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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科学研究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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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做好老年人口发展的预测、预报工作,为做好研究老龄问题提供科学依据;(2)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提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老龄问题的战略对策;(3)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老年人口学、社会老年学、老年医学、老年心理学、老年社会政策、老龄科学信息的基础理论研究;(4)制定老龄科学研究的长期和短期规划;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学术交流活动。由中心主持的重要调查及重大科研课题1986年,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援助的“以制定政策为目的的老龄问题研究”(P54项目);1992年, “老年供养体系的研究”(P22项目);1992年, 与日本高龄化综合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天津市、杭州市、无锡市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状况的中日比较研究项目;1993年, 国家重点课题“中国人口老龄化”1994年, 与香港合作“老年院舍调查”;1995年, 中美“家庭代际关系研究”;1995年, 《北京市家庭养老与社会化服务》;1995年, 巴马长寿老人研究;1996年, 国家“九五” 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制度研究》;1997年, 《北京市老年服务设施》;1997年, 高龄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中美“老年痴呆照料者”研究;2000年, 《中国老年人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2000年, 《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问题对策研究》;2000年 《老龄科学研究基础数据库》;2001年, 《上海、浙江家庭网络》;2002年, 《中、澳老年社会保障对比研究》(2002);2002年, 国家重点课题“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

简介: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是我国唯一专门研究老龄科学的国家级科研机构。于1989年3月成立。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做好老年人口发展的预测、预报工作,为做好研究老龄问题提供科学依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提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老龄问题的战略对策;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老年人口学、社会老年学、老年医学、老年心理学、老年社会政策、老龄科学信息的基础理论研究;制定老龄科学研究的长期和短期规划;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学术交流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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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2亿老年人口和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  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8,甚至于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63到2000年的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88岁上升到2050年的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0,1987年又回升到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3左右,高的高到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岁,女性为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4岁,女性为4岁,男女合计为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9岁,其中男性为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作者认为,老年哲学是老年学的一门新兴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各项基本原理,在老年人这一特定对象与人生老年阶段这一特定领域的具体运用。本文概述了老年哲学的产生形成、理论体系、中心思想、以及促进老年人健康长寿、弘扬老有所为与无私奉献、提倡老年人学哲学用哲学等内订阅人民网北京12月17日电 由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新时代中国老龄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 15日在京召开。研讨会主题为老龄科学学科建设与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旨在探索建立老龄科学新兴学科群,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社会发展要求提供理论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王建军指出,人类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这是当今影响全球的重大世情,也是我国今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国情。老龄化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涉及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国际竞争等诸多领域,也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众多学科。着眼长远看,老龄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群,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从事老龄科学研究4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终身教授邬沧萍先生在会上指出,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老龄人口规模,老龄社会的发展应该有理论作为指导。在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的老龄科学建设应该与国家“五位一体”布局相结合,拿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加强老龄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来自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老龄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相关研究机构和单位的十多位专家学者就老龄科学学科建设问题进行发言并积极互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深远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的老龄科学学科体系,重点是建立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核心是探索研究老龄社会的规律,同时需要建立国家级老龄科学研究交流平台、成果信息共享发布平台,联合建立老龄科学重要成果研究报告发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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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日严重,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和健康,关注了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状态,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了一种迫杰的工作,所以说老年人口学成为了一门新兴的学科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新时代中国老龄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 15日在京召开。研讨会主题为老龄科学学科建设与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旨在探索建立老龄科学新兴学科群,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社会发展要求提供理论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王建军指出,人类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这是当今影响全球的重大世情,也是我国今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国情。老龄化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涉及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国际竞争等诸多领域,也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众多学科。着眼长远看,老龄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群,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从事老龄科学研究4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终身教授邬沧萍先生在会上指出,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老龄人口规模,老龄社会的发展应该有理论作为指导。在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的老龄科学建设应该与国家“五位一体”布局相结合,拿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加强老龄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来自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老龄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相关研究机构和单位的十多位专家学者就老龄科学学科建设问题进行发言并积极互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深远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的老龄科学学科体系,重点是建立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核心是探索研究老龄社会的规律,同时需要建立国家级老龄科学研究交流平台、成果信息共享发布平台,联合建立老龄科学重要成果研究报告发布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研究员表示,应对老龄社会所进行的战略安排和政策设计,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需要老龄科学的理论体系支撑,只有做到老龄科学理论与应对老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才能确保国家关于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部署落地有根有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提出,建立老龄科学新兴学科群对于应对老龄社会具有重大开拓意义,根本是要转变观念,从研究老年人的养老、健康、医疗等具体问题超拔出来,提升理论层次,结合中国国情,探讨老龄经济学、老龄社会学、老龄健康学等理论问题,从老龄社会的基本规律上探索相关问题背后的逻辑,提出系统性、战略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举措建议,旨在关注长寿时代全体国民全生命周期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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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是我国唯一专门研究老龄科学的国家级科研机构。于1989年3月成立。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做好老年人口发展的预测、预报工作,为做好研究老龄问题提供科学依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提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老龄问题的战略对策;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老年人口学、社会老年学、老年医学、老年心理学、老年社会政策、老龄科学信息的基础理论研究;制定老龄科学研究的长期和短期规划;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学术交流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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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老龄事业促进会: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行政管理机关审核批准,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本会的宗旨是:发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和乐善好施的人道主义精神,开展“扶老、助老、安老、敬老”等老龄慈善活动,为城市空巢老人、农村贫困老人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本会以老龄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协助政府发展老龄慈善与公益事业,促进社会文明与进步。 目前,中华老龄事业促进会促进会下设若干分支机构: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院:主司老龄学术研究、政策分析、产品研发等。研究开发系列老龄科技用品,为高龄、肢残、智障等特护老人提供科技支持;组织老龄问题前沿论坛,研究、解决发展中的老龄问题,为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目前研究院的顾问和专家有邬沧萍教授、熊必俊教授、邵秦教授、杨慧博士等国内顶尖学者。 中华老龄网站:()老年类门户网站,快捷有效的宣传平台。所设板块涵盖老龄政策、涉老新闻、教育、健康、家庭、维权、敬老活动等老年人最为关心关注的内容,拥有稳定的老年网友群体。 《中华老龄》杂志:前期以电子杂志为主要宣传平台,拥有稳定老年读者。赠阅《中华老龄》期刊,也是老年俱乐部中一项会员福利。拟于09年老人节前后印制《中华老龄》杂志纸质版,公开对社会发行。 中华寸草心孝亲敬老工程:目前全国最大的以敬老为主题的志愿者服务机构。自2007年1月1日启动仪式后,多次组织大规模敬老助老活动,新华社、人民网等主流媒体多次报道,志愿者注册数量稳固上升,仅京津两地志愿者即达到10000余人,多为在校大学生、白领,临床医学、心理学、法学等涉老专业人才。 养老专业委员会:打造全国最大的民营养老和异地养老联盟,即联动各地方养老院、敬老院、老年公寓等老龄服务机构,针对不同背景、习惯、经济条件、养老意向的老人,提供差异化、个性化、针对化、系统化、专业化的异地养老服务。 旅游专业委员会(本次合作具体实施部门):主司老年旅游,文化交流,观光考察,会议会务。依托国务院老龄委、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老年学学会、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中国社工协会等权威老龄机构,有着其他旅行社等同业机构无法替代的绝对优势,与全国各地各级老龄委、各有关老龄协会、老龄科研院所尤其是全国数万家养老机构协作,系统渠道优势明显。尤其是近期在全国全国首推“主题游、人文游、特色游”的新概念,以优质专业的服务打造老年精品旅游俱乐部。

1、“关于领导经验的心理探讨”《南京党校论坛》第1期(1)2、“探索内心世界的第三条道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哲学”3、“从无意识到‘看不见的手’——现代西方精神分析哲学”《西方最新哲学流派20讲》(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9)4、“科恩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合作)《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1)5、“‘理论热’中的青年文化心态调查”《南京社联》第2期(2)6、“对当前‘物价热’的心理调查与思考”《南京党校论坛》第2期(2)7、“埃尔斯及其〈理解马克思〉”(合作)《哲学探讨》第4期(8)8、“理解马克思”(合作)《国外社会科学》第9期(9)9、“皮亚杰认识发生论对认识客观性的启示”《南京社联学刊》第5期(5)10、“心理测验——科学的心理测量与诊断技术”《教学资料》第8期(8)11、“经济心理学概述”《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1)* 人大复印资料《心理学》90年第3期全文转载12、“麦克法德恩与《经济心理学:理论与应用》”《社科信息》第3期(3)* 该刊物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江苏省优秀期刊13、“当代西方功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评述”(合作)《青岛大学学报》第1、2期(4)14、“个体时间知觉差异性的实验研究”《南京社会科学》第4期(4)* 该刊物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优秀期刊* 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认定的核心期刊15、“近十年国内外有关Muller_Lyer错觉研究概况”《心理学动态》第2期(6) 16、“影响时间知觉差异性的一些因素实验研究”《心理科学》第2期(4)* 人大复印资料《心理学》91年第6期全文转载17、“魁格的人格悲剧”《南京日报》第三版(19)18、“色词干扰效应的年龄差异实验研究”(合作)《心理学动态》第1期(1)* 人大复印资料《心理学》91年第2期全文转载19、“博物馆视知觉与格式塔建构”《文博》第3期(6),8600字20、“两种价格评估类型的心理——数学标定”《南京社会科学》第5期(5),10,000字21、“影响孩子个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南京日报》第二版(26)22、“棍棒之下难成材”《南京日报》第二版(21)23、“关于老干部发挥作用的调查与思考”《老干部工作论文选编》江苏省委老干部局编(5)* 江苏省老干部工作研讨会优秀论文二等奖(1992)24、“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微观机制”《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学科透视》(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25、“对党员违纪情况的分析与思考”《南京纪检》第1期(1)26、“马斯洛整体方法的内在逻辑探索”《南京社会科学》第3期(6)27、“关于企业职工积极性的调查与思考”《南京政工研究》第3期(6)28、“评价中心:评定和选拔管理人员的新方法”《学习纵横》第2期(2)29、“CI:企业步入市场的通行证”《学习纵横》第5期(5)30、“两个文明的内结构特征”《南京政工研究》第6期(12)31、“亨迁顿其人其事”《学习纵横》第8期(8)32、“制度理性从形式走向实质的现实难点”《学习纵横》第7期(7)33、“党校学员学习行为的心理特征研究”《南京成人教育》第3期(6)34、“人情关系:企业发展的文化障碍”《南京社会科学》第8期(8)35、“党建工作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学习纵横》第11期(11)36、“公务员选拔必须强调人格因素”《河洛论坛》第3 期(3)37、“老年评估体系科学化辨析”《南京社会科学》第4期(4)38、“航运事故人员的MMPI测查比较”《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10卷(5)* 该刊物为R74B84双核心期刊39、“老年评估体系:老年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社科信息》第5期(5)40、“城市政府与城区政府之关系”《淮海学刊》第2期(2)41、“经济心理:透视现代经济的微观窗口”《南京社会科学》第4期(4)* 人大复印资料《心理学》97年第5期全文转载* 获南京市委党校97年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997年)42、“关于市区两级政府事权划分问题的思考”《理论阵地》第2期(2)43、“经济心理学:现代经济学的行为革命”《社科信息》第3期(3)44、“现代经济研究的心理探点及其提示”《长白论丛》第4期(8)45、“关于现代激励理论发展困境的几点分析”《南京社会科学》第4期(4)* 人大复印资料《心理学》98年第4期全文转载* 南京市党校系统1996—1998年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江苏省党校系统1996—1998年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46、“经济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经济学动态》第10期(10)* 该刊物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指定的“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重要期刊”* 该刊物名列全国政治经济学类核心期刊第一名47、“关于老龄化的几个问题”《老龄问题研究》第8期(8)48、“关于公务员培训需求的调查”《南京人事》第42、43期合刊(9)49、“人口老龄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新挑战”《南京师大学报》增刊(12)50、“南京市防灾减灾工作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软科学通报》第126/98—26(12)51、“从跨文化研究看我国现行教育中的几个问题”《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2)* 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99年第5期全文转载* 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1,南京市人民政府)52、“有效激励”《基层干部必备知识讲座》人民出版社(1) 53、“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解析及其现实适用性质疑”《南京社会科学》第6期(6)54、“老年大学教育的社会心理价值探索”《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期(4)55、“我市处级干部科技素质亟待提高”《情况与建议》第84期(8)56、“对职工下岗再就业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南京通讯》第11期(11)57、“老年学子,朝霞满天——关于老年大学学员老年生活与学习情况的调查”《老年教育》增刊(12)58、“南京发展民办教育研究”SSRN《科学研究通报》2000年第18期,总第169期,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1999—2000年度南京市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 南京市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59、“民办教育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南京社会科学》第3期(3)注:* 在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获二等奖(2001)60、“提高领导干部科技素质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对策”《唯实》第五期(5)* 该刊物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江苏省一级期刊* 中国新时期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61、“老年精神生活:一个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群精神生活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南京社会科学》第4期(4)* 该刊物为全国人文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62、“孩子,错了就改好吗?《家长报》第3期(5)63、“关于老年群体精神生活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学习与探索》第13期(5)64、“城市老年人精神生活的现状及问题分析”《江苏社科规划要报》总第47期(7)注:* 2002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基金项目65、“城市老年人群精神需求状况的调查与研究”* 2002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基金项目﹡2003年11月经审核准予结项(证书号:2003048)66、“关于南京市提前离岗退养人群精神生活状况调查及其工作对策研究”SSRN《软科学研究通报》2003年第1期,总第210期,南京市科学技术局(3)* 南京市2002-2003年度软科学课题重点研究项目67、“不断完善提前离岗退养政策 重视并做好‘内退’人群的心理疏导工作”《调研参考》【2003】3号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10,440字(3)* 南京市2002-2003年度软科学课题重点研究项目68、“不断完善提前离岗退养政策 重视并做好‘内退’人群的心理疏导工作”《调查与研究》第21期,总第1697期,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7200字(5)﹡ 南京市2002-2003年度软科学课题重点研究项目69、“国外私立教育评估:经验与借鉴——兼论南京市民办教育评估体系的构建”《南京社会科学》第10期(10)* 该刊物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江苏省期刊方阵双效期刊70、“南京民办教育的发展”《2002南京教育绿皮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8)71、“如果他抓到一根救命稻草——老年人的危机干预”《延长生命的另一种方法——老年心理健康漫谈》中国经济出版社(1)72、“重视市民科学素培养 提高南京市的综合实力与竞争力”SSRN《软科学研究通报》2003年第04期,总第213期南京市科学技术局(12)﹡南京市优秀调研成果三等奖(2003-2004年度)3(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73、“重视市民科学素质培养 提高南京市的综合实力与竞争力”《调研参考》〔2003〕37号,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12)74、“城市老年人群精神需求状况的调查与研究”《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1期()75、“关于当代市民科技素质的实证研究”《南京社会科学》第3期(3)* 该刊物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江苏省期刊方阵双效期刊76、“南京市民办教育评估体系研究”SSRN《软科学研究通报》2004年第03期,总第217期南京市科学技术局(1)77、“老年人的自尊与他尊”《健康指南》第6期(6)﹡ 该刊由国家卫生部主管、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主办78、从老年科技素质谈老年大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与探索》第15期(7)﹡ 该刊为年刊79、老年群体社会参与高意愿低能力现象及其对策思考《金陵老年大学学报》第1期(5)80、南京城区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状况的调查与分析《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3期(7)81、老年社会参与同自我和谐的相关性 《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学报》第2期(4)82、关于农民工社会角色边缘化的心理分析《南京社会科学》第5期(5)83、关于老年自我和谐与社会参与的相关研究《金陵老年大学学报》第1期(5)﹡ 获中国老年学奖:2006年老年学学术高峰论坛优秀论文奖(9,北京,中国老年学会)84、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高意愿和低能力现象《上海老年教育研究》第3、4期合刊(8)85、提升老年素质 完善老年教育《老年教育》第9期(9)86、积极老龄化框架下老年社会参与的难点及其对策《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学报》第4期(11)87、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需求与能力《乐龄时尚》总第4期(10)88、南京锁金社区老年心理健康调查《上海老年教育研究》第1、2期合刊(2)89、重视老年生涯规划教育《老年教育》第5期(5)90、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建构广阔的社会参与平台——锁金社区老年心理健康调查《社区心理健康普及教育初探》,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11770字91、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现状及其相关因素调查《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8)

老龄科学研究投稿经验介绍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2亿老年人口和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  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8,甚至于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63到2000年的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88岁上升到2050年的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0,1987年又回升到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3左右,高的高到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岁,女性为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4岁,女性为4岁,男女合计为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9岁,其中男性为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简介: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是我国唯一专门研究老龄科学的国家级科研机构。于1989年3月成立。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做好老年人口发展的预测、预报工作,为做好研究老龄问题提供科学依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提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老龄问题的战略对策;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老年人口学、社会老年学、老年医学、老年心理学、老年社会政策、老龄科学信息的基础理论研究;制定老龄科学研究的长期和短期规划;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学术交流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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