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用一生来揭示批判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然而一直到现在，有些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经济制度改革，思想的解放，犹如纸上谈兵，人们的生活依旧，并没有因为国家改变某些制度而改变。“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鲁迅先生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也仍然是傀儡，无非是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鲁迅用幽默的语言说出了存在的问题，如何解放女性，如何得到经济权。鲁迅不羞于贪钱，因为他深深体会到没钱的痛苦，他用一个例子说明了他对于金钱观的认识，“在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个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这使得鲁迅的视角与其他读书人不同。他是怀着对穷苦人的深深的同情，来讽刺那些所谓的君子。又比如：给人搬行李的无赖者，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搬了，他仍要两元。这无疑显示出对于经济权是多么重要。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缚太严重，女性不仅在那个年代无法实现自身价值，就算是现在，女性也仍然肩负着重担。即使女性掌握了经济重权，也无非是可以稍稍抬起头，但她们的脊背始终都是弓着的。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拥有经济权，那些无法拥有的就只能做傀儡，即使逃跑，然而最终的路也无非是死路。反抗也不能算是好事，你拥有经济权，但思想却被禁锢，仍然是逃不出牢笼。因此，对于女性的解放至今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女性作为社会重要的一份子，对社会的贡献是无需置疑的，然而，社会仍用旧的眼光来对待女性，比如，当代女大学生的就业率是比男大学生的高，这说明什么？无非是企业招聘者对待女性有着“另类”的眼光。难道能说女性没有经济权吗，显然不是这样。女性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可社会却仍旧没有解放女性，这就能说明问题。光女性努力是不够的，整个中国不努力，就算有几个女性掌握大权也是没有多大作用的。这样，我们又回到了鲁迅先生的根本出发点——国民性，不管经济如何发展，女性如何自救，只要国民没有改变，一切都是徒劳。鲁迅用他独特的视角，幽默的语言揭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谈论了女性解放和经济权的问题，其根本还是国民性问题，从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民性是多么严重，国民性改造问题是多么急切。鲁迅通过他的小说，散文揭露批判国民性，能够使我们找出民族的病根，也为我们以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因此，一系列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女性的地位才能真正提高，女性才能真正的解放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
一、科学评价鲁迅作品中的历史名人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而混乱的时代，各种政治和文艺思潮风起云涌，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因而也就有了激烈的论争。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凶残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对论敌进行了有力的挖苦和讽刺。几十年潮起潮落，斗转星移。今天的我们，恐怕应该要用新的眼光来评价鲁迅的论敌即鲁迅作品中的一些名人了。 比如，鲁迅论敌中的最后一位作古者梁实秋，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个散文家、学者。1949 年移居台湾后，长期执教于台湾师大，在教学、创作、翻译等方面颇为勤奋。其散文隽永简洁，堪称大家；学术研究上很有造诣；翻译上贡献卓著。《记念刘和珍君》中被鲁迅指责过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1925年8月被免职后，南下无锡，在家乡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1938年，日军侵入苏南，烧杀掠淫，无恶不作。杨精通日语，一旦见此，怒詈日军，尽力保护妇女，终被日军秘密枪杀。杨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敬业精神可嘉；以一弱女子而慷慨捐躯，民族气节可敬！《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及到的“反面人物”章士钊，早年是反对满清的激进派；“五四”运动前后，资助过到欧洲求学的留学生。1949年，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遂留北平。此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曾多次为国仗义执言，直至上书毛泽东主席。此外，林语堂、胡适、周作人、陈源（陈西滢）等，现在出版了他们的许多著作，也有许多介绍他们的文章，有的还对他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在教学鲁迅作品，涉及有关历史名人时，就不能不引导学生去科学地评价他们，回避是不可取的，随意处理也不行。我们对这些历史名人，既不能低评，也不能高估。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既要考虑他们的政治态度、思想认识，又要考虑他们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全面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同时，我们应当向学生讲明这样几点。1、对一个人盖棺论定，是后人的事；鲁迅没有，也不可能对他的论敌作出全面的评价。2、鲁迅一生，从未与强权结盟，他对他的论敌的批评，无法律效力，也无行政措施，对对方不构成人身伤害。3、最重要的一点，鲁迅与他们的论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林语堂，鲁迅与之交往较多。鲁迅撰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直接原因，确实就在于林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在该文中，林认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主张“费厄泼赖”。在大革命高潮中，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当的。于是鲁迅撰文加以批评。在鲁迅的批评和“三·一八”事实的教育下，林很快认识自己的错误，积极参加了“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林语堂自传》），并成了《语丝》全盛时代“打狗”的先锋。1926年5 月，林离京去厦门，鲁迅为他饯行，并摄影留念。同年7 月，鲁迅接受林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鲁迅在厦大的一段生活中，受到林的悉心照顾。可见他们的情谊还是很深的。至于后来他们的分手，是另外的原因。从他们关系的疏密反复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对某一论敌的批评，仅仅是限于某一个特定时期；离开这一个特定时期，鲁迅是不会批评这一个人的。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吗?
《墓碣铭》、《过客》、《影的告别》《秋夜》、《风筝》、《腊叶》
论文摘要怎么写
鲁迅文集选 《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 《伪自由书》文选 《野草》 《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且介亭杂文》《二心集》，杂文集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 《白光》 《端午节》 《风波》《故乡》 《孔乙己》，1918年5月发表首次用笔名“鲁迅”的中国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来又发表了《明天》《社戏》 《头发的故事》 《兔和猫》 《一件小事》 《鸭的喜剧》《药》 《彷徨》文集《祝福》 《兄弟》 《在酒楼上》 《伤逝》 《离婚》 《孤独者》 《高老夫子》 《示众》 《长明灯》《肥皂》 《幸福的家庭》 《坟》文集《题记》 《我之节烈观》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娜拉走后怎样》 《未有天才之前》 《论雷峰塔的倒掉》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说胡须》 《论照相之类》 《看镜有感》 《灯下漫笔》 《春末闲谈》 《论“他妈的！”》 《杂忆》 《从胡须说到牙齿》 《寡妇主义》 《坚壁清野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写在‘坟’后面》 《藤野先生》《父亲的病》《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二集》，反驳文《中国人真的失掉自信力了吗》。 鲁迅故居鲁迅故居绍兴位于都昌坊口周家新台门西首。约建于十九世纪初叶。1881年9月25日鲁迅就出生在这里的西次间，一直生活到1899年18岁去南京求学，以后回故乡任教也基本上居住此地。新台门是周家多年聚族而居的地方。这里原有的正中大门是六扇黑漆竹门，改建后已不复存在。新台门整座屋宇是江南特有的那种深宅大院，它是老台门八世祖周熊占 ( 1731～1821)在清朝嘉庆年间购地兴建的，同时建造的还有过桥台门。 鲁迅曾高祖一房移居新台门，世系绵延，到了清光绪、宣统年间，整个周氏房族逐渐衰落。1918年，经族人共议将这群屋宇连同屋后的百草园卖给了东邻朱姓。房屋易主后，原屋大部分拆掉重建，但鲁迅家居住的地方主要部分幸得保存。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整修，已经恢复旧观，原来的家具也多数找回，并按原样陈列。鲁迅故居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散文
《鲁迅自传》原文如下：一、《鲁迅自传》原文：不凡经历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四月辞职，九月出广东，一直住在上海。丰硕的成果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为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编定的《唐宋传奇集》。一九三零年五月十六日 二、作者介绍：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三、主要作品：《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故事新编》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鲁迅著有小说集《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而混乱的时代，各种政治和文艺思潮风起云涌，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因而也就有了激烈的论争。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凶残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对论敌进行了有力的挖苦和讽刺。几十年潮起潮落，斗转星移。今天的我们，恐怕应该要用新的眼光来评价鲁迅的论敌即鲁迅作品中的一些名人了。 比如，鲁迅论敌中的最后一位作古者梁实秋，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个散文家、学者。1949 年移居台湾后，长期执教于台湾师大，在教学、创作、翻译等方面颇为勤奋。其散文隽永简洁，堪称大家；学术研究上很有造诣；翻译上贡献卓著。《记念刘和珍君》中被鲁迅指责过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1925年8月被免职后，南下无锡，在家乡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1938年，日军侵入苏南，烧杀掠淫，无恶不作。杨精通日语，一旦见此，怒詈日军，尽力保护妇女，终被日军秘密枪杀。杨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敬业精神可嘉；以一弱女子而慷慨捐躯，民族气节可敬！《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及到的“反面人物”章士钊，早年是反对满清的激进派；“五四”运动前后，资助过到欧洲求学的留学生。1949年，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遂留北平。此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曾多次为国仗义执言，直至上书毛泽东主席。此外，林语堂、胡适、周作人、陈源（陈西滢）等，现在出版了他们的许多著作，也有许多介绍他们的文章，有的还对他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在教学鲁迅作品，涉及有关历史名人时，就不能不引导学生去科学地评价他们，回避是不可取的，随意处理也不行。我们对这些历史名人，既不能低评，也不能高估。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既要考虑他们的政治态度、思想认识，又要考虑他们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全面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同时，我们应当向学生讲明这样几点。1、对一个人盖棺论定，是后人的事；鲁迅没有，也不可能对他的论敌作出全面的评价。2、鲁迅一生，从未与强权结盟，他对他的论敌的批评，无法律效力，也无行政措施，对对方不构成人身伤害。3、最重要的一点，鲁迅与他们的论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林语堂，鲁迅与之交往较多。鲁迅撰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直接原因，确实就在于林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在该文中，林认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主张“费厄泼赖”。在大革命高潮中，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当的。于是鲁迅撰文加以批评。在鲁迅的批评和“三·一八”事实的教育下，林很快认识自己的错误，积极参加了“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林语堂自传》），并成了《语丝》全盛时代“打狗”的先锋。1926年5 月，林离京去厦门，鲁迅为他饯行，并摄影留念。同年7 月，鲁迅接受林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鲁迅在厦大的一段生活中，受到林的悉心照顾。可见他们的情谊还是很深的。至于后来他们的分手，是另外的原因。从他们关系的疏密反复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对某一论敌的批评，仅仅是限于某一个特定时期；离开这一个特定时期，鲁迅是不会批评这一个人的。
针对鲁迅的作品,思想,流派，怎么给你呢,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用世俗人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除年龄、外貌、金钱、地位外，他还有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被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赔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无辜的朱安。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他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年之后，终于逃出来了。鲁迅就以自己婚恋为题材，写了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 《伤逝》。里面的两位主人公涓生、子君折射了鲁迅、许广平的影子。 ;;; 《伤逝》创作的年代与我们这个时代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伤逝》写于1925年，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它以独特的角度，描写了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及其破灭过程。作者以一般作为追求目标的自主婚姻的完成的喜剧性结局，作为自己所揭示的一出社会悲剧的出发点。这是由喜到悲的变化转折，是我们所深思的。 ;;; 谈及《伤》这篇文章时，往往给一般读者留下的印象便是：这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写的是一曲荡气回肠的爱情悲歌。这自然不错，或者更深一步，会将它当作中国近代新作品中为反封建而宣扬爱情、主张个性解放的之一。这固然也不错。但究其两种印象而言，皆未抓住鲁迅先生写这篇《伤》的真正要旨--即批判走个性解放道路的脆弱性，向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揭示了社会解放才是个性解放的前提，而这些思想就是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对人物的塑造而表现出来的。二、涓生与子君的爱情 ;; （一）、子君追求个性解放。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她的大胆和坚决的性格，确是证明了“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确是大无畏的。子君不但“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而且勇敢地喊出了个性的最强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他们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说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基础。他们受西方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奋起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 （二）、子君与涓生成功地同居。共同志趣和追求使两颗年轻的心贴在一起，涓生因为看不见子君而感到“百无聊赖”，并为子君的安全忧心忡忡，“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一旦子君来到自己身边，他就感到内心充实，提着的心也就“宁帖”下来。子君更是为了和涓生恋爱，不顾一切议论和阻拦，毅然冲出封建家庭，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决心。她对路上遇到的各种敌意的眼光“全不关心”，两个青年人为着他们的纯真爱情和个人幸福，勇敢地跟周围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并以两人的结合向封建社会予以强有力的回击。 ;; （三）、子君与涓生爱情的破裂。他们同居后，幸福和甜蜜的生活却没有多久就开始有裂痕。子君在建立小家庭后，缺乏远大的生活理想，全部精力忙于烧饭、做菜，忙于饲油鸡、喂阿随，见识起来越短，经常和官太太暗斗。她沉入日常生活而不作超越性人生追求是她生命中的缺陷。而涓生从恋爱转入婚姻后，由于不能在浪漫中整合日常生活的现实内涵，不能对自我心灵进行扩容而不能整合性的生命，因而失去了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能力。面临生有危机时，如何处理基本“求生”的难题时，他却避免与爱人共患难，从而在不顾惜爱人或曾爱过的人的生死的情况下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涓生虽标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与他共同奋进，却仍摆脱不了男权意识，最后还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牺牲，抛弃了子君，最后子君死去。而涓生在他的“悔恨和悲哀”中自责，抱着悔恨的心情迁回原住的会馆。涓生和子君这一对由浪漫转入婚姻生活的男女也由此而收场。 ;;; 三、《伤逝》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三方面： ;; （一）、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 ;;; 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 ;;; 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里。 ;;;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 ;;; 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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