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总编：周跃敏，男，1958年7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高级编辑。1982年2月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新华日报社工作，先后任新华日报体育记者，扬子晚报文体部副主任、第一新闻部主任、经济新闻部主任，扬子晚报编委兼经济新闻部主任，扬子晚报副总编辑，新华日报社副总编辑。2006年6月，任新华日报社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原总编：周正荣同志：1995年7月—2006年6月任总编辑1997年7月—2006年6月任党委书记2001年8月—2006年6月任董事长2006年6月13日卸任。2002年12月，新华日报在整合原有版面的基础上，由10—12版增加到16个版 。这是自1995年以来的第三次改版。这是新华日报自1995年以来第三次改版。
报社里的总编室主任，级别是中层干部正职。具体是什么职级，要看报社的行政职级。在我国，报社的行政职级分为中央级、省级（含副省级城市）、地市级等等。中央级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厅级；省级报社（含副省级城市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处级；地市级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科级。报社总编室主任是重要业务岗位。其职责是在总编辑和副总编辑领导下，全面负责本报的编务工作，通常是报社编委会成员。报社的最高领导是社长（通常兼任党委书记），以下分别是总编辑、总经理、副总编辑、各部门主任、副主任、编辑记者、印务及后勤部门职工。
什么官都不是，政府机关才有官
什么官都不是，政府机关才有官
1、总编辑、编辑部主任、编辑、发行员、广告员等。如果是报社，则还有采访部主任、记者、通联员等。2、日报每天都要上班，白班一般地说从上午10时-下午6时，晚班下午4时-次日凌晨1时左右。3、非日报或杂志的时间跨度会大一些，至少要提前4天定稿，2天定版。
编辑主任，编辑员，排版员、打字员、校验员
属于高级职称，高级里有正高和副高，主任编辑，属于副高级职称。主任编辑是报社里面总编室主任是什么级别从业内现状看，这个角色有两种类型，一是业务龙头，统筹各部位采编工作，重点打理要闻版，是报社的核心部门；还有一类是业务辅助，管管考核、培训、辅助岗位等，是个没能力干不了、有能力不愿干的部门。部门名称多数叫总编室，很少有称总编办的。报社的编委组成一般包括社长、总编、副总编，以及报社主要编辑部门领导。简而言之，就是对报纸内容和报道安排具有最大话语权、影响力的一伙人。省委编辑部主任什么级别？有多大省委办公厅为省委直属机关，主任是正厅级！正厅级也叫地厅级，也叫正司局级。以下职务为正厅级干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直属部委行署室和事业单位的下属司局室正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副部级机关副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府、政协的直属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正职，副省级城市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领导人。各地市（设区）人大、政府、政协的正职，地级市正职巡视员。正厅级或以上为高级干部。以上职位级别不包含军队。
什么官都不是，政府机关才有官
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等团体的最高负责人，如××出版社社长。
报社里的总编室主任，级别是中层干部正职。具体是什么职级，要看报社的行政职级。在我国，报社的行政职级分为中央级、省级（含副省级城市）、地市级等等。中央级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厅级；省级报社（含副省级城市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处级；地市级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科级。报社总编室主任是重要业务岗位。其职责是在总编辑和副总编辑领导下，全面负责本报的编务工作，通常是报社编委会成员。报社的最高领导是社长（通常兼任党委书记），以下分别是总编辑、总经理、副总编辑、各部门主任、副主任、编辑记者、印务及后勤部门职工。
zuo 石油的
韩德培先生生于1911年，江苏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韩大兴是曾多年跟随翼王石达开南征北战的一名副将。韩德培幼时常在祖父膝下听他讲述当年驰骋马背的军旅生涯，继承了祖父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来到人世间的韩德培却是个苦孩子——那时韩家已逐渐败落，更惨的是韩德培8岁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纪便尝到了家庭贫寒、幼年失母带来的世事炎凉。1917年，韩德培进入私塾，期间读了《大学》、《论语》、《孟子》、《幼学》等，接受了严格的书法训练，因此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10岁时，韩德培转入京江小学读书，京江小学是旅居如皋经营钱庄和银行业的镇江人开办的，对语文、算术、英语课程特别重视——熟悉韩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还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语言能力与他小时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语训练有关。1928年，韩德培师范毕业。1930年，他又赴杭州赶考，一举考中浙江大学史政系。半年之后，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初到中央大学，一次旁听课却改变了韩德培的志向与爱好。当时，讲课的教授是后来当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他主讲的是“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韩德培还清晰记得，“谢教授讲话不带讲稿，只拿粉笔一支，他教法理学，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仅条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无味的法学课程讲得趣味无穷”。后来，韩德培还旁听了谢教授主讲的“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和“罗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听。由此，韩德培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知道了法学是一门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一门学问，对社会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谢教授谈了自己想学法律的想法，在谢教授的帮助下，他如愿以偿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当时，中央大学法律系开设课程非常齐全，比如，刑法、民法总论、物权法、亲属法、程序法等，有许多来自于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前来授课，包括最高法院的审判员、司法行政部的官员等。“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选择”，如今已是一代法学大家的韩德培如此评价当年自己的选择。 1934年，韩德培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旧中国贫穷落后，备受列强欺凌，韩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质，实现国家富强，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国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贫寒的他只能等待时机考取公费留学。时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编学报和校刊的编辑人员，韩德培毛遂自荐，承担起了这项工作。机遇在5年后才终于降临，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留英公费生，然而24个名额中，攻读国际私法的名额只有1个。经过激烈竞争，28岁的韩德培夺得留学剑桥大学的机会。可正当韩德培等准备出发之际，欧战突然爆发——韩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学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可是，欧战愈演愈烈，到英国去留学已经非常困难。1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费留学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1941年7月底，韩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的钱伟长、张龙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韩德培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便是5年。在多伦多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韩德培在著名国际私法学者莫法特·汉考克教授指导下写作论文，他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结合英、美、加一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汉考克教授审阅过这篇论文后，很高兴地评价道：“你写的论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个字。”这样，韩德培很顺利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该法学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学位。1942年，韩德培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利用那里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法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极为丰富的书刊，进一步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韩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阅读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三方面的书刊，并尽量搜集有关的资料。特别是在国际私法方面，他花了较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详细的笔记。此外，他还选听了当时几位有史学者的课，如格里斯沃尔德的“国际私法”、赫德森的“国际公法”和庞德的“法理学”，受益颇深。在哈佛，韩德培还撰写了一些国际私法新著的书评和评介庞德的社会法学派学说以及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等文章，发表于浙江大学发行的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及其他刊物上。1945年应著名法学家周鲠生校长之聘回武汉大学任法律系教授，后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别创建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和全国唯一的环境法研究所。先后任武大法学院名誉院长，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第一、二届成员和第三届特约成员，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顾问，国家环保局顾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等。现仍任职于武大法学院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等学会名誉会长。在国外，还曾兼任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理事，环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会理事等。1945年秋，建立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董老应邀到纽约演讲。在演讲过程中，一些亲国民党的留美学生别有用心，提了一些无理取闹的问题。当地的华文报纸还进行了歪曲报道。韩德培感到非常气愤，提笔给董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国学生。韩德培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所以还在信中向董老请教：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韩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么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才能适应建设新的国家的需要，他心里没谱。于是他又请教主持全国政法工作的董老。1955年前后，董老到武汉视察，专门把韩德培叫到他身边聊天。韩德培还向董老谈了谈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况。 他拒绝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工作邀请，于1946年，应周鲠生“有约在先”之聘，回国到武大任教。1945年底，韩德培怀着渴望和激动的心情，乘美国第一艘开往远东的运输船，从美国西雅图出发，回到了中国。当多年不见的祖国再次呈现在眼前时，韩德培禁不住热泪盈眶，视线渐渐地模糊了……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海归”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时，韩培德曾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韩德培在武汉大学历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会主席以及武大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由于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为院系调整中全国仅有的三个被破例保留的综合性大学法律系之一在当时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周鲠生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笔记资料被白蚁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后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复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开始，他因在教英语时用教室黑板上方“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中各人的胡子来区别英语中表示“胡子”的几个词，而被学生告发，后抄家游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1970年代初，韩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劳教人员”之身，奉命从事了大量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评价。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经刘道玉校长再三邀请（同时北京大学也多次抛来了橄榄枝，希望韩老去北大任教），韩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网罗了姚梅镇、马克昌、张泉林、何华辉等大量优秀人才。并与1980年建立起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国乃至亚洲唯一的、同时也是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环境法研究所。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重建过程是以韩老为核心而经行的，对武汉大学来说韩老对武汉大学的贡献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两年之后，年仅36岁的韩德培被任命为法律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几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1957年，“反右”开始后，作为法学家的韩德培成为武汉大学最大的两个右派之一。第一次被划成右派的时候，韩德培还曾辩解，结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师生作检查，但他还在将自己的“罪状”一条一条地加以反驳。因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办公室的许多谎言，下面的人哄堂大笑。韩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项:态度极度恶劣。在被整整批斗了一个星期之后，“反右”办公室宣布了对他的处罚:撤销一切职务，送沙洋农场劳动。韩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时，法律系已经被撤销，并到了湖北大学。当时湖北大学只接受武汉大学法律系非右派教师，右派们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语。“文革”开始后，韩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韩德培教英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原因是“在教英语时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劳动，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问题彻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汉大学工作。“文革”结束后，如何重铸法律系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汉大学副校长刘道玉思考的首要问题。但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刘道玉想到了韩德培。“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经被打破了。所幸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多年后，刘道玉在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里如是评价韩德培在武大的影响力。果然，在韩德培的号召下，武大恢复法律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毕业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在法学界和教育界，韩德培的众多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几乎人人皆知:他的学术活动范围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环境法、法理学以及法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在国际私法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机两翼”的大国际私法理论，构建了新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和立法体系;他更是中国环境法理论的开拓者，环境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这些杰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么?很多熟悉韩德培的人都提到了两个字:眼光。1979年，武汉大学决定恢复法学教育，请韩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韩老就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法将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时，他于1980年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上世纪80年代，没有多少人知道“环境法”，那时的“环境法”也不是独立学科。1981年，韩德培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在亚洲也是第一个。同时，身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的韩德培奔走呼吁，终于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环境法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20多年后的今天，这两个研究所都发展得很好，不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且其涵盖的学科都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国内外已有广泛的学术影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由衷佩服韩老的非凡眼光。”从先生的身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体会到了学术眼光对于学术成就的重要性。除了独到的学术眼光，韩德培的宽广胸怀也令后辈们佩服不已。黄进回忆说:“韩老一贯反对在评职称时论资排辈、互相倾轧，团结、凝聚了大批知识分子。他的识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宪法学家何华辉教授1980年时还是讲师，到1982年，他就成为了教授，创下那个年代高校职称晋升的奇迹。”“对于后辈，先生不仅大力培养提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担当重任，让他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对于荣誉，先生总是唯恐避让不及。这是后辈难以超越的地方。”在黄进看来，韩德培宽广的胸怀为当时乃至现今有些浮躁的法学界带来了一阵清风，“在先生的影响下，中国国际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谐。”以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而论，韩德培完全称得上是法学大师，但是韩德培不愿意别人称他为大师，他最喜欢的还是别人叫他先生。“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奥本海、庞德和狄骥这样的法学大师，他生前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中会有这样的大师。”黄进告诉记者，“以先生在中国法学界的成就和影响，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几位学者在本国的贡献和影响相提并论的。”“为什么我们后辈的学问难以超越像韩老这样的法学精英?因为他们有大师的品格和胸怀。”黄进感慨地说。 从1946年在武汉大学讲第一堂课到去世，韩德培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武大，甚至没离开过讲台———直到去世前，他还挂念着5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的论文答辩。64年，弹指一挥间。韩德培从最年轻的教授变成了最年长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没有正式退休。64年间，韩德培到底培养了多少学子，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是中国著名的刑法大家;85岁高龄的梁西教授是我国国际组织法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黄进教授、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是第一届、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瀚和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是国际私法领域的知名学者……有学者统计，在国内著名法学院校中，几乎都有“韩门”学子。在政法系统和行政系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是韩德培的学生、外交部条法司约有三分之一的官员受过韩德培的教诲。在国际机构中，国际民航组织行政局局长柳芳是他的学生，她也是我国自1974年恢复国际民航组织合法席位以来，在该组织中担任职务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64年间，韩德培最关心的，是他的学生。对于学生的关爱，并不只是停留在学业上。“他对我们每个学生都非常关心，我们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记得。”韩德培指导的2006级博士生、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王立武回忆说。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请假回家一趟，因为他儿子那年高考。一个月后，王立武回武汉，先生还特意问他孩子高考顺不顺利。韩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还到医院看过先生。“当时他已不能说话，当陪护告诉他，我是他的学生时，他睁开了眼睛，眼里只有泪水”。王立武说:“在那种时刻，他只有用泪水来表达关爱。”就在王立武这批博士入学时，韩德培发表了“演讲”:“我不会退休，也不想退休，我还得带博士生，我已经96岁了，纵然如此，我十分乐意背负这些责任，并对自己有三个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识不老化，文章不套化。”2009年5月12日，韩德培最后一次清晰地说话。他问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几个博士生的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第二个问题是博士招生面试准备得怎么样了。“既然招他们为学生，就要对他们负责。”韩德培对身边的陪护人员说。按计划，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论文答辩的日子，韩老将亲自参加。但这一天，学生们等来的，却是先生辞世的噩耗。韩德培的告别仪式上，遗像上的老先生依旧笑容可掬。尽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乐观，爱笑不爱哭，但上至80岁的老教授，下至年轻一代的学子，许多人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这一刻，学生们也只能用泪水来回报先生的关爱。
邓稼先（1924—1986），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邓稼先不仅注重科技实验，还格外注重对科学理论的及时梳理和总结。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 --- 1986年7月29日），中国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拓展资料:1924年6月25日(农历五月十九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城外的邓家大屋，也叫铁砚山房的祖居内。父亲邓以蛰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母亲王淑蠲女士，操持家务。邓稼先出生8个月以后，随母亲和两个姐姐来到北平(即北京)。清代的大书法家邓石如(1743-1805年)是邓稼先的六世祖。 1929年 9月入北平武定侯小学，至3年级。 1932年 入北平四存小学四年级，至毕业。 1935年 11岁，入北平志成中学，读一年级。 1936年 12岁，插班考入北平崇德中学初中二年级，读至高一(因抗日战争，崇德中学在1939年停办)。这三年，他在英文、数学、物理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崇德中学，与高他两班的杨振宁成为好友。 1937年 13岁，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搬迁至云南昆明。因父亲患重病，邓稼先一家滞留沦陷后的北京。 1939年 15岁，9月，再入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 1940年 5月，为避迫害，未读完高二，途径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7月-9月，在昆明升学补习班学习。9月，入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读高中三年级至毕业。 1941年 17岁，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号：A-4795。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最高学府。邓稼先在此学习四年，终生受益。杨振宁也在联大读物理系及研究生，比他高三班，两人相交甚厚。在西南联大，邓稼先经好友杨德新同学介绍加入了“民青”(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1945年8月 21岁，邓稼先大学毕业，正当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之时。9月，在昆明文正中学执教数学。1946年1月 22岁，在昆明培文中学任数学教员。6月，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是年，许鹿希考入北京大学，在给一年级物理课助教时，两人初识。1947年 23岁，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1948年 24岁，在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物理系读研究生。1950年 26岁，8月20日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氘核的光致蜕变》(The Photodisintegration of the deuteron)。8月29日，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返国。9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1951年 27岁，加入九三学社。1952年 28岁，晋升为近代物理所副研究员。1953年 29岁，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系许德珩教授的长女。1954年 30岁，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副学术秘书。 是年，女儿典典(邓志典)出生。1956年 31岁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儿子平平(邓志平)出生。 是年，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1957年 33岁 8月，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从此，邓稼先隐姓埋名工作28年，直到去世。1959年 35岁 邓稼先根据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选对主攻方向，是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最重要贡献。1962年 38岁 9月11日，由罗瑞卿审定，二机部向中央打了一个：“两年规划”的报告，此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此时，邓稼先和其同事拿出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为中国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基础。1963年 39岁 2月，在华北某地参与并指导了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9月，接聂荣臻元帅命令，邓稼先、于敏率领九院理论部研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1964年 40岁 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 43岁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1971年 47岁 “文化大革命”的侵袭九院，许多建立过大功的科学家蒙冤被整，邓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正在此时，杨振宁自美国经巴黎飞抵上海，首次回大陆探亲访问。他开列了在北京要见的人名单，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周恩来总理批示要邓稼先回京会见，救出了邓稼先，也解救了一批中国宝贵的科学家。依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邓稼先连夜写信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此信派专人乘民航班级送到上海，在1971年8月16日饯行的晚宴上送到杨振宁手中。1972年 48岁 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 55岁 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 是年，在一次试验中，身体受辐射影响，但仍坚持工作。1980年 56岁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称学部委员)。1982年 58岁 获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4年 60岁 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年，地下核试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邓稼先高兴地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1985年 61岁 因直肠癌于7月30日住院。 是年，因“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和“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86年 62岁 4月2日，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包含九院(中国工程院物理研究院)多位科学家心血的建议书完成，上交中央。写出上交中央的建议书，使我国核武器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月，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5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7月17日，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7月29日，卒于北京。 8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追悼会。1989年 逝世三周年，因“核武器的重大突破”，再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99年 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按姓氏笔画排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邓稼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