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修缮工程实施时间：1953年至1955年项目主持人：余鸣谦；参加人员：李良姣、李全庆、梁超、何凤兰、姜怀英、汪德庆、李竹君、贾瑞广。山西永乐宫建筑群搬迁保护工程实施时间：1958年至1964年项目主持人：祁英涛；参加人员：杜仙洲、金荣、王仲杰、刘世厚、陈长林、李惠岩、吕俊岭、张中义、陈继宗、王真、梁超、赵仲华、贾瑞广、张智、崔淑贞、秦秀云、王德庆、律鸿年、姜怀英、何云祥、黎辉、张思信等。北京十三陵昭陵保护维修、复建工程实施时间：1985年至1992年项目主持人：祁英涛；参加人员：孔祥珍、梁超、崔兆忠、张之平、杨新、贾克俭、袁毓杰、闫明、何流以及北京市文物局的同志。山西云冈石窟保护工程实施时间：1974至1998年项目主持人：余鸣谦；参加人员：姜怀英、贾瑞广、蔡润、李哲元及云冈石窟解廷藩等。北京大学红楼维修加固工程实施时间：1977年至1979年项目主持人：罗哲文；结构设计人：崔兆忠；设备设计人：白丽娟；参加人员：傅连兴、陶宗震、杨玉柱、李建勋、张思信等。天津蓟县独乐寺修缮工程实施时间：1997年至1998年项目主持人：余鸣谦、杨新；参加人员：崔兆忠、孔祥珍、袁毓杰、顾军。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大修工程实施时间：1977年至1980年项目主持人：祁英涛；参加人员：孔祥珍、梁超、李全庆、孔德垿、李良姣、李竹君、杨玉柱等。河北承德普宁寺大乘阁落架大修工程实施时间：1963年至1999年项目主持人：祁英涛；参加人员：李全庆、李方岚、孔祥珍等。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88年至1990年项目主持人：孔祥珍。参加人员：袁毓杰。河北定州开元寺料敌塔维修加固工程实施时间：1995年至2001年项目主持人：崔兆忠；审核人：罗哲文；参加人员：贾克俭、张立方、孙刚、甄文宜、鲍雷、程俊峰等。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地保护规划与工程实施时间：2002年至2003年项目主持人：付清远；参加人员：李宏松、顾军、陈超平、葛川、王金华、刘忠平等。内蒙古呼和浩特金刚座舍利宝塔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2年项目主持人：崔兆忠；审核人：罗哲文；参加人员：贾克俭。山西善化寺大殿、山门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3年至1998年。项目主持人：李竹君。福建泉州洛阳桥修复工程实施时间：1993年至1996年。项目主持人：杨玉柱；参加人员：许言。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大殿修缮工程勘测、设计实施时间：1981年至1982年项目主持人：梁超；参加人员：杨新、孙致云等。宁夏拜寺口双塔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86年项目主持人：崔兆忠，参加人员：贾克俭、袁毓杰、闫明、孙燕英等。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勘测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78年至1981年项目主持人：姜怀英；参加人员：杨玉柱、贾瑞广、李竹君、梁超、孔祥珍等。青海塔尔寺建筑群一期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2年至1996年项目负责人：姜怀英；参加人员：杨招君、刘江、顾军、李宏松、王金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维修加固工程实施时间：1988年至1990年项目负责人：蔡润、王志良。柬埔寨吴哥古迹周萨神庙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8年至2006年项目主持人：姜怀英；参加人员：顾军、刘江、王磊、李宏松、胡源、乔梁。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项目实施时间：1994年至2003年项目主持人：李宏松；参加人员：王金华、陈超平、胡源、鲁民、何流等。香港志莲净苑仿唐木构寺庙建筑群复建设计实施时间：1994 年至1996年项目主持人：张之平、张同生；参加人员：杨新、袁毓杰、莫涛、闫明、颜华、孔祥珍、李竹君、宋森才、梁超、杨烈、崔兆忠。北京恭王府府邸保护维修工程设计实施时间：2004年至2005年项目主持人：杨新；子项负责人：丁燕、袁毓杰、闫明；参加人员：张秋艳、永昕群、查群、杨招君等。湖南岳阳楼基础滑坡治理实施时间：1992年至1995年项目负责人：李竹君；基础抗滑工程设计：冯丽娟。青海塔尔寺大金瓦殿维修保护工程设计实施时间：2001年至2002年项目主持人：杨新；参加人员：章忠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设计研究院负责地质及基础勘察。西藏布达拉宫维修保护工程第一期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89年至1994年工程主持人：姜怀英；参加人员：贾瑞广、袁毓杰、陈超平、许言、莫涛。第二期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2002年至2007年工程主持人：张之平；参加人员：颜华、袁毓杰、莫涛、闫明、杨招君、杨新、刘忠平等。新疆伊犁昭苏圣佑庙维修工程勘测、设计实施时间：2003年至2005年项目主持人：丁燕；参加人员：永昕群、闫明、颜华、陈超平。福建泉州德济门遗址保护工程实施时间：2003年至2004年项目主持人：查群；参加人员：付清远、王志良。天安门城楼、城台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1997年至2003项目负责人：张之平故宫中和殿区古建筑群保护维修工程实施时间：2003年项目主持人：张之平；参加人员：丁燕、肖东、闫明、颜华、袁毓杰。甘肃天水伏羲庙文物保护工程设计实施时间：2002年8月项目主持人：沈阳；参加人员：肖东等。 宁夏西夏陵保护规划实施时间：1999年至2000年项目负责人及文本编写人：付清远；审定人：王景慧、黄克忠；参加人：高洪莉、赵中枢、张文奇。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实施时间：2001年至2002年项目主持人：付清远；参加人员：黄克忠、高洪莉。湖南里耶古城遗址文物保护规划实施时间：2004年至2006年项目负责人：沈阳；参加人员：王金华。内蒙古阿尔寨石窟遗址保护规划实施时间：2003年至2007年项目负责人：王金华；参加人员：付清远。内蒙古大窑遗址文物保护规划实施时间：2003年至2004年项目负责及编写人：冯丽娟；顾问：张森水；审定人：付清远，参加人员：葛川、汪英华。黑龙江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保护规划实施时间：2001年至2002年规划编制主持人：付清远；参加人：陶刚、高洪莉。 1．国家科技支撑课题铁质文物综合保护技术研究实施时间：2006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马清林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孟宪民2．国家级其他项目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族谱校释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崔勇濒危馆藏壁画抢救工程-馆藏壁画保护综合研究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马清林、郭宏南方地区贴金彩绘石刻保护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以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保护为例实施时间：2008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詹长法、王金华木结构文物建筑变形现状信息采集系统建设—以应县木塔现状信息采集为例实施时间：2008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侯卫东文化遗产灾害风险评估及防灾体系建设—不可移动文物地震风险评估初步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课题负责人：侯卫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珍贵古籍及文物资料抢救保护实施时间：2009年课题负责人：赫俊红新疆出土文献的保护与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刘绍刚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项目二期（茶胶寺）实施时间：2005年至2014年课题负责人：侯卫东3．国家文物局课题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编制第一阶段要求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课题负责人：侯卫东碳酸盐石质文物劣化定量分析与评价系统研究实施时间：2006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李宏松文化遗产资源特性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于 冰新疆且末古国出土玻璃的科学分析与综合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成倩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1年课题负责人：刘爱河可移动文物标准体系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高峰4．国家文物局委托课题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代码编制规则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李战崎成立国际标准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的可行性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范佳翎馆藏铁质文物保护技术手册实施时间：2009年课题负责人：马清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体系建设预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张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技术与工艺科学化问题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梁宏刚古建筑木构稳定性分析与安全性评定预研究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王林安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保存状况研究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王金华古代发明创造数字展示项目可行性研究实施时间：2007年至2008年课题负责人：张谨5．基本科研业务费课题：(按主要研究领域分类)1岩石类（含石窟类）课题(1)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金箔的破坏状况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田兴玲(2)安岳石窟圆觉洞地质条件及病害研究实施时间：12-12课题负责人：王金华(3)河南龙门石窟潜溪寺石窟岩体构造特征及渗水机理研究实施时间：8-6课题负责人：张兵峰2广西花山岩画保护工程相关课题(1)岩画渗水病害热红外成像探测及机理研究实施时间：9-9课题负责人：吴育华(2)三维激光扫描和GIS技术在野外大型岩画保护中的应用研究实施时间：5-11课题负责人：黄玉琴(3)石灰岩质文物裂缝注浆材料及工艺研究实施时间：8-8课题负责人：周 霄(4)广西花山岩画颜料脱落及褪色病害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实施时间：8-8课题负责人：孙延忠(5)花山岩画环境监测方法与指标研究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刘意鸥(6)天然水硬石灰在岩土文物与遗址加固修复中的应用研究实施时间：2-12课题负责人：李 黎3木构建筑类课题(1) 应县木塔斗栱静动力荷载下力学性能研究实施时间：8-8课题负责人：王林安(2)木结构文物建筑变形现状信息采集系统建设——以应县木塔现状信息采集为例（二期工程）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颜 华(3)应县木塔二层明层倾斜变形及其对整体结构安全影响研究实施时间：6-12课题负责人：王林安(4)古建筑木材横纹承压增强加固技术研究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王林安(5)辽代木构建筑大木结构研究实施时间：3-3课题负责人：温玉清(6)木结构建筑不完全落架维修方法研究—以奉国寺大雄殿为例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王雪莹4大运河相关课题(1)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导则及实施方案研究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李宏松(2)大运河淮安段遗产本体调查方法研究实施时间：8-8课题负责人：于 冰(3)大运河扬州段水利遗产真实性研究实施时间：6-12课题负责人：崔 明(4)大运河遗产可持续发展利用研究—以淮扬区段和南运河为例实施时间：6-12课题负责人：赵 夏5土遗址类课题(1)南越王宫署土遗址保护材料研究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王云峰(2)北方地区非露天条件下既有土遗址加固材料保护效果评估研究实施时间：6-6高句丽壁画保护工程相关课题(1)高句丽墓葬壁画制作材料分析与病害原因研究-以麻线安子沟等四座墓为例实施时间：8-12课题负责人：成 倩(2)高句丽墓葬壁画微生物的检测研究-以麻线安子沟等四座墓为例实施时间：8-12课题负责人：葛琴雅(3)高句丽墓葬岩土结构前期调查与评价研究实施时间：9-12课题负责人：葛 川7金属类课题(1)室外铁质文物保护材料长期有效性评价研究实施时间：8-8课题负责人：沈大娲(2)沧州铁狮子加固方案支撑节点部位应力状况研究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永昕群(3)高度矿化青铜器腐蚀特征与成因初步研究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张治国(4)浙江瓯海出土西周时期青铜器腐蚀与土壤环境关系研究实施时间：7-7课题负责人：马菁毓8其他研究领域课题(1)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建筑保护修复史研究实施时间：6-12课题负责人：温玉清(2)海洋出水陶瓷、金属和木质文物保护前期研究实施时间：7-12课题负责人：李乃胜(3)南海诸岛文物考古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及初步研究实施时间：6-12课题负责人：范伊然(4)天津近现代工业遗产评价与保护体系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王晶(5)国保单位申报标准研究实施时间：2008年至2009年课题负责人：刘文艳(6)意大利文化遗产登录制度与我国国保单位评审制度对比研究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0年课题负责人：王乐乐 科研期刊：《出土文献研究》《文物科技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工程与科技保护专著：《西藏布达拉宫修缮工程报告》《周萨神庙(世界遗产柬埔寨吴哥古迹)》《大足石刻保护》《中国古代建筑——蓟县独乐寺》《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卷1-4）》《天衣有缝－纺织品保护修复论文集》《中国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基础工作类专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地方志书目》《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译著：《艺术品中的铜和青铜腐蚀产物、颜料、保护》《国外文物保护科技编译参考》《国外文物保护机构介绍》《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艺术品中的铜和青铜：腐蚀产物，颜料，保护》文物保护研究论著：《内庭圆明园内工诸作现行则例》《壬寅消夏录》《文物保护科技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科技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地方志书目》《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中国文物科学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孤本、善本出版：《新中国出土墓志》《银雀山汉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吐鲁番出土文书》《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尹湾汉墓简牍》《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教育培训主要出版物：全国文物古建研究所所长培训班讲义；“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卷一、卷二；中意合作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东亚纸质文物保护——第一届东亚纸张保护学会研讨会论文集；文物修复理论——中文版；“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卷三、卷四；天衣有缝——中国古代纺织品保护修复论文集。 出版物：2010年4月，首届“紫禁城杯”（200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评选结果揭晓，我院《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艺术品中的铜和青铜：腐蚀产物，颜料，保护》两部图书从全国164种入围图书中脱颖而出，分别评为“200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和“200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最佳译著”奖。《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获2002年国家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睡虎地秦墓竹简》——获首届全国古籍图书一等奖《吐鲁番出土文书》——1999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第二届古籍整理图书评奖一等奖同年获得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颁发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图书评奖一等奖同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1997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2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评奖一等奖《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获得江苏古籍图书二等奖工程项目：北京大学红楼维修加固工程——获得1981—1982年度文化部科技成果三等奖。天津蓟县独乐寺修缮工程——获得国家文物局2004年文物保护科技进步二等奖。风化石质文物的渗透加固——1992年4月获国家文物局科技进步三等奖香港志莲净苑仿唐木构寺庙建筑群复建设计——获得2002年优质工程奖第一名获得2000年香港十大优秀建筑奖获得美国建筑学会亚洲惟一大奖（1998年）敦煌莫高窟起甲壁画修复技术——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7获文化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山东临沂金雀山帛画揭裱技术——获得文化部1985—1986年科技成果三等奖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竹、木、漆器脱水修复技术——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吉林集安长川一号高句丽墓壁画保护——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出土彩绘陶俑的保护处理方法—北周李贤墓彩绘陶俑保护方法的研究——获1985—1986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奖四等奖北周李贤墓壁画的揭取和修复新技术——获1985—1986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奖四等奖AC—I型防紫外线胶片的研制与应用——获1985—1986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唐碑汉刻的文化视野》，31万字，人民出版社，2009；《咸阳碑刻》，57万字，三秦出版社，2003《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壹》，100万字，文物出版社，2000；《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68万字，三秦出版社，1991《西安交通大学校址千年历史文化考》，23万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试议墓志铭变格破体的文学现象，《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权威期刊）五代朔方节度使冯晖墓志初探，台湾中央研究院《大陆杂志》(96),1992中国碑刻文化的现代哲学观照,《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CSSCi）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之比较，《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CSSCi）浅谈咸阳地区近年出土的唐代墓志，《出土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8陕西杨陵区文馆所四方唐墓志初探,《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CSSCi）传播美学视野下的碑刻媒介，《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CSSCi）现代视角下的西部多民族文化探索,《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 （CSSCi）《白鹿原》的修辞艺术,《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核心期刊）“诗书俱妙”探证,《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CSSCi）美学系统中的意象,《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CSSCi）论中国诗歌精神对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的超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CSSCi）
招，看每年的情况了
您好：基础课全国统一命题，专业课是自主命题，具体可登陆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网站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3日语或202俄语或201英语一③618中国古代史\考古学通论研究方向：①博物馆管理②文化遗产保护③考古学（新石器商周考古、汉唐考古、边疆考古、民族考古、美术考古）④出土文献研究 中国古代文物研究
楼上说错了，历史文献是历史专业的一个很重要分支，很多有成就的大家都是对历史文献颇有研究的，比如陈垣先生，文献专业现在比较好的是华中师大，但是出土文物方面，现在就是上博简研究比较热点，老一点的有敦煌与吐鲁番文书研究，复旦，北大，南大都是不错的
《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4月。《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中华书局，2008年4月。《张政烺论易丛稿》，李零等整理，中华书局，2010年12月。《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朱凤瀚等整理，中华书局，2011年3月。张政烺文集：第一卷《甲骨金文与商周史研究》、第二卷《文史丛考》、第三卷《论易丛稿》、第四卷《古史讲义》、第五卷《苑峰杂著》，中华书局，2012年4月。 猎碣考释初稿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1934年）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同上，第二册（1935年）邵王之諻鼎簋铭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八本第三分（1939年）字说《六同别录》上册（ 1944年）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 (同上)说文解字叙引尉律解《集刊》第十七本（1945年）汉代的铁官徒《历史教学》第一卷第一期（1951年）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同上，第二卷（1951年）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 《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释甲骨文俄、隶、蕴三字 《中国语文》》1965年第4期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铜壶 《考古》1972年第5期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 《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甲骨文肖与肖田《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利簋释文 《考古》1978年第1期满城汉墓出土错金银鸟虫书铜壶（甲）释文 《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第3辑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 《古文字研究》1979年，第1辑中山王■cuo壶及鼎铭考释同上中山国胤嗣<妾子>{次虫}壶释文 (同上)周厉王胡簋释文 (同上)，1980年，第3辑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 《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秦律葆子释义 《文史》1980年，第9辑秦律集人音义 《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哀成叔鼎释文 《古文字研究 》1982年，第 5辑释■■(同上)，1981年，第6辑殷墟甲骨文羡字说 《甲骨探史录》（ 1982年）王臣簋释文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庚壶释文 《出土文献研究》（1983年）妇好略说 《考古》1983年第 6期殷契■田解 《甲骨文与殷商史》1983年，第1辑释因蕴 《古文字研究》1983年，第12辑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 (同上)，1984年，第13辑殷墟甲骨文字中所见的一种筮卦 《文史》1985年，第24辑易辨——近几年来我用考古材料研究周易的综述 《周易纵横录》（1986年）士田十万答问 《文史 》1988年，第29辑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 《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1990年）六书古义 《集刊》》1942年，第十本讲史与咏史诗同上王逸集牙签考证 《六同别录》下册（1945年）一枝花话 《集刊》1948年，第二十本宋故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忠烈公事辑——黑鞑事略作者彭大雅北京大学 《国学季刊》1950年，第 6卷第4号敦煌写本杂钞跋 《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950年）宋江考 《历史教学》1953年 1月号金史校勘记中华书局， 1975年春秋事语解题 《文物》1977年第1期马王堆汉墓帛书（壹） （与裘锡圭等合作整理）文物出版社，1980年会文山房与韩小窗 《社会科学战线》（吉林）1982年第2期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序 《农史研究 》1 982年，第2辑封神演义漫谈《世界宗教研究》 1982年第4期帛书六十四卦跋 《文物》1984年第3期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 《余嘉锡先生纪念论文集》（1989年）十二寡妇征西及其相关问题——柳如是别传下册题记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1989年）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 《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所》第一集，1991年上古时代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文史丛刊——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1951年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出土文献的鉴别、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
《唐碑汉刻的文化视野》，31万字，人民出版社，2009；《咸阳碑刻》，57万字，三秦出版社，2003《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壹》，100万字，文物出版社，2000；《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68万字，三秦出版社，1991《西安交通大学校址千年历史文化考》，23万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试议墓志铭变格破体的文学现象，《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权威期刊）五代朔方节度使冯晖墓志初探，台湾中央研究院《大陆杂志》(96),1992中国碑刻文化的现代哲学观照,《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CSSCi）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之比较，《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CSSCi）浅谈咸阳地区近年出土的唐代墓志，《出土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8陕西杨陵区文馆所四方唐墓志初探,《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CSSCi）传播美学视野下的碑刻媒介，《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CSSCi）现代视角下的西部多民族文化探索,《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 （CSSCi）《白鹿原》的修辞艺术,《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核心期刊）“诗书俱妙”探证,《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CSSCi）美学系统中的意象,《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CSSCi）论中国诗歌精神对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的超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CSSCi）
罗新，男，1963年生，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2年－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阳地区中学（今襄樊市四中）读高中；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本科，获学士学位；1985-1986年，在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任教；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995年--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2 《北大馆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辨伪》，《文献》，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3 《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4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5 《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6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韩国学论文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7 《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六辑，1998年5月。8 《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9 《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10 《关注高耸天外的昆仑山——评新译〈西域考古图记〉》（书评），《光明日报》，1999年5月21日。11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与王素、宋少华合写）12 《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13 《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14 《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15 《元散曲所见祆教资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16 《跋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北大史学》第8辑，北大出版社，2001年。17 《走马楼吴简中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18 《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19 《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20 《仇池行》，《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21 《北朝墓志丛札（一）》，《北大史学》第9辑，北大出版社，2003年。22 《说〈文馆词林〉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23 《话说飞狐道》，《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24 《监池司马简及相关问题》，《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25 《吴简所见之督邮制度》；《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26 《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27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28 《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29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30 《走访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31 《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32 《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33 《回鹘牙帐城掠影》，《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34 《应重视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民族报》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北大史学》第11辑，2005年8月。36 《契丹古城青草长》，《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37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文史》2005年第4期。39 《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12月。40 《北齐韩长鸾之家世》，《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41 《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42 《闲说吕无党》，《书城》2006年第1期。43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44 《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45 《也说吴平斛》，《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46 《另一个敕勒川》，《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2006）。47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48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第12期。49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1月），50-73页。50 《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73-97页。5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魏元则、元宥墓志疏解》，《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页。52 《雪中的游思》，《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2007年第1期），88-94页。53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页。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长沙呉简研究会（编）《长沙呉简研究报告》第3集，东京：2007年，103-108页。55 《试论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页。56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杀人石猜想》，《中华文化画报》2008年第1期，第120-127页。58 《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59 《横笛莫吹行路难》，《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60 《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书城》2008年第4期。61 《论阙特勤之“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92-202页。62 《横绝大漠心飞扬》，《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页。63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64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评介》，《北大史学》，第13辑。65 《跋北魏辛凤麟妻胡显明、辛祥及妻李庆容墓志》，《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66 《“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121-131页。67 《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页。68 《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性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69 《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70 《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71 《为你跋山涉海》，《书城》2009年第10期。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文史》2009年第4期。73 《北魏申洪之墓志补释》，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74 《北魏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页。75 《2010年9月访乌兹别克斯坦散记》，《传承》2010年第3期（总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页。76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大观》2011年第1卷（总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页。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号（总第74期），第40-51页。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111-《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日文），《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贵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学》，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9月，第247-258页。《说北魏孝文帝之赐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页。《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与李泉汇合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页。《一曲风高奏古宫——读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第9版。《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载台湾政治大学编《中原与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3月。（与叶炜合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5月。《历史的高原游牧》，中华书局，2011年1月。 《吴简研究》第三辑（罗新、宋少华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6月。《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与王素合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与王素合作） 铃木宏节《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我年轻时，某个赶写博士论文的冬夜，在FM4里听了朱哲琴的《黄孩子》，那种空旷萧索的孤独感和无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写不下去却不得不写的绝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目光。”歌词把白人蓝眼与黄人黑眼相比对，倾诉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和唱歌时的朱哲琴一样，我听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黄种人”。那首唱遍中国的《龙的传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我们被教育去认知并认同自己的黄种人属性，被教育承认自己的皮肤是黄色的，尽管肉眼看我们的皮肤一点也不黄，除非是生了某种特殊的病。这许多年间，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记《九阴真经》那样，我们逐渐把一团又一团的教育浆糊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种族思维逻辑下的众多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在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专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种族思维的上佳教材，这就是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知识过程，是一部有关种族思维有趣却沉重的社会文化史。不难理解的是，“黄色人种”的本意是指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可是，奇迈可此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却是，把东亚人的肤色归类为黄色，并非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完全是一种近代科学的新发明。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各类西人旅行报告中，对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绝少认为东亚人在肤色上与欧洲人迥然有别。包括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在内的观察者注意到，东亚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特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来肤色要暗一些，但这种差别与欧洲各国间的差异一样，只是深浅之别。这才是经验观察的记录。那时常常被西方观察者归类为“黄皮肤”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纪被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东亚人的肤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色、铅色，等等，总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过，几乎还没有人以单纯的黄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因为黄色的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东亚用肉眼凭经验观察到的肤色。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如何描述东亚人，似乎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欧洲中心主义继续成长，超越经验观察，由近代动植物分类学、人类学和进化论主导，才最终实现了东亚人肤色由白向黄的历史性跳跃。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人种分类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种族思维取代了古典的经验描述，自然体系中的人类在科学上得以分门别类。人种分类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学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都是那时已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的说法，只有亚洲人的肤色他用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拉丁词fuscus，通常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微黄”。奇迈可认为，这是亚洲人种的肤色从各种可选择的颜色最终走向“黄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迈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该书第十版时，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du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死一般的颜色，等等。奇迈可强调，林奈并非简单地要在白与黑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来指称亚洲人，因为林奈说过，植物呈现luridus颜色就意味着悲伤和可疑。十八世纪后期，所谓的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发展来自于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这位号称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科学家不满意林奈等人以大洲为单位和以肤色为标准区分人种的做法，转而采用体质特征特别是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他发明的人种名称中，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种族思维正在被抛弃的今天，它们仍顽强地频频出现在各种科学与通俗文字里。尽管布鲁门巴哈认为肤色的分类不精确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专注于头骨分析，但他还是把流行的肤色分类与他的头骨分类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白色高加索人种、黑色埃塞俄比亚人种、红色美洲人种、黑褐色马来人种和黄色蒙古人种的五大人种分类法。在奇迈可看来，正是由于蒙古名称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该人种相联系的黄色也就稳定下来，一枝独秀，成为所有各备选颜色中最终的胜出者。从此，东亚人种就具有了蒙古体质与黄色皮肤的双重标签。1795年是科学种族论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布鲁门巴哈创造了“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等全新概念。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仍有人对如何更好地描述东方人的肤色存有争议，东亚人的“蒙古人种”属性则已普遍视为定论。布鲁门巴哈为什么采用蒙古来命名东亚人种呢？奇迈可分析，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方便的选择，也不是因为蒙古人头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据说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种人的理由），而是因为蒙古人是历史上最令西方惊恐的东方人，这个名称足以唤起西方对于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历史记忆。布鲁门巴哈反复提示蒙古与鞑靼的区别，他把鞑靼之名给予突厥人，认为包括鞑靼在内的中亚以及中东、南亚和北非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属于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则专指东亚人。布鲁门巴哈创立的体质人类学立即把人种研究当作该学科的全部内容，迅速把科学种族论推向极致。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如同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解剖学所证实的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且浅肤色和高眉骨也与他们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与他们生性中的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而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与厚嘴唇，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于猿类。既然人的道德与智力差异取决于生理差异，那么，不仅人种之间，而且各人种的亚种之间的差异，也会指向血统的优劣之别，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优越得多，而对白人纯洁性和高贵性威胁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就进一步推动科学种族论走上更荒谬、也更邪恶的不归路。奇迈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肤色上，特别是所谓蒙古人种的肤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体质人类学家以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细致，百折不挠地投身于测定肤色的科学事业，他们设计各种方法，发明各种仪器，积累和分析有色人种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肤色属性的详实数据。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种的黄皮肤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肉眼难以看到，那是因为黄色隐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学测量、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才能还原黄色的真相。依据进化论理论，在人类进化的两极之间，即完美阶段高加索人与原始阶段非洲黑人之间，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代表了进化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虽然有过较高级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时候却停滞僵化，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有些东亚人看上去不仅不黄，而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有过欧洲血统的混入。奇迈可专辟一章讲种族思维在医学中的发展，围绕三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来说明十九世纪科学种族论的深刻影响。第一个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种分类的生理学描述，蒙古人种眼睛细长且小，有明显内眦赘皮（又称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盖下眼皮。医生发现部分欧洲人儿童期也会出现眼内眦赘皮，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白种人进化程度高于黄种人的证据。第二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这种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种良性的先天胎记，普遍出现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肤色素较深、欧洲人皮肤色素较浅，均不易察觉，故于东亚人群中最为常见，最初被认为仅见于东亚，因而被西方医学界命名为“蒙古斑”。一种科学解释把这种胎记看成人类进化中脱落了的尾巴的遗痕，而这种遗痕不见于白人，同样说明白人的进化程度是最高的。对于部分欧洲婴儿中也存在的这类胎记，有些学者解释与中世纪蒙古人的入侵有关，这种解释又被用来佐证人类混种的危害。第三个就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医生John L Down发现并命名的“蒙古人病”。这种现已改以发现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综合征”，是染色体变异造成的遗传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欧洲人中发现，因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脸部较宽，眼睛小而上挑，与人们理解中的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颇为相似，发现者遂称之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么会呈现蒙古人的面容特征呢？符合进化论的解释是，智障疾病就是人类进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种衰退的结果，就是回到较低级的蒙古人种阶段，所以会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这个荒诞的病理理论，如果蒙古人种也发生智障衰退，患者就应该呈现黑人的面部特征。后来在白人以外、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人群中都发现了这类病患，旧的病理解释也早已抛弃，这个有着强烈病态特征的“蒙古病”名称却被医学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正如有些医学机构所批评的，至迟从科学种族论兴起以来，以种族为根据的病理分析已经成为某种本能反应，把种族、族群这类假定以血缘依据划分边界的社会单元，与某些病患的发生机理和流行范围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目前还颇有市场，尽管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医学杂志已开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种族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举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关于脚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种族或族群解释。脚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国有许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从种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说这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也有人解释这是汉族的特征，还有人认为这是满族的特征。最浪漫的解释把这种疾病现象与明代洪洞县的移民传说联系在一起，说具此特征者都是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后裔。这种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仅仅与营养缺陷或身体脱水有关，从种族角度寻求病理解释只能是缘木求鱼。每个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但只有西方的科学种族论带有科学的光环，并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非西方世界。奇迈可考察了黄色蒙古人种观念在中国和日本被接受的过程，发现中国人接受此一观念更加主动，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意义（表色情涵义的“黄色”一词是后来从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转化而来的），诸如黄帝、黄河等专名的传统以及黄色的尊贵地位等因素，使中国人接受黄色人种归类并无困难，需要剔除的仅仅是西方人附加于白色与黄色的种种价值褒贬。而日本传统中黄色并无这种积极用例，因此接受过程较为曲折。奇迈可还发现，中国人最早接受这一观念并积极推广鼓吹的，是那些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日本的崛起，中国反西方的社会行动如义和团，西方的反应之一就是“黄祸论（yellow peril）”的出现。黄祸论虽然是针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但历史依据却是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顾历史上中国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点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种与黄色人种这两个标签结合起来，才可能推动“黄祸论”的流行。从1972年Richard Lewontin发表那篇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来，以“种族（race）”这一类的标签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与亚集团的传统分类法，开始越来越失去其生物学的依据。研究者相信，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最近有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socio-cultural construct）。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认识在中国社会还远远不是常识，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即使在研究历史、民族和族群问题的学者中。事实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龙的传人》那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认同。正如歌里反复唱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和唱歌人，却用“遥远”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只是，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奇迈可这本《变成黄种人》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很高的科普价值。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楼上说错了，历史文献是历史专业的一个很重要分支，很多有成就的大家都是对历史文献颇有研究的，比如陈垣先生，文献专业现在比较好的是华中师大，但是出土文物方面，现在就是上博简研究比较热点，老一点的有敦煌与吐鲁番文书研究，复旦，北大，南大都是不错的
西周青铜器与铭文，西周史，战国秦汉出土简帛文献。从2009年初开始，先后参加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和秦简牍的整理工作。 编著《黄土与青铜——先秦的物质文明》（《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以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为基础编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老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 论文1．《对王国维“先公先王二考”的回顾和思考》，《中国学术》总第24期，商务印书馆，2007年5月。2．《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收入《宋韵——四川窖藏文物辑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关于绛县倗伯夫妇墓的几个问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建站五十周年会议论文（2006年10月）。4．《周原强家西周铜器群世系问题辨析》，《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3期。5．《眉县盠器群的族姓、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簋年代及相关问题》，北京大学古代文明中心编：《古代文明》第六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12月。《单逑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南开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6期。《册命铭文的变化与西周厉、宣铜器分界》，《文物》2009年第1期。《读〈首阳吉金〉琐记六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古代青铜器国际研讨会论文，2009年4月17日-18日。 修订稿收入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月。《西周金文中的“异人同名”现象及其对断代研究的影响》，《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北京大学新获西汉竹书概述》，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期，中华书局2010年4月（署名“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本人为实际执笔者）。《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本〈老子〉的文献学价值》，《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4期。《探寻西周王朝的衰亡轨迹——〈西周的灭亡〉读后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九州学林》2010年春夏季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14．《重论西周单氏家族世系——兼谈周代家族制度的一些问题》，收入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文物》2011年第6期。（署名“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与朱凤瀚、陈侃理共同执笔）16．《北大汉简〈老子〉简介》，《文物》2011年第6期。17．《册命体制与世族政治——西周中晚期王朝政治解析》，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九州学林》2011年春季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18．《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署名“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与朱凤瀚、陈侃理共同执笔） 19．《北大秦简中的数学文献》，《文物》2012年第6期。 1．参加李零教授主持的张政烺先生《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手稿整理工作，负责《周易·系辞》，成果收入《张政烺论〈易〉丛稿》，中华书局2011年1月。2．参加朱凤瀚教授主持的张政烺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批注》手稿整理工作，负责西周中晚期部分（约3万字），成果收入《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华书局2011年3月。 1．参与筹备2009年11月5日召开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情况通报暨座谈会”，并在会上做关于北大汉简《老子》的报告。2．2010年9月6日，参加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的“老子：文献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题为《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本〈老子〉的文献学价值》的主题报告。3．参与筹备2010年10月24日召开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情况通报暨座谈会”，并在会上做关于秦简牍《算数书》的报告。4．2010年11月5日至7日，赴美国芝加哥参加由芝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国古文字研究中心和芝加哥美术馆共同主办的“二十年来新见古代中国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首阳斋藏器及其他”，宣读论文：《新出金文与西周诸侯称谓的再认识》。5．2011年7月3日，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出土文献与古代思想记忆的新方位”论坛。6．2011年10月12-13日，在南京参加“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第三次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7．2012年5月12—13日，应耶鲁大学历史系金安平教授邀请，赴耶鲁大学参加“北大汉简工作坊”，发表报告“西汉竹书《老子》的文本特征与学术价值”。（与朱凤瀚教授、何晋副教授一起）8．2012年8月13日-15日，参加上海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横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问题的探讨》。9．2012年10月20日，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北京），发表报告：《北京大学藏秦汉简牍整理工作的进展和收获》。10．2012年10月27日-28日，参加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出土文献研究所主办的“简牍与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北京），宣读论文：《西汉竹书〈老子〉简背划痕的初步分析》。11．2012年11月17日-19日，参加由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2·秦简牍研究”（武汉），宣读论文：《北大秦简〈算书〉土地面积类算题初识》。12．2012年11月24日-25日，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道家研究——学术·信仰·生活”（厦门），发表主题报告：《西汉竹书〈老子〉的文本特征和学术价值》。 一、主持科研项目：1．2008年8月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二等资助，申报课题：“西周青铜器铭文所见世族的综合研究”。2．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综合研究”（09YJC770001），2009年11月——2012年12月。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周金文所见世族通考”（11CZS008），2011年7月—2014年12月。二、参加科研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周重要青铜器铭文综合研究”（07JJD770091），2007年11月——2010年10月（已结项）。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汉竹书整理与研究”（09JZD770041），2009年12月立项。个人负责“汉简《老子》整理与研究”子课题，参加“西汉竹书文字编及数据库”子课题，并担任项目常务秘书。3．科技部、国家文物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项目“古代简牍保护与整理研究”。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整理与研究”（10&ZD090），2010年12月立项。个人负责“秦简《算数书》整理与研究”和“秦简《道里书》整理与研究”子课题，参加“秦简牍文字编及数据库”子课题。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工程”重点教材编写专项“高校教材《中华文明史》”（09JZDMG010），2009年12月立项。个人负责撰写先秦历史与物质文明部分，约3万字。 本科生：简帛文献与学术史研究生：商周金文研读，简帛文献研读。
我国古代文bai献典籍的保存和流传，即du单本的图书、零zhi散的著述，往往容易散失亡佚，而凡是dao编纂或汇刻为一部大书的，则比较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我国古代的许多文献是通过汇入、编入丛书和类书等途径保存下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史书、方志、笔记、别集、杂著、诗赋。文献出现于文字产生之后，当时，记言记事有的刻在龟甲兽骨上，有的刻在铜器上，也有的刻在石头上。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书籍中主要的胚胎形式，主要有“青铜书”和石头书。在纸出现之前。在纸出现之前，文献载体主要有简策、帛书、版牍。纸出现以后，出现了写本纸书与印本纸书。写本纸书的形态主要有三种：(1)卷轴式，东汉至唐通行。(2)经折装(也称梵夹装)，即把长卷正反折叠，使之成为方形的书本形式前后用硬纸保护。(3)旋风装，即把长卷折成经折装，再用纸把首末页相连，可以循环翻阅不致失散。印本纸书是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一种全新质态的书籍形式。雕版印刷术对于书籍形态的更新说来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不但极大地提高了书籍的发行量，更主要地是极大提高了书籍形态的质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印本纸书形态始于唐代中后期，中经宋代的普及与完善，至明清时终于达到了我国古代书籍形态的最高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