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十事诗》弈之概括离骚大意前部：引路、被屈；不屈、遭怨；申理。后部：叩天、求女；问卜、请神；他投。五律•屈原引路（一）秋来春早去，迟暮美人悲。前圣光明引，先王勇武随。党人终困步，国势日趋危。正路仍遥远，应骑骏马追！五律•屈原被屈（二）继前王勇武，为善政忙奔。正盼芷兰茂，刚称冠带纯。失约于早上，分手在黄昏。美女遭人妒，灵修错退婚！五律•屈原不屈（三）困惑迷途内，徘徊正路前。失蹄唯退后，抚马再争先。花草出泥美，芙荷入世鲜。身伤心未变，香冠顶山巅。五绝•屈原遭怨（四）结党握朝政，行单弃羽山。不听亲姐劝，逐户解说艰。 五律•屈原申理（五）历史当为鉴，民心自有公。汤禹德正立，桀纣理亏终。政善国中兴，君明世大同。任由身首碎，誓不改初衷。五律•屈原叩天（六）驾凤迎风上，携兰献阙前。孤身追落日，深夜叫开天。宫卫倚门望，哲王恋枕眠。乌云忽聚散，暴雨下涟涟。五律•屈原求女（七）策马登山去，昆仑觅爱娲。高丘无美女，灵殿有琼花。有美深闺躲，无媒白发加。情怀何处诉，浊世怎成家！五律•屈原问卜（八）谁是我心爱，她人在哪方？时时无眷恋，处处有芬芳。粪臭刚弥漫，花香立隐藏。顽石充美玉，明辨盼君王。五律•屈原请神（九）众神如伞降，灿灿耀灵光。法具明君现，臣贤美政藏。风云失际会，花草掉芬芳。哀杜鹃啼血，远游寻四方。七律•屈原他投（十）远去时难留也难，停行美政楚天残。茫茫赤水今朝渡，赫赫西方当晚欢。缓步收鞭皇界望，低头回目旧乡看。车夫悲痛马儿恋，抱屈含冤汨水寒！
首先，《诗经》是民间创作，大部分是民歌——十五国风。而《楚辞》是文人创作，所以在这一点上就决定了语言运用和关注方向上及表达方法上的不一样。其次，《诗经》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它以百姓为出发点，大部分以历史什么的现实存在的为比喻，所以是现实主义的发端；而《楚辞》则是浪漫主义的开始，因为《楚辞》里面大量运用了神话等带有明显楚文化神秘色彩的内容，所以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起点。再者，《诗经》大部分是四言诗，夹杂二言至八言不等的杂言，为后世律诗绝句等格律诗做出尝试；而《楚辞》则以楚方言为特色语言运用，“兮”字为代表，开创了后世“骚体诗”等问题。最后，他们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诗经》成为经典，为后世所有学子科举的必读经典及试题出处，入《四库全书·子部》。而《楚辞》则作为辅导书目，入《四库全书·集部》。地位立显。赞同0|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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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国学研究的诸多显学中，楚辞学以其历史悠久、成果丰厚而著称于世。以文本的笺释而论，王逸以下，逮于晚清近代，无虑数十家，二十世纪更呈成倍增长的态势；从著作种类而言，解诂、疏证、纂义、论微、解故、通故、拾沈……名目繁多，应有尽有。然而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这一长长的研究系列中，大都是曲高和寡的主要供研究人员使用的专著。既便研究者使用，也可供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注译本较少，而真正要做好这项工作又特别难。湖南科技大学吴广平先生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楚辞注译，成果叠出。先是于1996年著成《白话楚辞》交岳麓书社出版，接着又于2000年出版《楚辞》（注译本），作为岳麓书社推出的《国学基本丛书》之一种。该书面世以来，深受广大读者喜爱。2004年5月，岳麓书社遂约请他重新修订，再版此书以应社会需求。这本36万言的著作系在其《楚辞》注译本初版的基础上精心修订而成，吸收了海内外楚辞研究的最新成果，内容上有较大增删，质量较原著有较大提高。这里拟就其特色与价值略作评述。 此书的最显著的特色，首先表现在注译的全面上，这是它最引人瞩目之处。以前的同类著作，对于王逸《楚辞章句》一书所收汉代楚骚作品大都认为文学价值不高，故都不怎么重视，一般只注释屈原、宋玉两家的作品，如董楚平的《楚辞译注》、萧兵的《楚辞全译》，就都悉数删掉了《楚辞章句》中所收汉代作品。像梅桐生的《楚辞全译》虽注译了王逸《楚辞章句》中所收的楚人与汉人全部作品，但又多照抄旧注，太简单，这无疑是一个缺憾。著者迎难而上，披荆斩棘，对全部《楚辞》各篇逐一换用通俗准确流畅的语言作出注译。其中关于汉人作品的通俗详尽注译，洵为国内第一家。 该著注译的另一特色是详尽、通俗、准确。国内同类著作的另一不足，也表现在欠详尽，如梅桐生《楚辞全译》（以下简称梅本）虽注译了汉人作品，但基本照抄旧注，三言两语予以打发，无所发明，也不注明典故出处，难念字音亦未全注，至于学界研究成果则吸收得更少，甚至连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等人的成果也未全面吸收。汤炳正《楚辞今注》释义准确，文字典雅，学术品位高，但欠通俗，注释也嫌太简单。殷义祥、麻守中《楚辞译注》（以下简称殷本）与梅本情况类似。有感于此，吴著对于《楚辞》中的所有难以理解的词语，都作了注解；所有典故，无论语典、事典，皆一一寻根溯源，详细注明出处，僻典和鲜见意象的注释，用力尤多；凡有前人陈说者，均老老实实做出交代，而不据为己有；争议较大的问题，更是条分缕析，剖判分明；凡是难读的僻字、怪字、异体字、易读错的字，均先注明拼音，再附注同音字；凡与现代汉语有异的特殊语法现象和修辞手法，都作详细解说；所有引用资料，均查核原文，以免出错，不仅一一标明卷数，还标出文献篇目、门类，以便读者查检，绝不因循苟且。所有这些，均是人无我有、人略我详，这也很好地彰显了此书的独特价值和著者的严谨学风。 著者充分考虑到《楚辞》语言形式、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等方面的特殊性，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务使注解详尽，所做工作，既深且细。如《天问》“鲮鱼何所”，先引《山海经·南山经》，指出鲮鱼即鯥鱼；次引《本草纲目》，进一步说明鲮鱼俗称穿山甲，它的神话原型即穿山甲。至此，读者恍然大悟。此外，著者在注释《天问》、《招魂》等难度较大的篇目时，还综合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如以“产翁”（Couvade）习俗解释《天问》“伯鲧腹禹”的上古奇风异俗，以民间“枫生人”的传说和苗族的枫树崇拜与始祖崇拜叠合的民俗来阐述《招魂》中引导游魂回归“上有枫”的江南的民俗秘密，等等。此类深入细致的考辨在一般的楚辞注本中难得一见，尤显可贵。 释义准确是该著在注译上的另一亮点。有比较才有鉴别，不妨将该著与同类著作试作比较。王逸《九思·逢尤》：“思丁文兮圣明哲，哀平差兮迷谬愚。”梅本、殷本均照抄王逸旧注，释曰：“丁：当，遇。”以为“丁文”即遇到周文王。吴著引俞樾《俞楼杂纂》所考，指出丁即武丁，文即文王，二人与下句中的平王、夫差相对成文，每句中两古人，这是对的。刘向《九叹·思古》：“倘佯垆阪，沼水深兮；容与汉渚，涕淫淫兮。”“倘佯”王逸注作山名，梅本同旧注，殷本释作“逍遥”，吴本则指出，“倘佯”与下句之“容与”义近，为联绵词，徘徊之意。 准确也表现为校勘的精审。除对校外，有时运用他校法指出某些误字。如据俞樾《俞楼杂纂》、姜亮夫《楚辞通故》，指出刘向《九叹·惜贤》“驱子侨之奔走兮，申徒狄之赴渊”中的“驱子侨”乃“舟之侨”之误。《九叹·离世》：“情慌忽以思归兮，神浮游以高厉。”“思归”原作“忘归”，吴著据王逸注文“思归故乡”之语，推断“忘”为“思”之形讹，据改“忘归”为“思归”，甚是。梅本、殷本则均不予考辨，照抄旧本，沿袭其误。 说到通俗，是因为该著注译语言浅近活泼，且对其中重要内容进行适当的现代演绎，既深入浅出又均不离本意，为中等以上文化层次的读者所爱赏。这里不拟多说。 充分吸收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该著的重要特色。著者不仅对民国以前上自两汉的各家注疏胜解多所采纳，而且对建国以来至于当代楚辞学界有见地的新解新说大胆称引，博览旁搜，从而达到了较能全面反映古今楚辞研究成果的境地。这从书后所附的144种参考引用书目也可看出。所引诸家，无论有名与否，只要有一得之见，必加采择，并交代出处。所采诸说中，既有闻一多、姜亮夫、汤炳正这样的名家，也有像易祖洛、曾钢城这样确有贡献的一般研究者。如《离骚》“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引易祖洛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科研成果，训“工巧”为“工匠”，谓为同义合成词，非形容词，就是与众不同的新解。 著者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之深，还反映在研究成果搜罗的范围之广泛。由于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种种相通之处，所以有时候，即使不属正面研究楚辞的成果，也能为人们解读楚辞提供某些间接的佐证。对此著者亦所深知，他的眼光，并未仅仅限于楚辞学一隅，搜罗范围遍及考古、金文、石刻、民俗、人类学、神话学诸多领域。无论所涉问题大小，只要前人有研究成果可参，必加称引，且紧密结合原作，展开分析，这种“求甚解”的做法给读者的帮助往往很大。如《九歌·湘君》“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著者释“参差”曰：“吹奏乐器，箫的俗称。传说为舜所发明，用竹管编排，所以叫排箫。排箫上端平齐可吹，下端参差不齐，所以又叫参差。”解释得够清楚的了。但著者并未满足于此，又引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关于上古文物排箫形制的资料，以印证此说之确当不移，从而使读者对此问题有了深入一层的理解。此类胜解，所在多有，不烦多举。 该著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采纳众说，取舍精严。取舍之际，往往经过反复斟酌，然后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说明同意谁，不同意谁，并交代取舍原因，使读者一目了然，决不含糊其词。如《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皇”谓何，各家互异。王逸《楚辞章句》谓皇为皇考之省称，指父亲；汤炳正《楚辞今注》谓皇通媓，指母亲；王闿运《楚辞释》亦谓皇为皇考之省，但指太祖，远祖；王泗原《楚辞校释》谓皇即君王。四说意味着给屈原取名有四种说法，何者为确？著者经过反复推敲，选择了太祖说，并在注文中简要说明了理由。类似取舍精严的例子，书中俯拾即是。如关于屈原的生年，屈原沉江的年代及原因，屈原的故里，《离骚》求女的次数及象征意蕴等的解说。 引用虽多，但并不是一味在权威设置的圈子中打转转，而能“放出自己的眼光”。如《九辩》：“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干？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云：“何时得干，乃苦雨也；守此无泽，又苦旱也。过接太骤，亦似须补笔而语始圆顺者。”著者指出，钱先生解说此段文字，全依王逸旧注为说，故觉前后矛盾，过渡突然，其实不然。吴著取清吴楚《说文染指·释无无》、谢彦华《说文闲载》之说，指出“无”、“芜”为古今字，此“无”即“荒芜”之芜的本字，“无泽”意为荒芜的沼泽，不是指干旱无水之地。这样一来，文义自然贯通，并不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 在注释时，如果感到旧说不妥，即撇开旧注，自为新说。如前人分析《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四篇，认为四篇诗中的四个人物形象存在配偶神的关系，故以对唱方式来解读，在诗句前分别加上“男唱”、“女唱”、“巫唱”、“神唱”等字样。著者受钱钟书《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巫之一身二任”条启发，提出“《九歌》无对唱说”，大胆否定了对唱说。学者又谓今传《九歌》各篇顺序已乱，应重新调整，闻一多《楚辞校补》将其中除《东皇太一》以外的十章配为五对，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调整为四对半，吴则以为除湘君与湘夫人为配偶神有据，说得过去外，其余都有任意“拉郎配”的味道，故不取，故《九歌》各章仍依原序排列。 总而言之，为著此书，著者付出了长期艰辛的劳动，这些辛勤的汗水使得这本《楚辞》分外厚重，它将以其较高的学术含量与学术品位而为学界所注目，并自异于众多的同类著作。王安石尝谓唐人张籍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用这句诗来形容这个崭新的《楚辞》注译本的著述特色，十分恰切。
首先，《诗经》是民间创作，大部分是民歌——十五国风。而《楚辞》是文人创作，所以在这一点上就决定了语言运用和关注方向上及表达方法上的不一样。其次，《诗经》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它以百姓为出发点，大部分以历史什么的现实存在的为比喻，所以是现实主义的发端；而《楚辞》则是浪漫主义的开始，因为《楚辞》里面大量运用了神话等带有明显楚文化神秘色彩的内容，所以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起点。再者，《诗经》大部分是四言诗，夹杂二言至八言不等的杂言，为后世律诗绝句等格律诗做出尝试；而《楚辞》则以楚方言为特色语言运用，“兮”字为代表，开创了后世“骚体诗”等问题。最后，他们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诗经》成为经典，为后世所有学子科举的必读经典及试题出处，入《四库全书·子部》。而《楚辞》则作为辅导书目，入《四库全书·集部》。地位立显。赞同0| 评论
这可以可以的，有成品。
2010年以来有关《诗经》《楚辞》研究的重要论对待我比较的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湘夫人十《楚辞九歌》组诗之一 描写相恋者的思慕，想象中的共同生活的美景合未能相遇的惆怅心情，热烈的追求和期盼终归失败的主题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 特色 1 以景现情，寓情于景，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构成美妙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2 章法上，回环跌宕，用赋的铺陈手法反复叙写（例如：意淫中的二人相会，极力渲染相会之处的淫荡。赋） 3 用高洁的事物做比兴，以此歌颂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情操 4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笔触细致而含蓄 5 本诗语言单纯自然而又情味悠远，既有民歌风情却也不失精炼典雅，“兮”的运用使句式活泼，增强了节奏感。
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连、互相渗透的反映。相传伏义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覆排列，而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又具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中华文明学术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时代才发展起来。这时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大黄金时代。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亦是儒家经典之一。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但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十二代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证《春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可以定为信史。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论脱增窜之类的问题。 《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喜《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左氏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诸子百家【解释】诸子：指孔子、老子、庄子、荀子等；百家：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流派。后来对先秦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但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等。儒家 儒家崇尚《周礼》，认为人人安分守己，互相关怀，达至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内容。道家 「道」是“老庄”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於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於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以下是道家的观念∶ 宇宙观∶「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 墨家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以下是墨家的观念。 伦理观∶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於人不相爱。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名家 名家是以提倡循名责实为学说的流派，提倡「正名实」，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战国期间，局势动荡、混乱。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强调事物应该「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确的轨道。 名家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杂家 严格说来，「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小说家 小说家者之起源，当盖出於稗官，即出於以说故事为生者。其意多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於刍荛。 古时之人以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多以之谤之。而至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 小说家者能代表平民社会之四方风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为世人所重，终致弗灭。 兵家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 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本。 医家 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代表人物： 扁鹊 扁鹊齐国卢邑人，也有记载为渤海郡州人，或勃海郡郑人。「扁鹊」并非真名实姓。人们把他和黄帝时的扁鹊相比，并且称呼他「扁鹊先生」。连史书也以扁鹊称呼他。扁鹊原姓秦氏，名越人。生於公元前407年至公元前310年，大约和孔子同时。由於扁鹊是卢人，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卢医」。扁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医学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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