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你们的微笑，照亮了世界；你们的衣着，显示出中国工人的本色；你们的目光，透射出中国工人的坚毅。你们勤劳的双手，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引擎；你们用自已的青春，描绘出经济建设绚丽的色彩。 （2）你们川汗水，冲洗着岁月；你们用智慧，谱写着劳动者之歌；你们用勤劳和善良，描绘着当代工人的形象。家庭因你们而幸福，中国因你们而富强。
美国现有一万多种杂志，发行量在百万以上的有60多种。有影响的杂志如下： People 《人民》 Cosmopolitan women《世界妇女》 American Home 《美国家庭》 American Child 《美国儿童》 American Literature 《美国文学》 Scientific American 《美国科学》 Playboy 《花花公子》（只适合成年人阅读）
喂鸡去吧 外文不好就不要怪我了
回顾美国女权运动史，人们可以发现从1848年到1900年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四个州即怀俄明州(1890)、科罗拉多州(1893)以及爱达荷州和犹他州(1896)给予妇女选举权，而从1900年至1920年的短短二十年中，先后有三十二个州给予妇女选举权，并在宪法中得以确定。 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首先是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经济的发展带来广大妇女基本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1900年的人口统计报道，在美国近六百万妇女走出家庭靠挣钱为生。1890年到1900年之间，工厂中的女工数量比男工增长得快，它比出生率增长都快。到1910年，靠工资为生的妇女人数约九百万。这就意味着有九百万下层劳动妇女正在迅速地摆脱以父亲、丈夫为中心的家庭的控制，她们接受了自立的职责，同世上的男工们竞赛。（注：R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900-1915》New York 1963年版，P84-87。） 同时，二十世纪初，各种家庭电气用具出现，从电熨斗、电话机、电烤箱、电暖炉到洗衣机、吸尘器，使家务劳动越来越轻松。父亲白天工作在外，中餐往往也在外自行解决，以前落在母亲肩上的教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现在统统由学校和幼儿园承担了，医学的进步使许多疾病得到根治，母亲的困扰减少了。这些都使广大中产阶级妇女有了真正空闲的时间。她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社会意识，却苦于家务缠身无法全身心地投入社会活动。现在，现代化的技术解放了这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妇女，妇女参与社会的标志是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的成长，总联合会的成员从1898年的五万人增加到1914年的百万强。“对妇女的解放来说，这比历代英勇斗争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全部的鼓动宣传更有效力。” 纵观美国妇女运动的历程，二十世纪以前，无论在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殖民地时期、拓边开荒的西进时期还是被养在闺阁中的淑女时代，美国妇女一直没有离开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家，生育、性、教育后代始终是她们在家庭中的职责。只是在几次战争期间，许多原来不接受妇女的社会领域曾向妇女开放过，一旦战争结束，大门就关闭了，偶有一些妇女被关在门外，那数量也是微小的。妇女真正大规模的持久、坚定地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是在二十世纪初，其冲击力来自于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妇女在投身社会改革中，开阔了视野；广大女工在操纵机器中，为适应机器工业的技术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素养和文化素养。中下层妇女在共同的斗争中，感觉到团结的力量，共同走向自我觉醒。 第二，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到因性别而不给予选举权的无理和不公，也是促使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世界范围看，当时“在世界上的每一个立宪国家，趋于承认妇女与男子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的运动正在得到加强。在半打国家中，妇女已经完全获得了选举权，在英国，反对势力正在寻找投降的条件。”（注：R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900-1915》New York 1963年版，P84-87。）从美国国内看，长期以来，反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获得选举权是危险的。因为一旦妇女获得选举权，她们将会抛弃家庭和传统美德，性别的区分将日渐模糊，男人将失去他们的男性气质，妇女开始将自己扮演成男的。十九世纪末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深远变化使得反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二十世纪初，男人们日益依赖各种各样的已有妇女加入的利益集团和社团组织来代替或补遗选举政治上的参与。尽管妇女没有选举权，但妇女团体和组织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的通过。对那些有远见的政客来说，引导和利用妇女参与政治比阻止妇女介入政治领域更符合潮流。 更为重要的是，反女权主义者不再顽固地坚持选举权会使妇女脱离家庭。因为二十世纪初，社会已经分担了某些家庭功能。学校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教育职责，幼儿园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抚养职责，纺织厂、制衣厂、制皂厂等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女红”职责，快餐业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烹饪职责，可以说，除了性爱和生孩子这两项职责社会无法承担外，其它的家庭功能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不同程度上交给社会，社会是扩大了的家庭，社会在发挥这些功能时依旧需要妇女的参与。因此，妇女没有脱离家庭，而是从原来的小家走向社会这个大家。正如1910年女权主义者兼新闻撰稿人丽莎·切尔德·多拉强调说：“妇女的空间是家——家不是四面围墙的小家，家就是这个社会，家庭就是这个住满了人的城市，学校是真正的育儿室。而且，这个家和这个家庭都需要他们的母亲。”（注：见《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4年第三期之Paula·baker:《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Wome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ociety 1780-1920》，P632。） 多拉的理论紧紧抓住“家”这个基点，为广大妇女参与社会提供了新视角。同时，美国的联邦、州、市、各级政府也转变职能，过去它们主要围绕分裂主义、种族问题和经济政策展开工作，现在它们不断增强在社会福利和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致力于改进学校、医院、救济院和其它公共服务设施。这些工作即使在反女权主义者看来，也比较适合女性介入。于是许多妇女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她们着力于监狱改造、健康教育和服装改革，帮助老人、穷人和儿童，争取立法制止卖淫，保护已婚妇女的财产权，反对童工，维护女工的基本权利等。涌现了简·亚当斯、艾·塔贝尔、利莲·沃尔德等杰出女性。她们以事实证明，妇女参与社会不仅没有剥夺男人的男性气质，反而运用自己的女性气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反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多的人趋于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女性参与的社会才是完美的社会，有女性参与的政治才是完美的政治。就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来说，他原来的理想女性是多生多育，贤妻良母，认为“就是给予妇女选举权，也不能给妇女的处境带来重大的改善。”（注：《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李剑鸣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P126。）然而，到了1912年，罗斯福公开表示赞同男女平等，并在进步党党纲中写入了平等选举权条款。 第三，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离不开第二代女权运动领导人成功的策略。 以卡里·查普曼·卡特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毕竟生活在与以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比较两代领导人，不难发现，第一代领导人长于理论，着眼于女性的“自我之孤独”，第二代领导人长于策略，着眼于科学、种族、效力和合作等诸方面。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从“人人生而平等”出发，要求给予妇女同男子一样的权利。她们以《独立宣言》为样本，用“男人”一词代替“乔治国王”，提出了十八点不满和十二点建议，构成《塞内卡富尔斯宣言》的主要内容。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也在其《自我之孤独》一文中，一再强调男女平等的公正性，她写道：“既然短暂的时光乃至永久岁月所带来的欢乐和痛苦，男女一样平分，那么男人想在投票箱前、在王位上代表妇女，想在国家中代妇女投票，在教堂里代妇女祈祷，在家庭里高居圣坛之上、扮演神父角色，这岂不是霸道之至吗？”同时她又呼吁为妇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求得“自主权”，因为“最能提高人的判断力，最能激发人的良知的莫过于个人的责任。最能增添个性尊严的莫过于承认个人自主权，莫过于——普遍承认——人人拥有平等地位的权利。”“假如一个女子被视为公民，视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一个成员，那么，根据我们政府的基本原则，她就应该享有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同样权利。”（注：Barbara Welter:《The Women Ques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1973年版，P85-86。） 其中，自主权中的重要一项是选举权。1894年，斯坦顿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选举权——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与斯坦顿的自然权利说不同，卡特更强调选举的功效。1918年，她说，她不知道选举权是什么，是权利？是义务？是特权？但是，“不管它是什么，反正妇女们要它。”（注：Barbara Welter:《The Women Ques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1973年版，P84）。因为首先，承认选举权的合法性不同于承认人权和公正；其次，无论以什么理由要求来的妇女选举权，它都将带来最有利的回应，那就是对社会有益。一旦妇女获得选举权，它将增强妇女承担政府职能的兴趣和领悟能力；妇女通过对公民权概念的亲身体验，提高教育孩子的能力，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母亲；妇女获得与丈夫平等的地位，打破夫妻之间一方卑躬屈膝，另一方残暴专横的不公正关系，从而更有利于妇女成为一个好妻子。总之，妇女获得选举权不单为了自身的自由，更是为了改造社会和维护家庭。 强调获得选举权对社会的有益性比强调获得选举权的公正性更有助于赢得社会对女权运动的支持，这是第二代领导人比第一代领导人的高明之处。 其次，与早期女权运动相比，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的目标更为专一，那就是集中赢得选举权。妇女要争取的自身权利不只选举权一项，但选举权无疑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一项。因为一旦妇女们获得了选举权，就可以选举妇女自己的代表和愿意替妇女说明的代表，在国会就有了妇女自己的声音。一旦妇女获得了选举权，那妇女们面临的其它问题，诸如社会地位低下，受教育机会少，多生多育的痛苦，工作报酬不公，恋爱婚姻的不自由等等，皆可迎刃而解。一句话，运用选举权，妇女们可以获得男性社会中得不到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完善，承担对社会的警觉和责任。所以，争取选举权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将目标缩小到选举权一项，有利于集中赢得最后的胜利。 不可否认，斯坦顿、安东尼、露西·斯通等，她们是美国妇女运动的奠基人，为女权运动作出了辉煌的贡献，并留下了许多里程碑式的女权理论著作。但是，在运动的具体操作中存在着不少遗憾。例如，女权运动曾被废奴运动和禁酒运动转移过方向，1869年开始的斯坦顿和露西·斯通的分庭抗礼一度削弱了女权运动的力量。 第二代女权运动领导人吸取了第一代领导人的经验和教训。她们从废权运动中获取灵感和政治技巧，创立了一套有别于分裂主义的理论体系，在领导禁酒运动中日渐突破禁酒的初衷，与人民党、劳工党和基督教会并肩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全力以赴争取选举权的获得，目标的专一性增强了运动的战斗力。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在斗争方式上分岐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互相支持，互相宽容。例如卡特尽管对国会联盟的领导人艾丽丝·保罗的过激斗争手段持不同看法，但仍然承认艾丽丝·保罗等人在妇女运动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她的领导下，美国妇女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合作。在斗争策略上，第二代领导人指出，选举权获得的关键是踏实的行动，而不是理论的争辩。为此，她们不再停留在演讲呼吁和著书立说上，而是举行游行示威，采取纠察、诘难政治候选人、绝食等方式，更加广泛地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并创立“世界妇女党”。此外，第二代领导人还抛弃了原来的一州一州获得选举的逐州战略，而是自西向东集中赢得整个国家的修正案。 由于她们比十九世纪的第一代女权运动领导人才更具专一性、合作性、务实性和策略性，因此，这场铺天盖地的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终于取得圆满成功。 此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影响下，美国出现了夏绿蒂·帕金斯·吉尔曼和埃玛·戈尔德曼等一些左派女权主义者，她们攻击婚姻制度，攻击家庭，认为家庭是妇女的监狱，使妇女成为社会“白痴”，从而危及整个文明的进步。对男性社会统治者来说，这些左派女权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还不如满足女权主义者的要求，给予妇女选举权。正如一位选举积极分子对吉尔曼说的那样：“因为你们要的东西比我们要的东西糟得多，所以，他们会为了逃避你们的要求而满足我们的要求。”（注：《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王政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6月，P25。） 第四，玛格丽特·桑格领导的节育运动加速了二十世纪初美国妇女解放的进程。 朱丽叶·米切尔指出：“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本质上，她们的存在受制于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P20-21。）设想一个妇女一生中最有活力的生命阶段陷于怀孕、生育、哺乳和流产等这种自然生理状态，那么她如何有时间承担社会角色？又如何有时间争取政治权利？现存伊·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的通信材料显示，斯坦顿抱怨自己被婚姻和母性夺去了时间和精力，而老处女安东尼则催促她将家务放在一边，尽快起草一份立法申请。斯坦顿回信道：“一旦你逼我太甚，我将再生个小孩，听仔细了，不要逼我走出这一步！”（注：Barbara Welter:《The Women Ques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1973年版，P81。）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妇女一直可获得一些技术手段来控制生育，但这些手段往往是残忍和危险的（例如溺婴和堕胎），历史学家林达·戈顿指出：“渴望安全的流产和避孕，由此带来的问题使妇女产生了共同的女性经验……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她们甘冒巨大的风险，来赢得一小块空间支配自己的生活”（注：《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四期之《妇女史的挑战》〔美〕吉达·勒纳著，P42。） 美国的节育运动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但作为一场现代运动在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年得以迅速发展，这离不开玛格丽特·桑格的努力。 玛格丽特·桑格1900年随夫迁往纽约，长期在贫困的纽约下东区从事医护工作。期间，她亲眼目睹了该地妇女怀孕不止带来的悲惨情景。据当时的统计，在美国每年因不愿养育而自愿堕胎致死的约5万，不满一岁死亡的婴儿年逾30万。（注：《域外女性》陶洁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会性1995年6月，P244。）桑格决心为解除这一痛苦而战。在《妇女和新人类》一书中，她写道：“掌握自由的手段既是妇女的特权，也是妇女的义务。”她进一步指出“自由的民族不可能由奴隶的母亲们生出……一个妇女不能称自己为自由人，除非她拥有和掌握自己的身体。一个妇女不能称自己为自由人，除非她能自觉地决定是否将做母亲。”（注：《美国读本》〔美〕戴安娜·拉维奇 林本椿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P581-582。） 1873年，纽约取缔卖淫协会负责人安东尼·康斯托克通过游说，使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认为避孕是诲淫行为。但是，桑格不顾这些，决定同这项男人制定的法律作斗争。她第一次创造了“节育”这个词。1913年她自费创办全美第一份宣传节育的杂志——《妇女革命》双月刊，还编写全美第一本指导避孕的小册子——《家庭节育须知：一个护士对妇女的忠告》。1916年，桑格在布鲁克林创办了全国第一家节育诊所，成千上万的妇女排队候诊。她一生八次入狱，面对谴责，桑格从容不迫地在法庭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宣传节育的必要性。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她、支持她，最终法庭不得不对某些法律从宽解释，允许使用某些避孕手段。一战期间，美国政府还将她的《节育须知》更名《士兵须知》发下，各地开始建立节育诊所，推动计划生育工作，探索更为先进的避孕方法。 节育运动的成效从1910年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可见一斑：美国的人口增长率1820--1880年为26%，1880--1890年为9%，1890--1900年为7%，1900--1910年为21%，1910--1920年则骤降至15%。（注：HVFaulkner:《The Quest forSocial Justice 1898-1914》The Macmillam Company 1931年版，P163。）这期间的人口增长率还包括一千二百万移民的涌入，这更加说明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节育运动的推进，现代避孕法的推广，意味着人类生备之后，妇女才能在除去再生产职能之外，追求她们的自我价值，因此，玛格丽特·桑格领导的节育运动对二十世纪初美国妇女的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催化剂。 与美国历史上的历次战争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们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继续操持家务，另一方面为战时努力做了巨大的贡献。她们成立了“妇女服务全国联盟”(The National League for Women's Service)，在各个州建立支部，组织志愿者保养、维修汽车，充当掩护部队服装的试验者，在红十字会当护士，甚至有农田女工队征召、训练和安排15000名妇女参加遍布20个州的农场劳动，这些妇女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她们跟男人们一样，为山姆大叔贡献着一切能贡献的。妇女们的工作不仅显示了强烈的爱国心和充沛的组织能力，解决了战时劳动力缺乏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她们的工作证明了她们有充分的潜力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角色的挑战，许多男人能干的活她们一样能干，而且一样干得好！ 1918年8月28日，《纽约时报》对农田女工是这样评价的：“农田女工不是一个玩笑，她是这次战斗中的推动因素。”同年4月，威尔逊总统赞扬她们是国家的引导者。（注：《Clio Was a Woma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Women》edited by MEDeutrich and VCPurdy Howard University PressWashington D C 1980年版，P142。） 妇女参与一战的各项活动都是在妇女组织有秩序的领导下进行的，它们构成妇女运动的一部分，随着人们对妇女看法的进一步改变，妇女运动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终于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即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通过，2500万美国成年妇女和男子一样拥有了选举权。 综上所述，促进二十世纪初美国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冲击。同时，妇女们对这场现代化作出积极回应，一方面投身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另一方面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既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传统观念，又激发了广大妇女的觉醒意识。借助于这些因素的共同推进，以卡特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踩在斯坦顿、安东尼等第一代领导人的肩膀上，在二十世纪初，迎来了美国女权运动的春天
大卫-林奇(David Lynch)是当代美国电影界的一个多面手，既是著名的编剧、导演，又是优秀的电视制作、摄影师、漫画家、作曲家和书画刻印艺术家。他在主流派和超现实主义之间保持着一种游刃有余的平衡，在银幕上无情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黑暗和极端暴力的一面，使作品散发出独特的个人魅力。与同时代的电影制作者相比，他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从《蓝丝绒》(“Blue Velvet”)的诡谲到《我心狂野》(“Wild At Heart”)的极端暴力，从《迷失的高速公路》(“Lost Highway”)的混乱到《穆赫兰道》(“Mulholland Drive”)的梦魇，大卫-林奇成为了当代美国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无不透射出诡异、阴郁、迷茫及黑色幽默，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超现实效果往往令人产生心灵的震憾。“我的电影是有关困惑、黑暗的。你可以说它是真实的，也可以说它是虚无的。它不是一个梦，但也不是现实”。独特的林奇，因此人们为他专门发明了“林奇主义”(Lynchian)一词。 1946年1月20日，大卫-林奇出生于美国蒙大拿州的米苏拉(Missoula)，他的父亲是美国农业部的一个研究专家。由于家庭的不断搬迁，他从小在太平洋西北部沿岸几个州长大。最终成为鹰级童子军(Eagle Scout)中的一员，并在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客串过领座员。儿时的林奇志向是做一个书画刻印艺术家，1963年进入了华盛顿特区的科科伦艺术学院(Corcoran School of Art)，师从于表现派画家奥斯卡-科科施卡(Oskar Kokoschka)，并曾赴欧洲进行短期的留学。1966年初，他回到了费城，进入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Pennsylvania Academy of Fine Arts)就读，并开始尝试制作影片。 林奇在费城生活在社会底层，接触了市民生活中的阴暗面，所遇见的暴力和腐败对他日后的创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他学生时期的第一部实验影片----1967年的《六个苍白的人影》(“Six Figures Getting Sick")开始，他就致力于表现日常生活中人性贪婪的一面。1968年，他制作的一部16MM彩色短片《字母》(“The Alphabet”)曾获得美国电影协会(American Film Institute)的奖学金。但是他不久就离开了电影界，继续专注于他的美术学业，直到1970年他才推出了另一部短片《祖母》(“The Grandmother”)。这一年林奇进入美国电影学会研读电影研究，为他的电影理论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77年，林奇根据自己动荡的生活以及费城贫民区生活给他的启发，创作了历时5年的荒诞恐怖片《橡皮头》(“Eraserhead”)。在这部影片中，他从一个父亲的角度，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了他对社会黑暗面的恐惧和焦虑。一开始影片被打入冷宫，由于著名制作人本-巴伦诺兹(Ben Barenholtz)的努力终于得以上映，并一炮走红，得到了评论界广泛的肯定，将他推上了超现实影片制作的最前沿。拍摄这部影片时，他得到了儿时的伙伴、著名的制作设计杰克-菲斯克(Jack Fisk，女明星西塞-斯贝西克的丈夫)的资助。这部影片确立了林奇独特的世界观，并组合了随后几年中演绎他作品的主要演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摄影师弗雷德里克-埃尔姆斯(Frederick Elmes)、音响设计艾伦-斯普奈特(Alan Splet)和演员杰克-南斯(Jack Nance)。 《橡皮头》的成功，使林奇引起了著名导演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的注意。1980年，他邀请林奇执导了剧情片《象人》(“The Elephant Man”)，这是林奇创作的第一部主流影片。讲述的是19世纪英国社会一个被扭曲的头部畸型“象人”约翰-梅里克(John Merrick)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中充分体现出了林奇敏锐的观察力，演绎流畅感人。这部影片除获得良好票房成绩外，还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认可。获得了1981年第34届英国电影学院最佳影片奖及第53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等8项提名，林奇也第一次受到学院肯定，获得最佳导演的提名。此片标志着林奇获得了好莱坞主流的认可。 1984年，林奇为迪诺-德-劳伦提斯(Dino De Laurentiis)执导了动作科幻片《沙丘》(“Dune”)，此片改编自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沙丘》系列科幻小说。应该说这部影片无论是演员表演还是场景安排，都很好地体现了原著风格，但是由于缺乏新意，可惜票房成绩不佳。1986年，林奇执导了已在他心中酝酿已久的悬念片《蓝丝绒》。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小镇最平凡的日常生活。林奇在片中，运用诡谲的手法，反映出了美国社会最阴暗的一面。这部影片虽不能算是经典之作，但也是他继《橡皮头》后编导创作的又一代表作。此片获得了当年波士顿影评协会最佳影片奖，并再一次为他赢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导演提名，被媒体誉为“世界上最好的50位导演”之一。 在他事业的顶峰，林奇放弃了大银幕影片，致力于开拓其它流派。1990年，他与长期的合作伙伴----作曲家安杰洛-巴达尔蒙提(Angelo Badalmenti)一起推出了音乐电视片《心碎的梦想》(“Industrial Symphony N 1：The Dream of the Broken Hearted”)。同年，他又拍摄了他票房成绩最成功的ABC电视连续剧《双峰》(“Twin Peaks”)。这是一部超现实主义的肥皂剧，情节主线是“谁杀死了劳拉-帕尔默(Laura Palmer)”，这个迷将影片造就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林奇也突然之间成为比片中任何演员都出名的电视制片。这部与《希尔街的布鲁斯》(“Hill Street Blues”)制作马克-弗罗斯特(Mark Frost)合作推出的电视剧，被认为是美国电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 1990年，林奇推出了他的第5部主打影片----公路爱情片《我心狂野》，由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主演。讲述的是一对相爱的男女，冲破阻力和阴谋，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在片中林奇运用超现实的血腥暴力场面和色情幻想，展示出现代人焦虑郁闷的精神状态，充满了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诡异色彩浓重，但也不时流露出一种浪漫激情，是一种极其另类的爱的执着。此片获得了1990年第43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林奇也成为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但媒体能迅速捧红林奇，也可以很快地抛弃他。超现实的后现代影片《我心狂野》在美国评论界是毁誉参半，连带着《双峰》也遭到冷落，被安排到周六晚上非黄金时段播出，并最终于1991年初让位给其他节目。林奇创作的另二部电视系列剧：文献纪录片《美国史》(“American Chronicles”)和系列幽默剧《在空中》(“On the Air”)也早早夭折。 1992年，林奇推出了惊悚悬念片《双峰：与火同行》(“Twin Peaks: Fire Walk with Me”)。此片是电视版《双峰》的前篇，这部延伸出来的影片重点是补充交代劳拉被杀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谁是真正的凶手。全片的视觉设计十分突出，具有迷幻一般的色彩和诡异风格。但这部雄心勃勃的影片，却饱受评论界的摧残。林奇毫不甘心，又开始策划他的下一部影片。接下来的几年，他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除了1994年的一部相片画集以外，有五年的光景，人们听不到也看不到有关他的消息。 终于，1997年林奇以一部高深莫测的悬念惊悚片《迷失的高速公路》重返影坛。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爵士乐手与妻子不断收到记录他们房中秘事的录像带，而产生的狂乱、支离的想法。由比尔-普尔曼(Bill Pullman)和尼古拉斯-凯奇的妻子帕特里夏-阿奎特(Patricia Arquette)主演，这是一部实验性、梦魇般的影片，描述了人物黑暗、诡异、混乱的心理，是林奇影片中最怪异、最不明就里的影片。片中对性赤裸裸的描写曾一度引起争议，影评界对这部影片的反应是也各有说法。但由于影片大碟《迷失的高速公路》，林奇还是上了《滚石》杂志的封面。 1999年，林奇一改他以往所熟悉的诡异题材，执导了公路剧情片《斯特雷特的故事》(“The Straight Story”)。这部影片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讲述的是73岁的阿尔文-斯特雷特(Alvin Straight，理查德-法恩斯沃思饰，Richard Farnsworth)开着除草机，前往350英里以外的地方去看他兄弟的故事。影片中少有林奇那标志性的黑色、扭曲潜台词，是林奇自《象人》以来最温馨、最质朴、最有人情味的作品。影片风格沉稳细腻，展现的是人性的善良，以一个单纯而充满爱的小故事进入了美国乡村的岁月之旅。此片打动了众多影评家和观众的心，获第12届欧洲电影奖国际银幕奖、芝加哥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奖和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年度十大影片。不止一个人评论道：大卫-林奇又回来了。 2001年，林奇又回归到擅长的黑色诡异风格上来，编剧执导了以好莱坞为场景的悬念剧情片《穆赫兰道》。象《双峰》一样，这部影片本来是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ABC)作为系列剧创作的。然而，与林奇当初进入电视界不一样的是，在片子亮相前就被“枪毙”了。虽然林奇对这部2小时的片子补了又补，试图配得上电视观众的胃口，但仍然没有获得通过。失望之余，他转而前往欧洲市场寻求支持，希望能将他的这部片子改编成一部电影，最终得到了法国制片皮埃尔-埃德尔曼(Pierre Edelman)的支持。林奇说：“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秘密和好莱坞之梦的故事”。影片随着一名黑发女子遇上车祸丧失了记忆而展开，她遇上了前来好莱坞寻梦的女孩贝蒂(Betty)，两人一起寻找黑发女子的身世秘密。神秘人物、怪异场景、离奇故事和梦魇气氛，组成了林奇心中的好莱坞世界。此片在2001年第54届戛纳电影节上一经亮相，即得到一致赞赏，并授予了大卫-林奇最佳导演奖。接着林奇又凭借此片先后斩获了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奖，波士顿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及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奖，还被法国《电影手册》编辑与读者分别评选为2001年世界十佳影片、法国电影恺撒奖最佳外语片奖等，并第三次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导演提名。 作为战后出生的一代，大卫-林奇悠闲前卫。1967年，21岁出头的他就结婚成家，妻子佩吉-林奇(Peggy Lynch)于1974年去世。两人的女儿珍妮弗-钱伯斯-林奇(Jennifer Chambers Lynch)长大后继承了父业，1993年曾执导过惊悚恐怖片《盒装美人》(“Boxing Helena”)，执导手法大有其父的风范。1977年，林奇与第二位妻子玛丽-菲斯克(Mary Fisk)结婚，并生有二个儿子。有意思的是，画家出身的林奇曾对记者表示：“我对Flash动画技术非常感兴趣，希望能亲自导演和制作一部Flash卡通片”。超现实主义大师与Flash动画相结合，会出现什么视觉效果？ 获奖纪录； 2002年因《穆赫兰道》获第74届奥斯卡奖最佳导演提名 2002年因《穆赫兰道》获法国电影恺撒奖最佳外语片奖 2002年因《穆赫兰道》获法国《电影手册》2001年世界十佳影片 2002年因《穆赫兰道》获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奖 2001年因《穆赫兰道》获波士顿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 2001年因《穆赫兰道》获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奖 2001年因《穆赫兰道》获第54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1999年因《斯特雷特的故事》获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年度十大影片 1999年因《斯特雷特的故事》获芝加哥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奖 1999年因《斯特雷特的故事》获第12届欧洲电影奖国际银幕奖 1990年因《我心狂野》获第43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1987年因《蓝丝绒》获第59届奥斯卡奖最佳导演提名 1986年因《蓝丝绒》获波士顿影评协会最佳影片奖 1981年因《象人》获第53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提名 1981年因《象人》获第34届英国电影学院最佳影片奖 主要作品： 2001年《穆赫兰道》(“Mulholland Drive”) 1999年《斯特雷特的故事》(“The Straight Story”) 1997年《迷失的高速公路》(“Lost Highway”) 1994年《迷离情骸》(“Nadja”) 1992年《在空中》(“On the Air”) 1992年《双峰：与火同行》(“Twin Peaks: Fire Walk with Me”) 1990年《美国史》(“American Chronicles”) 1990年《我心狂野》(“Wild At Heart”) 1990年《双峰》(“Twin Peaks”) 1990年《心碎的梦想》(“Industrial Symphony N 1：The Dream of the Broken Hearted”) 1986年《蓝丝绒》(“Blue Velvet”) 1984年《沙丘》(“Dune”)(美国) 1980年《象人》(“The Elephant Man”) 1977年《橡皮头》(“Eraserhead”) 1974年《截肢者》(“The Amputee”) 1970年《祖母》(“The Grandmother”) 1968年《字母》(“The Alphabet”) 1967年《六个苍白的人影》(“Six Figures Getting Sick")
美国现有一万多种杂志，发行量在百万以上的有60多种。有影响的杂志如下： People 《人民》 Cosmopolitan women《世界妇女》 American Home 《美国家庭》 American Child 《美国儿童》 American Literature 《美国文学》 Scientific American 《美国科学》 Playboy 《花花公子》（只适合成年人阅读）
D 试题分析：罗斯福新政是一次成功的经济政策的调整，并非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经过调整，美国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新政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造成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故选D。点评：本题考查学生对重要历史概念的理解辨别能力。为了消除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影响，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新政，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指导，美国的经济缓慢地恢复过来。
《缤纷的生命》（[美]爱德华·威尔逊）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lWVtuFaQYAyBmSyPg 提取码：yc7i书名：缤纷的生命作者：[美]爱德华·威尔逊译者：金恒镳豆瓣评分：6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出版年份：2021-5页数：486内容简介：★爱德华·威尔逊典藏作品。一曲博物学家对地球缤纷生命的赞歌。★达尔文《物种起源》最佳续篇，媲美《寂静的春天》的环保作品，“生物多样性”开山之作。=============================================================【内容简介】我不想就拯救地球对人们进行说教，只想与众人分享自然世界的趣味。它是我们的归属之地。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爱德华•威尔逊这是一场生命的盛大冒险，威尔逊带领我们从洪荒一路走来，攀上热带雨林的浓密树冠，潜入神秘深邃的海底世界，看蚂蚁、蝴蝶、飞鸟、浮游生物等纷纷登场，上演一部辉煌伟大、异彩纷呈的地球生命演进史诗。从基因到物种再到生态系统，威尔逊以生物学家的博学多识、孩童般对自然之美的热情追逐，以及优美典雅的文字，勾勒出地球生命变迁的脉络，细致描绘了地球生命图景中教人屏息的绚丽景观。地球上的物种古老、独特而珍贵，每一个都是千百万年进化的杰作。地球生命既坚强又脆弱，历经五次大灭绝，从绝境中新生、繁衍、变异，才成就了自然界的丰富瑰丽。如今，它们却在人类的手中迅速凋零。威尔逊提醒我们，生物的多样性是维系世界之钥，更是驱动着生物进化的活力。人类应当回归为自然的一份子，珍视生命多样性这个宝藏。这是一部只有博物学家才能写就的精彩之作，被媒体赞誉为“自《寂静的春天》以来ZUI重要的HUAN保著作”。翻开这本书，它将以科学的理性与人文的真诚，撼动你的心灵。=============================================================【编辑推荐】“ZUI后的博物学家”、生物多样性之父、两届普利策奖得主爱德华·威尔逊典藏作品，达尔文《物种起源》ZUI佳续篇，《寂静的春天》以来ZUI重要的HUAN保作品，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开山之作。生动讲述辉煌伟大的地球生命演化史，一场对地球缤纷生命的赞歌和挽救。从热带雨林到海底世界，从基因到物种，再到生态系统，讲述物种的起源、进化、分化与死亡，描绘生物圈的复杂精妙及其重要性，人类对整个生物圈中的影响已然警钟长鸣。行文流畅优美，案例丰富独到，逻辑清晰紧凑，能够激发读者深入阅读和探索的乐趣，兼具科学QUAN威与阅读品位。内含16页精美彩色插图，记录威尔逊对自然的探索历程，展示自然世界和缤纷物种的曼妙；文中近百幅图表，不仅辅助文意理解，也是一场罕有的视觉盛宴和共鸣。畅销英、德、日等全球多个国家，斩获诸多奖项和荣誉，口碑不衰。荣获首届“大鹏自然好书奖”之“年度学术奖”、2016年度“十大自然好书”、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获奖作品、纽约公共图书馆科学类“世纪十大好书”、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推进“生物多样性”成为影响全球HUAN保的重要理念，为唤醒各国人民对生态HUAN保理念的认知做出重要贡献。=============================================================【媒体推荐】一本重要的书……一部对自然选择的惊人发现、对进化和神奇创造力的颂歌……威尔逊从人类面临生态灾难的角度，赞颂了多样的进化给人类带来的好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这是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最权威著作。哈佛大学顶尖的昆虫学者威尔逊，详细讲述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兴起和人类对其造成的巨大威胁。他情词恳切地呼吁人类要拯救动植物的多样性，注定会让所有年龄、所有背景的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威尔逊对自然之美与神秘的热情，对科学方法的一贯坚持，以及其卓越非凡的专业地位，为我们贡献了这部自《寂静的春天》以来最重要的环保著作。——《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这本书语言古典尔雅，科学可信。作者除了对自己科学经历和对大自然亲自体验的生动描述外，还有科学理性的阐述，呈献给读者的是一本具科学权威性的散文般语言的好书。——《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从达尔文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对生态学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自私的基因》作者）著名保护生物学家威尔逊在本书中说，生物多样性就是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一枝一叶总关情，无论是贵为国宝的熊猫，还是隐藏于人类视野之外的某种最微小的昆虫，皆是自然母亲最美妙的创造，皆是生命进化中最珍贵的果实。人类无法孤独地行走于天地之间，我们必须与万物同生共存。我们需要自然界，特别是那些看似荒野、实为家园的地方。潘文石 中国生物学界泰斗、“熊猫之父”当代杰出的演化论学者、普利策奖两度得主威尔逊教授，在此生动讲述生物多样性的内涵与意义，形成与维持，及其与环境伦理的关系。《缤纷的生命》彰显了当代博物学家的宏大视野和令人钦佩的学术抱负，它是当之无愧的经典。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文化倡导者作者简介：爱德华·威尔逊（ Edward O Wilson ）◎ 最具文采的科学家◎ 最博学多识的作家◎ “最后的博物学家”生于1929 年，当今美国生物学界的翘楚，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生物社会学”之父，“生物多样性”概念提出者。目前是哈佛 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昆虫馆的名誉馆长兼荣誉研究教授。先后获得100 多个国际性奖项，包括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克拉福德奖、日本的国际生物奖。 1996 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对当代美国影响最大的 25 位美国人之一。他热心投身环保事业，曾获世界自然基金会颁发的金质奖章、美国奥杜邦学会颁发的奥杜邦奖章等。威尔逊非常擅长著述，文笔优美，有 30 余部著作，先后以《论人性》和《蚂蚁》两度获得普利策奖。
回顾美国女权运动史，人们可以发现从1848年到1900年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四个州即怀俄明州(1890)、科罗拉多州(1893)以及爱达荷州和犹他州(1896)给予妇女选举权，而从1900年至1920年的短短二十年中，先后有三十二个州给予妇女选举权，并在宪法中得以确定。 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首先是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经济的发展带来广大妇女基本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1900年的人口统计报道，在美国近六百万妇女走出家庭靠挣钱为生。1890年到1900年之间，工厂中的女工数量比男工增长得快，它比出生率增长都快。到1910年，靠工资为生的妇女人数约九百万。这就意味着有九百万下层劳动妇女正在迅速地摆脱以父亲、丈夫为中心的家庭的控制，她们接受了自立的职责，同世上的男工们竞赛。（注：R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900-1915》New York 1963年版，P84-87。） 同时，二十世纪初，各种家庭电气用具出现，从电熨斗、电话机、电烤箱、电暖炉到洗衣机、吸尘器，使家务劳动越来越轻松。父亲白天工作在外，中餐往往也在外自行解决，以前落在母亲肩上的教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现在统统由学校和幼儿园承担了，医学的进步使许多疾病得到根治，母亲的困扰减少了。这些都使广大中产阶级妇女有了真正空闲的时间。她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社会意识，却苦于家务缠身无法全身心地投入社会活动。现在，现代化的技术解放了这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妇女，妇女参与社会的标志是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的成长，总联合会的成员从1898年的五万人增加到1914年的百万强。“对妇女的解放来说，这比历代英勇斗争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全部的鼓动宣传更有效力。” 纵观美国妇女运动的历程，二十世纪以前，无论在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殖民地时期、拓边开荒的西进时期还是被养在闺阁中的淑女时代，美国妇女一直没有离开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家，生育、性、教育后代始终是她们在家庭中的职责。只是在几次战争期间，许多原来不接受妇女的社会领域曾向妇女开放过，一旦战争结束，大门就关闭了，偶有一些妇女被关在门外，那数量也是微小的。妇女真正大规模的持久、坚定地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是在二十世纪初，其冲击力来自于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妇女在投身社会改革中，开阔了视野；广大女工在操纵机器中，为适应机器工业的技术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素养和文化素养。中下层妇女在共同的斗争中，感觉到团结的力量，共同走向自我觉醒。 第二，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到因性别而不给予选举权的无理和不公，也是促使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世界范围看，当时“在世界上的每一个立宪国家，趋于承认妇女与男子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的运动正在得到加强。在半打国家中，妇女已经完全获得了选举权，在英国，反对势力正在寻找投降的条件。”（注：R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900-1915》New York 1963年版，P84-87。）从美国国内看，长期以来，反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获得选举权是危险的。因为一旦妇女获得选举权，她们将会抛弃家庭和传统美德，性别的区分将日渐模糊，男人将失去他们的男性气质，妇女开始将自己扮演成男的。十九世纪末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深远变化使得反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二十世纪初，男人们日益依赖各种各样的已有妇女加入的利益集团和社团组织来代替或补遗选举政治上的参与。尽管妇女没有选举权，但妇女团体和组织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的通过。对那些有远见的政客来说，引导和利用妇女参与政治比阻止妇女介入政治领域更符合潮流。 更为重要的是，反女权主义者不再顽固地坚持选举权会使妇女脱离家庭。因为二十世纪初，社会已经分担了某些家庭功能。学校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教育职责，幼儿园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抚养职责，纺织厂、制衣厂、制皂厂等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女红”职责，快餐业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烹饪职责，可以说，除了性爱和生孩子这两项职责社会无法承担外，其它的家庭功能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不同程度上交给社会，社会是扩大了的家庭，社会在发挥这些功能时依旧需要妇女的参与。因此，妇女没有脱离家庭，而是从原来的小家走向社会这个大家。正如1910年女权主义者兼新闻撰稿人丽莎·切尔德·多拉强调说：“妇女的空间是家——家不是四面围墙的小家，家就是这个社会，家庭就是这个住满了人的城市，学校是真正的育儿室。而且，这个家和这个家庭都需要他们的母亲。”（注：见《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4年第三期之Paula·baker:《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Wome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ociety 1780-1920》，P632。） 多拉的理论紧紧抓住“家”这个基点，为广大妇女参与社会提供了新视角。同时，美国的联邦、州、市、各级政府也转变职能，过去它们主要围绕分裂主义、种族问题和经济政策展开工作，现在它们不断增强在社会福利和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致力于改进学校、医院、救济院和其它公共服务设施。这些工作即使在反女权主义者看来，也比较适合女性介入。于是许多妇女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她们着力于监狱改造、健康教育和服装改革，帮助老人、穷人和儿童，争取立法制止卖淫，保护已婚妇女的财产权，反对童工，维护女工的基本权利等。涌现了简·亚当斯、艾·塔贝尔、利莲·沃尔德等杰出女性。她们以事实证明，妇女参与社会不仅没有剥夺男人的男性气质，反而运用自己的女性气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反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多的人趋于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女性参与的社会才是完美的社会，有女性参与的政治才是完美的政治。就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来说，他原来的理想女性是多生多育，贤妻良母，认为“就是给予妇女选举权，也不能给妇女的处境带来重大的改善。”（注：《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李剑鸣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P126。）然而，到了1912年，罗斯福公开表示赞同男女平等，并在进步党党纲中写入了平等选举权条款。 第三，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离不开第二代女权运动领导人成功的策略。 以卡里·查普曼·卡特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毕竟生活在与以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比较两代领导人，不难发现，第一代领导人长于理论，着眼于女性的“自我之孤独”，第二代领导人长于策略，着眼于科学、种族、效力和合作等诸方面。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从“人人生而平等”出发，要求给予妇女同男子一样的权利。她们以《独立宣言》为样本，用“男人”一词代替“乔治国王”，提出了十八点不满和十二点建议，构成《塞内卡富尔斯宣言》的主要内容。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也在其《自我之孤独》一文中，一再强调男女平等的公正性，她写道：“既然短暂的时光乃至永久岁月所带来的欢乐和痛苦，男女一样平分，那么男人想在投票箱前、在王位上代表妇女，想在国家中代妇女投票，在教堂里代妇女祈祷，在家庭里高居圣坛之上、扮演神父角色，这岂不是霸道之至吗？”同时她又呼吁为妇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求得“自主权”，因为“最能提高人的判断力，最能激发人的良知的莫过于个人的责任。最能增添个性尊严的莫过于承认个人自主权，莫过于——普遍承认——人人拥有平等地位的权利。”“假如一个女子被视为公民，视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一个成员，那么，根据我们政府的基本原则，她就应该享有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同样权利。”（注：Barbara Welter:《The Women Ques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1973年版，P85-86。） 其中，自主权中的重要一项是选举权。1894年，斯坦顿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选举权——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与斯坦顿的自然权利说不同，卡特更强调选举的功效。1918年，她说，她不知道选举权是什么，是权利？是义务？是特权？但是，“不管它是什么，反正妇女们要它。”（注：Barbara Welter:《The Women Ques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1973年版，P84）。因为首先，承认选举权的合法性不同于承认人权和公正；其次，无论以什么理由要求来的妇女选举权，它都将带来最有利的回应，那就是对社会有益。一旦妇女获得选举权，它将增强妇女承担政府职能的兴趣和领悟能力；妇女通过对公民权概念的亲身体验，提高教育孩子的能力，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母亲；妇女获得与丈夫平等的地位，打破夫妻之间一方卑躬屈膝，另一方残暴专横的不公正关系，从而更有利于妇女成为一个好妻子。总之，妇女获得选举权不单为了自身的自由，更是为了改造社会和维护家庭。 强调获得选举权对社会的有益性比强调获得选举权的公正性更有助于赢得社会对女权运动的支持，这是第二代领导人比第一代领导人的高明之处。 其次，与早期女权运动相比，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的目标更为专一，那就是集中赢得选举权。妇女要争取的自身权利不只选举权一项，但选举权无疑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一项。因为一旦妇女们获得了选举权，就可以选举妇女自己的代表和愿意替妇女说明的代表，在国会就有了妇女自己的声音。一旦妇女获得了选举权，那妇女们面临的其它问题，诸如社会地位低下，受教育机会少，多生多育的痛苦，工作报酬不公，恋爱婚姻的不自由等等，皆可迎刃而解。一句话，运用选举权，妇女们可以获得男性社会中得不到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完善，承担对社会的警觉和责任。所以，争取选举权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将目标缩小到选举权一项，有利于集中赢得最后的胜利。 不可否认，斯坦顿、安东尼、露西·斯通等，她们是美国妇女运动的奠基人，为女权运动作出了辉煌的贡献，并留下了许多里程碑式的女权理论著作。但是，在运动的具体操作中存在着不少遗憾。例如，女权运动曾被废奴运动和禁酒运动转移过方向，1869年开始的斯坦顿和露西·斯通的分庭抗礼一度削弱了女权运动的力量。 第二代女权运动领导人吸取了第一代领导人的经验和教训。她们从废权运动中获取灵感和政治技巧，创立了一套有别于分裂主义的理论体系，在领导禁酒运动中日渐突破禁酒的初衷，与人民党、劳工党和基督教会并肩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全力以赴争取选举权的获得，目标的专一性增强了运动的战斗力。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在斗争方式上分岐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互相支持，互相宽容。例如卡特尽管对国会联盟的领导人艾丽丝·保罗的过激斗争手段持不同看法，但仍然承认艾丽丝·保罗等人在妇女运动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她的领导下，美国妇女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合作。在斗争策略上，第二代领导人指出，选举权获得的关键是踏实的行动，而不是理论的争辩。为此，她们不再停留在演讲呼吁和著书立说上，而是举行游行示威，采取纠察、诘难政治候选人、绝食等方式，更加广泛地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并创立“世界妇女党”。此外，第二代领导人还抛弃了原来的一州一州获得选举的逐州战略，而是自西向东集中赢得整个国家的修正案。 由于她们比十九世纪的第一代女权运动领导人才更具专一性、合作性、务实性和策略性，因此，这场铺天盖地的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终于取得圆满成功。 此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影响下，美国出现了夏绿蒂·帕金斯·吉尔曼和埃玛·戈尔德曼等一些左派女权主义者，她们攻击婚姻制度，攻击家庭，认为家庭是妇女的监狱，使妇女成为社会“白痴”，从而危及整个文明的进步。对男性社会统治者来说，这些左派女权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还不如满足女权主义者的要求，给予妇女选举权。正如一位选举积极分子对吉尔曼说的那样：“因为你们要的东西比我们要的东西糟得多，所以，他们会为了逃避你们的要求而满足我们的要求。”（注：《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王政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6月，P25。） 第四，玛格丽特·桑格领导的节育运动加速了二十世纪初美国妇女解放的进程。 朱丽叶·米切尔指出：“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本质上，她们的存在受制于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P20-21。）设想一个妇女一生中最有活力的生命阶段陷于怀孕、生育、哺乳和流产等这种自然生理状态，那么她如何有时间承担社会角色？又如何有时间争取政治权利？现存伊·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的通信材料显示，斯坦顿抱怨自己被婚姻和母性夺去了时间和精力，而老处女安东尼则催促她将家务放在一边，尽快起草一份立法申请。斯坦顿回信道：“一旦你逼我太甚，我将再生个小孩，听仔细了，不要逼我走出这一步！”（注：Barbara Welter:《The Women Ques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1973年版，P81。）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妇女一直可获得一些技术手段来控制生育，但这些手段往往是残忍和危险的（例如溺婴和堕胎），历史学家林达·戈顿指出：“渴望安全的流产和避孕，由此带来的问题使妇女产生了共同的女性经验……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她们甘冒巨大的风险，来赢得一小块空间支配自己的生活”（注：《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四期之《妇女史的挑战》〔美〕吉达·勒纳著，P42。） 美国的节育运动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但作为一场现代运动在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年得以迅速发展，这离不开玛格丽特·桑格的努力。 玛格丽特·桑格1900年随夫迁往纽约，长期在贫困的纽约下东区从事医护工作。期间，她亲眼目睹了该地妇女怀孕不止带来的悲惨情景。据当时的统计，在美国每年因不愿养育而自愿堕胎致死的约5万，不满一岁死亡的婴儿年逾30万。（注：《域外女性》陶洁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会性1995年6月，P244。）桑格决心为解除这一痛苦而战。在《妇女和新人类》一书中，她写道：“掌握自由的手段既是妇女的特权，也是妇女的义务。”她进一步指出“自由的民族不可能由奴隶的母亲们生出……一个妇女不能称自己为自由人，除非她拥有和掌握自己的身体。一个妇女不能称自己为自由人，除非她能自觉地决定是否将做母亲。”（注：《美国读本》〔美〕戴安娜·拉维奇 林本椿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P581-582。） 1873年，纽约取缔卖淫协会负责人安东尼·康斯托克通过游说，使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认为避孕是诲淫行为。但是，桑格不顾这些，决定同这项男人制定的法律作斗争。她第一次创造了“节育”这个词。1913年她自费创办全美第一份宣传节育的杂志——《妇女革命》双月刊，还编写全美第一本指导避孕的小册子——《家庭节育须知：一个护士对妇女的忠告》。1916年，桑格在布鲁克林创办了全国第一家节育诊所，成千上万的妇女排队候诊。她一生八次入狱，面对谴责，桑格从容不迫地在法庭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宣传节育的必要性。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她、支持她，最终法庭不得不对某些法律从宽解释，允许使用某些避孕手段。一战期间，美国政府还将她的《节育须知》更名《士兵须知》发下，各地开始建立节育诊所，推动计划生育工作，探索更为先进的避孕方法。 节育运动的成效从1910年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可见一斑：美国的人口增长率1820--1880年为26%，1880--1890年为9%，1890--1900年为7%，1900--1910年为21%，1910--1920年则骤降至15%。（注：HVFaulkner:《The Quest forSocial Justice 1898-1914》The Macmillam Company 1931年版，P163。）这期间的人口增长率还包括一千二百万移民的涌入，这更加说明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节育运动的推进，现代避孕法的推广，意味着人类生备之后，妇女才能在除去再生产职能之外，追求她们的自我价值，因此，玛格丽特·桑格领导的节育运动对二十世纪初美国妇女的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催化剂。 与美国历史上的历次战争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们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继续操持家务，另一方面为战时努力做了巨大的贡献。她们成立了“妇女服务全国联盟”(The National League for Women's Service)，在各个州建立支部，组织志愿者保养、维修汽车，充当掩护部队服装的试验者，在红十字会当护士，甚至有农田女工队征召、训练和安排15000名妇女参加遍布20个州的农场劳动，这些妇女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她们跟男人们一样，为山姆大叔贡献着一切能贡献的。妇女们的工作不仅显示了强烈的爱国心和充沛的组织能力，解决了战时劳动力缺乏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她们的工作证明了她们有充分的潜力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角色的挑战，许多男人能干的活她们一样能干，而且一样干得好！ 1918年8月28日，《纽约时报》对农田女工是这样评价的：“农田女工不是一个玩笑，她是这次战斗中的推动因素。”同年4月，威尔逊总统赞扬她们是国家的引导者。（注：《Clio Was a Woma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Women》edited by MEDeutrich and VCPurdy Howard University PressWashington D C 1980年版，P142。） 妇女参与一战的各项活动都是在妇女组织有秩序的领导下进行的，它们构成妇女运动的一部分，随着人们对妇女看法的进一步改变，妇女运动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终于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即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通过，2500万美国成年妇女和男子一样拥有了选举权。 综上所述，促进二十世纪初美国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冲击。同时，妇女们对这场现代化作出积极回应，一方面投身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另一方面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既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传统观念，又激发了广大妇女的觉醒意识。借助于这些因素的共同推进，以卡特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踩在斯坦顿、安东尼等第一代领导人的肩膀上，在二十世纪初，迎来了美国女权运动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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