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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科学杂志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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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科学杂志仲老师

林巧稚(1901——1983),张钰哲(1902——1983),侯德榜(1890——1974),丁颖(1888——1964),熊庆来(1893——1969),汤飞凡(1897——1958),张孝骞(1897——1987),钱三强赞同11|评论(8) 2009-06-17 21:31棒C糖|二级、林巧稚(1901——1983),著名妇产科专家。福建厦门人。1929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并被聘为协和医学院妇产科医师。后任妇产科主任兼教授。1932年和1940年曾两次出国,在英国伦敦医学院、曼彻斯特医学院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进修。回国后,历任协和医院、友谊医院妇产科主任兼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市妇产科医院名誉院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她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学部委员。 2、张钰哲(1902——1983),著名天文学家。福建闽候人。1919年考入清华大学。1923年赴美留学。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天文研究所所长。 1946年再次赴美, 从事天文研究活动。1948年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 3、侯德榜(1890——1974),著名化学家。福建闽候人。1913年赴美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拉特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1921年回国,曾任塘沽永利碱厂总工程师、南京永利硫酸铵厂厂长、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化学局顾问、化工部副部长、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全国科协副主席。他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美国化工学会和英国皇家学会的名誉会员。 4、丁颖(1888——1964),著名农业科学家、水稻专家。广东茂名人。1912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1913年赴日本留学,攻读农业科学。1924年回国,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南农学院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并曾被授予民主德国农科院通讯院士、全苏列宁农科院通讯院士等称号。 5、熊庆来(1893——1969),云南弥勒人。1906年考入云南高等学堂。1913年赴比利时留学,后转赴法国,先后就读于格伦诺勃尔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大学和马赛大学,于192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31年再度赴法,以学术论文《关于整涵数与无穷极的亚纯涵数》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云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他创办了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数学系,最早把近代数学引进中国,致力整涵数、亚纯涵数、代数涵数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对我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定义的无穷极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极”(也称熊氏定理)。 6、汤飞凡(1897——1958),湖南醴陵人。1921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25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回国后,先后担任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雷斯德研究院细菌学系主任、上海医学院教授。1943年,他用自己设计的简陋设备制造出我国第一批青霉素。他是我国第一个抗生素研究室和青霉素生产车间、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和第一个正规卡介苗实验室的创办人。1948年,在第七届国际微生物学会上被选为常任理事。 曾任卫生部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1956年,在世界上第一次分离出沙眼病毒,被世界微生物界称为“汤氏病毒”。 7、张孝骞(1897——1987),湖南长沙人。192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湘雅医学院。曾任湖南湘雅医学院院长、协和医院内科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等职。他长期从事内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中国胃肠病学的奠基人,一生确珍和治疗了许多疑难病症。 8、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长子。1924年,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获建筑硕士、美术学士学位。他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大厦的设计,被普林斯顿大学赠予名誉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土建学会理事长等职。他为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曾参加国徽设计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他所撰写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获“全美最优秀出版物”称号。 9、钱学森(1911——)中国现代科学家。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留学美国并在近代力学奠基人卡门指导下从事火箭研究工作。1955年回国后投身于开创中国力学、航天事业等工作。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研究员、第一任所长,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任理事长等。1958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为我军的科技事业发展作了大量工作。 10、李四光(1889?971)地质学家。湖北黄冈人。字仲揆。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9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和地质力学的研究。 11、竺可桢(1890——1974年),我国代气象事业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 12、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出生于金坛金城镇,是世界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美国著名数学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13、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86年7月16日,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14、钱伟长,1913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获博士学位。1946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1954年起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改为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15、钱三强,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16、袁隆平袁隆平,农学家、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江西德安人。1930年9月7日生。1953年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历任研究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科院名誉院长、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长期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研究和制种技术实践。1964年首先提出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并进行科学实验。1970年,与其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发现一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成为突破“三系”配套的关键。 1972年育成中国第一个大面积应用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二九南一号A”和相应的保持系“二九南一号B”,次年育成了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强优组合“南优二号”,并研究出整套制种技术。1986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的战略设想。被同行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1、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1946年应聘到美国讲学,很受学术界器重。当时,美国的伊利诺大学以一万美元的年薪,与他订立了终身教授的聘约。华罗庚的生活一下子舒适起来了,不仅有了小洋楼,大学方面还特地给他配备了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员。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总以为华罗庚在美国已功成名就,生活优裕,是不会回来的了。然而,物质、金钱、地位并没有能羁绊住他的爱国之心。1950年2月,华罗庚毅然放弃了在美国“阔教授”的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途经香港时,他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抒发了他献身祖国的热情。他满腔热忱地呼吁:“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 2、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苦读六年,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的老师鲍尔敦教授劝他留下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李四光谢绝了老师的好意,他回答说:“不,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贡献给我的祖国。”1920年回国工作,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后来,一度出国,在国外仍坚持地质学的研究工作。到1950年,他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毅然从英国绕道回国,作为新中国的地质部长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卓越功勋。 3、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要给他很好的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希望他能长期在美国工作。但是,邓稼先并未因高官厚禄而动摇他回祖国工作的决心。1950年,他胸怀报国之志,回到了祖国,为“两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4、中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在1945年受邀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研究工作。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海军部成立了海军军工试验站,并希望周培源到该站工作,待遇甚优。但海军部是美国的政府部门,在海军部所属单位任职便成为美国政府的公务员,外籍人员须加入美国籍才能参加。周培源当即向美方提出三条件:第一,不加入美国籍;第二,只承担临时性的研究任务;第三,可以随时离去。1947年2月,周培源毅然带着妻儿离开美国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 5、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1937年赴法国留学研究原子理论,被小居里夫妇认为他是最优秀的科研人员。1948年,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提出回国,导师和同事们都再三劝说、挽留。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恶狠狠地威胁说:“看他能上得了大陆的岸,那才怪呢!”这意思很明白。如果钱三强坚持要回祖国,国民党特务就会在半路上下毒手。钱三强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不顾,与夫人抱着刚刚半岁的女儿,果断而机智地回到祖国怀抱,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 6、被誉为“中国现代火箭之父”的钱学森,是著名的航天工程和空气动力专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在火箭研究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刚刚36岁的钱学森被聘请为美国麻省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钱学森那里,他想:“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了报效新生而落后的祖国,钱学森从1950年起在美国向其当局正式提出回国申请。但是,美国当局却百般阻挠并加以迫害,没收了钱学森的各种资料和书籍,并诬蔑陷害他为“间谍”,对他进行审讯和监禁,将他关押在一个孤岛上,仅半个月,就使他的体重减轻了14公斤。当时美国当局声称,只要钱学森放弃了回国念头,就照常给他提供实验室和仪器设备。可是,钱学森宁死也要回国,始终没有屈服。通过五年的艰苦斗争,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钱学森于195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国的路程。回国后,钱学森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跃入世界前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7、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掌握科学、报效祖国,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以吃饱,而当时日本帝国大学还答应保留他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发来电报,请他前往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8、中国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早年为了支持抗日战争,把日本侵略者早日赶出去,他就将自己家中积蓄的白银、首饰全都献给了祖国。1961年,当国内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钱财十分短缺时,身在苏联的王淦昌就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十四万卢布(约合人民币2至3万元)交给中国驻苏大使馆转赠给祖国和人民。1982年,王淦昌又将自己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奖金三千元全部都捐赠给了小学。

我不知道钟浩群讲得怎么样,但我很喜欢《道德经》。不过要有龙一般气魄的人才能讲懂《道德经》,宇宙与《道德经》一样的玄妙。

应该是一个对中国古代知识有点了解的二流人物吧。讲《道德经》第一句来了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家的诗。说是讲养生。现在讲养生的多了去了。最最厉害的养生大家十几个头衔的张悟本,刚刚进监狱了!牵强附会!道德经何其庞大咋讲咋有!

你要现代的还是古代的?有好多。我给你罗列一些现代的吧: 1、钱学森(著名科学家、物理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许多开创性贡献。) 2、钱三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核裂变”方面成绩突出,是许多交叉学科和横断性学科的倡导者。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两弹”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3、竺可桢(地理学家、气象学家、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是我国物候学研究的创始者、推动者) 4、李四光(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始人。“�”化石新分类标准的提出、中国南方震旦纪与北方石炭纪地层系统的建立、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发现与研究是他对地质科学的重大贡献。) 5、袁隆平(农学家、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研究杂交水稻的创始人,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第一人。他于1981年荣获我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被国际上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6、侯德榜(著名科学家,杰出的化工专家,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 7、周培源(著名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8、茅以升(著名桥梁专家、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 9、邓稼先(物理学家,在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10、童第周(生物学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 11、钱伟长(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著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 12、严济慈(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 13、吴有训(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教育家) 14、张钰哲(中国现代天文学家,“中华”小行星的发现者。) 15、汤飞凡(微生物学家,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人,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 16、丁颖(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水稻专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 17、梁希(林学家) 18、林巧稚(著名妇产科专家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学部委员。) 19、张孝骞(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等职。他长期从事内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中国胃肠病学的奠基人,一生确珍和治疗了许多疑难病症。) 20、吴阶平(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泌尿外科开拓者之一,在泌尿外科、男性计划生育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1、林巧稚(1901——1983),著名妇产科专家。福建厦门人。1929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并被聘为协和医学院妇产科医师。后任妇产科主任兼教授。1932年和1940年曾两次出国,在英国伦敦医学院、曼彻斯特医学院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进修。回国后,历任协和医院、友谊医院妇产科主任兼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市妇产科医院名誉院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她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学部委员。 2、张钰哲(1902——1983),著名天文学家。福建闽候人。1919年考入清华大学。1923年赴美留学。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天文研究所所长。 1946年再次赴美, 从事天文研究活动。1948年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 3、侯德榜(1890——1974),著名化学家。福建闽候人。1913年赴美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拉特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1921年回国,曾任塘沽永利碱厂总工程师、南京永利硫酸铵厂厂长、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化学局顾问、化工部副部长、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全国科协副主席。他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美国化工学会和英国皇家学会的名誉会员。 4、丁颖(1888——1964),著名农业科学家、水稻专家。广东茂名人。1912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1913年赴日本留学,攻读农业科学。1924年回国,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南农学院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并曾被授予民主德国农科院通讯院士、全苏列宁农科院通讯院士等称号。 5、熊庆来(1893——1969),云南弥勒人。1906年考入云南高等学堂。1913年赴比利时留学,后转赴法国,先后就读于格伦诺勃尔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大学和马赛大学,于192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31年再度赴法,以学术论文《关于整涵数与无穷极的亚纯涵数》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云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他创办了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数学系,最早把近代数学引进中国,致力整涵数、亚纯涵数、代数涵数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对我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定义的无穷极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极”(也称熊氏定理)。 6、汤飞凡(1897——1958),湖南醴陵人。1921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25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回国后,先后担任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雷斯德研究院细菌学系主任、上海医学院教授。1943年,他用自己设计的简陋设备制造出我国第一批青霉素。他是我国第一个抗生素研究室和青霉素生产车间、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和第一个正规卡介苗实验室的创办人。1948年,在第七届国际微生物学会上被选为常任理事。 曾任卫生部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1956年,在世界上第一次分离出沙眼病毒,被世界微生物界称为“汤氏病毒”。 7、张孝骞(1897——1987),湖南长沙人。192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湘雅医学院。曾任湖南湘雅医学院院长、协和医院内科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等职。他长期从事内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中国胃肠病学的奠基人,一生确珍和治疗了许多疑难病症。 8、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长子。1924年,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获建筑硕士、美术学士学位。他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大厦的设计,被普林斯顿大学赠予名誉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土建学会理事长等职。他为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曾参加国徽设计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他所撰写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获“全美最优秀出版物”称号。 9、钱学森(1911——)中国现代科学家。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留学美国并在近代力学奠基人卡门指导下从事火箭研究工作。1955年回国后投身于开创中国力学、航天事业等工作。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研究员、第一任所长,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任理事长等。1958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为我军的科技事业发展作了大量工作。 10、李四光(1889?971)地质学家。湖北黄冈人。字仲揆。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9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和地质力学的研究。 11、竺可桢(1890——1974年),我国代气象事业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 12、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出生于金坛金城镇,是世界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美国著名数学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13、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86年7月16日,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14、钱伟长,1913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获博士学位。1946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1954年起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改为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15、钱三强,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16、袁隆平袁隆平,农学家、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江西德安人。1930年9月7日生。1953年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历任研究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科院名誉院长、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长期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研究和制种技术实践。1964年首先提出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并进行科学实验。1970年,与其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发现一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成为突破“三系”配套的关键。 1972年育成中国第一个大面积应用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二九南一号A”和相应的保持系“二九南一号B”,次年育成了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强优组合“南优二号”,并研究出整套制种技术。1986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的战略设想。被同行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最让人想到的是 钱学森 李四光 钱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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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刘维新中国的改革是从土地使用形式变革开始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推行安徽省农民土地联产承包的经验,改变了公社、生产队吃“大锅饭”记工分的农业劳动形式,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挥,用了几年的时间就解决了大部分农业人口的温饱问题。30年来,中国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5亿,减少到目前的1450万,真可谓成绩显著。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角度观察,改革也是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始的。因为当时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占到经济总量的98%,使用的土地也是无偿划拨的,按需要分配,并不进入企业产品成本。这就是当时城市经济的背景。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外商进入以后土地怎么解决,对外商不能无偿分配。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大都是以土地作为股份与外商合资的形式,期限大都是15年左右,80年代初联合国开发署的一个专家代表团到中国考察,就提出搞商品经济土地无价值,不进入产品成本,这怎么行呢?于是由联合国开发署资助,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城市室的专家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国土地有偿使用课题组”,我是课题组成员之一。课题组成员先后到山东省烟台市、济南市,上海市,广东省调查。在济南市和烟台市对1500多个企业进行了随机抽样,在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提出中国要搞商品经济,土地必须实行有偿使用,必须进入产品成本的观点。中国的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过程,土地使用也经历了由无偿、无价、无期使用到有偿、有价、有期使用的历史过程。中国首先收取土地使用费的城市是辽宁省抚顺市,而深圳市是第一个实行土地出让的城市。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回顾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历程,可以简要概括为“三句话”:一是出现了三大变化;二是引发了三次圈地热;三是导致耕地保护的“两大冲击波”。一、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出现的三大变化(一)土地使用由无价、无偿、无期使用变为有价、有偿、有期使用这一过程大约经历了15年,也就是从辽宁省抚顺市收取土地使用费算起,到土地使用的“招拍挂”;当时抚顺市收取土地使用费时也遭到质疑,后来理论界发表文章,认为抚顺市的做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事隔不到1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引发理论界的一场辩论,认为土地使用费是地租的性质,不应用税的形式征收,后来税务部门解释:“土地部门人手少难以全面征收,税务部门对企业征收方便。”以此结束了那场争论。深圳市出让了第一块土地之后,引起各个城市的效仿。长江三角洲的江苏省昆山市搞得比较好,它是以不损害农业基础的前提下,兴办开发区和通过土地出让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当时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科技司司长张小华同志委托我带着研究生刘俊彩去昆山市总结他们的经验并在全国推广。当时出让形式大多是以协议的方式出现的。1993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协议出让土地的形式就显露出不少弊端,这时国家才提倡采用公开、公正、公平的“招拍挂”土地出让形式,21世纪初才规定经营性土地,必须经“招拍挂”取得,这就完成了土地从计划经济的行政划拨到市场配置的过渡。在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时期,为使土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王先进局长曾安排了几项重点研究,如中国土地租税费体系研究。这项研究从理论上对土地的租、税、费进行了界定,并提出多方面的改革思路,为市场配置奠定了基础。应当看到:土地从无价、无偿、无期使用到有价、有偿、有期的变革,不仅极大地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目前收取的土地出让金每年高达几万亿元,极大地支持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土地价值的显现也引发了几次大的“圈地热”。(二)土地管理体制从多头多家分管到城乡土地的统管改革开放以前,是农业部分管农地,建设部分管城市土地,林业部分管林地。改革实现了城乡地政、地籍的统一管理。实现全国城乡土地统一管理的重要标志是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的成立。但要真正实现统一管理,却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曾经经历的一件事可以真实地反映当时遭遇阻力的情况。1988年底为完成与联合国开发署的合作项目,我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到珠江三角洲调查,对广州、佛山、珠海3个市的土地管理形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形成研究报告,上报了国务院,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吴佩伦主任看后,很赞同此研究报告的观点,向原建设部做了通报。原建设部也派人进行了调研,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在这个背景下,1989年10月,由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牵头,在原建设部招待所召开了一次有多部门参加的讨论会。我作为主发言在会上阐述了城乡土地统管的观点,我在《中国土地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论城乡土地统管》,就是这次发言的内容。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王光希副局长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经过辩论,最后统一了观点:我国实行土地的城乡统管,在土地管理体制上是一个大进步。从此就改变了过去建设部门管建设,又自己批地的无约束的机制,在用地方面增加了土地管理部门的约束,这对控制耕地的随意占用,以及后来提出的“占补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战略上讲,林地也应纳入地政、地籍的统管范畴,就像公安部门管户口一样,不能分开管。土地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的载体,更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分头管理地政、地籍就容易疏漏。因此,我建议林地的地政、地籍的管理也纳入国土资源的统一管理之中。将林地分开从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土地的管理不能以地上附着物划分管理部门职能。(三)土地资源从行政划拨到市场配置土地使用从行政无偿划拨,到收取土地使用费,以体现土地所有权,再到协议出让,至“招拍挂”的市场配置,这个过程大约经历了20年的时间。这期间我国开始申请加入WTO。加入WTO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纳入国际运行之中。所以,从法律到实际运作都必须与国际接轨,符合国际市场的要求。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没有市场配置,就说不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国际上就不承认是市场经济国家,在国际贸易等方面就会受到制约。因此,土地资源必须由市场配置。我国实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是逐步深入演进的方式实现的,也就是1999年以前土地资源的配置方式主要还是协议出让,1999年市场配置仅占38%。国土资源部发文要求,经营性土地必须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招拍挂”取得。这之后才逐年发展。据统计,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面积中,划拨出让土地面积占到出让土地面积总和的51%,“招拍挂”占到53%,协议出让还是主体。2000~2006年,全国出让总价款达95万亿元。从2007年扩大了“招拍挂”范围,土地收益也大幅度提高,这年土地出让价款高达2万亿元。土地收益成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建设的动力,不仅全国城市面貌迅速改变,小城镇也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城镇的外部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变,增强了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适应了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应当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发展,土地的资产化更加明显,土地财富源源不断地涌现,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从经济上体现了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地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但是,由于土地收益大部分放在地方政府,多出让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追求,因此,耕地保护政策在地方上就打了折扣。二、土地价值的显现引发三次“圈地热”(一)第一次“圈地热”农村土地实行联产承包以后,解决了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民为追求生活的进一步改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各地出现大量兴办乡镇企业高潮,尤其沿海的江浙地区,形成了乡镇企业圈大院,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局面,占用耕地很多。这期间,李先念同志到南方考察,发现乡镇企业圈地过大,占用耕地过多,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土地是我们的生命线,必须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空间,要保护耕地。他回京后向中央汇报,中央决定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加强了土地管理。自1986年成立了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我国的土地资源才逐步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这次“圈地热”,促进了土地资源管理体制法制建设,为健全法规起了一个好头,也为后来完善土地法律法规体系奠定了基础。(二)第二次“圈地热”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各地为了加快发展,兴起大办开发区和开发房地产热潮。1992~1993年两年时间,就“圈”掉耕地73万公顷。这次“圈地”以后,在国际上引起反响。美国的布朗先生发表文章,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此文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并引起党中央对土地问题的高度关注。由于房地产开发与开发区过热,引发投资过热与通货膨胀,因此,1993年下半年中央实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整顿开发区和房地产开发,并实行“软着陆”的调控政策。1994年就出现了扭转。这期间中央三次听取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汇报,把对违法占用耕地的处罚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提出了耕地占用的“占补平衡”政策,并实行了土地用途管制,不准未经批准随便改变土地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也是这个期间颁布的。在这次“圈地热”中,少数城市还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如广西省北海市、广东省惠州市和海南省的一些城市,给后来的经济协调发展带来很大影响。经过3年的宏观调控,1996年宏观调控实现了“软着陆”。应该说,这次“圈地热”,又一次促使我国土地管理法规进一步完善,但是,由于土地增值效益的巨大和地方利益追求,防止违法占用耕地的一些法律条文,在实践中未得到认真贯彻。(三)第三次“圈地热”由于招商引资,发展地方工业,2003年全国各地再次出现大办开发区的圈地高潮。中央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和持续快速发展,2004年对投资过热和房地产开发过热,以及城市房地产价格上升过快的现象,再次实行宏观调控,颁布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并对各地的开发区进行了第二次整顿。通过这次整顿,压缩各种类型的开发区4138个,压缩土地面积249万公顷。但是,由于地方利益和开发商的极力抵制,从2005~2007年初,有些大城市房价不仅没有降,反而加快了上升速度。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调整了住房建设结构,对“投资”和“投机”购房,在金融、税收等方面采用严格的控制措施,并通过政策调整改变了过去以商品房为主体的建设体系,提出今后房地产开发主要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为主的住房社会保障体系,使商品房建设退居第二位,至此宏观调控才显示出作用。2007年下半年,一些城市的房价开始有些下降,投资过热基本得到控制。但在我调查的一些省市,开发区的压缩,真正落实的不多。应当指出,一些城市的政府刚看到房价下降,就急忙出来“救市”。我国的房地产价格从1998年开始连续10年上涨。笔者认为,世界上哪有房地产产品价格只涨不降的道理,目前房价的下降是一种理性回归,用不着大惊小怪,更不用急急忙忙地出来“救市”,应按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办事。三、耕地保护的“两大冲击波”与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一)关于“两大冲击波”在“十五”规划末期,中央看到耕地税减少的状况,温家宝总理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就严肃地提出“必须保18亿亩耕地的底线”,没有18亿亩耕地的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就会出问题,但是,这期间对耕地保护却出现了两大“冲击波”。第一大“冲击波”是“以租代征”的方式占用耕地。这种形式占用耕地,既不上报国土资源部,农民还可以仍旧领取耕地补贴费,真可谓一举两得。“以租代征”出现较早,自中央加强农地转用审批管理,上收耕地批准权限之后就出现了,目前上报国土资源部占用耕地的数据中根本不含“以租代征”的数量。根据笔者的调查,有的城市在耕地减少的数量中,“以租代征”方式占用的达65%以上,目前几乎多数市、县都是用这种形式占用耕地的。这实质上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种表现。河北某地“以租代征”占用农民耕地达几百亩,涉及几百个农民的利益,农民不满,在地头静坐,到国土资源部集体上访,国土资源部领导很重视,批示:“这是典型违法占地,限两个月恢复原貌。”部批到省,省批到市,两个月过去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因为这涉及地方利益,违法占地的主体是各级“领导”或政府,所以“以租代征”问题很难解决。第二大冲击波是“小产权房”。所谓“小产权房”就是城郊结合部,乡长、村长与开发商联合用农村集体土地盖起来的“商品房”。这样的商品房是乡产权和村产权,从法律层面上讲是违背土地管理法的,是不受现行法律保护的。那么为什么“小产权房”久禁不止,有越发展越多的趋势?北京总量达400多万m2,不少城市的郊区都出现“小产权房”,而“小产权房”60%以上是占用耕地建的。分析“小产权房”久禁不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城市的商品房价格过高,超出工薪阶层的购买能力,而“小产权房”的价格仅为城里商品房的40%左右,因此有市场。二是集体土地征用很便宜,也就是几万元一亩,但征后经简单的整治开发,一亩地的出让价格就高达几十万元。乡村盖“小产权房”卖,得利要比征地价格高出几倍,因此,郊区乡镇的领导热衷于搞“小产权房”,除此之外,乡、村领导还可以利用搞“小产权房”寻租。综上所述,这“两大冲击波”,已经成为耕地保护的最大危害,不仅威胁到耕地保护的落实和粮食安全,也向目前的法规提出挑战。为了弄清“两大冲击波”产生的根源,以及寻找解决办法,笔者到过不少地方实地调查,经过认真的调查和研究,得出结论:这是城乡土地产权的二元结构管理体制,由于利益的博弈导致的结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解决“城乡土地产权二元结构体制改革上着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从利益分配上着眼解决土地产权二元结构管理体制,此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二)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新农村建设与集体土地流转提出了“三个作为”和“一个允许”及“三个不得”方针。“三个作为”是针对新农村建设提出的,包括: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这“三个作为”是中央提出对今后指导“三农”工作的总体思路的新概括、新论述,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也是一脉相承的,有了集体土地的流转才能实现“三个作为”。针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允许”是指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三个不得”是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利益。依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者对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提出“三个集中”、“两个流转”、“一个探索”的改革思路与大家共同讨论。“三个集中”是指依据中国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的国情和“三个作为”的精神,国土资源部应提倡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三个集中”模式,即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工业小区集中;居住向居民小区集中。通过“三个集中”的推动,对农业土地(含农村建设用地和宅基地)逐步划出限制用途区域,如城镇发展区、农业基本农田保护区;并把耕地划分出三个等级(即基本农田保护区(永久不能改变的粮田);近20年不能动用的农业区域;通过“占补平衡”可动用的农田)。通过这三级划分把建设用地的来源和用途说清楚。今后城镇和农村建设用地,经过城乡统一的规划,如果要合并自然村庄,就要通过土地置换从农村的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中找出路。这是保护耕地与解决城镇用地的可行方法,也是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两个流转”是指农村建设用地(含宅基地)的流转与农业耕作土地的流转。一是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应通过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把农村建设用地纳入城镇的统一规划之中,通过有偿流转,建立城乡统一的地产市场,让农民享受城市国有土地的待遇,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害。二是农业用地的流转。对农业用地(耕地)的流转,应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依据农民自愿的原则,进行有偿流动,既可以向种田能手集中,也可以通过入股建立集体经济组织,以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华西村的实践证明,只有集体经济的发展,才能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个探索”是指探索解决“城乡土地产权二元结构管理体制”。城乡土地产权的二元结构体制,是产生“以租代征”和“小产权房”的根源。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耕地难以保护,经济发展中的建设用地也会受到制约,更难走向城乡一体化。解决城乡土地产权二元结构体制的出路,是“二权归一”,这符合我国土地公有制的宪法条款。在我们国家土地私有化是不可取的,那样不仅违背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在目前农地过于分散的背景下,私有化还将给中国带来灾难。实行“二权归一”,先可以把农村建设用地通过补偿实现“二权归一”,然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试验,再把农业用地(耕地)逐步实现“二权归一”,赋予农民永久耕作权。农民本身并不在乎土地的集体所有或是国有,只要农民利益有保障就不会有意见。当然,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必须通过认真研究,并进行实地探索,才能逐步推开。总之,笔者认为,土地使用制度深化改革的出路,是土地的“二权归一”,否则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就难以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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