傅金鹏 区教育厅 社社会管理体系建构与广西管理创新研究 2014 2
公共管理学报属于中文核心期刊。《公共管理学报》杂志社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2004年创刊，面向全国发行，邮发代号14-116；季刊，每期正文160页，每期发表14篇左右的研究性论文，每篇论文一般在15000字左右。《公共管理学报》杂志社刊载的学术论文主要涉及“政府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卫生管理、社会保障”等与公共管理学科有关的研究主题，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以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强调研究成果在中国场景下的适用性和应用价值，旨在繁荣与深化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探索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方略与途径。《公共管理学报》杂志社已经成为我国管理类期刊中高水准的学术平台，其展现中国场景、关注现实问题、规范学术研究的办刊指导思想，公开、公平、公正的办刊原则已经得到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同仁的认可与支持；目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22种管理科学A级重要期刊之一，已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据中国知网提供的“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公共管理学报》影响因子近年来一直居中国政治类期刊第一位，管理类期刊前列，荣获“2016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内容提要］本文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分析了治理的源起和内涵，指出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新的和更深刻的认识。如果说治理具有更多的工具理性色彩，那么善治的提出，则赋予了治理更多的价值色彩，因而治理理论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点。最后本文对治理理论作出简要评析，指出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治理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普遍追求和必然选择；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治理需要与各国国情相适应，其实现形式必然具有多样化。 ［关键词］国家治理 治理理论 统治 善治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首次提出“国家治理”概念，而且在《决定》共24次提到“治理”一词并且进行多种表述，如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等等。这表明作为学术概念讨论已久的治理理论正式进入国家的战略、方针、政策领域。 治理作为政策语言甫一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反响。把治理这一超越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全球化，更加能够决定各国在相互竞争、文明成长当中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东西的全新理念，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方略，打破了以往对改革板块式的认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党的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熟的重要标志和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国家治理新时代。 国家治理作为人类政治社会的普遍现象，具有因应于历史情境的结构性维度和特点，不同时期的治理有着不同的内涵，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对于治理的价值判断、制度设计等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在不同国家的运用还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因此，要科学把握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的内涵，首先需要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历史地、全面地和客观地理解。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力图对产生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提供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概念图景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从而为准确和完整地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一、治理理论的源起 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源于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之意。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专用于与“国家公务”相关的宪法或法律的执行问题，或指管理利害关系不同的多种特定机构或行业。[1]治理这个词从13世纪起就在法国阶段性的流行过。该词曾是表达政府开明与尊重市民社会结合的一个要素。在17世纪和18世纪，治理是关于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那个时代，王权在实现过程中开始依靠一些新的原则，而从这些新原则中，诞生了民众权利和市民社会理念。[2]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自此以后，国际多边与双边机构、学术团体及民间志愿组织等都把治理作为惯用的词汇，治理理念遂被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成了集体‘时尚’的一部分”。[3] 通过在治理前加上修饰限定性词语而摇身一变的新术语亦应运而生，如“好的治理”、“全球治理”、“社会治理”、“地方治理”、“社区治理”、“多层次治理”、“多中心治理”，乃至新兴的“网络治理”等。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已波及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伴随着诸多与治理关联词汇的诞生，治理一词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意义，而且其含义也逐渐与其本意相差甚远，成为一种被赋予现代化色彩的词汇。 虽然治理最初是出于国际组织改善受援国或投资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努力，援助机构依靠治理指标去甄别和奖励那些治理质量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治理的重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领域中的失效。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是他们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败。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样，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因此，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或）国家协调的失败。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长期变化。“出现了重要的经济及社会新情况和与之相伴随的问题，这些问题再也不能简单的借助自上而下的国家计划或凭藉市场中介的无为而治方式寻求解决了。这种长期性变化反映了社会复杂性的极度加剧，而社会复杂性又来自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里种种机构序列功能的不断分化－－这又反过来导致不同系统跨越社会、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而更加相互依存。”[4]“新公共治理理论”的产生正是对传统治理机制反思的产物。该理论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的崛起为标志，改革的焦点是关注民间自治与公共参与的力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建立政府与市场及公民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其关注的焦点是，根据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建立一个市场自组织、社会自治理、分层级的政府治理以及它们之间彼此有效合作所形成的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 “这一词语的应用范围很广，它涉及政治秩序（包括效率和合法性）的基本问题，同时又与国家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许多人虽然对减少政府的活动范围兴趣不大，却发现，在政府或国家不能发挥主导作用而需要联合行动的领域处理问题时，治理这一概念十分有用。在社会的的各个层次，从最基层到跨国范围都可以发现这类领域。对于强化市民文化，促进志愿行动，改善社会的民主基础等，对治理问题的讨论都具有切实的意义。在考虑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才能建立必要的制度以推进秩序和公正方面，它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5]治理在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发挥中心作用的领域包括：“从唯经济思维的死胡同撤退的尝试；将权力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减少国家的作用，增加市民社会的尝试；满足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领域进行行政和制度改革的条件而又不致使人认为过分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的必要性；对民主化和人权的新的不懈追求；冲突之后的重建这样的严峻挑战。”同时，由于治理在指称“一个社会被管理的含义”时以一种“无政治含义的”（apolitical）概念出现而容易被人接受。[6]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治理理论迅速流行起来。有学者曾较为全面的概括了治理受关注的原因[7]： （1）随着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地，对于许多直接投资者和组合投资者来说，发展中国家在政策执行可信度上的差别，尤其是治理系统（包括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的质量差异，极大地影响着投资者对政策可信度的预期，因而成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良好的治理水平成为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 （2）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后，一些国际援助机构改变了致力于杜绝意识形态方面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蔓延的态度，转而调整投资政策，如世界银行于1996年首次调整了其长期坚持的政策，不再无视借款国恶劣的治理水平和体制，从此，援助机构逐渐采用治理指标去甄别和奖励那些治理质量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 （3）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政策改革的失败。发展政策改革的失败让多边机构和那些市场化体制的忠实拥护者逐渐认识到：健康的市场需要良好的治理，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失败或许正是由于低劣的治理水平而导致的。 （4）对政治在经济发展和政策改革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力地证明了国家治理体系有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人类福祉的不断提升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总之，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它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 二、治理理论的含义 虽然治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趋势，成为多学科共同使用的一个流行词语，但治理理论不仅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相反却存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8]。英国学者罗伯特·罗茨曾概括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用法，即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9]许多研究者和各类国际与地区组织都曾对治理作出过内涵各异的定义。 1992年世界银行对公共部门治理提出了一个较为狭义的概念：治理是对一个国家用于发展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实施方式。[10] 欧洲援助（Europe Aid）将治理定义为国家为其公民服务的能力：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利益诉求、资源管理以及权力实施所依赖的规则、过程以及行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使用的治理概念是：治理包含一个国家被管理和统治方式的所有方面，包括其经济政策和规则框架。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将治理定义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和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
不知道你说的杂志是已经有的还是没有的，需要申请的。如果说是先有的杂志，出版一期杂志，则需要以下： 1、制作的提前量一般两到三个月 2、各个阶段中的任务分工不同 3、每月流程存在任务交叉 步骤： 选题会：各编辑报选题，然后各自回头做稿子 第一次截稿 美术设计/第二次截稿 最终截稿 一校 美编设计截稿 二校 改二校 外校三校 改三校 主编终审 核红 改核红/一次发厂 改大样 二次发厂 签菲林 杂志开印 印完 发行 上市 如果说没有，需要申请，则需要以下步骤 杂志出版,需要的手续和相关流程 如何申请刊号？(转帖) 申请刊号的关键 申请刊号的关键是寻找一个能负政治责任和新闻行政单位认可的主管单位，由其出面申请。为什么大家申请难，就是没有主管单位 1什么是主管单位 在我国新闻行政单位认可的主管单位有如下副厅以上的行政和事业单位（包括行政机关、学 校、研究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协会、国有企业），或正县一级政府机构以上，(包括政协、人大、法院、检察院）或相当于县一级的如地市的新闻出版局，宣传部、广播电视局、日报社、新闻办、地市级总工会、纪律委员会、政法委、编制委，民族自治地区的科委，侨乡地区的侨办，大的出版社或其他认可的主管单位（如我国十四个副省级城市的副厅级单位和某些相当于副厅级民办大学和研究机构）。具体可以查寻当地的年鉴。 怎样寻找主管单位 由于要负政治责任，一般单位主管单位都不太愿意，根据经验。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找到一个副省以上领导，退下的也可以，由他出面联系。另一个就是从下往上走，找到主管单位一定级别的主要领导。这很重要，没有他们支持无法申请。 申请流程 中国刊号申请归口有四个单位，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科委，国家侨办，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般期刊通过省市新闻出版局报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类通过省市新闻出版局和省科委报国家科委再到新闻出版署。侨刊报国家侨办再到新闻出版署。 民间办刊关键 目前民间办刊的五个出口， 1) 科协、 2) 工商联、 3) 相当于副厅级民办大学和研究机构（如深圳综合研究院或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另外有50个大的民办大学中有部分相当副厅级的）； 4) 某些国家字头的学会、研究会、基金会、论坛（他们一般是部省级别领导下来办的事业单位，是民间协会。 5) 中图渠道和省新闻出版局的出版社渠道。 申请技巧和注意事项 一般申请需要先办6期以上的杂志，一般是用丛刊、协作出版、书号形式、光碟号形式、增刊形式、内部准印证形式。（千万不要用国际刊号）。要求期发行量如消费经济类在20000份以上、技术经济类5000以上、学术类1000以上（不能底于500份），我国目前有几百种发行量在500份左右的学术期刊，这是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但许多期刊是通过这样说服主管单位的或找到主管单位,一定要有过程。 还有在申请时一般是专门成立新的主办单位,以事业单位为好，（也可以公司制）以适应要出版期刊的出版宗旨 （如许多人挂靠地方上的，地市级总工会、纪律委员会、政法委、编制委。他们一般专门成立如XX经济发展中心，XX企业战略研究会，XX研究会，XX人才研究会，XX职工技术改革研究，XX企业文化研究会。最好是以跟出版内容相适应机构。我知道有纪律委员会办的文摘杂志,他们的主办单位就是XX战略研究会 。 如何通过挂靠主管单位合作出版 1) 直接申请，请几个副省级别的领导或院士出面做顾问，一般3个人以上，强调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和经费保障。向新闻行政单位或市科协，国家科协申请。 能请到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以上领导，会很快。 2) 如果是所在地区指标缺，可以请主管部门出面，到其他地区调一个刊号，一般也是选同行业方面的，将他的刊号转过来，他们的内容可以合到其他杂志。或他们的内容用协作出版的方式用书号出版。国际刊号不变。类似目前许多学术期刊形式。 3) 以上都是过程，有时申请可能需要一两年，对时机而言，时间太久，风险大。可以用收购合作的形式办，我们讲收购期刊也要通过主管单位进行。有省内收购和出省收购。有省内收购一般可以逐渐用新的主管单位接手。出省收购则需要用合办的形式或者购买一个新指标补偿原有的地区。 4) 与新闻出版局下的出版社合作，他们派编审，费用10000--15000元每期。他们可以帮你用增刊号的形式，或安排某杂志合办的方式。这一般是新办杂志的过度。 5) 打主管单位本身杂志的主意，捆绑在一起的方法，待市场培养较好后再创刊一种是A、B卷形式将A卷为《要办的杂志》， B卷为原来的主管单位杂志，定价不变还是原样。但A卷为《要办的杂志》进入用打折的方式零售市场，如只卖？元等。另外是将主管单位杂志改书号协作出版将其刊号用于《要办的杂志》出版，但这样最好能改月刊或半月刊安排的好可以变成三四本杂志（如科普版）（综合版）（学术版）（专题版）价值才大 6) 走丛刊道路，与出版社协作出版或用内部准印证的形式捆绑其他杂志发行，这需要好好找，需要有资金保证 。利用增刊号申请邮发，解决订户问题。一年出版2期正式期刊， 7) 最坏情况用内部准印证的方式发行，在许多同类杂志上交换广告如XXX等进行会员发展，用会员方式征定。或用邮购形式零售，如许多内部杂志目前是免费，但其邮费则很贵，如无线电定向要8元，中国无线电要12元。还有20多的，30多的。通过快递发行落地。不需要有资金保证 。到一个发行临界点再申请正式刊号。 注意事项 有的地方刊号的指标非常紧张，申请要注意看他们的刊号走向，你可以查《媒介》 杂志上面有一个出版公告，一般在申请刊号时，内紧外松，地方上要挡驾，国家会支持，但技术经济类杂志他有个总量规划布局，如果一种类型太多他可能会限制，但可以用自己设立主办单位的方式规避，如文化类申请困难，可以用经济类，以经济文化内容为主。 科技类杂志特别是地方协会办，一般当地的省市科协会会挡驾或强调很难。这时你们需要强硬一点，质问他们，同不同意办一本科技杂志，一般情况他们没有理由，如果他们没有理由，请他们支持就盖章行文，或者先让支持办一个省内的连续内部准印证。上面新闻部门批不批是一回事，你们报不报又是一回事。新闻部门政策性强，人员修养高，只要你坚持，不会为难，还会给建议，出主意在权限内，就都会批准。 许多地方协会就是这样给档回，一般北京的机构为什么容易拿到刊号，原因在此，我知道只要主管单位同意，新闻部门就挡不住，因为现在一切都是依法办事，他在规定的时间不答复，你们可以对其行政诉讼，诉行政不做为。一般到这地步，他们会给你一个丛刊号或协作出版书号，让你们出版，几期后根据他们的考核标准，再批准，给正式刊号。 刊号需要多少钱 刊号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数量有限。一般情况下的手续费用非常少。但是任何国家都有出版管制，有一个总量平衡的问题。数量有限，壳就有一个价格，根据评估如消费经济类在100万以上、技术经济类50万以上、学术类30万以上新闻类要150-200万以上，报号要200-500万。 （是对现有刊号指特定情况的最低评估，需要请出版部门的高层协助。能够交易的价格。但学术类有许多可以改类（如改新闻类），所以价值很高） 我的分类是按国际上的一种分法。消费经济类相当大众期刊，技术经济类相当小众期刊。新闻类是指刊期在2周内的。 国际刊号 WTO后中国的出版没有放开的内容，同时任何国家都有出版管制，国际刊号他是一个图书馆的检索标志，不是出版许可。中国刊号包括国际刊号和国内刊号（他实际是出版许可证，有国内刊号可以出版）在香港和许多国家不承认国际刊号 ，通过他们的机构直接到法国申请是免费的。 ⊙—⊙同时香港的出版许可证也是免费的，但很少有人申请，因为监督管理和市场容量的原因，如香港每年出版10000种期刊，但只有750多种登记，（在香港有俗语害人劝他办杂志）在香港杂志出版需要月内按时送样，没有送样一期罚2000港币，还有版权问题处理困难。 ⊙—⊙在香港除必须零售才登记，从某种意义没有登记也是违法的，好在香港商业印刷品可以不登记。所以标的国际刊号也没有意义，我观察许多发行中港台的杂志没有国际刊号，但都有当地落地许可的标 DM广告媒体刊号如何申请 ？（转帖） 目前我国还没有DM广告，国家工商局在1996年2月有一个内控标准，即在出版部门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出版不包含政治新闻和文学作品内的信息内容。目前我们看到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全部是广告内容的印刷品，可以按区域或行业许可审批，但每一次需要按印刷品广告审查。目前邮政DM，电信运营商的DM，金融办的DM，或工商部门办的DM，商业部门办的黄页DM。都是这种形式，由于不含信息内容，不能定价、可读性差和成本高，经营很困难，发展不好。实际DM的广告业务收入在西方广告总量70%。如果DM能放开。以上机构都会成为巨无霸。 二、商情类，发行2000份以上，这是信息管理部门用纸媒质许可证的方式发的一种印刷品，把广告做为信息发布，写各省的管理条例不一样，但一般要通过新闻出版部门前置审批，有纸 媒质许可证号、内部准印证号，印刷品广告号。有纸媒质许可证号是一次性申请，内部准印证号，印刷品广告号逐次审查批准。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DM。但审批困难，有许多地方不批，可以拿一本《慧聪商情》类的DM，跟新闻出版部门做工作，一般他们请示上级后，2个月内会批，（会有主管领导面谈，学习出版和广告条例，获得广告审查证）面向特定群体的还可以获 得工本费许可。付版权费的按50元/千字或协商支付。 如果申请的话，要注意什么，有什么技巧？ 需要注意版权问题，按付版权费的按50元/千字或协商支付，需要在引用软文时联系，或者20个字修改一次。各地对DM一般不批，需要挂靠政府信息中心单位或者新闻机构（如电视台）或协会（如广告协会、工商联），年鉴办、工商服务中心等其他部分符合广告宗旨事业单位。申请时先做几期样板，一般用激光打印（彩色也如此）。送信息办、新闻出版局、工商局，他们会报省级单位的信息办、新闻出版局、工商局批准。派2个律师和精通法律的顾问跟进，一般2个月会批下。公开费用很少，每期的审查费用大众广告内容的在1000/期。 费用大概需要多少？ 公开费用很少，每期的审查费用大众广告内容的在1000/期。或者需要提供担保。地方或区域性的专版类DM杂志。新闻出版和工商广告方面的协调要好。大众类不建议，行业内可以考虑。开办费用大众类投入地区20万以上，省级200万。除非是有足购的广告资源，建议不要轻易进入。 怎样办一个赚钱的新的经济类杂志 序 这不是一篇充满了术语，看似逻辑严密，盈利的可能性十足的专业媒体投资分析报告（我还不能够教投资方怎样办一个赚钱的经济类杂志）。 本文写来，实在是有感于我所看到和经历到的是在一些新的媒体中，刊物执行总负责人和传媒外的投资方一直上演着重复发生的悲喜连续剧。多版本的故事梗概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开始时的相敬如宾，后来是剑拔弩张，最后不欢而散的多，很少见到大家相处愉快。这是最危险的：一是令我们一些具体执行、完成杂志使命的中层就很是为难，二是大乱军心，人心一散，团队不再，这会严重影响杂志社的发展规划，有时就是曲终人散的结局。（哈，我认识的一些媒体朋友们可不要对号入座啊，我只是将一个普遍地现象作一归纳，个案太多，大家的所见所闻都太多，就不举例说明了。） 其实，投资和媒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业，媒体人和投资人想的问题、想问题的角度都不同，表达方式及语言也差之千里。开始时，大家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般来说，投资方选择操盘手（刊物执行总负责方）就是选择一个自己投入真金白银希望着尽快产出的项目，但他们又不了解内容（编辑部）、销售（广告部）、发行三大部门的操作流程和业内的潜规则，更不理解杂志的盈利是需要有个过程和周期的。杂志的操盘手，更多的是一些文人，他们骨子里比较傲气，对投资者他们可能从心底里，认为他们没有专业，不懂传媒，修为差一点的，傲气也就写在脸上了；同时，内心也还有一种危机感和一种不安全感，对操盘手来说，找到一个展示和实现自己抱负的舞台不容易，操作了半年或者一年，还不足以证明他的能力，实现不了他的个人抱负，也一定已经是一件很令他恼火的事了，再遇到……这是双方战争上演着的心理基础。 跳出来回头审视，我想：如果在杂志市场与资本市场联姻之前就沟通好，将杂志的DNA――杂志是怎么赚钱的？杂志的市场运作与合作风险规避、我的杂志能赢利吗？退出程序……这些所有的可能出问题的方面沟通清楚，双方理解，合作方共同努力,按市场规律和经济法则办事，把风险降到最低点，这不比有了问题再来互相责怪的好吗？ 第一大问题：期刊盈利模式和周期的共识 期刊盈利模式： 一发行收入，这是最为普遍的盈利模式――杂志的定价一般高于其成本，广告收入少，盈利主要依靠发行收入。 二是依靠广告收入，这是当前国内期刊业最为热衷的盈利模式。一批新兴杂志开始放弃依靠发行盈利的模式，采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发行，扩大发行量以吸引更多的广告。 第三种盈利模式则是出售期刊的品牌资源，利用品牌资源发展衍生产品。在有一个好的媒体平台的基础上，方式通常有：重印或合订本、特刊或增刊、图书和光盘、数据库、网站、会展、客户名单、品牌授权和主办会展论坛活动等。活动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也成为新的盈利点。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刊物资源、影响力为依托，用更开放的思路、更多样的路子、更有效的服务，寻求新的盈利途径，真正实现经营刊物的目的。现在有些刊物已在这些方面进行初步的摸索，如办班、购书服务、举办论坛等。总体看，在依托刊物资源的同时，又受到了刊物本身的局限。 媒体行业无论是产业形态、政策与法律环境，还是盈利模式、投入产出、治理结构、进人与退出机制等都与其他行业有本质的不同，因此用通用的商业分析方法恐怕还不能看透传媒业。这也是为什么以前一些投资银行、券商、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等机构出具的媒体研究报告让人有浮于表面的感觉，观点不够深入，有的甚至出现偏差和谬误的原因所在。 在传媒界流传甚广的西谚：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么就让他去办杂志；如果你恨一个人，那么也让他去办杂志。现在这句话也可以演化为：如果你想赚钱，那么就去投资杂志，如果你想赔钱，那么也去投资杂志。期刊的确是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也许这正是她的魅力所在。如果运作得法，印杂志就像印钞票一样，能够产生丰厚的利润；反之，印出来的杂志卖不掉，广告上不来，就像把钞票变成废纸，“印钞机”就变成了“老虎机”。 不论任何形式的媒体，都有自己容易和困难的地方，杂志最难的地方是一年只有12期，最多只有12次调整与表现的机会，而事实上，如果一本杂志在一年内犯了三次以上的错误，基本上就意味着这一年的时间白过了。因为一次错误通常需要2-3期才能发现并挽回。同样，杂志一年的出彩机会也只有12次，如果投入不大，不大可能做到每期都要极高的质量。我们经常都听到很多人说杂志需要3年时间才能盈利或者看出胜败。这就需要投资方够耐心，《三联生活周刊》坚持七年，才奠定了中国《TIME》的地位。 很多投资人做惯了其他盈利较快的行业，对期刊较长的市场培育期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结果导致合作破裂。比如做工业产品的卖出去就赚钱，房地产商挖个地基就开始卖“楼花”，就有钱进账，可投资一份期刊两年了还没持平呢。其实那份杂志可能已经做出一定的影响了，再稍微坚持一下就能赢。很多期刊投资就是这样，往往在水已经烧到90度还差一点就开时挺不住了，十分可惜，这样的例子不少。关键还是对期刊的“影响力经济”的特征和“二次售卖”的盈利模式没有吃透。 另外，新创期刊的不确定性更大，品牌和市场培育的时间较长，即使经过市场调研，所得的数字也存在很多变量，分析也都是预测的、未知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发现与想像的差距很大，因此投资风险极大。但一旦成功回报极高，尤其在培育期过后的3－5年内都会保持极高的年增长率。成熟期刊有成熟的品牌、稳定的受众，清晰的盈利模式等，是实业投资和财务投资理想的目标。但成熟期刊对待投资的态度往往是：一）不缺钱，拒绝投资；二）代价高，出让小股融巨资；三）利用老刊的品牌优势为扩张新刊融资，这就又带有新刊投资的色彩了，可能比单纯投资新刊风险相当低一点，但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以上谈的是第一个问题，我想解决的是婚姻的双方处于“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危险的防范，我把这些讲清楚，可能双方美好姻缘的几率会大一些？投资的目的就是逐利，利从哪里来，什么时候该来了，这是我们要首先搞清楚的。让业外不懂传媒的投资者能够轻松掌握期刊业的特征和规律，这是我的第一目标。 第二大问题： 面对第三者，媒体人和投资人双方的相互配合与容忍 媒体人和投资人双方的关系就好象一对男女的相亲，既然要论及婚嫁，除了男女双方彼此要相配和喜欢外，还要讨好双方都很在意的亲朋好友(也就是杂志传媒与广告主都在意的读者，也同时是消费者) ，取得读者(也就是消费者)的满意和认可。其实，一些有经验的男女都知道，本来夫妻双方都是恩爱的，但一加上父母亲朋好友的因素，双方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好处理了。 杂志当然在媒体人和投资人外要有第三者，杂志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将读者利益置于中心（当然是在符合国家的宣传政策和新闻规范的前提下），这将直接决定杂志能否得到市场的认可，能否实现赢利。进入实操阶段，媒体人和投资人最容易出现代问题是：媒体由于定位不清，得不到读者和广告主的认可；或是思路清晰，但市场不成熟，投资商没有耐心等下去；或是也进行了市场细分，但市场规模不大，竞争却很激烈，依然是赢利无望（当然除此之外，其他外部风险同样不容小觑，如政治政策的影响等可能会成为无妄之灾）……这些是双方不愉快的环境因素。 大家为什么看好期刊业的市场机会与发展前景呢？相对于报纸来说，杂志的投资小，也不容易出事（政治风险和心理风险小些）。传媒投资近年来持续升温，而期刊在各类媒体中也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且人均创利能力最强，具有投资小、见效快、人员少、成本低、利润高等特点，杂志的赢利的确实很强，可以说一本好杂志就是一棵摇钱树。因为媒体后期投入成本并不大，设备无无非就是几台电脑，投资期刊的成功模式和成功案例最多。所以杂志一开始就背负上了较高的赢利期望值。 任何投资都是为了取得投资收益，得到投资回报，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读者定位和广告营销定位，没有关于有效发行量、有效覆盖地区、有效版面规模、获得相对竞争优势的版面强度等数量效益界限的计算与把握，以及一系列相应营销措施的配合与跟进，投入很可能会“打水漂”’。 新杂志创刊前，在过详细的市场调查和分析后，最好是由媒体人和投资人双方确定杂志的定位。而新期刊按照的定位，运作几期后，必然会咨询来自该杂志定位时假想读者和杂志人朋友的意见和建议。咨询结果通常会显示：读者的意见和建议更多的是否定杂志的定位。这时，投资方第一反应就是：开始怀疑定位或执行有偏差。有的投资人开始对期刊的专业管理工作参与过深，而且固执己见，要求被投资人必须言听计从，令行禁止，不管决策正确与否。一种是指手画脚，对办刊人的专业管理工作横加干涉，往往理念不和造成合作破裂，《新××》杂志采编骨干集体跳槽就是这种典型。还有一种是监视和说教，对职业经理人像家长看小孩一样总是监视和不信任的态度。 其实，我的看法：一是主管、主办、投资方应该开明一些、有耐心一些，干涉不能太多。遇到问题要从治理结构上去解决分工、责任和权力的问题。二是要清楚：市场对新生事物，是很难接受的，总是会发现他的一些小毛病，然后放大这些小问题。其实有些问题是可以进行自我修复的，市场接受是需要付出时间做交换，是有一个过程的。新刊贵在坚持，坚持自己的定位，一年后你会看到胜利的曙光。三是需要合作方共同努力,按市场规律和经济法则办事，把风险降到最低点。遇到相关冲突，这里我强调用市场的手段解决问题，而一定不能用政治的所谓“谋略” 曲线救国来处理。 有的投资方走得更远，因为个人意气，炒掉操盘手，这面对的必然是重新找人替换整个团队，意味着追加一笔不菲的投资，要付出时间和很大的机会成本，而且要命的是，可能这个团队整体不如上个团队，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建议投资人需要学会在观望中忍耐，要尽量策略谨慎地处理。 第三大问题：双方严密规划，商定“过程监测、结果评估、赏罚奖惩”的规则 杂志市场与资本市场联姻是一个前景看好的投资热点,同样也存在种种风险。因而对这些风险的论证和防范应具体和量化，这很有必要，投资的目的就是逐利，利从哪里来？风险在哪里？如何运作？投资的底线是什么？投资方必须对自己的目标是清楚明确的，否则自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自己都没有实际的计划，怎么确定执行者的进度。 在实际操作中，现实情况的表现不尽人意时，投资方对原则问题不能妥协。投资方自己和媒体人最好有大家一致认同的可执行的三年内各年度的目标及各年度的分季度分月目标，按杂志的投入产出基本规律，通常将杂志发展分为导入期（一般为3—6个月）、成长期（一般为第6-第36个月）、成熟期（一般为第36-第54个月）及衰退期（根据发展而确定时间）。在进行投入产出核算时，应重点做好导入期和成长期的财务预算。同时，在进行财务管理过程中，必须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即在一定原则性的基础上，允许在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超过预算的费用必须经董事会批准，否则一律按计划操作。我认为花钱要谨慎、有计划，浪费是品德的问题，不是经营的问题，经营上当花的一定不能省。所以，不管多大财力的投资者投资报业，合理控制成本，永远是必要的。其中，在投入产出的核算中，必须精确地列出在各个动态发展阶段的预算： 印刷成本。根据需要先进行委托加工生产，但要确保印刷质量和时效。一本杂志100多页，印1万册，用铜板轻涂纸，一期印刷费大概要5－10万，要看具体页数和印场。 固定资产投资。通常以满足基本需要为原则。 管理成本。应尽量减小中层人员，缩短管理等级，强调高效的集约化管理。 采编成本。通常对采编成本应进行总量控制。编辑成本每页算1000元（不算高吧）， 广告成本。此项成本主要用于客户联谊、广告推广会等方面。 发行成本。实行不同阶段的费率控制，强调有效发行比片面强调发行总量更有意义。 品牌推广成本。根据品牌建设的规律，在各个阶段进行不同规模的投入。 工资、福利、稿费、差旅费、交通、通讯、税费等相关费用。 9．发行、广告及相关副业的产出。 除了对前期硬件投入、工资、稿酬、运营成本、差旅、印刷、发行、推广、流动资金等进行匡算计划以外，还需要执行人 的具体操作方案。各高管层人员（包括兼职）到岗后，应该在20天内根据杂志的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及各人的岗位职责，将自己的工作思路理清并加以细化，从而形成各阶段的操作方案。每个人都必须提供主要包括：工作目标（包括时间限制和最终完成成果）；工作思路（如何完成，其过程，所需资源设施人员）；管理理念及风格（团队的选择标准及选择方案）；下属人员的结构、数量、素质、工作职责、考核办法、人员进退制度等；风险防范；团队配合的工作计划等。
社会系统论是西方治理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治理研究的社会系统学派关注的是制度、程序和机制。治理理论如复杂丛林，如果说美国偏好理性选择及其衍生的新制度主义，那么基于系统理论的治理研究多集中于欧洲。 交互治理理论 库依曼（Jan Kooiman）1993年主编的《现代治理》（Modern Governance），是治理理论的早期代表。他在该书中用多元性、复杂性、动态性三个系统性特征描述了治理的基本属性。治理的任务可以归结为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所有社会系统的基本问题在于降低复杂性”。 为了进一步解释治理为何具有上述特征，库依曼2003年以相互行动为出发点，在分析归纳治理的元素、模式、阶次和能力的基础上，建造了交互治理的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大厦。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交互作用具有意向性和结构性。意向性表现为图景、工具和行动，有相互参照、相互博弈和相互干涉三种类型。相应地，相互作用具有自我治理、合作治理和科层制治理三种模式，这决定了治理具有多元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具有意向性和结构性的交互作用形成三阶次的社会—政治治理。第一阶为解决问题和创造机会的日常治理活动，第二阶为制度，第三阶是作为整个治理基础的规范和原则的元治理。虽然库依曼的交互治理理论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论述，对人们理解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很有帮助，但依然不够透辟。 功能—结构主义 库依曼的问题只是一个典型代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治与合作的关系问题，这是以社会系统论为理论基础的治理研究的共性问题。相比而言，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论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其所谓功能，指社会系统必须适应比它更高一个层级的系统的需求，即本系统各种行为作用的影响（功能）取决于上一层次。用海因斯的话说，帕森斯的功能是“社会系统，而非其（自身的）社会部分或机构（institutions亦译为制度）”。卢曼将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升华为沟通理论，从而将其结构—功能论倒过来形成功能—结构主义。其意指系统首先是功能自足的，它通过类程序的结构性过程，使自身区分于环境，使系统自成为系统。 卢曼从自我参照、自我复制得出系统分化的结论很有见地。但他对于自我参照、自我生产与系统内稳态的内在关联缺乏认识，被系统内各功能运作的“极端复杂性”所迷惑，在系统稳定性上含糊其辞，不承认系统之间的可通约性和可整合性。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强调行为功能及子系统的独立地位，这直接孕育了治理理论的自组织观点，这一逻辑下的社会日益分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卢曼的世界观是多质的、多中心的、大小不同的系统相互交错构成的乱世，各个分立的系统表面看来是在自律地运行，但这种自组织的游戏必然遭遇风险，高度不确定。 控制机制、类程序和社会机制 帕森斯以具有自主意志的人的行动为出发点，但他反对以纯生物的、生理的“行动条件所产生的、与规范无涉的客观影响作为终极说明原因”。在他看来，行动有机体与由规范、价值观、信仰及其他与行动相联系的观念构成的文化系统相联系。行动是使各种成分向着与规范一致的方向改变的过程，规范在社会行动形成社会秩序中起着主导作用，控制机制尤为重要。在帕森斯看来，规范化固然是形成社会秩序的要素，但并非唯一要素。偏重控制机制必然导致强制型治理，这与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社会思潮相违背，也与帕森斯本人早期关于人的行动是自主的观念相背离。 卢曼的类程序源于两个行动者相互交错的行动，他们各自在自身系统中建构程序来处理对方的复杂性，通过这种不断地作出选择和程序化的化约区分出自我系统。然后，系统内诸要素适当地调整系统中的顺序和网络结构，选择一种符合该系统各种事件有序化的时间结构，通过这种简化程序对系统的结构作出规定。进而，系统可以达到自律和自我参照，系统内诸因素达成功能同一化，作为整体的系统一体化协同运作。借助于类程序的观念，卢曼从功能本身和原初状态出发，从偶然中建立起必然的、初步稳定的动态结构。但他不认同内稳态，片面强调应然意识在过程中的作用，对类程序的实然属性，即机制性没有深入探究。 曾经在1973年与卢曼合作的梅茨（Rudolf Traub-Merz）是治理调控研究的公认权威，亦对机制研究有兴趣。梅茨分析了对关系相关性解释力不足的原因，论证因果重建和机制研究的必要性，然后指出由于机制术语的定义含混导致对机制的研究在质和量上都呈下滑趋势。梅茨在梳理梯利等人关于机制的本体论、认识论、本质主义解释的基础上，强调作为因果连接的机制首先是“生成机制”。同时，他指出以个人行动及其机制为中心概念的“宏观—微观—宏观模式”，虽然关注到了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但忽略了“关系机制”。最后，梅茨总结道：机制所研究的是连接理论，它是对产生某一结果的重复发生过程及其内在关系的一种因果解释；人们有很多集体行为机制的解释模型，但缺乏对制度和结构性配置起关键作用的生成机制的“系统化论述”。 梅茨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行动者—机制—模式”分析框架，对社会机制的分析值得关注。在其行动者的认知机制中既有应然意识，也有实在规律，其生成性、过程性都具有自然属性；其环境机制中固然有文化等外在因素，但也不乏自然机制成分。梅茨所谓机制的重复性，正是互补系统治理所强调的本征机制最重要特性。其关于机制恒常性的论断尤为重要，它是人的自然本征机制与具有随机性的意志分立的关键。由于没有引进系统稳态和功能互补这两个关键概念去分析结果及其与行动的关系，梅茨并没有解释机制为什么具有恒常性，没有区分行动者认知中的主观和客观因素。这也最终导致他未能深入辨析环境机制与行动者认知的关系。 综上所述，要想向机制的“系统化论述”的理想迈进一步，则要通过机制的分析更清晰地洞察治理的本质，还要从卢曼偏重于自我分化的社会系统论中跳出来，以一种新的互补系统治理的视角重新审查从帕森斯到卢曼再到梅茨的机制概念中所隐含的实然与应然关系，建立机制—程序互动的基本原则。
中国人民大学占地面积为696462平方米，校舍建筑总面积510459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