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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史学,顾名思义就是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所谓历史比较研究,就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和验证对历史的认识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历史比较研究在酉方从史学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出现了,希罗多德、塔西陀等古典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曾运用过比较的方法,近代历史学家也都不同程度的把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加以纵向和横向的对比,通过对比来说明他们庞大的思想体系。孔德把比较研究作为探求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主要方法,并列举了比较研究的三种方式,这是对历史比较方法的最早的理论探索。但比较研究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系统的史学流派却是20世纪初的事情。 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为历史学家所接受。1900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比较历史学代表大会”,这标志着比较史学作为一个史学流派开始出现。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是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布洛克在1928年发表的《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外文中,提出了比较完善和系统的比较史学的理论。他认为历史比较研究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象之间要有一定的类似性,二是要有一定的共同点。比较研究在历史学中大致有三种用法:验证和解释假说;发现不同社会的独特性;提出新的问题。布洛克还身体力行,写出了《封建社会》这部被认为是历史比较研究典范的著作。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当代历史学家之所以非常重视比较史学,皆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布洛克的教导和他作出的榜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较史学进人了新的发展阶段,历史学家把历史比较研究的范围从欧洲扩大到全世界;更多地注意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在整个西方兴起一个比较史学“热”,专门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1952年,联邦德国史学家阿尔诺和安内利赛出版了《比较世界史》一书,受到广泛欢迎。1958年,一些西方史学家在荷兰海牙宣布成立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会,并出版了《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季刊。史学家还加强了在比较史学方面的国际合作,50年代以来的历次国际史学家大会都有比较史学方面的议题。1980年,在西德召开了战后社会历史比较讨论会;1982年,在葡萄牙召开了比较历史社会学讨论会。 60年代中期,比较史学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1966年,美国出版了两部比较史学巨著,轰动世界。一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历史的研究》;另一部是巴林顿·穆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主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不是以经济为标准,而是以社会结构和政治为标准,把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分为七类八.英国、法国;2.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3.西欧。北欧、东欧;4.拉美;5.苏联、日本、中国;6.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北非;7.中南非洲和亚洲少数地区。名次越前,现代化程度越高。这部书的观点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但在当时却代表了比较历史学的最高水平。布莱克后来还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对日本、德国、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76年,他出版了《比较现代化论文集》。 穆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也是探讨现代化问题的,但是他不像布莱克那样注重国家结构和文化传统,而是注重社会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的作用。他认为世界各国现代化走了三条不同的途径:1.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向资本主义民主制;2.通过上层改革走向法西斯主义;3.通过农民革命走向共产主义。穆尔的书出版以后,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先后再版了9次,和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埃米尔·德克海姆的《论自杀》并称为本世纪社会科学三大名著。 在布莱克和穆尔之后,更多的学者参加到比较史学的行列,1968年,历史学家伍德沃德主编了一本《美国史比较探讨》论文集,共收人论文24篇。1978年,在第93届美国史学会年会上,比较史学成为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1980年10月号、12月号和1982年2月号的《美国历史评论》杂志还先后开辟了“比较史学的理论与实际”讨论专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比较史学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对比较史学进行方法论上的探讨。这些探讨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比较史学的分类问题。有关这一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论著是哈佛大学教授斯哥克波尔1980年在《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历史比较在宏观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她把最近十几年来美国发表的比较史学著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历史实例的对比来证明某一理论的观点;第二类是通过历史比较来发现某一具体事实的特性和影响;第三类是通过历史比较进行宏观的因果分析。斯哥克波尔还对每一类历史比较著作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用大量实例作了说明。 第二,比较史学的意义和作用。穆尔在《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指出,历史比较研究有三个优点,一是导致提出有用的问题;二是从反面检验已被接受的历史解释;三是推导出新的历史结论。1985年,美国史学家格鲁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比较史学有四种用途:可以使我们看到单一结构中不太明朗的问题;为需要探讨的历史问题下更精确的定义;确定适合于某一历史问题的史料和方法;对某一理论和历史的因果关系作出说明。格鲁还强调指出,不见得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必须应用比较方法,而且应用历史比较方法也不一定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即使是拙劣的历史比较也比其他错误形式的历史研究更能启发读者去进行有益的思考。他还认为,是否应用历史比较方法,决定于历史学家是否具备探索的精神和开放的态度。格鲁的这番话使许多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深受鼓舞。 第三,比较史学的问题。美国的史学家们在肯定比较史学功用的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比较史学目前存在的一些弱点: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在整个历史研究的队伍中属少数,主要是由于美国大学生的专业设置相对狭小,也没有相应的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全国又缺少独立的比较史学杂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学家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积极性;比较研究往往缺乏深度,主要表现为某些学者知识面的狭窄,总是根据自己是否熟悉来选择比较对象,方法上也过于简单,许多著作都是先陈述一个事实,再陈述另一个事实,最后以一个简单的结论概括异同。因此,历史学家应当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理论素养,加强方法论的训练。尽管如此,美国史学界对比较史学的前景仍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历史比较研究是史学进步的标志,因为它冲破了几百年来危害史学发展的地理上和方法上的狭隘主义,代表了当今科学走向综合的时代趋势,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摘自: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校世界史配套教材·现代卷》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教育类学术期刊 国家级遴选核心 中国知网 万方 维普全文收录 国际国内双刊号 CN13-9000/G ISSN2095-6711社内征稿 正规期刊,新闻出版总署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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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隔岸观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3.《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4.《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2002年作为《美国通史》第1卷重印;2006年收入“中国文库”。5.《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6.《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 《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 1、 《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与政府改革》(张友伦、李剑鸣主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2月。2、《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李剑鸣、章彤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最新修订版,1997年7月。3、《20世纪美国和加拿大社会发展研究》(李剑鸣、杨令侠主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4、《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李剑鸣、杨令侠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5、《世界历史上的民主与民主化》,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1月。《外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丛书》(6册,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11-2013年。 “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及其启示”,《世界历史评论》第2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11月)“美国革命时期关于代表制的分歧与争论”,《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戈登·伍德与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在雅典和罗马之间——古典传统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史学月刊》2011年第9期,第108-124页。“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第3-29页。“历史语义学、语境主义与政治思想史研究”,丛日云、庞金友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方法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253页。“‘危机’想象与美国革命的特征”,《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世界历史上的民主与民主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史学集刊》,2009年第5期。“‘大’与‘小’的关系及其他——现代史学写作的挑战与应对”,《历史教学》,2009年8月上半月刊。“‘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历史语境、史学语境与史料的解读——以弗吉尼亚批准美国宪法大会中一条材料的解读为例”,《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回顾与前瞻”,《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历史研究中的求知与求用”,《历史教学》2006年第2期。“历史解释建构中的理解问题”,《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学术规范建设与世界史研究”,《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南开学报》2003年第2期。“美国殖民地时期的人口变动及其意义”,《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英国对殖民地的政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美国殖民地时期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辩论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土地问题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的重要性”,《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世界史研究规范化问题刍议”,《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美国印第安人和白人文化关系的历史考察”,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博士文库·历史学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种族问题与美国史学”,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20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关于20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美国现代史学中的相对主义思潮”,《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美国史研究中的文化隔膜问题”,《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本世纪初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世界历史》1994年第2期。“美国土著部落地位的演变与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两个半球汇合与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命运”,载黄邦和等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美国研究》1993年第3期。“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的形成与作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加拿大与美国独立战争”,《历史教学》1992年第4期。“西奥多·罗斯福的史学成就”,《历史教学》1992年第8期。“两个世界文明汇合与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命运”,《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论美国印第安人的教育问题”,《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12期。“关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美国研究》1992年第1期。“美国联邦行政权力的历史演变”,《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奴隶制、南北妥协与美国社会发展”,《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评西奥多·罗斯福”,载张友伦等主编《日美问题论丛》,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论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的国内政策”,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二十世纪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社会改革”,《南开史学》1988年第1期。“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美国资本主义合理化进程论纲”,《南开研究生论坛》1987年第4期。“也评美国内战前的几次妥协”,《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 “自律的学术共同体与合理的学术评价”,《清华学报》,2014年第4期。“‘山重水覆’抑或‘柳暗花明’——记费城的一次美国革命史研讨会”,《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10期。“外国史研究中的材料问题”,《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九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宏大叙事与世界史研究”,《经济-社会史评论》,三联书店,2012年。“探索世界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文化史’的方法论启示”,《史学月刊》2012年第2期。“网络史学的神话与实际”,《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他们在美国发现了什么”,《博览群书》2011年第3期。“一个时代的背影——杨生茂教授的学术贡献与地位”,《美国研究》2010年第2期。“政治史研究的新取向”,《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读书与精神的重建”,《博览群书》2009年第10期。“世界通史教科书编纂刍议”,《史学月刊》,2009年第10期。“从国际学术的维度审视中国当代学术”,《云梦学刊》2009年第4期。“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美国历史”,《博览群书》2009年第6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美国早期史”,《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精读几本书”,《南方周末》,2007年10月18日D26版。“对美国自由的一种历史阐释”,《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并非‘完美主义者’的遗憾”,《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探索中国美国史学发展的路径”,《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美国宪法何以成为‘活着的宪法’”,《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意飘云物外:周基堃教授印象记”,《学术界》2000年第2期。“学术训练与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富兰克林和他的《穷理查德历书》”,载《穷理查德历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建设”,《湘潭师院学报》1999年第1期。“民主的考验和考验中的民主”,《读书》1999年第2期。“个性与学识兼备乃为良史”,《书摘》1998年第9期。“一面历史的镜子”,《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读后”,《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评《美国的崛起》”,《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9期。“杨生茂教授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人与神共同拥有的世界”,《湘潭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探索美国历史的新视野”,《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一部工具书的启示”,《读书》1992年第3期。“创新求实继往开来”,《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罗伯斯比尔的悲剧”,《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3期。“可贵者胆所求者新”,《世界历史》1988年第5期。 “美国史学界对西奥多·罗斯福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1期。

1936年,红军组织东征部队,准备东渡黄河对日军作战。红军从子长县出发,挺进到清涧县高杰村的袁家沟一带时,部队在这里休整了16天。2月5日至20日,毛泽东在这里居住期间,曾下过一场大雪,长城内外白雪皑皑,隆起的秦晋高原,冰封雪盖。天气严寒,连平日奔腾咆哮的黄河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失去了往日的波涛。毛泽东当时住在农民白治民家中,深夜。见此情景,颇有感触,填写了这首词。《沁园春·雪》最早发表于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后正式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扩展资料:《沁园春·雪》是近代词人毛泽东于1936年2月创作的一首词。该词上片描写北国壮丽的雪景,纵横千万里,展示了大气磅礴、旷达豪迈的意境,抒发了词人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下片议论抒情,重点评论历史人物,歌颂当代英雄,抒发无产阶级要做世界的真正主人的豪情壮志。全词熔写景、议论和抒情于一炉,意境壮美,气势阪宏,感情奔放,胸襟豪迈,颇能代表毛泽东诗词的豪放风格。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突出体现了毛泽东词风的雄健、大气。作为领袖毛泽东的博大的胸襟和抱负,与广阔雄奇的北国雪景发生同构,作者目接“千里”“万里”,“欲与天公试比高”;视通几千年,指点江山主沉浮。充分展示了雄阔豪放、气势磅礴的风格。全词用字遣词,设喻用典,明快有力,挥洒自如,辞义畅达,一泻千里。全词合律入韵,似无意而为之。虽属旧体却给读者以面貌一新之感。不单是从词境中表达出的新的精神世界,而首先是意象表达系统的词语,鲜活生动,凝练通俗,易诵易唱易记。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沁园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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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诞辰(1802年) -------------------------------------------------------------------------------- 维克多·雨果于1802年2月25日出生在法国贝桑松的一个军官家庭。他在中学时代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文学活动是从他为《文学保守派》杂志写稿开始的。由于家庭的影响,雨果最初的诗颁大翻滚颂保工主义和宗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伊斯兰特》获撤了小说家诺蒂埃的赞赏。与诺蒂埃的结缘,促使雨果开始转向浪漫主义产逐獭成为没级派的首领。1827年雨果.为自己的剧本《克伦威尔》写了长篇序言,即著名的浪漫派文艺宣言。在序言中雨果反对古典主义的艺术观点,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坚持不要公式化地而是具体地表现情节。他特别宣扬了真善美与伪恶丑对照的原则。这篇序言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830年,雨果浪漫戏剧代表作《欧那尼》的公开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决定性胜利。 1830年七月革命后,雨果在政治上进一步走上左翼的道路,他的长篇名著《巴黎圣母院》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部作品奠定了雨果作为著名小说家的声誉。 1848年“二河革命”开始时,雨果已成为坚定的共和党人,并当选为制宪会议的成员,成为法国国民议会中社会民主左派的领袖。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雨果立即发表宣言进行反抗,不幸遭到失败。同年12月,雨果被迫逃亡到布鲁塞尔。 在长达19年的流亡生活期间,雨果始终坚持对拿破仑三世独裁政权的斗争,并坚持写作。1852年,他出版了对拿破仑三世进行李或嘲骂的政治小册子《小拿破仑》。同年春,他又写了《一件罪行的始末》,对反革命篡权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和无情的揭露。 雨果一生追随时代步伐前进,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61年,当雨果得知英法侵略者纵火焚烧了圆明园后发出了满腔义愤。他义正辞严地写道:“法兰西帝国从这次胜利中获得了一半赃物,现在它只天真得仿佛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似的,将圆明国辉煌的掠夺物象出来展览。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清洗罪责,把这些财富还给被劫掠的中国。” 1885年5月22日,法国伟大的民族诗人、著名小说家维克多·雨果在巴黎与世长辞。一百多年来,法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直缅怀这位伟大的法国文化先驱者。雨果的不朽名著《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小说杰作至今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这首送别诗有它自己特殊的情味。它不同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那种少年刚肠的离别,也不同于王维《渭城曲》那种深情体贴的离别。这首诗,可以说是表现一种充满诗意的离别。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还因为这次离别跟一个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季节、繁华的地区相联系,在愉快的分手中还带着诗人李白的向往,这就使得这次离别有着无比的诗意。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正当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几乎象黄金一般美好。比李白大十多岁的孟浩然,这时已经诗名满天下。他给李白的印象是陶醉在山水之间,自由而愉快,所以李白在《赠孟浩然》诗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再说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到扬州,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而扬州呢?更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地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

“故人西辞黄鹤楼”,这一句不光是为了点题,更因为黄鹤楼乃天下名胜,可能是两位诗人经常流连聚会之所。因此一提到黄鹤楼,就带出种种与此处有关的富于诗意的生活内容。而黄鹤楼本身呢?又是传说仙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这和李白心目中这次孟浩然愉快地去扬州,又构成一种联想,增加了那种愉快的、畅想曲的气氛。“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上加“烟花”二字,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烟花者,烟雾迷蒙,繁花似锦也。给人的感觉决不是一片地、一朵花,而是看不尽、看不透的大片阳春烟景。三月,固然是烟花之时,而开元时代繁华的长江下游,又何尝不是烟花之地呢?“烟花三月”,不仅再现了那暮春时节、繁华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时代气氛。此句意境优美,文字绮丽,清人孙洙誉为“千古丽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的后两句看起来似乎是写景,但在写景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细节。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李白的目光望着帆影,一直看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可见目送时间之长。帆影已经消逝了,然而李白还在翘首凝望,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荡荡地流向远远的水天交接之处。“唯见长江天际流”,是眼前景象,可是谁又能说是单纯写景呢?李白对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不正体现在这富有诗意的神驰目注之中吗?诗人的心潮起伏,不正象浩浩东去的一江春水吗?总之,这一场极富诗意的、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对李白来说,又是带着一片向往之情的离别,被诗人用绚烂的阳春三月的景色,用放舟长江的宽阔画面,用目送孤帆远影的细节,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这首送别诗有它自己特殊的情味。它不同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那种少年刚肠的离别,也不同于王维《渭城曲》那种深情体贴的离别。这首诗,可以说是表现一种充满诗意的离别。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还因为这次离别跟一个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季节、繁华的地区相联系,在愉快的分手中还带着诗人李白的向往,这就使得这次离别有着无比的诗意。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正当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几乎象黄金一般美好。比李白大十多岁的孟浩然,这时已经诗名满天下。他给李白的印象是陶醉在山水之间,自由而愉快,所以李白在《赠孟浩然》诗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再说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到扬州,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而扬州呢?更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地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故人西辞黄鹤楼”,这一句不光是为了点题,更因为黄鹤楼乃天下名胜,可能是两位诗人经常流连聚会之所。因此一提到黄鹤楼,就带出种种与此处有关的富于诗意的生活内容。而黄鹤楼本身呢?又是传说仙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这和李白心目中这次孟浩然愉快地去扬州,又构成一种联想,增加了那种愉快的、畅想曲的气氛。

“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上加“烟花”二字,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烟花者,烟雾迷蒙,繁花似锦也。给人的感觉决不是一片地、一朵花,而是看不尽、看不透的大片阳春烟景。三月,固然是烟花之时,而开元时代繁华的长江下游,又何尝不是烟花之地呢?“烟花三月”,不仅再现了那暮春时节、繁华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时代气氛。此句意境优美,文字绮丽,清人孙洙誉为“千古丽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的后两句看起来似乎是写景,但在写景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细节。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李白的目光望着帆影,一直看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可见目送时间之长。帆影已经消逝了,然而李白还在翘首凝望,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荡荡地流向远远的水天交接之处。“唯见长江天际流”,是眼前景象,可是谁又能说是单纯写景呢?李白对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不正体现在这富有诗意的神驰目注之中吗?诗人的心潮起伏,不正象浩浩东去的一江春水吗?总之,这一场极富诗意的、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对李白来说,又是带着一片向往之情的离别,被诗人用绚烂的阳春三月的景色,用放舟长江的宽阔画面,用目送孤帆远影的细节,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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