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历史文献（史部文献）是文献的一部分。是关于历史方面的文字资料、言论资料、实物资料。我们一般把历史研究中能运用的资料称作“史料”，而史料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文字史料，如二十五史、甲骨文等。<2>实物史料，象古迹遗址，古器物等。<3>口传史料，象民间流传的英雄史诗、历史传说等。面对如此浩繁的资料，人们已不在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其多了，而称之为“资料爆炸”或“知识爆炸”或“文献的海洋”。面对这一汪洋大海，你要想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不能或者不善检索是绝然不行的。所以文献检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首先要培养自己的史学检索意识： ①对历史学科要有学习乃至研究的兴趣，否则其它就根本谈不上。此点不必多论。 ②在合适的时期初步选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课题，这样就可以根据需要检索、搜集资料，并不断感到研究的进展，保持旺盛的兴趣。否则什么都收集，什么都不精不深，慢慢就会劳而无功，进而不果而终。 ③要经常密切注意学术动态。平时注意积累，隔一段时间要翻看一下史学刊物，特别是动态刊物，掌握最新动态及研究成果。也免于积的过多。翻检费时费力，而使兴趣下降。④要养成逛书店的习惯，通过逛书店了解史学著作情况，虽不一定都卖，但翻翻看看，也有益于了解动态。特别是关于史学书目，史学索引，史学动态之书，如有财力，最好买一些，个人用起来方便。⑤上网浏览和检索。检索工具类型：1、书目，也称目录，它是将一批相关的图书进行著录并加以系统编排的一种揭示和报道文献的工具。它们揭示的文献内容包括书名、作者、卷册、版本、价格及文献所属学科源流等。2、索引，记录和指引文献事项或单元知识，并按一定系统组织起来的一种检索工具类型。它的异称很多，有的叫“通检”，如顾颉刚的《尚书通检》；有的叫“检目”、有的叫“韵编”，这是中国式的叫法；还有两种外文译音叫法，一叫“引得”，是从英文“index”音译而来，，二是借用了日文汉字“索引”（读さくいん），为现在的通行叫法。3、文摘，对文献情报的高度浓缩，它是把很多篇文章的内容进行摘录，并按照一定的分类法或主题法编排起来的一种检索工具。根据课题的要求，进行文献检索可分为三个步骤：一、分析检索命题二、选择检索方法和检索工具（一）追溯法 ：以你已经掌握到的某种文献的作者在文献末尾所附的参考文献为线索逐一追踪查找的方法。（二）常用法：指的是利用专门的检索工具来查找文献的方法。（三）分段法，也称循环法：这是追溯法与常用法的综合，就是先利用检索工具查得一批文献资料，再利用这些文献资料所附的参考文献追溯查找，并且可以分期、分段地交替进行，直到满足要求为止。三、确实检索途径和检索标识中文检索工具的排检方式大体有两大类一类按汉字字顺排列，通常称为字顺法，包托形序法、号码法和音序法三种。另一类是按内容编排，称标题法，包括分类法、主题法、时序法和地序法。
传统曾经遭到意识形态的阉割，以致于我们除了做些典籍的贵族式研究，很难看到传统的踪影。以前的国学热仍旧是一种旁观者式的复归传统，毕竟我们的习俗、文化传承方式，以及各类文物被文革所破坏。如今，长期处于“传统”迷惘的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又要面对全球化的冲击。看到很多人为中国加入全球化而欢欣鼓舞，心中颇多感慨。要知道，传统的困境又将进入“全球化”旗帜下西方现代文明的“合法”侵袭。本来，任何文化尤其弱势文化在全球化面前不堪一击，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很多国家都有文化委员会（Council)，包括西方国家，还有相关的法律，这是政府层面的。反观中国，政府除了由于某些领导人的偏好做些弘扬民族文化的表示，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做真正的、全面的考虑和保护。比如，古籍出版大量依靠市场选择，若大的中国对于自己悠久的文化典籍竟只有400万人民币的政府资助，何等的悲哀！地方政府也仅仅为了旅游来假造历史，对地方风俗、古迹的保护非常有限。传统文化类学术机构的正常运作缺乏资金和规范，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学者像中国这样忙于建立所谓的新学科，在处理传统学科与现代课程的关系方面缺乏经验。藏于民间的传统文化，一天天衰弱，学者与民间的关系还是那么遥远。希望政府、学术机构（学者）和民间力量合作，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有并丰富我们的传统文化。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该学科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其内涵包括以下层次：传统的“小学”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二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首先要热爱本专业，认识所从事专业的重要性。该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定要通过古籍整理的实践培养研究生。一、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涉及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而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太遥远的不说，从孔老夫子序《书》、记《礼》、正《乐》、订《诗》、解《易》、作《春秋》算起，少说也有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了。但是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大多偏重于实践，不重视理论的探讨，所以除了唐初刘知几《史通》、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少数几部带有理论探讨性质的著作之外，最早的文献学理论著作要算郑鹤声出版于1933年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但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确立，才是近二十年的事。所以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各家的认识并不一致，这一点，我们从全国高校研究生招生目录的古典文献学专业方向设置方面可以大致了解。 正因为古典文献学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比如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内涵都与中国古典文献学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既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一定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我的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它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其它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所以它更测重“横”的规律的探讨，而不是像古代文学那样更重视“史”的规律的研究。就其内涵的层次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层次：第一是传统的“小学”层面，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第二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像《尚书》《周易》《诗经》《左传》《老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楚辞》等。第三是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吕思勉曾说，历史地理学和官职之学是研究中国学问的两把钥匙。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第四层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包括：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如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新编；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如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如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这些研究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中国古典文献的内容如此之多，而且都是专门之学，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样样精通。即使那些通人硕儒也是学有专攻的。但是在个人专门从事的学科方向上，力求“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能够处于较前沿的境地。所以，作为浓缩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各层次知识的《古典文献学》这门课，应当是硕士研究生的理论必修课。学习这门课的目的，就是要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情况。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涉及到某一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资料。二、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首先要热爱本专业、了解学习本专业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专业和经济效益关系十分密切。申请科研立项，申请经费资助，申报科研奖励，几乎每一项填表工作都有“能否创造经济效益”的问题。对研究学习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人来说，遇到这类表格，往往十分尴尬，不知不觉当中，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减少了学习的信心。所以，应当给同学讲清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是它的根。传统典籍，则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因而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项寻求民族之根、筑造民族灵魂的伟大工作，它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大厦的基础。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其文明传承没有间断，民族文字、民族典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试想，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方块表义汉字，而是拼音文字，那么，我们面对粤语写的小说、吴语写的诗歌、闽南语写的散文等，恐怕只有经过九曲重译才能略知其大意一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是一个民族，那是无法理解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所谓实践性强，主要指的在大量阅读原典基础上的整理实践。理论再多，那怕讲的头头是道，不亲自拿着古籍字酌句斟，午夜篝灯，残宵不倦，最终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硕士研究生期间，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仔细地校勘一些古籍，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研究生沉潜到典籍的最低处，了解它生成的最细微因素，就如同从事生物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细胞解剖一样。当然，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排斥理论，实际上，没有理论，我们面对的古籍只能是一盘散沙。聚沙成塔是理论的伟大魔力。当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界，理论的建树处于低谷。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研究应当努力摆脱对一切现成理论的依傍，尽量从材料中发现问题。研究者应当沉潜于史料的宝藏之中，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提炼出理论结晶。研究的灵感应当来自典籍本身，不是用实证去证实现成的理论，而是从大量的古籍整理实践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
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二者的区别：是在分析的重点与分析的手段上有不同。两种方法的主要差别是：内容分析法将非定量的文献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并依据这些数据对文献内容做出定量分析和做出关于事实的判断和推论。而且，它对组成文献的因素与结构的分析更为细致和程序化。同时文本分析法是定性研究方法，是质化研究。内容分析法是量化研究。拓展资料：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收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方法。内容分析法通过对文献的定量分析，统计描述来实现对事实的科学认识。这两种方法有共同的对象，都不与文献中记载的人与事直接接触，因此，又称为非接触性研究方法。
一、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是对有关研究课题的现有知识进行总结和评价。是指作者针对某一专题，对大量原始研究论文中的数据、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提炼而写成的论文。综述专题性强，涉及范围较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时间性，能反映出这一专题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较高的情报学价值。文献综述是在确定了选题后，在对选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不同于毕业论文的文体。它要求既要对所查阅资料的主要观点进行综合整理、陈述，还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和相应的评价。 二、论文 论文是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对所研究的题目有一定的心得体会，论文题目的范围不宜过宽，一般选择本学科某一重要问题的一个侧面。通过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理论、观点与现实问题结合分析，发现现实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是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 三、区别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 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而文献综述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再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作。 正文结构不同 文献综述正文主要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理论、观点。论文主要是现实问题及相关理论，并提出自己解决方案。 论文需要致谢，而文献综述没必要。（本回答来源学术堂）
文献（研究）法和内容法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这也是它们为什么容易搞混的原因。共同点：做法很类似，都主要是通过阅读；所需条件和环境类似，都是只需纸质书籍或电子书籍就行。不同点：内容分析法：对象一般是固定的。比如研究一本书。文献（研究）法：对象不是固定的。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查找各种各样的资料。拿做菜来类比。内容分析法就是一碗红烧肉给你，你要看通过它看出它是怎么做出来的，用了什么肉，什么调料，用得就是内容分析法。文献法，就是如果你要做一碗创意红烧肉，你就要知道别人是怎么做这个菜的，所以你去查各种各样的菜谱，而这些菜谱，正是你需要的文献。
我当代当中的很多的现代汉语研究生很有价值的我们把这些价值放到我们的古代文学当中去的话就能看出
传统曾经遭到意识形态的阉割，以致于我们除了做些典籍的贵族式研究，很难看到传统的踪影。以前的国学热仍旧是一种旁观者式的复归传统，毕竟我们的习俗、文化传承方式，以及各类文物被文革所破坏。如今，长期处于“传统”迷惘的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又要面对全球化的冲击。看到很多人为中国加入全球化而欢欣鼓舞，心中颇多感慨。要知道，传统的困境又将进入“全球化”旗帜下西方现代文明的“合法”侵袭。本来，任何文化尤其弱势文化在全球化面前不堪一击，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很多国家都有文化委员会（Council)，包括西方国家，还有相关的法律，这是政府层面的。反观中国，政府除了由于某些领导人的偏好做些弘扬民族文化的表示，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做真正的、全面的考虑和保护。比如，古籍出版大量依靠市场选择，若大的中国对于自己悠久的文化典籍竟只有400万人民币的政府资助，何等的悲哀！地方政府也仅仅为了旅游来假造历史，对地方风俗、古迹的保护非常有限。传统文化类学术机构的正常运作缺乏资金和规范，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学者像中国这样忙于建立所谓的新学科，在处理传统学科与现代课程的关系方面缺乏经验。藏于民间的传统文化，一天天衰弱，学者与民间的关系还是那么遥远。希望政府、学术机构（学者）和民间力量合作，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有并丰富我们的传统文化。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该学科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其内涵包括以下层次：传统的“小学”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二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首先要热爱本专业，认识所从事专业的重要性。该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定要通过古籍整理的实践培养研究生。一、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涉及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而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太遥远的不说，从孔老夫子序《书》、记《礼》、正《乐》、订《诗》、解《易》、作《春秋》算起，少说也有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了。但是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大多偏重于实践，不重视理论的探讨，所以除了唐初刘知几《史通》、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少数几部带有理论探讨性质的著作之外，最早的文献学理论著作要算郑鹤声出版于1933年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但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确立，才是近二十年的事。所以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各家的认识并不一致，这一点，我们从全国高校研究生招生目录的古典文献学专业方向设置方面可以大致了解。 正因为古典文献学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比如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内涵都与中国古典文献学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既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一定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我的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它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其它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所以它更测重“横”的规律的探讨，而不是像古代文学那样更重视“史”的规律的研究。就其内涵的层次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层次：第一是传统的“小学”层面，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第二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像《尚书》《周易》《诗经》《左传》《老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楚辞》等。第三是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吕思勉曾说，历史地理学和官职之学是研究中国学问的两把钥匙。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第四层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包括：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如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新编；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如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如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这些研究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中国古典文献的内容如此之多，而且都是专门之学，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样样精通。即使那些通人硕儒也是学有专攻的。但是在个人专门从事的学科方向上，力求“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能够处于较前沿的境地。所以，作为浓缩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各层次知识的《古典文献学》这门课，应当是硕士研究生的理论必修课。学习这门课的目的，就是要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情况。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涉及到某一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资料。二、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首先要热爱本专业、了解学习本专业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专业和经济效益关系十分密切。申请科研立项，申请经费资助，申报科研奖励，几乎每一项填表工作都有“能否创造经济效益”的问题。对研究学习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人来说，遇到这类表格，往往十分尴尬，不知不觉当中，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减少了学习的信心。所以，应当给同学讲清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是它的根。传统典籍，则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因而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项寻求民族之根、筑造民族灵魂的伟大工作，它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大厦的基础。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其文明传承没有间断，民族文字、民族典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试想，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方块表义汉字，而是拼音文字，那么，我们面对粤语写的小说、吴语写的诗歌、闽南语写的散文等，恐怕只有经过九曲重译才能略知其大意一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是一个民族，那是无法理解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所谓实践性强，主要指的在大量阅读原典基础上的整理实践。理论再多，那怕讲的头头是道，不亲自拿着古籍字酌句斟，午夜篝灯，残宵不倦，最终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硕士研究生期间，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仔细地校勘一些古籍，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研究生沉潜到典籍的最低处，了解它生成的最细微因素，就如同从事生物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细胞解剖一样。当然，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排斥理论，实际上，没有理论，我们面对的古籍只能是一盘散沙。聚沙成塔是理论的伟大魔力。当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界，理论的建树处于低谷。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研究应当努力摆脱对一切现成理论的依傍，尽量从材料中发现问题。研究者应当沉潜于史料的宝藏之中，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提炼出理论结晶。研究的灵感应当来自典籍本身，不是用实证去证实现成的理论，而是从大量的古籍整理实践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
古文献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古文献目录、古籍版本、古籍校勘、古籍辨伪、古文献辑佚。针对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法：首先是“古典文献的普查登记与学科分类方法”。古典文献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系统全面地认识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古典文献的总体面貌，只有通过全国范围的古典文献普查登记，并对普查登记材料进行条分缕析，使之分门别类，才能掌握其数量和大致的学科类别。因此，普查登记与分类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其次是“古典文献的编目与著录方法”。古典文献的典藏与查阅都需要目录书和目录卡片提供按图索撰的途径，而编制书本式目录和卡片式目录，既要遵循一定的编目原则，又要按照一定的著录规则，这就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由此可见，“编目与著录方法”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再者是“古典文献的鉴定与辨伪方法”。古典文献学在考辨古典文献的源流、判断某一部书或某一篇文献的价值、分析不同文献版本之间的关系时，都需要对文献的特征和内容予以鉴别，特别是对那些伪造的书籍和文献档案子以断定。
这两个是一个专业吧？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